行政司法保护论文

摘要：首先，本文对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冲突的表现予以总结归纳，对其直接冲突和间接冲突分别进行了说明；然后，又对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冲突的协调展开了讨论，包括完善知识产权行政与司法保护衔接机制与逐步完善知识产权立法两个重要方面。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行政司法保护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行政司法保护论文 篇1：

版权行政保护的边界及其与司法保护的衔接论

【摘 要】版权行政保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确立的与司法保护并行的版权保护的主要方式之一。基于版权行政保护的有限性，充分发挥版权行政保护的优势和《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对版权行政保护进行边界设定，构建其与司法保护的衔接机制十分必要。采取行政裁决机制和司法保护之间的有效衔接、严格规定版权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转换的标准，以及构建版权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之间的综合协调机制等措施，可有效构建版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之间的科学衔接机制，促进版权保护整体效能的提高。

【关  键  词】《著作权法》;版权;行政保护;司法保护;衔接机制

【作者单位】王立新，重庆人文科技学院;王之晓，南昌大学法学院。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规划课题“法治思维下重庆民办高校依法治教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6SKGH216）。

行政保护较司法保护具有更强的专业性、主动性以及更丰富的经验，因而具有更高的保护效率，成为当前我国版权保护的主要方式。然而，从法理学的意义上来讲，行政资源和行政权力的有限性，决定了版权行政保护的有限性，版权的行政保护必须符合有限行政的理念，为其设定相应的边界。另外，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讲，根据现行《著作权法》的规定，我国对版权的保护同时包括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两种方式[1]。版权行政保护必须限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只有设定了版权行政保护的边界，司法保护的边界才会明确，两者才能在各司其职的基础上实现顺利衔接。因此，从法理逻辑和法律规定上确定版权行政保护的边界，以此为基础，针对当前版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之间衔接存在的问题，为两者之间的密切配合和相互促进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对于版权行政保护作用的充分发挥具有重要意义。

一、版权行政保护的边界设定及其与司法保护衔接的必要性

我国的版权行政保护开始于1985年成立国家版权局，经过30多年的发展，当前的版权行政保护已经具备较为丰富的经验，拥有专业性较强的执法队伍，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促进版权保护的成绩。然而，在版权保护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日益增加的现代社会，现有的以行政保护为主的方式已不能满足充分促进版权保护的需要，由此，现行《著作权法》在强调行政保护的同时还设定了司法保护。根据当前《著作权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版权保护的具体情况，为版权行政保護设定必要边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与司法保护衔接的相关机制，对版权行政保护的健康开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讲，版权行政保护的边界设定及其与司法保护衔接的必要性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版权行政保护的有限性

相对于司法保护，版权由于行政保护的专业性更强、效率更高，保护方式也更灵活[2]，因而能对版权的顺利实现起到可靠的保护作用。然而，行政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版权行政保护在法理逻辑上的有限性。为了使有限的版权行政保护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和合理的利用，就必须为其设定相应的边界。版权行政保护边界的设定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应当充分发挥版权行政保护在专业和效率方面的优势，将适合版权行政保护的领域，如行政惩罚、行政管理和行政裁决等纳入版权行政保护的范围内，这意味着适合版权行政保护的领域不便被纳入司法保护的范围;另一方面，必须防止版权行政保护的过度扩张[3]，防止其进入不利于其发挥作用的版权司法保护领域，导致版权整体保护效能的降低。版权行政保护边界的设定同时意味着版权司法保护边界的设定，要保证两者之间的密切配合和协调，必然产生对两者顺利衔接的要求。

2.充分发挥版权行政保护优势的必然要求

1985年，我国成立了国家版权局，并开始了版权行政保护的历程。事实上，在1990年《著作权法》制定并施行之前，版权行政保护是我国版权实践中唯一有效的保护方式[4]。《著作权法》颁布之后，虽然其规定了版权司法保护的方式，但是版权行政保护仍然作为《著作权法》规定的主要版权保护方式之一，得到了法律的进一步承认。我国当前已经建立了包括国家和地方两级版权管理机构，同时还包括其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专业高效的版权行政保护执法体系。版权行政保护已经成为我国版权保护制度的重要优势和特色[5]。然而，要充分发挥版权行政保护的优势，就必须为其设定明确的边界，并与版权司法保护之间形成良好的衔接，使其在合理范围内的行政执法权力得到相关法律的明确支持和承认。

3.《著作权法》及相关法律对版权行政保护的具体规定

《著作权法》及相关法律明确规定了版权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并行的版权保护方式[6]，并分别对版权行政保护的范围和司法保护的范围进行了规定。在法治社会建设日益深入人心的现代社会，按照《著作权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版权行政保护是依法治国理念的基本要求。因此，在版权行政保护的实践中，必须严格按照《著作权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设定版权行政保护的具体界限，并与司法保护之间形成良好的衔接机制，为法治建设的顺利开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版权行政保护的边界及其与司法保护之间衔接的问题表现

1.现有法律对版权行政裁决功能的过度限制

当前版权行政保护的法律依据主要是《著作权法》及相关法律，这些法律规定的版权行政保护方式主要包括行政处罚和行政管理两方面内容。事实上，由于行政管理一般只涉及版权交易价格标准的确定和版权登记两部分内容，因此在版权行政保护中所占比重不大，具体实践中的版权行政保护主要集中在对各种版权侵权行为的行政处罚方面。而且，由于版权行政处罚还必须符合《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同时损害公共利益”要件，否则相关版权侵权案件就属于民事争议或者刑事规制的司法保护范畴[7]。也就是说，在版权行政保护的过程中，对于不涉及“同时损害公共利益”要件的版权侵权案件，行政机关对相关争议不存在任何裁决的权利。然而，从理论上讲，行政机关对不具备“同时损害公共利益”要件的案件进行行政裁决，可以充分发挥法律行政执法专业性强和效率高的优势，促进版权的整体保护，而且并不排斥后续的司法保护行为，因此其对于促进整体版权保护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这种对版权行政裁决功能进行过度限制的法律规定，大大限制了具有专业和效率优势的行政机关可能发挥的作用。如2016年9月被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查发的北京赵春广等七人侵犯著作权、窝藏案，号称1949年以来最大的盗版儿童图书案，执法人员在查获相关侵权出版物之后即将嫌疑人移交公安机关按照刑事诉讼程序处理，直到2018年4月刑事二审判决才最终生效[8]。

2.版权行政保护的过度扩张

虽然现行《著作权法》及相关法律对于版权行政处罚的范围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尤其是《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更是明文规定，只有满足“同时侵犯公共利益”要件的情况下，相关版权侵权行为才能通过行政处罚的方式予以制裁，其他情况下只能作为民事争议或刑事诉讼等方式实行司法保护。然而，《著作权法》仅仅只抽象规定了“同时侵权公共利益”的要件，而没有进一步明确“公共利益”的具体范围。事实上，由于人类行为的社会性，如果进行广义的解释，任何侵权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了相应的侵害，所以才会受到代表公共利益的国家法律的制裁。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任何版权侵权案件都可以被认为符合“同时侵犯公共利益”的法定要件，从而能够被纳入版权行政处罚的范围。版权行政保护的一贯强势以及法律规定的过于抽象，导致某些版权行政管理机关不仅将没有直接侵害公共利益的版权侵权行为纳入行政处罚的范畴，甚至对某些已经涉嫌侵犯著作权罪和非法经营罪的版权侵权刑事案件，也直接通过行政处罚程序直接结案的情况发生。

3.版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

版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作为《著作权法》规定的两种并行的版权保护措施，两者在实践中必然会出现需要相互配合和协调的情况，然而在当前的版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之间，这种必要的协调却非常缺乏[9]。具体来讲，这种缺乏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缺乏科学的版权案件裁决执行配合机制。版权司法保护的落实必须依靠相关裁决的执行，而这也几乎完全成为法院的事情，相应的行政机关一般只在法院要求时提供必要的协助，而不是积极主动地为相应裁决的落实进行跟踪和服务，从而保证其顺利落实。另一方面是行政保护过程中确认的事实不能直接在司法保护中予以认定。版权行政保护过程中，对于各种版权侵权事实都必须严格依照相关法律的规定予以取证，并根据法定的证明规制予以认定，其科学性和公信力毋庸置疑。然而，行政保护中认定的事实在相关案件移交刑事司法机关之后，只能作为普通的证据而不能直接在司法保护程序中予以认定，诉讼前的行政保护程序已经获得的相关证据和材料都必须在诉讼过程中作为全新的证据和材料重复举证和提交，这是否将造成宝贵的司法资源不必要的浪费，值得探讨。

三、版權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之间的衔接机制构建

1.行政裁决机制和司法保护之间的有效衔接

要改变当前版权行政保护中缺乏行政裁决机制，从而导致行政保护不能充分发挥自身专业性和效率优势的问题，就必须通过相关立法将行政裁决纳入《著作权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的版权行政保护关系之中，从而形成行政裁决机制和司法保护之间的有效衔接，通过发挥行政裁决的专业性强和效率高的优势，节约宝贵的司法保护资源，促进版权保护整体效能的提升。具体来讲，行政裁决机制和司法保护之间的有效衔接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首先，可通过对《著作权法》和相关法律的修改，规定版权行政管理部门对版权纠纷进行裁决的权力，而且这一行政裁决权力不受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同时侵害公共利益”条款的限制，亦即所有的版权纠纷案件均可以依申请或者依职权进行行政裁决。其次，可设立专门的版权行政裁决组织，这一组织作为各级版权管理部门的组成部分，承担版权纠纷行政裁决的责任，并为其制定专门的版权纠纷裁决程序。再次，版权行政裁决的结果并不具有终局性，当事人对相关裁决不服的，可以在规定的时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从而进入司法保护程序。

2.严格规定版权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转换的标准

明确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的范围，是防止版权行政保护过度扩张的关键。因此，有必要严格规定版权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转换的标准，严格禁止将涉嫌刑事犯罪的版权保护案件依照行政处罚程序结案。首先，应当通过修改《著作权法》及相关法律对“公共利益”这一限制条件进行明确的规定，杜绝行政机关对其进行过度扩大解释。如在《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及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公共利益”应仅仅包括直接的公共利益，而不包括间接的公共利益[10]，从而明确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各自的边界，为两者之间的顺利衔接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其次，可充分利用行政诉讼的监督作用。应当在《著作权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对版权行政管理机关过度扩张行政保护范围，尤其是针对版权行政管理机关对“公共利益”条款扩大解释以及不将构成犯罪的侵权案件移交给司法机关处理的行为，案件当事人可以对其提起行政诉讼[11]，从而保证版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的顺利衔接。

3.构建版权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之间的综合协调机制

为了使版权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两者之间能够密切配合，促进整体版权保护效能的提高，有必要构建版权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之间的综合协调机制。这一协调机制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应当建立版权司法裁决执行的行政协助机制。对于进入执行程序的版权纠纷案件，版权行政机关不仅应当在司法机关的要求下协助其执行，而且应当在相关法律中明确版权行政机关在接受司法机关执行协助要求之后对相关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和提供其他主动协助执行行为的义务，以充分发挥版权行政保护专业性强和效率高的优势，为版权司法保护的裁决执行提供可靠的行政辅助和保障。另一方面，有必要改变当前版权行政保护中的事实认定同司法保护中的事实认定完全独立的现状，在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行政保护中严格依照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进行的事实认定在进入诉讼程序之后仍然具有诉讼证据效力，除非当事人能够提出相关反证，诉讼程序中的法官可以直接认定行政解决程序中认定的事实。与此同时，为了保证行政保护中事实认定作为司法保护中证据的客观性，有必要对可以直接确认诉讼证据效力的事实认定范围进行明确的界定，如仅针对在相关文书中有明确记载表明严格遵守了举证责任原则的行政保护程序中的事实认定直接确认其诉讼证据效力。

总之，版权行政保护虽然是版权保护的主要方式之一，但必须与版权司法保护密切协调和配合才能充分发挥其对版权整体保护的促进作用。在版权行政保护的具体实践中，必须对其保护的边界进行科学的设定，对版权行政保护的边界及其与司法保护衔接的必要性进行科学论证，并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此为基础构建两者之间的衔接机制，这对于版权行政保护的有效开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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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最大盗版儿童绘本案涉案超9亿 系家族犯罪[EB/OL]. （2019-04-25）[2019-09-12]. https：//news. sina. cn/sh/2019-04-25/detail-ihvhiewr8170460.d.html？cid=56264&pos=11&v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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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段维. 版权的行政执法范围与权限[J]. 出版发行研究，2004（11）：61-63.

作者：王立新?王之晓

行政司法保护论文 篇2：

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的冲突与协调

摘要：首先，本文对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冲突的表现予以总结归纳，对其直接冲突和间接冲突分别进行了说明；然后，又对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冲突的协调展开了讨论，包括完善知识产权行政与司法保护衔接机制与逐步完善知识产权立法两个重要方面。

关键词：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司法保护

作者简介：刘瑞（1989-），女，天津人，天津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知识产权法。

在我国，知识产权的保护是通过行政手段与司法手段共同运作来实现的。由于二者之间缺乏必要的职能范围上的衔接，因此责任机构的双重性并未在此基础上形成协同合作的处理机制。这样一来，当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面对同一知识产权案件的受理时，就会各自依照本机构的保护标准进行审定，从而导致两个机构的处理结果不一致的情形出现。这一冲突不但对国家机构的权威性造成不利影响，同时也削弱了对知识产权犯罪的打击力度。因此，为了给知识产权提供良好的保护环境，必须对知识产权方面的执法标准进行规范，解决机构间的冲突。

一、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冲突的表现

（一）直接冲突

一旦发生了知识产权犯罪行为，带来的后果很有可能从直接受害人波及到整个公共秩序，从而对社会利益构成威胁。对于直接受害人来说，一般会选择依靠司法解决或行政处理两种维权途径；但对于公共秩序的扰乱，行政机构可直接进行干涉而无需经过案件当事人的申请，只需依照自身权利职责即可对违法行为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这样一来，司法机构与行政机构对案件得出的结论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分歧，但又在法律效力上难分高低，由此便产生了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中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的直接冲突。

1.私权保护中的直接冲突

这种类型的冲突主要发生在《专利法》和《商标法》中涉及到的相关违法行为的处理当中，具体可分三种情况：

第一种：当侵权行为发生以后，案件当事人以《专利法》或《商标法》为法律依据，首先向行政机构提出介入处理申请，而行政机构对侵权行为的发生不予认可[1]。这时案件当事人并未继续发起行政诉讼，而是转向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申请。法院会针对侵权案件展开全面调查，并很可能在审查后作出侵权行为成立的审判结果，这样就与行政机构的审定结果出现矛盾，引起直接冲突。

第二种：《专利法》和《商标法》中明确规定一旦侵权行为的构成通过了行政机构认定，可先就赔偿金额进行调解，若调解不成，当事人还可就赔偿金额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向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但法院会对整个案件进行重新审理，并可能在审理之后认定侵权行为不成立，同样与行政机构产生了直接冲突。

第三种：行政机构与司法机构处于不同的地方管辖范围内，对同一案件进行各自独立的审理并得出相应结论，很可能发生双方审判结果互相矛盾的情况。

2.公共利益保护中的冲突

由于知识产权具有一定的公益价值，因此有些知识产权犯罪行为会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误导，对正常有序的市场运行构成了危害，给知识产权管理带来破坏。正是因为此类行为同时构成了民事侵权和行政违法，因此侵权责任人应接受民事与行政的双重制裁[2]。其中，法院针对受害人的申请开展民事处理，而行政机构则从国家角度对危害公共秩序的违法行径进行行政处理。二者的工作程序在职能定位与处理目标上完全不同，且极有可能在最终审理判决中无法取得共识，从而引起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的直接冲突。

（二）间接冲突

1.知识产权侵权与确权之间的冲突

无论是商标权，还是专利权，都是在通过行政审查之后生效的。法律对不具备授权资格的专利或商标权专门设置了确权程序，用来维护公众的总体利益，为知识产权法律的严格执行提供保障[3]。在实际案例中，多数知识产权中的确权纠纷本是由知识产权犯罪的民事纠纷引起的，这样就使民事纠纷与行政确权活动产生了交叠。尽管表面看来，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都是在自身职权范围之内对于案件的不同侧面做出回馈，彼此之间互不干涉。但从本质上说，法院在进行民事裁决时往往会参考知识产权效力的预判，由于知识产权已属于公众范畴，因此法院可能宣判不构成侵权，与行政机构产生间接冲突。

2.知识产权犯罪移送中的冲突

由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具有一定特殊性，许多实际案例中往往由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代为查处，而对于一些情节严重已构成犯罪者，本应将其移交至公安部门或检察院进行处理但却未能或无法移交，使得本应受到刑事制裁的犯罪行为受到了相对宽容的处理，行政与司法的无形冲突因此产生。

二、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冲突的协调

（一）完善知识产权行政与司法保护衔接机制

1.加强执法衔接和协作

由于知识产权案件中往往会涉及到不止一个部门，为

了统一各部门间的判断标准，就必须在强化行政机构与司法机构之间的协作方面加大力度，这也是国际上最为普遍的做法。我国目前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内，知识产权的冲突通常表现的更为明显[4]。因此近些年来对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间的合作沟通的探索已开始逐渐深化，例如对建立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的方案研究，建立知识产权维权司法救济或行政救济的衔接机制的思考等等，从而为更有效地解决知识产权保护的冲突问题提供合理的出路。

2.统一执法标准

在现行的运作机制下，使得行政机构与司法机构分别使用着不同的执法标准，在长期的运转下已形成彼此互不干涉的执法体系，且两个体系存在多方面的差异，可见体系的非单一性必然导致冲突的产生。为了二者能够共享同一的执法体系，首先要规定出统一的执法标准。执法标准主要包括对法律内容的解读，事实的确认标准，有效证据的确认標准，执法流程等多方面内容[5]。执法标准的统一在冲突的消除方面意义十分重大。（二）逐步完善知识产权立法

1.理順行政执法主体多元的问题

我国对知识产权的受理工作是由若干划分程度较精细的部门分别负责的。这种划分方式使得各机构的职责范围十分明确，并使工作进程效率更高、更加方便。但同时，过于分散的组织结构又使得处理问题时产生过多执法主体，从而不利于协调运作[6]。这样，就在行政机构与司法机构出现冲突的情况下，又另加了行政机构的内部冲突。鉴于这一情况，我国可考虑对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加以借鉴，并以我国的实际国情为基本出发点，积极推进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职责配置的改革。改革应在保留机构基本设置框架的基础上，对现有的知识产权执法力量加以整合，从而建立起联动、高效、全面的知识产权执法团队，这是当前形势下对知识产权执法力量优化的最佳出路。

2.设置合适的司法审查模式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对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在知识产权上的冲突解决方法提出了明确要求。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第一，建立知识产权的“三审合一”的司法审查模式。这一模式目前正被许多地方法院探索或试行，在该模式运行下，人民法院与行政机构的执法标准得到了统一，法律的可预见性得以增强，这样就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因执法标准不一致而导致的机构间的冲突，从而维护了国家机构的权威。三、结论

本文通过对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的冲突进行分析，指出了尽快解决冲突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本文对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冲突的表现进行了全面概括和总结，同时，也对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冲突的协调方案进行了探讨，强调了加强司法机构与行政机构之间协调合作的重要性。[参考文献]

[1]王春业.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手段的非权力化转换[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2（02）：355-356.

[2]曲莎莎，张荣森.浅论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冲突的协调机制[J].科教导刊（中旬刊），2010，18（08）：167-168.

[3]郑书前.知识产权行政和司法保护冲突解决机制研究——以知识产权上诉法院为视角[J].电子知识产权，2011，21（07）：217-219.

[4]单晓光，王珍愚.各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及其启示[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03）：237-239.

[5]严青云.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国际技术贸易发展[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素质教育研究），2012，19（02）：123-124.

[6]周燕.我国目前商标权行政保护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19（05）：179-181.

作者：刘瑞

行政司法保护论文 篇3：

知识产权的司法救济及行政保护研究

[摘 要]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必须掌握先进的知识才能成为经济强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目的就是为知识的发展进步提供保障，也必然成为衡量各国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自加入WTO后，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当前司法行政的重点内容。我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采取司法救济及行政保护的“双轨制”模式，本研究旨在分析“双轨制”模式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其完善措施。

[关键词]知识产权；司法救济；行政保护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4.211

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逐渐完善，加入WTO后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开始与国际接轨，并逐步向前发展，实行司法救济与行政保护的“双轨制”一直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特点。[1]

1 行政保护、司法救济两种保护模式的对比分析

1.1 两种保护模式的联系

相对于一种保护模式而言，双轨制的实施并非仅仅增加一种保护模式，本质上而言，行政保护与司法救治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交叉关系，但又不能实现相互替代，因此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就需要行政部门及司法部门的有机配合。具体来讲，两者之间的联系可从以下方面分析探讨。

首先，要遵循“司法终局决定原则”，即知识产权司法部门有权对其行政部门进行监督审查；其次，对于行政保护与司法救治两者的交叉的部分，应当采用行政裁决及行政调解进行处理。

笔者将知识产权的纠纷用两个椭圆表示（见下图），一方面，司法救济可以处理所有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一旦当事人认为自己的知识产权被侵害即可向法院起诉，用左边椭圆1+3进行表达；另一方面，行政保护也可以处理所有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用右边的椭圆3+2表达，而实际的知识产权纠纷又可分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类是只能由行政主管部门处理的，用椭圆2表达；一类是只能通过司法救济进行处理的，用椭圆3表达。但从实际的图形我们也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又都有自己各自的管辖范围，尽管互相交叉，却不可替代。

1.2 两种保护模式的区别

首先是性质不同。行政保护的重点是保证知识产权使用秩序的合理性，一旦发现违法行为立刻给予纠正，是一种主动保护；[2]司法救济则是依据当事人的要求进行保护，需要当事人主动向司法部门寻求司法帮助。其次是法律依据不同。行政保护除依据基本的知识产权法律外，还需依靠相关的行政管理法规；司法救治除依靠知识产权法律之外，还需依靠刑法、民法等相关法律。最后是监督力度不同。行政保护的措施一经提出必须付诸实施，即便在诉讼期间也必须执行；司法救治的措施仅限于停止侵权、赔偿等，这些措施并不具备强制性。

2 实施“双轨制”保护模式的必要性

2.1 行政机关介入的必要性

知识产权法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其保护客体——知识产品具有双重属性，既是一种私人商品，又是一种公共商品，其侵害行为不仅影响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也会影响公共利益。[3]有形财产的物权保护模式与知识产权相比，其社会功能对社会公众的影响相对较小。鉴于此，在进行知识产权保护时，除要考虑知识产权人的利益外，还应当兼顾社会公共的利益，并寻求两者之间的利益的结合点，因此我国行政机关介入就十分必要。由于知识产权与社会公众利益紧密相关，因此行政机关介入知识产权保护的必要性十分明显。

2.2 行政保护与司法救济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

如果一个案件直接进入司法程序，则其就属于民事诉讼案件；如果要经过行政程序后进入司法程序，则其就属于行政诉讼案件，两种案件的诉讼客体、审查程度等均存在一定的差别。[4][5]知识产权侵权案件要经过行政程序才能进入司法程序，可以有效促进依法行政，可以实现对行政决定的司法审查。从本质上来讲知识产权的司法救济是由当前生产力决定的，当前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知识产权制度已不能完全满足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其侵权行为屡屡发生，因此实行司法救济与行政保护的“双轨制”保护制度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 当前“双轨制”保护模式存在的问题

3.1 专利商标确权机制存在问题

目前我国专利确权及商标的纠纷案件的审理要通过三到四个审级，尽管其中也包括行政保护和司法救济，但这种程序设置并不能完全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利益，同时造成工作效率低下，造成国家的行政、司法资源浪费，导致产权及商标确认时间过长，严重影响知识产权人的合法利益。这种冗长的确权过程给非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其多利用这段时间从事侵权活动，进行非法竞争，给知识产权人造成严重的损失。[6]

确权程序冗长仅是专利商标确权机制中存在的一个方面的问题，其机构设置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由于这些弊端的存在，造成商标、专利确权的工作效率低下，不利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不符合国家鼓励发展创新的政策，已经严重阻碍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化进程，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3.2 商业秘密保护存在问题

首先，缺乏完善的商业秘密保护法律。当前我国商业秘密保护法律多处于分散状态，其操作性、执行性较低，最终导致商业侵权案件处理难度较大。其他法律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商业秘密的界定也过于原则化，仅对商业秘密的概念、侵权行为等做出了具体的界定，对于商业秘密的价值、权利主体等相关内容并未作具体的规定，最终导致其实践操作性不强，影响执法效率。其次，诉讼期间缺少商业秘密的保护法律。商业秘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旦被外人知晓，将会给权利主体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因此有必要做好诉讼期间商业秘密的保护工作。但在实际操作中，现行法律并未对如何保护诉讼期间的商业秘密进行规定，且对泄露商业秘密的处罚力度较强，无法实现商业秘密的有效保护。

3.3 行政保护与司法救济的衔接存在问题

一般而言，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都是以司法救济为后盾的，但两者又是如何进行衔接的呢？如果当事人不服从行政部门做出的惩罚措施则向法院起诉时，这是属于民事诉讼的范畴还是行政诉讼的范畴？当前的知识产权法并未对这一点作出明确的界定，这就给实际的鉴定工作带来了困难。我们这里以商标侵权为例，对于责令停止侵权的性质一直存在争议，有人将其认定为行政调节行为，是一种民事行为，因此如果当事人不服从其行政处罚时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法院将原争议双方作为诉讼的当事人，并按照民事侵权案件进行处理，最高人民法院也赞同这种观点。[7]同时即便在司法救济内部，也存在着形式程序及民事程序衔接不恰当的问题。正是这种不恰当的衔接关系导致“双轨制”保护模式存在问题，严重影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开展。

4 “双轨制”保护模式的完善措施

4.1 构建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入世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受新技术革命及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影响，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认知程度的弊端日益凸显，如不了解经济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无法认清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等，这些弊端严重影响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因此，我们必须构建知识产权的保护环境，采用利用当前多媒体环境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知识的宣传，提高整个社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认知程度。

4.2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立法

在进行知识产权制度设计中，知识产权立法是最重要的内容，因此其立法应当立足于整体的制度设计要求，拥有明确的价值取向，保证立法为同一目标服务，避免各项立法之间的冲突，保证整体运作效率。在商业秘密保护方面，应当制定单独的保护条款，同时借鉴Trips的相关原则，并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关于商业秘密的保护条款，做好国家商业秘密的保护工作。总体来讲，我国已经充分认识到自身知识产权立法与Trips相关原则之间的矛盾，并认真总结相关经验，相关的知识产权的立法也在不断完善之中。

4.3 建立统一的行政执法体系

知识产权在民法中具有其特殊性。入世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及国际交往不断扩大，必然会涉及大量的知识产权纠纷，这就要求相应的执法人员具有较高的素质，因此必须通过教育和实践培养一批具有较高素质的执法人员，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水平。要想真正提高知识产权执法水平，应当从如下方面进行努力。

首先，完善诉讼的证据制度。做好诉讼前的证据保存工作，原稿提出足够的证据后，原稿当事人还应当提供有利于原稿的证据，并对证据提供期限、交换期限进行限定，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其次，将知识产权侵权的规则进行界定，确定为过错及过错推定，充分利用好全面培养原则。在特定条件下，如果当时人不知或有充分理由不知道自身的侵权行为，则必须责令其返回所得利益；对已经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要求当事人赔偿其经济损失。如侵权行为盗版营业，则可将其营业所得利润进行赔偿。

5 结 论

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立法界、理论界、司法界等各界的共同努力，因此在建立保护模式时应当充分考虑两种模式的互补与互助，同时也应当注意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做好我国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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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郝思彤.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行政保护的协调与发展[J].知识经济，2014，9（18）：27-28.

[2]王树春.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研究[J].楚天法治，2015，4（8）：89-92.

[3]方海燕.浅析涉知识产权行政权的变化[J].知识经济，2014，11（23）：32-33.

[4]周逸嫚.上海自贸区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研究[J].理论界，2015，3（5）：98-100.

[5]姜芳蕊.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的冲突与协调[J].知识产权，2014，1（2）：76-81.

[6]李春红.浅析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模式的现状与问题[J].中国发明与专利，2015，5（10）：26-28.

[7]彭向阳，刘玲，关永红，等.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制度探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5，35（22）：139-143.

作者：何兴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