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论文

2008年6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将“加强司法保护体系”、“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作为战略重点之一。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完善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论文 篇1：

中国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对策研究

[摘要] 当前，我国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工作还存在不少缺失，亟须研究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的有效对策，以适应当前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需要。

[关键词] 知识产权； 刑事司法保护；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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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手段花样翻新，现行的刑法已不适应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需要。为此，应当认真研究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的现状和对策，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对策之一：增设新的知识产权犯罪的罪名

1.增设侵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罪。集成电路的布图设计作为一种知识产权与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一样，都属于财产权，需要单独予以法律保护。我国入世后签订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就如何保护布图设计作了明文规定。2004年4月9日，我国颁布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确定了对集成电路布图的保护内容，也规定了民事和行政的法律责任，但未纳入刑事法律予以保护。我们认为，为了加强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法律保护，有必要增设侵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罪，运用刑法打击此类犯罪行为。

2.增设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随着国际知识产权贸易的不断扩大，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加紧了对我国的商业秘密的刺探。为了保护国家经济安全与利益，我们建议参照刑法第282条的规定，在刑事立法中，增设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

3.增设侵权货物进出口罪。近年来，随着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日益扩大，出现了大量的侵犯知识产权的货物。虽然1995年7月5日国务院颁布的《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建立了我国知识产权的海关保护制度，但是我国在进出口侵权货物方面还缺少刑事司法保护。因此，我们建议增设侵权货物进出口罪。

4.增设假冒商号罪。此罪是指行为人未经商号权利人的特许或合法转让，使用与商号权利人核准注册的商号相同或近似的商号，情节严重的行为。我国加入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明文规定各成员国应把商号权作为工业产权的一项重要内容予以法律保护。因此，我们建议增设假冒商号罪，以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利，维护社会正常经营秩序。

5.增设侵犯植物品种权罪。此罪是指行为人未经植物品种权利人的许可，以商业目的生产或经销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假冒授权品种，情节严重的行为。我国1997年颁布《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了侵犯植物品种权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但没有规定刑事责任条款。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有必要增设侵犯植物品种权罪。

6.增设侵犯中药品种权罪。此罪是指行为人擅自仿制中药保护品种或伪造《中药保护品种证书》及有关证明文件进行生产销售，情节严重的行为。1992年国务院颁布了《中药品种保护条例》，对中药品种的保护作了明文规定。目前我国对中药品种的保护还未列入刑事司法保护范畴。为了运用刑事司法手段打击严重侵犯中药品种权的行为，提高我国中药品种的信誉，有必要增设侵犯中药品种权罪。

对策之二：调整刑罚结构

1.建立以罚金刑为主、自由刑为辅的刑罚体系。我国对知识产权犯罪规定了以自由刑为主、罚金刑为辅的刑罚种类，划分了轻重两种刑罚幅度，最高刑为7年。可见，我国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制裁是相当严厉的。综观世界发达国家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立法，不难发现，其对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都比较严密、细致，但其刑罚却并不严厉，最高刑一般为5年，而且主要适用罚金刑和资格刑。我们应该采用世界多数国家的通例对付知识产权犯罪。为此，我们建议，在修改刑法时，一是降低惩罚知识产权犯罪刑罚的“门槛”；二是将罚金刑上升为主刑。这种观点对我国刑法的结构提出了挑战。我们认为，知识产权犯罪是一种图利型犯罪，主要是对财产权的侵犯。因此，对遏制知识产权犯罪而言，罚金刑无疑比自由刑更加对症。同时，建议采用“限额罚金刑”或“倍比罚金制”，增强罚金刑的可操作性。

2.设立新的资格刑。目前我国刑法规定的资格刑只有剥夺政治权利一种，并不适用于知识产权犯罪，一些犯罪分子在执行完一定刑罚之后，又重操旧业。相比之下，国外则将资格刑用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罚之中。其适用范围较广，包括禁止担任企业领导职务，禁止从事同业职业，剥夺经商权利等等。我们认为，刑罚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剥夺犯罪人的犯罪能力，资格刑可以做到使犯罪人在相当时间内丧失继续犯罪的能力，建议在修改我国刑法时，制定资格刑。具体可根据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确定剥夺罪犯的从业资格的年限。

对策之三：有效衔接知识产权行政、民事、刑事诉讼程序

1.实行知识产权案件“先民后刑”的审理原则。我国现行的“先刑后民”的审理原则，容易导致在先的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有罪，而在后的民事审判却可能认为被告的行为不构成侵权，影响我国的司法权威。我们建议，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时，实行“先民后刑”的审判原则。即在诉讼中当事人就同一侵权行为提起刑事和民事诉讼时，一般应当先中止刑事诉讼程序；民事诉讼生效裁判认定侵权成立的，刑事诉讼程序恢复进行，并根据侵权的社会危害性对刑事责任作出准确的判断。这不仅符合审判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特点，而且可有效防止民事和刑事程序的矛盾，避免发生错误的判决。

2.建立知识产权民事附带刑事诉讼制度。我国现行的诉讼制度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是从知识产权案件的特点出发，我们认为，可以反过来规定，实行民事附带刑事诉讼。其理由是：(1)一起知识产权案件，当行为人的侵权行为被判令承担民事责任，并在此基础上达到一定社会危害程度才能科以刑罚。(2)实行民事附带刑事诉讼有利于权利人和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诉讼进程，适时提出刑事自诉或者决定是否将案件作为刑事公诉案件移送检察机关查办。

3.改革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查办机制。目前，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9条的规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是由县级检察院起诉，同级法院为一审。而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知识产权的案件中级法院一般为一审。这样就导致同一法律事实在同一法院或上下级法院之间定性和处理各异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何对待不同的裁判结论，是司法机关的最大困惑。我们建议：(1)凡是知识产权案件一般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一审(除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由县级法院作为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特殊情况外)；(2)在法院内部实行“三审合一”，即行政、民事、刑事案件均由知识产权审判庭统一审理，以发挥行政、民事、刑事审判法官的作用；(3)在地市级以上检察机关内部设立专门机构，选调具有专门知识的检察官负责对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侦查、起诉工作。这样三管齐下，就能更有效地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整体效应。

对策之四：建立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案件移送制度

2005年国务院颁布《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公安机关与其他行政机关也会签了有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文件。但是，由于我国知识产权的行政执法主要是由新闻出版局、知识产权局、工商行政管理局、技术质量监督局等行政部门实施，这种多头管理、分散管理的状况使知识产权的行政执法十分混乱，导致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协调、配合、衔接、联动远远不够。由于知识产权属于私权，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包括犯罪行为)往往与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交织在一起，当涉及罪与非罪界限时，行政机关往往追求片面效率，常常是以罚款等行政处罚结案。加之地方保护主义与部门保护主义盛行，地区或部门的决策层经常会对知识产权案件大加干涉，给案件的调查取证带来难度，导致刑法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我们建议，一是在修改我国刑事诉讼法时，把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移送案件制度列为法定程序；二是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特别是案件移送的监督应有明文的硬性规定。

(本文作者：国家检察官学院党委书记；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党组书记；中国反邪教协会副秘书长；四川省人口和计生委主任、党组书记；江西省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办公室主任)

责任编辑宁静

作者：刘佑生　陈俊年　程宁宁　王在银　李贤书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论文 篇2：

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

2008年6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将“加强司法保护体系”、“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作为战略重点之一。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完善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201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2014年12月，国务院发布《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把“司法保护主导作用充分发挥”作为主要实现目标之一。人民法院要结合工作实际，扎实有效推动这一目标任务的实现。

一、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是党和政府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状况，在总结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和知识产权保护规律基础上作出的战略决策。

主动适应新形势和服务大局的必然选择。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知识产权日益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变化，环境资源约束更加明显，经济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转变。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时代，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更加突出，我国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形势更加紧迫，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才能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司法本质属性和知识产权保护规律的内在要求。司法保护具有稳定长效优势。通过司法保护知识产权，可以很好地避免行政保护可能形成的执法弊端。司法保护具有明确规则优势。司法保护不仅能够解决纠纷，还能够基于裁判文书的公开性和说理性，明确法律标准和阐明法律界限，划定知识产权案件当事人的行为界限，为处理类似纠纷以及行业发展方向提供重要的依据、指导和参考。司法保护具有终局权威优势。司法保护是知识产权保护的最终环节和最后的救济途径，具有终局的救济效力，较之行政保护更具权威性。由于司法所具有的上述优势，知识产权权利人日益把司法保护作为维护权益最值得信赖的途径。

尊重市场规律和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客观需要。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加注重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就要求我们尊重市场规律，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搞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协调配合。知识产权是私人权利，是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核心资源和重要武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由权利人自主发动，很好地契合了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市场属性和竞争属性。司法有着严谨、规范、公开、平等的程序规则，通过司法途径保护知识产权，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对于明确公开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营造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具有根本性作用。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重要体现。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重要部署，标志着我国法治建设进入新阶段。司法是法治的重要体现和象征，司法工作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更加凸显。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中，人民法院不仅负有知识产权民事保护和刑事保护的司法职责，还负有对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行为的司法监督职责。强化人民法院对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规范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是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主导作用的重要体现，是知识产权领域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树立大国国际形象的重要方式。司法保护是国际通行的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性机制，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可。推行司法保护为主导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有利于我国融入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化进程，有利于我国的对外开放和国际交往，有利于我国发出中国声音、把握话语权、参与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规则制定，有利于树立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提高我国司法的国际公信力。

二、制约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主导作用发挥的主要因素

“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这一战略决策提出以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日益凸显，但也受到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

知识产权“双轨制”保护模式有待优化。我国法律确立了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并行的“双轨制”模式。在知识产权制度建立之初，“双轨制”模式充分利用行政力量，满足了在较短时间内建成有效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需要，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随着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不断完善和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日益成熟，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在相互配合、相互协调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断增多，“双轨制”模式本身所存在的弊端不断显现，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用的发挥。必须妥善处理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之间的关系，正确厘定两者之间的职能范围，做好协调配合和相互衔接。

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有待修改完善。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实践的发展和全社会知识产权保护需求的不断提高，现行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一些与实践和需求不适应的环节和方面逐渐显现。比如，我国现行民事法律对知识产权法律的基本原则、一般规则及其重要制度、重要概念等未予明确规定；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未对侵权人形成足够威慑；知识产权民事侵权诉讼程序与知识产权行政无效程序的各自分立，严重制约了司法保护效率；现行专利商标确权程序定位不科学且过于复杂冗长，等等。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制有待健全。我国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备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制度，但仍亟待改革和加以完善。一是民事审判、行政审判和刑事审判相互分立的审判模式不尽合理，难以形成保护合力。二是知识产权审判体系尚待完善，技术类案件上诉审法院不统一，难免出现裁判结果不协调甚至冲突的情况，影响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质效。三是知识产权法院各项制度均在探索当中，其运行效果在短时间内难以显现。四是人民法院对知识产权保护临时措施运用不足，影响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知识产权法官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当前，知识产权法官的司法能力尚不能完全适应快速增长的司法需求。一是知识产权法官服务大局的针对性、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高。二是部分知识产权法官对新法律、新知识和新审判领域的学习研究不够，应对审判热点、难点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三是司法作风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廉洁意识、为民意识、公正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

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利益意识有待强化。部分知识产权法官对知识产权国际竞争形势了解不多，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利益意识有待进一步增强，国际视野还需进一步拓宽，参与和引领国际知识产权司法前沿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主导作用应采取的主要措施

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主导作用的充分发挥，既需要立法的修改完善，又需要司法的改革调整；既需要人民法院积极采取行动，又需要全社会的理解、支持和配合；既需要顶层设计，又需要底层探索。

调整优化知识产权“双轨制”保护模式。逐步优化以司法保护为主导、以民事诉讼为主渠道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加强司法保护与行政保护之间的相互配合协调和衔接。合理确定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执法事项和范围，将有限的行政资源集中于危害社会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严重侵权行为。加强对行政执法行为的司法监督，严格规范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行为，强化对执法行为的程序审查和执法标准的实体审查，依法纠正执法错误。积极引导行政执法的调查取证、证据审查、侵权判定等向司法标准看齐。

修改完善相关知识产权法律。加强知识产权立法的衔接配套，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明确知识产权在民法典编撰中的定位。以修改专利法、著作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为契机，参照商标法的规定，增加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知识产权民事侵权诉讼程序与知识产权行政无效程序各自分立的体制造成的诉讼效率问题及其解决方案，赋予人民法院在民事侵权诉讼中审查知识产权效力的司法职权。改革和简化专利商标确权程序，明确专利商标确权纠纷案件的民事纠纷属性，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在专利商标确权案件中的司法变更权。建立知识产权案件诉讼证据开示制度，设置完善的程序和规则，赋予当事人披露相关事实和证据的义务，确保最大限度查明案件事实。增设文书提出命令制度和举证妨碍制度，明确侵权行为人的文书提出义务和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强化实体和程序制裁，减轻权利人举证负担。

不断健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制。推动建立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审判协调机制，提高司法效率，统一司法标准，发挥整体保护效能。加强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及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机关的协调配合，完善工作配套机制，形成保护合力。研究和推动建立国家层面的知识产权高级法院，作为专利等技术类案件的上诉管辖法院，有效统一裁判标准。强化知识产权法院在司法保护主导作用中的引领地位，落实法官员额制、司法责任制，完善各项诉讼制度，探索符合知识产权案件审判规律的专门化审理程序和审理规则，抓紧研究制定技术调查官制度。

加强知识产权法官队伍建设。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队伍建设的指示精神，按照“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要求，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严明政治纪律，提升司法能力，改进司法作风。知识产权法官要着力提升群众工作能力，坚持司法为民，切实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感受司法的“正能量”；着力提升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坚守法治，秉公执法，从实体、程序和实效上体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着力提升业务能力，加强对新法律、新领域、新技术的学习培训，不断提高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着力提升拒腐防变能力，完善体制机制，确保司法廉洁。

不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利益意识。强化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准确把握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国内外发展变化趋势，提高我国知识产权司法的国际影响力。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本文转载自《求是》杂志2016年1期，略有删节）

作者：陶凯元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论文 篇3：

创新知识产权审判机制　促进陕西自主创新能力

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在陕西由科技教育文化大省向强省转化进程中具有怎样的重要作用？在第7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前夕，本刊就相关话题专访了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孙海龙。

今年40岁的孙海龙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学硕士、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在站博士后，法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主要是经济法、知识产权法、现代司法。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担任近两年时间的副院长后，孙海龙于2005年6月奉调出任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法院新闻发言人，是目前陕西省法院系统惟一的法学博士。

法院要努力发挥好在知识产权创造、管理、使用、保护系统中司法保护的基础作用，切实促进陕西由知识产权大省向强省转化。

《新西部》：孙院长，请结合一些典型的案例，给我们读者介绍一下陕西省知识产权案件所呈现出来的新特点？

孙海龙：由于陕西是全国的科技教育文化重镇，近年来随着陕西经济结构调整和持续快速发展，涉诉知识产权案件数逐年迅速增长。

西安中院担负着全省专利、植物新品种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案件以及大部分著作权、商标权、技术合同纠纷等案件的审判工作，每年审理知识产权案件数量约占全省法院总数的70%。

从我院2006年受理的124件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以及西安基层法院受理的22件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来看，呈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 知识产权案件类型多样化，涉及到不同的知识领域及其高科技产业。

首先，专利纠纷涉及侵犯专利权的案件中出现了药品组合物发明专利，新产品的方法专利纠纷及涉外专利纠纷；其次，在商标纠纷案件中涉及了驰名商标的认定、商标权与企业名称权冲突、商标权与计算机域名的冲突、假冒注册商标等案件。

第二， 与前几年相比，涉案诉讼请求赔偿数额显著增高，社会影响力大的案件越来越多。

2004年前我们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当事人请求赔偿的数额一般在10万元以下，而2006年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已上升至千万元。涉诉主体包括了法国鳄鱼公司、五粮液集团、利君集团、台湾百代公司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前段时间，我们还办理了一个因技术人员跳槽侵犯商业秘密的刑事附带民事的案件，就是被媒体称为的“侵犯商业秘密第一案”，因为不仅该技术人员被判有期徒刑，而且他本人和跳槽后的新单位连带赔偿了先前单位上千万元的损失。该案也是西安中院针对知识产权民事、刑事交叉案件采取一体化措施取得良好效果的典型案件，受到国内法学界、司法实务界的广泛讨论和好评，该判决被《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予以刊登。

第三，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中国知识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知识产权的价值，以及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重要意义。

明显的表现是很多人开始用法律的武器通过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来实现其背后的利益，特别是保护自己的市场竞争优势。本着依法保护知识产权，促进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转化能力，创建和谐社会环境的要求，我们加大了调解力度，力争使此类案件协商解决，平衡好知识产权权利人与使用人和公众的利益，既要加强保护也要促进转化利用。换句话说，就是法院要努力发挥好在知识产权创造、管理、使用、保护系统中司法保护的基础作用，切实促进陕西由知识产权大省向强省转化。

率先推行知识产权民事、刑事和行政审判一体化的审判模式，切实提高审判质量，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营造有利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环境。

《新西部》：我们知道西安中院的“西安模式”审判机制在全国法院系统有相当影响，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做法？

孙海龙：当然可以，我们非常乐意与大家分享我们的工作经验，同时也希望朋友们能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建议。

自2006年以来，西安中院党组三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制定并发布了《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为建设创新型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网对实施意见全文进行了登载，在今年初召开的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上最高法院也安排我们作了经验介绍。我们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 健全审判组织机构，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队伍的专业化建设。

2006年1月院党组决定，民四庭在对外宣传上正式使用“知识产权审判庭”的称谓。这一措施有利于树立西安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对外形象。同时在人力资源配置上注重专家型法官的培养，将懂法律、懂经济、懂技术、懂外语的知识型法官充实到审判一线，努力培养出更多、更好的知识产权专业审判人员，以应对复杂疑难的专业审判，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

二、 创新知识产权审判机制，整合优化审判资源，保障司法统一。

为了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我们在全国中级法院率先提出了知识产权民事、刑事和行政审判一体化的审判模式，这种审判模式（被最高法院主办的《中国审判》称为“西安模式”）在全国法院系统和学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该机制要求知识产权的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除三名刑事或行政法官外，还另外吸收两名民事法官参与进来，因为知识产权犯罪的认定有赖于知识产权权利、侵权及其数量的首先确定，这样可以切实提高审判质量。

三、依法妥善审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充分发挥知识产权民事审判在保护知识产权和自主创新中的主导作用。

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件事了”的原则，将调解贯穿于案件审理的全过程，提高诉讼的调解率和撤诉率。在解决纠纷的同时，注意保障科学技术的应用，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产权的价值。与此同时，依法加大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侵害赔偿的力度，贯彻全面赔偿的原则。此外，依法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充分发挥行政审判对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行为的司法审查职能，营造有利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环境，支持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四、加强知识产权审判调研和宣传工作。

2006年，我院先后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承担的“改善知识产权执法体制”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课题研究的研讨、最高法院主办的专利审查指南学习、知识产权新类型案件培训、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研讨会、省法院组织的与国家知识产权局、泰国知识产权与贸易法院的座谈会等，还积极参加了西安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西安市知识产权局举办的知识产权培训班的授课事宜，通过多种形式加强调研工作。我院在最高法院主办的《知识产权审判与指导》、《人民法院报》、《中国知识产权报》上发表了十几篇有分量的文章，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与此同时，我们还积极宣传，加强与相关的行政执法部门和新闻媒体的联系，及时报道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的成就，宣传典型案例，并将知识产权裁判书上网公开。在每年“4·26”世界知识产权日前后，我们都要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年度十大知识产权案例，并派员到陕西电视台就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进行了现场直播宣传，提高社会公众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意识。

要在世界范围内树立尊重知识、崇尚科学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营造鼓励知识创新和知识产权的法律环境。

《新西部》：最近一段时间，中美关于知识产权的纠纷问题逐渐升温，您对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前景怎么看？

孙海龙：这个问题问得好。知识产权是人类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的产物，是人类的劳动创造和知识结晶。由于科技的进步，生产方式发生着巨大的变革，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和人类生活的改善。鉴于此，国家把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我国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并将知识产权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日益成为我国与其他国家贸易争端主要焦点问题之一，成为涉及国家利益的外交问题、政治问题。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是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迫切需要，是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需要。

我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持有乐观的态度，而且我认为知识产权的纠纷最终还是要在司法程序帮助下真正得以解决。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知识产权的创造、管理、应用和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就是不能侵犯他人的权利、防止他人侵犯自己权利，以及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知识产权制度合理应用知识产权的意识。

“4·26”世界知识产权日的设立，就是要在世界范围内树立尊重知识、崇尚科学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营造鼓励知识创新和知识产权的法律环境。今年“世界知识产权日”主题是“鼓励创造”，放在陕西“十一五”规划开局之年的背景下，以及如何发挥陕西科技教育文化的优势、加快经济结构转化等方面进行理解，给我们从事知识产权审判的法官很多启示，也因此感受到肩负的历史责任，我们只有创造性地努力工作，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和陕西发展需要。

作者：张国政　马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