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环境版权司法保护论文

[摘要]网络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是一个巨大的难题，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找到彻底有效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文章分析了当前网络环境下对网络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保护措施以及司法实践，并指出我们要通过完善的法律和高水平的技术，借鉴国外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成功经验，促进互联网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让网络世界为人类社会提供更加优质健康的服务。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网络环境版权司法保护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网络环境版权司法保护论文 篇1：

信息资源版权公共利益研究：司法视角

〔摘 要〕我国目前的信息资源版权司法实践中，司法者维护版权公共利益的途径主要有：剔除公共领域的知识和信息，还原著作权权利范围；内容不当的作品的著作权不予保护等。版权司法审判中要实现版权制度中的公共利益，法官应具有利益位阶意识和利益平衡意识，同时要结合我国的重义轻利传统。

〔关键词〕信息资源；版权；公共利益；司法

〔

Research on Public Interest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From the Judicature Angle

Wei Jingzhu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China)

〔

〔Key words〕information resources；copyright；public interest；judicature

當今国际版权体系是发达国家为了保护其国内版权产业、维持其在世界上的经济优势而主导制订的。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我国国内的版权政策也要受到国际版权制度的制约。然而我国的版权产业还不发达，在国际版权贸易中处于版权输入国的位置，一味追随国际保护的高标准于我国显然不利。从公共利益的角度考察版权制度的运行，讨论维护公共利益的司法途径，对于我国在国际版权合作中，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使版权制度真正成为我国信息资源开发和文化繁荣的助推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司法维护信息资源版权公共利益的重要作用

司法与版权公共利益有着紧密的关系。司法化是保护公民权利的重要保障、更是法治和宪政的必由之路^[1]。当今的社会已是信息社会，信息资源应当是自由地被公众获取，但是自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信息自由不意味着获得信息的代价是零；合理补偿是确保信息自由获取的必要条件^[2]。信息资源版权制度中的公共利益是具体客观的，有着实质性的内容，几乎每个案件都会涉及公共利益的特定内容。如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这一版权公共利益内容，它不会是任何一个版权侵权案件的诉讼标的，但法官却必须保证每个案件的审判结果都必须体现这一公共利益。因而，版权公共利益要求在版权司法审判实践中得以实现和维护。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立法权与司法权之间的界限比较分明，法院对案件的审判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刑事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两条规定奠定了我国民事、刑事案件的审判原则，也说明了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关系。我国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关系，使版权立法中的公共利益可以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体现和实现。而且，根据全面的司法功能观，司法不仅要维护秩序，更应该充分地反映时代发展的需求，表达社会进步的渴望，引导社会向文明、健康的社会生活方向发展^[3]。法官在严格遵照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发挥能动作用，在对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冲突进行协调时，注意各方利益的平衡，对个人权利提供充分救济的同时，实现公共利益。司法权的行使过程不仅是为受到侵害的个人权利提供救济的过程，也是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

2 司法实践中维护版权公共利益的途径

2.1 内容不当作品的著作权不受保护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四条的规定，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我国《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了任何出版物不得含有“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等10类内容，含有这些内容的出版物属于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这些作品或许具有独创性，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但由于其内容违反了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善良风俗等公共利益，或者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所以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孙桂金诉韩淑秀著作权纠纷一案即为典型案例。涉案作品是含有不当内容的文章，法院判决作者的著作权不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该案被告韩淑秀是青岛一个无证行医、专行骗术的所谓“神医”，原告孙桂金为她写了一篇吹捧文章《神医奇女韩淑秀》。该文章被一些不负责任的小报发表后，韩淑秀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将孙桂金的文章大量复印，作为自己的宣传品发放。孙桂金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韩淑秀复制自己文章的行为侵犯了她的著作权，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对于该案件，法院在经过大量的调查后，认定韩淑秀的行为属于无证行医，且其行为明显的是在搞封建迷信。由于孙桂金的文章明显地在宣扬封建迷信，违背了我国《著作权法》第四条的规定，认定其作品不享有著作权^[4]。

2.2 权利不当行使损害公共利益行为的禁止

我国著作权人享有人身权和财产权，可以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但任何权利的行使范围和方式都要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著作权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而在现实生活中，著作权人出于种种目的，会以不同的方式行使著作权，有些方式超出了法律的许可范围，属于越权行使权利。另一些则是权利行使方式不当，损害了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前者由于违反了《著作权法》的规定，可以为著作权法直接禁止，后者则属于滥用著作权的情形，应根据《著作权法》和其他法律进行限制和纠正。

在张五常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深圳市新华书店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第一被告为了使即将出版发行的原告的作品不违背中国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对原告作品进行了个别地方的修改，原告认为第一被告侵犯了其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性权。法院从维护公共利益和善良风俗的原则出发，判决原告虽享有修改权、保持作品完整性权等人身权利，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为了达到出版合同目的，并为了使出版行为符合我国法律、并且不违背公共利益，根据合同有权对原告作品中违反了法律规定和损害了公共利益的内容进行修改，这种修改不视为对原告著作权的侵犯。法院判决对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进行了限制，是符合公共利益的，其判决也是正确的。

2.3 著作权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制止

著作权人利用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著作权是不当行使著作权的表现形式之一，但这种行为通常是具有市场垄断地位的企业所为，所以对正常的市场竞争、科技进步和公共利益的危害比一般的不当行使著作权更要严重。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国外企业为了保证其垄断地位和垄断利润，凭借其在知识产权方面的资源和经验积累，抢先占领科技和市场制高点，并试图利用知识产权诉讼将与其有竞争关系的我国企业排挤出市场。近年来，国外政府和企业相继发起了针对我国企业的专利、商标、著作权等的知识产权侵权诉讼，这些诉讼或在国内，或在国外进行，但都对我国企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美国思科系统有限公司诉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知识产权侵权案、丰田诉吉利商标侵权案、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与奇瑞汽车有限公司之间的知识产权争议、INTEL诉东进著作权侵权案等。这些案件反映出外国企业在进入我国市场、谋求市场独占的知识产权战略。在这些案例中，不乏滥用知识产权的嫌疑。我国企业必须迅速积极应对，同时立法和司法方面也应有所作为。

2.4 著作权司法审判活动对社会进步要求的反映

司法审判活动不仅要公平、公正，对当事人受到损害的合法权益进行充分救济，也要反映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要求。由于著作权与技术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且著作权制度越来越具有公共政策的工具性质，因此，在著作权案件的司法审判中，也应坚持这一标准。数字图书馆侵犯他人著作权的案件是近几年新出现的著作权纠纷类型。2002年刑法专家陈兴良诉国家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一案，以及我国知识产权专家郑成思等诉书生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都属于这类案件。

数字图书馆是网上信息资源建设的重要力量，但由于我国相关的著作权法律法规不健全，且实践中高效率的著作权授权机制的缺位，导致数字图书馆侵犯著作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对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也使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然而，数字图书馆在信息资源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使司法者不能使裁判结果严重阻碍其发展。所以在这几个已决判例中，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官在案件审判过程中，较好地对各方利益进行平衡，使判决结果不至于窒息数字图书馆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经济赔偿的标准确立和赔偿数额上。“在裁判过程中，如何平衡作者和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者的利益、判定赔偿的标准，是法官精心考虑的结果。……我们愈发感到，版权保护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作品的创作和传播，让公众在作者的智力劳动中获益，过度的保护会窒息借鉴和创新。”

3 法官司法过程的公共利益意识

3.1 法官的利益位阶意识和利益平衡意识

要维护版权制度实施中的公共利益，在司法过程中，要求法官应具有公共利益意识，在依照法律对个人权利提供充分救济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但是，许多案件并不直接体现公共利益，在这些案件中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就需要法官的利益位阶意识和利益平衡意识。“网络时代，解决信息的利用与版权保护之间冲突的原则，就是要维护多方的利益平衡。^[5]”司法审判过程一方面是依据法律规定，根据案件事实对案件进行裁决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对各种存在“序差”的利益进行取舍和协调的过程。当出现两种权利的冲突现象时，法官应考虑各权利所包含的法益价值哪个更为优越，如果对此权利的保护能比对彼权利的保护带来更多的社会效益，法官就应选择更多地保护此权利，反之，如果对彼权利的保护能比对此权利的保护带给更多人福祉，就应选择更多地保护彼权利。如有学者指出，从对著作权与表现自由权、著作权与隐私权、专利权与健康权、专利权与环境权四类权利基本范畴的分析，可以得出处理知识产权与一般人权相冲突时应奉行“法益优先保护”的原则^[6]。

在国内外已经出现的司法判例也反映了法官们在两种都应受到保护的权利发生冲突时，应以“法益优先”原则来裁判。如英国前自由党领袖Ashdown诉星期天电报公司一案。Ashdown曾口授一则短信给英国首相布莱尔，讨论工党和自由党结盟事宜。星期天电报公司随后刊发了包含有该短信内容的一篇文章。Ashdown起诉该公司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和版权。被告以英国《1988年版权设计和专利法案》第30条批评、评论和报道时事的“合理使用”为由进行抗辩，但一审法院拒绝接受这个抗辩，被告一审败诉。被告随即进行了上诉，提出法院应在英国国内法之外适用《欧洲人权公约》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利，《欧洲人权公约》第十条规定了每个人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该权利包括发表观点的自由、接受和传授信息和思想的自由，这一自由不受任何公权的干涉。上诉法院接受了该抗辩，认为，言论自由的权利有时会与版权保护相冲突，法院应审查每一个案件，确定适用的法律是否应该进行调整以和言论自由的权利相适应。于是，上诉法院取消了禁止令，允许该报纸可以继续出版，但应弥补版权人因此遭受的损失。

法益优先是法官在司法审判中对各方利益进行衡量的结果，审判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对冲突各方利益进行衡量、比较和协调的过程，对各方利益进行衡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利益平衡，利益平衡既是法官在司法审判中应有的一种意识，又是对案件进行裁判的一个方法。在具体案件的审判过程中，往往并不能直接分辨出一个法益明显优于另外一个法益，当法官在各种利益之间难以取舍时，就必须对案件中所涉各利益进行衡量，使裁判结果能够使各方利益达到平衡。从审判结果的社会效果要求来看，只有当裁判结果使各方利益得到了适当的安排和处置，社会总效益才能达到最大。尤其在法律规定明显滞后，不可能及时对新出现的社会关系作出法律调整时，在司法中适时引入利益平衡更具有实践意义。

3.2 司法中注意对我国重义轻利传统的取舍

法官在案件的裁判过程中应具有法益位阶意识和利益平衡意识的同时，还应重视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重义轻利”传统。在我国，儒家思想和儒家传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贯穿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在这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受到儒家重义轻利思想的影响，个人利益是不受重视甚至是受到鄙视的，人们常常耻于言利。孔子曾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句话是儒家思想义利观的集中体现，这里的“义”隐含着道德的含义以及儒家学说主张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和社会公利的含义，而“利”就是指的个人的利益。可见在儒家思想中，对个人利益始终持一种压制甚至否定的态度。认为追求个人的利益是道德堕落、人格卑下的表现。在处理义利关系时，必须坚持把义作为第一位，而个人利益无论如何也要服从于这个义。

作为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儒家重义轻利思想，有其可取之处，它让人注重自我道德品行的修养，以大局为重。但把这种思想应用于法律之中，弊端就显而易见了，首先它是一种错误的道德评价标准，影响了人们对正当权利与利益的追求，其次就是容易导致公权利对私权利的侵犯。所以，法官在审判过程中要摒弃这种思想，以免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侵害了正当的个人权利，最终却达不到公共利益的目标。

参考文献

[1]杨帆.关于宪法司法化问题的探析[J].法学与实践，2007，(4)：14.

[2]周林.信息自由与版权保护[J].电子知识产权，2007，(8)：81.

[3]黄竹胜.司法权新探[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53.

[4]北京海淀区法院.对网络侵权案件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EB/OL].http：∥www.chinalawedu.com/news/20800/213/2005/11/li964953044112115002183890178744.htm，2008-02-18.

[5]Dr.Lulin Gao.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he internet era：the new frontier[J].The John Marshall Law School Review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2006：589.

[6]吴汉东.知识产权vs.人权：冲突、交叉与协调[N].中国知识产权报，2001-11-01，(3).

作者：韦景竹

网络环境版权司法保护论文 篇2：

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保护的新问题及对策研究

[摘要]网络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是一个巨大的难题，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找到彻底有效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文章分析了当前网络环境下对网络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保护措施以及司法实践，并指出我们要通过完善的法律和高水平的技术，借鉴国外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成功经验，促进互联网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让网络世界为人类社会提供更加优质健康的服务。

[关键词]网络；知识产权；对策

知识产权是指人类对创造性智力劳动成果和识别性工商业显著标记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随着知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知识产权制度的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能否和谐发展。因此，知识产权制度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不可小视，而且必将发挥积极的作用。网络环境不仅改变了人类进行信息交流传播的传统方式，也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生存理念、价值观念和经济运行模式。网络环境向人类社会提出了挑战，也向维持、调整人类社会正常生存和发展秩序的法律体系提出了挑战。在知识产权领域，这种挑战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和界定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这是世界各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我国立法实践和司法实务工作中亟待完善的重要问题之一。而且，如何在现有法律真空的状态下平衡好权利人和使用人之间的利益，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问题。

网络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是一个巨大的难题，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找到彻底有效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但是在这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世界里，我们可以用完善的法律和高水平的技术武装自己，并借鉴国外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成功经验，促进互联网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让网络世界为人类社会提供更加优质健康的服务。

一、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互联网是“创意与技术的结合品，从其出生那天起，从头到脚就处于知识产权的包裹中，传统的商标、版权甚至专利制度在互联网世界中同样存在和适用并且变得更加复杂。”因此，网络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着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滞后

目前，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已经构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法律体系。现在，这个保护机制正在正常、健康、有效地运行。中国知识产权的实体法律体系当中主要有《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商标法》、《商标法实施条例》、《著作权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民法通则》、《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条例》、《特殊标志管理条例》、《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传统_T艺美术保护条例》、《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等等。

2001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共制定和修订了涉及专利、商标、著作权、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合同、不正当竞争、计算机网络域名、知识产权犯罪、诉前临时措施、知识产权财产保全、案件管辖和审理分工等方面的司法解释，同时，还通过各类批复等指导性文件，依法明确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具体司法原则和标准，及时解决了一些较为突出的法律适用问题，完善了知识产权诉讼制度。

另外，中国也加入了一些国际条约。自1980年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后，中国相继加入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专利合作条约》、《国际承认用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菌中保藏布达佩斯条约》、《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分类洛迦诺协定》、《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有关议定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保护录音制品制作者防止未经许可复制其录音制品公约》等10多个国际公约、条例、协定或议定书。2007年6月9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在我国正式生效。

我国对于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的保护早在2000年就已经开始。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特别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么一项内容：作品未经许可，不能上网传播；2002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修订了《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于问题的解释》；2005年，国家版权局和信息产业部联合发布了《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等。2005年5月30日，国家版权局和信息产业部联合制定了《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该办法明确规定，擅自把别人的作品数字化、上网，就是侵权行为。我国还陆续发布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多个有关网络版权保护的法律法规。但是，这个看似庞大的法律法规体系，在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诸多领域里，却是空白。而且，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植根于欧洲，我们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历程，本来就处于一种弱势和急需完善的过程，在网络的世界里，知识产权的保护更是让我们有些无所适从。

(二)知识产权社会服务体系不完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利人维权的组织、中介组织以及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的仲裁机构，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还不完善，现有的社会中介、集体管理组织还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三)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亟待提高

当人们畅游在网络世界里，享受着网络所带来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时，很少有人去关注知识产权问题，不仅极有可能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自身权益也及易受到侵犯。很多人甚至认为，网络的优点之一就是可以迅速实现资源共享，何来对知识产权的侵犯?

(四)司法实践中的困惑

网络侵权与传统侵犯知识产权案件有着天壤之别，目前法院在审理网络知识产权案件中面临四大难题，即发现侵权行为难、确定侵权主体难、取证难、高额赔偿难。还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保护的地域。在网络这个虚拟世界中，传统的国界概念受到冲击。网络的无国界使得在发生知识产权纠纷时，很难根据行为发生地确定适用哪一个国家的法律，因为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成为行为的发生地。

2.保护的期限。网络的一个最大优势就在于它能将信息瞬间传遍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所以，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期限已经难以适应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需要。

3.侵权纠纷的表现形式多样化。

就当今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纠纷表现形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刘勇日前对记者说：互联网的纠纷问题在法院近几年的案件审理中已经充分凸显出来，目前有11种表现形式。主要包括：未经许可上载他人作品，包括文字作品、图片作品、音乐作品、影视作品等；以商业为目的，将他人网站内容链接到自己的页面下，当作自己网站运营；以商业为目的，侵入到他人服务器，非法占用和使用他人网络资源；以商业为目的，劫持他人网络信息，阻塞他人服务器的正常运行；为竞争用户，抢占网络资源，以不正当竞争手段干扰、屏蔽或封锁他人同类软件；恶意软件(又称流氓软件)，恶意软件的特点是在小流量网站上存放、在大流量网站上搭便车，其表现形式为强制安装、难以卸载、强行弹出广告、劫持信息、恶意收集用户信息等损害他人利益的软件；搜索引擎中的纠纷；网络插件、软件后门；网络快照；网络游戏软件中的私服、外挂纠纷；搜索引擎中排名顺序纠纷，等等。对策

二、完善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具体

笔者认为，基于目前的实际情况，要完善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可以从以下几点人手。

一是必须完善立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已于2006年国务院第135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正是完全针对网络版权保护而立的，即“为保护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以下统称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该条例二十六条明确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但是，在网上知识产品的生产、传播、应用过程中，新问题层出不穷，现有的法律法规难以满足互联网健康发展的需要。在制定统一的法典尚不成熟的条件下，立法机关必须针对出现的问题，制定相应的单行法律法规，以促进网络的健康发展。

二是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解决法律滞后的问题。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法律的滞后性是难免的。所以，法官在遇到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不仅要注重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而且更要注重保障互联网行业的发展。

国内首例涉及P2P网络下载侵权的案件于2006年12月19日在北京二中院宣判，两被告北京飞行网音乐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和北京舶盛舫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侵权行为成立，被要求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停止对涉案的53首(起诉59首，其中6首被认定重复)歌曲的侵权，并承担诉讼合理支出1万元，案件受理费8210元中的7000元。同时，原告上海步升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获得经济赔偿20万元。步升公司代理律师戎朝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这是中国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里程碑，开了一个好头，以后类似的案件就好办了。”

我们姑且忽略对这个案件的其他评价，单就此一审判决在平衡各方当事人利益方面，肯定是费劲了心机，因为摆在法官面前的法律弹性很大，甚至是盲点，所以在网络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过程中，正确的判决主要是源于对各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与平衡，这对法官素质是个严峻的考验。为此，我国必须培养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以适应网络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需要。

三是建立道德规范的约束作用。在法律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利用道德力量的约束。网络的经营者和使用者应建立行业道德规范，用道德的力量约束人的侵权等违法犯罪行为。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的思想意识和觉悟的不断提高，道德的约束作用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律法规的不足。

四是在网络知识产权保护中采取技术措施。尽管有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说法，但要想保护基于高技术而发展起来的网络知识产权，建立起技术的壁垒是重中之重。尽管网络技术的发展已经超乎人们的想像，但技术的发展空间是无限的。用新技术保护已有的技术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

五是借鉴发达国家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成功经验。有关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已经受到世界范围内的重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美国、欧盟和日本分别立法对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问题做出了一系列的规定。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996年12月2日至20日在瑞士召开的“关于著作权及邻接权问题的外交会议”，通过了两个被新闻界称为“因特网条约”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著作权条约(WIPOCopyright Treaty)》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条约(WIPO Perfor-mance and Phonograms Treaty)》，主要针对的就是网络版权保护的问题，规定“在电子媒体中以数字形式存储受保护的作品……包括表演或录音制品，受《伯尔尼公约》的保护”。

美国于1998年10月颁布了《千禧年著作权法案》(THE DIGITAL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OF1998，简称DMCA)，其内容包括扩大外国互惠保护基础、对科技保护措施及电子著作权管理信息完整性之保护、限制网络服务业者著作权侵权责任及调整若干合理使用条文等。

日本国会于1997年6月10日通过著作权修正案，其主要修正内容是：(1)增加表演者和录音制作者享有对公众提供(即可被传输)其表演或录音的权利；(2)将著作权人对公众传输作品的权利扩大到对公众提供其作品的范围；(3)重新定义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对公众传输的相关行为。

1996年3月欧共体公布了《欧洲议会理事会关于资料库保护准则》，要求欧盟成员国至迟于1998年1月1日以前依前述准则制定或修正国内相关的著作权法。1996年9月欧盟执委会颁布了信息社会著作权及相关权绿皮书(增补)，重申在计算机存储中的短暂行为同样构成复制。1997年12月欧盟执委会针对信息社会的著作权问题，为制定共同体内适用的标准，履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因特网条约”新规则，提出《调和信息社会中特定著作权及著作邻接权指令》草案。该法案确认了复制权、公开传播权、发行权和对拷贝装置和著作权管理信息的保护。在出台《数据库法律保护指令》等信息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机制后，欧盟宣布网络服务公司只需获得单一授权许可，就可以在其25个成员国开展业务。这标志着欧盟正在逐步实现促进整个欧盟范围内的知识产权一体化进程。

虽然这些规定对于我国在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立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我们必须立足于自己的特色，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六是逐步实现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化。互联网使得国家和地区的界限在网络中逐渐被淡化，对知识产权时间性、地域性特征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必然要突破国界的限制，保护标准也将逐渐趋于国际化。世界各国都面临着修改、调整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使保护标准越来越趋向于国际化。2007年6月9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在我国正式生效。这两个条约是专门针对互联网环境下的版权保护问题而制定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的目的是为了在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领域，特别是互联网领域更充分地保护版权人的利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的目的是为了在数字领域，特别是互联网领域更好地保护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的权利。加入这两个条约，有利于加强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借鉴国际社会在互联网领域版权保护的成功经验，促进我国互联网产业和知识产权制度的健康迅速发展。

[责任编辑：梁小楠]

作者：陈爽

网络环境版权司法保护论文 篇3：

试论刑法对网络著作权的权利保护范围

【摘要】本文认为刑法对网络著作权的保护未能涵括网络著作权的全部权利内容，提出应当将信息网络传播权、著作权的邻接权、数字化作品权利标示权和反解密权以及网络著作权中的精神权利纳入刑法保护的法益范围。

【关键词】网络著作权；刑法；保护范围

网络技术无疑是一柄双刃剑，它在为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提供无线便利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促成了著作权侵权行为的日益猖獗。虽然我国刑法典中设有侵犯著作权罪名，但在网络环境下，已有的法律已经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本文从刑法保护的网络著作权的权利范围入手，提出了加强网络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对策建议。

一、网络著作权的权利内容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著作权权利内容共有16项，分别是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等。

网络著作权并非是一种新的著作权形态，它只是基于网络环境产生的著作权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而已，或者可以理解为网络作品的权利人所享有的著作权。网络著作权也包括了发表权等16项权利内容，这些权利内容与一般的著作权而言并无实质性差异。

二、我国刑法对网络著作权的权利保护范围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著作权法》确定的著作权人及其相关权利人拥有的权利有发表权等16项权利，但从上述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内容来看，刑法对网络著作权权利保护的范围并未能完全包含这16项权利。

（一）对精神权利缺乏保护

从我国《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来看，我国“著作权”概念采用的是大陆法系的模式，侧重保护作者的权利，其权利内容既包含财产权，同时也较为重视著作权人的精神权利，这与普通法系国家侧重保护作品财产权利的“版权”概念是有区别的。但在同时，《著作权法》第56条却称“本法所称的著作权即版权”，这说明了立法者对相关问题的认识较为模糊，对著作权中的精神权利缺乏足够认识，这种思想倾向同样体现在相关的刑事立法中。无论是《刑法》第216条，还是《著作权法》第48条，都只是以刑事手段保护著作权人的财产权，并未涉及到著作权人的精神权利。精神权利是个体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也是我国《刑法》保护的重要内容，《刑法》第四章即规定了“侵犯公民人身权、民主权利罪”，不应将著作权中的精神权利完全排斥在外。

（二）对部分财产权利缺乏保护

我国相关刑事法律侧重于保护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利内容，但事实上目前刑事法律为著作权提供的保护也并不包括全部财产权利。造成目前这种状况的首要原因仍然是《刑法》立法的滞后，《刑法》第217条仅为著作权人的复制权、发行权提供保护。事实上，虽然《著作权法》第48条对著作权人及其相关权利人的财产权利提供的保护较为全面，不仅涉及到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等一般性的财产权利，同时也涵括了数字化作品权利标示权和反解密权，但事实上第48条的规定也仅仅是停留在文字层面而已，其中说明“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刑法》并没有做出相应的修改，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未涉及到相关问题，故而司法活动根本无从为著作权人及其相关权利人的财产权提供全面保护。

三、扩大刑法对网络著作权的权利保护范围的建议

多数部分国家对著作权的刑法保护范围都相当宽泛，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相较而言，我国《刑法》对著作权的保护范围过窄，应当予以扩大。具体而言，应将以下几种权利纳入刑事法律保护的法益范围。

（一）信息网络传播权

对于《著作权法》第48条新增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当按照著作权法确定的模式，将其作为一种新设的著作权权利予以保护，而不是采用2004年《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那样在“复制发行”的框架内界定信息网络传播权。

（二）著作权的邻接权

对于表演权、展览权等著作权的邻接权，相关的司法解释并未涉及，应当通过《著作权法》第48条对其细化，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三）数字化作品权利标示权和反解密权

《著作权法》第48条规定的数字化作品权利标示权和反解密权，更应当引起重视，该两项权利源于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WIPO版权条约与WIPO表演与录音制品条约。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侵权行为较传统方式的侵权更为容易和快捷，网络侵权行为导致的侵权作品在短暂时间内即会传播到较为广泛的地域内，因此权利人通过在数字化作品上加入权利人“权利管理信息”或者以技术措施对数字化作品进行加密的方式可以较为有效地保护著作权不受侵犯。目前数字水印是一种有效保护著作权的“权利管理信息”标注方式，一般是由权利人用密钥或者ID产生一个水印，并将其嵌入数字作品中，以其作为权利人的“权利管理信息”，然后公开发布带有水印的作品。至于用解密方式保护著作权的方式在网络条件下更为普遍，例如许多软件通过网络销售，消费者直接去权利人指定网站地址下载软件，付费之后获得相应的注册码后即可使用，而其他非付费用户虽然也可以免费在线下载该软件，但软件设有加密程序，不输入注册码则无法使用软件。可以说，通过技术手段实施的“权利管理信息”标示和加密是两种极为有效的保护网络著作权的方式，这种方式既能保证网络作品或传统作品的数字化形式在网络上迅捷、便利地传播，同时又能有效地保障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如果未经权利人许可，擅自删除、变动作品的权利管理信息，或是用技术手段对作品附加的加密程序进行解密，可能使网络作品彻底处于无保护状态，其造成的侵权后果极为严重。因此，虽然作品附加的权利管理信息和加密技术措施虽然并不属于作品范围，但对它的保护即是对作品的保护，数字化作品权利标示权和反解密权也应纳入刑事法律保护的法益范围。事实上，相当部分的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都是通过擅自删除、变动作品权利管理信息或是非法解密这两种方式实现的，例如著名的番茄花园侵权犯罪案，侵权行为的主要表现就是行为人通过解密方式取消了windows XP操作系统的正版验证程序，并为其他用户提供网络下载。另有一种针对某一特定软件提供解密方式（包括解密的方法或者用以解密的程序等）的行为，因为该行为没有并没有涉及到直接的侵权作品，所以反解密权以外的其他著作权权利无法对该行为进行有效规制，因此必须将反解密权列入网络著作权的刑法保护范围。例如在windows Vista 及windows 7两代操作系统面世后，网络上很快出现了各种破解方式。这种破解方式的提供者虽然没有为网络用户提供侵权的windows Vista 或windows 7软件本身，不过这些软件可以通过微软公司的网站免费下载，但是在正常情况下用户必须在付费获得验证码或激活码后才能正常使用该软件，此时因为有了行为人所提供的解密方式，网络终端用户不再需要向权利人付费即可使用该软件，这就给权利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因此，虽然解密程序的提供者虽然没有直接向其他用户提供侵权作品，但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可能要远比提供侵权作品的行为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更大，社会危害性更大，因此对提供解密措施、解密程序的行为，也应认定为侵权，纳入刑法保护的范畴。

（四）网络著作权中的精神权利

与普通法系国家侧重保护作品财产权利的“版权”概念不同，我国《著作权法》也较为重视保护著作权人的精神权利（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精神权利），但是在相关立法中往往忽略了对此类权利的保护，特别是在刑事立法中，由于我国刑法侧重于保护重大的人身权益，忽视轻微的人身权益保护①，从而造成刑事法律对著作权中的人身权益之保护完全处于空白状态。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人身权都需要纳入刑法的保护范畴。笔者以为，是否要将网络著作权中的人身权纳入刑事法律的保护范围，应当考虑到侵犯该权利的行为是否有足够的社会危害性，同时也要兼顾到刑法的谦抑原则。

著作权中的精神权利与财产权利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保护著作权人的精神权利，同样也是为了公众利益。实质上，精神上的权利有时是比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推动作者进行智力创造的力量，毕竟没有几个人能拒绝名垂青史的诱惑②。正因为精神权利与财产权利在著作权中具有同样的地位，所以刑法在其提供的法律保护中更不应厚此薄彼。事实上，既然我国《刑法》第246条、第252条、第253条分别对公民的人格权和通信权提供刑法保护，那么又为什么不能对同等重要的著作权精神权利提供刑法保护呢！当然，我国《刑法》对著作权的保护侧重于财产权利方面，但即便如此，也需注意到著作权中的精神权利往往是著作权人实现其财产权的前提和基础（如署名权、发表权），进一步讲，权利人通过精神权利获得的声名也是其获得潜在经济利益的保障，特别是在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人更易因作品的迅速传播而跃升为“网络红人”，其将从这一声名中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也就是说网络著作权权利人的精神权利在受到侵犯后，其蒙受的经济损失往往可能比其财产权利直接受到侵犯时蒙受的损失更加巨大，就此而言，侵犯精神权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恐怕并不比直接侵害权利人财产权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小。

当然，将网络著作权中的精神权利纳入侵犯著作权罪的保护对象，也必须要兼顾到刑法的谦抑原则，也即刑法对侵犯著作权精神权利行为的规制是确属必要的、以其他方法无法取得同样效果的。诚然，我国《著作权法》第46条规定对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但仅仅依靠民事责任是否能够有效抑制侵权行为，抵消侵权行为对权利人造成的伤害，这是值得怀疑的。特别是对网络环境下，侵犯网络著作权之精神权利的行为极其频繁且难以发现，更为严重的是，相较于传统作品而言，侵犯网络作品的精神权利更为便捷迅速，侵权人几乎不需要支付任何成本即可以在瞬间侵犯他人的署名权、修改权及保护作品完整权，因此将精神权利纳入刑事法律的保护对象，加大对相关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或许有助于抑制愈演愈烈的侵权之风。但在同时，刑法对精神权利的保护水平亦应保持在适当的程度，例如法国在1994年《知识产权法典》修订后，逐步确立了严格的刑事立场，一般性侵权行为的刑事责任得到了普遍确立，即使是侵犯权利人精神权利的行为，亦可处两年监禁及100万法郎的罚金，这一做法招致了部分法官和学者的反对，认为其过于严苛。③笔者以为，我国即使要将精神权利纳入侵犯著作权罪的保护对象，也不可能采取类似法国这种严格的刑事政策立场，必须要予以取舍，只对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的、且必须通过刑罚手段调整的侵权行为予以规制。至于何种程度的侵权行为属于这一范畴，还应经过实证研究的证明后才能被纳入立法之中。

注释：

①详见马东梅.《我国公民人身权保护的刑事政策思考》，《河北法学》，2008年第10期：第33-38页.

②丛立先.《论网络版权之精神权利及其表现》，《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514-519页.

③详见王宏军.《论法国著作权法中对假冒行为的严格刑事立场》，《当代法学》，2006年第3期：第134-140页.

作者：张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