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海外利益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内容摘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大力实施，中国与周边各国的联系更加密切，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也显著增加。无论是经贸关系还是境外投资，抑或是人员往来，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都日益凸显，周边地区在中国海外利益中的分量也与日俱增。
第一篇：海外利益论文范文
深入研究投资法 保障海外投资利益
随着我国国内巨大消费市场的启动，我国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并不平衡，对上游原材料的渴求已经迫使中国企业要走出去。未来的1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中国将面临投资输出国和输入国双重地位并存的格局，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的投资法研究是否为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过去的30年，投资法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营造一个顺应国际潮流的国内投资环境。我国立法、司法以及行政围绕投资环境营造的改善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人说，中国是对外资最友好的国家，也是外资获取利润最容易的国家。但翻过了这一页之后，未来我们将要面对的新课题是——如何保证我国投向外海资本的安全，并保证其获得稳定、合理的利润。我国对投资法的立法、司法研究重点将转移到投资风险控制机制和保证投资安全工具的综合性运用上。
相关的研究者借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的先期研究成果指出：针对利益获取，一方面要与传统干涉行为撇清界限，另一方面要为中国巨大海外利益的保护提供注脚。在投资法相关法学领域的研究中，我们面临三个方面的困难。
其一，研究理念的艰难转型。一方面，我们需要从理念的层面明确，未来的投资法研究应当追求投资输入国与输出国地位的平衡，非片面强调对投资输入或者输出的某一方的过分保护问题。我们需要研究投资双方战略互惠的“再平衡”问题。另一方面，在微观技术层面，我国政府实施对外资的征收政策，自然而然是希望沿用对投资输出国的“适当补偿”标准政策更为有利;站在投资输出国的立场看，我们也当然期望自己的公司得到投资输入国完全、及时、有效的投资补偿。沿袭这种思维，必然损害当今作为投资输入国与输出国的我国国家利益，过去的“双边投资条约中的征收补偿标准”、“充分保护与安全条款”等法律和相关政策，需要我们重新予以客观的审视，在充分考虑我国作为投资国双重身份的条件下进行有效、快速的研究理念的转变。
其二，法律交叉适用的困境。我国对外投资主要集中于能源、原材料等领域，那些投资环境好的地方已经被欧美、日韩占据，因此“中国的美元”大量涌向战争风险、政治风险集中的国家是无奈的选择。在武装冲突的环境下，国际人道法(武装冲突法)与国际投资法(通常表现为双边投资条约)，对投资者的保护及该两类国际法规则的交叉适用，就成为非常困难的问题。在学理层面，存在优先适用哪类规则的问题，亦即对于某些共同涉及问题(比如征收)的适用。在事实层面，武装冲突对于投资条约和投资协议的影响，需要认真地评估。具体而言，一方面是理论需要谨慎的回答，交战国之间、交战国与中立国之间的双边投资条约是否继续适用;另一方面，他国国内武装冲突对于双边投资条约是否履行，以及当事国与我国公司的投资合约执行能力强弱的问题。对于这些难题的回答，国际法理论的应用性研究是极为艰难的。
其三，风险分散策略的缺失。笔者始终认为，在战争概率高的国家，对投资风险分散机制的运用，远比等到损失定格之后寻求法律救济(继续履行投资合约或请求损害赔偿)来得有效。我们还缺乏对MIGA等国际保险机制的运用，很多风险和损失只能自己来承担。中国铁建或许是幸运的，因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理赔了其在利比亚的损失;但对国家来说却是不幸的，损失掉的真金白银只不过没有从叫做“中国铁建”的口袋里掏出来，而换成了另外一个叫“中国出口信保”的口袋而已。我们需要从更深的层次来思考这个问题，中国的国家风险资产可以积极地走出去，参保诸如MIGA这样的国际机构，让我们的资产损失不再自己买单，而是通过MIGA这样的多边担保机构来替我们分担一些，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保有。
海外投资的风险控制事关国家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正所谓，“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法理层面，投资法的研究面临从理念到技术、宏观到微观的转型。正当“中国的美元”撒得全世界遍地开花的时候，中国国家利益已经延伸到世界的许多角落，维护我们投资他国资产的合法利益，就是维护我国国家利益。深入地研究投资法，将法律的原理、适用范围、适用对象等问题集中在实现自身利益维护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不论路有多远，我们都要坚定地走下去。(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作者：冷新宇
第二篇：中国周边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探讨
【内容摘要】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大力实施，中国与周边各国的联系更加密切，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也显著增加。无论是经贸关系还是境外投资，抑或是人员往来，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都日益凸显，周边地区在中国海外利益中的分量也与日俱增。但是，周边地区海外利益面临政治、经济、社会和安全四大风险，而且在海外利益维护方面面临不干涉内政与建设性影响的“原则困境”、安全问题频发与海外军事支援受限的“力量困境”、依法保护与法律缺失的“法律困境”。对于周边海外利益的维护，要划分海外利益的层次与领域。总体上，海外利益可以划分为核心、重要、一般三个层次，同时可以区分为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四大领域。对于不同层次和领域的海外利益，要针对性地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法律五大手段，积极建立国家、企业、社会和个人多元力量参与的“四位一体”海外利益维护模式。
【关键词】 周边地区 海外利益 周边外交 周边安全 大周边
【作者简介】 凌胜利，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中国海外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北京 邮编：100037)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1801003
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不断实施，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日益密切，中国的海外利益也显著增加，如何更有效地保护海外利益成为新世纪以来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任务。纵观近年来国内有关海外利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海外利益的概念进行辨析，分析其主要内涵，区分其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二是对海外利益保护以及相关国际经验进行总结与分析;三是探讨目前中国维护海外利益面临的挑战、风险和对策。但是，对于中国在某一地区、某一领域的海外利益研究则相对较少，而且，对海外利益的研究更多是探讨海外经济利益，对海外安全利益的研究比较有限。
中国海外利益的保护应该针对海外利益的分布情况有所侧重，更加精细、精准地维护日益增加和日趋复杂的海外利益。与此同时，海外利益的保护应该与国家的整体对外战略相契合。周边地区对于中国和平发展至关重要，是中国海外利益分布的重要区域。党的十八大以来，周边外交在中国总体外交布局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为了推动周边外交的开展，中国推动“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等合作框架和机制的建设，将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确立为长期目标。与此相应，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也不断增加，这使得研究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很有必要，本文也主要基于此进行分析。
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国际活动的增加，中国的周边概念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周边地区，学术界出现了“大周边”的呼声，以区别于以往的“小周边”。袁鹏认为，当前中国需要树立真正意义上的“大周边”意识，超越邻国、东亚、亚太等概念。“大周边”包括内环、中环和外环三个部分，涉及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甚至极地地区。 这种大周边在空间上非常广阔，几乎囊括了世界上所有的大洲。与袁鹏的观点有所不同，另一些学者所主张的“大周边”在空间范围上相对小一些，基本上是对目前中国传统周边范围的适度拓展。祁怀高、石源华认为，“‘大周边’的概念需超越传统的地理范围界限，涉及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和南太平洋地区六大‘板块’” 。但是对于西亚是否应该属于大周边，有学者持不同意见。陈向阳指出，“中国的周边基本涵盖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与南太平洋五大板块” 。尽管西亚由于历史、宗教、地理等原因与中国的交往不如其他传统邻国频繁，但随着近年来中国与西亚各国联系的不断紧密，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向西发展，西亚日益成为中国“大周边”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大周边与小周边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要将西亚、南太平洋地区纳入周边地区范畴。在本文中，周边主要是指超越传统邻国概念但又有所限定的“大周边”，主要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与南太平洋六大“板块”，总体上可理解为亚洲和大洋洲。
中国与大周边地区的国家大多交往密切，与各国贸易关系紧密，投资不断增加，人员往来日益频繁。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合作框架的确立，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不断增加，这使得如何保护中国在大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更加迫切。加之中国在周边地区拥有重要的政治关系、安全关切、贸易伙伴、投资伙伴、人文伙伴等，这些都决定了维护周边地区海外利益的重要性。为了有针对性地提出维护中国周边海外利益的对策，需要对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进行全面系统分析，以便更有效地促进中国周边战略的实施。
一、周边地区海外利益的主要构成
关于海外利益的构成，学术界的既有研究分歧不大，大体划分为政治、安全、经济、社会等方面，但主要聚焦于经济利益和人员安全。在对周边地区海外利益的构成进行分析之前，首先需要明晰海外利益的概念。
纵观近年来国内关于海外利益概念的探讨，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侧重从空间上界定海外利益，认为中国海外利益实际上是国境之外的国家利益，属于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 第二种观点在承认海外利益境外性的同时，也承认海外利益有国家、法人、个人等不同主体之分; 第三种观点更突出海外利益的合法性，从海外利益的形成来看，主要通过中国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在日益紧密的国际联系中逐渐形成，空间上体现为境外性，合法性方面主要考虑国际合约形式。 由此可见，对海外利益概念的界定，主要分歧在于海外利益的主体是仅局限于国家，还是涉及企业、社团、甚至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 体现了空间的境外性、主体的多元性、规则的合法性、形成过程的联系性等特点。
不过海外利益的认知具有动态性，汪段泳认为，随着海外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对海外利益的认识逐渐从局限于经济利益的“低政治”上升为国家核心利益的“高政治”，对维护海外利益的手段也日益受到國家重视。简而言之，海外利益的界定及其战略地位，与各国的实力及身份定位密切相关。 海外利益概念的界定也关系到国家维护海外利益的战略选择。 对海外利益的概念界定实际上也影响了海外利益在国家政策中的地位。随着海外利益的不断拓展，中国对海外利益的认知也不断调整。“以现实建构主义视角分析，中国海外利益的内涵是权力变迁因素和国际社会规范共同作用的产物。”
有关中国海外利益的构成，目前学术界存在多种看法。陈志武认为，“中国的海外利益包括人员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资源供应、海外市场拓展等四个方面” 。这种观点只考虑海外经济利益和人员安全。唐昊认为，中国目前的海外利益可以划分为四类：国家安全利益、海外公民权益、海外商业利益和国际社会认同， 这种观点主要是从问题领域来考虑海外利益的构成。陈晔认为，“海外利益基本内涵分为海外经济利益、海外政治利益、海外安全利益、海外文化利益和海外资源利益” ，同时比较突出海外资源利益的重要性。曾卓认为，中国海外利益从内容上可分为海外经济利益、海外安全利益、海外政治利益和海外文化利益。 郎帅认为，海外利益包括海外经济利益(主要表现为进出口贸易、对外投资和国际金融三类)，海外政治利益(主要指中国所享有的国际地位、获得的国际认可以及赢得的国际支持)，海外人员安全，海外国家形象，国际战略通道安全。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海外利益的认知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海外利益的主体是仅局限于国家，还是包括国家、企业、个人等多元主体;二是海外利益的领域构成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四个方面，还是涉及其他领域。在本文中，海外利益可理解为包括国家、企业、个人等多元行为体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中的境外利益。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主要包括中国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民等在周边地区所存在的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等利益。为了更为直观地理解中国周边地区海外利益的重要性，本文主要选取中国与周边地区的贸易、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投资和中国与周边地区的人员往来，来分析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重点关注海外经济利益和海外安全利益。之所以选择这三组数据来分析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主要是基于海外利益的主要构成以及相关数据的可量化程度。一是海外利益所涉及的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相对而言难以用数据测量，而经济利益和人员安全则相对可以量化;二是目前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主要还是以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为主，而安全利益主要是指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安全。涉及国家安全利益的虽然可以视为海外利益，但实际上其维护举措往往比维护海外利益具有更高的战略层次，这与维护海外利益以算“经济账”为主有所不同。
第一，从中国与周边地区各国的贸易来看(表1)，周边地区占有重要地位。根据中国海关总署、中国统计年鉴2014、2015、2016年的数据可以发现，无论是进口、出口，还是总额，周边地区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都占据重要地位。2014年，中国与周边国家贸易的进口、出口、总额分别占全球对外贸易的47.4%、35.6%、41.0%;2015年，这一比例分别是45.2%、35.7%、39.7%;2016年，这一比例分别是45.6%、36.2%、40.2%。 由此可见，周边地区成为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重要区域。
第二，从中国对外投资来看(表2)，周边地区(主要指亚洲和大洋洲)是中国海外利益的重要区域。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增长迅速，随着由“中国制造”向“为中国制造”转型，中国的境外投资还会不断增长。 由于在中国对外投资中，香港也被统计在内，而香港在2014—2016年占中国对外投资存量的比例在57%—60%之间，扣除香港因素，可以发现中国对周边国家的投资占30%左右。除2016年对周边国家的投资存量少于拉美地区外，其他年份周边国家都居中国对外投资存量的首要位置。而且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投资还会有所增加。
第三，从周边地区的劳务人员分布来看(表3)，周边地区是中国劳务输出的重要区域。根据《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无论是工程派遣还是劳务派遣，周边地区的劳务人员都占中国在全球劳务人员的40%以上。而且劳务人员只是中国人在境外活动的一部分，如果算上庞大的境外旅游人员，这一比例可能会更高，因为周边地区是中国公民出境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 例如，2016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达1.22亿人次，前十位的出境目的国分别是泰国、日本、韩国、美国、马尔代夫、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意大利、马来西亚，其中周边国家占八个。 随着海外公民活动的不断增多，海外公民保护已成为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重要内容， 周边地区的海外公民保护更是重中之重。此外，海外华侨华人利益的维护也不时考验着中国维护海外利益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在全世界的分布不断扩大，但周边地区始终是中国海外华侨华人分布最多的地区，这对中国维护海外利益是不小的考验。
通过上述几组统计数据可以发现，中国在周边地区国家的贸易、投资、劳务输出在中国整体的对外贸易、投资、劳务输出中都占据较高比例，这反映了周边地区在中国海外利益维护中的重要性。可以预计，随着中国对周边外交的日益重视，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会更加凸显。
二、周边地区海外利益面临的四大风险
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在中国整体海外利益中占据首要地位，同时，周边海外利益也面临着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等诸多风险。
(一)政治风险
中国周边海外利益的政治风险是指周边行为体特别是国家所实施的政策对中国周边海外利益造成的冲击。张曙光认为，“涉及国家海外利益的行为实体，它们的政策行为常常成为影响国家海外利益风险的因素。这些行为包括军事冲突、贸易政策等” 。谢玮认为，海外利益面临征收/国有化、蚕食性征收风险、汇兑限制风险、战争和政治性暴力事件风险、政府违约风险等， 这些构成了海外利益面临的主要政治风险。对于维护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政治风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周边国家政局动荡。中国周边地区国家不乏老人政治、强人政治，这些国家的政治转型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一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冲突不断，这对中国的海外投资、企业的海外经营等构成了挑战。例如，中国在泰国、缅甸的投资就曾因政局动荡受损。二是周边国家的政策调整。一些周边国家的相关贸易、投资等制度并不健全，甚至不乏朝令夕改的情况，这使得中国在这些国家的海外利益很难得到比较稳定的保障。周边不少国家在劳工、土地、融资、财政、产业政策等方面的规则不健全、不連续，执法随意性大。 在多边贸易、投资等机制难以有效保障中国周边海外利益的情况下，如何提升双边制度的保障力度是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重要手段。三是周边一些国家对华不友好态度。周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欢迎与戒备态度并存，“中国威胁论”在某些国家不乏市场，造成其态度不友好，进而损害中国的海外利益，特别是损害一些投资周期较长、固定投资大、投资回报慢的海外利益。
(二)经济风险
周边地区存在的经济风险也对中国的海外利益构成了挑战，这些经济风险涉及商业运营环境、商业竞争、商业制度等诸多方面。一是商业运营环境有待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营商环境排名多处于100名以后，经营环境风险整体较高。 而“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都属于中国周边地区，这也意味着中国周边地区的营商环境普遍欠佳，营商风险不可低估。二是经济危机的潜在风险。周边国家大多在产业、投资、金融等方面存在制度建设不足的问题，因此这些国家都存在着较大的潜在经济风险，如汇率波动、产业调整等，这些风险对中国海外利益的冲击不可忽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周边国家由于经济结构单一、对外依赖性较强等原因，经济稳定性较差，这使中国在这些国家的长期投资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因不了解当地劳工、税收等一系列国内法律问题而经常碰壁，如非法罢工已成为海外中资企业的头疼问题，如何加强投资保护，谨防投资冒进已成为维护海外利益的重要内容。三是大国经济竞争的影响。随着中国崛起和亚太地区战略地位的上升，大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的经济竞争也更加激烈。例如，中泰铁路的一波三折就与日本的介入有关，中国在印尼的高铁项目也面临着日本的竞争，中美在地区贸易规则上的激烈竞争也此起彼伏。目前，虽然“一带一路”建设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但与主要大国的共识还较少，彼此间的经济较量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依然会延续，中国海外利益深受大国竞争影响也会成为常态。
(三)社会风险
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有赖于周边国家的社会认同与支持。尽管中国与相关国家政府能够就投资、经贸等达成较多共识，签订相关合作文件，但维护中国海外利益与具体利益所处的外部环境密不可分，这种外部环境不仅包括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同感，还涉及中国企业在当地社会的影响、中国人与当地人的关系、当地的社会生态等。从海外利益保护的角度看，社会风险对海外经济利益、海外人员安全、海外国家形象等具有重要影响。中国周边地区海外利益所面临的社会风险主要源自三大因素。一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宗教、文化差异，影响着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同。尽管周边国家与中国在历史上交往密切，但文化与宗教上的差异始终影响着彼此的相互认知，相互了解有限。二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制度差异。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但意识形态因素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上依然发挥着影响。中国是目前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这使得一些周边国家与中国交往时心存戒备，因政治制度的差异，中国在周边地区的许多投资问题很容易被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受到诸多限制。例如，中国能源企业在海外的活动常常被认为是受中国政府操控而非市场行为。 海外利益的主体包括国家、企业、社会等多元主体，因此，为了避免一些国家或其他行为体将中国的海外利益笼统地视为中国的国家整体利益，需要推动海外投资主体的多元化，鼓励民企“走出去”。三是中国企业的行为影响周边国家的社会认同。中国企业在周边地区的行为直接影响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社会认同。因而中国企业的行为是否尊重当地法律、习俗，中国企业是否肩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都是影响海外利益的社会风险。
(四)安全风险
中国周边地区的投资环境也存在不少安全风险，一些地区和国家因民族、宗教等矛盾而冲突不断，甚至爆发战争。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所面临的安全风险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周边地区发生战争。殷鉴不远，中东地区一些国家的战乱频繁，对中国的海外利益造成了重大影响。尽管中国成功完成在叙利亚、利比亚等国家的撤侨行动，但海外资产的损失还是非常惨重。未来，为了规避、减少战争或武装冲突对海外利益的冲击，中国在战前、战中、战后三个环节均应有所举措。二是周边地区的局部武装冲突。周边一些国家内部存在局部武装冲突，有些甚至是历史难题，例如阿富汗的塔利班问题、缅北的武装冲突问题、印巴冲突问题，这些都对中国在这些国家的海外利益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中国企业在这些武装冲突地区或毗邻地区进行投资时，如何规避安全风险已成为一项需要认真思考的议题。三是恐怖主义活动。中国周边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非常频繁，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从未停息，对中国的海外利益造成巨大威胁，尤其是在人身安全方面，针对我海外人员的绑架活动时有发生。 四是违法犯罪活动。中国周边各国的社会治理能力参差不齐，一些国家的违法犯罪活动频繁，甚至还存在一些跨国犯罪问题，这些对中国海外利益也是一大挑战，此前的湄公河惨案就属此类。
三、维护周边地区海外利益的三大困境
对于维护周边地区海外利益，除了上述四大风险外，还存在三大困境。
(一)不干涉内政与建设性影响的“原则困境”
长期以来，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对外关系，其中“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维护中国海外利益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周边绝大多数国家都处在民族国家阶段，对主权问题尤为重视，且极为敏感。在过去很长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人员交往较少，而且大多是在“高政治”领域发展国家间关系。但是随着中国在周边国家的海外利益日益增加，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主体也呈现国家、地方政府、企业甚至是个人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彼此间在“低政治”领域的互动也日益频繁，因而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理解也应与时俱进，因为影响别国对华态度和不干涉内政并不冲突。一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从“高政治”领域向“低政治”领域拓展，主权问题的相关性和敏感性呈下降趋势。二是中国在周边国家的海外利益不断增多，如何维护企业和个人正当合法的海外利益，是中国的国家责任所在，这既需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战略沟通、政策协调，真正实现外交为民，也需要外交、外事部门重新审视不发声、不抢先、不介入的传统态度， 更加积极有效地维护海外利益。“不干涉内政”是一项原则，主要针对纯属一国内部事务而言，但海外利益维护却涉及很多具体事务，中国是主要的利益攸关方，这就需要在“不干涉内政”原则的指导下灵活应对，以便更有效地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实现国家间的合作共赢。三是维护海外利益缺乏健全的法律法规，这就需要加强双边或多边的政策沟通，不干涉内政不应该成为不作为和不承担责任的托辞。尊重对方主权和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并不冲突，两者可以协调、共存。四是国际规范发生变化，人的安全等因素日益受到重视，这需要作为一种规范的“不干涉内政”原则进行适当变革。 例如，在一些战乱国家或治理能力较低的国家，如何维护中国海外公民的安全，需要中国增强对相关国家的政策影响。尽管不干涉内政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一项重要原则，但新时代对其内涵应有新的理解。不干涉内政并不等于不可以寻求对其他国家的政策施加影响，在维护海外利益问题上，中國完全可以依据相关国际规则、双边规则对自身的海外利益进行合法、合理的维护，对于一些国家违背相关规则、条约等损害中国海外利益的行为，可以对其政策施加影响，发挥建设性影响。在一个各国联系日益紧密的全球化时代，绝对主权越来越受到限制。对于中国在周边地区不断增加的海外利益，如何寻求不干涉内政和建设性影响之间的平衡尤为重要，进而才能实现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的协调，在开放的国际社会实现合作共赢。
(二)安全问题频发与海外军事支援受限的“力量困境”
随着中国在周边地区海外利益所遭遇的安全风险不断增多，是否要进行海外军事支援也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之一。 但是，出动军队来维护海外利益面临诸多限制因素。一是中国向海外派遣军队维护海外利益缺乏相应法律规定。海外军事行动需要法定授权，依法活动，这相应需要对现行的法律进行必要的补充、修订或进行相关立法。 二是中国在周边地区缺少军事基地，使得派遣军队维护海外利益受到时间、地点等限制，海上部分可以依靠海军公海巡航，陆上则无法派遣军队。利比亚撤侨也反映了中国军队在维护海外利益方面的短板，有必要建立专门的海外利益维护力量。 为了解决周边地区海外利益的安全风险与军事支援之间的“力量困境”，目前可以采取四种措施。一是海外利益保护的私营化。面对日益严峻的安保问题，海外中国企业和公民日渐依靠市场来满足自身的安全需求，选择国内外私营安保公司来获得安保服务。 在政府海外安保受到诸多限制的情况下，通过市场方式来运作海外安保可以成为重要路径。二是可以开展警务合作与警务外交。警务外交兼具国际司法、执法与外交三重性质的独特外交形式，具有硬性功效、协调本质、责任延伸与现时保护四个特征，正在成为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有效手段。 相对于动用军队开展境外活动而言，警务力量可行性更强，而且中国近年来也开始对外输出警务力量来维护海外利益，如湄公河联合巡逻，但总体数量还不多，大批量的国际化警察培养尚需时日。三是可以尝试建立一些海外军事基地，增强对海外利益及时进行军事保护的能力， 如吉布提保障基地的建设。四是通过国际合作来增强海外利益的安全保障能力。中国可以通过与其他国家不断加强安全合作来提升海外利益的安全保障能力，弥补力量投射和法律限制等不足，如在公海共同打击海盗。总体而言，中国海外利益面临的安全问题多数可以通过私人安保、国际合作等方式解决，只有少数需要进行军事支援。
(三)依法保护与法律缺失的“法律困境”
对于周边地区海外利益的保护，很多专家都建议要依法保护，要合理利用相关国际规则。遗憾的是，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保护面临着法律困境。一是一些多边国际规则对于中国在周边地区维护海外利益并不适用，如多边贸易保护协定不少，但多边投资保护协定效力有限。二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分别签署相关双边协定颇费周折，也比较困难。因为中国与周边许多国家在贸易、投资等海外利益方面存在不对称性，周边国家认为签订协定主要是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属于单方面保护，因而积极性不高。三是国际法的国内适用问题。在海外利益维护问题上，尽管存在一些国际规则、条约等可以援引，但是也面临着在周边国家国内的适用问题，因为一些国家未能实现国际法的国内化，有法不依、有法难依的现象时有发生。四是法律执行的困难。中国的海外利益即使诉诸法律手段进行维护，也存在司法程序过于漫长、法律维护成本过高、专业法律人才缺乏等问题。总之，尽管法律手段可以成为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重要手段，但是面临诸多困境，这需要政府组建专业的海外利益维护法律机构和团队，降低企业、个人的法律维权成本。
四、“四位一体”：维护周边地区海外利益的模式
中国海外利益的保护还处在起步阶段，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英国曾经凭借强大的海上力量为其海外利益保驾护航。 美国则通过法律、外交、国际机制、军事力量和非政府力量等多种方式共同维护海外利益。 印度运用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对外援助、军事手段、民主价值观等观念性力量及民间力量保护海外利益。 也有学者结合当前中国的发展阶段，研究崛起过程中的海外利益维护，比较美国、日本、印度的经验供中国参考。 甄炳禧则比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西方国家维护海外利益的若干手段，主要包括外交手段、海外保险机制、企业本土化等。
时过境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已经成为历史，中国显然无法按照帝国主义国家的模式来保护海外利益。美国、印度等国的海外利益保护对中国具有借鉴价值，但也不能完全复制。关于中国维护海外利益的手段，学者们存在不同见解。汪段泳认为中国可以采取国际法赋予的外交工具、国际制度、国际责任和军事措施四种手段维护海外利益。 其中履行“国际责任”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对外援助等手段来增加国际认同，提升国际权威。陈志武认为中国应该主要依靠法律手段来保护海外利益，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 其理由在于，与英美基于硬实力维护海外利益相比，当今时代国际规范的不断完善使中国采取软实力维权更为适宜。李志永认为中国可以利用警务外交来维护海外利益。 这实际上是通过柔性或隐性硬实力输出的方式来加强海外利益维护，但是从目前来看，中国在这方面的作为并不多。因为这取决于中国国际警务力量建设、国家间关系等多重因素。也有学者认为政府主导型的海外利益保护机制存在资源有限的问题，需要拓宽海外利益保护思路，充分利用行业协会、华人华侨社会网络和民间组织，构建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社会机制， 实现国家力量、社会力量的相互补充。当然，中国的海外利益维护手段无疑需要采取多种方式、多种力量。其中，国家在国际机制、国家关系、企业能力、国家能力和国家形象五个方面的努力尤为重要。 也有学者指出，从长远来看，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重心不是外交、法制、军事等单一路径，而应基于权力、制度、文化三大维度构建海外利益维护战略。 总之，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手段大体包括政治、经济、外交、法律(国际制度)、军事五大手段，涉及双边与多边，参与主体包括国家、企业、社会和个人，针对不同的海外利益采取何种手段应该有所区分。
总体而言，上述关于维护中国海外利益的研究相对比较笼统，缺乏针对中国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海外利益的专门分析，这就使得对中国的海外利益进行层次性区分十分必要。张曙光将海外利益分为核心、重要和边缘三个层次。其中，核心海外利益是国家安全利益的延伸，重要海外利益是国家对外发展利益的延伸，边缘海外利益是国家对外文化利益的延伸(即文化軟实力)。 这种区分实际上将海外利益分为安全、发展和文化三个层次。但是如何对海外利益的重要性进行区分，陈伟恕提出了六条原则：(1)重要性原则;(2)紧迫性原则;(3)影响力原则;(4)控制力原则;(5)收益与成本比较原则;(6)风险度原则。这六大原则对于划分海外利益提供了指标体系，可以为海外利益的层次划分提供重要参考。
基于上述两位学者对中国海外利益的层次划分以及中国周边地区海外利益的类型，结合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国家利益的层次区分，本文尝试对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进行更为细致的分类，即对不同问题领域的海外利益进行层次划分，从而能够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措施。2011年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明确了中国的六大核心利益，分别涉及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基本是主权、安全、发展三个方面。 参照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可以区分为核心、重要、一般三个层次。一是核心海外利益。核心海外利益直接涉及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具有较长影响周期。在海外政治利益方面主要是国家主权完整、政治制度安全;海外经济方面则是关键资源的获取，事关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海外安全方面主要是战略通道安全，对于当前对外贸易依存度居高不下的中国而言，战略通道对中国海外贸易和海外利益都至关重要;在海外文化利益方面基本不涉及核心利益。二是重要海外利益，尽管不直接涉及国家核心利益，但影响国家维护核心利益的能力，一般具有中短期影响。海外政治利益方面主要是国际地位、国际制度参与;海外经济利益主要是国际贸易利益、国际投资利益，随着中国对外投资的增加，国际投资在海外经济利益中的重要性也会逐渐上升;海外安全利益则主要是人员生命安全(主要是指相对零散的人员安全，如果是因战乱而波及大量海外人员安全，则升级为核心海外利益)，海外文化利益方面则是国家形象。三是一般海外利益，对国家核心利益影响有限，但对非国家行为体的海外利益影响较为明显。海外政治利益方面是国际威望;海外经济利益方面是海外市场拓展;海外安全利益方面是生产经营安全、海外资产安全;海外文化利益是国际认同(表4)。
对于海外利益的维护，基本上可以采用五种手段：一是政治手段，主要通过领导人沟通、政治交往等方式进行;二是经济手段，通过经济谈判、经济合作、经济制裁或经济援助等方式进行;三是外交手段，通过外交谈判、国际合作等方式进行;四是法律(制度)手段，通过诉诸相关国际制度、双边条约等方式;五是军事手段，动用武装力量进行威慑、作战等，警务力量不在此列。
一般而言，对于诸多手段的运用还需要遵循以下几方面的原则。一是只有涉及核心利益才采取军事手段，但为了营救中国在海外某地区或国家大量人员因危机状态而遭受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可以动用军事手段，如利比亚、叙利亚撤侨。二是对于不同类型的海外利益要进行针对性保护，如海外政治利益主要以政治手段和外交手段为主，辅之以经济手段;海外经济利益则主要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政治和外交手段可以成为有力支撑;安全利益主要以政治手段、外交手段、军事手段为主;海外文化利益主要以政治、外交手段为主。三是海外利益保护在以国家为主导的同时，也应该鼓励企业、社会和个人积极维权，打造国家、企业、社会和个人海外利益维护多元力量。国家是海外利益维护的主导力量和坚强后盾，在涉及核心海外利益方面，国家可以发挥主导作用，积极采用政治、外交、军事等手段。与此同时，国家维护海外利益不仅体现在应急性，还要积极支持企业、社会等海外利益维护主体的能力建设。企业是海外利益的直接相关方，也是海外利益维护的重要主体。企业维护海外利益主要涉及重要海外利益和一般海外利益，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法律手段来进行。但企业在海外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注意尊重所在国的法律，合法经营、合法维权。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不断拓展，仅靠国家公权力和企业力量的投入还不够，难以满足日益复杂的海外利益维护诉求，因此需要作为润滑剂的社会力量的加入。维护海外利益也需要尽可能动员海外社会力量，如海外商会、企业家协会、行业协会。个人是海外经济利益和海外安全利益的重要主体，也是海外利益维护的第一道防线，可以利用相关法律积极维护或争取社会团体和国家的支持。总之，维护海外利益是一个系统工程，要积极构筑维护海外利益四大领域、三个层次、五种手段、四大力量的“四位一体”模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维护海外利益并非都能立竿见影，因为这不仅涉及国家间的互动，也涉及具体海外利益的属性与现实困难。因此，在维护海外利益方面，加强制度化建設是必由之路。
结 束 语
周边地区是中国海外利益的重要地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也不断增多，加强对周边地区海外利益的维护十分必要。对于维护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不仅要聚焦传统周边地区，还要顾及南太平洋、西亚这样的大周边。总体而言，中国在传统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较多，但在大周边的一些国家的海外利益也不断增加。另外，对于维护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要确立较为清晰的维护模式，对海外利益进行层次划分和类型区分，有针对性地运用各种手段，积极发挥国家、企业、社会、个人的不同作用。此外，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不仅存在政治、经济、社会与安全四大风险，也面临着原则、实力与法律三大困境。在“一带一路”倡议和“走出去”战略大力推进的背景下，中国维护周边海外利益也将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以多边与双边相结合的方式来维护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可以成为重要选择，实现多边促双边、双边带多边的合作。“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必须重视海外利益的维护，这不仅是各种生产要素走出去，也是中国如何拓展地区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为此，可以尝试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制定贸易、投资相关规则，为中国维护周边地区的海外利益提供制度性保障。
作者：凌胜利
第三篇：非传统安全与中国在湄公河国家的海外利益保护
摘要：非传统安全问题影响着中国在海外的合法利益，在东南亚地区的湄公河国家，自然灾害、环境问题和恐怖活动等多方面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频发，严重影响中国在该地区的合法权益。保护海外公民和法人的合法利益也体现了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同时，也有利于提高中国国际形象和全球治理能力，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与实现。中国在湄公河国家海外利益的保护需要中国国内多方参与，也需要与湄公河国家进行多层次的合作。另外， 在区域和全球制度的参与层面，中国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和提升参与度。
关键词：非传统安全;中国海外利益;湄公河
[中图分类號] D815.5 [文献标识码] A [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and Protection of Chinese Overseas
Interests in the Mekong Countries
Xing Wei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中国海外利益保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曾经指出，在对外工作中，要“完善构建高效有力的海外利益保护体系，切实保障我国公民和企业在海外的合法权益”①。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中国对海外公民和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更加重视。中国政府已经实施了多次海外撤侨行动。2015年，因也门局势动荡，2015年和2016年，因尼泊尔和新西兰发生严重地震，中国分别从上述地区紧急撤侨，及时保护了海外公民的合法权益。非传统安全问题影响着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合法利益，在东南亚地区的湄公河国家，自然灾害、环境问题和恐怖活动等多方面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频发，严重影响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合法权益。由于区域内多条跨境河流的关系，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具有天然的“命运共同体”特性，同时，湄公河国家是推进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支点国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和昆曼公路等多个互联互通项目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寻求共同安全与繁荣的积极示范。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角度出发，中国在湄公河国家的合法权益应当得到重视和保护。
一、湄公河国家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湄公河流域国家地处中南半岛，包括缅甸、泰国、老挝、越南和柬埔寨。湄公河国家地处亚热带和热带地区，由于热带季风的影响，旱季和雨季相对分明，旱涝灾害经常发生。湄公河流域对于农业的依赖程度较高，因此，对于水资源的需求较大。由于气候炎热，湄公河流域不少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限，疫病防治仍然是这些国家高度关注的议题。而且，世界闻名的“金三角”就在该区域的缅甸、老挝、泰国3个国家的交界地区，毒品问题是困扰湄公河国家发展的重要问题，也对当地的社会治安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一）自然环境和防疫问题突出
据联合国环境署2016年公布的《全球环境展望——亚太地区评估》，2015年，亚太地区的水资源紧缺程度大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其中，水资源高度紧缺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农业，而农业又高度消耗水资源①。湄公河国家地处东南亚，对水资源的依赖程度较高。尽管湄公河流域只有在旱季时才可能出现缺水现象，但是，随着气候变化带来的降水不规律现象增加，该地区面临的旱涝风险进一步加大。东南亚地区容易遭受热带风暴的影响，并且会发生严重的降雨和洪水灾害②。这些都会对湄公河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2011年，泰国曼谷发生的洪灾就是近年来湄公河国家遭受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除了采矿和水利项目等位于郊野，一般的商贸公司主要在相关国家的城镇地区进行投资，而人员密集的城镇地区更容易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极热或极寒的气温、城市内涝、土地液化漂移、空气污染和水资源短缺等现象对于城镇地区人员的安危和工商业的正常开展影响更大。由于湄公河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总体有限，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民众的居住环境和灾害应急体系都亟待完善，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可能对该地区的影响更为严重。气候变化对于湄公河国家的安全风险还体现在海平面不断上升方面。联合国环境署对2050年前因海平面上升而导致的风险进行了预估，缅甸、越南和泰国分别处于全球风险排名的第1位、第7位和第20位③。湄公河国家对于气候变化等环境风险的敏感性和脆弱性较高，自然灾害造成的非传统安全风险对于中国公民在湄公河国家的安全也造成影响。
水资源卫生和传染病防治对于湄公河国家的生产和生活至关重要。因为在湄公河国家，雨季降水偏多，甚至会引发洪涝灾害，相关疾病对于地区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影响很大。例如，缅甸的很多地表水就存在被污染的情况。气候变化使洪水等灾害更加难以控制，洪水灾害令钩端螺旋体病等与水相关的疾病风险增加。例如，这种疾病在泰国部分地区十分流行，可以通过人在水中行走而传染④。疫病防治对于湄公河国家来说十分重要，以缅甸为例，结核病、疟疾和艾滋病的传播率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而且，缅甸也是这些疾病传播率最高的亚洲国家之一⑤。中资机构在海外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此类非传统安全的影响，这就需要中国加大保护力度，以降低中国海外公民人身和财产受到影响的程度。
另外，由于湄公河国家地质结构复杂，中国等国家投资、兴建的水利等基础设施容易受到地震等地质灾害的影响。2018年7月，大雨引发的洪水冲垮了韩国在老挝兴建的水坝，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失踪。自然灾害引起的安全事件应当得到足够重视，中国对于在相关国家修建的重大工程项目也要进行事先的评估和事后的监督，防止自然灾害对工程造成破坏，进而影响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及中国的海外利益。
（二）地区治安局势严峻
2011年10月5日，中国“华平号”“玉兴8号”两艘商船在湄公河“金三角”水域遭遇袭击，13名中国船员全部遇难，糯康集团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湄公河惨案”。湄公河部分航段流经毒品泛滥的“金三角”地区，吸毒、贩毒活动给当地的社会治安造成很大压力，也成为在该地区的中国公民和企业安全的极大威胁。
据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与缅甸中央肃毒委员会、老挝禁毒委员会合作开展的卫星遥感监测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6年生长季，缅甸北部地区罂粟种植面积达66.5万亩，比上一季增长3.7%，可产600多吨鸦片或制成60多吨海洛因;同时，该地区冰毒片剂年均产量远大于海洛因产量。老挝北部地区罂粟种植面积为8万亩，比上一季增长13.7%①。目前，该地区毒品生产仍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东南亚地区仍然是世界范围内冰毒贩运的主要地区之一。同时，该地区冰毒的消费和生产能力也在不断增加②。另外，在东南亚地区，卡痛叶（Kratom）具有类似毒品的效应，影响人类健康，但是，这种药物在东南亚地区作为传统疗法用于治疗一些疾病，而在世界范围内，对其使用仍然缺乏有效监管，很难确保其不被滥用③。从2016年警方获得的毒品量分析，东南亚地区海洛因和吗啡的数量同比下降了6%，这主要是由于缅甸的鸦片生产减少了，同时，一些地方的冰毒交易却更加活跃了④。毒品问题严重影响该地区的安全稳定，也对中国海外权益的保护造成很大威胁。
恐怖主义在湄公河国家也具有破坏性的影响。2015年8月17日傍晚，泰国曼谷市中心商业区著名的泰国水门四面佛前发生强烈爆炸，由于当时正是交通拥堵时期，爆炸造成19人死亡、123人受伤。据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的消息，死者中包含3名中国人。泰国《世界日报》称，约有15名中国人在爆炸中受伤⑤。从2016年8月11日下午开始，泰国24小时内发生了11起炸弹爆炸，爆炸地点包括热门旅游地点华欣及普吉岛，造成至少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⑥。2016年，澳大利亚警方通知泰国当局，一些泰国的团体正在向“伊斯兰国”宗教极端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在此之后，泰国警方首次承认，主要在泰国南部，一部分泰国人与 “伊斯兰国”有联系并且向其提供资助⑦。恐怖活动也对在当地旅游和工作的中国公民造成身体和心理等多方面的威胁。
中国游客的人身安全也是需要关注的方面。近年来， 中国前往湄公河国家旅游的游客人数不断增加，很多时候，中国游客在湄公河国家机场入境时被索要小费，并导致了一些影响双边关系的事件发生。中国游客在出海旅游的过程中，多次发生游船出事沉没事件，这对中国游客的生命安全造成了重大影响。2013年8月28日，泰国旅游城市芭提雅发生快艇与渔船相撞事故，导致快艇上2名中国游客遇难，另有7名中国游客受伤⑧。2016年4月25日，泰国芭堤雅海域珊瑚岛达汶海滩发生快艇与水上摩托艇相撞事件，并造成1名26岁的中国游客死亡。同月26日，当地又发生一起快艇相撞事件，造成8名中国游客受伤⑨。2018年7月5日，普吉岛附近海域发生近年来最严重的沉船事故，共有47名中国游客死亡⑩。由于当地国家非传统安全治理能力有限，中国游客对当地的很多情况也不熟悉，导致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
（三）经商安全度有待提升
世界银行2019年《全球經商环境报告》 （Doing Business）显示，在对全球190个经济体的经商环境进行综合评估后，泰国、越南、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的排名分别为第27位、第69位、第138位、第154位和第171位，除了泰国，湄公河国家的总体投资环境水平依然偏低？輥？輯？訛。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室发布的《2018年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湄公河5国的风险评级均为BBB级（国家风险等级从AAA到B共分为6个等级）①。另外，中国在开展海外能源投资时，仍然需要关注当地国家的政治风险。例如，由于缅甸国内的政治问题，密松水电站建设被叫停一事严重影响了中国海外投资的稳定性。在一些湄公河国家中，军方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很大，其国内政治的稳定性也会对外商的投资信心与效果造成影响。
湄公河国家的季节性失业率很高。由于是农业国家，柬埔寨和缅甸等国的季节性失业率大概在85%以上。临时工在湄公河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就业方式，例如，建筑业的临时工在柬埔寨约占21%，在越南则大概占到89%。制造业领域的临时工在东南亚国家平均约占20%，而在越南，这一比例大概有60%。湄公河国家的支柱产业以农业和服务业为主，制造业和建筑业等其他行业对工人的需求较少②。湄公河国家的季节性就业问题突出会给中国企业的用工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另外，湄公河国家大多处于经济转型期，结构性矛盾突出，国内各项商业法律仍有待健全，国内经济发展的脆弱性仍然存在。例如，泰国1997年的金融危机就曾经引发了东南亚地区性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于湄公河国家的经济安全也造成了较大冲击。
综上所述，湄公河国家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在该地区的海外利益。当前，中国已经意识到非传统安全方面的挑战，主要通过与该地区国家的合作来维护公民、法人和国家的合法利益。
二、中国进行海外利益保护的战略考量
中国政府在2004年提出：“要增强我国海外利益保护能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健全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改进工作作风，满腔热情地为在国外的我国公民和法人服务。”③ 2014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切实维护我国海外利益，不断提高保障能力和水平，加强保护力度。”④ 中国学术界对中国海外利益的内涵等方面都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有学者从海外公民利益保护的角度分析⑤，以及从国际制度等方面阐释海外利益保护的合法性⑥。有学者认为，海外利益是国内利益的延续与拓展⑦。还有学者认为，应当对海外利益进行综合考量，中国公民在海外的个人、法人利益，以及中国国家利益，都是海外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海外利益应当包括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合法利益⑧。本文认为，随着中国“走出去”的步伐加快，在世界范围内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的进程中，中国海外利益客观存在，内容是多元的，涉及的利益也是多层次的。国家保护海外公民和法人的合法利益，这也体现了中国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的提升，同时，也是对中国国际形象和全球治理能力的助力，实质上有利于国家利益的维护与实现。
（一）切实保护中方机构、项目和人员安全
中国与湄公河国家经贸、人文往来频繁。近年来，在湄公河国家学习、工作和旅游的中国公民人数日益增加。表1显示，中国与湄公河国家都合作开办了孔子学院或孔子课堂，中方派驻的汉语教师及志愿者的安全是中国海外公民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每年中国向湄公河各国派遣留学生、中国出境游客人数增加，大量的中资机构人员前往湄公河国家工作，这些都对当地治安和应对有关灾害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表2可以看到，近年来，中国与湄公河国家的经济交流不断深化，对其投资不断增加，中国在湄公河国家的经济安全亟需得到更多保障。另从表3可以看出，中国在湄公河国家的劳务人员也维持着一定的规模， 中国海外劳工的生命财产安全需要得到保护。中国公民和企业作为个体，是国家在海外开展活动的基层单位。在自然环境存在风险和当地国家治理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国家保护海外公民的合法权益是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体现。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 “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这更加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符合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期待①。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② 海外公民和驻外机构的安全是中国首先需要保证的海外利益。2011年“湄公河惨案”发生后，中国立即与相关国家就此案展开调查，直至完成审判并对案件主犯执行死刑。为了保护在湄公河上从事运输行业的中国船员安全，中国在“湄公河惨案”发生后即与老挝、缅甸和泰国进行沟通，2011年12月9日启动了中国、老挝、缅甸、泰国湄公河联合执法机制。实践证明，中国参与的海外执法活动有效地震慑了境外犯罪分子，对中国公民在海外的人身安全起到了切实的保护作用③。保护中国海外公民的安全是海外利益保护的基本出发点和重要关注方面。
（二）提升国家形象，保证中国国家利益的严肃性
中国的国家利益包含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内涵。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显著提升，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军事实力也不断提升， 非传统安全的应对与治理能力也在逐步增强。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检验了中国应对自然灾害的反应能力。同时， 随着反恐能力的提升，近年来，中国成功应对多起重大事件，中国在国内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备的非传统安全处置能力。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发表《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2004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政府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④，双方确定了反恐、禁毒和打击国际经济犯罪等重点合作领域，明确了各领域的中长期合作目标，规定双方将通过信息交流、人员交流与培训、执法协作和共同研究等方式加强合作。
中国通过与湄公河国家进行合作，共同对非传统安全问题进行预防和应对，有助于中国“软实力”和国际形象的提升。一方面，中国通过平等合作的方式与湄公河国家进行合作治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平等理念能够更加清晰地在合作中体现;另一方面，中国更加重视公民在海外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也会更加有助于树立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人的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一部分，中国对于海外利益的合理诉求也体现出中国更加灵活、务实的大国外交风范。由于湄公河航道并不能全程通航，中国的海上运输通道也较为单一，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受到天气和海盗等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影响。中国与相关国家在研究拓展通航条件的同时，与老挝、泰国等国开展合作，共同开发中南半岛的铁路和公路运输系统，这有助于实现运输方式的多样化，同时，也可以缩短中国经过东南亚地区的海上航线，提升运输效率，降低成本。多层次方式的运用有助于中国在保护海外利益时有效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并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三）从本源上消除安全威胁，强化地区伙伴关系网络
湄公河国家治理能力普遍较弱，除了泰国和越南的经济发展水平稍高，其他3国属于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行列。该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不仅对中国的海外利益会造成损害，在面对气候变化和水资源使用压力的情况之下，有限的治理能力限制了湄公河国家合作应对非传统安全风险的能力。尽管湄公河下游4国成立了专注水资源治理的湄公河委员会，但是中国和缅甸作为澜沧江—湄公河的上游國家并没有加入该组织，因此，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整体性的治理能力包括水文信息统计和通报、预防洪灾等效果仍有待提升。中国在响应泰国的倡议之后，于2015年与湄公河流域5国共同建立了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以下简称“澜湄合作机制”），合作内容包括对水资源安全的高度关注。从澜湄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出发，为了提升湄公河国家的治理能力，近年来，澜湄合作与湄公河委员会也决定开展合作。2018年11月，在首届澜湄水资源合作论坛举办期间，湄公河委员会首席执行官与中国高级官员进行会晤，中国官员表示，对湄公河委员会倡议加强其与澜湄合作的紧密合作表示欢迎①。
据研究，制度创设的议题领域和组织间架构安排对于制度设计的成功至关重要。通过选择网络外部性较低的议题领域以及采取合股、授权和达成战略伙伴等策略建立制度化的组织间架构有利于塑造制度合作的预期，降低新建国际组织在创设初期可能面临的外部政治压力②。澜湄合作机制作为第一个流域各国共同参与的水资源治理机制，中国作为地区大国，在澜湄合作的推进过程中提供了较多的治理类公共产品，为澜湄合作的发展以及与其他治理机制的互动、交流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中国在机制建设中主动布局流域水合作平台，同时，尽到了国际责任，也与其他治理机制进行相互沟通，促进地区合作不断向前推进。另外，中国支持“金三角”国家发展替代种植，从根源上消除毒品的生产，而且，也加大政策力度进口相关国家的替代种植农产品。
中国在维护海外利益的过程中，通过保护公民的权益尽到大国的责任;通过与地区国家合作，应对非传统安全对于湄公河国家的影响，从而促进中国海外利益的保护。
三、海外利益保护的实施路径
中国在湄公河国家海外利益的保护需要中国国内多方力量的参与，也需要与湄公河国家进行多层次的合作。另外，在区域和全球制度的参与层面，中国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和提升参与度。
（一）积极实施领事保护措施
2003年，中国外交部公布了《中国境外领事保护和服务指南》，之后经过多次修改，最近的版本是2018年的《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作为领事保护的总原则和指南，对中国公民的海外安全保护做出了指导。2012年，中国外交部公布了《中国企业海外安全风险防范指南》，从员工选派与雇用、安全培训、风险评估、安全软环境建设、安保硬件投入、日常管理及应急处置等方面对中资企业的海外投资做出了指导③。2004年11月，由中国国务院、外交部及有关部门参加的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成立，统一指挥、协调境外涉中国公民和企业重大领事保护事件的处置工作。2006年5月29日，中国外交部在领事司内设立领事保护处，这是中国首次设立专门部门处理和协调海外中国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工作。2007年8月23日，领事保护处正式升格成为领事保护中心，以进一步整合资源，提升预警、处置、宣传和立法等方面的协调行动能力，更好地应对日益增多的领事保护工作需求①。
近年来，中国驻湄公河流域国家的使领馆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以提升中国公民海外安全自我保护意识。2016年5月23日，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举行领事保护和协助工作会议，会议宣布建立“使馆领保联络员体系”和“领保联防机制”②。2018年9月15日，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在仰光举办“2018年度领事保护专题宣讲会”，在缅甸中资机构、汉语教师、留学生、华人社团代表及缅甸外交部领事司、仰光省移民局官员等约200人参加宣讲会③。2018年11月15日，中国驻老挝大使馆在老挝国立大学举办“领保进校园”活动，加强对在老挝中国留学生的安全教育④。2019年1月15日，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在河内举行领事保护志愿者工作会议，希望继续通过社会力量的帮助做好领事保护工作⑤。2019年3月13日，中国驻泰国清迈总领事馆举办“领事保护宣传日”活动，领事馆工作人员向中国游客发放领事保护协助手册，提醒大家在泰国期间注意遵纪守法、加强安全防范意识。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也主动做好各项预防工作，例如，与泰国方面合作在阁兰岛的海滩上竖立大幅中文警示牌并加装高音喇叭，提醒中国游客注意安全保护等⑥。中国通过运用包括当地社会力量在内的多层次合作体系，预防性地参与到湄公河国家保护中国公民合法权益的活动中，为中国公民的境外安全构筑了坚固防线。
（二）与湄公河国家进行多层次合作
澜湄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是澜湄流域国家成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国通过与澜湄流域国家开展机制化的执法交流合作，共同提升应对非传统安全风险的能力。2018年10月，澜湄执法中心在中国云南警官学院举办“澜湄流域沿岸基层警察局长研修班”，来自中国、老挝和柬埔寨3国的22名基层指挥官参会，就打击毒品、贩卖人口等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进行交流学习⑦。湄公河国家非传统安全议题的影响受众不仅仅局限于中国海外公民，其对于当地民众等也会存在外溢效果和一定影响。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需要中国与湄公河国家的安全合作。中国、老挝、缅甸和泰国在湄公河联合巡航执法是中国政府创新海外警务的实践，是在充分尊重外国主权的前提下，通过国家间的平等协商，在主权国家层面开展的警务合作。中国执法力量在境外参与巡逻，既保证了中国公民在境外的生活和工作安全，作为地区大国，中国也提供了安保公共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保障和提升湄公河国家的安全形势。这在与湄公河国家进行合作的法律框架内，中国要做好不干涉内政与维护权益之间的平衡。中国未来可以考虑与境外国家合作，进一步推动民营海外安保力量的国际化，以辅助维护中国海外合法权益的保护。
在应对环境安全威胁方面，中国已经与湄公河国家共同搭建了澜湄合作机制。从2003年起，中国定期将水文数据等内容无偿共享给湄公河国家，在湄公河遭遇极端旱情和台风等紧急情况时，及时通报上游水电站的调度信息，为保证下游国家的抗灾和应对非传统安全做出了积极表率。在合作机制内，2016年，在湄公河流域遭遇大旱灾害的情况下，中国在克服了自身干旱影响的情况下，向下游应急补水，极大地缓解了下游的干旱情况。澜湄国家作为命运共同体，湄公河国家民众的安全与中国的海外利益、海外公民的合法权益是一致的。中国在与相关国家开展合作的同时也注重海外公民的利益维护。
（三）全球化的理念下推进海外利益保护
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与国际社会一道参与海外利益保护。1979年，中国即加入《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开始注意维护海外公民的利益。全球化背景下公民跨境流动的加速导致了国家与公民的关联性从密切走向疏离，国家的属人治权与属地治权从一体走向分离，国家间的属人治权与属地治权从分立走向混同①。中国切实采取措施，应对全球化时代对海外利益保护提出的新挑战。中国在与国际刑警组织合作的前提下，全面参与了中国—东盟等区域合作框架内的执法合作，创建了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这些机制的参与或建立从制度上维护了中国的海外利益。另外，中国在湄公河国家优先使用2亿美元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帮助湄公河国家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设定的各项目标②。中国以实际行动促进联合国治理理念的实施。201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習近平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提出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倡议，从全球能源安全的战略高度统筹水资源、能源和粮食的紧密关系。2011年11月，联合国启动“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倡议（Sustainable Energy for All），倡议提出三大战略目标，即到2030年确保全球普及现代能源服务;能源利用效率翻番;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占比翻番③，中国加入了此项倡议。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可以在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加强水资源对能源生产的服务作用。中国推动这些项目的实施是为了从根本上加强湄公河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随着当地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合作应对非传统安全的治理能力会不断取得进步，这对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也有着积极意义。
四、结 语
湄公河国家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较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在当地的海外利益保护造成了影响。中国已经从多方面采取了措施，以应对在湄公河国家进行海外利益保护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新时代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行为主体更加多元化，而且，也需要更多具有专业领域知识与工作经验的人才加入进来。未来，中国需要继续拓展合作思路，争取民营力量进一步投入到海外安保合作中来，在可能的情况下，可以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一起在湄公河国家共同参与“第三方市场”的海外利益保护，并且与湄公河国家进一步加强理念和方式上的沟通并运用早期收获方式合作提升当地社会治理水平，以共同的愿景应对地区非传统安全威胁。
基金项目：本文为笔者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2017年课题研究项目“澜湄水资源安全治理研究”（项目编号：2017YYZX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 马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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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邢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