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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本土化管理论文范文
海外公司的“本土化”经营和管理
[摘 要]本文从跨国公司在海外实施“本土化”经营的动因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实施“本土化”的必然选择。然后又从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分析入手，针对海外投资过程中各个阶段实施“本土化”经营的现状、特点提出对策和建设性的意见;文章最后对海外投资企业的三个发展期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论述。
[关键词]国有跨国公司;“本土化”经营战略;问题、对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跨国公司是推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并通过实施海外投资达到利用本地优势资源和占领本地市场的目标;扩大影响力。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在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中国一批大型企业(跨国公司)开始通过海外投资，出现在全球的各个经济区域。在带动全球对外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将其进入的投资区域经济纳入到一体化体系当中，加强了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往来。
在海外投资中，无论是外国企业来到中国投资，还是中资企业投资国外，为适应市场竞争，“本土化”战略实施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是众多跨国公司的共识。跨国公司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实施“本土化”战略。本文就中国跨国企业实施“本土化”的动因、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实施过程中的阶段性特点、各个阶段实施“本土化”的重点及措施进行探讨。
1 实施“本土化”经营的动因
(1)成本导向。运营成本是进行跨国生产经营活动中考虑的重要因素。“本土化”战略，首先是受成本驱动的。投资国就地具有的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原材料及土地资源等都大大地降低了跨国公司的运营成本，同时，作为跨国公司的重点市场，就近生产还可以有效节省运输等中间流通费用，提高其利润水平。
(2)市场导向。跨国公司投资策略就是利用国内和国外市场的技术差距，通过在东道国销售淘汰的产品以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来获取更多的利益。跨国公司为了抓住市场机会，更愿意花费更多的资源和能力培育这个市场，通过贴近目标市场，有针对性地进行产品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并缩短流通时间，以增强跨国公司快速反应能力来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
(3)争取人才。企业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才的竞争。只有充分重视人才的运用，才能有效地参与竞争，提高跨国公司的竞争能力。从国内母公司派出一个技术或者管理人员到国外工作，程序上需要办理护照、当地居住证;因公、因私每年少不了多次工作、探亲的车旅费。外籍人员对东道国经营环境的不熟悉，外籍人员的语言障碍，使他们在公司内部与本土员工的分工与合作的有效性也受影响;而当地招聘员工的稳定性就要好很多。在投资当地，不乏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才生和从海外归来的留学人员，他们拥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扎实的专业技能。而同样的人员如果在当地招聘就可以全部免除国内派出人员工作的持久性问题。
(4)适应政府要求。任何一个实行开放经济的国家出于保护本国经济都会制定出一些鼓励和限制进入本国的跨国公司的政策和法规。如设立经济开发区，对进入开发区的企业实行减免税收、并提供一系列政策支持等;在某些领域政府则要求产品的地方性自给自足，生产系统的设备及其配件尽可能从当地采购;规定雇用员工的比例等。这些政策上的鼓励和限制，促进了跨国公司的本土化进程，同样，跨国公司认识到实行本土化有利于与政府搞好关系，为跨国公司的经营提供诸多便利，也会积极推行本土化。适应当地政府的需要，达到经济、文化、政治的共赢也正是进行海外投资的终极目标。
2 海外公司在实施“本土化”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
充分认识到了海外投资实施“本土化”的动因和意义，是不是在投资经营过程中就可以达到非常好的目标呢?其实不然，多数投资企业在这个过程中都经历了艰难的探索和发展;很多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还问题不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母公司内部机制、体制和外部客观环境及人力资源的不匹配所造成。
投资企业的母公司内部存在两个问题：
(1)实施"本土化"经营的资源准备不充分。资源的准备是多方面的，一是软实力：主要指企业的信息消化能力、决策能力、对国内、国外投资政策掌握、企业管理能力、海外投资经验积累;二是人力资源、资金、技术、装备等硬实力的储备上。
大多数企业都在关注企业投资的资金、技术、设备的实力，而忽略了软实力的储备。实施“本土化”很多决策和执行的依据都是需要来源于投资国的“信息”;而消化、理解这些信息不是简单依靠企业领导个人的能力或一个合法的决策程序就可以完成。它更多的是需要专业人员对投资国法律、政策、文化、经济特点的认识和理解。而企业的最高决策者通常是没有那种条件来系统了解的，因此会带来决策风险和执行困难。
(2)企业自身发展现状和体制的制约。国内投资海外项目的跨国公司，主要都是国有企业为主，作为国有企业的管理、决策、监控是有它的特色的。
如果简单地按照当地的法律、法规来实施企业管理，那么在实际经营过程中，会非常困难而不得法!
从投资国当地的客观情况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形式主义，教条化的“本土化”。投资企业认识到实施本土化的重要性;简单的去学习、模仿另一个投资企业在这个方面实施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也在人力资源使用、采购、生产流程管理中实施。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很快就会显现出来;就是自己本身并没有研究透东道国法律、法规。没有建立好自己可操控的管理流程和社会关系;就教条或形式化的去实施本土化。结果适用当地文化、国情的企业管理方面没有建立起来。自己本身原料好的管理经验和文化也放弃了;最后变成“邯郸学步”。这在海外经营中是最坏的一种经营模式。
(2)脱离自身实际的“本土化”。投资企业，学习和借鉴其他企业实施本土化管理的成功经验和管理模式是一个好的方法;但在学习的过程中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因为任何成功的管理经营都没有可以模仿的。没有真正领会其中的内涵，忽视了自身企业的文化和行业特点，一味简单的实施本土化经营。海外公司它本身必须有兼容性，才能达到融合不同民俗、习惯、商业运作模式并达到生产和销售的结合。
海外公司不仅要遵守当地的各项政策法规;同时也要按照遵守国内母公司的管理模式;所以海外公司什么都按照当地的政策和法律来执行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国内总公司的生产企业具体情况状况、财务管理、企业和政府的工作习惯、思维方式、国家政策都是海外人员无法详细了解的，海外公司的经营必须融入国内公司的管理体系中才能长期稳定的发展。
就是上述两种情况没有很好的协调或出来时，发生冲突。东道国的管理人员要抱怨没有尊重当地的法律和民俗文化。国内企业要根究、海外公司管理失控，很多情况不能对接。
(3)缺乏能实施本土化经营的经营管理人员。海外企业的管理很重要的是是否有一只能够胜任海外经营管理的管理团队。选择海外公司管理人员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人首先要熟悉国内母公司的各项管理、运作方法和企业文化;其次要了解熟知投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再次他们还要得到国内股东的充分信任和理解、支持;能够有效沟通;最后个人的从语音、管理、政治各个方面的素质要优秀。能否达到企业的经营战略目标，在投资方向、策略、项目都选择正确后，最终能否达到目标就要全靠主要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
3 实施本土化经营应根据企业的发展现状分阶段进行
在实施本土化经营的过程中，企业根据自身的发展一般需要走过：起步、发展、稳定拓展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起步期“本土化”的重点和对策。一般是进入东道国投资经营的前期的1~3年。核心内容就是实现外籍人员进行本土化。
这个时期，对企业的技术支持和管理，主要依靠国内的管理人员和管理办法。这是因为，跨国公司进入投资国初期，总部派出的外籍人员在跨国公司创业之初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这些外籍人员通常是由跨国公司选出的具有丰富的跨国管理的经验的人员;他们对公司的战略、目标、政策、经营理念及一贯作法较为了解，因此与跨国公司进行沟通协调方便，容易与跨国公司总部形成默契。同时，加强跨国公司总部也需要对公司的业务具有相应的控制力，达到提高公司的管理水平，有效防范经营风险，保守商业机密。因此实现本土化的第一步是对人力资源本土化;即对外籍人员进行本土化。
有效加强外籍人员的东道国知识，消除文化障碍。加强与投资国文化的融合解决文化差异问题，首先是使外籍人员掌握中国的语言，语言障碍是外籍人员进行跨国管理的关键障碍。然后逐步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深入了解外国人和中国人的处世方式，这将有利于中国人对外籍人员的管理。
外籍人员本土化所做的努力最显著，每年从总部派往投资国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学习，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学习语言，并了解相关法规、政策以及风土人情。在学习期满之后，参加学习的管理人员要以报告的形式提交在投资国收集整理到的有关的信息，并在全公司进行宣传，促使全员学习。
那么这个时期公司业务对外的业务联系和管理如何正常有序的组织呢?简单实用的办法就是就由中介来办理，自己在当中认真学习和总结。
首先就是练好“内功”;公司组织和抓好内部的员工培训、内部生产组织、成本控制、财务管理、技术培训等工作;外部通常就依靠委托当地的中介公司来完成。如委托中介办理公司成立的手续、委托财务公司建立前期的对口当地政府和税收的财务公司管理、聘请当地的法律顾问、招聘有背景支持的官员子女在公司工作，协调公关一些政策性的工作。原料采购和销售委托一些当地的实力公司来代理。
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公司的相关人员跟随学习掌握各个方面的流程和业务。学习掌握一个国家的国情和文化、法律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不是简单的学习、或去闯、去摸索就可以完成。(对这种开拓的精神是支持的)但存在的风险和困难确需要有应对的措施和有效的办法。
第二个阶段：发展阶段“本土化”的重点和对策。在经过起步阶段的准备和文化融合后;在不断的学习和摸索中。3~5年后，海外企业的经营管理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发生发生变化。一个是减少;一个是增加。
减少：第一是外籍员工数量逐步减少;从原理采购、产品销售到内部劳动用工管理和生产、技术组织都逐步由当地员工取代。起步阶段的公司对外籍员工的使用，应该是一种适应性的发展，不是企业的目标。因为外籍人员对东道国经营环境的不熟悉，容易使跨国公司在投资的战略脱离实情，生搬硬套跨国公司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模式，造成管理上的水土不服。外籍人员的语言障碍，使他们很难适应投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影响他们在的决策和判断，也很难与投资国的政府部门和行政部门进行有效的沟通，在公司内部与本土员工的分工与合作的有效性也受影响。另外，跨国公司东道国与投资国的劳动力资本的差距，使跨国公司必须按照国外的高工资水平给外籍人员支付工资，同时还要支付额外的保险、住房及子女教育等费用，成本较高。在跨国公司业务步入正轨后，减少外籍人员数量是节约成本缓和文化差异引起的冲突的有效途径。随着本土化的深入，跨国公司的外籍人员比例将持续减小。翰德国际顾问有限公司(Hudsno)发布的2004年《中国翰德就业报告》称，87.6%的跨国公司不会考虑增加外籍员工。第二是对起步阶段依托当地中介公司的减少;从开始依靠中介办理的每年公司在当地的注册、审核;原料采购、产品销售到运输物流、员工管理。逐步扭转为公司依靠自己招聘的当地员工来办理;形成自己的经营管理模式。
增加：第一是生产型公司内部本土化技术人员和劳动用工人员在外籍人员退出的同时逐步增加,几乎达到100%。第二是公司对外交往中，外籍人员参与的增加;通过几年的海外投资和经营。一部分外籍人员通过对当地语言文字、法律和文化的学习。他们已经可以独立进行一些对外交往工作。也搭建一些当地政府和民间机构沟通的通道;通常，一个长期在当地生活、又通晓当地语言文化的外籍管理人员。他是会得到东道国各个方面认可的。他们在高层的沟通、协调能力会比一般当地人员要通畅和轻松的多。很多“公关”方面的问题，因为是通晓当地文化、语言的外籍人士来谈，会起到意想不到效果。
第三个阶段：在实践中消化、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阶段。通过第二个阶段的发展和积累，海外投资企业会摸索出自己一套完整的管理、发展模式;并在其中发扬光大。集中体现就是“精英”治理和海外业务的飞速发展。
这个时候海外企业的管理层会由极少数的外籍高管精英来完成;他们通常是总经理、财务、技术总监构成。公司前期的管理团队会被拓展到其他项目或分支机构中去。
因为管理成本降低、效率提高、业务扩大整个海外公司将进入一个飞速发展且效益良好的时期。
随着公司发展的需要，企业又会开展新的一轮扩张。在海外拓展的过程中，一些发展会再次重复这三个阶段，一些项目和业务也将在现在的基础上实现飞跃。在管理上，从开始依靠国内或中介到自己摸索，在这两者的基础上结合所在国的国情和自己企业的实际情况，创新出一套自己本土化的管理模式和方法。
由于中国跨国公司在海外全面实行“本土化”战略的时间还不长，实践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对本土化战略的研究也不够全面深入。今后，随着跨国公司在国外的进一步发展，将面临更多的有待研究的问题。如企业文化是跨国经营成败的重要因素。随着跨国公司在中国经营活动的深入，不同国家文化差异引起的企业内部文化冲突将日益深化，如何实行文化本土化战略，有效减缓跨国公司内部冲突也将成为研究跨国公司本土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
参考文献：
[1]杨婕，宋红超.本土化生存——跨国公司在华经营管理成败启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2]熊小奇.海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作者：云庆康
第二篇：中国公共管理的本土化问题
[关键词]公共管理;本土化;中国
[提要]中国的公共管理学研究应该在借鉴各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研究，应该从中国的实践出发来思考中国公共管理问题。《中国公共管理》正是一本基于对中国问题思考基础上的著作，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公共管理问题的基本视角和方法，按照中国国情和公共管理的理念来探讨中国公共管理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即协调党政关系，处理好政府与第三部门的关系，提高私人部门的社会责任感及在公共管理中的地位。
[收稿日期]2006-11-12
[作者简介]钱冰(1977—)，河南周口人，山东科技大学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公共管理学研究。
自行政学理论体系建立以来，本土化问题一直是各国行政学者比较关注的问题之一，公共管理是一个倾向应用性和实践性的学科，研究公共管理就应该立足本国实际，从本土化的视角审视公共管理。
一、 公共管理本土化的思考
在社会科学领域，本土化是一种以本国实际、以他国理论为研究的出发点和依据的价值取向，是一种如何将他国理论中的合理成分与本国社会实际相结合而创立自己学术体系的活动过程。在社会科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以及他国理论在本土社会应用的问题上，它强调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和方法。由于世界多样性和各国发展的不同步性的存在，社会科学及其指导下的实践活动的本土化是重要的和必须的，因为它关乎着吸取人类先进文化成果与发展本国文化间矛盾的协调问题。对一些理论和思想的盲从将使本国的研究和实践处于茫然的状态，甚至会丧失其在世界学术界和外交上的独立地位。而外来社会科学理论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结合，将使这些国家的社会科学和实践健康成长。也只有这样，这些国家的社会科学的成果才能获得在世界学术界应有的地位，才可能为补充和丰富世界文化宝库做出应有的贡献，也才可以为本国乃至世界的实践提供理论资源。
公共管理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各国的经验表明：一个民主的、法治的、负责任的、有能力的和有效率的公共管理体系，是一个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保障和必要条件。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既是经济的竞争，也是公共管理能力和效能的竞争。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都在进行大规模的公共管理改革，其目的是通过改革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
每一个时代都有与其时代环境相适应的公共管理模式，而每一个特定社会的发展背景都需要与这个背景相适应的公共管理制度和体系。肇始于伍德罗·威尔逊的古典行政学理论、明诺布鲁克会议之后的新公共行政理念以及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共同构成了西方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轨迹。其背景正是以工业革命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革命。
新公共管理理论是依靠一定的理论支持。首先，它源自西方公共行政实践的发展，源自传统的行政与政治二分法思想的式微及行政效率第一思想的发展。而这些思想的形成不能脱离新技术革命、城市人口锐增、官僚机器膨胀、财政压力加大这样的背景。其次，20世纪60年代新公共行政理念的诞生，虽在一定程度上重提了对民权的追求，但所谓的“公共性”并没有从实质上凸显出来。再次，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又普遍面临着财政赤字、道德危机、工业污染、军备竞赛、失业等一系列普遍问题，那时，整个社会日渐明晰了政府的功能和地位，社会各个阶层对政府抱有一种新的期望，在建立“企业型政府”的口号下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内核得以完善。最后，90年代，社会倡导以“治理”为手段、以“善治”为结果的政府改革理念，普遍感到政府只有依靠制度创新才能使公共管理的有效性得到增强，并普遍认同了私有化的积极作用。
不难发现，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是20世纪西方社会实践推动的结果。民主政治的成熟、经济秩序的整合与经济水平的提高、文化的更新、社会制度的变迁与完善等因素促使新公共管理理论发展，并在公共管理领域显示出它的实践价值。[1]
那么，当我们在当前背景下要推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时，是否要考虑如何完善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呢?是否简单地去照搬西方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成果，而不去考虑是否适用于中国的状况呢?很显然，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的构建要体现它的“本土化”。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刘熙瑞教授等编写了《中国公共管理》一书。顾名思义，书中讨论的公共管理内容是“中国”的，而其指导性理论也是中国化的。讨论书中涉及的基本问题，无疑对发展我国公共管理大有好处。
二、中国公共管理改革要走自己的路
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走的是一条借鉴、吸收、学习与创新的道路。一方面以对西方发展成果脉络的把握为前提，借鉴西方公共管理理论;另一方面以古代管理经验为基础，对现代公共管理经验进行总结，注重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而中国公共管理理论成熟的标志首先是能够解决中国自身的公共领域的问题。在这样的目标下，中国公共管理必须从实证分析入手，并以此为重心展开研究。中国公共管理实践是落后的，实践经验不足与公共管理理论能够解决的问题之间产生一定的距离，因此，中国公共管理需要有一套自己的行之有效的公共管理的理论与方法。无论西方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还是新公共管理理论，就其本源而言，都有其适应的管理环境与条件。直接的西方的公共管理理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我们解决所有公共管理问题的灵丹妙药。中国公共管理的改革要走自己的路。
(一)按照“走路的学问”研究中国公共管理改革的出发点和路径
在《中国公共管理》一书的序言中，有一个让人很受启发的提法：把改革比作走路。走路，首先要知道和明晰自己的目的地，就是要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要考虑方向问题。其次要看有几条路可以到达目的地?每条路的路况如何?各有什么险阻?所需的时间多少?别人有无走过?结果如何?有无好的经验可以借鉴?这个经验是不是适合于自己?这就是所谓的要作出评估了，然后再选出可行的方案。再次，就是出发点问题。要搞清自己所站的位置是不是和别人的一样，我们前进的基础是什么?出发点是什么?我们马上要走的这一步的位置和状况是什么?我们只有搞清这个基础，我们才能安全地迈出坚实的第一步，否则只看见远处的“金苹果”，却不注意脚下的“小土堆”，则不免要栽跟头的。
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公共行政学大师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在《行政学的三个问题》中曾这样讲道：“从某一个国家的行政环境归纳出来的概论，不能够立刻予以普遍化，或被应用到另一个不同环境的行政管理上去。一个理论是否适用于另一个不同的场合，必须先把那个特殊场合加以研究之后才可以判定”。 所以，当我们在借鉴各种理念和方法的时候，首先应考察这个理念、模式所适用的现实背景和发展状况，包括政治、体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就像我们要移植一种植物，首先要考虑适宜其生存的气候、光线、土壤、湿度等因素。马克思曾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我们认为，理论只有联系实际，才可能有生命力，才能转变为物质力量，即武器的批判。
那么，本土化研究以什么为出发点?《中国公共管理》一书认为，在本土的实践方面，它表现为有关政府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由此引起的对政府变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中国是公共管理实践和思想相对落后的国家，也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许多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和对实践的不断探索。中国公共管理改革要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当前，我们必须服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总方针。中国公共管理的改革和发展，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基础上;要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发展而发展;应着力解决目前政府管理中最迫切的缺乏法治、歧视性管理、忽视公民权利、随意干预市场运行、民主参与不足等问题，从法治管理和规则管理入手，建立一个顺应市场经济规律、以公民权利为本位的服务型政府。要谨记，“过于理想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现实的，而现实中生长出来的一部分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东西才是理想的”。[2](P9)
当前中国的公共管理所面临的重任是，要树立自己的管理理念，要培育公共管理的环境并建立公共管理制度体系，并且，我们要有一套自己的行之有效的公共管理的理论与方法。直接的西方的公共管理理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我们解决所有公共管理问题的灵丹妙药。如何依照中国自己的国情建立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体系，则是我们应该研究的核心。
(二)按照中国的国情提出公共管理改革的指导思想
在中国，影响和决定公共管理的环境因素也是复杂多样的。对于这些环境因素的认识是进行公共管理改革的前提，也是实现公共管理目标的基础。就内部环境来讲，影响中国公共管理的主要因素或者说进行中国公共管理改革应考虑的具体国情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发展环境以及文化传统等。
正像《中国公共管理》一书中所讲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单一制的中央集权体制是我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内容，也是影响我国公共管理的基本政治环境。政治体制决定公共管理的基本体制，决定一个国家中权力的分配和运行。
中国的政治环境与政治体制决定了中国不能也不可能实行“政治中立”。 在中国，党政关系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关系，也是了解中国政府实际运行情况的一个重要切入点，研究中国公共管理，不首先考虑党政关系是不得要领的。在中国，如果论及行政机关或国家权力而排除了党的因素，就无法认识和理解中国政府与政治。这一点连国外的政治家也清楚。[3](P340)中国革命胜利后，在新中国国家建设问题上，我党首先建立了以共产党为中枢的国家权力组织结构，从而使党成为国家权力体制内的主导力量，形成了党政同构的权力关系。所以，如果仅仅把中国的行政理解为国务院系统的政府，就永远读不懂中国政治或难以理解中国的决策过程;谈中国的行政体制或政府体制，不能无视政党体制，否则就不能认清中国政治。党政关系是认识中国政治的前提。十五大报告强调：党的执政地位，是通过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来实现的。如果放弃了这种领导，就谈不上执政地位。各级政权机关，包括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和军队，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任何削弱、淡化党的领导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西方国家倡导“代议制民主”，而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代议制并不是真正的民主，代表制才是“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才是取代代议制的无产阶级政权组织形式。在《中国公共管理》一书的序言中，作者指出，代表制体现的是一种“代为表达”的机制，意味着管理国家的人只是群众利益的代言人，他代表公民表达意见和意志，而不是代表自己的意见和意志。公民就是通过这样一种“传输”机制，把自己意见上传、集中，再经过沟通、协商、整合、升华等过程，形成正确、深刻、更能代表根本利益的政策、法律和制度、规则。书中进一步说道，中国的公共管理，如果说有自己特点的话，就在于它是在这样一个框架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代表制民主的结合上，创造着一种新的管理格局。[2](P9)
中国的公共管理改革针对旧的行政管理体制管得过多、过死的严重弊端，以及权力过分集中而带来的严重官僚主义的状况，要树立新的管理理念，实行经济、政治管理的民主化。
以公民为中心的公共管理，意味着公共管理要从以政府机关为中心转变到以公民为中心。公共管理要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促进公民权利的实现为要务，倾听公民的呼声，为公民的参与、诉愿和救济提供必要的途径。公共管理者要经常思考这样的问题：谁是我们的“主人”?谁是我们的服务对象?他们对政府机关所提供的信息和服务有什么要求?如何做才能满足公民合法的期待和要求?我们是否为公民提供了方便、快捷、满意的服务?我们的工作是否以公民的利益和公共的利益为出发点?公民对政府所提供的服务是否有选择权?我们是否为公民权利的保障提供了救济的途径?等等。
(三)按照“公共管理”的理念确立中国的管理主体体系
公共管理是社会组织形式、社会治理结构变革带来的以社会自治为基本内容的新型社会治理方式，它不仅是人类社会治理领域中的一场伟大变革，而且，也意味着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生产和生活等各个领域中的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这必然带来行政领导对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理念与治理方式的变革。[4]
公共管理打破了行政管理的单一主体性，政府不再是惟一的公共管理机构，也不是惟一执掌公共权力的机构。公共权力随着公共管理的社会化而社会化，众多的非政府的公共管理组织成为公共权力的共同执行者和公共事务的共同承办者。许多原来由政府承担的行政管理职能转由一些担负公共管理职能的非政府的组织承担。这时的政府，虽然还是专门和主导的公共管理机构，但却不是惟一的，还有一些准自治的、半自治的和全自治的机构甚至是私人机构参与承担公共管理的职能，成为公共管理的主体。政府则可以部分地甚至完全地从日常庞杂的公共管理事务中解脱出来，逐渐更多地扮演起公共政策供给的角色，专心致力于政策制定和监督执行。
《中国公共管理》把公共管理主体的范围界定为：以政府为核心、非政府公共组织为重要组成部分、在私人组织和公民广泛参与和参加下的公共事务治理主体及其组成的网络结构。在这里，以政府作为公共管理的核心主体是没有疑义的，而与众不同的是，它认为，公共管理主体还包括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社会中介组织、民间公益组织、基层群众的自治组织、私人部门以及公民，特别是明确提出国有企业、私人部门和公民的主体角色。
《中国公共管理》一书认为国有企业是具有公共性质的公共企业，[5](P128-150)为社会提供半公共物品或公益性服务，其经营活动关系到公共福利，承担公共服务功能，对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起着调节作用，决定了国有企业肯定是公共管理主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中国公共管理》提出私人部门的公共角色问题，这在中国有关公共管理教材中还是第一次。它主要从公共物品或服务供给过程、成本—收益分析和政府失灵的角度，来论证私人部门参与公共物品或服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私人部门参与公共事务的机制和方式方面，本书认为主要有合同承包、特许经营、补助和凭单制。本书还指出，虽然私人部门有赢得自己利润的嫌疑，但实际上私人部门同时扮演了重要的公共角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助于减轻社会就业压力，增加了公共服务的人力投入;增加了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资本投入，提高了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水平等。
另外，由于公民经常参与并承担公共事务、决策任务和监督任务，他们既是公共权力行使者的委托者，也有权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在特定条件下成为公共管理中的主体。
(四)全面总结中国公共管理改革的实践经验，并将其进行理论升华
《中国公共管理》把特别行政区的公共管理作为专门的一章纳入到中国公共管理的框架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公共管理是中国公共管理必不可少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不研究特别行政区的公共管理，就不足以体现出中国公共管理体系的完整性。而在“一国两制”的基本构架下，特别行政区实行着不同于中国内地的公共管理模式，它们的先进经验和做法为内地的公共管理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意义。这也是当前中国有关公共管理教材中所忽视的问题。
为了控制政府规模，精简机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手段，严格控制公务员的编制，包括更多的签约外包，加大资源增值的比例，以及推行自愿离职计划等措施。
为了满足市民需要，提高服务水平，澳门特区政府在成立之初，根据基本法的规定，设立了廉政公署及审计署;同时，行政机关也推行一系列服务承诺、一条龙服务等，为所提供的服务制定出清晰的量化标准。
为了减轻公共财政赤字压力，港澳特区政府都积极推行公务员制度改革。节约行政开支，提高行政效率;建立有责任感、使命感的政府组织文化以全面驱动政府的运作;引入竞争机制，促使公务员效率提高，以建立一支高效率的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另外，引入市场机制，推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将原来的公共管理与服务交由市场，能够提高政府对公共管理资源配置的能力，将承担该部分职能的人员从公务员系统中脱离出来以减少政府编制。
三、 中国公共管理本土化需进一步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 中国公共管理本土化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协调党政关系
中国公共管理的一个特征是行政机关的运行与党组织的运行交织在一起，如果还有类似于法律的东西来对行政机关进行约束的话，那就是党章。[6](P131)在中国，实际上在行使着公共管理权力的一个不容忽视和回避的重要主体就是中国共产党。正如上面已经提到的，如果避开对中国共产党的关注是无法真正了解和剖析中国公共管理或政治—行政的运行的。所以，实现公共管理与外部环境特别是政治环境协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正确处理党政关系。
关于如何协调党政关系的问题，很多学者作出了探讨。有些学者从党政关系本身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其中又包括党政关系法制化和党政职能分开化两个方面的路径。[7]党政关系法制化就是在宪法、普通法律及党的规章中规范党政关系。与此同时，党政职能分开也被作为探讨解决党政关系问题的路径之一。林尚立教授认为，通过完善国家制度体系，为新型党政关系的确立奠定必要的制度基础; 通过强化党的组织建设， 使党脱离传统的党政关系模式， 为新型的党政关系确立奠定必要的政治基础。[8](P430)另外，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协调党政关系的对策，例如，确立加强与改善党的领导的指导思想;重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加强和改善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确立法治化行政的政府建设目标;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等。
自从邓小平提出“党政分开”的指导思想以来，许多学者都以党政职能分开的思路探讨解决党政关系问题的路径，把党政分开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议题，展开了富有思想性和创造性的探讨。但是，这仍然不够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各项改革的变化，如何探索一种和谐的党政关系并实现制度化和法律化是研究者们和实践者们都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政府管理与第三部门管理的关系
美国学者莱斯特·萨拉蒙认为，当前“各国正置身于一场全球性的‘社团革命’之中，历史将证明这场革命对20世纪后期世界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19世纪后期的世界的重要性。其结果是出现了一种全球性的第三部门，即数量众多的自我管理的私人组织，它们不是致力于分配利润给股东或董事，而是在正式的国家机关之外追求公共目标”。[9](P20)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中国的第三部门在社会舞台上越来越活跃，对于公民权利的维护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发展公益事业是政府的责任，但是某些公益事业由政府直接组织实施，一方面可能有腐败行为的发生，失去公众的信任;另一方面由于各层级“层层剥皮”，可能就达不到最好的效果。而在这方面第三部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中华慈善总会、宋庆龄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这些非政府公共组织在帮助失学儿童、救济灾民和贫民的“希望工程”、“扶贫工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希望工程”通过筹集民间资金救助了数以百万计的失学贫困儿童，博得了巨大的社会声誉。这些行为缓解了社会矛盾，协调了政府和公民的关系，增大了公民对国家、政府的认同，同时通过志愿者服务也实现了广泛的公民参与。
然而，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还面临内外两个方面的问题。内部方面的问题是第三部门如何规范自身的管理和运作，增强自身能力，进一步巩固其“公共利益代表者”的地位。而外部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处理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当前政府的权能依然过于强大，第三部门仅处于“拾遗补缺”的地位，没有能力自主选择和开辟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的非政府公共组织只能做两件事：一是政府想做，但暂时还来不及做的事情，或是没有精力做的事情;二是政府虽然没有想到要做，但只要非政府公共组织先做了，政府不会反对的事。这说明在转型时期的中国，非政府公共组织要想有大的发展，还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在某种程度上讲，未来的国家竞争力也取决于公民社会中的公民、组织、社会自发解决问题的责任感及能力。而政府要做的事情在于，一方面如何在一些社会领域退出来，并通过政策、制度给第三部门一个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对第三部门的规范管理，使第三部门这个纷杂的领域健康发展，真正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私人部门社会责任理念的提高及其在公共管理中地位的进一步确立
随着全球公共管理市场化的冲击，公共部门引入市场机制成为公共管理改革的一个重要趋向。私人部门在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方面有着重要的优势。对于某些公共部门不能单独完成或单独完成成本过高，而对资格和条件要求又较高的，特别是一些专业性强、技术性高的公共物品或服务，公共部门可以和私人部门、社会组织合作，私人部门和社会组织提供管理需要的专业人员和技术，同时获得付费。这有利于提高行政的效率，也实现了公私部门的人才互补、资源互补。在公共物品和服务方面通过外包等方式引入私人部门，使竞争机制进入公共领域，可以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公共物品质量。
但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私人部门以追求利润为“天职”，尽管其有“公益”的一面，但如何保障私人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扮演公共管理主体角色时能够保持不降低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不损害公民利益，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那么，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是，政府在引入市场机制、使私人部门参与时更应注意对责任的控制，加强对私人部门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监督和管理。而私人部门也应该加强和提高社会责任的理念。里基·格里芬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在提高本身利润的同时，对保护和增加整个社会福利方面所承担的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超过法律和经济要求的、企业为谋求对社会有利的长远目标所承担的责任。尽管有些学者认为，企业讲求社会责任是为了提升自身竞争能力的一种需要，或是为了避免昂贵的法律诉讼或不良公众形象对企业信誉造成的负面影响。[10]但无论如何，社会责任意识使企业或私人部门有更强的责任感，这将有利于促进私人部门参与公共事务，进一步确立其在公共管理中的地位。
参考文献：
[1]任晓林走向本土化研究的公共管理：有限性、逻辑与基本关系[J]中国行政管理，2002,(10)
[2]刘熙瑞等中国公共管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
[3]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制、过程和政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4]张康之公共管理：社会治理中的一场革命(上)[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1)
[5]欧文·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6]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7]朱联平党政关系问题研究述评[J]岭南学刊，2006，(1)
[8]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9]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0]潘士渠，张洁企业的社会责任：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J]商场现代化，2006，(6)
[责任编辑孔伟]
作者：钱 冰
第三篇：扎根田野：公共管理学的“本土化”研究
摘 要：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理论和实践紧密联系的学科，需要不断通过实践的探索，更新并丰富其内涵，进而指导实践的发展。近年来，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的发展成就斐然，却也面临着本土化困难、身份认同危机、理论脱离实际等亟待解决的问题。田野工作，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因其强调“现场感”和“真实感”，广泛应用于其他学科的研究。田野工作研究方法鼓励研究者走进“田野”，关心研究对象的真实生活，关注我们身处的环境。田野连着庙堂，公共管理学研究需要仰望星空，也需要脚踏实地。因此，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研究须引入田野工作研究方法，让研究立足实践、扎根广袤无垠的土地。
关键词：田野工作;公共管理学;本土化研究
一、引言
“打造成为在理论建构上对国家治理有思想引领价值、在实践应用上对时代问题有政策借鉴意义的一门社会科学，是公共管理学的初心。”[1]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理论和实践紧密联系的学科，需要不断通过实践的探索，更新并丰富其内涵，进而指导实践的发展。作为一门包容多元的学科，公共管理学融合了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部分知识，不断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新思路，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近年来，公共管理学的发展成就斐然，却也面临着本土化困难、身份认同危机、理论脱离实际等亟待解决的问题。陈振明认为，“学科虽然成就卓著，但问题与挑战不少，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亟待公共管理的创新研究，而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则是我国公共管理学科未来发展的目标和方向。”[2]
人类学的田野工作研究方法，因其强调“现场感”和“真实感”，广泛应用于其他学科的研究。田野工作研究方法鼓励研究者走进“田野”，关心研究对象的真实生活，关注我们身处的环境。研究者立足实践，发掘本土问题，真正将研究植根于大地。田野连着庙堂，公共管理学研究需要仰望星空，也需要脚踏实地，唯有脚踏实地方能顶天立地。因此，公共管理学须引入田野工作的研究方法，立足实践、扎根广袤无垠的土地，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理论，从而为世界的公共管理学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二、田野工作的内涵概述
（一）田野工作的概念
“田野工作”的英文是“fieldwork”，还可译为“田野调查”或“田野考察”。“所谓田野考察，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亲自进入某一地区，通过直接观察、访谈、住居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取第一手资料的过程。”[3]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田野工作最早应用于人类学研究，被视为人类学的标志。“田野调查属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社会学领域运用十分广泛，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方法，它通过实地观察和与调查对象共同体验等手段，搜集实证研究所需要的个案、事件以及材料。”[4]田野工作不仅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也广泛应用于其他学科，如民族学、教育学、社会学等。研究者通过对研究对象长期的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充分了解研究对象以及研究对象所处环境的情况，获得第一手资料。此外，田野工作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正如李亦园所归纳，“广义而言，所有的实地研究工作都可以称为‘田野研究’，包括社会调查访问，各类问卷测验的施行，考古学实地发掘，民族学调查考察都属之，但是狭义而言，田野工作却特指人类学研究领域中的考古发掘与别的民族调查，因为时间极为长久，所以最引人入胜。”[5]因此，现在意义的田野工作多指广义的田野工作，即田野工作可理解为实地考察。
（二）田野工作的意義
“田野调查作为一种方法，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相似外表下深刻的地方差异。”[6]如何深入研究，一直是困扰研究者的问题，而田野工作则提供了这样的一种路径，拨开重重迷雾看到问题的本质，让研究植根于广袤无垠的土地，从而寻找问题的答案。“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7]田野工作强调“现实感”，即研究者必须进入田野开展实地调查，并在研究对象所处的环境生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获得对所研究现象的深刻理解。相比于单一的文献阅读，在田野工作中，研究者能搜集到珍贵的资料，比如一些民间文献，如族谱、唱本、碑刻等，这些资料往往只有身处现场才能获得。此外，还有一些资料是口口相传的，比如一些有关考察地点的传说和故事，这些都需要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去了解。当研究者进入田野时，还能切身体验到当地的文化，这种亲身体验是在文献阅读中无法体会的。
“到过冰山并在当天夜间返回文明世界的人们认为他们已经了解冰山了。其实只有长期居住在与外世隔绝的冰山中的人才能真正领悟冰山的精神，也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那些源自普通经历的广为谣传的事情。”[8]美国学者古塔·弗格森提及对冰山的研究，由此联想到海明威提到的冰山理论：“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海明威的文字含蓄隽永，希望读者通过朴实凝练的语言，感受到这八分之一背后的力量。而田野工作似乎也是这样，一段时间的观察和参与，研究者能展现的结果似乎也只是这“八分之一”，但是这段调查的经历，遇到的人和事，可能会成为生命中无法磨灭的记忆。人生就是一场田野，永远不要错过观察它的机会。
（三）田野工作的方法
“‘田野调查’被界定为是‘田野工作者通过熟悉一群人的生活方式来获得知识合法化的一种居住形式’。”[9]田野调查是一种既产生定性研究又产生自反性社会行为的方法。它涉及多个社区为培养批判意识和社会正义而不断参与了解。作为一种方法，它借鉴并结合了参与性行动研究、定性方法和哲学实用主义方法[10]。一般情况下，研究者需要在所调查的地方至少生活两年，以特定的社区为中心，开展田野工作。
对于田野工作的方法，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开创了一种研究方式———“移情”式的主位研究，其被奉为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最高境界。后来，哈里斯提出了主位研究（emci approach）和客位研究（etic approach）。主位研究是指研究者进入田野，用研究对象的视角去理解当地的文化，像本地人一样思考并行动，即从内部观察。客位研究是指研究者以外来者的视角理解当地的文化，即从外部观察。但在现实条件下，社会科学并没有完完全全的主位研究，研究者无法摆脱主观因素的影响，完全以当地人的视角思考问题。因此，在田野工作中，研究者应该把握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的平衡。一般来说，在资料收集过程中，研究者要成为主位，即将自己融入研究对象所在的群体，甚至成为其中的一员;在后期的资料分析过程中，研究者要成为客位，即从局外人的角度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对资料进行分析和总结。
根据我的田野工作经验，我确定不可能存在合适的研究实践的方法模型或标准。相反，每个项目都需要不断适应现场及其条件，并在战略上发展混合技术[11]。“一般而言，田野调查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但通常都要经历进入田野前的准备（如阅读相关资料、初步学习语言）、进入田野（进入现场、确定报道人等）和开展田野工作（通过参与观察、访谈或自发的谈话等方式）这三个阶段。”[12]田野工作没有固定的模式和唯一的答案，不同的人会得到不同的结果。正如同田野研究没有固定的答案，田野研究的方式也是多元的，研究者根据不同的研究问题选择不同的研究环境，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选择不同的研究方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是田野工作的重要研究方式。“参与观察是指研究者深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场景中，在实际参与研究对象日常生活的过程中所进行的观察。”[13]在人类学田野工作中，主要有四种程度不同的观察：局外的观察（complete observation）、观察者的参与（observer-as-participant）、参与者的观察（participant-as-observer）、完全参与者（complete participant）[14]。局外的观察是比较客观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不紧密;观察者的参与指研究者以观察者的身份参与，同时保持其客观立场;参与者的观察指研究者已经深深参与田野，只保留一点客观;完全参与者指研究者完全是主观参与田野，只形成主观价值判断。在田野工作中，我们希望研究者能做到观察者的参与。一方面，研究者能参与到研究者身处的环境，被研究者所接受;另一方面，研究者又能客观地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尝试解决问题。参与观察最理想的状态是指研究者在研究对象的正常状态下，捕捉研究对象的言行举止，感知其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记录最真实的状况，以寻求意义，从而洞悉问题的本质。
访谈包括非正式访谈和正式访谈。非正式访谈类似于随意的交谈，研究者事先可以粗略的准备一套要讨论的话题，像普通朋友一样对对方进行随意的、自由发挥的谈论，非正式访谈对于发掘、获取信息以及建立良好的密切关系都十分重要。在田野工作中，常用的正式访谈方式是深度访谈，研究者为探究特定事情复杂而全面的细节，一般会持续较长的时间，有些访谈还会分多次进行。深度访谈一般指在保证有效性的前提下，研究者在具有代表性的特定區域做深度访谈，从中筛选出恰当的问题并形成问卷，最终得出真实可信的结论。研究者在与研究对象访谈时，应该营造出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学会倾听，不能轻易打断研究对象。此外，研究者要学会如何对研究对象进行提问，在开始访谈前，可以事先了解一些有关研究对象的情况，从而自然而然地展开提问。“假设现在你们决定对一个校园政治组织进行实地调查，再假设你们并不是这个群体的成员，对这个群体也不很了解，而且将对其中的参与者表明你们的研究身份。在对这个群体进行直接观察之前……你们可能先和已经研究过这个学生政治群体或和对它比较熟悉的人进行讨论，特别是你们会发现和其中的成员进行讨论相当有帮助。”[15]研究者在进入田野前，可以和之前做过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联系，了解研究对象的一些基本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有助于田野工作的开展。然而，在实际访谈中，几乎很难找到两个人对同一件事情的回忆是完全相同的，而且很多细节的出入会严重干扰后续的分析，这些都增加了田野工作的难度。因此，在访谈中，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描述的事情，不能轻易相信，需要从多渠道搜集资料，如亲自去观察、采访更多人，从而检验研究对象表达内容的真实性。田野工作强调“真实感”，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则为研究者提供了这样的一种路径，研究者融入研究对象所处的环境并对其日常生活进行观察与访谈，从而获得第一手资料。对于外来的研究者说，如何在一定时间内了解研究对象，必须长期观察并参与其中，才能获得研究对象的真实想法。
（四）田野工作中的三对关系
在田野工作中，研究者需要处理三对关系，即理论与实践、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以及情感与现实的关系。
1. 田野工作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曾说：“没有资料的理论是空洞的，没有理论的资料是盲目的。”在田野工作中，理论与实践是紧密联系的，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又赋予理论新的内涵。理论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研究者需要收集的田野材料，任何研究都无法完全离开理论的指导。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先入之见在任何学科中都是有害的，但预拟问题却是科学思考者的主要禀赋，这些问题是通过观察者的理论学习发现的”[16]。费孝通先生认为，“实地调查是便于得到较为科学和有效的资料方法，但不应知足于到现场去吸新鲜空气，还要操纵一套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现场观察，还要先解决观察什么的课题”[17]。在进入田野前，虽然研究者不能预设立场，但是研究者需要学习科学的理论以及田野调查的方法来指导后续的田野工作。“如果我们假设在实地调查之前就已经对研究情况有了足够的了解，从而可以在预先制定的访谈问题中将潜在的结果减少到几个可能性，那么这项研究似乎就不值得进行了。”[18]进入田野前，研究者学习相关理论并对研究环境进行初步了解，然而，研究者需要平衡“已知”和“未知”的关系，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事实的财富并不必然就是思想的财富。除非我们成功地找到了引导我们走出迷宫的指路明灯，我们就不可能对人类文化的一般特性具有真知灼见，我们就仍然会在一大堆似乎缺少一切概念的统一性的、互不相干的材料中迷失方向。”[19]在研究中，实践的积累固然重要，但是不能忽略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因此，在田野工作中，研究者需要协调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脱离理论的指导，田野工作会失去其科学性;过分依赖理论的指导，田野工作会失去其真实性。
2. 田野工作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
“与对象的正确关系是社会科学固有科学实践的最具决定性的条件之一。”[20]在田野工作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至关重要，直接影响着研究能否顺利进行。“一心一意地日夜和一个群体一起生活。”[21]开展田野工作是十分辛苦的，研究者要思考如何融入研究对象的生活，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与研究对象保持联系。此外，研究者不仅需要和研究对象互动，也需要与研究对象所处的环境互动。因此，研究者需要恰当的把握远近亲疏的分寸，有人类学者将其比喻为“选择了一种矛盾而又混乱的社会匿名身份”。[22]一些研究者在进入田野时，通常会采取角色扮演和印象管理的方式，从而尽快融入调查环境。
“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因不同的立场而产生差异实属正常。”[23]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由于立场不同，大多数时候田野工作呈现出来的只是研究者所关心的问题，但是研究对象关心的不仅仅是这些，甚至从来不是这些。如何改变研究者被视为“入侵者”的刻板印象，需要研究者长期不懈的努力。因此，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建立良好关系时，也要切实关注研究对象所面临的困境，研究者有义务和责任帮助研究对象解决问题。“事实上，从目前的情况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田野研究者在关心和思考如何对待自己的调查对象的问题。除出现了大量讨论相关问题的理论著作外，不少学者也在努力用实际的行动，来切实地进行着帮助调查对象的活动。”[24]虽然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相处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是，当研究者走出田野后，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联系是不能切断的。许多研究者在田野工作结束之后，依旧和研究对象之间保持联系，并切实关心调查者的生活，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田野工作者有必要设身处地根据环境中的人与人相处的规则来开展工作。对于研究对象，田野工作者应该遵循互惠互利，相互包容的原则，具有共情能力和责任意识。”[25]因此，在田野工作中，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不是单纯的调查与被调查的关系，研究者要秉持一种人性关怀的态度，真正为研究对象身处的环境做出努力和改变。
3. 田野工作中的情感与现实的关系
人们通常以角色和情感这两种方式互相影响和影响他们周围的世界。“我扮演着多种角色——社会学家、记者和朋友——我被认为是一个永远不会离开的人。在脱离接触过程的早期阶段，我每周都会收到发起人办公室的邮件和电话。我试图通过拖延回答来逃避，但我感到内疚。”[26]在田野工作中，研究者扮演着多种角色，同时又不可避免地会代入自己的感情，这样的感情潜移默化地影响研究者的观察方式，如何协调好个人情感和客观现实的关系需要研究者的深思熟虑。“人们很难把自己个人的感情和偏见放在一边，他们自己的文化已塑造了这些感情和偏见。”[27]从事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者在进入田野前都接受过一系列理论与方法的训练，但是他们也不能完全摒弃情感的影响，研究者的情感影响着他们对研究对象的态度。英国文化研究大师斯图亚特·霍尔曾说：“认为自以为客观就是最大的偏见。”在田野工作中，有些学者认为应该秉持一种完全客观的态度，僵化地记录所看到的点点滴滴，不掺杂任何情感，但是排除情感做研究本身就是不可取的。笔者认为，田野工作中研究者的感情投入也是一种田野工作的一部分，研究者带着温度记录所观察的事物，呈现出来的也是有温度的结果。
“对于我来说，第一个必须提到的‘不恰当’的反应就是，尽管开展田野工作感到兴奋和获得成就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同样地，从事田野工作也会让我感到极大的焦虑、犹豫和孤独。另一个让我无法摆脱的是从事田野工作带来的一种不真实感，以及在我失望时，一种虚伪感油然而生。”[28]“当离开田野时，研究人员与组织和个人分离，虽然每次离开田野的情况可能是独特的，但它们涉及角色的丧失，从而创造了重新定义自我的可能性。”[29]在离开田野后，研究者可能不能快速地转换角色，依然会沉浸在田野工作中，从而带来一种不真实感和失落感，这需要研究者不断地适应。“在密集和长期的田野工作之后，研究者中断与研究对象的关系。尽管在预料之中，但是也可能会产生分离感和失落感。”[30]对于研究者和研究对象来说，离开田野后的情感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是永不消逝的。然而，一些学者选择忽视这份情感，而实际上，情感会激发研究者的灵感，从而获得意想不到的结果。尽管研究人员对田野工作进行个性化的描述已经变得越来越流行，但正如我们的文献综述所记录的那样，在田野工作期间和完成后，对田野工作经验和情绪的反思很少得到系统的关注[31]。“但这还没有结束。回到家里，坐在办公桌前，你将继续通过想象、回忆和重建，继续和你研究的人打交道。人们很容易忘记，写作是田野工作的一部分，与任何选择的旅行或惊人的遭遇一样重要。”[32]民族志的撰写是田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写作的过程中，研究者需要对回忆和材料进行整理、筛选，试图重构田野工作的整个过程，从而形成一份民族志材料。
在撰写民族志之前，研究者需要整理自己所做的田野笔记。对于田野工作者来说，记录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感是十分重要的，将田野笔记梳理清楚，会使民族志写作事半功倍。作为研究者，如何能够在自己田野工作中把自己真实客观地突显在我们撰写的材料中？这不仅仅需要“技术”，更需要一种敢于“自我解剖”的勇气。在田野工作中，往往我们自视自己是权力的掌握者，自视自己是文化的占有者，总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的。其实不然，在田野研究中我们自己也在被别人所观察，所以需要通过围绕理解他人对自己的理解，最终来理解自己。
“在田野工作中，研究人员将自己沉浸在不同的经历现实中，希望获得深入理解研究参与者在实地环境因素下的意义。通过这种方式，研究人员构建了对社会世界的描述，而不是简单地反映现实。”[33]民族志不仅是田野的真实写照，也是研究者对于田野的理解。撰写民族志是一个创造的过程，研究者的情感流露可能会带给研究更多的惊喜，因此，任何人都不能忽略情感在田野工作中的作用，平衡情感與现实是研究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五）田野点的选择
1. 田野与家乡
“如果‘the field’最合适的地方是‘not home’，那么有些地方必然比其他地方更‘not home’，因此更合适，更像田野。因此，所有的民族志研究都是在‘田野’中进行的，但有些‘田野’比其他‘田野’更平等——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是遥远的、异域的和奇怪的地方。”[34]“民族志者到田野去，也就意味着他们离开自己的社区、习惯的环境和熟悉的行为认知模式，进入另一个即将开展研究的社会。”[35]在田野工作中，研究者通常远离家乡，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在这里更适合开展调查研究。在日常话语中，家乡和田野是相互假定和强化的。家乡是我们生活的地方，我们从家乡出发，去追求我们的事业;田野是我们工作的领域，实际上我们通过各种手段将其与生活的其余部分区分开来。“我们选择什么作为通过田野工作来调查的问题，以及我们选择在哪里进行田野工作，这些选择是由我们的个人生活经历、人类学训练和理论偏好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36]田野点的选择与研究者的个人经历、接受的训练以及理论偏好有着密切的关系。研究者可以远离家乡，也可以身处家乡。相比于一个陌生的环境，研究者身处熟悉的环境有助于田野工作的展开。“我常常后悔没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的从事研究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唯一的联系就是我的受访者，我可以将自己与我的日常角色分离，以便在我的田野研究中争取一个更有效的角色……很明显，在一个人居住的地方附近做研究对一个人的研究和研究人员都有重要的意义。”[37]本土学者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其在田野点成长生活所带来的认知优势，是一切外来者都无法超越的。如，费孝通先生在创作《江村经济》时，选择的地点是家乡附近的吴江县开弦弓村，今属于吴江区七都镇。费老作为吴江人，能够和当地居民畅通无阻的交流，从而避免翻译过程中出现偏差。
在田野中，除了存在语言上的翻译，也存在文化或者思维上的“翻译”。正如刘禾教授的“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理论所强调的，研究重心并不是技术意义上的翻译，而是翻译的历史条件，以及由不同语言间最初的接触而引发的话语实践。在翻译实践中，研究者需要不断考量东西方跨文化诠释和语言中介的可能性。因此，在这里翻译不再是语言之间意义转换的问题，而是来自不同学科和文化背景的学者对某一特定理论以及社会实践的探析、争辩和反思。因此，在田野工作中，研究者在熟悉的环境中做调查，不仅能与研究对象畅通无阻的交流，也能深刻理解研究对象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模式，从而引起思想上的共鸣。
2. 多点田野
“多点的田野基于对人类学‘整体观’的反思，主张在研究的整个时期里，田野工作者不应把自身固定在一两个社区里，田野工作者必须具有灵活性，其工作场所应是一个包含多个地点的网络。”[38]多点田野的应用不仅局限于人类学，还应用于新媒体、互联网、信息技术等其他领域。“田野”不仅是一种地域指向性的概念，也指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等现代社会组织或者指某一群体、某种思想、某件事情衍生的特定空间及特定领域。此时的田野更多的是指一种空间的概念。“我觉得自己是周围环境的一部分;我就像一个调音精细的乐器，可以发出复杂的声音，当拨动正确的音符时，所有的共振琴弦都像锡塔琴一样振动。报道相互证实，事实被更多的事实所支撑，解释相互为对方辩护……在一个层面上，我只与几个受访者互动，但在很多其他层面上，我与这座城市的其他部分互动。我毫无疑问地感到我正在与这座城市本身进行互动。”[39]如今，随着全球化、去中心化的加深，学界认识到跨学科、跨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强调多元主体、多维空间的互动。因此，过去单一田野点的选择或者构建特定地点的线性体系难以满足现在的需求。“田野工作者绝不能仅仅作为一名参与者，在有限的文化环境中做调查，他们要进入更大的公共环境做调查。”[40]此外，田野点的选择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除人力、物力等客观因素，田野点的选择还需要考虑研究目的，研究者根据不同的的研究目的，选择不同的研究地点。多点田野的选择并不局限于具体地点，也可以是与研究对象相关的领域。通过多点田野的选择，研究者可以探索多个田野点之间的相互联系，基于比较的视角，呈现一个动态的过程，以灵活的方式丰富研究者的调查结果。
三、我国公共管理学发展面临的问题
公共管理学自19世纪末兴起以来，一直采取一种包容开放的姿态，不断汲取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营养，发展日益蓬勃。然而，在公共管理学迅速发展的背后，却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公共管理学因其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观点，而缺乏自己的创新，被称为一门“借来的学科”（borrowing discipline）[41]。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正如格尔茨所说：“我们的前方有着诸多考验，有必须去的地方，有必须经历的仪式。”[42]公共管理学在我国的发展起步比较晚，基础比较薄弱，面临诸多问题。
（一）公共管理学研究“本土化困难”
“一个学科研究的本土化或本国化，应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观念和理论上表现出本国文化的特征，而非一味追随西方模型。”[43]我国的公共管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引进了大量的国外学者的理论和方法。在学科诞生之初，国外的公共管理学成果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无论是注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还是强调效率至上的管理风格，都深刻影响了我国公共管理学的研究。然而，一味地僵化学习国外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虽然在短期内丰富了我国公共管理学的研究，但长此以往，会遭遇水土不服的窘境。以公共管理学的三大理论基础为例，政治—行政二分法、理性官僚制、科学管理原理与我国本土的治理传统、历史文化和体制特色不相契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公共管理学的探索。因此，公共管理学研究如何本土化亟待解决。
（二）公共管理学面临身份认同危机
我国的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融合了相邻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具有兼收并蓄的特点，却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危机。就学科研究领域而言，公共管理学主要关注国家治理、公共政策和社会保障等问题，然而，其他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邻学科也同样会涉及这些问题。相比于其他学科，公共管理学研究成果并没有独树一帜。就学科代表人物而言，主要集中于其他学科领域，比如政治学的古德诺（Frank Goodnow）、管理学的泰勒（Frederick Taylor）社会学的韦伯（Max Weber）、以及心理学的马斯洛（Abraham Maslow）等[44]，几乎没有学者认为自己主要从事公共管理学领域的研究。因此，公共管理学的学科界限模糊以及研究领域杂糅直接导致了其身份认同危机。
（三）公共管理学部分研究理论与实践脱节
“承认那些从未亲自对至少一种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的任何科学权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45]一个时代的结束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是终点也是起点。空想做研究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时，现在任何学科都不可缺少研究者的亲身实践。诚如古人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理论与实践是紧密联系，二者是不可分离的。理论的产生源自实践的积累，同样地，实践的深入也离不开理论的指导。然而，在做研究时，研究者往往会陷入一个误区——脱离实际。研究者习惯于在前人的研究中寻找蛛丝马迹，企图为自己的研究添砖加瓦，但是却忽略了近在眼前的客观现实。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的部分研究存在著理论与实践分离的问题，过于强调理论的建构而脱离实践以及过于注重实践的探索而忽视理论都是不可取的，这些都不利于我国公共管理学的长远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对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做出建设性的贡献的话，我们作为一个领域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46]因此，公共管理学的发展需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公共管理学产生于公共管理实践，存在的意义在于如何指导公共管理实践，如何为国计民生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
（四）公共管理学研究缺少人文情怀
公共管理学的“公共”意味着其研究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人”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公共管理的践行者，也是公共利益的享有者，公共管理学研究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是不变的追求。因其学科性质，公共管理学研究通常要求研究者从宏观角度出发，提倡树立一种大局观和整体观。整体固然重要，但是也不能忽略部分的发展。公共管理学应该着眼于大问题，但是也不能忽视个体人的发展。公共管理实践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更好的生活，研究者应该满怀着初心，秉持着为他人解决问题的态度，真正地走进研究对象的生活，发现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
四、田野工作在公共管理学中的作用
（一）立足实践，发掘本土问题
谈及对问题的理解，美国数学家希爾伯特曾说：“只要一门科学分支能提出大量的问题，它就充满着生命力;而问题缺乏则预示着这门科学独立发展的衰亡或中止。”[47]因此，问题的提出对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其研究领域事关国计民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是公共管理学研究的主旋律。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问题的提出源自实践的积累，公共管理学提出的问题需要公共管理实践的积累。
“实地调查似乎能提供更好的测量效果。”[48]田野工作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有助于公共管理学研究深入实际，并挖掘本土问题。“当一个社会受到新的影响时，它的生活方式的一些特征可能不受影响，而另一些则完全改变了，人类学家只有通过田野工作才能确定观察到的变化哪些是表面的，哪些是根本的。”[49]目光所及不一定是真实的，公共管理学研究者须透过问题的表象，看到问题的本质。相较于其他研究方法，田野工作研究方法有其特殊性。田野工作要求研究者在调查地点至少生活两年以上，与研究对象交流，与研究对象所处的环境互动。长时间的实践积累，研究者有充足的时间了解研究对象，研究者会从多角度、全方位发现一些存在的问题。在田野工作中，研究者关注的不仅仅是研究对象的所见、所闻、所感，还要关注并挖掘其背后的问题。研究者不仅仅是记录者和参与者，也是问题的发现者和传递者，甚至是解决者。“尽管人们离开了字面意义上的村庄，但田野工作作为一种特殊的局部居住方式的概念依然存在。”[50]离开田野并不意味着田野工作的结束，相比于短暂时间的调查，田野工作长时间的调查使得研究者对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从而使后续的研究更加深入。田野连着庙堂，公共管理学研究需要仰望星空，也需要脚踏实地，唯有脚踏实地方能顶天立地。
（二）见微知著，强化身份认同
费孝通先生曾在《江村经济》中提道：“让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51]在田野工作中，研究者往往选取有代表性的一个或者几个地点进行考察。就其研究本身而言，研究者并不试图寻找普而广之的结论，而是强调对某一类型现象的深度剖析。尽管田野工作关注特殊性，但是特殊中也蕴含着一般。正所谓“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通过对研究对象的深度剖析，也能得出一般现象的类型化认识。“我们田野研究者从个案做起，从单一个案走向聚合个案，最终从所有个案类型的比较中对具体民俗社会传统的整体风貌进行管窥。”[52]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选取的研究对象应该关注所研究现象的一般性，即研究对象不过是万千对象中的一个，他应该具有所研究对象的一般特征，他所遇到的问题与困境也是其他对象都会遇到的问题。科学的目的是“在无限量的经验的个体事物之海洋中，寻求普遍和确定的标准，以及在无穷的偶然事物表面上显得无秩序的繁杂体中，寻求规律和必然性”[53]，田野工作亦是如此。
十八大以来，我们一直强调要建立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研究中引入田野工作的研究方法，是对我国公共管理实践的认同。我们常说中国地大物博，对公共管理研究者来说，这其实意味着我们拥有更广阔的可调研的天地。一滴水，可以折射万千世界。田野工作的魅力在于对未知的探索，在于对细微之处的深刻剖析。中国正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言下之意就是中国社会每天都会产生新问题，每个问题都值得研究者深入研究，而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反映的就是我们所处的客观实际。如果我们不深入田野，我们就很难把握当前的重要问题，从而影响我们对当前所处环境的认识。
（三）创新理论，拓宽发展空间
公共管理学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核心概念和基本理论主要源自西方的公共管理研究。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研究起步比较晚，经过学习西方大量的理论和公共管理实践，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就公共管理学理论建构层面来看，仍未摆脱西方理论的影响，依旧缺乏属于我们自己的独创理论。中国目前不缺外来理论的“拿来主义”，也不缺调研资料和素材，而是要在调研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抽象和理论对话，建构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我们不喜欢那样的社会学家，他们只空谈而不观察，或者只观察而不思考，或者只思考而不使他们的思想接受系统的经验研究检验。”[54]“甚至隐隐约约有一种偏重田野调查作业，忽视或轻视理论建树，把调查采录本身就看作一种研究的倾向。”[55]田野工作不是目的，而是理论建设的环节。田野工作是一种研究方法，服务于我们最后的理论创新。相比于西方国家，我国的公共管理实践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在公共管理学理论建构方面我们却依然借鉴西方的一些理论，缺乏属于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理论，这是研究者需要反思的问题。合格的公共管理学研究者不仅是问题的发现者，也是理论的建构者和阐述者。尽管有很多学者认为，由于学科性质，公共管理学研究关注领域应该是威尔逊所说的“政府的执行、操作和政府工作中的最显眼部分”，其理论创新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定义为默顿所说的“中层理论”[56]，但是公共管理学研究也需要微观理论，微观理论是中层理论的支撑。
“建立理论不一定是一个线性过程。组成理论的活动——观察、选择有趣的东西、形成中心概念、建立理论、完成实验性理论可以以完全不同的顺序发生，也可以完全没有顺序。”[57]建立理论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需要研究者坚持不懈地努力。在田野工作中，通常情况下研究者是凭借兴趣进入田野，参与观察研究对象的生活，在访谈中发现问题，并梳理问题。研究者开展田野工作不仅仅是搜集资料，而是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资料进行整理、分析、研究，从而升华到理论高度。“当研究人员离开田野时，确实可以发现一些在田野工作中一直隐藏或看似微不足道但突然变得重要或令人惊讶的东西。作为一种不连续的行为，离开田野可能会激发创造力、反思和学习——这些都是建立良好理论所必需的过程。”[58]离开田野并不意味着田野工作的结束，研究者在离开田野之后有可能会发现之前调查所忽视的地方。因此，研究者在离开田野之后不能中断田野工作，应该继续对所获资料进行整理及反思，从而丰富自己的研究，这些都有助于理论的建构。歌德曾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依托实践，不断创新，而创新则是学术研究的灵魂。尽管建构理论的过程是辛苦的，但是研究者必须具备创新理论的热情和勇气。因此，研究者通过田野工作，有利于公共管理学研究创造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特色理论。
（四）发现真实，拉近彼此距离
公共管理学研究强调人的主体地位，遵循“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研究者不仅要从宏观层面关注研究对象所处的环境，也要从微观层面切实关注研究对象的真实诉求。“一切的知识都是要因亲眼观察土人生活而得来丰满，不要由着不甚情愿的报告人而挤一滴一点的谈话。”[59]在公共管理实践中，如何倾听调查对象最真实的声音，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李亦园强调，每一个民族的概念性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有从该民族的眼光去了解，进入当地人的世界，以当地人的眼光看待事物，才能进入、容忍且欣赏所有不同于我们自己的文化习俗，才能掌握文化真正的意义[60]。当外来的研究者到当地开展调查时，是极易被当地人视为“局外人”的，由于当地人对研究者存在不信任感，研究者很难从采访中得到有价值的信息，从而阻碍研究者发现问题。而通过田野工作，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有利于后续调查工作的展开。
一直以来，存在一种将研究者神化的观点，认为研究者可以不受性别、个性以及家庭背景的影响，得出客观的结论[61]。“大多数时间，我并不太担心需要与少数人密切接触的工作方法，而是担心我的性别、家庭、和个性影响我成为一名田野工作者。”[62]但是，随着田野认识论的发展，人们开始认识到田野工作者的个人特点会影响研究方法的选择、研究目标的实现。笔者认为，研究者的个人特点也是田野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进入田野并不意味着放下“本我”，而是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发现“本我”。20世纪70年代，美国青年人类学家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在《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中提到，我是一个美国人，也就是通过对摩洛哥人的理解，最终理解“我”这个美国人是什么样的人。因为“我”对自己的理解往往是不真实的，只有在理解别人的过程中，你才发现别人怎么理解你，那才得出一个真实的“我”。研究者在调查期间短暂地与自己所熟悉的世界隔绝，真正融入研究对象所处的环境，从而看到真实的世界。“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集体层面，研究者和研究参与者对参与田野调查的原因以及田野调查期间和结束时的经验的看法都是非常不同的，这是很常见的。”[63]在田野工作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长时间生活在一起，在这段时间，研究者将以朋友的身份融入研究对象所处的环境，两者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相互尊重的。对于研究者来说，通过他人的眼睛你也许会看到不同的世界，从而开拓自己的研究视野。对于研究对象来说，他们也在观察着研究者的一举一动。此时，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互为他者性”，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研究者在观察研究对象时，也会看到研究对象眼中的自己，从而反思自己的问题。
田野工作要求研究者必须走出“象牙塔”，走出自己的书斋，走出自己的传统领域，要到一个全新的甚至是陌生的，在人类学称之为“他者”的地方进行研究。“他者”往往与政治领导者、政策制定者，包括学者在内所处的本我环境是不相一致的，也就是必须冲破自己传统的自我世界、自我领域与自我观念，勇于接受新鲜事物，勇于面对新鲜问题，勇于了解社会新事物，甚至是勇于欣赏社会涌现而出的一切新鲜现象。人是可以共情的，在互为他者的过程中，从“本我”出发，去“他者”的环境中成为“他者”。只有如此，才能明白别人行动的意义以及别人获得的东西。在公共管理学研究中，管理者通过田野工作真实感受被管理者的生活，从而认识到被管理者眼中的自己，进而发现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因此，在田野工作中，研究者以“他者”的眼光发现真实，拉近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使得公共管理研究更具有人文关怀。
五、田野工作在公共管理实践中的应用
（一）政策过程坚持田野工作，实现民主决策
“人的认识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64]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公共政策的实践过程实际上是由问题发现、政策制定、政策实施、政策评估和政策终结组成的。在问题发现阶段，公共政策制定者须深入田野，在与群众交流和实地考察的过程中，发现背后的问题以及利益相关者对问题的真实想法。发现问题是公共政策的开端，是公共政策的真正起点。因此，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具备发现问题的能力至关重要。如果在初始环节，政策制定者没能及时发现问题、反馈问题，这会影响后续的政策制定。在此阶段，政策制定者需要通过大量的田野工作，深入群众生活，了解群众真正关心的问题。“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政策制定阶段，政策制定者应该立足实践，号召公众参与政策制定。尽管号召公众参与政策制定不是一蹴而就的，可能会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影响，但是现在存在着一些尖锐问题亟待解决。仍有少部分的领导干部有主观决策的倾向，坐在办公室里，不调查、不研究，做出的决策不符合实际，损害了民众的利益，也浪费了公共资源。在政策实施阶段，政策执行者须深入实地调研，了解政策施行的具体情况，感知政策环境的变化，及时对政策的实施做出调整。在田野工作中，研究者深入研究对象的生活，获得第一手资料，及时反馈政策实施的状况，从而保障政策的落实。
（二）深入田野倾聽民众诉求，保障社会公正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我们面临更多挑战与困难。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继续依靠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在田野工作中，政策制定者倾听群众的呼声，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持社会公正。公正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指要有公正的价值取向，即尊重民意。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的诉求也是不同的。首先，我们应该尊重民意的多元表达，这是民众行使自己话语权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许多民意有时并不是都是真实的，而是经过加工包装出来的。因此，政策制定者须深入田野，看见真实，倾听民众真实的声音，真正保证公共政策服务人民群众、公共权力维护公共利益。另一方面是指要有公正的决策程序，即拓宽民意表达渠道，充分听取民众的意见。相关部门不仅需要扩大民意表渠道，还需要用法律保障正式和非正式的民意表达渠道的畅通无阻。
六、结语
人的认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但是在认识的过程中我们总会遵循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即某些人对某些事物的认识在先，对事物加以定义，形成自己的理论，并广为传播。当后人接触到该事物时，不自觉地会引入前人的观点，潜移默化地进入前人的思维模式。尽管有时候我们需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思考，但是有时候前人的思想也会束缚住我们前行的脚步。追溯历史，其实我国很早就对人类社会有着清晰的认识，但是受到农耕文明的思维影响，我们忽略了对抽象理论的概括以及对知识体系的建构，许多观念只是基于经验的积累，只可意会，不可言明。因此，社会科学率先从西方兴起。在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西方人创造了大量的理论，并形成了系统的知识体系。这是中国社会科学不得不向西方社会科学学习，也是深受其影响的重要原因，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研究亦是如此。
公共管理学研究不是“空中楼阁”，须植根广袤无垠的土地。“研究社会也好，改革社会也好，绝不能抛开历史，没有一个社会结构是完全凭空构建的，它总是要基于前一个社会结构，继承其中的某些要素，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东西。”[6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实践创新，积累了大量公共管理实践新经验，为公共管理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公共管理是一门面向实践的学科，要立足中国实际构建中国公共管理学理论体系，这是中国公共管理学学科的生命力所在。
“理论只有在我们改进了建立理论的过程之后才能得到改进，而我们只有在更明确地描述它、自觉地操作它、更有意地将它与验证分离之后才能改进理论建立的过程。一个更明确的描述是必要的，这样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哪些过程可以修改，以及这些修改的结果可能是什么。”[66]田野工作研究方法，强调“现场感”和“真实感”，让公共管理学研究者深入群众，立足中国实际，真正将研究植根于我们生活的土地，倾听群众最真实的声音。“如果国家缺乏从田野调查中的得出的理论，则会阻碍国家和社会之间更广泛、更关键的研究。”[67]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我们需要对当前现实的社会生活进行科学的研究，以便帮助党和国家解决一些急迫的社会问题，为社会主义建设减少一些前进中的障碍，使社会的各方面都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顺利地向前发展。”因此，将田野工作研究方法应用于公共管理学研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指导教师：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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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8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政治人类学在‘中国特色政治学三个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18BZZ010）
作者简介：吴杨（1997- ），女，辽宁大连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硕士研究生，《政治人类学评论》编辑部编辑，研究方向为政策人类学与地方治理。
作者：吴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