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图书馆学话语体系构建的主要脉搏和走向体现出两类价值取向：学科逻辑与社会逻辑。比较两者得知，前者旨在保证所构建的图书馆学话语体系的合法性，但不能作为最大价值取向。在当今学术命运共同体时代，后者旨在探寻实践归宿，具有实践意义，相关问题研究成为图书馆学界着力研究的新课题。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本土化图书馆学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本土化图书馆学论文 篇1：
我国图书馆学的理性发展方向探析
[摘 要]目前随着社会的发展，图书馆学发展方向的重心开始向知识领域转移。而在影响图书馆学发展的主要因素下，图书馆学的发展开始呈现理论和应用并重的研究重点。本文针对我国图书馆学的理性发展因素进行了一些探究，进而对图书馆学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图书馆学；影响因素；发展方向；本土化
20世纪以来，在理论和方法的建设上，在形成学科资料以及在专业制度化等等方面，我国的图书馆学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59年代后期，我国第一代和第二代图书馆学者围绕着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新发展，围绕着图书馆实际工作的需要，针对图书馆工作的方法和技能进行了研究，领导了第二次图书馆学的高潮，并且培养了一批第三代图书馆学者。60年代以后，新中国大致建成了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形成了图书馆管理的体系。经过几代学者的研究，截止90年代以来，图书馆学倾向于多元化的发展。随着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介入，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图书馆学的发展研究的范围增大，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图书馆学的目的是对图书馆工作和事业实践经验的总结，是研究图书馆的发生和发展，研究图书馆的组织管理，从而能够建立科学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全球科学已经呈现出全球化、知识化、网络化的特征，成了推动或者制约图书馆学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科学建立起了新的学科生长点。由此，全球图书馆的形成会促进图书馆学迈向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如：国家性的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平台等等。而社会科学从全球的角度上来说，只有承认各种文化传统中的互补性，承认各种文化的差异性，强调社会系统的复杂性，才能去探索世界各国可通融的理论和办法。20世纪末，网络化的广泛普及和应用带来了全方位和综合性的改变。在短期内，网络能够及时地获取“无形学院”内部的新观点、材料以及发现，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新的协作和写作方式，同时，也能够为学术批评提供新的途径。而在对社会知识化上，图书馆学投入了很多研究资源的同时，而为了方便人们获取知识，图书馆学的宗旨是提供最佳的方法，提供最佳的工具。
一、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研究重心转移到了知识领域中
在古代，由于文献的整理和积累活动，从而产生了图书馆体系，而在本质上，文献就是知识。因此，在人类知识活动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图书馆学。在社会实践中，随着知识传承和积累效率的增高，科学技术不断地物化，社会发展受到知识的影响在不断的推进。与此同时，开始逐渐的向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靠近。而在后现代社会中，由于人类的生活和社会个体的生存之间具有相关联性，谁受到知识全面直接的干预，同时，人由于受到知识规划的作用，不能生产知识就意味着丢失了权力和价值，因此人将必须要被知识本身所统治，和知识权力交往。而随着不断扩大的知识价值和不断提高的知识作用，在原有的“知识域”上，图书馆学也在不断地变化。目前，在社会发展的需求下，由于图书馆学自身学科的“知识基因”的遗传，图书馆学的研究重心开始向知识领域转移。从图书整理时代到图书馆经营管理时代，到信息技术时代，再到未来知识社会，图书馆学的研究主题比较向“知识”转移。这种转移是对图书馆学本身学科更高层次的回归，是由其固有的“基因”决定的。
1993年，我国为了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提高了社会信息化的发展的速度，并且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目前我国的信息化推进中，开发利用知识资源依舊是一个薄弱的环节。本文以为从发展的方向上来看，未来图书馆学的“知识域”要研究一下几个范畴：①知识集合研究。主要包括：知识资源的配置、知识的组织以及知识集合的管理等等。②知识形式研究。主要包括：知识的类型、载体、方式手段等等。③知识受众研究。主要包括：知识交流和学习机制、受众需求和服务以及建构和测度等等。[1]
二、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学科将由细化转移到整合上
在开始发展的时候，图书馆学和其他学科的表现就具有某些不同之处，主要具有两个特点：首先，在发展之初，图书馆教育主要是以培养学识渊博者为主要目的。如：我国古代有“终身守官，父子传业，故能讨论精详，有功坟典”之说。其次，在划分内部体系上并不明显。如：我国融校勘、目录和版本为一体，而德国则以书志学为中心。而在近代，这些特点在社会科学的发展中逐渐的被消蚀。如：美国图书馆学校所开设的必修课程中，选修课程达到了64门，必修课程达到了11门。细化的学科内部使图书馆学的研究获得了纵深的发展，增强了图书馆学操作性和准确性以及完整性。由此，在一些分支领域中，图书馆学有所长的专家逐渐的代替了百科全书式的博学者。然而，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人类社会具有了统一性，这也决定了社会科学的整体性。由此可见，图书馆学面对的人类知识也是一个整体。在提高分支领域研究效率的同时，学科内部的喜欢也弱化了学科整体研究的效率，在不同程度上，也损伤了图书馆学内部结构的平衡和协调、分支之间的联系。甚至那些讲授不同课程的教师的知识素养也出现了偏颇。近些年来，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加快，在整体化上，人文社会科学已经逐渐的意识到了研究的重要性。在当今的社会科学研究潮流中，学者们的逐渐的普及和增多了共同合作研究，增加了跨学科研究和多学科解决问题的情况。由此，我们可以预测，在未来，图书馆学将会向整体化和综合化的方向转变，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众多学科交叉汇聚会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如：数字图书馆、数字化参考咨询、知识学习和构建等等。其次，进一步加强的图书馆学和同族学科的融合会形成整合，如：文献、情报、资源配置、组织等等，促使了知识资源建设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另外，在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的支持下，图书馆学内部的分支学科会出现整合趋势。如：传统的文献分类学、主题法、检索语言等等的研究，在保持它们的相对独立性上，将会由“知识组织”整合在一起，同时，又会把情报分析和文献计量学，预测等等联系在一起。
三、在技术和服务方面上，学术理性会由技术向人文转变
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中，由于技术力量的作用，在图书馆组织和工作的方式出现了一些新的事物，如：数字图书馆、电子文献等。图书馆学界中，出现了青睐技术的热情。从产生之初的人文主义事业中，图书馆的目标是使人和社会的发展能够合乎理性，使知识发挥罪的作用，因此，在图书馆活动的基础上，图书馆学也具有了人文主义的性质。美国图书馆学家杰西·谢拉曾经说过：“图书馆主要是为了使个人能够了解自身和所处的环境，从而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之所以把图书馆划分到社会科学中，是因为作为一个部门，图书馆是社会的产物，但是，我们还要记住，图书馆学要始于人文主义。”而我国图书馆在以前，主要是以“书”或“馆”为中心，进行实践和图书馆学的研究，因此，在社会个体上，图书馆学处于受限制和被忽略的地位上，技术的进步没有很好的改善这种局面。因此，近些年来，很多图书馆学界的有识之士，开始呼吁学术理性要从“技术”转向“人文”，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从经验化向科学化提升的过程中，研究的方法要注意从科学化向人文化的提升，强调本学科的“刚性”特性，也要具有“柔性”的特征。其次，在研究知识的层面上，要加强研究知识的受众群体，从研究的范畴上构建知识世界和知识受众之间的联系。另外，为了未来学术研究成果的基本衡量尺度，要在学术检验的标准上，要协调发展社会人群的知识和信念，从而能够公平的发展。[2]
四、在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会呈现理论和应用相结合的特点
传统的图书馆学的学科内容分为理论和应用两个部分。在图书馆学建立的之初，早期的西方的一些学者把图书的知识和技术视为图书馆学，这两个部分在他们眼中是可分离的。而19世纪后期，美国图书馆学之间的理论和应用逐渐产生了冲突，在美国图书馆学研究中，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一直贯穿在整个过程中。而我国图书馆学家杜定友曾经说过：“凡是成为专门科学的学问具有原理和应用两个条件，而应用则是根据原理得来的。”由此，我国图书馆学的内容形成了理论和应用两分架构的形式。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在理论上，出了具有“科学性”之外，还具有“实用性”，但是在一门具体的社会科学中，也存在着理论和应用上的差异性。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关系具有了密切的联系。由此，在未来，图书馆学的理论和实用之间具有交叉和纵横的“水道”，彼此之间不分你我，有时会分离，有时会汇流。因此，在未来，我国的图书馆学的研究中，要在理论演技due基础上，促使认识和观念上的变革，要面向实践和解决问题的应用上，呈现理论和应用相结合的发展方向。首先，为了社会人群主动获取知识的方法论，图书馆学要从“馆内”走向“馆外”。促进图书馆发展的“馆内”科学。其次，为了理论的创新，实用研究要注重提供原料和动力，通过对真实问题的切入，理论研究要逐步纠正浮浅化得倾向。另外，通过一些国家重大创新工程或者前沿的课题，理论和应用研究将进行有机的融合，共同发展，相互促进。如：数字图书馆工程等等。[3]
五、在人文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学科建设更加具有本土化的特点
根据本国的国情，学科发展的道路将会更加具有本土化的特点。如：在科学研究中，我国古代的数学是一种技艺和筹算，强调的是快速运算，讲究的是解决具体的问题，而古希腊的数学则是形而上学，走的是公理化的路子，强调的是演繹。而在研究人文科学的基础上，由于不同的社会土壤、学术传统以及图书馆学的发展路径等等，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图书馆学也存在着本土化的问题。如：德国的图书馆学学术色彩浓厚，印度的图书馆学注重人文关怀，而美国的图书馆学则侧重实用和技术等等。我国的图书馆学在发展之初就开始意识到了本土化得道路。刘国钧曾经说过：“为了形成一种合乎中国国庆的图书馆学，要遵循两个方面得原则，一是参酌欧美之成规，二是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但是在尽数十年中，我国图书馆学割断了古代图书馆的优良传统，使自身长期处在国外图书馆“注脚”的地位上，截止现在，仍旧没有形成一种鲜明的特色。因此，在未来，我国图书馆学要积极地的吸收和借鉴国外图书馆学的新方法和思想，加强本土化的建设，走出一条“和而不同”的道路。在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本土化。图书馆学研究在本土化建设中，要主要一下几个方面：首先，根据我国国情，加强图书馆学的联系。如：随着新的“知识盲”的出现，我国的图书馆学要克服这种情况，就要从技术和法律的方面寻找可以解决的方法。其次，我国具有优良的传统，图书馆学要想发展本土文化的建设，就要加强传统学术资源的继承和挖掘。如：用在编纂大型类书的时候，可以利用目录学引导读书治学等。重新发扬这些优良的传统，具有非常的现实的研究意义。另外，为了建设我国图书馆学的本土化，要学习和吸收国外图书馆学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国图书馆的管理水平和技术，在传播知识的过程中，重视提升我国公民的知识素养，引导和鼓励群众对生命持有心身融合的观念。[4]
参考文献：
[1]王芳.2007～2011年间《LibraryTrends》的研究热点综述[J].图书情报知识.2012（04）
[2]柯平，贾东琴，李廷翰.2010年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热点分析[J].情报科学.2011（09）
[3]张久珍.2011年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进展[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2（03）
[4]宗乾进，沈洪洲.2009年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热点和知识来源谱系——南京大学知识图谱研究组系列论文之一[J].图书馆杂志.2011（06）
作者：许丰满
本土化图书馆学论文 篇2：
社会逻辑价值取向的图书馆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摘 要 图书馆学话语体系构建的主要脉搏和走向体现出两类价值取向：学科逻辑与社会逻辑。比较两者得知，前者旨在保证所构建的图书馆学话语体系的合法性，但不能作为最大价值取向。在当今学术命运共同体时代，后者旨在探寻实践归宿，具有实践意义，相关问题研究成为图书馆学界着力研究的新课题。近年，有許多公信力强的图书馆学研究成果在以《新华文摘》 《光明日报》为代表的学术主流媒体上“出场”，成为基于社会逻辑的图书馆学话语体系构建的标识性学术产物。考察这些“榜样”的“出场史”，深入探索其与时俱进的逻辑，我们得到基于社会逻辑价值取向的图书馆学话语体系建构应发扬光大的实现路径：注重固有“基因”的新时代表述;注重关键词的提炼和标示性符号的构建。分析不足后得到启示，基于社会逻辑的图书馆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可行与强化路径为，加强主体意识，倾听社会有关图书馆事业的声音，努力把学术话语转化成政策话语。
关键词 话语体系 价值取向 学科逻辑 社会逻辑 学术共同体
分类号 G250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20.03.001
0 引言
任何学科任何行业的理论和学术价值都要通过话语体系来影响人，从而提升其话语权。正是话语体系构建被赋予了高价值的预期，近年，基于社会逻辑价值取向的图书馆学话语体系越来越凸显社会意义，理应成为图书馆学界着力深度开展研究的课题。受社会关注的重点不仅仅是话语体系的语言形式，如科学概念和学科范式，还有其承载的价值取向与思想实质，因而图书馆学话语体系构建是一个宏观的、重要的社会性课题。我们需要探寻其建构路径，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添砖加瓦。
在人文社会科学重视话语体系构建问题研究的环境下，话语体系构建是一个抽象概念，需要在“具体到抽象”的学术积累的长期过程中形成。图书馆学话语体系构建作为一个相对具体的概念，其构建问题研究的行径可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原则来进行，相关研究流程的关键环节需要秉持“方法论自觉”的学术理念，描绘、深推、造就出图书馆学话语体系构建的范式图谱，最重要的是，厘清图书馆学话语体系理性表达的影响因素、社会价值和实现路径。“方法论自觉”外在体现于研究视域与触角，关乎图书馆学话语体系构建者的问题意识、方法论、理论体系与实践论。为此，我们需要认识话语体系构建研究视域中的动态变化。鉴于此，面对“海量信息”，我们的研究视域需要经历“潜望镜式”的纵深变化，其触角依次为话语体系、话语体系构建的价值取向、学科逻辑与社会逻辑、主流媒体对图书馆事业的关注，等等。为此，贯穿本课题研究的主线是两种价值取向的比较。
1 学科逻辑与社会逻辑的比较
1.1 学科逻辑的基本范式及其重要性
基于学科逻辑价值取向的图书馆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形式与内涵比较清晰，从多年图书馆学专业期刊专栏的设置以及学术研讨会，如从“2017年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研讨会”主题设置就可以看出，图书馆学界大多习惯称其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其基本范式主要有“图书馆学教科书的修正与改革（如改革开放后图书馆学教材改编潮）”“图书馆学理研究（如知识自由的研究）”“图书馆学的反思与评判”“学派之间的对话以及与其它学科的对话”“图书馆学术史研究”（如影响力较大的“文华图专史研究”）、“文本与文献学的解读”（图书馆学与文史哲“本是同根生”，人文社会科学一般称之为传统范式）、“与西方图书馆学对话”（从国外带回的图书馆学理论、与西方图书馆事业的比较等）、“图书馆学中国化与本土化”（此类研究旨在努力克服学徒状态，探寻本土特色与国际视野的关系）。这些范式显示出图书馆学的“规定动作”，他们不是彼此孤立而是整体关联，大多研究的是需从长计议的“慢问题”。
学科逻辑价值取向是合法性的有力保证。以上属于图书馆学“规定动作”的范式，隶属“元命题”范畴。“元”就是根本性，是图书馆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话语影响力与合法性呈正相关，合法性借助各种各样的定义，合法程度越高，话语影响力越大，统治越稳固。”[1]比如“中图法”“公共图书馆免费使用”“公共图书馆法”等理论与技术成果早已被社会广泛应用。取得令人振奋的社会效益得益于李国新、范并思等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的透彻理论分析与不懈努力[2]。这些透彻的“元命题”已成为抓住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律的“钥匙”，继而，相关的话语体系具有了合法性。经历过“前提反思”的图书馆学，如本世纪初图书馆学界对有关“图书馆收费”观点的讨论，可有效地防止伪科学出现，防止图书馆学科内外学术偏见的出现，力促获得学术共同体的认可与政府支持，驳斥了“图书馆学是前科学”等谬论（当然图书馆学存在的问题是另需探讨的问题）。“合法性”是图书馆学获得支持的前提，比如，继续保持为一级学科，获得各种级别的科研基金支持、奖励支持，等等。
学科逻辑价值取向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有了合法性，也就有了话语权，图书馆学才能产生影响，继而能够可持续发展。其可持续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能达成学术共识的学术积累;具有相对稳定性与可持续发展性，能够有效确定图书馆学的基本问题域以及基本学术框架，使得图书馆学的学术脉络清晰可见，便于图书馆学研究者掌握图书馆学的“规定动作”，有利提高图书馆学问题研究的“集中度”，打赢“歼灭战”，攻克图书馆学科发民兵过程中的相关难题。保证图书馆学科具有逻辑性，才能具有理论创新的逻辑起点，使得图书馆学科概念与理论体系的逻辑严密，构建起图书馆事业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有利于人才的培养与发展。
学科逻辑价值取向也是学术评价与学术自律的需要，可有效地促使图书馆学研究者有健康的学术行为，在学术自律与尊重学术自身发展规律方面，保证研究者能够坚持学术标准，以贡献原创性研究成果为目标。
总之，坚持学科逻辑价值取向可使得图书馆学话语体系构建具有底蕴。但是，事无好坏，过则成灾。全部基于学科逻辑，或者把学科逻辑作为最大价值取向，这样的话语体系构建会导致学科同质化缺陷，容易产生负面溢出效应，反而容易消解学科逻辑本身的作用。许多图书馆学专业人士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把由这种过于学科逻辑的学术行为而产生的学术成果形象比喻为“馆内科学”。这样的话语体系往往是“一家之言”“学术小众化”，在学术共同体中，容易产生与其它专业话语之间的隔阂，可能产生“圈内人”讨论火热但“圈外人”不感兴趣的学术现象，进而出现非良性循环现象。学者之间相互引用这样的话语体系，也可能存在“非法引证”问题，对于学术评价也可能有失公允。比如，如果全部按照学科逻辑的标准与尺度，就有可能在学科的研究问题中存在僵硬的评价标准，将计算难度、数学模型复杂程度、公式多、数据使用多、方法新颖、技术难度等等作为判断学术是否有价值的标准。这样就会刺激部分学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过度使用量化法，甚至使得工具主义主导图书馆学研究，导致图书馆学固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力量弱化。
1.2 社会逻辑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最大公约数
基于社会逻辑价值取向就是追求“向上的兼容性”“时代的容涵性”“逻辑的展开性”“思想的开放性”这一思维[3]，那么基于社会逻辑的图书馆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图书馆学界普遍认为，在隶属“图书馆学与社会”范畴下的图书馆学科就具有“出场”的历史必然性。
坚持社会逻辑价值取向是“改造世界”的本命使然。由学科属性决定，图书馆学不全是脱离现实的抽象思辨，而是注重实践性的学科。学科逻辑关涉知识的“前半生”，关注“慢问题”，而社会逻辑关乎知识的“后半生”，关注“快问题”。前者是一个逻辑起点，是基础性研究成果。掌握它，图书馆学研究者才有研究能力的基础与特质，才能继续完成后者的使命。后者实质是实践归宿。图书馆学话语体系构建并不仅仅在于创造多少高深晦涩的“学术俗语”和“学术词汇”，而是行走在发展图书馆事业的现实道路上，不是止于“解释世界”，而是不懈地“改造世界”。
坚持社会逻辑价值取向是命运共同体共谋发展的需要。学术共同体本身是开放的，需要“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灵活开展，必须进行开放、包容、跨界的创新力组合。在当今学术命运共同体时代，要求所有的人文社会学科能够达到同时、同态、同构的状态。一方面，图书馆学话语体系需要全社会共同构建。“复杂性”是当今社会面临的问题，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共同面对的问题，是图书馆事业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图书馆学现有的话语体系往往无力解释与解决这些问题。比如“公共图书馆发展中历史欠账问题”“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这是中国图书馆学必须面对但仅凭自己与现有的图书馆学理论无力解决的问题。研究此类问题，中国图书馆学亟待构建一套能够面向“变动中的当代”挑战的新知识体系。这项工作取决于我们能否跳出传统思想框架和方法论的窠臼，能否加快更新知识生产的综合能力，因而必须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知识与成果。与此同时，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會也需针对图书馆学问题主动开展研究，诸如“深阅读”等研究早已成为新闻与出版学、教育学、文化学、文学等多学科探讨的热点概念，如段春娟的《汪曾祺的书单》[4]。另一方面，社会需要图书馆学输出的知识体系。社会逻辑的价值取向增强了图书馆学的开放共享意识，使得在大数据时代的图书馆学具有大情怀，能让基于严肃的图书馆学历史、知识与技术更加鲜活地走进时代。如此，图书馆事业就有了“图书馆学活的灵魂”指导，有了丰富的“自选动作”，比如“阅读疗法”“阅读推广”等活动获得图书馆学研究成果的指导。再比如，叶继元先生对社会科学学术评价问题的研究受到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因此可以说，在图书馆事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息息相关的环境中，要构建好图书馆学话语体系，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要继续解决最基础、最古老的图书馆事业发展面对的问题，像《礼敬祖先留下来的古籍——图藏“天禄琳琅”珍籍“莫编书”整理侧记》[5]一文所论述的那样加强古籍整理等传统工作研究;另一方面要解决最“现代性”的问题，比如“高校图书馆是否向社会开放”。
坚持社会逻辑价值取向是激活图书馆学的需要，是易于接受的需要。一种话语体系必须为社会所广泛接受，才能够阐述自己的影响并具有存在的基础[6]。精彩的图书馆学也需要精彩的讲述。只有保证了图书馆学表述的修辞性，努力展示图书馆学的思想之美、文化之美、学术之美、艺术之美，才能具有生动图书馆实践的诠释话语。因此，我们要力促“把理论讲彻底”的“真经”，这是图书馆学开展研究的主旋律，而且要使图书馆学研究者“真懂”这些理论，要使受众者“真信”这些理论，让图书馆事业的实践者使用这些理论起来“真灵”，比如一些图书馆学思想、观点与技术已经“生活化”，使用起来非常方便，提高了科研管理的效率（当然存在需要完善的问题）。再比如，“中国目录学有很深的传统，有深厚的历史传承和文化内涵，利用书目给阅读提供指导性也是传统中行之有效的方法……”[7]，可以说目录学指导当代阅读作用很大，对于当代“快阅读”来说，在搜索、选择阅读内容上更具有深远意义。
坚持社会逻辑价值取向是历史性与现实性统一的需要。所谓时势造英雄，理论也是这样。图书馆学也须经历实践话语、专业话语，政策话语的嬗变。比如，有关公共图书馆的许多思想与观点本来就是公共图书馆建设的初衷，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许多老一辈图书馆学家的理论在那个年代实践起来很困难，目前在新的时代环境中，那些原本有了一些萌芽的理论思想已具有了强劲的发展势头。从这一点上看，图书馆学话语体系构建应该抓住现实机遇，珍惜现实机会，努力实现诸如“知识自由”“知识公平”等图书馆学的理想。
坚持社会逻辑价值取向是图书馆学方法论进步的需求。“摸着石头过河”已成了图书馆学方法论的“过去式”，随着社会发展和学术进步，“顶层精准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式的方法论已成为现代图书馆学的方法论。“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是习近平提出并要求理论研究服务于建设改革的方法论。当今，社会逻辑价值取向的图书馆学话语体系构建就需要努力掌握這种正确的方法论，相关学术行为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新常态”。有了正确的方法论，图书馆学就能在实践过程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
2 基于社会逻辑话语体系构建的部分成果备受社会关注的原因
光明网、《新华文摘》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界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高端对话平台，他们对图书馆学研究成果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也显示出图书馆学学术话语权的价值所在。而其中能全文转载的研究成果就是图书馆学研究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学术研究也是如此。我们分析这些榜样受到他们青睐的原因，就可从中找到今后的努力点。
2.1 注重图书馆学固有“基因”的新时代表述
但凡有历史的学科就是有经典的学科，因此理论创立者创造出真正的经典是决定一种理论之发展命运且拥有话语权的基石。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恩格斯还说“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可见人文社会学科发展史不可或缺。图书馆学科虽然不是自然科学，仍需致敬它的历史。与历史断裂，图书馆学话语体系构建注定要失败。“回到图书馆学的原初语境”的一些理念理应在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随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而得到拓展。
图书馆学科的历史任务是，充分发挥图书馆事业问题研究人才聚集的作用，通过学术研究，为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起到图书馆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思想库和智囊的作用，让图书馆学理论与技术为人民群众所熟识与掌握，即提高图书馆学的公信力。历史告诉我们，图书馆学科已经淬炼出广泛认同的思想、理论与技术体系。图书馆学研究者需要系统地学习和研究图书馆学理论，整体性地把握图书馆学的基本要义，掌握图书馆学的“看家本领”。有许多标志性的学术术语，其中一些公共图书馆学思想、中国图书分类法等等专业用语，已经成为知识界共有的知识，在图书馆学知识谱图中有重要的地位。目前，图书馆事业处在大数据时代，图书馆事业的语境、行动逻辑和实践载体发生了巨变，图书馆学科如何发展？这些图书馆学科的历史成绩是否要“坐冷板凳”？对图书馆学固有的“基因”，我们是否继续尊重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厘清了图书馆学史的主要脉络和创新走向，概括和总结其深刻经验，部分图书馆学研究者已经给出了好的答案。他们在构建图书馆话语体系过程中把研究视角、理论阐释、理论实践与实践推广放到固有的图书馆学科“基因”上，在不断注入时代和实践内涵的基础上，依旧在推进传统图书馆学思想上着力，热衷对图书馆学标志性学术术语解说，对传统的、历史的图书馆学概念、学理与方法进行表述。如詹福瑞先生、张国刚先生的文章就是研究图书馆学经典问题的学术论文，是固有“基因”的新时代表达，是“讲好图书馆学道理”“讲好中国故事”的具体行动，是用时代精神激活了图书馆学传统的生命力。他们所讲述的图书馆学术思想仍能敲打着图书馆事业的鼓点，呼应着读书活动的鼓点。此类文章提及的问题在社会的关注度、共识性较高，面向大众又能赋予新意，在重塑图书馆学术根基的前提下，能够寻求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深度契合点，促进了图书馆学话语体系学科对外传播与生活化传播。笔者整理了此类一些文章，表1所示的这些文章没有过多生硬、陌生、脱离民众生活的话语，字里行间所要表达的图书馆学知识能够贴近普通大众的读书生活，能让普通大众看得懂。这些文章融入当下，可使得图书馆学的传统绵延下去。
如同其它人文社会科学一样，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在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中也提出了不少新的概念和理论。虽然这些概念和理论也曾风靡中国图书馆学界，但多数体现了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和话语权。相反，中国图书馆学固有的概念，如版本学、目录学相关概念却已不受青年学子的青睐了。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思。中国图书馆学话语体系构建需要学习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沿着前辈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进。
2.2 注重关键词的提炼和标示性符号的构建
关键词的提炼和标示性符号的建构非常艰难，因为一门学科或是一行业的发展内在规律不是一些简单概念所能概括的。已有的图书馆学话语体系既是理论资源，又是历史负担，比如“对象说”就是图书馆学科的历史负担，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得到大家认可的结论。在大数据、智能化、新媒体时代，图书馆学需要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与新表述。如果不努力，图书馆学研究者很难说出一句新话语。图书馆学研究者只有具有实践意识，面向人民群众的读书生活，充分发挥图书馆学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才能创造出图书馆学特色的新话语，淬炼出新智慧。
图书馆学与其它学科的边界越发消失之际，中国图书馆学研究者在话语体系创建过程中，理应越发需要重视构建图书馆学版图，进行“术语的革命”，逐步建构自己的一套术语。在当今学术命运共同体时代，图书馆学吸纳了其它学科的重要学术资源，研究视角、词语也变得越发多元。比如，叶继元先生在《从学术规范的视角论“好的学者”与“好的研究”》（《光明日报》2018-01-02）所提出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评价”概念、王波先生的“阅读疗法”、张怀涛先生的“阅读推广”、吴建中先生的“图书馆与社会”、王晓光先生的“人文社科数据资源管理”、吴唏先生提出的“伪阅读”概念，王子舟先生对“公共阅读空间”兴起和发展的阐释。其它诸如“图书馆工作的机器人替代”“图书馆事业的数据治理”“图书馆事业与文化扶贫”“图书馆事业与智库建设”“图书馆治理”“图书馆事业的供给侧改革”等等，都是图书馆学开掘出的新研究视角与提炼出的新话语。这些广泛的相关研究成果是富有吸引力与感染力的图书馆话语，是图书馆学界的新关切与提供的解决某些社会问题的优秀方案。
3 图书馆学话语体系进一步完善发展的实现路径
习近平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8]在这种情况下，基于社会逻辑的图书馆学话语体系需在图书馆事业的实践中不断发展与完善，图书馆学话语体系建设水平亟待提升，需在具体构建过程中不断探索。
3.1 增强基于社会逻辑价值取向图书馆话语体系构建的主体意识
在图书馆学的话语体系中，有许多专业参与到图书馆学的话语体系构建中，形成“各美其美”的现象，其中部分文章绝非一般图书馆学研究者能企及，如《应该如何阅读马克思》[9]。再比如，文学家王安忆先生有关描写纽约公共图书馆的文学作品《纽约四重奏之公共图书馆》[10]，虽然讲述的是公共图书馆问题研究，凝聚的文学力量也绝非一般图书馆学研究者能企及。同样，对涉及图书馆相关的同样问题的研究，图书馆学的专业学理、专注角度、持续关注度等也非其它专业人士能企及。在专业研究方面，图书馆学专业队伍应就有关图书馆事业的术语进行翔实的学术论证，使之成为学术话语，进一步形成图书馆学特色的话语体系。在对待学术话语权方面，我们要多用自己的话语来解释和说明正在发生变化的图书馆变革，形成特色，起到主导作用。这样，才能够充分揭示和反映图书馆事业内在的独特性的学术话语，才能突出时代视域，促进话语创新，展现出中国图书馆学的“元命题”。
3.2 倾听社会对图书馆学话语体系需求的声音
图书馆事业与人民群众利益诉求和美好生活需要息息相关，必定受到社会关注。因此，我们在构建图书馆学话语体系的过程中要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英国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提出了“必然无知”的观点。这种观点引用到图书馆界，也就能解释社会对图书馆事业存在质疑的声音，大多是由于社会大众对图书馆事业了解不够，认识不充分所造成的。光明日报集团记者林羽先生就曾连发数文探讨图书馆存在的问题，如近年来有关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开放问题[11]。其实，社会对图书馆事业关注的这些问题就是图书馆学话语体系构建的动力。图书馆学研究者们应就有关图书馆事业大是大非和重大原则问题积极发声，积极进行合理解释，诸如“高校图书馆是否应向社会开放”“儿童是否可进入图书馆”等问题应及时回应。
3.3 心仪主流媒体
我们知道，关注图书馆事业的主流媒体并不多。除了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期刊外，关注图书馆事业的刊物难能可贵。话语的力量在于传播，理论构建与传播应相辅相成。基于社会逻辑的话语体系构建，必须要有主流声音的参与指导，必须有“最大公约数”的认同。基于价值取向的图书馆学话语体系应坚持互联网思维，占领信息传播的制高点，构建与传媒媒介的协同机制，特别是权威期刊，把握不同受众意识、心理变化和基本需求。图书馆学话语体系的传播应遵循传播学的规律。
3.4 打通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形成政策性话语
政府与学界是基于社会价值取向的图书馆学话语体系构建的主体。一方面，政府有关图书馆事业的问题大量借鉴了图书馆学的专业语言，其中政策话语中的一些新提法、新概念、新表述来源于图书馆学的总结与提炼。另一方面，学界为政府制定图书馆事业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持，并连同图书馆事业的实践者们一起阐释与检验。我们应逐步扭转评价图书馆事业“成本、效益、效率”的观念与思想，让社会各阶层充分认识图书馆事业不是“只花钱，不赚钱”的工作，逐步提高图书馆“说得上话，办得成事”话语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的成功立法与实施的案例，极大地鼓励了图书馆学研究者。图书馆学话语体系构建应努力打通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形成政策性话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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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建军.应该如何阅读马克思[N].光明日报，2018-05-28（4）.
王安忆.纽约四重奏之公共图书馆北[J].新华文摘，2018（4）：94.
林羽.大学图书馆应有序开放[N].光明日报，2017-11-10（11）.
陈业奎 信阳师范学院文献信息研究所副研究馆员。 河南信阳，464000。
（收稿日期：2018-10-22 编校：刘 明，左静远）
作者：陈业奎
本土化图书馆学论文 篇3：
图书馆学：开放的研究
摘 要 图书馆学研究应摆脱根深蒂固的本质主义观念，破除科学性的迷思，走向开放的研究。它不再受限于狭隘的学科限制，倾心于立足图书馆学基础上的多学科交叉；放弃独断而青睐多元的方法论，注意外来理论资源与中国问题相遇时的复杂境况。
关键词 图书馆学 理论研究 反本质主义 开放的研究 方法论
分类号 G250.13
Library Science：An Open Study
Jiang Guaijun
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中国“图书馆学”也是现代性的产物，迄今为止不过百余年的历史。在完成其学科建制与赢得学科认同的期间，图书馆学的现状也经常遭人非议，认为其地位尴尬者有之；认为其危机重重者有之；认为其陷入困境者亦有之，而危机的根源在论者看来是后现代主义的消解与解构[1]。实际上，后现代反本质主义打破了固有疆界，带来的是新的视野、生机与活力，导致图书馆学自身焦虑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恰恰是根深蒂固的本质主义观念。
1 图书馆学研究的本质主义神话
人们对如下的言论应该并不陌生：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图书馆工作，包括基础性的与服务性的；就是研究图书馆现象的本质与规律。从上个世纪70年代至今，学者们提出的图书馆本质不下几十种，譬如“阶级性”“社会性”“工具性”“收藏、借阅性”“组织管理、利用图书馆资源”“中介性”“文献的存储性”“流通性”“公共知识中心说”“最大限度地追求知识的社会性”等等[2]。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变的。直到现在，上述本质主义思想在我们的教科书与相关学术论文之中依然十分流行。依靠挖掘出来的明艳本质，学者们建立了图书馆学的元叙事，树立了种种不同的理论体系、理论流派。不过，也正是它们所构成的本质主义结构圈住了学者们所能腾挪的学术区域。检索一下图书馆学的文献便可发现，它们执着于定量分析而忽视质性研究，热衷于技术化而漠视学理探讨，沦陷于狭窄的图书馆业务工作主题中而无视与图书馆学互相交织的其他学科或主题。如此等等。另外，试想一下，任何理论学说如果不能积极回应社会变化，其结局会是怎样。事实上，晚清以来，无论是1911-1949从日本转向美国、1949-1979以苏联为主、1980-2010以美国为主，还是与之相伴而生的名实变迁——从“图书馆学”到“图书情报学”再到“信息管理学”，都已经有力地证明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不可能兀自岿然不动[3]。
2 图书馆学研究的“科学性”神话
另一个对图书馆学的认识：它是一门科学，必须坚持科学的逻辑才能走出困境与危机。这种“科学性”的神话与本质主义的神话常常携手同行。值得追问的是，有没有这样一个值得某学科亦步亦趋的“科学性”？众所周知，通过合理性——非理性、科学的——神秘的二元对立，科学把自己推上了人类精神生活等级系统的宝座之上。法国哲学家利奥塔认为，后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科学玩它自己的游戏，它不再能证明其它语言游戏合法。”[4]换句话说，在后现代浪潮的冲击下，连科学自身的合法化也危机四伏，又如何奢谈为其他学科提供信誓旦旦的保证呢？诸种不同学科的评判应该以各自内部的学科标准为准绳，它们并没有跨学科、非历史、非文化的标准可以分享。而且，“一个学科如果以追随其他学科的创造活动为己任，它本身便丢弃了其创作作用。重要的从来都不是伴随邻科的运动，而是致力于自身的运动。”[5]图书馆学并没有必要仰科学之鼻息，一味以科学的标准裁量自己的言行举止，否则，削足适履的事情就在所难免。如果回到科学历史的话，科学性的神话会更加直观而易解。斯诺认为，科学在道德上远非中立的。而克莱曼的研究更为细致，他指出：科学没有什么不变的本性，因为“综观历史可以看到，对科学的定义随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发生的变化。如果科学有其固有的本性，或者说它不具有社会性的话，在什么应该算作是科学的问题上，就不会有什么变化了。”[6]科学社会学的兴起也逐渐揭开了科学神秘的面纱，其基本问题有二：一是“科学是如何开始发展起来的”，二是“一旦科学在文化和制度上确立起来后，是什么因素影响着其发展的速度和方向”[7]。具体而言，它作为一种社会活动跟社会中其他社会与文学亚系统相关联的亚系统——譬如政治权威、职业体系、社会等级结构、文化理想及价值等等紧密勾连。科学本身就是处于复杂社会网络中的一个关系项，即何谓科学决定于共时的结构中其他诸多关系因素。总之，流动的科学性奉劝人们，权威的科学远非我们想象得那么纯洁无暇——价值无涉、政治中立，相反，科学既有社会性，也有政治性，它无法充当不证自明的先验基础，无法毫无争议地出任论争的最后仲裁。
3 图书馆学：开放的研究
3.1 立足图书馆学基础上跨学科研究
近些年来，反本质主义思潮迅速席卷了人文社科诸领域，刷新了研究者的视域，带来了研究范式的转型，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也不例外。开放的图书馆学研究不再受限于狭隘的学科限制，倾心于立足图书馆学基础上的多学科交叉。跨学科研究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因为随着现代、后现代社会的来临，人类所面对的问题，譬如资源、环境、气候、人口等等，与过去比较更为复杂，也并非某一两个学科所能胜任。因此，跨学科研究应运而生。跨学科研究更是图书馆学自身发展的要求。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与很多学科在研究对象上都有或多或少的交集。譬如，它与档案学、目录学、情报学、文献学等都可谓有同族关系。具体说来，中国早期的图书馆工作跟档案工作几乎融为一体，而目录学则是图书馆业务中最先发展并逐步完善的重要工作。近代以来，目录学与图书馆学一直携手发展。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情报学与图书馆学都必须处理大量的文献资料，所以，两者在具体工作中亲如姊妹。搜集、整理、分析文献是图书馆学、档案学、目录学、情报学的基础，文献学的方法自然可以为其所用。除此以外，图书馆学与传播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教育学、文学等也有密切关联。在跨学科的交叉领域中，许多学者都做出了富有启迪的成果。譬如，美国学者卡斯顿的《莎士比亚与书》就致力于考察莎士比亚戏剧传播媒介的变迁——从剧场到印刷厂、从四开本到对开本、从抄本到电脑，探求作品的物质形式如何影响作品的意义生成、影响人们的阅读感受，从而生动地描绘出莎士比亚是怎样实现从一个剧院的合作者到文学作者、经典作家的华丽蜕变。与卡斯顿着眼传播学、文学角度来讨论图书的历史不同，巴特尔斯的《图书馆的故事》则着眼历史，引领读者参观从经典古籍到中古世纪修道院、从梵蒂冈到英国图书馆、从社会主义者的书坊到现代信息时代的家庭图书室，在它们的故事中展示图书馆经久不衰的魅力。与他们的著作类似的还有法国学者罗杰·夏蒂埃的《书籍的秩序——14至18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等，在书籍史、阅读史、文化史与社会史框架内，紧紧围绕作者、文本、书籍、读者四个中心，探讨这段时间内书写文字如何分门别类、编目归档，作者、出版商、印刷商、印刷作坊和图书馆等因素如何共同塑造文化与社会。毫无疑问，上述跨学科的研究样本都极大地拓展了图书馆学的研究视野，也将这项研究从枯燥乏味的单纯技术性分析中解放出来，使其回到了原本生龙活虎的共时文化结构之中。与之相应的是，图书馆学研究的方法也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
3.2 多元方法及问题意识
21世纪以来，中国图书馆学界的实证研究一时间蔚然成风，实证方法迅速占据了主导地位，而非实证的方法则常常遭人白眼。应该说，实证研究方法本身不仅无过错，对于具有较强应用性的图书馆学而言还十分重要。关键在于，不能让这一方法唯我独尊，陷入本质主义的泥沼中还怡然自得。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由于知识类型的多样化，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方法论的多元为理所当然之事。如果太过偏重实证研究的定量分析而忽视定性分析，甚至将非实证研究搁置一旁，那么，结果必然会极大地束缚图书馆学界的创新潜力，从而导致研究成果千篇一律，而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进一步来说，过度推崇实证研究而缺乏应有的反思批判也不利于图书馆学的建设。至少，在科学性神话已然破灭的情况下，应该对实证研究执迷科学思维的单行道思维方式保持应有的清醒认识，并以人文思维与之相互调节、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只要从方法论的专制中解放出来，研究过程中严格地区分使用的是哪一个学科的方法就意义不大，因为我们判断使用什么方法好与不好的标准是看它究竟能否带来富有新意的研究结果。正因如此，一方面需要增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另一方面需要处理好问题与解决方法之间的关系。诚如有的研究者所言：“问题意识研究内容包括对图书馆现实问题的挖掘和对图书馆学自身问题的反思两个方面。前者涉及理论解释力问题，后者涉及图书馆学对图书馆实践的影响力。解释力和影响力是问题意识两大指标。”[8]任何研究都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图书馆学也不例外，而这个过程的每个环节都离不开方法。即是说，问题与方法密不可分，问题可以决定方法，因为问题的出现既激起了研究者解决的热情，也引发了用以解决的方法。方法也可以对问题产生反作用，特别是在某种方法长期垄断的情形下，新的方法必定会带来新的视域，凸显过去所未能发现的新问题。在重大的范式转换之际，甚至男男女女习以为常的事物也会变得问题重重。理顺了方法与问题的辩证关系，图书馆学才会少一些低层次的重复性研究，多一些有问题、有剖析、有想法的成果。
3.3 妥善处理外来理论资源与中国问题之间的关系
开放的研究还须超越图书馆学“本土化”论争中的种种误解，妥善处理外来理论资源与中国问题相遇时的复杂境况。图书馆学是一门从域外引入的学科，因此，有学者大力倡导图书馆学的本土化，强调在吸收、借鉴西方图书馆学理论、方法的前提下，立足本土社会实际， 最终建立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学派，从而在国际学术界扬我国威。还有学者断言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理应客观反映图书馆的本质属性，而研究对象要“本土化”的观点则主张研究对象的多样性，这有违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原则，是一个伪命题。上述两种针锋相对的说法都值得商榷。实际上，本土化争论所关涉的是怎样协调好域外理论与中国问题之间的关系。显然，我们援引西方图书馆学界先行者的成果时，缺少本土的视野与问题，很容易陷入鹦鹉学舌的陷阱。引进是为了适应当下的需要，更好地服务于图书馆建设事业。如果说需要本土化，这才是其根本目的，而非透着浮躁情绪的名分之争。
4 结语
图书馆学研究应摆脱根深蒂固的本质主义观念，破除科学性的迷思，走向开放的研究。它具体表现为不再受限于狭隘的学科限制，倾心于立足图书馆学基础上的多学科交叉；放弃独断而青睐多元的方法论，注意外来理论资源与中国问题相遇时的复杂境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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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白清礼.图书馆本质属性新论[J].现代情报，2010（1）：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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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乖俊 福建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馆员。福建福州，350001。
（收稿日期：2014-03-27 编校：方 玮）
作者：姜乖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