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议论文

自由的议论文（精选9篇）

篇1：自由的议论文

自由，其实与所有事物一样，均是相对的。这说起来好似哲学研究的问题，或者说是一篇论文亦不为过。凡是涉及到相对与绝对的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哲学问题。

其实，即或是哲学问题，亦会在现实社会中得到验证并准确不误的。就说这个自由吧。按照常理，意中退休了，打工的日子又不坐班，时间上完全可以自己安排、说了算。其实，并不尽然。就说时间安排吧，本来明天准备到道里区新发镇去一趟，中午接到张国亮电话，他父亲去世了，明天一早出殡，那就得放下所有的事情去参加葬礼;这还算特殊事例，再举个简单的，昨天夜间没有睡好觉，吃过早餐后，读一会书，准备再补个觉。接到三姐电话，说三姐夫要来，睡不成了;中午想早点吃午饭，然后好好睡一觉。要准备午饭了，儿子明明说不饿，要十二点吃。十二点吃饭，一收拾，十二点半了，过了意中日常的睡觉点，躺了一会，根本睡不着，头昏脑胀地起来了。说是没人管着自由了，连想睡一觉都说不算，算自由吗?这只是发生在意中身上的小事，如果换做某个大人物，自由度更低，吃什么食物，几点用餐，食用多少，穿什么服装，几点钟见什么人，出席什么场合，说什么话，表态程度，几乎没有一点自由。

在旧社会，许多国学大师们一生致力于追求“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因为那时人们禁忌谈论国家大事，一旦触犯某些人的禁忌，就会收到迫害，甚至深陷囹圄。而那些国学大师们，诸如陈寅恪之流，既然研究文史，必然要有所针对，有所对比，难免要触动统治者的利益，经常受到这样那样的言论限制就在所难免了。而这些大师均是留洋学有所成之士，不仅在国外学习到了先进的知识，并充分领略了国外敞开式的言论自由与做学问的人格之独立，因此，他们在特定的时代就有了对自由的乞求。

在电视连续剧《亮剑》中最后几集，李云龙在赵刚家里话别，赵刚说了，以前我们级别低，行动自由，现在不行了。这也可算另类的不自由吧?因为他们拥有了一定的地位与权利，要干符合其身份地位的工作，并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利更好地服务于人民。这应该系国家最初的动议吧?但这样限制自由的结果，是否能够真正达到这个目的?意中以为这正是问题的结症所在。在现今中国，但凡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人马上就“雪藏”了，不能随便见外人，尤其是普通的人;不能随便上街，尤其是人员密集的地方，一旦外出，就前呼后拥的，美其名曰安全保卫，说白了就是怕暗害。这真是个比较好笑的说辞，意中不想对此发表评说，万一某位领导人真有个“闪失”，算是意中说错了，还是说对了?不说也罢。如果仅从安全考虑，那就动辄安全防卫措施，否则就不见人影吧。至于国情、自由，均不在考虑之内了。

意中今天所要说的自由，既不是上文所说的因为特殊的事情而放弃了原来安排的意中等普通人，也不是那些异于常人的特殊人群，亦不是民国的国学大师们。要说的还是诸如意中等平常之人，于平时所能享受的自由与快乐。

只要手里有钱，我们完全可以自由地购买任何物品。当然了，不包括军火与毒品。现在的人呐，不能说不自由，有时自由到没有了限度。一个没注意，没有注明不包括，就有人指责你的文章不负责任，什么都可以买卖。事实是，只要你的资金足够雄厚，有些不敢想的事务都能买到。这个不敢想象的事务可以由着你思维自由地设想。有人说，只要钱能够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那么，意中要问：什么是钱解决不了的问题呢?按照意中的理解，那就是买不着人命、左右不了政治上的事情和刑事上的案件了吧?只要不反党，没有过分的政治野心(譬如当个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民主党派等不算在内)，不违反宪法，只做个自由之人，还有钱解决不了的事情吗?国计民生、国际地位、国家发展、人民生存幸福指数不都是在用钱在言说吗?还需要钱买什么呢?吃的穿的住的用的行的玩的享用的，除此之外还要什么?还需要买卖么?意中认为，就如同生命、时间是不可买卖一样，自由也不是可以随意买卖的商品;

国人乐于自由。所以，就有了言论自由与婚姻自由的最早说法。因为言论自由，一个疏导不利，那些不利于国家、民族的过激言论，甚至危害到国家安全与发展的言论就无限制地蔓延开来，最后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邪恶势力，于是，国家机器的操纵者又开始“围追堵截”，试图让其消声灭迹。这就是没有掌握一个度，没有把言论控制在一个可以掌控的范畴。说放开就没人管了，就放任自流了，惟有到了泛滥的时候才不得已而采取手段，这个自由的代价来得似乎大了些。现在人们均爱说，写了几篇文字的人就自封为文人了，就狂妄地要激扬文字，指点江山了。这也不对，那也不行的。在哲学家眼里，文人只有激情而缺乏理智;在政治家眼中，文人矫情而太天真。甚至对文人的做法与想法，认为不值一哂，采取置之不理的办法，任其“无病呻吟”。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三分钟的热血，过后就自然泯灭了。而文人的自由，当其翱翔于熟知的领域中，经过或演化，或推论，或演绎，终能探索到一条能够运用的法则。试问一下，哪个朝代不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在参与治理而达大治?自由赋予了文人，也就是赋予一个国家希望，一个民族的希望;

婚姻自由了，可以自己选择配偶了，也就衍生出配偶之外的第三者、第四者，甚至更多。因为要自由，就不要束缚了，就想突破婚姻的束缚而另外寻求刺激，就把婚姻说成了人人厌恶的围城，仿佛一夜之间，似乎人人都欲破城而出，都想去尝试那份“自由”。于是被封闭了许多年的“性”，得以释放了，甚至可以形容为迸发式畸形疾速发展，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旅馆，就成了性自由发泄的半公开半合法的交媾场所，如果当事人的另一方配偶没有发现，那就民不举官不究了，一切平安无事了，你好我好大家好。宾馆安心点人民币;派出所落得清闲自在;偷情者愈发猖狂，在宾馆竟然纵欲到大呼小叫而毫不掩饰其行为，可以堂而皇之恣意而为之。离婚率愈来愈高，还没有成亲就开始考虑今后财产分割问题的有之，把房产证写上双方名字，以防离婚无法确定产权的有之，实行婚前财产公证的有之，这样的做法，使家庭更容易解体，社会愈加不安定，人与人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和谐的隐患越来越大。这就是在没有道德水准情况下，盲目追求所谓自由的代价;

正因为自由，我们得以从多年的禁锢之中解脱，思想得到解放，视野由此而开阔，可以由各种各样的渠道获得足够多的信息。在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筛选、取舍之后，可以由此而确定当下、今后及未来一个时期、一个阶段，甚至一生的走势，自由选择事业与生活;

正因为自由，我们得以从原来古老的工作模式中解脱出来，思维敏锐，空间广阔，机会多多，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选择事业及人生发展的方向，希冀在其中获得证明自己的机会;

正因为自由，我们得以摆脱地域、国家之间的限制，只要有充分的理由与机遇，你可以到地球的任何地方去实施自己的发展计划，只要你足够优秀，策略正确，时机恰当，你就有机会实现梦想;

正因为自由，我们可以领略物质生活丰富带给我们实实在在的享受，从而更珍惜今天这样状态的来之不易，会为每一时每一刻的快乐而快乐，为这样的自由而庆幸;

正因为自由，我们可以领会精神愉悦带给我们的欢乐，从而使思想得到升华，从而更珍惜今天的意识所获得的无拘无束而感动，当我们捕捉到一个真实，赢得一个机会，得出一个结论，更会为这样的自由而兴奋。

自由，系我们期盼并致力追求的，而一旦我们握有这份自由，我们应该由此而更珍重一些，更理智一些，更理性一些。那么，自由会伴随我们时间更久远一些，更亲近一些，更体贴一些……

篇2：自由的议论文

没有必须穿越沙漠的限制，何来选择道路和方式的自由?没有必须红灯停的限制，何来绿灯行的自由?没有必须突破层层厚茧的限制，何来化蛹成蝶的自由?世间万物，都是如此，没有限制，何来自由?

“人生而自由但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卢梭简单的话语却蕴含着发人深省的哲理。是的，我们拥有许多自由的权利，但是却又注定逃脱不了命运的枷锁。正如我们可以选择穿过沙漠的方式，却无法逃避穿越沙漠的宿命。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活着?既然我们无法对抗不可抗力，无法避免死亡这一终究会到来的归宿，我们为什么还要乐此不疲地在人生的沙漠奔波?是的，尽管我们知道自己的归途，尽管我们要戴着镣铐去不断地穿越人生的困境，我们还是会在有限的自由中享受生命，在生命的镣铐里跳舞，舞出最动人的精彩!

史铁生的双腿被禁锢了，但是他的心灵是自由的，他还拥有生命，还可以享受生命的一分一秒，他还可以用笔和纸记录下自己的思索去填充自己学识和灵魂的高度。看起来，他无法再去跋山涉水，可是他的灵魂却比我们常人走得更远，他用最完美的方式穿越了这人生中最干涸的沙漠——尽管这沙漠他不愿意遇到。

你是自由的，你可以自由选择你奋斗的方式，你是不自由的，你所选的方式必须遵守法律道德。奋斗的方式有无数种，条条大路通罗马，可非有人要走小路，要走捷径。于是，他们一边向河中排污水一边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我的自由。”他们一边向食物中添加各种有毒物品一边申辩“这是我的自由”。他们所谓的自由已经离开了镣铐的限制，已经损害了别人的自由，林肯说过：“凡是不尊重别人自由的，也不要给他自由。”所以，他们的自由被剥夺，他们将被限制在那铁窗囚室之中度过他们余下的时光。可见，只记得自由，不记得束缚的人，会只剩下束缚。脱下镣铐自顾自撒欢跳舞的人;只会被人当作疯子送进病院。

所以，不要埋怨上帝禁锢了你什么，要全心全意地生活，做最精彩的自己，过无悔的人生!

人生就是一场戴着镣铐跳舞的演出，在翩然起舞的同时，别忘了脚上的镣铐。

篇3：自由的议论文

自古以来,人们就不断地追寻着自由。可以说,人们一直在自身的自由和社会的限制中抗争着,不断努力追求着自身的天性得到更好的发展,满足自己的意愿又不阻碍社会的稳定,他人的自由。在这一抗争中,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两种学说各自有着一定的分量。

一、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含义

洛克提出,自由是自然的人类状态,政治权威不是自然的而是约定的,人民的同意是政治社会形成的基础,“同意”不仅在建立政府时是必要的。其内涵在于国家不能干涉公民正当的自由权利。公民有参与政治的自由也有不参与政治的自由,即“消极自由”。

卢梭提出平等参与的权利,修正了洛克免于专制和压迫的否定的自由观念,而转变为要求享有权利的肯定的自由观念。即“积极自由”。对卢梭来说,自由不仅仅是个人“脱离”社会的自由,而是或者主要是存在于和通过社会的自由。他所谓的社会契约“契约意味着天赋自由和自然状态之放弃,以及一个新的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创造。

这样,卢梭就把洛克式的不受压制、干涉的否定自由观推进到了采取行动、参与社会事务的肯定自由观。由于个人与社会、自由与法律、权威、权利、义务之间并无必然的鸿沟,自由意味着每个人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自由的真正特征不是放纵,而是对法律的自由承认。

二、积极自由的利弊

卢梭在阐述积极自由时引入社会状态概念,他这样描述社会状态: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时,人们便产生了一种最堪入目的变化;他们行为中的正义代替了本能,而他们的行动也就被赋予了前此未有的道德性。人们在听从自己的欲望之前,先要请教于自己的理性。虽然在这种状态中,他剥夺了他所之于自然的许多便利,但他却在这里面得到了如此之大的收获:他的能力得到了锻炼和发展,他的思想开阔了,他的感情高尚了,他的整个灵魂提高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对此他一定会感激不尽的。

在雅典城邦,尽管参与城市的政治生活是一项公民的自由权,但是这与其说是一种权利,还不如说是一种强制义务。正如梭伦立法中所规定的那样,任何公民如果在发生严重的政治争论或者阶级斗争的时候,如果保持中立或者不参与一方,就应当剥夺其公民身份。

柏林尤其深入地分析了积极自由,认为这种自由建立在自主的基础上,即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理性的向导,这样的自我必然是“自主的”、“理想的”、“真实的”,它是先验的自我。为了达到这种先验自我用理性来指导自己行动的自由状态,就必须对受本能或欲望支配的经验自我加以严格的纪律,从而自觉地服从普遍的整体,“这个‘整体’于是被看成‘真正的’自我,他将集体的、‘有机的’、独一无二的意志,强加在顽固的‘成员’身上,从而获得他自己的‘更高层次’的自由。”哈耶克进一步指出这种让经验自我服从于先验自我的积极自由建立在唯理主义的哲学基础上,它只有在追求和获致一个绝对的集体目的过程中才能实现,这意味着对人们的生活进行全面周详的设计,为了实现自由,必须绝对地服从对未来自由生活的美好设计。

三、消极自由的利弊

洛克的消极自由观念就贸易自由、财产权的保护而言,对王权的限制、抗争及自由的传统起了重要作用。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使国王不能随心所欲地剥夺臣民的财产,相反,国家应承担保护私有财产的职责。

然而在德国,消极自由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浪漫主义”。德国浪漫主义主张,真正的自由不在于外部实践活动,而在于精神生活;真正的进步不在于国家制度的改变,而在于个人人格完善和服从良心。因此,他们虽然强调个人意志的自由,却在现实生活中又缺乏独立的反抗行动。马克思指出,这种自由主义学说是空洞的幻想。德国浪漫主义揭示人类内心深处的非理性力量,强调感情和内省,认为自由存在于心灵深处的活动之中,狂热崇拜中世纪宗教。亨利希·海涅评价说,“德国浪漫主义不是别的,就是中世纪诗情的复活。”

正如海涅所说的那样,浪漫主义只不过是个老侍女,由于贪饮主人返老还童的仙酒,她不仅又变的年轻起来,而且完全成了一个小小的孩童。

消极自由的充要条件必然是一个人有自己最后的或者最低限度的不可侵犯的领域或者空间,这就是一个人必须拥有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无论是天赋人权还是法律上的权利,同时还要拥有不受国家干预的私人空间或者私人领域。正如柏林所言,一个社会要获得自由必须由两个条件:“第一,惟有‘权利’才能成为绝对的东西,除了此外任何‘权力’都不能被视为绝对;……第二,人类在某些界限以内,是不容侵犯的,”而这正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也正是为了捍卫这些权利或者私人空间,这种积极自由或者民主不再是消极自由的天敌,而是促进消极自由的工具。我们并不希望放弃政治自由,而是要求在得到其他形式的政治自由的同时得到公民自由,源于一种合法根源的政府只有比以前更少的权利对个人行使专断权力。”

结语

篇4：自由的议论文

关键词：张季鸾 文章报国 自由主义

如果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在阶级社会里，任何新闻机构都不可避免会带有阶级功利的色彩。就阶级属性而言，张季鸾可以看成是政治意识极为强烈的、纯粹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尽管声称主张"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但在涉及到其阶级的根本利害时，他们总不免会左右摇摆不定。《大公报》公开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又著论指责蒋介石发动政变滥杀革命群众。《大公报》拥护过蒋介石抗战，但也客观地报道了八路军的战绩，宣传过团结抗战的主张。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是张季鸾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具体体现。

一、思想来源

1、张季鸾与自由主义的渊源

在欧洲，19 世纪后半叶，以边沁、密尔顿为代表的功利自由主义取代了洛克等人的古典自由主义。他们主张通过影响政府，在维护个人自由的同时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以求得个人自由与社会利益趋于一致，这与张季鸾的思想大致相同。

张季鸾的一生，以1926年创办新记《大公报》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他先后在《夏声》杂志、《民立报》、《民信日报》、《新闻报》等多份报刊工作过，虽以文笔好而声名鹊起，但事业多坎坷。邵飘萍在《实际应用新闻学》中写过："《中华新报》为政学会之机关报，近亦注意于营业，其执笔之张一苇君，头脑极为清晰，评论亦多中肯，勤勤恳恳，忠于其职，不失为贤明之记者，且自身殊少党派之偏见，唯该报营业方面，似未得法，故销数仍未大增。"①这一时期，虽然张季鸾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还未完全形成，但已开始萌芽，对于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以做到客观公正有了明确的认识。早在日本留学时，他的好友井勿幕邀请他参加同盟会，他就回答说："我是一个文弱书生，立志要当好一个新闻记者，以文章报国。我认为，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然于党派之外，这样，说话可以不受约束，宣传一种主张，也易于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②后一个时期，张季莺主持新记《大公报》笔政，在中国报坛上纵横驰骋15年，达到事业上的巅峰。这一时期他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已成熟，并提出了"四不"主义的纲领，为自由主义报刊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方针和操作原则。

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求学成长经历，张季鸾的思想是非常复杂的，传统和自由的交织和影响，使他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鲜明而又独特。在《新民丛报》与《民报》论战时，张季鸾编辑报纸参与论战。这是他与自由主义的第一次接触，也立下了"言论报国"和"新闻自由"的志向。不到20岁的张季鸾，正是接受新思想与新事物的阶段。

2、《大公报》与自由主义的渊源

当时流行的报纸有两种，政党报纸和大众报纸。大众化报纸就是所谓的"廉价报纸"，作为开现代报纸先河的角色，最集中地体现了西方报刊自由主义的那些普遍性的原则，而其中最引人瞩目的重要特征是：它们宣称自己不属于任何党派，是最具有独立品格和意志的、代表全体公民利益的民间报纸。

对于报纸的角色定位，是张季鸾首先要厘清的基本思想，也是改变"清末以来，言论衰微，未有今日之甚者"的根本之道。1926年，他往新记《大公报》的发刊词中写道："报业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贡献正确实用之知识，以裨益国家。业言论者，。宜不媚强梁，亦不阿群众。"十年之后.他更叫确地概括；"夫报纸者，表现舆沦之工具，其本身不得为舆论。"③言下之意.就是报纸并非为一党一人之私有.而是服务于公共利益，并独立地提供新闻和言论。要实现这一角色定位，处方就是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

张季鸾1936年发文纪念《大公报》复刊十周年时，对此有精练的概括："同人自复刊以来，常以本报

之经济独€L荩酱ㄈ酥矣谥耙底悦？。④经济独立是报纸得以自存发展的重要基础。张季鸾在阐发"本社同人之旨趣"时.已论述了"不卖"原则对于报纸保持独立的重要性。1936年5月提及华北局势刘报纸影响时，他看到的是广告发行皆受重要影响，而且"纸面之整理.新闻之充实，皆不能如计画以行"。⑤

二、国家中心论与自由主义

张季鸾其实是一个矛盾共同体，在他的身上，充满着矛盾。主张"国家中心论"曾经是《大公报》的另一大所谓的"罪状"。他把蒋介石捧上了独裁的宝座，拥护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国民政府为中心。其实，我们应该把"国家中心论"放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进行分析，它是在抗战救国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九一八"以后，尤其是在西安事变中，《大公报》宣扬蒋介石的国家领袖地位，是在民族危机的背景下，激发民族主义，团结全国的精神和物质力量抗战建国的需要。在自由和权威的天平中，由于民族危机，《大公报》选择塑造权威人物带领救亡。

无论是拥护国民政府建设，还是拥护蒋介石的国家中心地位，都有其历史合理性，即前者符合于国家统一的需要，后者符合于救亡的需要。加上当时的所有抗日力量都不能不拥有"拥蒋"的名义。八路军和新四军用的就是国民党的番号。但《大公报》并不是一成不变地死抱住"国家中心论"不放，"拥蒋"实际上包括了很大的"抗日"成分，具有民族主义的色彩。因此在历史的背景下，"国家中心论"与自由主义并不矛盾。

三、启示

1.政治理想可以不同，施政理念可以不一，但要兼收并蓄，兼容并包。这是有利于政权改进与巩固的事情，并不可怕。

2.报纸要固守新闻专业主义的底线。新闻专业主义的特征是：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他们只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受制于专业规范，而不接受在此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传媒是独立的公共舆论机关，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

3.在"客观"与"敢言"间寻求公正。张季鸾说："尽可能地剖析事实，衡量利害，不畏强权，不媚时尚，期以工整健实之主张，化全国各种感情思想上之歧界"。只会抱怨社会是幼稚；一味提出改良主张是徒劳；而在抱怨社会的同时提出自己的主张才是智慧，张季鸾与《大公报》做到了。

注释：

①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M].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

②方汉奇：《<大公报>百年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③张季鸾《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

④张季鸾《本报复刊十年纪念之辞》（津沪《大公报》社评，1936年9月1日）

⑤张季鸾《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天津《大公报》社评，1936年5月20日）

篇5：议论文对自由的思考

斯特拉温斯基说过：“如果一切都任我欲为，我会有迷失在这自由深渊之感”正如顾城所言：“我仰望着夜空，感到一阵惊恐；如果地球失去引力，我就会变成流星，无依无附在天宇飘行。哦，不能！为了拒绝这种‘自由’，我愿变成一段树根，深深地扎进地层。”当自由的微风轻轻拂过，我们会感到心旷神怡，当自由的飓风席卷而过，我们难免陷入灾难。由此可见，真正的自由总是建立在约束之上的，有约束方能逍遥游。

心灵过于自由小则容易狂妄自大，大则可能违法犯罪。君不见，远有阮籍追求自由而轻视晋王朝的条文，把开创第一个封建强势朝代的汉高祖刘邦骂的狗血淋头，看那劲头，真有些英雄视天下，看扁一切豪杰的壮心。可惜，自身底气不足，既无济世经国之术，亦缺冲锋陷阵之勇，夸辩吹牛，落了个身首异处，徒留笑柄而已。现有清华大学高材生刘海洋为所欲为，先后两次用火碱、硫酸将北京动物园的五只熊烧伤，其中一头黑熊双目失明，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受到法律的严惩。由此可见，一颗自由的心灵必定要有所限制，这不是屈服，而是尺度；这也并非束缚，而是规矩。正如思想家卢梭所言：“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道出了瑞典人民的自由观：瑞典国土狭小，所以对土地很珍惜，无论是谁，想要建一个房子或是造一个花园，都要写申请。这并不让人奇怪。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在自己的园内栽种一棵或是砍倒一棵树，甚至连窗台上花盆的大小、摆放的位置也要经国家专管部门批准后，才能动手。许多人不解地问当地人：“你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被束缚死的空间里，累吗？”回答说：“束缚？不，我们很自由。因为我知道别人与我一样，别处的格局和我很相似。做每一件事都很遵守制度，不用为别人妨碍你而烦恼。”原来他们让自由存在于约束之中，存在于严格的制度之中，一个公民的.自由是以另一个公民的自由为界限。

我们在感慨瑞典人民的聪明睿智的同时，反观当今的社会生活，我们有完备的法律条文、规章制度、生产措施，各种各样的行业规定，约束着每一个国人。为什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圈钱交易，违法乱纪”等等不良现象还屡屡发生？原因固然众多，但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一些掌权干部不讲法律，只讲人情；不讲原则，只讲需要；不讲纪律，只讲自由。甚至把法律当作“不带电的高压线”，把制度当作“遮羞布”，把规章当作“道具”。令人欣慰的是“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那些违反党纪国法的“自由”分子终被绳之以法。

篇6：自由的议论文700字作文

生命本无价，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顾，两者皆可抛。

生命千金难买，万金难求，爱情只是心灵情感的寄托，可以为自由而抛弃生命，没有自由的生命只剩下一架空壳，是禁锢了所有的一切后的褪脱。若我们可以自由愿抛弃一切换取。什么都是可以没有，什么都可以失去，什么都可以抛掉，唯独不能让自由走散。自由如同桃花片片飘落的瞬间飞舞，自由如同花开霎那的无限辉煌。追求自由的原色，不要束缚了我，我不是死物，只要不是死物都渴望自由。如果生命重来一次我愿当一匹奔驰的骏马奔向草原，奔向心中的美好，放越所有的拘束，为所有的一切而遗忘一切的。

一个灵魂原自由，向着天空无忧无郁，它们奔放，它们豪迈，如风一样吹遍整个世界。可自从被绳子拴住，一切都只成了幻影。灵魂空洞无神，天空在哪儿?自由在哪?无忧无虑的世界在哪儿?

一堆草丛当中有一只猫，你一定认为它很快乐，快乐是吗?如果你能仔细看不难发现此刻正有一条绳子锁住了它。几次逃跑，希望解脱，一次次到达绳子所放极限，它还不住向前努力，努力挣脱，可最终是徒劳，脖子越发被勒紧，一次又一次。你从未想过它到底有多么害怕、痛苦、愤怒。害怕再也不曾有自己的阳光，痛苦自己从今以后也许就失去自由，愤怒人类对它实施的一切不公。终于它停了下来，蜷伏在草丛堆中，再也未动过。

以前快乐的它，活泼的它就这样消失在那一霎那。每天走过它身旁，看见的它：眼睛直直地向着远方。仿佛想要看穿宇宙，回到自己原来的世界。它，麻木，寂寥。但又有谁能知道它的世界黑暗一片，只有它孤独的依偎角落，高高的围墙，只有一丝光亮射过，遍遍的哀嚎。它又在诉说着什么呢?

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愿望，所以我们整天努力学习，也因如此的人家把自己关在书房中，try to study!外面的世界不属于我们，可以说根本就不为我们而有。我，向往天空，只希望当一朵云彩，遨游世界;我，向往海洋，只希望当一条鱼，游在海底那里无限广大;我，向往悬涯，那欲起的鹰要展翅飞翔……

读书使人自由

自由，一个现在人们都拥有的东西，但是却是相当美好的词语，但是或许在某些时候，我们会认为我们被“紧闭”在房子里，相伴的是孤单，没有自由。但是，读书却能是我们随时随地地拥有自由，因为它在里面的每一个世界都很美妙，而你则是世界里的主角!

在读书的时候，只要你能专注，并且能够融入其中，被故事吸引，被感情所感动，被景物所感化，那时候的你就已经是书里英雄或王子，在里面无比美妙的世界里自由的游走。

当你读《丑小鸭》的时候，你就是里面的“丑小鸭”，虽然你被鸭妈妈赶走，被凶恶的猎狗追捕，被母鸡讽刺，还在冰天雪地中受苦。但是后来，当你向水面俯望时，你就会发现里面的那只雪白的天鹅就是你，到那时，你就能自由的飞翔，并且骄傲的说：“我是最美的!”

当你读《光环》的时候，你就是里面的“士官长”，你肩上的担子比任何人都重，就是消灭所有敌人，拯救人类。当你身边的战友一个一个死去时，当你又一次孤军奋战时，当你又一次被打倒时，这些时候你需要的是信念，需要的是坚持，而不是放弃，而当胜利之时，你就会成为民族英雄，自由之神!

当你读《窗边的小豆豆》时，那时的你是最自由的，因为你是拥有这世上最美丽的童年的小豆豆。拥有最和蔼的校长 ，拥有最疼爱你的母亲，拥有最可爱的小伙伴......你拥有的是最美丽的。而自由，你能当地铁上的售票员，能在田野上自由的奔跑，能在最高的楼上俯视四周......

所以，在我们读书时能够容情入境，就能体会到不同的世界里，不同的人物的性格特点，在他们世界里领悟不同的自由!

读书让我们知道了和我们不同世界的故事，而且知道还有更多美丽的世界不曾被人揭露。但是，有无数个世界等着我们去发现去开采!

书是一座快乐的富矿，储存了大量浓缩的欢愉因子，当你静夜抚卷的时候当然也包括网上阅读，那些因子如同香气蒸腾，迷住了你的双眼，你眉飞色舞，中了蛊似的笑起来，独享其乐!

而读书却更能让人自由!自由，一起能有翅膀并能飞翔的东西;自由，一种想去哪里就去那里的感觉，;自由，一种能使你快乐，舒畅的感觉。而现在又有多少人能够办到?唯有读书能够是你在一瞬间拥有美丽的东西，拥有所有的感情元素。

所以让我们拿起手中的书籍，在美丽的世界里尽情翱翔吧!!

自由和生命的选择

世上所有的母亲都非常慈爱，都万分爱护自己的孩子，不过，就是有那么一种画眉鸟，在有必要时，它会亲自杀掉自己的孩子，当它们被关进笼子时，它们的妈妈就会这样做。

小孩子总是好奇心特别强，他们总喜欢捕捉一些小动物来饲养，就有一个孩子曾经捕捉了一只小画眉来放进了笼子里。

小画眉先是很恐惧，它在笼子里乱飞乱撞，后来便安静下来，承认了自己空虚的新家，小画眉每天都在笼子里唱歌，孩子十分高兴，要知道画眉的鸣叫声是非常动听的。

几天后，小画眉的妈妈找到了自己的孩子，她口含食物亲自来喂小画眉，画眉妈妈知道这样比人类来喂养小画眉要好得多，孩子认为这是件皆大欢喜的事。

可是第二天，当孩子想去看看他的“小俘虏”在干什么的时候，却发现小画眉安静地躺在笼子里，已经死了。

孩子的父亲告诉他说：“这种美洲的雌性画眉鸟很特别，当她们发现自己的孩子被关进笼子里后，就一定要喂小画眉以致死的毒莓，她似乎坚信死了比活着做囚徒要好得太多了。”

这是我不久前看到的一个故事。

匈牙利诗人写到：“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孩子的确是很爱小画眉，但其结果却是造成小画的死亡的它妈妈的悲伤，人的自私的爱也可能扼杀生灵，况且孩子的喜爱仅限于把小画眉当成一个玩具，不然也不会叫它“小俘虏”，他就这样无知地害死了一个生命。

不知道你有没有因宠物死亡而流泪，我是有的，世上很多人也有，为仅为它们的死，甚至看到这个城市里的建筑，都有想哭泣的冲动，当那些动物被关在精致的笼子里，你如何看待它们?喜爱动物还是笼子?

每个生灵都有选择自由的权力，这权力是没有谁有权力剥夺的，笼子再精致漂亮，也改变不了它们只是没有生命的装饰品。它们不能囚禁任何生命，掠夺它们的自由。

如果你是一只动物，而你又被关进笼子，那么你选择生命还是自由?

篇7：自由的力量作文初二议论文

每天上学、放学是我们学生很平常的事，有时我们在学校里和老师有矛盾，和同学有冲突。回家后，还要听父母的唠叨，有时，心情不好，顶了两句，结果还要接受父母的教导。其实，别看我们还是小学生，可是我们却一样有着大人一样的烦恼。有人说，家是一个幸福的港湾，而我觉得同时家也是一个万丈深渊。

我们小学生心里有着很多秘密，有时写在我们人人信任的日记里，可是却有一个神秘人偷看了我们的日记，而我们却不能告他们，因为他是我们的亲生父母。我们有时真的很烦，可是我们却无人倾诉，我们和同学讲，父母说影响学习。然后上网聊天，父母说，玩多了也会耽误学习。我们也需要有自己的自由，我们也是人呐!我们多么希望我们是一只小鸟，虽然它是一种飞禽，但它却有着自由，你们一味的说为我们着想，可是你们却没有为我们的心灵着想，这样的生活，真的，我们生活的真的很累!虽说学习是第一位，但也要劳逸接合啊!你们别看我们表面上笑哈哈的，可是我们的内心却是孤独的。我们就像一只孤独的小鸟，在鸟巢里等待，等待着自由。这样的生活不是我们想要的，只会让我们的性格变得孤僻起来，而且，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是不会学会飞的。要想使我们学会飞，那这个条件就是——自由。

篇8：“自由”的法官“不自由”

自由心证的理论是作为法定证据理论的直接否定物出现的, 它是历史进步的表现。在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下, 法官被赋予了更多的自由权, 可是, 由于法官的良知、正义、学识等并不同一, 而且在有些案件中, 法官可能过分行使权利, 不利于案件的公平审理。因此, 法官必须受到程序上一系列的制度的约束, 使其“自由”受到规制, 以此来确保案件的公正审判, 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维护国家的司法公正。

一、证据规则的“过滤”

司法活动中的证明, 是运用证据资料按照思维逻辑判断某种事实真相的过程。而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依据, 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问题, 全部诉讼活动实际上都是围绕证据的搜集和运用进行。按照民间的话说, 打官司就是打证据。所以, 证据是诉讼的核心和灵魂。

可是, 由于在诉讼证明过程中存在利益价值的冲突和证据及事实认定上的矛盾等原因。调查和搜集证据途径的非法性以及一些证据的“不适格”, 如通过违法或不恰当的方式取得的并非出于陈述人自由意志的自白, 通过非法搜查和扣押获取的物证等, 难免会损害当事人一方的利益。这些证据一旦出现在法官面前, 法官凭借自由心证裁判, 难免会对被告人造成先入为主的错误认识, 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也不利于案件的裁判, 甚至会造成冤假错案。因此, 所有证据必须经过证据规则的“过滤”, 防止将不“适格”的证据纳入诉讼过程。只有经过“过滤”后的证据, 才能呈现在法官的面前。

因此在证明活动中, 为了防止主观臆断, 保证判断的准确性, 对于证据的取舍和运用, 必须受某些规则的制约。这些规则在法律上即表现为证据规则。可以说, 所谓证据规则, 是指规定证据搜集、证据运用和证据判断的法律准则。

英美等国确立了详细而复杂的证据归则, 如关于证明材料必须与案件实质性问题有关的相关性规则;关于防止难以确认不能质证的证据进入诉讼的传闻证据规则;关于不允许证人以意见或结论的形式提供证言的所谓意见规则;关于禁止非法获取被告口供的供述自愿性原则;对非法获取的物证所采取的违法证据排除规则;对文件材料适用的所谓最佳证据规则等。

公诉人或经侦查机关侦查, 或经自行侦查, 在开庭审理前已掌握大量的证据材料, 而这些证据材料必须经过一系列证据规则的“过滤”和“洗礼”, 才能呈现在法官的面前, 这一过程就排除了非法证据影响法官公正审理的可能。法官可以在这些证据材料的基础上, 依据自己的心证进行裁判, 作出合法公正的判决。

可以说, 证据规则给法官的自由心证戴上了第一层“紧箍咒”。

二、直接言词的“面对面式交流”

物证、书证等证据材料摆在法官面前后, 这些不会说话证据只能靠法官的良心、理性等去裁判和认定, 即使证人出现在法庭上, 用言语去叙述自己所知道的事实, 但证人的证言对于整个案件来说, 依然是零星的、片段式的, 法官仍需根据自己的自由心证去判定。这种情况下, 可能会出现:在相同的条件和事实下, 不同的法官所做出的裁判是不同的, 这样就很难保证司法的公正, 更不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 必须在审判过程中采用直接言词原则。同时, 自由心证证据制度本身也强调法官应在听取双方意见基础上形成内心确信。我们由此可以看出, 直接言词原则是自由心证证据制度本身的内在要求。

直接、言词原则包含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 直接原则是言词原则的基础, 言词原则是直接原则的补充。直接原则又分为直接审理原则和直接采证原则。直接审理原则又称在场原则, 其含义是, 案件的审理, 除法官主持, 检察官、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参与外, 被害人、证人、鉴定人应当在场。除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 如上述人员在审理时不在场, 就不得进行法庭审理。否则, 审理活动便属无效。直接采证原则指刑事诉讼程序中证据的调查和认定, 应以直接方式进行, 只有直接调查并经衡量评价后而采取的证据, 才能作为裁判的证据。这就要求审理法院对于证据的调查和认定, 必须亲自进行, 不得委于其他法院或其他法官进行。换句话说, 法官在查证中, 必须亲自与被告人、被害人、证人、鉴定人等接触, 不得仅就文书案卷的记载资料, 从事间接的采证工作。同时, 法官必须在法庭上亲自听取被告人和被害人的陈述、证人和鉴定人的作证、以及检察官与辩护人的间接调查和辩论, 通过此种直接采证方式所认定的证据, 方可作为判决的依据。言词原则, 是指法庭审理原则上采取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被害人、被告人进行口头陈述, 证人、鉴定人进行口头作证, 检察官、辩护人进行口头问证和辩论, 法官进行口头宣判。这一原则表明, 除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 凡是未经当庭以言词方式调查的证据资料, 视同未曾发生或不存在, 不可作为判断的依据。

在被告人、被害人的口头陈述, 证人、鉴定人的口头作证, 公诉人与辩护人的口头问证和辩论下, 审判人员可以置身于案件的环境中, 了解案件的经过和各种证据的来源, 获得案件事实的第一手资料, 从而能客观、全面的判断证据, 评价控辩双方的观点。同时, 在直接言词下, 遇有案件中的疑点或不明之处, 审理人员可以直接亲自进行询问, 或引导控辩双方问证、辩论, 以达到案件经过的清晰明了, 这样可以有效的避免审判人员误解或忽视案件中的疑问, 保证案件的公平审判。

经过一系列的陈述、作证与辩论, 审理人员可以结合证据材料与当庭审理的情况, 并根据自己的良心、学识等, 合理作出审理与裁判。这样, 直接言词的“面对面式交流”给法官的自由心证戴上了第二层“紧箍咒”。

三、裁判说理的“归纳总结”

审判人员经过审查判断证据, 并根据当庭讯问被告人和直接听取控辩双方意见所得到的直接印象和直接形成的内心确信, 同时结合自己的良心、理智、公平观、正义感等, 依法作出判决。

在判决作出以后, 法官应根据判决内容, 并结合案件的全部事实和材料, 以及当庭讯问和询问的情况, 作出详细的裁判说理。裁判说理中要包括罪犯作案的全过程, 给被害人造成的危害, 并附以详细的证据材料, 并说明作出此判决的原因, 法律依据等。

详细的裁判说理, 可以使罪犯以此判断自己是否被判处适当刑罚, 也可以使被害人消除对裁判不公的怀疑。“透明化”的裁判说理, 更可以摆正法官在自由裁判下可能出现的错误方向, 及时纠正法官可能出现的错误, 杜绝法官在自由心证下过度行使权力, 保证了案件的公平审理, 维护了法院神圣、公正的地位。裁判说明的“归纳总结”, 给自由心证制度下的法官戴上了第三层“紧箍咒”。

经过案件审理前证据规则的“过滤”, 审理中直接言词的“面对面式交流”以及审理结束后裁判说明的“归纳总结”, 法官在自由心证下享有的依据自己的良心、理性判断自由, 已经在无形中被规制了起来, “自由”下的法官变得“不自由”, 相信“不自由”的法官, 可以恰当运用手中权力, 公平、公正审理案件, 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维护司法的公平和正义。

摘要：自由心证制度, 给了法官充分的自由裁量权, 有利于调动法官的积极性和责任心, 可以让他们根据具体案件的不同情况, 分析、判断和采用证据。然而, 由于法官的良知、学识、理性等并不同一, 不同的法官可能面对相同的案件事实做出不同的判决。而且在有些案件中, 法官可能根据自由心证, 过分行使权利, 不利于案件的公平审理。因此, 法官有必要在受程序上一系列的制度规制, 限制法官的“自由”, 以此来确保案件的公正审判, 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维护国家的司法公正。本文就在程序上如何规制法官的“自由”进行探讨。

关键词：自由心证,证据规则,直接言词,裁判说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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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谭永多.刑事证据规则理论与运用[M]: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3年版, 第1页。

篇9：自由的议论文

但波斯特认为最大的谬误莫过于把学术自由与言论自由混为一谈。在他看来，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应分别服务于民主正当（democratic legitimation）和民主胜任（democratic competence）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这两种权利从而应有各自完全不同的基础、逻辑和原则。具体而言，民主正当意味着言论自由可以使政府变得“正当”，即言论自由可以帮助政府建立作为一个民主政府的正当性；民主胜任则被波斯特定义为公民个人“认知能力的增强”，换言之，学术自由的价值在于它使公民能够“胜任民主”。

这是一本关于学术自由的书，但又不限于此。本书的副标题“现代国家的第一修正案理论”暴露了作者的“野心”。波斯特要构建的是一套第一修正案理论——而不只是有关言论自由或学术自由理论。通过“民主正当 vs. 民主胜任”这样一种两分法，波斯特一改第一修正案之下言论自由“一家独大”和“只手遮天”的局面，把民主胜任和学术自由放到了一个与言论自由并驾齐驱的位置。之所以如此“拔高”学术自由，倒也不是因为波斯特比其他人更热爱这项权利。答案同样隐藏在本书的副标题之中——这种重视是基于波斯特对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的认识。

“要想生存和发展，任何一个现代社会都需要专业知识。”——在波斯特看来，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对专家和专业知识的高度依赖。现代社会的运作和治理正是建立在这些专家和专业知识之上。作者喜欢举这样一个例子：要回答香烟是否会致癌或钚-239的半衰期是否是两万四千年，抑或是否应该提高关税这样的问题，普通公民与民主政府在决策时除了相信、依靠专家和专业知识外别无选择。可培养一名专家需要多年的训练与选拔，专业知识更是只有通过极其复杂严格的专业和学科实践才能被生产和复制出来。因此，专业知识以及能够创造它们的专业实践才是波斯特真正的关怀所在；而之所以选择学术自由，是因为这是目前我们所拥有的保护此类知识和实践最有效的法律武器。

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与第一修正案理论

波斯特反对那种通过言论自由来想象学术自由，或把学术自由视作“学者的言论自由”的观点。而后者恰恰代表了美国国内对学术自由的主流理解，这种倾向主要体现在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一九一五年关于学术自由原则和学术终身制的宣言》和《一九四零年关于学术自由和终身制原则的声明》中对学术自由包含“三大自由”的定义，以及美国最高法院一九五一年斯威齐诉新罕布什尔案（Sweezy v. New Hampshire）以来一系列有关学术自由的判例。前者代表了包括大学管理者、教授、研究人员在内的学术共同体就学术自由所形成的共识，后者则从法院的判决和法学家的著述中发展而来，它代表了法律共同体对作为一项权利的学术自由的通行理解。

波斯特在书中不仅要对关于学术自由的主流理解，做“正本清源”和“拨乱反正”，他更试图构建一套完整的第一修正案理论。明白了波斯特的问题意识，我们也就清楚了应将本书放在哪一条学术脉络中阅读。在一九一九年的“申克诉美国案”（Schenck v. United States）后，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和学者们主要发展出了三种第一修正案理论，它们分别是思想市场理论（Marketplace of Ideas Theory）、共和主义理论（Republican Theory）或自治理论（Self-Government Theory）以及自主理论（Autonomy Theory）。按照波斯特的说法，这三种理论分别代表了第一修正案所试图服务的认知（cognitive）目的、政治（political）目的和伦理（ethical）目的。

作为一名第一修正案学者，波斯特的学术出身和渊源可被归为共和主义一派。如其名字所示，共和主义理论聚焦于第一修正案与美国共和政体间的关系。共和主义理论家认为一切可以对美国共和政体做出贡献的言论（以及一些活动）都应受到保护。由于不少学者都将自治视为美国共和政体的核心，因此共和主义理论往往又被称为自治理论。对此最早也最为系统的阐述来自美国著名教育家、哲学家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Alexander Meiklejohn）。米克尔约翰视选举为美国自治政体的核心，但自治并不是简单地把选票投入票箱，真正成熟、健康的自治要求选民在投票前必须对相关议题和信息有充分了解，并拥有足够的判断力去做出理性的选择。因此，第一修正案应保护一切可以帮助公民“更好地投票”（to better vote）的表达。在此基础之上，波斯特又对共和主义理论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改造甚至颠覆。

波斯特视公共意见（public opinion）为美国自治政体的核心。受麦迪逊“公共意见是每个自由政府的真正主权”著名论述的影响，波斯特认为真正的自治政府，就是一个由公共意见统治的政府。公民只有在认为自己是所服从法律的真正来源时，他们才会认为自己是在统治自己。而只有确保每个普通公民都有机会影响公共意见，并保证政府对公共意见有所回应，公民才有可能建立对政府的归属和认同感。因此，言论自由所要保护的就是能影响和塑造公共意见的过程——公共对话（public discourse）。唯有如此，公民才会认为他们是在自己统治自己，他们的政府才是一个自治政府。民主正当的意义正在于此——言论自由使公民认可自己的政府，从而确立了政府的民主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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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特的论述若止步于此，本书的价值便会大打折扣。重视公共对话的共和主义理论家不是只有他一人，受晚近哲学和政治理论发展的影响，这一学派的关注点近年来逐渐转向民主商谈或协商式民主，这是波斯特、欧文·费斯（Owen Fiss）和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这一代共和主义理论家的共同特征。波斯特最大的贡献是在公共对话之外的民主胜任。单就概念本身而言，它也不是波斯特的首创。波斯特的“公民个人认知能力的增强”就是米克尔约翰“帮助公民更好地投票”的升级版。但波斯特的贡献就在于他重新分配或划定了民主胜任这一价值的归属。包括米克尔约翰在内的共和主义理论家可能早就提出了民主胜任的雏形，但他们却认为这一价值应属于公共对话之中。更准确地说，这些共和主义理论家并不区分公共与非公共对话，在他们的想象中第一修正案只存在一个领域，一种价值。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将这些传统理论称为“一元的”第一修正案理论，即这些理论只关注公共对话（或不进行领域的划分），并主张第一修正案有且只有一个核心原则或价值贯穿始终。

但波斯特却把目光投向了公共对话之外——这一传统第一修正案理论视野中的“外太空”和“无人区”。更重要的是，波斯特颠覆了传统的一元结构，建立了一套“二元”的第一修正案理论——公共对话之中的言论自由应服务于民主正当，公共对话之外的学术自由则基于民主胜任。第一修正案第一次拥有了两个领域和两种价值，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则在这两个领域围绕两种价值各自展开。

波斯特的“两分法”和“二元结构”：民主正当 vs. 民主胜任

基于波斯特的论述，民主胜任下学术自由与民主正当下言论自由的不同可被总结为以下四点：

第一，民主正当要求公共对话中的言论自由应基于平等和宽容，但民主胜任则往往强调权威并具有“歧视性”（discriminative）。言论自由对平等的追求很好理解。从民主正当的角度看，只有当每个参与公共对话的公民都感觉自己受到平等对待，他们才可能把政府决策和法律视为己出；反之，如果他们遭受了不平等待遇或被剥夺了发言权，公民无论如何也不会把政府行为甚至政府本身视为具有正当性的。不仅仅是共和主义理论，这种对平等的追求同样也被思想市场理论和自主理论分享。对民主正当至关重要的公共对话，是一个不同观点交流与碰撞的思想市场；而通过参与公共对话来影响和塑造公共意见，作为自主主体的公民同样实现了自我满足与自我发展。

但专业知识和专业实践却并非如此。此类知识和实践在本质上是强调权威和具有“歧视性”的——必须通过强制和“歧视”把正确、真实、有价值的言论与错误、虚假和无价值的言论区分开来。专业学术期刊是最典型的例子。如波斯特所言，任何曾向《自然》、《科学》或《柳叶刀》等杂志投稿的人都能马上体会到此类顶级期刊所具有的高度歧视和选择性。这些期刊所淘汰和排除的言论要远多于它们发表的言论。但此类刊物的价值和贡献恰恰在于此。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生产和选拔出普通公民和外行读者可以信赖的专业知识——只有这样，才能服务于民主胜任的价值。学术期刊不过是专业知识和实践的一个缩影，如果把公共对话中的平等与宽容强加于此类实践，这既是荒谬也将是灾难性的。

第二，民主正当把公共对话想象为一个意见的领域（sphere of opinion），而公共对话外的学术和专业言论则属于知识的领域（sphere of knowledge）。民主正当倾向于把一切公共对话内的言论都“转化”为意见。但意见只是意见，对错真假等标准是不能被强加于公共对话中的意见的。在著名的“《纽约时报》诉萨利文案”（New York Times v. Sullivan）中，为了给言论自由留出足够的“呼吸空间”，美国最高法院宣称除非能够证明被告存在“实际恶意”，否则政府不能在涉及公共议题时惩罚对事实的错误陈述。而这一原则在“格茨诉罗伯特·韦尔奇案”（Gertz v. Robert Welch）中进一步演变成“第一修正案之下不存在错误的观点”这一著名论述。换言之，错误或不真实的言论不仅不应被惩罚，连正确与错误的区分也被一并取消了。意见或许不分对错，但是区分真假对错却是知识领域最高的标准和原则之一。如前所述，在专业知识和实践中，民主胜任要求错误、虚假和不合格的言论必须受到歧视、限制和惩罚。在此，民主胜任对学术自由的要求可以类比于其对职业言论的要求。在不当执业诉讼中，出具了不合格法律意见书的律师和因错误诊断而导致医疗事故的医生不能以自己的建议只是一种意见，或“第一修正案下不存在错误的观点”来为自己辩护。与医生和律师一样，教授和学者同样不能通过主张自己不合格或糟糕的研究只是一种“意见”作为抗辩；相反，他们的言论必须接受评判和审查，而评判和审查他们的则是由同行评审或专业权威所代表的知识的标准。

第三，公共对话中禁止对言论“基于内容”（content-based）的审查，而专业知识和实践却必须“基于内容”。在第一修正案判例中，“基于内容”或“基于观点”是指完全根据言论的内容或观点做出的政府管制，与之相对的则是“内容中立”（content-neutral）的立法。后一类管制虽然同样可能限制言论，但它起码“一视同仁”，并不针对某类特定内容或观点。一直以来，因对言论危害最大，一部法律一旦被贴上“基于内容”的标签，就必须接受极难通过的“严格审查”（strict scrutiny）。波斯特曾将对“基于内容”立法的禁止称为“美国第一修正案的基石”。既然公共对话内的一切言论都被视作意见，政府不应也不能区分对错真假，那么禁止政府去审查言论的内容就变得顺理成章。但在学术和专业言论的领域，无论是专业期刊同行评审的审稿过程，课题申请或教授会上对聘任和晋升教授的投票，对作品和言论内容的评判与审查都是这类程序的核心。这种审查不仅仅要“基于内容”，它还必须对内容进行最严格、挑剔和“歧视性的”的审视。可以说，“基于内容”的审查构成了学术和科研活动每时每刻的工作。民主胜任的关键就在于确保专业言论和知识的内容与实质是“专业”和“胜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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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公共对话是“基于发言者”（speaker-based）而学术自由却建立在“基于听众”（listener-based）的立场上。即便是望文生义，读者也不难看出言论自由事关“说”与“表达”，而发出这些动作的主体显然是“发言者”。欧文·费斯因此曾将美国言论自由的经典想象形象地概括为“街头发言者”（the street corner speaker）范式。从民主正当的角度看，只有当公民认为自己能够自由平等地通过“说”或“讨论”来塑造和影响公共意见，他们才会认可政府的正当性。换言之，在民主正当的视角下，“我们人民”就是“我们发言者”。思想市场理论和自主理论同样是“基于发言者”的。所谓思想市场，正是一个让不同发言者和他们的观点自由竞争的平台；而自主理论所关注的自我实现、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也毫无疑问是站在主体——也就是“发言者”——的立场上。在“基于发言者”这一立场下，行使言论自由的主体（发言者）与这种权利所服务的对象（也是发言者）是重合的——保护发言者的权利正是为了服务发言者自身的利益。

但民主胜任却颠覆了上述格局。在民主胜任的价值下，行使学术自由的当然主要是教授和学者——他们仍然是学术自由中的“发言者”；但学术自由所服务的对象却首先是“我们人民”，而非专家与学者——民主胜任是为了增强广大普通公民的“个人认知能力”，而不是专家与学者自身的利益。作为“沉默的大多数”，“我们人民”并不参与专业知识的创造和传播；相反，作为“外行”，他们只能信赖专家和专业知识——广大普通公民只能以听众、观众和读者的身份消极被动地接收、相信这些知识。换言之，民主胜任使行使学术自由的主体（作为发言者的教授和学者）与其所服务的对象（作为听众的公民）发生分离。言论自由中的那种“重合”在学术自由中不复存在。在专业知识的语境中，“我们人民”变成了“我们听众”。

谁的自由？如何自由？为什么自由？

为什么要保护学术自由？民主胜任是波斯特给出的答案，他希望借此重新奠定学术自由的宪法基础。民主胜任意味着保护学术自由是因为它可以服务于“我们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学者或大学自身的利益。学术自由从一项基于个人的、义务论式的、倾向于消极自由的权利，被改造为一种基于共同体的、工具主义的、具有更多积极自由色彩的权利。换言之，波斯特把学术自由变成了一种“民享”（for the people）的权利，其意义和功能主要在于“为人民服务”。很多人批评波斯特这是在“降低”学术自由；在某种意义上，也的确如此。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民主的角度看，波斯特其实重塑了学术自由与民主间的关系。学术自由不再是一种基于“个人 vs. 政府”或“个人 vs. 社会”想象的对抗性的个人权利；相反，民主胜任使学术自由深深嵌套在民主社会与共同体之中。这种“降低”反而使学术自由与民主间的关系由对抗转向和谐。这或许为学术自由提供了一个更加稳固的理论基础。

同时，民主胜任也是对“如何自由”的回答。波斯特打破了很多人对学术自由玫瑰色的想象，很多时候，他反倒更像是在展示学术自由是多么的“不自由”。如他所言，“学术自由只保护符合‘专业规范’的学术言论”。民主胜任之下学术自由的逻辑就变成了：为了享受学术自由，学者必须服务于民主胜任；而为了服务于民主胜任，学者必须首先保证自己是胜任和够格的。换言之，学术自由是有“门槛”和资质的——我们要想主张学术自由，必须首先证明自己“配得上”学术自由——学术自由只保护专家和专业人士对专业问题的专业研究。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如果专家和学者想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就非其专业的公共议题发表看法怎么办？首先，根据《一九一五年宣言》和《一九四零年声明》，这属于“三大自由”中的第三项“校外言论”，其理应受到保护。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在美国，专家和学者的“校外言论”一直是参照普通公民的一般言论自由来保护。换言之，当专家学者就公共议题发表看法时，他们是以公民而非学者的身份发言，他们其实应受言论自由而非学术自由保护。

似乎只有在“谁的自由”这一问题上，波斯特没有去挑战传统观点。纵观全书，波斯特的整套理论似乎都建立在一个相当“精英主义”的前提上：有且只有专家学者和学术机构才能创造现代社会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对波斯特而言，这一前提是给定和不需讨论的，这是他全书的起点与基点。但在二零一二年底耶鲁法学院为本书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波斯特的同事、作为评论嘉宾的杰克·巴尔金（Jack Balkin）教授却对这一前提发起挑战。巴尔金承认，从短期看，专家学者和学术机构对专业知识的垄断的确不可动摇。但长期呢？除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推动知识和技术“民主化”这一大背景，巴尔金请现场听众注意一个非常具体的事件——麻省理工学院在二零零七年决定将其全部课程在网上开放给公众。巴尔金用他标志性的调侃口吻请台下听众和他一起“畅想未来”：这是否会是漫长历史进程中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是否有一天，学者和大学对专业知识的垄断将不复存在，被今天的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教授、学生、学科和大学等概念也会最终消亡？

巴尔金的这一“猜想”无疑会被很多人视为天方夜谭，但却为我们点出了一种思考的可能性：我们是否能够，并且敢于拥有一种对学术自由更加“民主”的想象？在波斯特将之改造成一种“民享”的权利之后，我们是否可将学术自由进一步变成一种“民有”（of the people）和“民治”（by the people）的权利？换言之，我们是否能从“精英和贵族式”的学术自由走向一种“人民或民主”的“学术自由”，即把学术自由变成一种属于普通公民的、保护他们研究和探索自由的权利？不过，这已经需要另一篇文章来讨论了。

（《民主、专业知识与学术自由：现代国家的第一修正案理论》，罗伯特·波斯特著，左亦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