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自由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以西方政治自由主义发展史为线索，通过对三个阶段代表人物主要思想以及内在逻辑的阐述，分析不同时期自由主义理念影响下的政府职能与定位转变，从而提供一些对推进当前政府改革的有益思考。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政治自由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政治自由研究论文 篇1：

儒学研究者与自由主义学人共话“贤能政治的可行性及其限度”

2017年4月15日至16日，《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六“贤能政治的可行性及其限度：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在济南召开，会上同时发布了《文史哲》编辑部与《中华读书报》社联合评选的“2016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15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25位长期关注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中华读书报》、《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读书》、澎湃新闻等报刊媒体全程关注。

这是自2015年举办“‘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以来，《文史哲》编辑部第二次策划组织儒学与自由主义的直接对话。儒学目前正在中国学界、政界、民间持续走热，部分有识之士则担忧这会不会是一种无根的“虚热”？对此，《文史哲》主编王学典教授近年来指出：“儒学要想摆脱游魂状态，获得永久性生命力，成为21世纪的主导价值观之一，就必须在自己的基本原则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既融会平等追求，又高于自由主义的更健康、更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换言之，儒学必须在和自由主义的对话过程中，找到其核心价值的社会科学实现形式。选择“贤能政治”作为为本次论坛的议题，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这种考虑。

“2016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发布，构成本次论坛的重要背景。其中，“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召开，‘本土化’渐成人文研究之主流倾向”居于首位，“贝淡宁《贤能政治》出版，政治治理的中国模式再引全球热议”则与论坛主题直接相关。安徽大学哲学系王国良教授认为，观察热点发布之后学术界对于不同条目的关注程度与相关反应，可以帮助学者反思并调整自己的研究规划。《中华读书报》社编辑王洪波则指出：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希望这个评选能够反映学界的变动，为后人的学术史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论坛由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加拿大籍学者贝淡宁教授的主题发言“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拉开帷幕。贝淡宁教授从“国家的规模”，“国家的历史背景”，“三十年来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选拔、提拔领导的有效机制”，“实证调查表明多数中国人更认同贤能而非西方式民主政治”，“用一人一票的制度来选拔高层领导可能会破坏贤能政治的优点”，“贤能政治比刚性的社会制度更能适应快速变化的当今社会”等角度，论述“贤能政治”才是比较适合中国的好的政治标准。随后，四位主题发言者——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高全喜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方朝晖教授、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任剑涛教授、山東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黄玉顺教授分别就“达到理想的贤能政治的一系列前提和约束条件”，“贤能政治究竟是一种政治体制抑或只是选拔领导人的一种模式”，“中国古代政治是否就是贤能政治”，“历史积淀说如何面对现在和未来的新经验”，“贤能政治能否以及如何避免通向极权”，“贝淡宁‘贤能政治’中的概念矛盾”等问题展开了深度切磋。

在接下来的四场专题讨论中，学者们分别就“儒法之争”、“政统与治统”、“治人与治法”、“责任政治的宗教性维度”、“儒家权力观”、“儒家的‘象贤’之说”、“现代‘乡贤’的可能性”、“人伦与制度”、“贤能政治与个体自治”等论题各抒己见。

《文史哲》杂志副主编刘京希教授在学术总结中认为，本次论坛大致达成了以下三点共识：其一，贤能政治在本质上属于发展政治学范畴，而不是一般政治学范畴；其二，贤能政治更多的是一种治术，与民主政治并非出于同样一个位阶，二者一为政道，一为治道，并不严格对等；其三，贤能政治必须以法治和宪制为立足的基础，没有这一基础，贤能政治必将走向其反面。[责任编辑扬眉]

作者：邹晓东

政治自由研究论文 篇2：

从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的发展看待有限政府

【摘 要】本文以西方政治自由主义发展史为线索，通过对三个阶段代表人物主要思想以及内在逻辑的阐述，分析不同时期自由主义理念影响下的政府职能与定位转变，从而提供一些对推进当前政府改革的有益思考。

【关键词】自由主义；主要思想；政府改革

本文对自由主义的发展分三个阶段进行论述，第一阶段为17世纪自由主义制度的确立以及相伴随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以洛克为代表；第二阶段是18至19世纪，自由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对它的理论进行修正和证明，以密尔为代表，第三阶段是将自由主义建立在正义原则基础上的综合，即协调多元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政治自由主义，以罗尔斯的思想为代表。

一、洛克的自由理念和最小政府

洛克认为，人是生而自由的，他在《政府论》下篇中首先论述了人的自然状态。这种自然状态的最大特征是人与人的生而平等。即不处在人们的意志或立法权之下，只以自然法作为行动的准则。同时，它是一种平等状态，即“一切权利和管辖权都是相互的，没有一个人享有比别人多的权利”。

由于人们的权利是平等的，为了避免自身的权利受损害，对于侵犯个体权利的行为必将予以裁决和惩罚。自然法实现的前提就是人类通过理性行使对于不合法则行为的裁判权。但裁判权掌握在个体手中，因此在人类不具有绝对理性的情况下，因为偏私而导致的不公正是可以预见的，这样自然状态下的自由便无法得以实现。因此，洛克又提出了社会自由与政府自由的概念。其中，社会自由即除经人们同意在国家内所建立的立法权以外，不受其他任何立法权的支配；除立法机关根据对它的委托所制定的法律以外，不受任何规则的约束。而政府之下的人的自由，应为长期有效的行为准则，由社会的立法机关所确定并要求社会一切成员共同遵守。

由此看出，洛克理解的自由是有限度的自由，为了避免人性的偏私，民众通过合意推举出强大的公权力联合体，以政府或国家形式出现，来保证自然状态下自由的维持。而维系的手段即是法律。因此在他的理论中，法律是人民处于保护以财产权为代表的自身权利目的而产生的契约，政府作为契约遵守的另一方，其成立的目的即使用共同体的力量来为公众利益服务，从而使其自然状态下天赋人自由的平衡不被打破。在人们通过契约的形式完成从自然自由状态向社会自由状态的过度时，所达成的社会契约只是人们在追求自我利益实现时做出的自主选择。

在此逻辑基础上，公民与政府之间是契约关系，政府的产生是为了解决自然状态下的困难，政府的公权力的合法性根源于自然状态下民众处于保护自身的权利让度。然而，人民让度的只是对其行为本身的裁判权等部分权利，从而保持一个有外在权力维护的自然状态。如财产权等基本权利则不可让度。因此政府的任何行为，都不得以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为代价。那么政府的权力运用必有一定的界限，越出了界限的后果便是导致政府解体。可见，作为一方主体的人民与作为另一方主体的公权力者是平等的契约委托关系，这就导致了政府不应当对契约规定的公民除基本权利进行干预。从这一深层次进行理解，政府承担着“守夜人”的角色，它的权力只是在保护人民免于暴力、偷盗和强行履行契约的范围内，因为其只需要保证自然状态的稳定即可；超过了这一界限，比如主张功能较多的福利政府，就并不在正义与合法的范围内，因为政府的任何再分配行为都有可能造成群体中一些人权利的丧失，侵犯了某些公民的基本权利。从而其自然状态将被打破，契约的目的也无法达到。因此，他所认为的国家是最小意义上的国家，也是干预管理最少的政府。

二、密尔的功利主义视角下的积极政府

密尔的政治自由理论是对古典自由理论的改造。他继承以洛克代表的政治自由中一些原则，却明确反对洛克思想中以自然法为准绳下人与国家的对立地位。不同于洛克将社会定义为个体对抗国家（政府）的壁垒，密尔将社会的性质定义为个人性质的总和，尽管依然是以个体集合的方式独立于国家，但社会作为一个形成的存在，已经具备了自身的特点。在这一角度看，“社会”这一概念被具象化了，它的价值与个体价值是相互作用的：个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价值是无数个体价值的集合，个人的自由发展也有利于增进社会的整体福利。

同时，密尔的自由理论建立在了功利主义的基本训令之上并对其进行了一定的创新。他有别于强调边沁的功利主义体系中个人功利的突出地位，而是明确了“行为上是非标准的幸福并不是行为者一己之幸福，乃是一切与这行为有关人的幸福。”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是个人的价值不能够有损于社会价值，个人的道德也应处于社会道德之下。通过“群体权界”理论的提出，他明确了个人自由应有必要的限制，以维护社会的利益。充分体现了社会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因此，政府存在的目的就不仅仅是维护其与个体之间的“契约”关系，而是很大程度上转向了对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注。

基于上述两条逻辑，“社会利益”的明确提出与优先定位使得密尔对政府的功能解读以及其政治自由思想独具特色。他一方面继承古典自由主义中个人自由，政府放任与资本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引入社会领域的价值，创造性的提出了相对个人自由和有限政府干预的思想。他认为政府不应当只具有消极的工具性价值，而应当负起积极的责任，即政府既要出于对个人自由的尊重在小范围内履行职权，又要出于保证社会价值实现的目的，为人民增加福利并提供更多的机会与保障。

然而政府干预必须要有节制，否则必然伤害到个人的自由。这一界限基于这一原则：政府应参与管理那些个人没有能力或由于没有报酬而不能或不愿做的，某些有利于社会利益的事。从政府定位上来看，密尔的自由主义是自由放任理论和政府干预理论的折中结合，他既划定了政府职能界限，又明确了政府积极功能实现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密尔对于有限政府的解读中，政府若要实现社会价值，在最大限度保障个人自由的同时使得社会福利同步增长，就应当对那些具有极强公益性的事务进行有限的管辖。

三、罗尔斯正义理论下的多元主义政府

罗尔斯是在自由与平等的关系中把握自由的。在《正义论》中，罗尔斯把原初状态下的人理解为“只关心自己利益的有理性的人”。

罗尔斯主要关注的是社会基本结构的规范如何确定人自由的问题，是人的自由如何在社会结构中实现的问题。自由是生活于一定社会基本结构中的人的基本权利，它受到社会制度的保障和调整。由于人的能力结构可以分为道德能力和自然天赋能力等不同部分，因此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总要根据人们的道德能力确定和调整人们的基本自由，并对人们的自然能力的社会分配进行适当的调节，因此“自由是社会形式的某种样式”。

罗尔斯认为，社会结构是规范性的社会行为方式，是权利和义务、利益和负担的分配框架和模式。只有在社会结构中，在人们的合作体系中才能以制度化的方式确定人的自由权利和义务。罗尔斯说，他所涉及的权利和自由是“那些由基本结构的公开规范确定的权利和自由。一个人是否自由是由社会主要制度确立的权利和义务决定的”。

社会最不利者达到的基本善的指标，是衡量他们是否拥有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的标准。罗尔斯强调，要公平地分配教育方面的资源，使每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平等机会，都得到起码的培养、训练和发展他们自身能力的机会。尤其要重视那些天赋较差和社会出身较不利者的受教育问题，对他们应给予一定的倾斜。人们在教育上的机会平等，对于人格的全面和谐发展，对于提高人的参政议政能力，保证所有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生活、影响社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在一些人处于贫困、无知和缺乏基本物质手段的条件下，他们是无法行使基本的自由权利的，

罗尔斯意识到，如果没有差别原则对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加以限制，当财富的不平等超过一定限度时，这些制度就处于危险中，政治自由也将于失去它的价值，代议制政府就要流于形式。由于正义的第一原则赋予各种基本自由以一种独特的、优先的地位，正义的第二原则维护确保人的基本自由的物质基础，所以罗尔斯认为，正义的两个原则为自由提供了最有力的论据。罗尔斯不赞同“自由至上主义”的观点，认为要以公民基本自由的平等性为基点，用差别原则对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加以限制，使个人自由谋求自身利益的活动与他人同时获利相结合，使自由与平等相结合。

罗尔斯提出，所谓自由就是这个或那个人（或一些人）自由地（或不自由地）免除这种或那种限制（或一组限制）而这样做（或不这样做）。当个人摆脱某些限制而做（或不做）某事，并同时受到保护而免受其他人的侵犯时，我们就可以说他们是自由地做或不做某事。在人的各种自由中，基本自由是应该优先满足的自由。罗尔斯提出，有两种确定基本自由的方式。一种方式是进行历史的考察，概括各民主国家的宪法，考察宪法所保护的自由及其良好宪法对自由的作用。那些受到宪法保护的自由，即为基本的自由；另一种方式是进行理论分析，阐明对于道德人格能力在整个生活中的充分发展和充分实践来说，哪些自由才是根本性的社会条件。

衡量一种自由是否基本自由，就要以它对人的道德能力发展和所具有的重要性而定。通过历史的和理论的考察，罗尔斯提出，公民的基本自由大致包括政治上的自由（选举和被选举担任公职的权利）及言论和集会自由；良心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个人的自由和保障个人财产的权利；依法不受任意逮捕和剥夺财产的自由。

由于现代社会实行代议制的制度，只有少部分人主要从事政治活动，政治自由即参政和从事公职对多数人来说已相对不那么重要了，政治生活不再是多数人生活的中心，政治参与等公共生活价值不再是多数人的关注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现代社会政治自由只是无足轻重的手段，在现代政治自由仍然是基本的自由。因为，政治自由是其他基本自由的重要制度性保障；政治自由能够提高人的能力，增强人的自我价值感和道德感。

参考文献：

[1]约翰·洛克.政府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约翰·密尔.论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陈厚丞（1988—），男，安徽宿州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硕士，研究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

作者：陈厚丞

政治自由研究论文 篇3：

情感何以影响社会稳定

摘 要：稳定是国家追求的最重要目标之一，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治理的前提。当代西方著名伦理学家玛莎·纳斯鲍姆在政治自由主义的立场上通过情感这一独特的视角来探讨社会稳定问题。她对情感的思考超越了自由主义忽视情感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罗尔斯留下的道德心理学空缺。通过对情感精致的哲学思考，她认为情感作为价值判断，能把抽象的政治原则具体化，从而激发人们认同政治原则。情感应与政治原则一起，在维系社会稳定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国家治理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 情感；社会稳定；政治认同

国家治理的首要目标是维护社会稳定。稳定才能谈发展。然而，在维护社会稳定中，我们往往会作理性与情感的二分，着重强调理性的作用，而忽略情感的重要意义。有人甚至会认为情感是非理性的，是比理性低一等的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方式。情感是不可靠的，只有理性才可靠。而美国著名伦理学家玛莎·纳斯鲍姆认为我们不必一定要作出理性与情感的二分，情感就是认知性的。情感能把抽象的政治原则具体化、形象化，在维护社会制度、凝聚社会力量方面有重要的作用。情感何以影响社会稳定？纳斯鲍姆试图解答这一问题。她的政治情感论独树一帜，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维护社会稳定、治理国家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政治情感的视角：超越自由主义传统

纳斯鲍姆是自由主义的一员。早在2001年，她就出版过一本谈论情感的专著《思想的波浪——情感的智力》。在这本著作中，她对情感进行了精致的哲学分析，认为情感是评价性判断，在政治、道德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地阐述情感在政治哲学中的作用，纳斯鲍姆在2013年出版了新著《政治情感：为什么爱对正义很重要》，专门探讨在公共领域中培育维护社会稳定的情感。然而，在自由主义传统中，像纳斯鲍姆这样关注情感作用的自由主义者并不多见，我们可以从自由主义者的传统论述中窥见一斑。

自由主义开山鼻祖洛克开启了自由主义不重视情感的传统。自由主义不重视情感的传统始于洛克。在他看来，政府培养某种特定的情感会有损自由主义的自由和自治原则。政府应该把有限的力量放在保护人们的财产和政治权利上，而不是放在对人们情感的关注上。但洛克也认识到，在他所处的时代，宗教的不宽容对社会产生了很多不良的影响，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互相仇视，甚至采取过激行动，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因此，在后期思想中，他也提倡宗教宽容，尊重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仁慈和平等地对待不同宗教的成员。但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宽容的自然属性，也没有提出政府应如何解决宗教不宽容的问题，而是把培养宽容情感的任务留给了个人和宗教，把解决宗教不宽容的希望留给了民间。总的来说，洛克不重视情感对社会的作用，他关注的焦点还是自由原则的实现。

自由主义大将卢梭肯定情感对政治的作用，但方法强硬，最终难以取得成效。卢梭对政治情感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对公民宗教的阐述中。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分析了三种宗教：人类的宗教、公民的宗教和不允许人又是信徒又是公民的宗教。在人类的宗教中，他认为，人们不在乎现世生活，过于僵化，没有情感，无法形成一个有力的整体。“更有甚的是，它远不能使公民全心全意依附于国家，反而使公民脱离国家，正如他们脱离尘世间的一切事物那样。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加违反社会精神的了。”[1]因而，人类宗教不是最佳选择。不允许人又是信徒又是公民的宗教又太过极端，根本不值得一提。而公民宗教能激起公民的利他动机，使公民勇于承担责任，热爱法律和正义，维护社会稳定。公民宗教很好地利用了情感的作用，激发了公民对国家的忠诚。因此，公民宗教是社会的最好选择。在如何实现公民的宗教的问题上，卢梭认为，国家不但要惩罚伤害别人的人，还要采取流放和罚现金的方式来惩罚不一致的信念和言论。卢梭不惜伤害自由主义原则，采用了强制的方式。所以，尽管卢梭肯定了情感的作用，但后世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他的想法过于偏执和专政。因此，不太重视卢梭关于政治情感的论述。

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康德通过“根本恶”来探讨情感对政治的影响，有一定的创新性，但强调不足。康德认为“根本恶”是人把道德法则作为准则时颠倒了次序，把自爱作为法则，从而形成了恶的意念。自爱使人产生了妒忌、愤怒等不良的情感，对他人进行压迫和侵犯，影响了人与人的关系。 “根本恶”引发的不良情感是现代社会对他人人权的侵害和大规模的残害活动的原因之一。因此，这些不良情感影响了社会稳定。康德认为扬弃“根本恶”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努力：第一，个人选择摒弃根本恶。他把“根本恶”和人的自由、责任联系起来，人有摒弃根本恶的自由选择。康德认为个人的选择是摒弃根本恶的最初动力。第二，依靠“伦理共同体”的努力，改变社会环境。伦理共同体通过制定好的制度，营造好的社会环境，来改变个人的根本恶。第三，通过宗教和道德教育，转变人的思维和确立良好的品格。理性宗教可以教人平等，扬恶从善。道德教育可以教人弃恶从善。可见，康德从人性出发，以情感的角度来探讨社会问题，这是新颖的观点。但在他庞大的理论当中，他对政治情感的论述还是非常少的。

当代自由主义的中兴者罗尔斯强调对抽象政治原则的情感，但无法唤起人们的真实情感，实效不佳。罗尔斯强调要在自由主义中为道德心理学留下空间，所以，他在早期的研究中对情感有过精彩论述。罗尔斯对情感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认为情感是由认知、判断组成的。这与认知主义情感派的观点是一致的。认知主义是他情感论的基调。二是研究情感从家庭情感到社会情感的演变过程。即，一种情感如何从家庭扩展到社会，由家庭情感演化为社会情感，成为引导社会正义的情感。三是关注人们对政治原则的情感。他认为政治原则是在原初状态下，由理性行动者在重叠共识的基础上产生的抽象原则。所以，政治原则是最稳定和最可靠的。人们对这些原则的爱才能维护社会的真正稳定。关注人们对政治原则的爱是罗尔斯对情感论述的突出亮点。但他要面对的难题是人们如何能对抽象的原则产生情感。要知道，根据情感的唤起原理，除非有象征物等具体的事物作为中介，否则人们不会轻易地对抽象的事物产生情感。

由此可见，自由主义传统对政治情感的分析存在两种情况：一是不太重视情感作用的，认为情感是宗教等民间团体处理的问题，如洛克、康德。二是认识到情感的重要作用，但处理不好，如卢梭、罗尔斯。传统自由主义学者要么忽视了情感的作用，要么方法太强硬，没能让情感发挥应有的作用。究其原因，最根本的还是因为自由主义者担心政府培养某种情感，会有悖于自由、平等、自治的原则，超出了政府的权力。如何弥补自由主义对情感维度研究的不足，填补罗尔斯所说的“理性道德心理”的空白？纳斯鲍姆为此做出了努力。她对政治情感的思考就着眼于情感如何维护好的社会制度（自由主义社会制度）的稳定。她的目标就是要比洛克和康德做得更多，比卢梭和罗尔斯做得更好，使更热情的“自由主义”成为可能。

政治情感的力量：维护社会稳定

要论述情感对政治稳定的作用，纳斯鲍姆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人的情感是可以培养的吗？或者说人的情感是天生的，还是可以经过后天培养的。如果情感仅仅是人的生理特征，不能通过后天改变，那我们对情感就无能为力，只能让其自由发展，谈不上培养和干预。如果情感是可以经过后天改变的，那我们就可以培养好的情感，消除不好的情感。所以，为了论证情感的作用，纳斯鲍姆首先要给情感搭建一个厚实的理论基础。

纳斯鲍姆认为情感是评价性判断。情感是认知的，是一种对外物价值的评估，即外物是否有价值和价值的大小。这种评估暗示着外物在“我”的生活中有重要的作用。她的情感理论包含以下三个基本点：第一，情感是意向性的。意向性是指情感指向某个对象，与某个对象是相关的。即情感不是凭空产生的，总是因某物或某人之故。当然，对象可能是情感主体意识到的，也可能他（她）没有意识到的。总之，情感不是纯粹的生理反应，生理反应不是情感的必要组成部分，它指向某个对象。可以说，意向性的有无是认知主义情感论与非认知主义情感论的重要区别。第二，产生情感的充要条件是评价性判断。如上所述，评价性判断是指对事物是否有价值和价值大小的判断。纳斯鲍姆认为，评价性判断是情感产生的充要条件。只要行为者做出了关于某种情感的评价性判断，就必然会产生此种情感。如，纳斯鲍姆认为同情的充要条件有三个，分别是有重大的不好的事情发生（困境尺度判断）、受难者不应受到这样的苦难（不应得判断）和影响到同情者整体幸福（幸福论判断）。只要满足这三个评价性判断，人就能产生同情，无需其它非认知因素（如感觉）参与。评价性判断是情感产生的充要条件，也是纳斯鲍姆的情感论与其它认知主义情感论的最大区别。其它认知主义情感论倾向于承认情感的发生有感觉因素。第三，情感是与幸福论相关的。这是指情感的产生与个人的好生活有关系。即情感是主体以“自我”的观点看世界，以“我”的关注圈为标准，在关注圈内的事物才能引起相应的情感。正如纳斯鲍姆所概括的“情感是从个人的目标和计划来看世界的，我认为事物有价值是因为事物对我生活得好有意义。”[2]48情感与个人的幸福相关是纳斯鲍姆情感论最大的创新点。可以看出，她的情感论旨在指出情感对人生活的重要性，其理论要点在于：情感是认知的，是评价性判断。对情感的承认就是对人的需要的承认，对人不能自足的承认，对人脆弱性和有限性的承认。她提请我们要注意对情感进行批判性思考，要考察情感背后所包含的评价性判断。至此，纳斯鲍姆为论述情感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情感是认知的，是可以被培养的。

界定了情感是认知的，纳斯鲍姆把目光转向了政治领域，探讨情感对政治稳定的影响。亦即回答：情感如何维护好的社会制度和好的政治原则？纳斯鲍姆回答这个问题的主要进路是：首先，她区分了情感的作用范围和属性，为准确论述情感对社会稳定的作用打下基础。纳斯鲍姆按情感的作用范围，把情感区分为公共情感和非公共情感，界定了情感的作用范围。公共情感是与政治、公共利益、国家目标相关的情感，如同情、恶心。“一些公共情感，有时非常强烈，对国家目标的实现有重大的影响。它们能增加目标追求的活力和深度，但也能脱离目标，引起或加强分离、等级、忽视和愚蠢。”[2]2非公共情感只与个人相关，一般不涉及公共利益，如母爱。纳斯鲍姆指出讨论情感对政治的影响是在公共情感的范围，与纯粹个人的情感无关。她还根据情感的属性，进一步区分了好情感和坏情感。情感的好坏是以对社会影响的好坏来区分的。好情感是能推动社会整体目标实现；坏情感对社会整体目标有破坏作用。其次，她分析了好情感对社会稳定的作用机制。好情感有两种作用方式，分别是：第一，好情感扩大个人关注圈。好情感是个人从自私、自爱过渡到利他的桥梁。它能使个人关注到自身之外的更多人，认同更普遍的善，以此来反对分裂、阶级和暴力。好情感通过此种方式使人同心协力，产生团结社会的力量。第二，好情感具有维系力、推动力和防御力。情感的维系力体现在人们对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原则的维护。人们对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原则会产生爱，这种爱能维护制度的存在，使人拥护政治原则。情感的推动力体现在情感为政治目标的实现提供动力。好的政治情感能使政治目标充满活力，推动国家长远利益的实现。而这些有价值的利益往往需要某些社会成员做出牺牲，好的政治情感则能实现这一点。情感的防御力则是通过好情感对坏情感的抑制来实现的。情感具有两面性，因此好情感的产生能抑制坏情感的出现。再次，她指出坏情感的标准是缩小个人的关注圈，产生分离，破坏社会团结。纳斯鲍姆主要分析了三种不好的情感——害怕、妒忌和羞耻。害怕是动物界普遍具有的原始情感，它能使人有效地保护自我，但它也使人的关注圈变窄，只关心与自己相关的人和物，无法关注到“我”之外的他人、他物。害怕还会妖魔化某些群体，造成我与他人隔阂。妒忌是一种痛苦的情感，把自己的不好处境与他人的优越处境进行比较，着眼于别人的好运或长处。妒忌虽然能使人努力达到目标，但这个目标通常仅限个人，不是社会目标。且妒忌会使人对他人产生怨恨，不利于公平竞争，有害于社会整体目标的实现。而羞耻是指对自己不能表现出一些令人满意的特点而感到痛苦。羞耻与人的自尊相连，不能接受自身的一些特点，认为这些特点是不好的。羞耻会把人划分为不同的群体，并加以区别对待，不利于人与人之间的团结。总的来说，这三种情感的共同点是分割了自我和他人，把自我与他人划分为不同的团体，破坏了社会的团结。分清不同的坏情感把我们引向何处和它们攻击的方向，是我们维护社会稳定的努力方向。当然，在分析坏情感时，纳斯鲍姆多次提醒我们：要辩证地看待这些情感，因为这些情感都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正面作用，比如害怕能使我们注意到危险，妒忌能促进个人努力，羞耻能激励人取得更好成就。只是这些正面作用主要是针对个人的成长来说的，而不是针对社会整体利益。所以，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情感在不同方面的作用。由此可见，纳斯鲍姆通过区分情感的作用范围和属性来研究具体情感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她特别关注情感在处理自我与他人关系中的作用，以此来提醒我们要重视培养好情感和防御坏情感，为创造一个体面的正义社会提供保证。

既然情感对社会稳定有如此重要的作用，那我们应该培养什么样的情感和如何培养情感呢？这是纳斯鲍姆想要回答的核心问题。纳斯鲍姆认为，我们要培养的好情感是 “充满爱的同情”。同情和爱都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也都能促进社会的价值和目标的实现。这种“充满爱的同情”更是公民与好的政治原则之间的媒介。而羞耻、恶心、妒忌、害怕等情感则会破坏社会的稳定，应该被摈弃。如何培养“充满爱的同情”，纳斯鲍姆提出了两个努力方向：一是在公民行为动机上努力，政府直接作用于公民的心理（如通过国家庆典活动）；另一是在制度上努力，政府通过设计内含情感价值的制度间接地影响公民（如设计体现公平的税收制度）。她认为这两个努力方向是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而纳斯鲍姆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前者。所以，她要解决的问题就细化为：政府应如何培养公民 “充满爱的同情”。政府要培养 “充满爱的同情”就是要把公民对抽象政治制度和政治原则的情感具体化。政府要从人文和艺术入手，着重培养公民的想象力。为此，她提出了四种具体化的方法：第一，通过代表某种情感倾向的象征物来培养情感，如纪念碑、公园、街头雕塑。纳斯鲍姆在《政治情感》一书中举了芝加哥千年公园的例子。在公园中，王冠喷泉（Crawn Fountain）屏幕通过播放不断变换的面孔来培养包容的情感，达到多元对话的目的。第二，通过公共行动来唤起情感，如公共讨论、公共庆典、公共运动，达到统一认训。第三，通过文化产品来传递情感，如电影、歌曲、照片等。第四，通过公共教育来塑造情感。这四个方法的着力点在于营造一种情感氛围，通过氛围来唤起情感。当然，除了这四种方法，纳斯鲍姆还提到了领导人的修辞、幽默、喜剧等也能培养公民的情感。总而言之，纳斯鲍姆想要通过培养公民对象征物的情感来达到对政治制度和政治原则这些抽象物的情感，把抽象的东西可视化。她认为最重要的是要通过具体的象征物来激起人的激动感觉，而不是通过人的理性抽象能力来培养对政治制度和政治原则的情感。

简言之，纳斯鲍姆吸收了情感认知主义的观点，通过论证情感是认知的，是评价性判断，来得出情感是可以改变、可以培养的。而在政治领域中，政治情感通过扩大自我关注的范围，来打通利己与利他的通道，实现了社会团结。纳斯鲍姆从情感的性质、作用机制到培养层层递进表达了一个自由主义者对情感的关注。

政治情感的意义：补充理论与对话原则

纳斯鲍姆政治情感论最大的意义是从情感的视角补充了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为更“热情”的自由主义提供了参考。在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特别是在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中，探讨理性对政治稳定的作用是研究的重点。纳斯鲍姆也不例外，同样强调理性的作用。她的突出点是通过高扬情感的作用来弘扬理性。她认为情感与理性不是二分的，情感也是认知的、理性的，只是比其它理性更为敏感。情感能根据具体情况和一般化的伦理规则，确定情境中最重要的因素。情感能在维护政治稳定中起着其它理性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让人们真正地从内心上认同理性原则和社会价值。纳斯鲍姆提醒我们重视情感在政治稳定中的作用，不要认为情感是极权主义特有的方式，自由主义也可以更具激情。她的政治情感论吸取了当代认知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关于情感的新理论，分析了同情、爱、恶心、害怕、羞耻等情感的本质，揭示了人的早期成长经历对情感的影响，剖析了情感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此外，她还引用了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泰戈尔的人类宗教、纽约的中央公园等材料。她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作出了让人信服的分析。她的政治情感论为自由主义的“理性道德心理”提供了参考，填补了规范理性主义的理论缺憾，也为推进情感研究提供了方向。可以看出，纳斯鲍姆是站在启蒙的立场上来谈情感，以此来捍卫理性的作用。她的政治情感论是对康德、罗尔斯等自由主义者理论的修正与补充。

纳斯鲍姆政治情感论的意义还在于没有偏向情感或政治原则的任何一方，而是强调情感与政治原则的对话。在政治领域，我们很容易陷入一种极端，要么强调情感，要么强调理性。情感与理性是二元对立的。纳斯鲍姆提醒我们要注意这一极端。她认为没有必要作情感与理性的二分，情感与政治原则的良好状态是二者的对话而不是对立。政治原则起着基础性的规定作用，情感把政治原则具体化、特殊化。情感是公民认同政治原则的中介，使人从内心上真正接受政治原则。情感与政治原则的对话能防止情感滑向极权主义的狂热，也能防止走向“不热情” 的自由主义政治原则。 正所谓“情感给予抽象承诺以力量，抽象承诺修正情感的过度和偏倚。”[3]情感与政治原则的对话才是政治生活的最佳状态。

纳斯鲍姆的政治情感论虽然是在捍卫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提出来的，但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国家治理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些意义体现在：第一，纳斯鲍姆为维护社会稳定提出了新的思考角度——情感对稳定的影响。中国古代思想也不泛对政治与情感的描述，但相比于纳斯鲍姆的分析，我们这些描述偏向于宏观层面。我们比较少从哲学、心理学的角度系统、细致地思考情感对政治的作用，也较少去探究每一种情感背后所包含的价值观念与价值判断。纳斯鲍姆恰恰以对情感的哲学分析入手，综合了情感的认知因素、个人情感发展来分析具体情感，借鉴了神经生理学、心理学的最近成果，从政治情感的角度来展开系统讨论。这种对情感细致的、系统的分析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这个探讨政治稳定的新角度也是值得我们深入的。第二，纳斯鲍姆提出的政治情感的培养方法对我们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启发作用。纳斯鲍姆在《政治情感》一书中探讨的重要问题是如何使公民认同好的政治原则和价值。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抽象的价值，如何能得到公民从内心上的认同？纳斯鲍姆提出把抽象的原则具体化、特殊化的方法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当然，她所提出的具体培养方法，如上述的注重建筑物的情感作用等，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第三，纳斯鲍姆的政治情感论提醒我们要注重儿童政治情感的培育。纳斯鲍姆通过借鉴神经生理学、精神分析理论的最新成果，追溯了个体政治情感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发现个体的成长经历对形成什么样的政治情感有重要的影响。如在个体的成长中，对自恋处理不当会发展成为对自身脆弱性、动物性的否定，进而产生羞耻感。纳斯鲍姆借鉴心理学的最新成果向我们说明政治情感的培养要关注儿童的情感培养。儿童情感培养是政治情感培养的开端。

当然，纳斯鲍姆的政治情感理论也受到了质疑。质疑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有学者质疑纳斯鲍姆政治情感培养途径陈旧，质疑戏剧等培养方式的可行性。这些学者认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早已改变，很少有人去看戏剧，而更多地是看电视、听流行歌曲等[4]。有学者质疑她的政治情感理论没有涉及情感的哲学治疗。现在的人存在多样的情感困惑，如现代人常见的焦虑、抑郁等，但纳斯鲍姆的政治情感论缺少对个人层面的哲学关注[4]。还有学者认为她对某些情感的分析也还值得商榷，如怎样划分好情感和坏情感等[5]。虽然纳斯鲍姆的政治情感论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但她为我们思考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也为我们带来了更多关于情感的哲学思考。

参考文献：

[1]〔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175-176.

[2]Martha C. Nussbaum.Political emotions： why love matters for justice[M].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

[3]Martha C. Nussbaum.Reply to the papers[J]. Phenom Cogn Sci， 2014（13）：659-670.

[4]Jules Evans.Book Review： Political Emotions： Why Love Matters for Justice [EB/OL].[2013-12-11].http：//blogs.lse.ac.uk /lsereviewof books/2013/12/11/book-review-political-emotions-why-love-matters-f orjustice/.

[5]Rick Anthony Furtak.Martha C. Nussbaum’s Political Emotions. [J].Phenom Cogn Sci，2014（13）：643-650.

责任编辑：翟 祎

作者：邓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