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自由主义论文

摘要：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经济和政治学思潮，它反对国家和政府对经济的不必要干预，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它提倡市场经济，即政府只对经济起调节以及规定市场活动框架条件的作用。新自由主义曾在中国大行其道，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本文浅析了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可以使我们更好的认识新自由主義。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经济的自由主义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经济的自由主义论文 篇1：

近代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及其对当下中国的启示

摘 要：在近代中国，对市场经济的疏离甚至排斥、对经济自由的忽视，可以说是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重要特色。虽然晚清严复、梁启超等人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曾一度流行于世，但最终这种昙花一现的思想还是被淹没在计划经济、统制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浪潮中。近代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从最初倡导自由竞争的发声，到后来倒向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之变调的曲折历程，从根本上是由中国近代的经济环境所决定的，也与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界以及外部环境等种种情况有关。虽然经济自由的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土壤中未能开花结果，但对当下的中国却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近代中国；经济自由主义；启示

一、近代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的普遍缺席

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对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类型有不同的划分。有学者以问题领域为视角，区分近代自由主义为政治自由主义、文化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为便利起见，本文所使用的经济自由主义范畴是一个宽泛的、相对的观念集合。凡是主张绝对自由放任的，或是在非自由主义经济思潮高涨时期倾向私有、民营或市场调节的观点、理论或学说，都可以归于其中）三个方面。经济自由本应是自由主义的重要议题与核心要求，作为自由主义发源地的西方一开始就特别强调经济自由，许多西方自由主义者如斯密、哈耶克等均以经济自由为其自由思想的核心。然而在近代的中国，除了严复、梁启超等人对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做了较为充分的介绍并身体力行地倡导之外，后来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对经济自由的议题都保持一定的距离，仿佛那是一株带刺的玫瑰，纵然芬芳美丽，却生怕自己受到皮刺的伤害而颇显疏离，他们反倒对与经济自由主义大相径庭的统制经济、社会主义等津津乐道、趋之若鹜，着实让人为之扼腕。

近代中国的经济自由与西方原版的自由主义话语体系相比不仅是“变调”了，而且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刘军宁在梳理自由主义传统时曾指出：“近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唯理主义、科学主义、平均主义的成分和排斥自由市场经济的特征，其中的重要表现就是对经济自由主义的系统的忽略。在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谱系中，经济自由主义始终未曾获得与之重要性相称的一席之地。”[1]就连自由主义的热情推崇者胡适在谈及计划经济模式时也认为其可圈可点。因此，对市场经济的疏离甚至排斥、对经济自由的忽视，可以说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重要特色。

二、荒芜中的绿茵——严复、梁启超等人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

坦言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传统存在排斥市场经济的现象，并非是说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完全没有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子。实际情况是，最初的西方自由主义的推崇者——以严复、梁启超为首的一批学者，他们都对政府干预的经济模式嗤之以鼻，而对自由市场青睐有加，这便是近代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的雏形。

有学者认为严复提倡经济自由的思想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体现，即政策层面的期待：从“政令烦苛”到“听民自谋”；制度层面的寻求：从无所限制到“定之以公约”等。其实，严复在1902年就翻译出版的《原富》（即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是他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体现。通过对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研究分析，再加之以中国的实际情况，严复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主张。他极其赞成斯密追求物质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经济活动的“经济人”的理论假定，并以此为据，严厉抨击了传统厚义薄利、耻于言利的义利观，高调地为那种谋求自身利益的正当性辩护，这种见解在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显得十分别具一格。“除严复之外，儒学中不言利的倾向几乎在中国所有的自由主义者身上概莫能外地表现出来。从而除严复之外还没有其他人更能够配称得上是一位古典自由主义者。”[2]不仅如此，严复还明确表达了反对政府干预、追求自由放任的观点。他认为能够官办的，其范围应只限制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事以民为之而费，以官为之则廉”；“所利于群者大，而民以顾私而莫为”；“民不知合群而群力犹弱，非在上者为之先导，则相顾趑趄。”[3]其他的，他则表示能够商办的尽量商办，为经济释放更大的自由，谋得最大的利益。可以说，严复当真是近代中国经济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无独有偶，梁启超在20世纪初也受斯密的影响而大力倡导经济自由主义。他也不约而同地指出：“百年以来，自由竞争（Freecompetition）一语，几为生计学家之金科玉律，故于国际之通商，自由也；于国内之交易，自由也；于生产、制造、贩卖种种营业，自由也；劳力以自由而勤动，资本家以自由而放资，上自政府，下及民间，凡一切生计政策，罔不出于自由。斯密氏所谓供求相济，任物自己，而二者常趋于平。此实自由竞争根本之理论也。”[4]

严复、梁启超等主张借鉴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以解决中国社会的经济问题，这在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发展史上显得独树一帜，因为当时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言必谈政治自由，但一涉及经济自由却几乎万马齐喑，即使有人偶尔谈及也总是偏向于以计划、统制、均富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当然，“自由经济”的思想也不至于完全销声匿迹。在干预主义、统制经济、社会主义等与经济自由主义对立的主张在社会上蔚然成风时，“自由经济”仍如涓涓细流般潜滋暗长[5]。胡先啸先生在1947年还专门撰文以肯定“自由经济”，他说：“自由经济固有其必然之恶果，但其优点亦不能抹杀。在人类尚未能进至完全大公无我之前，吾人如欲改造国家民族之经济，一方面固须防止自由经济之流弊，一方面又须鼓励人民对于经济之创造性，而不过于妨害其经济活动之自由。”[6]中国民主同盟的政纲也提出了“力求计划经济与自由经济相配合”，“两者兼顾，取其长而去其短”的经济主张，为经济自由的发展提供了一席之地[7]。

三、经济自由主义普遍缺失的原因分析

近代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从最初倡导自由竞争的发声，到后来倒向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之变调的曲折历程，从根本上是由中国近代的经济环境所决定的，也与中国社会文化、中国思想界以及外部环境等种种情况有关。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近代中国的经济自由思想没有普遍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中国不具有那种经济环境。众所周知，囿于中国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加之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使得资本主义在近代的中国无法充分地发展，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洋务运动带来了西方的资本主义，但中国的民营经济始终无法冲破外资挤压与国内官僚垄断的双重压力，再加上烽火不断、社会不稳，最终使得自由资本主义只能在夹缝中苟延残喘，甚至奄奄一息。在这种恶劣的社会环境下，谈自由竞争与放任主义，更如天方夜谭、遥不可及。“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再加上近代中国以文人为主的自由主义者自身知识结构等方面的欠缺，使他们对经济问题难有兴趣，而只能将自由主义落实到政治与文化层面。”[8]

当然，除了这一根本原因外，还有一些具体的原因。

首先，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西方资本主义暴露了一系列弊端，包括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利益集团之间相互掠夺导致战争以及畸形的资本主义发展等。对于这一现象，严复也加以严厉的痛斥。他在《原强》中淋漓尽致地指出：“垄断既兴，则民贫富贵贱之相悬滋益远矣夫贫富不均如此，是以国财虽雄而民风不竞，作奸犯科、流离颠沛之民，乃与贫困相若，而于是均贫富之党兴，毁君臣之议起矣。”[3] 时间推移到20世纪初，过度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导致的贫富悬殊、“兼并盛行”等现象也同样引起了梁启超的注意，并使之在自由放任主义与干涉主义之间举棋不定。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弊端暴露无遗，使得一些之前看好资本主义的中国人产生了质疑与困惑，一些自由主义者也逐渐弃自由主义而向社会主义靠拢。祸不单行，发生在1929—1933年的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促使人们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加以反省，并不断向统制经济与“新自由主义”倒戈。

其次，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以来都重农抑商，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更是重义轻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传统根深蒂固，而注重集体荣誉与利益的社会主义思想则有充分的本土思想支持。这一困境使得近代自由主义者在中国社会宣扬经济自由思想的首要任务就是努力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意志自由的根源。严复首当其冲地指出，中国匮乏“政界自由”，但并不缺乏争取意志自由、道德自由的仁人志士。胡适也说：“从老子、孔子打开了自由思想的风气，两千多年的思想史、宗教史，时时有争自由的先锋。”[9]但中国长期以往形成的“罕言利”“均贫富”以及“重集体”的文化传统始终与自由主义难以相融，更有争锋相对的趋势。

四、经济自由思想对当下中国的启示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中的经济自由思想虽然未能在当时的中国大放光彩，但对当下的中国却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关于经济自由的含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概括起来有以下两点：一方面，经济自由意味着应当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的作用。但经济自由不是没有边际的放任自由，政府还是要发挥市场监管的作用，其主要的职责就是为促进经济自由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并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和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另一方面，自主选择的经济权利是经济自由的重要表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逐步形成了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思想理念并付诸实践，这既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正确选择，也顺应了人民对经济自由的企盼与意愿。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一直是在探索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过程中进行的，总的走向是政府逐渐由改革前无所不包的“全能政府”转变成为不断让利放权、自主限权的服务型政府，市场的作用不断增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正从“基础性”走向“决定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提出政府不要直接参与市场行为，既不要“越位”，也不要“缺位”，要主动“简政放权”。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自由有了更快、更大力度的发展。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例。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在获得自主经营之前往往要经过层层审批，某些不必要的审批不仅降低了效率，也是腐败发生的温床。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不断简政放权，下放的权力不计其数，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为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各级地方政府也以权力“减法”换活力“加法”，充分释放改革红利，不断增强发展动力。

自主选择的经济权利为社会生活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中国改革开放前的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数量极少，经济活动几乎全部由政府计划控制，严重抑制了社会活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创业激情井喷似的爆发。据全国工商联在2014年2月28日举办的“2014中国民营经济大家谈”活动中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中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达到1 253.9万户，私营企业注册资金39.3万亿元，户均注册资金达313.5万元；个体工商户达也达到4 436.3万户，2013年中国民营经济贡献的GDP总量超过60%[10]。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给予的个人自由与社会活力将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进步。

参考文献：

[1] 刘军宁.自由主义的先声（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前言[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

[2] 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302.

[3] 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24-724.

[4]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9：35.

[5] 黄岭峻.中国现代“自由经济”思想钩沉[J].武汉大学学报，2005，（4）.

[6] 胡先啸.经济之改造[J].观察，1947，（20）.

[7]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8] 俞祖华，等.放任与干预：近代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声与变调[J].河北学刊，2008，（2）.

[9] 胡适全集：第22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735.

[10] 数字中国[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03-01.[责任编辑 刘娇娇]

作者：许丽

经济的自由主义论文 篇2：

浅析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摘 要：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经济和政治学思潮，它反对国家和政府对经济的不必要干预，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它提倡市场经济，即政府只对经济起调节以及规定市场活动框架条件的作用。新自由主义曾在中国大行其道，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本文浅析了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可以使我们更好的认识新自由主義。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中国经济；市场经济

一、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内容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经济和政治学思潮，它反对国家和政府对经济的不必要干预，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但不同于经典自由主义，它提倡社会市场经济，即政府只对经济起调节以及规定市场活动框架条件的作用。在国际政策上，强调开放国际市场，支持全球性的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新自由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环境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认为这会妨碍个人自由。

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有：它认为自由选择是经济和政治活动最基本的原则。应当自由地拥有私人财产，自由地交易、消费和自由地就业。认为市场的自我调节是分配资源的最优越和最完善的机制，集中决策体制下不可能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因为政府不可能有充分的信息做出明智的决策，所以通过市场进行自由竞争，是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和实现充分就业的惟一途径。

新自由主义者还认为应该由国家来计划经济、调节分配，破坏了经济自由，消灭了“经济人”的积极性，降低了生产效率，只有让市场自发行为才会产生最好的结果。因此，只要有可能，私人经济活动都应该取代公共行为，政府不要过多干预，他们认为私有化是保证市场机制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私人企业是最有效率的企业，要求对现有公共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

二、中国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的观点

目前，中国理论界与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的讨论颇为激烈，分歧也很大。

（一）极力鼓吹新自由主义理论

目前许多学者不顾我国的基本国情，在我国狂热鼓吹全面私有化，贸易自由化，自由市场化等新自由主义理论，大肆吹捧和推销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政策主张，传播新自由主义观点的，在我国理论界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二）全面否定新自由主义理论

有的学者则对于新自由主义持坚决否定态度，认为它不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不应该在中国传播，同时坚决反对我国借鉴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认为它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些学者大部分是受苏联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对中国政治经济学有着根深蒂固的思想。

（三）客观介绍新自由主义理论

还有些学者通过深入研究国际政治学和西方经济学对新自由主义理论持客观的态度，但他们只是将新自由主义的学术理论和政策主张引入中国，并没有深入考察新自由主义本质及其代表者的政治倾向等内容，因此虽然客观，但是很片面。

（四）批判地吸收和借鉴新自由主义理论中合理的内容

我国还有一批对新自由主义本着科学的态度的学者在分析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主张中正确的一面的同时，也揭示了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本质，他们通过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理性分析和科学研究，为我国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理论依据，同时通过利用新自由主义理论中的合理的内容，为我国改革开放提供智力支持。

我国当前学术界和理论界，持第四种观点的人数相对较多，影响也比较大，说明大部分人对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已经有了正确的认识，但是对于其他三种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态度我们也要认真对待，要继续钻研总结，寻找适合我们自身发展的理论，决不能让新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论占误导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道路。

三、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经济的积极影响

（一）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效建立

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的积极影响，最主要的影响之一，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领导人借鉴了新自由理论中“发挥市场主导性”的理论。通过不断的探索实践，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且创造性的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把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调控结合，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性作用。从而我国经济取得重大进步，生产力得到解放，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初步成功。而后，我们学者和政府官员也逐渐意识到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不在于是否要计划经济，而在于该怎么计划，怎么计划才能促进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以及国家的干预如何把握好一个度。

（二）灵活的货币和财政政策

我国借鉴了新自由主义中关于现代货币学派的部分理论，新自由主义者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主张压缩政府开支，提高政府效率，实现国民经济的增长，但是，我们也不完全认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观点，我国政府结合实际情况，在不同时期实行不同的货币政策，并且把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结合起来，控制了宏观经济总量，保证了我国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

（三）政府职能的转换

面对我国的政府机构过于繁琐，行政人员过度增长的状况，我们借鉴了新自由主义关于转换和优化政府职能的理念，精简政府机构的理论。最近几年，我国政府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减少了不必要的开支，提高了效率，提升了政府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通过政府机构改革，建立起了在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高效、廉洁的政府。其次，我国借鉴了新自由主义关于放松政府管制的理念。我国提出了建立“有限政府”的政府改革目标，通过放松对有关国计民生经济领域的政府管制，既做到有限政府又做到有效政府，服务型政府。再次，我国借鉴了新自由主义关于加强法制和使政府行为纳入法制轨道的观点。我国在改革中结合我国实际，不断完善制度法规，配套政策规定，进一步减少了对经济领域的行政审批和简化了行政审批程序，逐渐进入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有完善的法律保障的法治时代。

四、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消极影响

在借鉴和吸收新自由主义理论中适合我国的合理理论的同时，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缺陷和不足。我们要看清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它强调市场化和自由化，主张私有化，认为市场机制是唯一能够高效率调节经济活动的一种自发机制，忽视了市场本身在调节经济活动时的缺陷。

（一）国企改革出现的问题

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一直是我国比较突出的问题，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私有化理论的影响下，20世纪末，我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以深化我国国企改革为名，陷入了只要卖掉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误区，而将部分国有企业引入私有化的歧途，造成国企改革中的很大的难题。所幸的是，近几年我国政府及时调整政策，认真对待国企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事实证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等公有制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正是国有企业的经济发展支撑着我国的国民经济增长总量。因此，我国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决不能出售国有产权搞私有化，我国的社会部制度决定了国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应保持绝对主体的地位。

（二）严重依赖外资

新自由主义极力鼓吹全球一体化，我国为了加快跟上全球化步伐，为了在全球制造业中分的一席之地，采取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政策，这直接导致了国外资本和港、澳、台资本纷纷涌入中国大陆。外商直接投资成为我国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然而，相对于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我国民族本土企业受到了一些政策上的限制；因此，民族本土企业在和外资企业竞争时，民族企业的竞争力不够，同时抵抗市场危机的力量也相当脆弱。如果未来有一天，外国投资者减少或撤走投资，离开中国，中国的外资投资率将直线下降，GDP增长率也将随之下降。有学者非常担忧地指出，我国现行的对国外资本的优惠政策在不断吸引外资进入中国的同时，也使中国国内企业的生存面临危机，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国内企业陷入了与外资企业直接竞争的局面，其激烈程度将是难以想象的。如果将来再不调整内外有别的优惠政策，中国企业将明显处于劣勢，国内企业的发展将更加困难。长此以往，国内企业的发展将难以为继。

（三）国内贫富差距日益拉大

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新自由主义激进派极力向我国推荐进行市场全面自由化改革路线。而市场是不讲人情的，它会使强者越强，弱者越弱。自由的市场虽然能够促进商品的交换和迅速积累起财富，但它却不能公平地分配财富，这样就极可能导致两极分化。而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贫富两极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条件，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正常的现象。另外，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之初，一些国家干部借着国家改制、企业转轨的机会，非法占有国有资产，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加剧了贫富差距与两极分化，我国目前的改革也正在极力解决这个问题，不断的出台政府政策来提高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通过一系列的社会福利政策来减少贫富差距问题。

（四）失业人口猛增

在吸收借鉴了新自由主义的部分理论后，我国开启了国企改革的大幕，在国有企业实施产权改革之前，国企被硬性要求落实下岗指标，但与此同时却没有制定明确的下岗分流指导原则和操作方案，下岗即失业，失业无法再就业，一时间造成了大量员工下岗，再加上有些国企领导人，无视法律法规，无视党纪国法，滥用权力，大幅裁减职工，使就业和再就业压力越来越沉重，失业人口愈来愈多。据统计数据显示，自1998年国企改革至今，全国共帮助2000多万国企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但每年新增下岗职工超过了实际再就业的人数。再就业率逐年降低，如此庞大的失业人口和贫困人口，国家若不采取有力的措施予以缓解，很可能引发广泛而尖锐的社会问题。

四、结束语

我们要承认，新自由主义思想中的一些理论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和吸纳的，比如说关于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手段，政府应减少干预提高效率以及尊重保护个人的自由发展等观点；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是为发达国家服务的，它的目的是在全球推广市场经济和扩张全球自由化进程的工具。它片面的强调绝对的市场化和自由化，极力主张私有化，这既不适应我国的社会经济体制，也不适合我国当前的国情。（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 黎映桃：《论新自由主义对当代中国的影响》，《财经理论与实践》第26卷第138期，2005年11月。

[2] 潘帅：《浅析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黑龙江对外经贸》2010年第11期

[3] 王超：中国新自由主义思潮评析[D].南昌：南昌航空大学，2008.

[4] 刘世衡.新自由主义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影响[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5

[5] 黄秋霞.新自由主义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06.

[6] 郭萌萌.新自由主义与保守自由主义国家观比较研究及其启示[D].济南：山东大学，2013

作者：马挺

经济的自由主义论文 篇3：

福利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的争论

摘 要：以福利经济学为视角，考察不同经济层面上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在福利实现途径上的争论，最后得出结论：二者在福利的实现方式上并不是完全矛盾的，在不同的经济活动层面，福利的实现方式应当采取不同的主张。

关键词：福利经济学；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干预主义

自由主义坚持自由竞争，不赞成政府干预个人福利的实现，而干预主义坚持政府干预，认为国家应当为个人提供生活保障，增加个人福利。二者的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在二者的争论中，是否能够找到共识？经济活动的层面从上到下依次可以划分为个体经济、联盟经济、壟断经济和公共经济。本文将以福利经济学为视角，考察不同经济层面上，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在福利实现途径上的争论。

一、个体经济活动层面

在个体经济活动层面上，市场是买者和卖者相互作用并共同决定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以及交易数量的机制，在市场中的买者和卖者，或者说，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独立的个体，根据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决定自我的经济活动行为。与此相对应的是与独立个体相关的福利，包括个人的生存是否有保障，贫困程度，生活需求是否能得到满足。

1.干预主义的福利实现方式。在个体经济活动层面上，为实现个人福利，干預主义主张政府管制，英国早在1601年颁布的《伊丽莎白济贫法》中，就规定通过征收济贫税，给无力谋生的人发放救济，并负责组织失业的成年人从事劳动，安排孤儿当学徒等。

2.自由主义的福利实现方式。自由主义主张个体在市场上进行自由竞争。自由主义先驱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提出，由于“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使得人们在追逐个人利益的同时实现了社会经济福利的最大化，因此促进社会福利是私人的事情，与政府和社会无关。政府的作用主要是保护国家、保护个人和进行公共建设及相关费用之处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经济学家萨伊认为贫困与懒惰有关，是由于个人不努力的结果，不应该由社会负责，自由放任、自由调节、自由竞争能使个人得到最大满足。

3.二者争论的焦点。对个人的福利的实现，干预主义认为应由国家负责，提供工作机会和救济，保障个人的生存与发展，而自由主义认为，应当任由个人自由发展，个人能够也应该对自身福利完全负责。

二、联盟经济活动层面

两个或以上独立个体因共同利益通过正式契约建立的组织，例如厂商联盟、行业协会等，通过这种组织来进行经济活动，是联盟经济活动。它是个体活动的一种放大形式，通过联盟的形式，个体活动有了一定的保障。

1.干预主义的福利实现方式。凯恩斯主张政府承担社会福利责任，对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实行社会救济，发展社会保障事业，可以对私人企业增加订货、发放贷款，以促进充分就业。实行高额累进税，以此缩小分配差距，提高社会消费倾向，增加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萨缪尔森认为，生产和交换的最有效条件是实现最大福利的必要条件，而合理分配是实现最大福利的充分条件，他赞同凯恩斯的观点，主张政府通过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以及财政补贴等方式实现对贫困人口的税收转移支付。

2.自由主义的福利实现方式。20世纪初新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代表马歇尔把贫困问题归因于劳动市场，认为缺乏技能和谈判力量的工人只会得到较低的工资，这导致穷人的健康和教育水平无法提高，并具有代际延续性。因此，主张限制非技术工人的家庭规模和建立累进税制度，但不主张设立最低工资保障和工会。

3.二者争论的焦点。在这一经济层面上，干预主义主张通过税收收入对穷人实施补贴，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施社会保障，救助生活贫困的人群。而经济自由主义仍然坚持自由的市场经济，但是也认识到，穷人处于弱势地位，政府应通过为穷人提供健康和教育等保障，提升穷人获得财富的能力。

三、垄断经济活动层面

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引起垄断。当垄断代替自由竞争而在经济生活中占了统治地位，垄断的出现减弱了竞争的程度，使竞争的作用下降，使得资源的配置缺乏效率。

1.干预主义的福利实现方式。20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提出了“国家社会主义”思想，认为国家干预的范围不仅包括分配领域，还应包括生产领域，主张通过税赋消灭财富不均，实行免费医疗和老年抚恤金，提出进行失业救济和工资评议等一系列“合理的健全的社会政策”，倡导发展公用事业，对一些企业进行直接的管制，以便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调和起来，使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得以实现。

2.自由主义的福利实现方式。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坚持由市场自发调节经济，认为在稳定的条件下，市场能够通过自发调节实现充分就业。但庇古也认为，政府应当干预劳动力在不同行业不同职业间的流动，设立最低工资标准，保障工资公平，长期雇佣，解决劳资纠纷，以提高工人的福利。对于事关全局的产业，如铁路、电力、自来水等实行国有化，通过限制垄断、保护竞争来增加国民收入总量，从而增进经济福利。

3.二者争论的焦点。由于垄断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及其危害，使得市场机制无法正常发挥作用，因此，干预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主张对其实施政府干预，但前者认为政府应当全面干预国家经济，包括生产领域和分配领域，而后者认为政府干预应当仅限于存在垄断的行业和关系经济命脉的产业，但在其他领域，仍然应该保持自由竞争。

四、公共经济活动层面

公共经济活动是由个体厂商发展到国家公共部门企业来进行经济活动，提供公共物品（大到维护国家主权和法律秩序，小到路灯、门牌）、克服经济垄断与自然垄断、解决经济外部性（包括保护生态环境）、调节收入分配、通过需求管理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与充分就业。

1.干预主义的福利实现方式。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琼·罗宾逊夫人，她主张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定程度的国有化，对失业者进行政府培训，以促进其再就业；主张实行高额累进税收制、遗产税制、赠与税制来调节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以增加全社会的福利。

2.自由主义的福利实现方式。“新自由主义旗手”哈耶克倡导不损害自由的平等，对于福利国家持批评态度，他认为福利国家具有短视和低效的倾向，对个人自由构成了威胁。因此，政府提供保障的方式要尽可能地符合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政府的非强制性、尽可能少的收入再分配。弗里德曼与哈耶克的观点一致，他认为政府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福利国家而采取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干预了个人的自由，主张削减社会保障计划，代之以负所得税。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者阿马蒂亚·森提出以“能力”中心观取代幸福的效用观，他认为，人均收入的增加并不必然会导致社会福利的增加，政府应提供优良的教育机会及医疗保健制度，而非增加个人收入。

3.二者争论的焦点。在这一经济活动层面，二者都认同政府提供社会保障，争论的焦点在再分配问题上。干预主义主张通过收入再分配增加社会福利，而自由主义则反对收入再分配，反对福利国家，主张个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自由发展。

五、结论

通过对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在不同经济层面福利实现方式的考察得知，虽然二者之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关注的是不同经济活动层面的福利，因此福利的实现方式，也是有层次的。

在个体活动层面上，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及个体能动性，国家应该尽可能少地干预，这样更有利于个人发挥其才能，并承擔相应的社会责任。在這一经济层面上，自由主义的观点占据主要地位；在联盟经济活动层面，自由竞争依然是经济发展的有效机制，政府依然可以较少地干预，以保证经济的活力，促进经济增长；在垄断经济层面，由于垄断势力过于强大，有碍于经济的发展，因此国家应当适度干预。而在这一层面，干预主义的观点更有说服力；在公共经济活动层面，经济活动的主体就是政府，这一层面的经济活动主要体现为政府职能，因此在这一层面上，政府干预是必须，也是必要的。干预主义在这一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与自由主义学派不同，干预主义关注初次分配中的弱势群体，主张通过再分配；而自由主义学派重视宏观福利，社会福利最大化，基于市场机制与宏观目标的实现，接受政府适度干预，但不赞成收入再分配。伴随着经济活动从个体经济到公共经济层面的上升，干预主义的作用逐渐提升，关注的焦点也从提供个人的救济发展到为增进社会福利提供各方面的社会保障，而自由主义的作用在逐渐下降，关注的焦点从宏观福利到强调个人的自由发展。

综上，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在福利的实现方式上并不是完全矛盾的，在不同的经济活动层面，福利的实现方式应当采取不同的主张，在个体经济层面，应当采取自由主义的实现方式，干预过多容易束缚个人的自由发展，导致个人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在联盟经济层面，可以适度加入干预主义的主张，在垄断经济层面，则要以干预主义为主，避免垄断的弊端；在公共经济活动层面，自由主义会导致极端社会贫富分化。因此，应当采取干预主义的方式，并充分发挥二者的政策优势，实现社会福利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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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bate of Economic Liberalism and State Interventionism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Welfare Economics

MA Yun-chao

（Schoo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065，China）

Key words：welfare economics；eonomic liberalism；state interventionism

作者：马云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