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与效率辩论会

公平与效率辩论会（精选8篇）

篇1：公平与效率辩论会

各位老师，同学，对方辩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与同学一起探讨效率与公平的问题。

我们可以把辩题简化一下（市场经济下公平与效率谁更重要），首先，我们从逻辑上分析一下‚重于‛的含义。逻辑学告诉我们‚重要性‛是不可量化的，不存在‚重要系数‛这样的东西。另一方面，直接比较其大小是不可能也是不可行的。然而，逻辑学也为我们提供了两种比较方法：1‚冲突比较法‛即看看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应舍谁取谁，然而，冲突比较法也有其局限性，故而有第2种方法：‚有无分析法‛即先将前者降为0，后者保持不变；再将后者降为0，前者保持不变。之后，在两种情况间作‚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比较。

明确了逻辑的思路，我们就可以展开对问题的分析了。人类社会行为分为伦理、政治、经济三个领域，其评判标准分别为道德标准、法律标准、经济标准。从‚有无分析法‛我们可以知道无论是没有道德的伦理行为，还是没有法律的政治行为，都不是人们可以接受的。唯一会引起争议的就是人的经济行为了，可我们要说，在经济领域尤其要重视公平。经济学中早有定论：公平或效率的优先地位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的公平重于效率或效率重于公平。所以我们今天的讨论不能脱离‚在市场经济下‛这一前提。举例而言，我们讲‚雪中送炭‛而不讲‚雪中送扇‛并不是因为‚炭重于扇‛而是因为仅就‚雪中‛这一前提而言，炭的确比扇更应受到重视。

市场经济本质决定了市场经济本身对效率有着自发的且无节制的追求，不加以控制就会为祸天下，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那种以贫穷在面上漫延以换得财富在点上积聚的作法，以及那一次次肆虐一时的经济危机，无不告诉我们不加控制市场经济只能是一只吞噬人类文明的洪荒怪兽。

打个比方讲，一个已启动的市场经济仿佛就像一个已激发的核反应堆，只有控制才能使它由为祸变为造福。而《经济学》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其控制只能靠司法女神手中的正义与公平。有人说：‚对效率无止境的要求就像市场经济的四肢，从它出生那一天起就与其不可分割。‛那么，‚市场经济‛这个孩子它缺什么呢？是四肢吗？不是！他缺的是大脑，是思想，是精神，是公平与正义的精神。最后，我想引用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爱德华米德对效率的解释：‚所谓有效也就是说让资源的使用达到以这样一种状态，任何一个要使自己的处境更佳必须以其它人处境更差为前提。‛我想问对方一辩同学，您对这句话是如何理解的呢？

1….老板对每一个员工都因该要公平平等的看待，做到赏罚分明，这样一来，做事做得多的就多拿钱，做得少的少拿钱！员工们的工作态度会改变，工作效率也会相对的提高！

2…富士康在文化里提出了‚爱心、信心、决心‛，但很多曾在富士康任职的员工则表示，自己对于‚信心、决心‛体会很深，但对‚爱心‛却感觉不够。相比于同类制造企业，富士康的确能确保员工三餐、员工的雇主责任险等，但由于决策层都为台湾人，他们对于中国大陆的文化缺乏深层理解，存在信仰层面的高度缺失，使公司行为一切以事为标准、以结果为导向，造就了高效率、高绩效，员工们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几乎全用在了流水线上，也同样因为缺少信仰与精神层面的建设而造成人文沙漠。

3…咱们国家的发展，过去一直都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种政策使我们国家确实发展的很快，但是也使得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发展到现在，对公平的只是‚兼顾‛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高房价，比如廉洁问题等等。对公平的不够重视是不是已经开始在阻碍效率的提升了呢？感觉我们已经处在了拉弗曲线的下降端，所以国家要把公平放到和效率同等重要的地步。

4…秦朝的灭亡是一个典型例子。秦的集权很有效率，法也严苛，结果陈胜吴广觉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起而反秦，导致秦二世而亡。

5…汉景帝时，晁错建议削藩，效率倒是很高，结果激起了‚七国之乱‛；相反，汉武帝用主父偃‚推恩‛之策，效率说不上高，但几代之后，诸侯就弱小得不足以对抗中央。

6…过于注重效率造成决策轻率鲁莽，员工工作量过大，最终耗尽人力。企业无情削减员工，并要求剩余员工提高产出，只会导致错误率上升，实际降低了人均生产力。

7…工作效率高不一定是好的，比如规定一个班组1天生产100个齿轮，而作业者擅自减少作业中和动作中的浪费，做了120个齿轮，这就是‘表面效率’。这种效率看起来是提高了，是好事，但是其实这是表面现象，由于有关方面的需求是100个，因而多生产出来的20个就是浪费。

8…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企业一旦提前或超额完成计划，就要敲锣打鼓的去上级部门报喜。但是由于计划本身不反映市场的需求，再加上超计划完成任务，结果使大量的产品积压在商业部门卖不出去，最后只得由财政部门来补贴损失。因此对于提前或超额完成这种计划的这种‘高’效率，不能简单的认为一定是好事。

9…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和日本因为战争被破坏而急需恢复经济，他们对美元和美国的产品需求量都很大，这就使美国企业的市场前景非常看好，正所谓‘不怕卖不出去，就怕生产不出来’。这时企业的效率似乎的月高越好，提高企业效率就成了当务之急，大家都拼命超额生产，用不着考虑市场问题。所以追求高效率的泰罗制适应了当时企业发展的需要，但是随着欧洲和日本的崛起，美国企业的市场前景逐渐不太妙，于是管理的重点开始转变。这说明了提高效率不一定是好事。

篇2：公平与效率辩论会

今天我方的辩题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公平问题受到人们乃至中央高层的重视。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注重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论断。随后，胡锦涛同志在一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关于提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的专题讲话中，把公平正义列为社会之一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及“公平”达20多处，并明确强调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这就明确彰显了公平正义的执政新蓝图。任何一个走向成熟的现代社会，无不把社会公正放到核心的地位，而不仅仅是一个“兼顾”的位置。为此,我们应当重新审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开宗明义，让我们先明确几个概念。何为公平？其实，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公平的理解是有区别的。就当今社会而言，这里指的公平，应该有两个层面，一个机会公平，二是分配公平。机会公平要发展机会要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分配公平则是要求对经济发展的结果有一个合理的分配。何为效率？效率的含义一般是在经济学意义上被使用的，它通常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生产效率，具体指单位时间内投入与产出的比值;二是指经济效率，也称配置效率，具体指现有生产资源与它们所提供的人类满足之间的对比程度。今天我们判断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的标准是哪一者更能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

下面我方将从三个方面来论述我方观点。

首先：“以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更有利于国家大力维护和促进民生的发展。“公平正义是比太阳还光辉的事业”(温家宝总理语)。温家宝同志在2008年3 月18 日答中外记者问时也明确指出: “公平正义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如果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职，那么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在此背景下，改善和保障民生就是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就是保证人类绵延的价值观念得到较好地传承和发展。今天来看，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事实上严重地损害了社会公平。如我们今天随处可见的严重悬殊的贫富差距，就在讲述着效率优先所带来的危害。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是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这显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未能被社会各阶层共享，绝大部分聚集在少数人手里。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披露，内地最富裕的10% 的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 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财政部官员曾透露，银行60% 的存款掌握在10%的存户手里。这些都显示出中国贫富不均的严重程度。统计局的报告并预言，贫富差距在未来十年还将进一步扩大。今天出现的民生不遂现象就是这种原则横行的直接后果。

第二：以“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更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建设的基本要素中，人的要素是第一位的，人的积极性引发的创造力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人的积极性从何而来?就其合法性和持久性而言，人的积极性只能来源于社会的公平机制。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就此提出了公平理论，人们对自己在工作中所做出的努力与所得到的报酬进行比较，并将自己的投入产出与他人的投入产出做比较，以此来评估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这种公平心态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它构成了劳动者的重要精神激励资源。由此可知，当公平处于优先位置，能大大调动人们的积极因素，产生正向的积极作用，促进经济的发展。从另一方面来看，改革开放之初，基于中国落后的经济发展现实，我们提出了“效率优先”原则，这一原则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是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明显感觉到中国社会发展出现了新的问题：“三农”问题、贫困问题、就业问题、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发展问题、腐败问题以及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等，都是严重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不和谐因素。要解决以上这些问题，“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提法势在必行。

第三：公共政策应立足于“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从一般理性的角度看，“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是公共政策的基本取向.首先，就历史发展的逻辑看，公平是效率的前提和保证，效率只是公平的产物。其次，就价值关系的角度看，公平实际上是人的一种“原始信念”，它作为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评价尺度，直接就是人与人关系的存在;而效率虽然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但是效率的提高最终是为了人自身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效率只是发展的手段，它表现为一种“物性”，但是这种“物性”实际上反映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或者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以效率首先是作为物或人—物的关系而存在。换言之，在价值领域中，公平本身直接获得了价值性，是人的现实目的性追求，而效率仍然要通过人这一主体才能获得价值性。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公平是优先于效率的。由此可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作为以“维护社会秩序，增进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更应该以它为基本的构建原则.从具体实践的角度看，“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是公共政策的内在要求.首先，就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对经济的影响来看，“公平优先”的政策导向有利于经济进一步增长，“兼顾公平”的政策导向势必制约经济的发展。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看，当代中国公平问题的症结在十缺乏公平，无论是生产领域的起点公平、程序公平，还是分配领域的结果公平、社会公平。我们认为要弥补这些诸多的不公平，根本的途径在十政府的公共政策。

因此，“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这一原则，在构建和谐稳定社会中起这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我方不否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近几十年来起到的重要作用。但作为经济大国今天，无论从民生，从经济，从政治来看，都不如公平优先来得有利。

篇3：正确认识公平与效率

(一) 报告对效率和公平阐述的主要内容

报告有六个地方提到效率和公平, 总体上是三层含义。

一是明确了效率和公平的地位。报告指出效率和公平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要正确处理的事关全局的重大核心内容之一,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四大特征中的两个, 是主流价值四大内涵的两大内涵。地位的论述是全新论述, 凸显效率和公平的极端重要性。

二是追求效率、公平的路径。追求效率路径是上不封顶, 增强创造财富和创新进步动力。追求公平的路径是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权利公平, 加强社会领域基础性制度建设;让个人所得和能力相适应, 增强社会阶层良性流动。

三是效率和公平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报告分别将两者的关系从上和下角度加以论述, 并从效率为先、公平为本的角度加以论述。从这两个角度论述是全新的方法, 是动态方法。从这两个角度论述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体现了和谐统一的思想。

(二) 本报告对效率和公平论述重要意义

1. 有利于坚定不移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效率和公平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 其隐含命题是当前社会问题, 不是市场经济引起的, 尤其是收入差距的扩大, 也不能归结到追求效率的头上。实际上, 当前的问题恰恰是市场经济不完善, 尤其是法律不完善, 民主不健全带来的, 是改革不到位, 贪污腐败, 二元经济结构以及市场经济竞争导致失败引起的。鉴此, 必须完善市场经济制度, 完善民主法治, 保障人民权利, 清除腐败。而不是开历史倒车, 追求低效率的公平, 走计划经济的老路。历史已经证明, 开历史倒车是死路, 回归传统体制是歧路, 坚持市场化改革是出路。

2. 有利于理直气壮地追求效率。

从上下的角度论述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体现真正坚持市场经济法则, 适应中国国情。追求效率是市场经济天然本质, 没有了效率或者低效率都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 也极大损害了追求财富创造和创新的积极性, 无论是从近期还是远期都不利于中国的发展。对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包括处在面临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广东, 发展生产力仍是所有问题的关键, 通过提高效率, 推动发展是永远不会过时。否则, 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将是最大不公平, 成为历史的罪人。

3. 有利于正确应对社会转型时期的矛盾。

篇4：效率与公平

效率指资源投入和生产产出的比率。人类任何活动都离不开效率问题,人作为智慧动物,其一切活动都是有目的的,是为了实现既定的目标。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有的人投入少,但实现的目的多,即我们所说的事半功倍,而有的人投入很大,但实现的目的少,或者实现不了其目标,即我们所说的事倍功半,前者是高效率,后者是低效率。所以效率就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的产出与投入之比值,或者叫效益与成本之比值,如果比值大,效率就高,也就是效率与产出或者收益的大小成正比,而与成本或投入成反比例,也就是说,如果想提高效率,必须降低成本投入,提高效益或产出。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收入分配政策,其中一条提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于这条具有指导意义的收入分配政策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更关系到能否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顺利推进。面对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有不少人,甚至是政策的执行者对这一政策的理解却存在明显的偏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公平就是平等,主张公平就是取消贫富差距,尽可能实现平等;第二,主要是现在的地方政策执行者,面对“效率优先”的分配原则,追求眼前利益,过分强调效率的地位,忽视了对公平的兼顾,结果得到的要么是短时效率(小效率),牺牲的却是长时效率(大效率)、要么是局部效率(小效率),损失的却是全局效率(大效率)。第三,面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有人认为效率和公平是矛盾的对立面,是不能兼容的。换句话说,就是“坚持效率优先”,必定以牺牲公平为代价;坚持“兼顾公平”,必然或损失效率。

一、公平不同于平等

从分配方式的角度,以平等和公平为标尺可以将社会形态划分为4种类型。它们分别是既平等又公平的社会;平等但不公平的社会;不平等但公平的社会和既不平等又不公平的社会。马克思等所设想的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可能是既平等又公平的。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其结果是平等但不公平。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的阶段性目标)追求的是建立一个分配制度上不平等但相对公平的社会。然而,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的某一阶段或某一范围事实上出现了分配制度上的既不平等又不公平。现在的中国收入分配上的不公平造成收入差距的拉大已经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一大社会问题。

显然,公平不同于平等,更不同于平均。虽然公平与平等都属于价值观的范畴,有一部分内容是交叉的,如机会的平等、条件的平等都属于公平的范围,但公平与平等属于不同的价值观。简单地讲,平等注重的是结果,而公平不仅注重结果而且更注重过程。

现实社会也不乏说明公平与平等不同的具体例子。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形式上实行的是按劳分配,通过奖勤罚懒来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但实际上却搞的是“大锅饭”、“平均主义”,其实质却坚持的是平等但不公平的分配原则。这种分配原则坚持的结果是,严重扭曲了市场机制的激励作用,极大地损伤了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影响了他们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造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长期停滞,人们的收入虽然相对平均却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这种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分配模式只能带来效率的低下、物质的匮乏和人们的贫困,我们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绝对不能再走“平均主义”的老路。

二、片面追求效率的代价

由于改革开放以前的实践中,我国对于效率与公平的两个侧面,实际上偏重的是公平(确切地讲是平等或平均)而不是效率,分配政策基本上属于平等或平均,稍顾效率的模式,造成了长期的生产力发展停滞。现在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对传统分配政策造成了巨大冲击,可以说是对过去一直处于压制状态的生产力的巨大释放,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各种劳动、资本、知识、技术和管理等要素竞相汇聚,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这些都是积极的,是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改善的,应当继续给予以鼓励并加以肯定。然而,事情往往并不是那么简单,历史刚刚从一种极端中跳出时,又有一部分人跳到事物的另一端。具体到我国的一些地方、一些人在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时,过分强调效率的作用,企图短时间就把“蛋糕”做大,完全忽视了公平。所以,具体实施政策的结果造成了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平,也更造成了居民收入差距的迅速拉大(收入的明显不平等)。事实上,目前我国大多数对贫富悬殊的不满并不是贯彻“效率优先”原则而引起的收入不平等,而是对过于强调效率原则、忽视公平原则引起的收入不平等。

三、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一个有效率的社会,其资源配置、管理体制、运作机制应该是合理的、公正的;同样,一个公正的社会,其资源一定能得到合理的配置,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公平的实现,社会的公平也有助于效率的提高。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效率与公平没有能够很好地协调起来,相反,矛盾突出。追求公平,效率就打折扣;追求效率,公平便有失公允。其结果,必将影响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事实上,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上是可以统一的,虽然二者在一定程度存在不同步现象。按照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规律的客观要求来评判收入分配制度及分配结果,公平与效率之间在本质和主流上不存在此消彼长、二者择一的冲突关系,而是体现出互动互补的统一关系。

一方面,效率决定着公平的实现。社会上存在着弱势群体,对这些弱势群体,出于人道主义关怀,政府应当兼顾公平,通过种种措施,如向高收入者征收个人所得税,把这部分资金转移给弱势群体,如发放失业救济金,帮助下岗职工再就业,帮助失学儿童重返课堂。只有这样,才能使这部分人得到应有的帮助,以获得应有的教育机会和参加职位竞争的机会,挖掘这部分人的潜力,避免人力资源的浪费,提高效率。

公平促进效率,有利于效率的实现,效率为公平的实现提供了物质基础,二者是一致的。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要使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参与竞争,平等的劳动就业机会,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始竞争,而个人的分配、收入要与个人所投入的努力达到一种比例上的动态平衡——多劳多得。反对那种小生产者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平等观,提倡多劳多得,国家在实施政策时要以效率为先,以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最终目标,但要兼顾公平,国家通过各种办法,用政策加以调节,倾斜于弱势群体,给其以平等的机会参与竞争,参与国家的经济建设。以提高经济效率,总之,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既不能只强调效率忽视了公平,也不能因为公平而不要效率。应该寻求一个公平与效率的最佳契合点,实现效率,促进公平。中国广大老百姓对收入差距的不满来自于不切实际的追求效率,忽视公平带来收入的极度不平等,而不是因为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带来收入差距。在此以前,已经有学者就收入差距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民众对收入差距的不满绝大多数来自于“分配不公”,而不是“分配不等”。

第二,将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解释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有些偏差。本人以为效率和公平是内在统一的,是都必须要坚持的;而效率与平等是对立的,不能同时兼顾的。所以不能将其解释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如果要解释,也应该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并兼顾公平,再分配注重平等。

(作者单位:吉林省卫生厅)

篇5：公平、效率与就业

正确认识公正、效率与就业的关系，对于制定合理的分配政策、端正在就业问题上的指导思想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http:///帮您找

文章]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中，公平就是社会公平，它主要是指社会财富占有的平等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效率就是劳动效率，即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社会公平即社会财富占有的平等和收入分配的公平，又可归结为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仅就劳动平等而言，它实际上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任何人的收入都只能主要来自劳动，只能以自己的劳动同另一种劳动相交换，从而获取消费品，不能无偿地占有他人的劳动，人们在获得收入的方式上是平等的。二是每个劳动者有平等地参加劳动的权利。而劳动平等与报酬平等，最终又可归结为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只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就能体现现阶段的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从而体现社会公平。

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中，社会公平与劳动效率的关系就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与劳动效率的关系。这两者的关系尽管存在着矛盾，但又是相互统一、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公平是效率的前提，没有公平就谈不上效率。这一思想在近二、三十年西方出现的组织行为理论中也得到了反映。这一理论认为，职工在一个组织中的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职工在主观上所决定的他是否得到了公道的待遇，他付出的劳动是否得到了应有的补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道的待遇和就有的补偿，可以理解为平等劳动的权利是否得到落实以及一定量的劳动支出是否得到应有的报酬，即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是否得到最终体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按劳分配既不是平均分配，也不是差距过大的分配，这两种情况的出现都会导致劳动者心理不平衡，影响社会安定，从而降低或破坏劳动者的积极性，生产力就不能高速发展，效率也就谈不上。例如，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以起到示范和激励作用，本身也是一种公平的体现，有利于提高效率。但先富起来的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即为社会提供有用劳动。如果不把握住这个条件，非法致富也允许，就会失去公平，非但不能提高效率，反而会导致人们心理失衡，产生消极破坏作用，从而降低效率。另一方面，效率又是实现公平的条件。没有效率，生产力不能高速发展，实现公平就缺乏物质基础。没有效率，导致劳动者的劳动得不到应有的补偿，更不能为劳动者提供平等地参加劳动的机会，公平就无从谈起。

所以，只有坚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为主体，才能体现社会公平，才能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反过来为实现社会公平提供物质条件。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上必须把握的基准思想。据此制定的分配政策在实践中才会有较好的效果。任何忽视按劳分配的倾向都是有害的。

当然，由于在执行按劳分配原则过程中容易出现某些偏差，以及现阶段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和市场因素的复杂情况，有时会出现分配不公的现象，导致收入差距过大或过小。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国家除了不断调整分配政策外，还应采取行政、经济手段进行干预。一方面，通过税收等手段，对由于非劳动因素而导致的不同经济收入进行必要的调节；另一方面，对经济条件差、致富困难较大的地区和劳动者，要加以扶持，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在物质技术上给予帮助。目前，为了控制贫富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应着力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促进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这将成为今后深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

实现社会公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要落实每个劳动者有平等的参加劳动的权利，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这一内容表现在就业问题上，就是要实行充分就业政策，为每人劳动者提供“各尽所能”的机会。一个人要生存，就应参加劳动，为社会创造财富，这是每个人应有的权利，也是他们应尽的义务。任何人都不应剥夺这种权利的义务。当然，劳动者有平等参加劳动的权利，不能绝对地理解为每个人都必须有工作岗位，不存在任何失业现象。因为平等参加劳动者有一个前提，即劳动者必须具有一定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技能。如果没有这种能力和技能，就有可能失去工作岗位导致失业。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是如此。因此，我们实行的充分就业是包含合理失业率的充分就业。政府有责任花费更多的力气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不应该当作一般的经济问题来对待。正是因为每个劳动者的能力和技能不同，随着经济的发展，如果适应不了高技能的工作岗位，就应向报酬较低的低技能工作岗位流动。这样能迫使每个劳动者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素质和技能，以适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变化的工作岗

位的要求，它既体现了公平，又体现的效率，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平与效率较为完善的统一。当然，对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走过来、吃惯了“大锅饭”的人产来说，要接受从报酬较高的高技能工作岗位向报酬较低的低技能工作岗位流动的现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里的关键是个转变观念的问题。应认识到过去那种“干与不干都一样，干多干少都一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

返了。市场经济讲的是实力，靠的是竞争，是生存的竞争，要在这种竞争中站稳脚跟，必须正视现实，树立自强、自立、自信的意识，积极投身于市场，靠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身的价值。

篇6：公平与效率辩论会

摘 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人们在欢呼社会进步的同时，越来越关注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如何处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事业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呢？本文试就这些问题做一探讨。

一、社会保障制度的独立性决定其以“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为原则

社会保障是相对独立的社会体制，它包括经济制度，但并不限于资金筹集，发放，管理和运营，不仅仅是现金保障，还应该包括服务保障、权益保障、组织保障（老人和病人的协会等等）乃至精神和文化保障。现金保障当然要做好，这是基础和必要条件，但不能陷入“经济主义”。因此，不宜简单的提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宗教制度一样，社会保障制度有自己的独立内容。尽管这些制度也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甚至是为它“服务”的。社会保障制度中还包括某些经济制度，但毕竟有其自身独立性，不能归结为“市场经济体制”。所以也不能一概而论地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视为社会保障内部原则。

就作用于社会个体的角度而言，市场经济给社会个体提供了趋利的空间，而资源又是稀缺的，所以才要依靠竞争在竞争的优胜劣汰中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产生高效率，而社会保障制度本身是一种公共品，个人生存发展权利维护的实现程度并不受他人介入的影响，个体与个体之间是非竞争关系。而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弱者，每一个人维护自己生存发展的权利都是平等的。就对社会整体发展来看，市场是讲竞争讲效率的，但它必然拉大贫富差距，造成一部分社会群体在资源配置上的弱势和不利地位及基本生活的无助和窘迫。所以需要通过二次分配实现“兼顾公平”，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定。而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二次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社会保障制度应以“公平优先”，而社会保障制度要讲效率是指社会保障制度对社会效率的影响和社会保障制度本身效率问题。而不是指望社会保障本身产生多少直接的经济效益。所以对于社会保障本身，就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二、公平优先

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的最本质的体现是道义的公平（它的表现形式为待遇公平，社会保障施用对象其义务、权利不是对等的，而是对应的，甚至对尽义务较少的低收入阶层在待遇上有倾斜）。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市场经济中一种保护弱势群体的制度，它以名义上的经济公平（每个工作者平等缴费或交税而获得平等的保障权利）引导出实际的道义公平（经济弱者受到经济强者扶助）揭开道义非功利性的面纱，可以看到道义深刻的功利性，（只有社会福利得到更大程度的实现，才值得我舍小利而取义），所以社会保障本身所体现的道义上的公平恰恰赋予了它对社会效率的巨大的间接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保障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保障的实施可以缓解贫困，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调节收入差距，缓和阶层矛盾，倡导和谐的人际关系，解决一定的社会问题，从而创造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这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环境条件，这无疑也是提高社会效率的重要前提。

2、社会保障可以免除社会成员的后顾之忧，调动其生产积极性。社会

保障的实施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消除各种社会风险的侵害，免除后顾之忧，从而调动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这是提升社会效率的主观前提。

3、社会保障可以保证社会再生产所需劳动力的供给。社会保障的实施不仅可以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维持社会成员的生活，使其恢复、补充和保持充分的劳动力以备发挥，而且社会保障还提供健康保障和教育培训保障，从而提高社会成员的身体、心理和技能素质。因此，社会保障可以提高人力资源的存量，这是进行扩大再生产、提高社会效率的因素。

4、社会保障可以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完善，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是提升市场（社会）效率的重要一环，社会保障制度对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的促成，也就间接地对提升社会效率做出了贡献。

人人都可能成为弱者，人人都有维护自己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决定了社会保障参与性上的公平原则，即社会成员参加社会保障的机会是均等的，社会保障的待遇并不因为收入、地区差异而有歧视性差异，从这一点讲，我国的社会保障有违公平原则。

首先，我国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别。这是以户口性质作严格划分的。以户口性质而定，我国有近80%的农业户口。长期以来，他们完全被摒弃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全部的保障依赖于家庭和土地。目前，农村中唯一的国家正式推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虽然目前处于起步阶段，各地实施的情况也相去甚远。但这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真正是现代社会保障意义上的保障措施。这项事业从基金的筹集上就采取了个人和集体共同负担的原则，同时强调了自我保障的思想，打破了我国社会保障中一贯的“赐予式”模式和依赖国家和企业的观念。并且在组织管理上也统一由民政部门的专职机构管理。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广大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仍然很低。

反观城市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比农村人口高得多，相对于我国的基本国力而言，所享受的社会保障已是极充分了。很长一段时期内，居民享受的范围不仅有养老、医疗、工伤、残疾、死亡和生育等各项保险或救助项目，还享有食品补贴、住房补贴或分配、交通费用补贴等等发达国家才会涉及的保险项目。我国社会的二元结构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但是，在城市人口中，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所能享受的社会保障待遇又千差万别。这是我国社会保障对象非全民化的又一表现：即各部门、各企业、各种不同所有制单位中的劳动都所享受的社会保障待遇和项目差别很大。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参与性上公平原则的缺点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产生不利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最近两年来，为了有效扩大内需，政府和各有关部门采取一系列启动农村消费的措施。但成效并不明显。农村消费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启动和升温。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97年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为39%，1998年为38.7%，1999年进一步下降到38.6%。农村消费如此启而不动，固然有很多原因，但我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农村缺乏一个令广大农民放心消费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许多农民虽然有改善生活的强烈愿望，也有相应的消费能力，但由于担心老无所养和各种风险而不敢消费。因此，要有效启动农村消费，进而扩大内需，当务之急就是要通过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来分解广大农民的后顾之忧，增强农民的消费信心，促使广大农民既增加即期消费，又激发其潜在的社会购买力。

其次，再从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方面分析，社会保障的不完善已明显影响了经济上的效率。由于失业保障刚刚起步，覆盖面小，积累基金少，且并没有达到保障失业者基本生活的水平。因而，目前已有的失业保险仍未能真正发挥作用，这样，面对大面积的企业亏损，有些企业甚至是长期亏损，资不抵债，早应宣告破产。但由于社会无保障机制接受因破产而失业的劳动者，绝大多数亏损企业只能长期拖延，成为国家的沉重包袱，这实际上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因为企业难以合法破产，长期以来，导致许多企业不求进步，整个社会的其它企业也无法进行充分的竞争，竞争不充分，效率就不可能达到最佳状态。事实上，我们的社会正缺乏保护合法和充分竞争的机制，也就是缺乏获得最大经济效益的机制。

篇7：公平与效率知识整理

20110241 2011024115

科目：行政管理学

作业一：

请查阅有关材料，梳理国内关于“公平与效率”争论的有关材料，总结在“公平与效率”争论中，我国政府职能调整过程。

要求：

1、字数不少于1000字。

2、关于“公平与效率”争论的有关材料，材料内容真实，有据可查。

3、我国政府职能调节过程，时间要截止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

4、试分析及预测未来调整的方向。

从“公平与效率”之争看我国政府职能调整

效率与公平，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和谐社会重点权衡的问题。把市场的经济效率与共同富裕的公平目标结合起来，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在经济学中，效率是指社会利用现有资源进行生产所提供的效用满足的程度，它不是生产多少产品的简单的物量概念，而是一个社会效用或社会福利概念。公平是一个伦理学上的概念，是指人们对既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认识与评价，其原则和标准因时代和社会制度而已，内容涉及政治、法律、文化等各个领域。现代的经济社会面临这样的选择：以效率为主要目标，还是以公平为主要目标，抑或两者并重？

一、改革开放初期，解决公平与效率之争的理论与实践 “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提出的，主要是涉及分配制度。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我们党第一次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我国当时收入分配的总原则。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由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性质决定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原则。效率优先原则，对每一家企业、每一个劳动者都是平等的原则。坚持效率优先原则，有利于打破长期形成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适当拉开个人收入差距，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改变经济效率低下的状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必须在分配上兼顾公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收入差距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有的来自按劳分配的因素，来自于劳动者的个人天赋和工作能力的差异；还有体制性因素和政策性因素等。只要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原则，个人收入差距存在就有其合理性。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还要求在促进和提高效率，允许合理拉开收入差距的前提下，防止收入分配高低悬殊，建立起比以往社会形态更公平的分配制度。

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同志重申了“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

二、以胡锦涛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对公平与效率的调整 党的十六大报告继续提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党的十七大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新思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第四代领导对公平与效率的调整。2014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改革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增强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扩大开放，实施创新驱动。增强各类所有制经济活力。坚持和完善基 本经济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一年来，我们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实施大学生就业促进计划，应届高校毕业生绝大部分实现就业。加强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服务和职业培训，对城镇就业困难人员进行就业援助。推进养老保险、社会救助制度建设，城乡低保标准分别提高13.1%和17.7%，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提高10%。新开工保障性安居工程660万套，基本建成540万套，上千万住房困难群众乔迁新居。

四、未来的调整方向。

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针对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我国政府根据改革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断完善分配制度，为更好的实现公平与效率作出了很多的努力。“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提法在改革开放初期具有重要价值。但如今的中国改革已经结束了初期的启动阶段，而进入现代制度建设时期，在这样的时期这个提法就逐渐显示出局限性。第一，这一提法没有区分价值观和具体政策这样两个层面上的公正。第一层面是作为基本价值观的公正，这个公正直接影响着一个社会基本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讲，现在社会在基本制度建设安排方面必须以公正这样的价值观为基本的依据，在这样的层面上公正是最为重要的，不存在公平和效率谁是优先的问题。第二层面上的公正问题是具体的政策制定，这涉及到我们经常谈论到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也就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段经济效率和再分 配两者的分量谁轻谁重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必要解决公正和效率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在某个历史时段偏重于效率是正常的，但是这种趋向应以不损害社会的基本制度为前提。

第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初次分配重效率、再次分配重公平这样的定位是不全面的。社会公正是社会经济生活各个领域的基本依据，无论是在社会再分配领域还是初次分配领域都必须遵循，初次分配领域如果不重视公正问题会增大再分配的难度，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的严重问题。现在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很大，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不重视初次分配的公正问题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第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意味着政府主要职能的错位。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维护公正，在改革开放以前政府扮演着全能型的政府角色，而在开放以后试图扮演经济型的政府，以取代企业家和相关职业群体的位置，“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是一个经济型政府职能定位的明确表述，这是它的局限。

正是由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说法存在上述的缺陷，所以这一提法对中国经济发展、对于现代社会的制度建设必定产生不利的影响。现在的制度建设必须以现代的价值观包括现代的社会公正观来进行，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样的提法是轻视了现代的基本价值观，尤其轻视了社会公正观，从而会延误中国社会的建设发展。由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所以在更注重公平的同时也要注重效率。在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时，应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虽然这是之 前的人大会上所提到的，但确实也是我国现实中所存在的问题，在解决问题时应该有针对性。应该在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来促进效率的提升。就如同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最后经济发展了才来保护生态环境，这是不明智的。

篇8：浅析教育公平与效率

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在讨论两者关系之前，必须对教育公平与效率这两个概念做一个界定：本文将就教育公平、平等、公正这三个词语作为同义词笼统使用，因为在汉语中，它们几乎是同一内涵的词语。同样的，教育效率、效益、效果也以效率为代表(其实三者是有区别的)。2002年9月26日至28日，来自美国、俄罗斯、印度、澳大利亚、中国台湾、香港及国内的专家学者150余人汇聚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就“公平与效率：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开讨论，会上大多数人认为教育公平与效率是一组矛盾的统一体。另一部分则认为，两者并不矛盾，理由是：从逻辑上说，公平是伦理学上的概念，效率是源于经济学上的概念，两者不属于同一范畴体系，更说不上相互矛盾。其实，公平是一个价值问题，效率也是一个价值问题，它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明确地体现出主体的需要和利益，反映了一种活动与人自身的价值关系。把这两个密切相关的概念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在具体情况和具体条件下，两者往往产生矛盾。美国学者阿瑟·奥肯说：“(虽然)并不意味着凡有利于这一方的因素就必然有害于另一方，但有时，为了平等就要不惜牺牲效率，为了效率又不得不影响到平等，因为平等和效率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它们互相需要的原因———在平等中放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里添加一些人性。”瑞典教育家托尔斯·胡森则提出了“均等不相容性”理论，认为：一方面由于遗传性的差异，人与人之间是生而不平等的，即遗传性差异与平等之间具有不相容性;另一方面当代社会对分工要求过高、过细以及专业性过强等都与教育平等之间形成了不相容性。所以，教育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与教育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均等不相容性”密切相关。在现在的教育活动中，教育资源的有限性与教育公平之间存在不相容性，即有限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与追求教育公平的目标相矛盾。这种“均等不相容性”在理论上就表现为：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例如，在国家有限的资源条件下，是先发展中部，然后凭借东部的力量发展西部还是中西部同时并进，或者把有限的资源平均分配给东西部?同样，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是优先发展重点学校、重点学科，加快部分学校教育水平的提高，在科学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培养一批高科技高质量的专门人才，然后带动全国教育水平的提高，还是把有限的教育资源平均分配给全国学校，或者着重薄弱学校的投入，缩小学校之间的差距?也就是说，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是现实存在的。对现实存在的矛盾的认识与处理，并非所谓认识的混淆、失误。

既然教育公平与效率是矛盾的，那么它们之间是否有联系?有研究者认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本质上属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由不公到公、由低效率到高效率，是公平与效率演化的逻辑。也有研究者认为教育公平与效率在效率的作用下呈杠杆运动。笔者以为两者既相互对立，也相互促进：教育公平的极大优先发展，不可避免要牺牲一定的教育效率，当这种牺牲达到一定极限时，我们的教育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就会产生反应，政府就要顺应这种规律，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转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当教育效率提高到一定程度时，公平问题又日益突出，将阻碍效率的再大幅度提升，这时应当改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社会主义社会最终的价值追求是公平，通过效率的提高实现最高层次的公平。从长远意义上讲，教育效率的提高会加速教育公平的实现，从而使教育最终实现公平;而在教育公平的实现过程中又会时时刻刻保证教育效率的实现，从而使教育效率不断的再次提高，以达到整个教育发展的良性循环。如此反复交替上升，双方将在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一起达到顶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宏观调控主要是用行政手段解决战略性和全局性问题，保证教育公平;市场机制主要是解决战术性和局部性问题，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教育属于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它的公平与效率优先取决于政府宏观控制和市场机制的合力，取决于社会阶段目标。社会的不同阶段目标体现的是公平还是效率就决定了哪种力量优先。教育公平与效率在政府宏观控制和市场机制的合力下保持动态平衡。

教育公平与效率的社会发展阶段性

对现实问题的决策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还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问题在经济领域非常明确，但是在教育领域就比较复杂，要具体分析。教育是社会大系统下的一个子系统，它受制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做到既要实现教育公平又要实现教育效率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事。把教育放到整个社会系统中去，教育的公平与效率具有社会发展阶段性，不同的社会阶段教育公平与效率的优先就不一样，也就取决于社会发展的阶段目标。在社会发展初期即便处于落后阶段也要让教育公平优先，以便建立一个相对公平的平台，让教育处于同一起跑线。这有利于更多的人接受一定的基础教育，有利于社会稳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的发展。当社会发展进入初级阶段时，即经济和社会各方面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还不是很富裕时，为了经济的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在教育方面为了教育的发展，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后，应当教育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当社会进入高度发达阶段时，物质财富丰富起来，这时又要以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教育公平与效率都达到了最好程度。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新中国走过的路：建国至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国经济以及社会各项发展落后，我们的目标是“双基”。在这一目标下，全国各地对教育的投入相差不大，各地的教育发展差距也不大，其教育效率也不高。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效率成了改革的一个基本政策取向，这时效率问题就摆在了第一位，同时兼顾公平。教育效率提高了，教育发展的差距也不断拉大，教育公平问题日显突出。一个有关两者之间的“度”的问题讨论也就出现了。

教育公平与效率的教育层次性

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究竟是不遗余力地普及和扩大教育使更多的人受到必要和基本相同的教育好呢?还是牺牲多数人的平等教育而帮助少数人接受尽可能的高深教育好?总的来说，教育的公平与效率在教育系统中有层次性，即公平与效率在教育层次中的地位不一样。在初等教育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什么这样?笔者将从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这两个阶段来逐一分析。

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和初中在我国属于义务教育阶段。义务教育的性质决定了义务教育是针对所有的社会成员所实施的一种基础教育，是一个国家或社会及所有成员能正常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平等应从“同质的平等观”出发保证教育起点的平等和受教育过程的平等;并且对每一个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都应使其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教育标准，也就是要对儿童进行符合义务教育标准的“充分教育”;义务教育阶段也应注意受教育者的差异性，但当面对“均等不相容性”问题时，则必须坚持平等机会对差别原则优先性，即坚持同质的平等观。所以，义务教育阶段“教育公平”应表现为入学权利与机会平等、就业条件平等、充分教育、尊重差异性、平等相对于差异的优先性等方面。义务教育既然是国民素质提高的基础，就必须由国家全资投入予以保障。温家宝总理也在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郑重承诺，到2007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全部免费(这个承诺已经在农村义务教育中慢慢的实现)。根据公共产品理论，义务教育符合公共产品特点，即为公共产品，这也是决定了义务教育必须由国家承担，以保障教育公平。另外，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不一样。例如在边远的山区，民族地区和其他一些落后地区存在为数不少的“麻雀学校”，如果从教育效率的角度来看是极为低下的。这几年也一直处于兼并与保存的抗争之间。取消这些学校，对于提高教育效率是极有帮助的，但是取消也意味着不少适龄儿童的失学。所以不能从教育效率的角度来处理义务教育问题。再次，从教育的社会收益率来说，小学大于中学，中学大于大学，国家是义务教育的最大受益人，根据受益原则应由国家出资。政府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任务是如何缩小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差异，均衡地分配教育资源，确保公立学校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

非义务教育阶段：高中和大学属于非义务教育阶段，具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地一些特点，视为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应由政府和市场一起提供。这也是对义务教育的补偿。人们接受高等教育平等与否是由现时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分工决定的。如果生产关系的结构性不平等及其相应的个人地位的不平等持续着，那么整个学校教育系统必定会继续地再生产这些不平等。这意味着如果在义务教育中体现了更大地平等，那么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必然会出现加强了的补偿性的不平等。当前一些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激起了弱势群体的反抗，产生了平均主义的公平观念。这种观念实际上要求的是一种分配上的平等。这种观念对维持大多数人的生存有其合理之处。但对于非义务教育这种需要以一定的智力和知识为基础的学习权利而言，我们不应步平均主义的后尘。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于能力差异而产生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其内在的本质恰恰是公正的。正是这种本质上是平等的不平等成为产生社会活力的土壤，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杠杆。而那种“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追求所谓事实上的平等，实际上取消了人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唯一具有“天然特权”———劳动能力充分发挥的权利，导致整个社会效益的低下，阻碍了社会的前进。公平不等于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并不是给予一切人以同样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不平等是因为能力而来的，那它应该是合理公平的;而如果是因为政治因素而产生的，那就是不公平的。对于不同基础的学生，社会应为他们提供不同种类不同层次的教育。高等教育对人才的培养要与社会的需求、经济发展水平、生产力高低程度、甚至地方特殊情况结合起来。现在已出现“教育过度”的问题。在这个教育领域教育平等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平等，教育活动中应首先尊重差异性，同时教育活动又应在差异性的基础上追求每个受教育者获得均等的“学业成功的机会”，当面对“均等不相容性”问题时，则必须坚持基础差别原则对均等机会的优先性，即坚持差异的平等观。另外，在坚持能力本位的基础上，非义务教育保持一定的规模是教育平等的一个重要要求，在高等教育领域就是要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在社会领域就是推进教育的终身化。所以，非义务教育领域的“教育公平”应表现为机会均等、同等标准、能力本位、就学条件平等、尊重差异、学业成功的机会均等、差异相当于平等的优先性、高等教育大众化和终身教育等方面。非义务教育阶段在提高收费标准后，政府要做的是逐渐引入社会资本，引入市场机制，形成“政府和社会共同办学”的教育体制，多种形式办学，保护处境不利的学校和学生群体，使学校之间处于公平竞争的地位，使弱势群体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在入学机会公平的基础上先做强教育(强调效率)，再做大教育(强调公平)。

综上所述，教育公平与效率在理论上是矛盾的，但也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在实践操作中则应依社会目标而定，并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处理，不能搞“一刀切”。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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