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国企分配制度

建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国企分配制度（共8篇）

篇1：建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国企分配制度

建立效率与公平并重的企业分配制度

学校:太原科技大学 专业:经济学 姓名:贺超线

建立效率与公平并重的企业分配制度

中国铝业山西分公司 贺超线

摘 要：收入分配问题已成为当前一个突出的社会 问题。效率和公平理论是制定分配制度的基础。在 少数人已经先富起来之后，摈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转而实行有利广大群众共同致富的 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分配原则，具有更多的现实意义。本文据此分析了我国企业在收入分配制度方面存在 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建议。关键词：效率 公平收入分配制度

效率和公平是社会追求的两大目标。经济学所说的效率，是指对资源利用的有效性，高的经济效率表示对资源的充分利用，或能以最有效的方式进行生产；低的效率表示对资源的利用不充分，或未能以最有效的方式进行生产。公平一是指收入平等，二是指机会平等。收入平等是指单位成员之间在收入分配上不存在任何差距或不存在过大差距。前者为收入绝对平等，后者为收入相对平等，与之相反就是不平等。收入绝对平等或不平等，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存在的。对于收入的相对平等或相对不平等，经济学中通常用基尼系数和洛伦兹曲线来衡量和表示其程度；机会平等，是指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当拥有平等获得收入的机会。本文只谈收入平等。效率和公平之间存在着既有矛盾又有一致的关系。两者有时能相互替代，或者以牺牲效率为代价，获得较高的公平；或者以牺牲公平为代价，得到较高的效率。有时两者也存在一致的一面，重视效率，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可以生产出更多的财富，从而为更高水平上的社会公平分配创造良好的物质基础；而社会公平的实现反过来又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坚持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原则，于国于企，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的总原则是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原则是针对过去我国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思想和现象比较严重，极大地制约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状况而制定的。在这一总原则的指导下，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随之而来又产生了新的贫富差距严重扩大的问题。因此，在少数人已经先富起来之后，摈弃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总原则，转而实行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富裕的、坚持效率与公平并重的收入分配原则，成为新时代大多数人们的共同呼声。

1.1企业坚持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分配原则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把它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这既顺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意，也适合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和要求，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步骤。企业是社会重要的基础组成部分。没有和谐的企业就没有和谐的社会。劳资关系是社会发展的风向标、晴雨表。2004年出现在珠三角的“民工荒”的主要原因在于当地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内劳动条件恶劣，工资水平过低，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外来民工无法忍受，纷纷离去。一些沿海地区，改革开放比较早。这么多年过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上涨都有很大的提高，可是民工的薪酬水平没有水涨船高，一直徘徊不前。甚至有的企业把民工不当人看，剥削压迫民工。这类问题在内地一些企业也时有发生。这导致劳资关系非常紧张，有时甚至激化了社会矛盾，威胁到社会的和谐。而在现阶段少数人已经先富起来之后，企业坚持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分配原则，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更有利于企业缓和劳资关系，有利于社会缓和内部矛盾，推动社会文明进步。

1.2 企业坚持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分配原则有利于企业团结尽可能多的力量，从而有利于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 而人才是科学技术的载体，是企业的骨干。重视效率的分配原则，势必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现阶段，在所有的激励手段之中，薪酬分配水平是最基本的手段。物质需要仍是大多数人们的第一需要。低投入，低产出；高投入，高产出。给予人才较高的收入，就能解决人才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就能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发挥更多的潜能，从而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样的价值，往往大大超过其人才支出的费用，具有更大的边际效应。收入较低，不能体现人才的自身价值，人才将难以安心卖力。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外走，在适当的机会，这样的人才会另择高枝。人才流动本是社会正常的现象，但因为这样的原因，人才走得多了，就不正常，就会给企业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失。普通员工是企业的最大多数，他们也是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力量，为各类企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重视公平的分配原则就是要使普通员工和骨干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能过大，利益共享，避免仇视心理，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从而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团结全体员工，为企业的发展而共同奋斗。

2我国企业在收入分配方面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

2.1 绝大多数员工收入偏低,这自然是一种偏离公平的表现。在全国绝大多数企业中，除了外企和民企的老板、高级打工仔、部分国企的负责人和行政性垄断企业员工之外，绝大多数员工的收入都不同程度地偏低。虽然据报载，近十年，我国员工收入平均实际增长9.2%。大多数员工收入水平在逐年增长，且2003年全国员工的平均年工资达到14040元。但是与我国改革开放近十年以来快速增长的财政收入水平相比，与当前居高不下的医疗、教育、住房消费价格相比，与少数先富起来的高收入阶层相比，同时也与国外某些发达国家藏富于民的理念相比，这些员工的收入还是明显偏低的。这种偏低的收入，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增加了企业的盈利空间，成为引发近年来投资过热，3 以致于国家不得不实施宏观调控的因素之一；这种偏低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一些企业不重视科技投入，消耗了大量的资源，与建立节约型社会背道而驰；这种偏低的收入，导致一些企业一味倚重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以致于我国产品在国际上屡遭反倾销之害；这种偏低的收入，偏离了社会公平，导致劳资双方关系紧张，有时甚至激化了社会矛盾，威胁到社会的和谐稳定„„

2.2 国有企业中，官本位的指导思想仍然占绝对统治地位，专业技术人才尤其是核心专业技术人才收入严重偏低，没有体现核心技术人才的价值，偏离了效率的原则。核心技术人才是指具有较高的专业理论水平和丰富经验，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能起到重大的作用，能够独当一面，解决一般的人才所不能解决的问题的专家。他们一般具有本专业中高级以上职称，但专业技术水平又高于一般的中高级职称人员，是同行中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其中不少还走上了对技术专业要求较高的管理岗位。但他们中的无职或低职人员，收入水平和同类一般的人才却相差无几。这是由于在国企中，官本位的思想根深蒂固，只要当了领导，收入就能上升一大截。专业技术水平再高，他们的收入也无法和绝大多数领导相提并论。这种官本位的指导思想，导致不少专业人员无心于钻研技术，甚至有些尽管对领导岗位兴趣不大或性格不适合于从事领导工作的技术人才，也硬着头皮转攻仕途。部分升职无望或职位较低的专业技术人才则心灰意冷，一旦有机会则跳槽另攀高枝。

2.3 部分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不仅员工收入偏低，且在收入分配上，不同程度地存在违法违规现象。有的企业对员工任意延长工作时间，变相降低员工工资水平；有的平时节假日不按规定给付员工加班工资或少给加班工资；有的寻找各种不正当的理由，任意克扣员工工资；有的长时间拖欠员工工资或者干脆拖欠不给。造成有的员工生活困难，境地悲惨；而一些黑心老板却过着极度奢侈的生活，挥金如 4 土。凡此种种，和建立和谐社会的要求格格不入，都是有违公平的分配原则。

2.4 多数企业内部未能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收入分配检查机制和收入分配指标评价体系，不能及时发现和解决收入分配中存在的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在有的企业，不按分配制度办事，有的员工干着轻松的活，拿着较高的钱；有的单位职能人员超编，影响了其他员工的收入；有的利用手中权力，超力度克扣员工收入；有的企业内部暗箱操作，职能人员的收入大大超过了规定标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引起了职工的强烈不满。另外，收入评价体系不健全，收入指标仅仅停留在过去的劳动生产率、员工工资总额和人均工资数额等几个简单的只反映平均收入水平的指标上面，缺乏对个体差异等具体分配情况作出详细分析，对分配工作作出决策的依据。运用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分配原则，解决我国企业中普遍存在的收入分配问题

3.1 我国企业应较大幅度地提高员工总体收入水平。国家应鼓励引导企业提高工资收入水平，各地政府应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我国企业要主动为员工增加收入，加强劳工权益方面的自律。要在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方面想办法，节能降耗，增加产品附加值，从而消化适当增长的人力成本费用。全国大部分企业若能体现以人为本和小河有水大河满的先进理念，纷纷响应，势必能减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稳定，同时还能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工会组织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

3.2 国有企业要提高专业技术人才尤其是提高核心技术人才的待遇，使管理与技术都能体现其应有的价值。首先要尽可能的培养提拔核心人才到领导岗位，使这些技术英雄能有更大的用武之地，得到更多的待遇。其次要提高无职或低职技术人才尤其是核心人才的收入待 5 遇。鉴于他们不能或较少享受职务消费，可给予其更多的带薪年休假作为补偿，同时还可以给予其更多的培训学习疗养的机会。与此对应的是要建立核心人才评价标准和核心人才库，形成对核心人才实行能上能下的动态管理机制。

3.3 企业要认识到遵守劳动法规的重要性。它不仅关系到员工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企业的形象和声誉，关系到企业做大做强做长远。因此，企业要回报社会，善待员工，遵守起码的劳动法规，这样的企业，员工才能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国家各级政府要从忠实实践“三个代表”的高度，切实履行职责，加大执法的力度，定期或不定期到企业检查劳动法规执行情况，公开鼓励所有公民和组织提供举报线索。对遵纪守法的企业，要给予表扬；对违法乱纪的企业要给予曝光，列入黑名单，并严惩企业延长劳动时间、不给或少给加班工资、无故克扣员工工资、拖欠甚至赖掉员工薪水、恶化劳动条件等不法现象。使所有员工，尤其是民工的收入等劳动权益得到保障，从而促进社会的公平发展。

3.4 企业内部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分配制度检查机制和完善的分配指标体系。人力资源部门应当在发现分配问题，堵塞分配漏洞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方面，可以借鉴SA8000简单实用的管理模式。SA8000 即“社会责任标准”，是全球首个道德规范国际标准，关注的是劳工的权益。和ISO9000一样，它遵循著名的质量管理专家——戴明的PDCA的管理模式，它形成了一套查问题的程序，定期收集资料，使问题包括制度的不合理，可以较快得到暴露。它形成了一套分析问题的程序，不像某些检查走马观花，而是深入实质分析原因。它还形成了一套解决问题的程序，有明确的期限和责任人，有利于问题的较好解决。在注重劳工权益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创造性地增加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内容，从而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分配检查机制。同时，要像 6 建立一套生产技术指标一样，建立一套完善的能够反映个体差异的分配指标体系。在很大程度上，生产技术指标经常受到收入分配指标的影响。这套分配指标体系的建立标准因各单位而异。如一个车间可以建立操作工收入指标、检修工收入指标、班组长工段长收指标、各类技术人员收入指标、车间领导收入指标、车间其他职能人员收入指标等等。车间内部可以相互比较，车间之间可以相比较，机关和车间相互进行比较。要将分配指标纳入经济活动分析的范围之内，每月至少分析一次。从而为解决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提供可靠的依据，促进企业内部分配的效率和公平。中铝公司应率先运用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分配原则，重点解决大多数员工收入偏低和核心技术人才收入偏低的问题。

4.1要正确处理好公司长远发展目标与员工眼前利益的关系，较大幅度地提高员工收入总体水平。应当说，中铝公司的员工收入水平在逐年增长，在全国来说，不算低的。有的地方分公司与地方企业相比，还算高的。但是与当前居高不下的医疗、教育、住房消费价格相比，这些员工的收入还是明显偏低的。中铝公司自重组上市后，加强内部管理，加大科技投入，抓好了良好的市场机遇，企业效益急剧攀升，除了行政垄断型企业以外，在竞争性的领域中，中铝公司的效益在全国名列前茅。因此，中铝公司完全有能力适当增加员工总体收入，完全有让大部分员工率先进入小康社会的资本。然而，大多数员工却未能从中得到更多的实惠。在实行了新的岗位绩效工资制度之后，员工的岗位工资部分虽稍有增长，但绩效工资也就是奖金部分却有所下降，造成总体收入变化不大甚至下降。这可能与中铝公司一味注重长远发展的指导思想有关，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员工们的士气。在进行一系列的资本运作、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和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之后，中铝公司完全有能力消化适当增长的人力成本费用，取得不俗的业绩。

4.2要在较大幅度地提高员工收入总体水平的基础上，及早解决核心技术人才的收入偏低的问题。氧化铝是中铝公司目前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核心产品，其专有的氧化铝专业人才本是市场上极具核心竞争力的人才。这两年氧化铝投资热，引发氧化铝专业人才在市场中极度走俏，公司部分氧化铝专业核心人才被竞争对手高薪挖走的现象屡屡出现，且有继续扩大之势，以致于有的重要生产单位已缺乏后备人才。中铝公司要高度警惕，及早预防由此造成的潜在的核心人才流失危机。要尽可能的培养提拔核心人才到领导岗位，同时对于无职或低职的核心人才，要相应提高其待遇。如原高级职称享受付处级待遇，相应可提高到正处级级别；原中级职称享受付科级待遇的，相应可提高到正科级级别。由此增加的费用当然由上级予以解决。在条件成熟时，可以率行实行员工持股的股权激励手段，使他们的利益和企业的命运休戚相关，紧密相连。同时可率先给予其带薪年休假，并在带薪年休假推广后，给予其更多的带薪年休假作为补偿。从而在感情上留人，事业上留人的基础上，增加以较高收入留人的手段。

参考文献： 经济基础知识（中级）辽宁人民出版社 辽宁电子出版社 2 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 去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21.6%，新京报2005-6-29 4 中铝打造“世界铝业第一股”，工人日报2005-8-27 8

篇2：建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国企分配制度

摘 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人们在欢呼社会进步的同时，越来越关注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如何处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事业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呢？本文试就这些问题做一探讨。

一、社会保障制度的独立性决定其以“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为原则

社会保障是相对独立的社会体制，它包括经济制度，但并不限于资金筹集，发放，管理和运营，不仅仅是现金保障，还应该包括服务保障、权益保障、组织保障（老人和病人的协会等等）乃至精神和文化保障。现金保障当然要做好，这是基础和必要条件，但不能陷入“经济主义”。因此，不宜简单的提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宗教制度一样，社会保障制度有自己的独立内容。尽管这些制度也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甚至是为它“服务”的。社会保障制度中还包括某些经济制度，但毕竟有其自身独立性，不能归结为“市场经济体制”。所以也不能一概而论地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视为社会保障内部原则。

就作用于社会个体的角度而言，市场经济给社会个体提供了趋利的空间，而资源又是稀缺的，所以才要依靠竞争在竞争的优胜劣汰中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产生高效率，而社会保障制度本身是一种公共品，个人生存发展权利维护的实现程度并不受他人介入的影响，个体与个体之间是非竞争关系。而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弱者，每一个人维护自己生存发展的权利都是平等的。就对社会整体发展来看，市场是讲竞争讲效率的，但它必然拉大贫富差距，造成一部分社会群体在资源配置上的弱势和不利地位及基本生活的无助和窘迫。所以需要通过二次分配实现“兼顾公平”，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定。而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二次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社会保障制度应以“公平优先”，而社会保障制度要讲效率是指社会保障制度对社会效率的影响和社会保障制度本身效率问题。而不是指望社会保障本身产生多少直接的经济效益。所以对于社会保障本身，就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二、公平优先

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的最本质的体现是道义的公平（它的表现形式为待遇公平，社会保障施用对象其义务、权利不是对等的，而是对应的，甚至对尽义务较少的低收入阶层在待遇上有倾斜）。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市场经济中一种保护弱势群体的制度，它以名义上的经济公平（每个工作者平等缴费或交税而获得平等的保障权利）引导出实际的道义公平（经济弱者受到经济强者扶助）揭开道义非功利性的面纱，可以看到道义深刻的功利性，（只有社会福利得到更大程度的实现，才值得我舍小利而取义），所以社会保障本身所体现的道义上的公平恰恰赋予了它对社会效率的巨大的间接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保障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保障的实施可以缓解贫困，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调节收入差距，缓和阶层矛盾，倡导和谐的人际关系，解决一定的社会问题，从而创造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这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环境条件，这无疑也是提高社会效率的重要前提。

2、社会保障可以免除社会成员的后顾之忧，调动其生产积极性。社会

保障的实施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消除各种社会风险的侵害，免除后顾之忧，从而调动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这是提升社会效率的主观前提。

3、社会保障可以保证社会再生产所需劳动力的供给。社会保障的实施不仅可以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维持社会成员的生活，使其恢复、补充和保持充分的劳动力以备发挥，而且社会保障还提供健康保障和教育培训保障，从而提高社会成员的身体、心理和技能素质。因此，社会保障可以提高人力资源的存量，这是进行扩大再生产、提高社会效率的因素。

4、社会保障可以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完善，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是提升市场（社会）效率的重要一环，社会保障制度对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的促成，也就间接地对提升社会效率做出了贡献。

人人都可能成为弱者，人人都有维护自己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决定了社会保障参与性上的公平原则，即社会成员参加社会保障的机会是均等的，社会保障的待遇并不因为收入、地区差异而有歧视性差异，从这一点讲，我国的社会保障有违公平原则。

首先，我国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别。这是以户口性质作严格划分的。以户口性质而定，我国有近80%的农业户口。长期以来，他们完全被摒弃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全部的保障依赖于家庭和土地。目前，农村中唯一的国家正式推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虽然目前处于起步阶段，各地实施的情况也相去甚远。但这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真正是现代社会保障意义上的保障措施。这项事业从基金的筹集上就采取了个人和集体共同负担的原则，同时强调了自我保障的思想，打破了我国社会保障中一贯的“赐予式”模式和依赖国家和企业的观念。并且在组织管理上也统一由民政部门的专职机构管理。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广大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仍然很低。

反观城市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比农村人口高得多，相对于我国的基本国力而言，所享受的社会保障已是极充分了。很长一段时期内，居民享受的范围不仅有养老、医疗、工伤、残疾、死亡和生育等各项保险或救助项目，还享有食品补贴、住房补贴或分配、交通费用补贴等等发达国家才会涉及的保险项目。我国社会的二元结构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但是，在城市人口中，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所能享受的社会保障待遇又千差万别。这是我国社会保障对象非全民化的又一表现：即各部门、各企业、各种不同所有制单位中的劳动都所享受的社会保障待遇和项目差别很大。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参与性上公平原则的缺点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产生不利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最近两年来，为了有效扩大内需，政府和各有关部门采取一系列启动农村消费的措施。但成效并不明显。农村消费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启动和升温。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97年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为39%，1998年为38.7%，1999年进一步下降到38.6%。农村消费如此启而不动，固然有很多原因，但我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农村缺乏一个令广大农民放心消费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许多农民虽然有改善生活的强烈愿望，也有相应的消费能力，但由于担心老无所养和各种风险而不敢消费。因此，要有效启动农村消费，进而扩大内需，当务之急就是要通过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来分解广大农民的后顾之忧，增强农民的消费信心，促使广大农民既增加即期消费，又激发其潜在的社会购买力。

其次，再从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方面分析，社会保障的不完善已明显影响了经济上的效率。由于失业保障刚刚起步，覆盖面小，积累基金少，且并没有达到保障失业者基本生活的水平。因而，目前已有的失业保险仍未能真正发挥作用，这样，面对大面积的企业亏损，有些企业甚至是长期亏损，资不抵债，早应宣告破产。但由于社会无保障机制接受因破产而失业的劳动者，绝大多数亏损企业只能长期拖延，成为国家的沉重包袱，这实际上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因为企业难以合法破产，长期以来，导致许多企业不求进步，整个社会的其它企业也无法进行充分的竞争，竞争不充分，效率就不可能达到最佳状态。事实上，我们的社会正缺乏保护合法和充分竞争的机制，也就是缺乏获得最大经济效益的机制。

篇3：建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国企分配制度

一、关于奥肯平等与效率关系理论的概述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于1956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曾任职于耶鲁大学、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他长期致力于研究宏观经济理论和经济预测, 专注于政策制订和分析,其学术成果在美国经济学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主要著作有《不公平的市场:如何解決市场经济中的不平等》、《平等与效率》等。

奥肯的平等与效率观集中体现于1977年出版的《平等与效率》一书中。 首先,奥肯明确地阐述了何谓平等、效率。 奥肯认为,平等社会绝不意味着拥有巨大财富或高额收入,这是邪恶的象征和罪恶的行迹,“这是对平等社会的一种误解。 一整套市场经济制度促成了这种不平等,但它们同以平等主义为追求目标的各种法律或政治制度一样,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 ”[1]（P5）在平等社会中,各种权利应当得到公正而平等的分配,而不能拿金钱来衡量。 效率则 “意味着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 生产中的投入包括人的努力、机器、厂房等实物资本的服务以及像土地、 矿产等自然资源的贡献。 产出则是成千上万不同种类的商品和劳务。 ”[1]（P2）这是奥肯对平等与效率概念的生动诠释。

在奥肯看来,平等具有广泛的含义,即在政治、 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应享有同等的权利,其与效率相结合就形成了权利平等与效率、收入平等与效率以及机会均等与效率等三对相关关系。

首先,它包含权利平等与效率。 他认为,权利具有以下几种特征:一是它们的获得与行使无需任何货币费用;二是由于权利是广泛分配的,它便无法遵守经济学家的比较利益原则,这一原则告诫人们应专门去从事他们能愉快胜任的职业;三是它们的分配与各种刺激或奖励、处罚不同;四是权利的分配强调平等,甚至不惜以公正和自由为代价;五是权利不能买卖。[1]（P6-8）以上表明,当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为公民们提供了广泛的权利分配并且法律上宣布了所有公民一律平等,但国家的经济制度却建立在市场决定收入的基础之上时,必然导致公民之间的贫富差距。 奥肯希望权利应避免受到市场经济中金钱对它的侵蚀,“社会至少在原则上把平等的优先权置于经济效率之上。 当我们转入市场和其他经济制度时,效率获得了优先权”。[1]（P86）也就是说,社会只有划出权利范围和市场的边界线,才能保证权利平等与效率获得正向递增的良性关系。

其次,它包含收入平等与效率。 一定意义上说, 收入分配反映了经济效率。 津贴、红利、利息、租金以及其他资产收入通过经济领域实现了财富分配, 即市场经济制度产生的巨大收入差距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收入平等,反过来又影响了市场效率。 在经济领域,购买效率的代价是收入和财富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地位和权利的不平等。 平等权利与不平等收入的结果造成了民主的政治原则与市场经济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收入分配的平等(并考虑到作为一种收入形式的闲暇) 与权利分配的平等一样,会成为我们道德上的选择。 对其代价和结果加以权衡, 我倾向于收入上更多的平等而且是完全的、最好的平等。 ”[1]（P45）奥肯肯定了收入平等的重要性,但关键要做的是在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经济中增进平等。

再次,它包含机会均等与效率。 奥肯认为,在机会均等问题上,一步赶不上,便会步步赶不上,机会不均等就等于非效率。 在大多数情况下,权利和收入上的不平等源于市场上的经济不平等。 经济不平等所反映出来的机会不均等能够通过现行制度结构加以纠正,比如,可以用促进均等化的公共政策来减轻或避免,从而使市场发挥“更大效率及更广泛平等的机会”。 他还用反例指出,工作机会中的歧视产生了弊病的三胞胎:不平等的机会、不平等的收入和非效率。[1]（P75）在奥肯看来,机会均等与效率之间具有一致性。

总之,始终困扰着我们的重大问题是对效率的追求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出各种不平等。 鉴于平等与效率之间的密切而紧张关系,当政者如何决策才能避免其带来冲突? 换句话说,社会经济改革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是以效率为代价多一点平等,还是以平等为代价多一点效率? 为了避免市场对权利的侵蚀,奥肯给出了对策:市场需要有一定的位置,而且需要对市场加以约束。[1]（P115）换句话说,他给出了一个中庸式的答案,即保持平等与效率良性互助的动态均衡。 那么应当如何设计呢? 奥肯指出:“如果平等与效率双方都有价值,而且其中一方对另一方面没有绝对的优先权,那么在它们冲突的方面,就应该达成妥协。 这时,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并且为了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 然而,作为更多地获得另一方的必要手段,(或者是获得某些其他有价值的社会成果的可能性)无论哪一方的牺牲都必须是公正的。 ”[1]（P86-87）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以多大程度、以多少代价的平等来交换效率? 大多数情况下,对平等与效率之间进行再分配的举措都很难两全其美且争议不断。 对此,奥肯认为,这就需要实现 “更多的平等所增加的好处相当于更多的非效率所增加的代价”。[1]（P88）他进而以“漏桶效应”回应了罗尔斯和弗里德曼关于平等与效率关系的不可化约性, 提出了以增加税收、保障收入和促进转移支付等动态均衡的方案。

二、改革开放以来公平与效率观的认识转向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改革开放政策是在遭受国内外严重危机形势下提出来的,旨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它也被称为 “挽救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在此背景下,我国实施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改革策略。 经过三十年的快速发展, 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根据新形势、新任务提出以“公平与效率兼顾论”代替“效率优先论”的新主张,这是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后的一次重要转向和探索。

从改革开放初到党的十七大之前,“效率优先论”得以全面贯彻。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农村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将农民收入同生产效率挂钩,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这种以效率决定收入的分配方式忽视了平等问题。 党的十三大在分配问题上第一次提出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相应的分配政策是“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人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的前提下体现公平”。[2]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提出的雏形。 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新的分配制度方案:“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市场经济领域, “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报酬要引入竞争机制, 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多劳多得,合理拉开差距”;“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提倡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3]在公平和效率这个两难抉择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十五大贯彻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 ”[4]概言之,近30年来,全面贯彻落实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跨越式发展。

自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政府提出了“公平与效率兼顾论”。 十七大明确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 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并首次提出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5]同时, 这次大会提出了逐步缩小收入差距的措施: 一方面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次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另一方面要“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等要求。[5]党的十八大对此补充指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6]从“效率优先论”转向“公平与效率兼顾论” 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调结构、转方式、促民生”的基本方针,特别是针对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我国政府提出4万亿投资计划,改善了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缩小了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缓解了基础设施瓶颈等制约因素,从而为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夯实了基础。[7]

三、奥肯论题与我国公平与效率观的现实困境

阿瑟·奥肯是较早系统论证“兼顾论”的西方学者,其理论设计是: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主义。 与此同时,奥肯从政治权利、财产收入以及社会发展机会等广泛领域探讨平等与效率关系理论,他力图以动态均衡模式回应决策者在社会经济改革中面临的平等与效率之间的艰难抉择。 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面临着类似艰难抉择,即如何处理好市场效率与政府公平施政的关系问题,因此十七大倡导的“公平与效率兼顾论”与奥肯论题具有一定的契合性。

那么,从“效率优先论”转向“公平与效率兼顾论”是否意味着我国新时期的公平与效率观已能处理好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呢? 国内一些学者也极力倡导“兼顾论”并视其为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较优选项。 李晓宁认为,“效率优先模式只讲效率, 不重公平,导致我国出现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分配格局”,“在当前阶段,只有坚持‘初次分配效率与公平并重’的模式,才能形成符合转轨时期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分配制度的路径依赖,改变收入差距过大所引起的各种经济、社会矛盾。 ”[8]李晓宁以转轨时期分配格局失衡为逻辑切入点,指出了“兼顾论”的益处。 然而,中国国情和发展任务并不仅仅如此,这从新近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未来5年乃至10年作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便可看出。 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而“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9]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实质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一根本问题;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非自十四大以来长期主张的“基础性作用”这一创新性理论观点,则更加突出了市场效率在改革发展中的优先性和重要性。 理论和实践业已证明,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而市场配置资源就是最有效率的形式。 这也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者的基本共识。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效率优先论”在我国不但没有过时,而且很有必要,不能以期同时兼顾公平与效率而忽视市场效率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先性和主导性, 否则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日渐突出的经济社会发展困境。

困境之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持续影响。 众所周知,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有巨大的国际和国内贸易市场份额,然而国际市场竞争和动荡使得世界对我国商品的需求呈下滑趋势,这种不利影响严重制约了经济效率。 比如,市场份额庞大的光伏产业就因欧盟乃至国内市场下滑使得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破产的噩运。 一边是企业利润和生产下滑,一边是就业难、工资低,如何兼顾? 若不积极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怎么可能提高利润和国际竞争力,进而增加工薪阶层的工资福利待遇。

困境之二是公民民主意识和参政能力日益提高与政治体系有限包容性之间的矛盾突出。 改革开放促进了市场经济的飞跃式发展,促进了社会多元利益分化,但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与多元社会日益增长的公民民主权利和参政能力诉求不相适应。 因此,当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后,国家能否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政治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充分保障公民政治权利和切身利益,这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简言之,实现公民政治权利平等与国家“政治吸纳”良性互动将成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可逾越的重大课题。

困境之三是与国际市场经济接轨的同时,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还没有完全转变职能,没有积极参与到现代市场体系之中, 尤其是金融业、旅游业、服务业、教育行业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9]与此同时,明确将政府的职能限定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等五个方面。 而当前新型城镇化改革面临医疗保障、土地产权流转、户籍、就业等重要制度约束, 缺乏统一有效的市场运行机制和监督制约机制,这些领域日渐成为滋生腐败、 引发社会矛盾的温床, 其经济效益与社会公平之间关系离期望的均衡点越来越远。 由此,当务之急便是简政放权与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

篇4：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

通过调节收入分配关系，使收入差距限制在合理范围内，使社会成员都能得到基本生活保障。效率与公平是市场经济的两个重要范畴。关于在分配制度中体现效率与公平，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文件中首次提出个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强调和阐述了这一分配原则。全面理解这一原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提出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是我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分配制度、分配原则认识的深化，也是对我国过去长期实行的分配制度反思的结果。新中国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在分配制度上，按劳分配原则从来没有被真正落实过，在实践中它早已被扭曲。分配中平均主义普遍存在，"大锅饭"现象随处可见，个人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企业经营好坏一个样，职工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割裂了收入与贡献的联系，使经营生产无动力，使劳动群众无积极性，这必然限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随着我国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我们逐渐认识并纠正分配中的偏差。党的十三大指出了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党的十四大进一步强调：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一方面，我们看到效率和公平是分配中的两个基本范畴，二者必须兼顾，不能偏废，这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上述提法还是把效率与公平并列起来或追求结果的公平，还没有把效率的提高放到优先考虑的地位。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分配问题上发生了质的理论飞跃，在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报酬要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多劳多得，合理拉开距离，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党的十六大报告在分配问题上的又有新的突破，指出，调整和规范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

可以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提出标志着我党在分配制度、分配原则问题上的成熟，符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把提高效率、发展生产力、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作为处理分配关系的首要原则，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没有效率的提高，只能是共同贫穷，不能走向共同富裕。当然也要兼顾公平，这也是搞好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这样把效率与公平有机地结合起来。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学含义

效率优先的经济学含义

这里讲的效率指市场效率即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效率。效率优先就是在分配（主要是初次分配）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抓住竞争这一核心，鼓励先进，人们的收入与收益和其投入的生产要素和贡献紧密结合，通过分配能激发人们劳动、投资的积极性，推动经济发展，对于人们的合法收入国家予以保护。具体要求及表现如下：

1、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要均等，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参与机会，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及重要表现。

在市场经济中，参与经济活动的人们应该大体上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即参赛机会均等。首先，具有同等机会支配和使用社会稀有资源，不允许少数人凭特权垄断这些资源。其次，要素流动的条件均等，通过市场各种要素自由流动。如在劳动力市场上，企业通过劳动力市场招用所需的各类劳动力，劳动者通过市场自由选择职业。这样，运用价值规律、竞争机制、工资信号的指导，把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更加有利于效率更高的环节上去，从而提高整个经济运行的水平。最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责任要均等，经营者可以依靠市场变化自主地安排生产和经营，盈亏要自负。

当然，效率优先要求机会均等不是绝对的，完全机会均等是做不到的。条件的差异，信息掌握的不同会引起实际上的机会不平等。

2、经济活动中竞争的规则应该是平等和公平的。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它不承认任何特权，每个市场竞争主体都必须遵守共同的规则。市场经济越发达，越要求建立、健全法律、规则，规范人们的行为。

3、收入必须与投入相适应、相对称。市场经济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各生产要素要合理配置，在分配上也要以投入的要素为依据，投入劳动获得工资，投入资本获得利息，投入土地获得地租。报酬量要由有效劳动量决定，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固然以投入的劳动量为基础，但受供求关系的影响，符合社会需求的部分即社会必要劳动量能实现其价值，而有一部分劳动因其不为社会所需要而不能实现其价值，投入这部分劳动的劳动者不能获得相应的报酬。

兼顾公平的经济学含义

公平分为市场公平和社会公平。实际上，我们讲的效率优先就是要实现市场公平，而兼顾公平指兼顾社会公平。

在市场经济中，由于每个人的主观条件不同，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在收入上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差距悬殊而且任其扩大就会造成多方面的严重后果，甚至出现两极分化。因此对收入要适当调节即兼顾社会公平。

在国民收入分配（主要是再分配）领域，国家运用法律、经济手段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对各类人员的收入关系进行调节，以实现社会公平。

1、通过制定有关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最低工资法》等，保障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收入。

2、运用累进税率的个人所得税调节高收入，运用遗产税、赠与税、财产税等适度限制非劳动收入，调节社会成员的个人收入分配关系。虽然一些法律在我国尚未制定、实施，但根据市场经济要求和其他国家的做法，这些法律、法规是必不可少的。

3、建立强制性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社会保险互助互济功能，对完全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及失去工作岗位等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弱者地位，收入水平大幅度下降的劳动者予以支持帮助，保证这些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等，这有利于社会安定，符合人道主义。

为什么把效率放在优先考虑地位？

1、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和观点，有利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占主导地位，只有把效率提高放在首位，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才能消灭贫穷，为共同富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物质条件。

2、从公平与效率关系看，只有坚持效率优先原则才能不断提高社会公平的含金量，否则公平的实现也是无源之水，只能共同贫穷。

3、从中国过去和现行收入分配格局以及不少人的观念看，平均主义的分配现象和观念还存在，需要以效率优先的分配机制去冲击和打破平均主义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束缚，给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效率与公平的不一致或矛盾方面。前面已提到，理论上可以讲人们在竞争中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实际上难以做到这一点，由于主客观条件制约，人们之间的收入必然存在差距。政府为了保证社会与经济的稳定、发展，要对收入作一些适当调整。这样，为了公平必然牺牲一部分效率，一些人不能得到应得的全部报酬，处理不好，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人们向上的动力。而追求效率的许多措施必然拉大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造成一部分人的付出得不到相应的报酬，或者干脆失去工作岗位，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处理不好就会出现两极分化现象，使社会处于动荡的状态。

效率和公平具有一致性。效率和公平有矛盾的一面，但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处理好二者关系，可以保持社会稳定，促使效率不断提高。只有效率的提高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公平的实现提供物质保障；只有实现社会公平才能为效率提高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效率与公平可以统一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计划经济中，由于公有制，生产资料为大家所有，没有必要谈竞争条件的平等，只能考虑分配结果的公平，只能是分配的均等，吃大锅饭，实行平均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以私有制为基础，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积聚，必然出现收入差距悬殊，导致两极分化，不能实现社会公平。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可以把效率与公平统一起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鼓励和允许一部分人靠诚实劳动和经营致富，允许个人凭借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获得收入，这样就能调动人的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同时，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国家利用行政、经济及法律等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关系，从制度上防止两极分化，做到公平分配。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与共同富裕

效率优先与共同富裕并不矛盾，兼顾公平与共同富裕又不是一回事。

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所谓共同富裕是指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以生产不断发展和效率持续提高为前提，全体社会成员逐步跨入富裕之门的经济过程。共同富裕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保障，以不断发展生产和提高效率为前提。因此，共同富裕与效率优先不矛盾，没有经济发展，效率提高，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贫穷基础上，更谈不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那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篇5：也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

也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

本文分析了“公平”与“效率”之间的辨证关系，并指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确立具有历史合理性;然而，就目前现实而言，它存在着加重而不是缓解当前中国所面临的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助长畸形的.经济行为以及延缓了合理健全的社会政策的制定等负面效应;因此，要“努力实现效率与公平的优化结合”，关注公平不仅仅是来自公平本身的需要，同时也是来自继续提高效率的需要，改善公平，也是改善效率的过程。

作 者：赵降英 作者单位：温州医学院，浙江 温州 325027刊 名：兰州学刊英文刊名：LANZHOU JOURNAL年，卷(期)：“”(3)分类号：F014.4关键词：收入分配 效率 公平

篇6：建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国企分配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也出现了诸多问题,特别是在收入分配领域,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扩大,基尼系数（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逐年增长，收入分配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

关于如何把效率与公平协调一致，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一直是理论与实践中的难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时隔五年，就在前不久结束的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又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可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处理收入分配领域的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依然是最佳的原则。但是稍作对比又发现“两大”报告在该问题上还是有些不同的，所以在新的时代，新的国情之下要想更好的处理收入分配领域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必须赋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新时代背景下的意义。

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公平是效率的前提，二者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实现效率和公平的正确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所谓效率，是可以按经济生活中劳动数量、质量同劳动成果的比率来度量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也可以按投入的生产要素同所得的经济成果的比率来度量，投入多，效率高，收入高，反之就收入低，甚至没有收入，发生亏损。所谓公平，是指人们之间利益和权利分配的合理化。

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和公平大体上作用于不同的分配过程。经过市场进行的分配是初次分配。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是按其在经济活动中的贡献来获得收入的。效率高，则收入高；效率低，则收入低。假如市场上不需要你所提供的生产要素，就得不到收入。各种生产要素贡献的大小，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作出判断的。在初次分配中，个人的收入取决于个人拥有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要素的市场价格。初次分配以效率为原则，就是说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就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效率高、竞争力强、生产适销对路产品的商品生产经营者获得了更多的收入，使人们的收入拉开了档次，充分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效率优先就是要求市场在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要求收入水平按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决定。从而可以引导人们不断提高效率，增加社会财富，解决如何把蛋糕做大的问题。但以效率为原则，并不等于忽视或者低估初次分配中公平的原则。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在初次分配中突出存在的行业不公、身份不公等现象，更警示我们要加大对初次分配中公平的问题的思索。其实，重视效率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既然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就需要调动广大劳动者包括科技和管理人员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此，完善分配制度，改革分配体制，更加重视社会公平和分配公平就显得尤为重要。

但是，经过市场实现的初次分配，确实还不能完全把蛋糕分得公平合理。比如市场机制的作用造成一些人很富有，一些人连基本需要都无法保障。因为收入两极分化，将对社会运行机制造成双重后果：一方面，对众多穷者的社会激励失效，极低的收入无法激发穷者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富者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有可能侵害社会约束机制。社会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失灵，必然从宏观上破坏社会的均衡状态，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无序化，从而严重破坏社会的经济效率。所以，市场初次分配的某些缺陷必须由再分配来弥补。在市场初次分配考虑效率的前提下，通过税收等手段调节收入差距，达到社会公平。然而近年来，国民人均收入仍有拉大的趋势，可见处理好再分配中的公平问题依旧任重而道远。这也正是胡锦涛总书记为什么说要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原因。所以效率和公平存在着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效率是实现公平的物质基础，只有通过提高效率创造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才有可能实现分配的公平；另一方面，公平又是提高效率的前提，只有收入分配公平合理，才能激发劳动者尽可能全面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尽快增加物质财富。总体来说，新时代背景下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就是针对我国当前的国情，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前提下，进一步注重两次分配过程中的公平问题，尤其是再分配。

篇7：研究生推免制度应兼顾公平和效率

据报道，全国共有165万人登记参加将于明年1月份举行的研究生入学考试。记者调查发现，来自普通院校的学生，通过全国统考进入知名大学的机会正越来越少。除了研究生考试里逐年增加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多知名大学提高了通过推荐免试录取的比例。

众所周知，我国研究生入学，长期以来采取全国统一考试的方式，以考生的笔试分数为主进行录取。这种方式可以考察学生的考试能力，却忽视了其科研能力、实际经验。虽然一些研究生招生机构后来增加了面试环节，结合笔试成绩和面试成绩进行录取，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笔试成绩高的学生通常会获得录取，而那些笔试成绩不高、但其他能力和素质比较强的学生，却往往被排除在面试名单之外。

在研究生招生中，实行推免制度，就是针对以上问题的一项改革措施。近年来，国内知名大学录取推免生的比例有了明显提高。以北京大学为例，招收的研究生中，推免生比例从的39.9%上升到的45.8%。这符合高校自主招生改革的方向。

然而，推免制度的推出也遭遇质疑。首先，推免制度存在学校歧视，从目前获得推免资格的学校看，大多是一本院校，而二本院校和三本院校基本与此无缘。名校推免比例提高，二本、三本院校学生考研的录取几率就大大下降；其次，推免制度的公正性缺乏制度保障，由于获得推免资格的学生，将不再参加统一笔试，因此社会公众担心这种操作会有猫腻。

要让推免制度持续推进，为研究生招生改革做出积极的探索，就必须直面质疑。在笔者看来，研究生推免制度完全可以做到公平公正和效率的结合。从学校公平出发，推免应该消除学校歧视，给每所本科院校毕业生平等的申请机会。这样一来，也许又有人会担心，一些素质不高的学生可能会通过权钱交易而获得进名校读研的机会。这取决于两方面，一方面，大学是否建立明晰的评价体系。如在许多世界一流大学，录取学生不是看单一的考试成绩，而是实行多元评价制度，其评价指标以及每项指标的打分、权重均十分清晰。一名学生是否被录取，是根据这一评价体系做出的评价结果，如果有人对其录取进行质疑，学校可以出示具体评价依据。相对来说，我国大学的.多元评价体系还不成熟，尤其是学校的自主评价部分，总给人比较随意之感。

篇8：效率兼顾公平

关键词：公平,效率,收入差距,政府干预,效率兼顾公平

公平与效率是社会所共同追求的两个方面, 但我们却无法保留市场这块蛋糕时又平等的分享它。因为公平和经济效率之间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要做到公平, 就要牺牲效率;反之, 要提高效率就要扩大收入差距, 刺激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级分化。

如果公平和效率双方都有价值, 而且其中一方对另一方没有绝对的优先权, 那么在他们冲突的方面, 我们应该如何权衡与抉择呢?

一、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

新中国成立后, 曾一度追求完全平等化的社会主义。但为什么我们又会从“大锅饭”, “农民公社”这些带有鲜明“平等”标记的社会转变为以追求“个人利益”为主的市场经济社会呢?当时国家掌管一切, 国民共同生产, 然后通过国家统一分配一切资源, 力图使国民均富。然而最终却以失败告终, 因为绝对的平等使人们丧失了努力奋斗的精神, 而无这一精神引入社会生活生产中, 社会便失去了效率, 又谈何发展复兴。于是我们从极尽平等的错误观念中走出来, 实行改革开放。回顾这沧海桑田的30年, 我国一直提倡“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 秉承邓小平理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先富带动后富”, 使中国经济蓬勃高速发展, 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终于让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民族之林!但30年后的今天, 我们却又发现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 出现了分配收入的“马太效应”。而这些越来越富的人群不但没有提携后者, 反而利用手中的金钱侵犯人们的平等权利。如, 著名的厦门红楼事件, 赖昌星利用大量金钱拉拢了大量厦门海关、港务等众多部门的高官, 为其走私铺平了道路。如此众多的执法人员深陷泥藻, 不禁让我们这些为多数的普通民众开始质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神圣的原则。因为金钱对权利的侵犯, 让法律在实践中对有些人格外平等, 实在令人心寒。

二、公平了吗

亚当·斯密曾说过, 社会上“有大财产的所在, 就有不平等的所在, 有一个巨富的人, 同时至少有五百个穷人。少数人的富裕是以多数人的贫穷为前提的”。我国收入差距更是改革开放后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包括政策制度、教育、能力、市场结构、歧视等。知识改变命运是我们不变的信条, 教育作为人们改变自身命运和实现社会地位升迁的重要途径是何等重要。但尽管如此目前我国的教育体制仍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现象。

而这就如多米诺骨牌般, 教育的不平等造成了城乡居民工作方面竞争力的悬殊, 扩大了收入的差距, 而收入的差距又极大的削弱了本处于弱势的这部分劳动者的阶层影响力, 进而促进了阶级歧视的产生。当农民工, 打工族, 蚁族等这些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语不断涌入我们的视线时, 能有几个廖晓峰、曾飞扬为他们鸣不平?三角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中国GDP的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诸如“深圳速度”的奇迹。而这些成就正是由总数高达2.42亿农民工的辛勤汗水所换来的。然而在珠三角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 农民工们的生存状况却并未得到预想中的改善。这些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人们, 在付出比别人更艰辛的劳动时, 还要背负着社会给予的种种白眼, 这公平吗?

现今社会中所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何止尔尔, 经济、阶级、文化上种种不平等的现象已经全然违背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初衷了。真正平等的社会还有待于我们所有人尤其是政府部门的共同努力和维系。因此如若我们仍然任由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进行调节, 那么毫无疑问劳资双方的力量会愈加悬殊, 贫富两极分化将更加严峻。就市场机制下产生的垄断企业而言, 可知道垄断对于其竞争者和顾客都是极其不公平的。它不但阻碍了资源最优配置的实现, 甚至降低了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 导致资源的了浪费和社会福利的损失。

三、政府干预市场, 效率兼顾平等

因此在这些极端不平衡的情况如崩堤之水势不可挡之前, 政府必须对经济进行强制性的干预。总之, 要提高市场的运行和经济效率, 既要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起基础性的调节作用, 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市场进行干预也是必不可少的。可见, 政府以及政府掌权者清廉执政对于社会平等的重要意义。所以以谨遵“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原则, 坚决抵制如以上提到的远华事件中的官商勾结现象, 以及“隐性世袭”等潜规则作为前提条件下, 政府出台的各种法律和政治制度, 例如放宽户籍政策, 务工人员落户城镇政策;实施自主命题, 不再使用全国统一高考试卷;劳工NGO的成立;规定限制价格等无不是我们实现一个真正平等社会的奠基石!

确实, 政府已经提出了许多为了在市场经济中实现社会公平的政策。但就中国社会现状来看, 这些仍不足以实现效率与平等的兼顾。而众所周知, 瑞典和芬兰是高福利国家的代表, 不仅拥有高度发达的经济, 同时兼顾稳定的社会秩序。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究其原因, 是多方面的, 但将相对高效率的生产部门与比较平等的收入分配和公平的机会结合起来一定是必不可少且千钧一发的环节。因此中国是否将来也可以通过实施高额的累进税、遗产税、付所得税等再分配政策, 让社会成员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加大所得税征收的上限遮掩能够减少低收入人群的经济负担, 并且加大廉租房的建设, 进行房屋补贴, 保证公民的最低权利。借西部大开发的东风, 给以到西部投资的公司政策上的鼓励, 做到地区经济发展的平产与消费的能力等, 真正惠及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