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保险公平与效率

失业保险公平与效率（精选十篇）

失业保险公平与效率 篇1

1. 美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特点。

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作保证。美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进行着不断的调整或改革, 但每次调整或改革都有联邦政府相关的立法作保证。这不仅能保证美国养老保险制度的连贯性, 又可使参保者对自己退休后的养老保险充满信心。

美国已经建立起以联邦政府社会保障养老保险为主, 公共部门养老保险和雇主养老保险为辅, 个人退休账户养老保险作为有益补充的多层次的养老保险框架。具体而言, 联邦政府社会保障养老保险是面向所有美国国民强制执行的;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实力还可以为雇员提供地方补充养老条款;企业也可以根据条件制定吸引员工的企业补充养老计划;个人还可以有自己的退休账户进行私人化投资。

强调国家、单位和个人三方面的责任, 强调权利和义务的统一。虽然美国经济实力雄厚, 但随着人口老龄化尤其是“婴儿潮”出生的人即将进入退休年龄, 预计2017年美国的养老基金将出现支付缺口, 这决定了美国不能走福利型社会养老保险之路, 而是强调国家、单位和个人在养老保险中各自的责任, 共同推进养老保险的发展。这既缓解了政府的压力, 也强调了个人在养老保险中的责任, 做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

社会化和市场化程度高, 朝私营化方向发展趋势明显。美国的养老保险不管是联邦基础保险还是公共部门养老保险和雇主养老保险, 为了保值增值, 可以采用购买政府债券、投资股票市场等方式进行资本化运作, 社会化和市场化程度都很高, 尤其是个人退休账户, 投资运营手段比较灵活并且朝私营化发展的趋势更加明显。

2.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特点。

立法落后, 法律不健全, 且行政性较强。自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颁布以来, 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虽然也经历了多次调整和改革, 并相继出台一些法规, 但始终没有一部全国性的养老保险法律。

覆盖面窄, 层次的划分形同虚设, 缺乏公平与效率。国家法定基本养老保险主要虽然覆盖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职工和城镇居民, 但缴费标准、管理部门、支付标准却各不相同, 未能形成统一的养老保险体系。最主要的是该层次并没有将农民包括在内。

缺乏权利与义务的统一。由于制度设计缺陷, 对于制度覆盖范围内的人员, 政府采取的是大包大揽的政策, 财政负担太重;而对于制度覆盖范围以外的人员, 政府没有明确的资助政策, 造成体制内的人享有养老保险的权利却没尽到义务, 而体制外的人尽到了缴税义务却没有享受养老保险的权利。显然没有很好地将权利和义务统一。

统筹层次低、资金运营方式单一。中国的法定基本养老保险自1986年实行县级统筹以来, 虽有进一步的发展, 但到目前为止也只有17个省份基本实现省级统筹, 远未实现全国统筹, 这种低层次的统筹, 难以发挥地区间养老保险的互济功能。而且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第一层次采用的是现收现付式, 很难有积累, 资金运用方式单一。

二、中美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性比较

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起点公平, 即社会成员的参与机会的均等性。任何社会成员, 无论其地位、行业、区域、贫富都应纳入国家养老保险范围之内;二是过程和结果公平, 即参保人员要面临统一的参保条件, 享有大致相同的养老保险待遇;三是通过养老保险再分配的功能, 调节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别。

从起点上看, 美国的社会养老保险覆盖96%的工作人员, 几乎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可以参加而且必须参加养老保险。而在中国, 国家法定基本养老保险主要覆盖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职工和城镇居民, 但却把最广大的农民排除在外[1]。

从过程和结果看, 在美国, 无论工作地点或何种职业, 养老保险的管理部门、收费标准、发放标准等运作机理都是统一的。而在中国, 对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职工和城镇居民来说, 虽然他们都有参加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的机会, 但运作机理的不同造成了他们的养老保险的待遇有很大的差别。

从缴费比例来看, 美国养老保险缴费率都是相同的, 无论个人还是企业, 均为参保人平均月收入的6.2%加上企业为其缴纳的6.2%。而在中国, 由于没有统一的缴费率, 有的企业缴费率高, 有的缴费率低, 这就造成企业在社会养老保险中的不同负担, 直接损害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

三、中美养老保险制度的效率比较

所谓效率, 是指一定条件下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率, 或者说资源有效配置的程度。养老保险的效率主要体现制度本身的运行效率以及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上[2]。具体而言, 一是指运行效率;二是指社会效率。至于它们判断的标准, 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说法。

从制度本身的运行效率看: (1) 收支方面, 美国的养老保险金就目前来说, 仍然是收大于支的[3], 而中国的养老金早已入不敷出, 并需要国家财政补贴。 (2) 制度建设方面, 美国自1935年颁发《社会保障法》至今, 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和社会实际的需要, 先后修改了32次, 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 大大降低了制度本身的运行成本。而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自1951年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以来, 2010年10月28日才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2011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由于没有形成统一的养老金标准, 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部门和基金运作方式, 政策的实施往往带有行政性、随即性, 贯彻不彻底, 成了很大的转制成本。 (3) 养老保险的主要资金来源以及融资模式的调整过程方面, 美国的基本养老保险主要来源于美国联邦收入税、社会保障收入本身的课税、美国财政部的一般资金以及养老保险资金的投资收益, 这些收入基本满足了养老金的支出。而中国的养老保险除了企业、个人的缴款和极少的投资收益外, 基本没有其他养老保险金来源, 造成了很大的养老金缺口, 造成过重的财政负担。 (4) 养老保险的管理部门方面, 美国的养老保险由社会安全 (保障) 部署统一管理, 以养老保险税的形式提取积累基金, 并由财政部通过税务局负责向企业和个人征缴, 这种将管理与基金收缴分开管理的方式, 使得部门之间分工更加明确, 从而提高了工作的效率, 降低了运行成本。而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中,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分属不同的部门领导, 没有形成统一的管理部门, 降低了运行效率。 (5) 美国政府实时调整养老基金的运作方式:一方面对国家基本养老金进行更多的市场化运作, 以实现它的保值增值;另一方面改革私人养老保险制度, 使其朝私营方面发展, 通过购买回报率高的金融产品来实现个人账户的增值[4]。相比之下, 中国的养老保险基金一般存入银行或买卖国债以及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但为了资金的安全,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银行存款和国债的投资的比例不得低于50%, 且银行存款比例不得低于10%。这些限制使中国养老基金的投资收益率还不到3%。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影响, 中国养老基金的收益率甚至为负值。养老保险基金不能投入收益率高的金融市场就难以实现其保值增值, 况且, 中国对养老基金监管不力, 存在挪用、挤占现象, 严重影响了基金运行的效率[5]。

从制度的社会效率来看, 养老保险的社会效率表现在:对参保人来说, 使其免受后顾之忧并参加到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去;对企业来说, 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提供社会环境;对社会来说, 通过调节收入差距、缓解社会矛盾, 同时缓解经济波动, 给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美国养老保险制度具有统一的缴费率, 不具有差异性, 为人们的老年生活提供了基本的保证, 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也为企业为社会创造出了高的效率;而且, 养老保险账户一般具有便携式的功能, 客观上促进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有利于国家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有利于社会效率的提高以及国家经济的发展。而中国目前还没有建立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 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的制度上的人为分割所造成的差异, 既造成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公平, 也阻碍了中国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四、结论和启示

通过比较分析, 美国多层次全方位的养老保险体系为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借鉴。美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有健全的制度和完善的立法, 一方面注重发挥市场的作用来促进效率, 另一方面又努力提升养老保险促进社会公平的功能。美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是一种符合本国现实的制度, 但并不是完美的制度, 其缺陷表现在政府的主体地位并不突出。对于养老保险制度还较不完善的中国来说, 在借鉴美国的发展经验时, 既应学习美国重视市场作用和社会功能的合理做法, 又要避免政府在养老保险制度中作用不突出的问题, 在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充分发挥政府的服务功能以及社会的协调作用, 保证公平优先, 同时, 政府也要积极推进养老保险基金进入市场, 拓宽市场的渠道, 利用市场的调节机制, 以促进效率。

参考文献

[1]杨建海.中美养老保险制度比较研究[J].中国劳动, 2005, (5) :66-68.

[2]许斌.浅谈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公平和效率[J].新视野, 2001, (6) :34-37.

[3]陈平路.美国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发展趋势[J].统计与决策, 2006, (11) :55-58.

[4]李珍, 杨玲.养老基金制度安排与经济增长的互动——以美国为研究对象[J].金融研究, 2001, (2) :77-79.

公平与效率论文 篇2

〔摘要〕探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能脱离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共同富裕是实现率与公平统一的实践基础和目标，应该在二者关系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不同维度来把握二者的辩证关系，任何将二者关系机械化、教条化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关键词〕效率与公平，国情，共同富裕，共时性，历时性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和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贫富差距愈益拉大的问题越来越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自从党的十六大提出“更加关注社会公平”的观点以来，对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争论就没有中断，而且随着我党科学发展观和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如何对待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俨然成为一个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关键问题。笔者也在不断地思索，时而有一些想法，在此提出，希望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笔者的基本观点是：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是具体的和历史的统一，而不是抽象的僵死的和非历史的统一；二者在统一过程中何者“优先”、何者“兼顾”必须视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而变化，而不能一成不变。

一、中国的国情：探讨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

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有关理论，在一种纯粹抽象的经济学理论或经济统计数学模式中推演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公式，即使推演出来了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从来都不是存在于所谓一般的、理想的或线性的经济环境中，而是存在于非常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之中的。所以，笔者认为，如今我们探讨二者的关系，一定是在二者关系在某种环境中遇到了困难的时候和条件下，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和民族复兴的过程中。这一社会历史背景和具体国情绝对不能舍弃。中国的国情不是可有可无的外界变量，二是内在于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及其历史变迁之中的，或者说二者的本质关系只有在中国具体的、变化中的国情之中、日益逼近的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之中，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在不断变化和提升之中，才能实现和展开。任何脱离这一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国情来谈论二者的关系，无论其数学模型如何精致、逻辑推理如何缜密，也是没有意义的，难听点说，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教条主义（或者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或者是教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不仅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需要高度关注的是：我们有十三多亿的人口，城乡、地区和社会阶层的差异巨大，庞大的经济总量与极小的人均产值，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显著的不平衡，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的二重性，我们在体制上、政策上高风险的尝试性探索等等因素，都会使得任何科学的理论在实践中变得面目全非。这是我们在研究和实施效率与公平关系的理论和政策措施时所必须高度关注的；再说一遍：这些因素不是无关的可以忽略不计的“噪音”，而是我们必须实践于其中的条件、环境和背景。

二、共同富裕：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基础和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的价值目标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我们的一切发展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认真分析可以得知，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一个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目标。“富裕”指示着效率，没有效率的发展不可能实现富裕——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增加，而效率无非是以最少的代价（时间、资源、人力等）取得最多的收获，无效率的经济过程至多是简单再生产的维持，而不可能有财富的增加。有效率就会有富裕，这具有必然性。为了富裕必须追求效率，这是追求富裕的历史规律的客观要求；舍弃效率不仅违背实现富裕的规律，而且任何其他的方法和路径都只能是缘木求鱼。这一点无须多加言说，无数的经济学著述对此作过有说服力的论证。

笔者所强调的是，我们的目标不只是富裕，而是“共同”富裕，“共同”就是“公平”的体现。没有“共同”的“富裕”只能是“不共同”的富裕：部分人的富裕——少数人的富裕——极少数人的富裕，从而也是部分人的贫穷——多数人的贫穷——绝大多数人的贫穷。这毫无疑问也是历史的规律。这个“共同”就是全体人民平等地享有致富的机会、条件和环境，平等地享有共同发展的成果，这就是公平。为此我们在政策的决定和执行上、制度建构上、运作体制上、激励机制上都要使全体人民在平等的起点上、在平等的条件下，平等地享有公共资源、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公平，就不可能有“共同”富裕。富裕本身没有社会性质的差异，但富裕不是无主体的富裕，它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和存在状态却是有社会制度之别的，而“共同”则从生产关系上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只有“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富裕，才从本质上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贫穷固然不是社会主义，富裕也不一定就是社会主义，只有少数人的富裕就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因此，效率与公平的统一首先表现在二者都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具体地统一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实践之中。离开共同富裕谈论二者的关系就是抽象的、无益的。

对此还可以从另外两个角度来理解：其一，共同富裕是从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的高度规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实现财富的增加，才能达到富裕；只有坚持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助合作关系，坚持产品的“按劳分配”，才能有基本的公平、“共同”的富裕。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追求效率，而为了保持和提升、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必须追求公平；没有效率就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公平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巩固。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就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没有效率的公平和没有公平的效率都是违背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的，也就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我们必须在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方面来理解和把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自我完善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效率宁可不要。

二是，单纯从经济制度意义上来看，我们将近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就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单纯机械地理解为它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说就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或者就是服务于、服从于并以社会主义为目的的市场经济——显然这两种理解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主从关系上是有区别的，暂且不论；另一方面，如果说社会主义的本质趋向是公平——全体劳动人民的当家作主，按劳分配，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等，市场经济的本质趋向就是效率——通过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高效率地获取（创造和分配）财富，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就会有不同的实际表现：或者是讲究公平的效率，公平服从效率，效率是目的，公平是手段（学界大多数论述均属此类：公平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它在有限范围内能够提高效率）；或者是讲求效率的公平，效率服从公平，公平是目的，效率是手段（对此学界的论述较为罕见）。笔者认为，由于社会主义对于我国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总体性、决定性和统帅性，市场经济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就连市场经济极为发达的西方也在高喊“只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的口号），因此总体上讲，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应该是后者：效率为了公平，效率服从公平——这也符合邓小平同志关于“先富”和“共富”关系的论述，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显然部分先富就是讲求效率的结果，而部分先富的目的只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即实现共同富裕；否则共同富裕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就是乌托邦。

三、不同“经济单位”的不同组合：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共时具体性

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现状错综复杂：历时性的不同性质的生产力共时存在并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这使得整体的生产分工链条上的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不同产业、不同企业、不同的人（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既然任何经济单位都必须面临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那么就有一个具体地如何处理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二者之间“何主何从”的关系。通过体制改革，就是要让那些有条件并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地区、行业、部门、产业、企业和人（简称为不同的“经济单位”）高效率地先富起来；而对于国家来说，这部分地先富绝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为进一步实现全体共富创造条件。不服从公平的效率即不服从全体共富的部分先富必然造成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其后果已经有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以为佐证。

再细致些说，效率与公平的几种关系组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抑或统筹兼顾效率与公平，把二者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等等，不但不是“一刀切”式、“一窝蜂”式的关系，而且即使对于同一个“经济单位”也是灵活的、变化的、具有策略性的。在国家发展的同一个时间点上，不同的经济单位可以灵活地采用上述关于效率与公平的不同关系组合，在确保微观效率的前提下，通过效率与公平的不同关系组合也就是公平的量的积累来推进公平的实现。因此笔者反对那种中央一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一阵风地全国上下、各经济单位都争先恐后地惟效率马首是瞻，中央一说“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就一窝蜂地都无效率地“注重”公平，等等。中央是从总体高度，根据发展中出现的关键和突出问题来明确二者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这个具体阶段的一般关系，各个“经济单位”则应该在有利于实现国家根本目标的前提下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宜的关系组合。这就叫实事求是、因情而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看来，任何把二者关系公式化、机械化、教条化的做法都是违背辩证法的，因而在实践上是十分有害的。

四、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组合：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历时具体性

以上论述表面：只要为了共同富裕，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可以进行灵活地组合。改革之初，突出的问题是整体上缺乏效率，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部分先富的政策就是十分正确的。而当那些先富起来的部分已经足够地富，而未富起来的部分已经极端地贫，以至于先富部分已经不能够再继续保持富裕，或者蕴藏着极大的社会稳定危险的时候，就说明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已经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不及时恰当地解决这一问题就必然导致先富和未富部分两败俱伤、前功尽弃，这时旗帜鲜明地提出并实施“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口号和措施就是必然的。但现实的历史进程不会这么机械，笔者认为，在大多数时候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应该是基本平等的：公平是目的，但必须通过有效率的手段来实现，效率虽然是手段，但当不讲求效率连生存也有问题的时候，效率就是至高无上的；但这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它要随着共同富裕的发展进程而变化。

共同富裕的确首先是一个目标，但不是所谓“最终的”、与具体过程无关的“目标”。共同富裕也是一个发展过程，是这个过程中追求共同富裕之各个环节的必然结果，因而也必然规定整个过程的本质；一个与共同富裕无关的社会历史过程，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共同富裕固然是目的，但恐怕也不是通过任何手段就可以实现的；不通过与共同富裕有本质联系的手段，也断然无法实现这一“目的”，共同富裕的历史过程是共同富裕的手段和目的的统一。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就深刻表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是必要手段，但不是充分手段，更不是唯一手段；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也是达到共同富裕即实现公平必不可少的手段，是充要手段之一。这种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实际上也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随着共同富裕的发展水平以及所突现的不同问题，而决定效率与公平关系的不同组合，这也是实事求是、因情而异。那种把邓小平同志“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教条化的做法是违背邓小平理论的思想精髓的。

效率与公平 篇3

效率指资源投入和生产产出的比率。人类任何活动都离不开效率问题,人作为智慧动物,其一切活动都是有目的的,是为了实现既定的目标。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有的人投入少,但实现的目的多,即我们所说的事半功倍,而有的人投入很大,但实现的目的少,或者实现不了其目标,即我们所说的事倍功半,前者是高效率,后者是低效率。所以效率就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的产出与投入之比值,或者叫效益与成本之比值,如果比值大,效率就高,也就是效率与产出或者收益的大小成正比,而与成本或投入成反比例,也就是说,如果想提高效率,必须降低成本投入,提高效益或产出。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收入分配政策,其中一条提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于这条具有指导意义的收入分配政策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更关系到能否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顺利推进。面对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有不少人,甚至是政策的执行者对这一政策的理解却存在明显的偏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公平就是平等,主张公平就是取消贫富差距,尽可能实现平等;第二,主要是现在的地方政策执行者,面对“效率优先”的分配原则,追求眼前利益,过分强调效率的地位,忽视了对公平的兼顾,结果得到的要么是短时效率(小效率),牺牲的却是长时效率(大效率)、要么是局部效率(小效率),损失的却是全局效率(大效率)。第三,面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有人认为效率和公平是矛盾的对立面,是不能兼容的。换句话说,就是“坚持效率优先”,必定以牺牲公平为代价;坚持“兼顾公平”,必然或损失效率。

一、公平不同于平等

从分配方式的角度,以平等和公平为标尺可以将社会形态划分为4种类型。它们分别是既平等又公平的社会;平等但不公平的社会;不平等但公平的社会和既不平等又不公平的社会。马克思等所设想的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可能是既平等又公平的。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其结果是平等但不公平。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的阶段性目标)追求的是建立一个分配制度上不平等但相对公平的社会。然而,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的某一阶段或某一范围事实上出现了分配制度上的既不平等又不公平。现在的中国收入分配上的不公平造成收入差距的拉大已经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一大社会问题。

显然,公平不同于平等,更不同于平均。虽然公平与平等都属于价值观的范畴,有一部分内容是交叉的,如机会的平等、条件的平等都属于公平的范围,但公平与平等属于不同的价值观。简单地讲,平等注重的是结果,而公平不仅注重结果而且更注重过程。

现实社会也不乏说明公平与平等不同的具体例子。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形式上实行的是按劳分配,通过奖勤罚懒来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但实际上却搞的是“大锅饭”、“平均主义”,其实质却坚持的是平等但不公平的分配原则。这种分配原则坚持的结果是,严重扭曲了市场机制的激励作用,极大地损伤了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影响了他们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造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长期停滞,人们的收入虽然相对平均却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这种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分配模式只能带来效率的低下、物质的匮乏和人们的贫困,我们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绝对不能再走“平均主义”的老路。

二、片面追求效率的代价

由于改革开放以前的实践中,我国对于效率与公平的两个侧面,实际上偏重的是公平(确切地讲是平等或平均)而不是效率,分配政策基本上属于平等或平均,稍顾效率的模式,造成了长期的生产力发展停滞。现在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对传统分配政策造成了巨大冲击,可以说是对过去一直处于压制状态的生产力的巨大释放,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各种劳动、资本、知识、技术和管理等要素竞相汇聚,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这些都是积极的,是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改善的,应当继续给予以鼓励并加以肯定。然而,事情往往并不是那么简单,历史刚刚从一种极端中跳出时,又有一部分人跳到事物的另一端。具体到我国的一些地方、一些人在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时,过分强调效率的作用,企图短时间就把“蛋糕”做大,完全忽视了公平。所以,具体实施政策的结果造成了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平,也更造成了居民收入差距的迅速拉大(收入的明显不平等)。事实上,目前我国大多数对贫富悬殊的不满并不是贯彻“效率优先”原则而引起的收入不平等,而是对过于强调效率原则、忽视公平原则引起的收入不平等。

三、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一个有效率的社会,其资源配置、管理体制、运作机制应该是合理的、公正的;同样,一个公正的社会,其资源一定能得到合理的配置,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公平的实现,社会的公平也有助于效率的提高。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效率与公平没有能够很好地协调起来,相反,矛盾突出。追求公平,效率就打折扣;追求效率,公平便有失公允。其结果,必将影响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事实上,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上是可以统一的,虽然二者在一定程度存在不同步现象。按照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规律的客观要求来评判收入分配制度及分配结果,公平与效率之间在本质和主流上不存在此消彼长、二者择一的冲突关系,而是体现出互动互补的统一关系。

一方面,效率决定着公平的实现。社会上存在着弱势群体,对这些弱势群体,出于人道主义关怀,政府应当兼顾公平,通过种种措施,如向高收入者征收个人所得税,把这部分资金转移给弱势群体,如发放失业救济金,帮助下岗职工再就业,帮助失学儿童重返课堂。只有这样,才能使这部分人得到应有的帮助,以获得应有的教育机会和参加职位竞争的机会,挖掘这部分人的潜力,避免人力资源的浪费,提高效率。

公平促进效率,有利于效率的实现,效率为公平的实现提供了物质基础,二者是一致的。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要使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参与竞争,平等的劳动就业机会,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始竞争,而个人的分配、收入要与个人所投入的努力达到一种比例上的动态平衡——多劳多得。反对那种小生产者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平等观,提倡多劳多得,国家在实施政策时要以效率为先,以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最终目标,但要兼顾公平,国家通过各种办法,用政策加以调节,倾斜于弱势群体,给其以平等的机会参与竞争,参与国家的经济建设。以提高经济效率,总之,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既不能只强调效率忽视了公平,也不能因为公平而不要效率。应该寻求一个公平与效率的最佳契合点,实现效率,促进公平。中国广大老百姓对收入差距的不满来自于不切实际的追求效率,忽视公平带来收入的极度不平等,而不是因为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带来收入差距。在此以前,已经有学者就收入差距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民众对收入差距的不满绝大多数来自于“分配不公”,而不是“分配不等”。

第二,将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解释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有些偏差。本人以为效率和公平是内在统一的,是都必须要坚持的;而效率与平等是对立的,不能同时兼顾的。所以不能将其解释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如果要解释,也应该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并兼顾公平,再分配注重平等。

(作者单位:吉林省卫生厅)

正确认识公平与效率 篇4

(一) 报告对效率和公平阐述的主要内容

报告有六个地方提到效率和公平, 总体上是三层含义。

一是明确了效率和公平的地位。报告指出效率和公平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要正确处理的事关全局的重大核心内容之一,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四大特征中的两个, 是主流价值四大内涵的两大内涵。地位的论述是全新论述, 凸显效率和公平的极端重要性。

二是追求效率、公平的路径。追求效率路径是上不封顶, 增强创造财富和创新进步动力。追求公平的路径是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权利公平, 加强社会领域基础性制度建设;让个人所得和能力相适应, 增强社会阶层良性流动。

三是效率和公平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报告分别将两者的关系从上和下角度加以论述, 并从效率为先、公平为本的角度加以论述。从这两个角度论述是全新的方法, 是动态方法。从这两个角度论述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体现了和谐统一的思想。

(二) 本报告对效率和公平论述重要意义

1. 有利于坚定不移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效率和公平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 其隐含命题是当前社会问题, 不是市场经济引起的, 尤其是收入差距的扩大, 也不能归结到追求效率的头上。实际上, 当前的问题恰恰是市场经济不完善, 尤其是法律不完善, 民主不健全带来的, 是改革不到位, 贪污腐败, 二元经济结构以及市场经济竞争导致失败引起的。鉴此, 必须完善市场经济制度, 完善民主法治, 保障人民权利, 清除腐败。而不是开历史倒车, 追求低效率的公平, 走计划经济的老路。历史已经证明, 开历史倒车是死路, 回归传统体制是歧路, 坚持市场化改革是出路。

2. 有利于理直气壮地追求效率。

从上下的角度论述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体现真正坚持市场经济法则, 适应中国国情。追求效率是市场经济天然本质, 没有了效率或者低效率都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 也极大损害了追求财富创造和创新的积极性, 无论是从近期还是远期都不利于中国的发展。对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包括处在面临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广东, 发展生产力仍是所有问题的关键, 通过提高效率, 推动发展是永远不会过时。否则, 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将是最大不公平, 成为历史的罪人。

3. 有利于正确应对社会转型时期的矛盾。

浅谈公平与效率 篇5

2006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放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强调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第一阶段(1978—1987年)的核心内容是“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第二阶段(1987—1993年)提出“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第三阶段(1993年至今)的提法是“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确立并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

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分配尺度、分配过程、分配规则的公平，而不是单纯的结果公平。对个人来说，即使参与分配的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而实际分配的结果也可能是不均等的。

“公平优先”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实现，国家采用没收、赎买、公私合营等手段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影响下，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在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处理上采取了“公平优先”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但很快这种积极性就下降了。平均主义是假公平，它只讲结果的公平，不管生产过程中规则的不公平。干好干坏，干与不干都一样，分配享受相同的物质财富，这对劳动者是不公平的。这种平均主义的公平不是真正的公平，它在使经济失去效率的同时也失去了公平，结果使效率与公平“鸡飞蛋打”一场空。设计新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

“公平效率二者兼顾”的按劳分配原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建立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初期。在公平与效率关系上采取了“二者兼顾”的原则。提出了要“克服平均主义”，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开始从根本上打破农村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后来，先富带动后富。这时，劳动好的，生产多的，多得奖金，收入增加。分配制度的调整调动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生产效率提高了，但由于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强调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而人们对此理解和强调的重点不同，因而带来了改革实践中的摇摆和反复。在当时这种经济制度下，我国实行按劳分配的客观经济基础不完备，计划制造成的行业间收入差距，企业收入不公平就显现出来。就出现有些企业收入多，有些企业亏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党的十五大，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前提下，“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分配原则上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具体实现机制，使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表述得更为明确、实现途径更加具体。“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

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部门和行业之间、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收入差距越来越悬殊，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贫富悬殊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如果贫富悬殊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出现两极分化，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变质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失败。为了使改革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当前和今后应更加注重有利于社会和谐和稳定的社会公平。同时，我国目前已经具备了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现实性。已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能力，逐步解决多年来累积形成的贫富差距。

“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

为了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最优平衡点,求得社会和谐,需要在收入分配政策上进行调整，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公平与效率是矛盾关系，而这对矛盾又是处在动态的变化之中。随着我们对公平与效率关系认识的发展变化，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日益深化并不断完善，分配制度和公平与效率相互促进，推动我国经济改革的向前发展

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鼓励竞争，明确在经济体制上要以市场经济为制度取向。而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则明确提出“兼顾效率和公平”，这确实令人耳目一新

公平正义，贫富差距，分配政策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也常常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之下，我国经济腾飞，贫富差距骤然拉大，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部门和行业之间、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收入差距越来越悬殊，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人民生活受到冲击，随之而来的还有对分配政策和公平正义的争议，其中也不乏怨言和质疑。面对这样的情况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兼顾效率和公平”，这几个字的微妙变化，正是我国进一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

但政策的推行和落实首先要被人民大众所了解、接受，大家是否了解十八大对公平与效率的调整呢？又是通过什么渠道？调整之后的“兼顾公平与效率”是否得到人民认可？在人们心中，“兼顾”二字可否在现实中实现？会不会人们把“兼顾”只当成是无法实现的理想状态？带着这样的顾虑和问题，我们对不同职业、年龄、性别的116人进行了问卷调查。

从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明确知道我国十八大关于公平和效率关系调整政策的仅有13人，占总人数的约十分之一，足可见我国政策的推广工作还待提高。如果推广工作未做好，人民不了解新政策，政策和人民自然就会出现隔阂，政策的实施缺少了群众基础，也就缺少人民的支持和监督，同时，人们还停留在不合时宜的旧政策方针上，怨言不断，负面心理会愈加浓重。从调查中还可以得到，有将近一半的人得知十八大政策调整是通过课堂学习，也许有调查对象主要集中于高校的缘故，但可以看出高校教育的作用。其次，约三分之一的人是通过网络媒体得知十八大政策调整，应利用网络媒体的便利性，扩大宣传“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新方针，以得到更多认可，推进实施。

“公平与效率在现实中能否实现”的问题统计消除了我们的顾虑，80%的人认为在现实中公平和效率可以兼顾，这为十八大提出的“兼顾公平与效率”获得群众认可提供了有力支持。

税法公平与效率原则 篇6

关键词：环境保护税法（征求意见稿）；公平原则；效率原则

一、文献综述

各国设计税制时要考虑的基本原则就是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这两大原则同时充分体现在征税的每一环节，包括征收对象、税率、征收方法。1776年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提出了著名的税收四原则，平等原则、确定原则、便利原则和最少费用原则。其中的平等原则对应公平原则，便利原则和最少费用原则对应效率原则。在环境保护税收相对完善的发达国家的税收制度的设计中，可以体会到税制的公平与效率无处不在地保证了税收的逆行环境保护作用。

对于税收的公平，中西方有不同的观点。西方学者认为，税收公平是指国家征税要使各个纳税人承担的负担与其经济状况相适应，并使各个纳税人之间的负担水平均衡。我国学者认为税收公平指税负在各阶层中的公平分布最终形成同等的税收环境公平竞争。学界衡量税收公平的标准中，公认比较合理的是“能力说”，即以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为依据征税。

税收的效率包括经济效率和资源的运行效率。经济效率是指在市场经济有效的情况下，税收要尽可能避免对税收机制的干扰，努力实现税收的“中性”，而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税收要发挥“纠正性”作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资源的运行效率，即在税收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征税费用和纳税费用最低。公平的有效率税制，在高效率的征收过程中能促进充满活力的社会经济稳定的发展。

二、我国开征环境保护税的必然性

中国为制造大国，在过去的改革开放期间，“先污染后治理”的国策带来的大规模、加速度的经济发展，其代价是环境的全面破坏，而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发达国家将其在本国被禁止或严格限制生产和使用的产品和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此时我国不完善税制形成的低税率以及环保税的缺失使得我国成为其目标之一，进一步加大我国环境的负荷。在历史遗留污染和当下的污染严重的产业结构下，中国的环境已经临近崩溃的边缘。近几年的高频词汇“雾霾”，“沙尘暴”也成为生活中的常客。“十二五”也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而环保税就是实现“十二五”计划的有效手段。国务院终于在2015年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但是基于税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的视角，发现许多问题。为达到最后通过税收实现环境改善的目的，提出一些建议。

三、《环境保护税法（征求意见稿）》中公平与效率有待完善之处

（一）纳税主体的选择

意见征求稿的第二条就指明了“环境保护税纳税人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以及管辖的其他海域，直接向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却排除了自然人。亚当·斯密认为“一国国民，都须在可能范围内，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各自在国家保护下享有收入的比例，缴纳国赋，维持政府。”结合我国国情考虑，我国人口众多，较少的单位排污量的叠加也是环境污染的重大组成部分，并且现今我国居民的环保意识相对落后，在日常生活中，关于环境保护的费用也只有金额极小，征收不规范的污水处理费和垃圾费，完全不能达到通过征收生活污染费用进行环保的作用。所以此次的环境保护税的出台是提高全名环保意识的契机，对居民生活的生活污水以及垃圾也应该进行费改税。对所有的污染者征税更能体现“谁污染，谁纳税”，全面实现环境保护税的调节行为作用。

环境保护税的应税噪音污染只包含了建筑施工噪声和工业噪音，而没有包含移动噪音污染源，比如汽车、火车、飞机等交通工具，然而这些移动噪音污染源对人们的生活影响远远大于工业噪音与建筑施工噪音。我国应当将这些生活噪音纳入征收对象，将噪音污染税加入交通工具等移动污染源的使用者或受益者的交通费用中。通过全面完善征收对象，实现税制的基本原则中的公平原则。

（二）税额的计算

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就表达了我国制定环境保护税法的目的，“为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社会节能减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税额是税制中的核心要素，所以稅额的设计是该税法是否能达到预期目的的关键。征求意见稿中的税率设置上弹性弱，未能很好体现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其中对排放的应税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简单的以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作为加倍征收界线，以至于存在于界线上下的细小差别排放量会产生巨大的税额差别，过于粗略的计证有失公平并且不能积极鼓励污染者减少排放。同样过于简陋的还有对应纳建筑施工噪声的计证，采用每平方米3元对施工单位承建的承建面积计征。

对于应税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的加倍计征可以采用超额累进税率，在惩罚过度排放的污染者的同时还达到了鼓励减排的目的。而对于应纳建筑施工噪声应当规定一个国家或地方的标准，在标准一下就免税，超过标准就采用全额累进税率，这样的税率更符合建筑行业特征，也更有效的起到警示作用。

（三）税收优惠的制定

环境保护税法不同于其他税法，不以税收作为财政收入来源为征收目的，二是希望通过税收保护坏境，所以环境保护税法不应单以惩罚性为主，加大税收优惠这种辅助性的激励措施也会诱导污染者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然而征求意见稿中涉及的税收优惠基本不会产生这种辅助性的功能。其中对合理处置工业固体废物的污染者只是进行免税，对于已经安装和使用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的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仪器没有任何税收优惠。

高度重视合理处理污染物，积极进行环境保护建设的污染者，针对不同优惠对象的具体情况设置不同的优惠政策，使其在所处行业加大竞争力，以此促使该污染行业的其他污染者改变生产模式，加强自身的环境保护建设力度。

（四）税收支分配制度

环境保护税是应对环境污染产生的税收，而环境的治理是需要长时间的投入，所以应当专款专用，以污治污。专款专用能提高人们对新出台的环保税收的认同，以及缴税的积极性。鉴于我国中西部与东部的经济发展差距明显，中西部聚集了大批污染密集型产业，而东部地区享受着中西部消耗环境所获取的收益。税率制定权的下放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西部企业的负担，避免竞争力的下降。但是税率的下降相应减少的环境保护税收却不能有力支持污染地方政府治理环境产生的经费，所以国家应当在环保税收的分配上进行中西部与东部的区域性的调节，提高中西部的环境治理经费比例。除了调整地方性的环保经费的差异，还应当在环保税收中成立中央性的环保经费，用于治理跨区域型的环境保护事业以及适时补给重污染地区。

四、结论

环境保护，任重而道远。在税收中应当积极反应环保税这种“纠正税”不同于以财政收入来源为主开征的税收的特点。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的税法才能实现我国开征环境保护税法的初衷。（作者单位：重庆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 罗木奇.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税法的公平与效率[J]；经营管理者；2010（05）

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篇7

1公平与效率概念分析

公平可以分为经济 (市场) 公平和社会 (人道) 公平。经济公平主要指经, 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起点公平。即平等市场准入标准。二是过程公平。济秩秩序、经济规则及其执行实施是公平的, 市场主体在一样的制度平台上, 使用相同的制度标准。三是结果公平。按贡献大小进行市场分配, 要素投入与企业个人收入相对应经济公平。社会公平主要解决市场公平无法解决的问题。指社会成员之间的各种权利, 如生存权受教育权等的平等, 及各种发展机会的均等, 基本生活水平的保障等。对于那些暂时或永久丧失参与市场竞争力的人在市场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仅仅依靠市场对他们是不公平的。政府需要进行宏观调控来消减由此产生的不公。

效率也可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经济效率, 即通常所认同的效率概念, 也就是投入与产出的较快提高。二是社会效率, 指社会经济资源, 包括物质非物质资源的投入与相应社会效益产出的比率, 社会效益包括环境改善机制更新福利提高及社会和谐等各个方面。

2公平与效率关系分析

(1) 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的一致性。

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是相互依赖相互统一的。没有经济公平, 经济持久发展就难以保证, 经济效率的提高也无从谈起。现阶段我国经济领域存在的许多问题都集中在没有摆正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的关系上, 尤其是没有培育一个经济公平的竞争环境, 产权纠纷恶性竞争地区壁垒等就是具体的体现。为了培育大型公司地区集团, 政府不惜以牺牲公平为代价, 促成资本的集中和企业的购并;为了招商引资, 政府不惜损害劳动者权益, 干扰资源配置, 划割市场。违背经济公平必将会极大地抑制企业个人投入产出的积极性和遵守经济规则的主动性, 增加市场交易成本, 最终损害经济效率, 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 经济效率的结果回报又会调动经济主体对经济公平的迫切需要, 对经营收益及平均利润的要求刺激经济个体主动地追求经济秩序的规范和经济规则的制定执行。同时, 经济公平也是经济效率长远发展的内在要求。垄断公司对中小企业权益和消费者福利的侵害, 在保护中成长起来的某些国有企业缺乏国际竞争力效率低下等例证说明, 真正的经济效率内在包含着经济公平的要求。因此, 经济效率与经济公平具有一致性, 二者就像相互咬合的齿轮彼此连动, 共同推动物质财富的创造。

(2) 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的统一性。

社会效率包括政府效率教育效率等, 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根本途径。社会效率的提升过程就是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 而其中主要是物质资源来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社会效率的核心和集中体现是社会公平, 因此, 社会效率的根本原则和检验标准就是是否实现了社会公平。在一定时期, 社会资源总是不充分的, 难以完全满足人们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需要, 相应, 社会公平也具有不同的层次性。这就要求大力提高社会效率, 减少交易成本, 合理安排产品结构, 逐步提升社会公平的标准与层次。

另一方面, 社会公平是社会效率的目的。社会公平既是社会和谐的根本体现, 也是政府社会职能的核心目标。古往今来, 公平正义都是各阶级社会的目标之一。尽管有其适用的局限性, 但公平正义对于促进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无疑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在我国, 社会公平更是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本体现。同时, 社会公平对社会效率又有促进作用。社会公平的结果就是广大社会成员文化水平政治素质技术能力的普遍提高, 这些都有助于提高政府职能和管理水平, 提高人民参与社会管理和监督的能力, 抑制利益集团的孳生及其对社会公平机制的扭曲。因此, 社会公平是社会效率的题中应有之义, 又是社会效率的保障与支撑, 二者是互为目的和手段的关系。

(3) 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冲突性。

一方面对效率的偏好影响了更高程度的公平。市场体制下, 利益是市场行为的主要动力。由于规制缺失或不完善, 市场效率往往成为最高准则。亚当·斯密认为利益引导资源由低效益部门撤出, 流向高效益部门, 自发地促成社会福利。但当需要以公平原则为指导进行资源分配时就会与效率导向的原则发生矛盾——一个服从于市场指令一个服从于经济社会权利。偏爱前者就难免占用后者的资源。

另一方面, 对公平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会干扰效率。有两个基本原因, 一是公平可能削弱提高效率的动力。社会公平观中消除自然的不平等的观点是有说服力, 但实际操作起来, 由于无法判断哪些差异是由自然不平等而不是自己选择造成的, 对社会公平的强调往往不加区分的缩小差距和不平等, 这弱化了竞争的外在刺激。一些西欧福利国家的广泛的社会政策造就了高水平的福利, 但也扭曲了竞争和激励机制, 给财政开支带来沉重负担。二是公平与公正作为基本的公民权利, 其不可交易性决定了无法按市场交换原则创造高效益。从经济学上说, 交换是提高效率的根本途径。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围绕交换这一核心而运行。只有交换才能实现价值增值。但公平作为一种权利, 其固有的属性决定了它是不可交易资产, 不能按照经济学比较优势的原则对其加以分配和交换。

3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现实选择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德认为, 公平与效率是不同领域的不同原则或标准, 公平对应于生产关系, 效率对应于生产方式, 在生产领域以效率优先, 之外贯彻公平。在经济领域要注重经济效率, 优化经济公平环境, 促进经济效率提高。在社会领域要注重社会公平, 提高社会效率, 加大社会公平的调节和投入力度。目前中国贫富悬殊, 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 但不公平的感觉却越来越强烈。如何解决日益凸现的社会矛盾, 学者们的分歧主要集中在 (经济) 效率优先还是 (社会) 公平优先上。但事实上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缺乏经济公平, 中国尚未建立起经济公平环境。经济公平环境包括经济体制运行规则的一系列建构, 包括产权制度分配原则交易市场等的完善与健全。经济公平环境是以一个公平经济制度为核心的良性循环体系。只有在一个制度公平的环境里, 资本与劳动的所有者才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激励下, 遵循公平的原则, 最充分地发挥经济资源的潜力、增强市场的活力、提高经济效率。经济公平的缺失, 这才掩藏在贫富悬殊背后的根本症结所在。我国谋求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最大阻力和最大差距就在于以公平为核心的经济制度的不健全。不建设完善经济公平环境, 只一味强调在二次分配中缩小已造成的差距, 无疑是治标不治本的。而要健全经济公平环境, 政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建立诚信政府。

政府作为市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仲裁者以及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者, 其行为将直接影响着市场经济能否健康发展, 社会正义能否得到有效维护。各级政府及其官员不能制定和维护让诚实守信者吃亏受穷、让背信弃义者升官发财的利益导向机制。具体要做到:一是必须公开地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不能以权力干预市场, 并使企业失信行为成为自己寻找市场租金的来源;二是制定政策及各种决策过程应尽可能地公开透明, 接受人民的监督、反映人民的利益;三是对人民做出的承诺必须兑现, 以取信于民;四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诚信制度的建立需要相对稳定的政策环境, 政策环境越不稳定人们就越追求短期利益。

(2) 保证社会各阶层的自由流动。

从政治的角度讲, 如果社会流动性越强, 那么民众就能越够容忍和迁就社会财富和收入的极度不平等现象。同时, 当富人们意识到他也有可能一无所有时, 他就不会反对援助贫民和税收的公共政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尽管原来社会流动的障碍正在逐步弱化, 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政治封闭, 政务公开度低;二是受教育的机会不平等影响社会的开放性;三是户籍制度的影响。“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阻碍了社会阶层流动。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 中国社会才能实现社会各阶层的自由流动, 也只有这样, 人们在投票箱面前才能“利他”的、公正的考虑问题。

(3) 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

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政府对发展经济的各项职能的偏重, 导致了政府在一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出现的缺位。今年来频频发生的全国性的生产安全事故就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政府职能在这方面的不足。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 我国政府应完其的社会管理职:①实施社会控制, 维护社会秩序。如果秩序条件严重缺位, 交易成本必然增加, 从而使市场主体的预期收益大打折扣。政府应从大量承担资源配置职责中解脱出来, 逐步向承担秩序职责方面进行转变;②保护资源与环境, 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 政府应通过立法控制、政策引导以及宣传教育来减少对自然资源的破坏;③调节收入分配, 重建社会保障体系。包括改革工资分配体制, 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 形成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工资支付, 保障和调整机制, 加强对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能力, 对高收入群体进行调节, 加强对非法收入的防范和打击。

除外政府还应向社会提供广泛的公共服务。主要包括发展社会公共事业, 进行公共设施建设, 扶持第三产业发展, 向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等。各级政府有义务发展科技, 教育, 文化, 体育, 卫生, 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事业, 尤其是承担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础研究, 义务教育, 公共卫生, 大众文化, 全民健身运动等全体社会成员均需要的公共服务。为社会再生产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 满足社会成员物质文化生活的多方面需求, 为城乡居民创造健康、文明的生活环境。

摘要：随着我国贫富差距日益拉大,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成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公平与效率在不同情境下有着不同的内涵, 学者们的分歧主要集中在 (经济) 效率优先还是 (社会) 公平优先上, 而事实上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缺乏经济公平。

关键词：公平,效率,贫富差距

参考文献

公平与效率是科学发展的保证 篇8

亿人口的“吃饭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平稳高效发展了中国。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为基础,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为目的, 思想观念创新、管理体制创新、工艺技术创新为方法的科学发展观启动了世界和谐。

1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3个拐点”看公平与效率的重要性

1952—2000年中国经济运行图显示, 计划经济时代GDP增长基本是Y接近于零沿X轴前进的一段曲线 (见图1) 。

1978年, 小平同志提出了“停止阶级斗争,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改革开放”, 打破了个人崇拜, 跨越了西方1450—1850年, 用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追求人格平等的400年的漫长历程, 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新型人际关系, 提高了生产效率, 经济运行曲线出现了第一个增长拐点 (见图1) 。

无需争论“姓资”“姓社”, 提高公平与效率水平才是关键。1992年, 邓小平同志指出“封建社会还有市场交易, 为什么社会主义就不能搞市场交易?”打破了长达40年的“计划崇拜”, 启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把马克思提出的两种经济形式、两种社会体制合并了起来 (见图2) , GDP出现了第二个增长拐点 (见图1) 。

在计划经济时期, 政府决定“做什么”,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明确“不准做什么”。这种调整要真正兑现非常困难, 不仅有思想认识方面的困难, 更主要的是要涉及利益关系调整。1992年, 国家进入市场经济体制以后, 山西从经济增长率与全国平均增长拉开了距离 (见图3) , 充分证明了这种调整的难度。

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选择股份制还是承包制, 中国经济学家争论不休。小平同志研究了国有经济份额只要大于17%, 国家就能够有效调整经济发展方向, 指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打破了“所有制崇拜”, 创新了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 (见图2) 。计划经济由“少部分人”决定, 市场经济进入了全民发展经济新时代, GDP增长出现了第三个上升拐点 (见图1) 。

2“20个创新”对于维持公平和提高效率的重要意义

在十六届二中全会上,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必须创新思想观念、创新管理体制、创新科学技术等20个创新。“创新”是维持公平、提高效率的重大决定, 当今世界无论是工艺技术还是管理体制无不“完善至极”。发展经济参与全球化竞争, 同时维持公平与效率必须通过创新才能实现。

2002年, 中共中央提出新型工业化与新农村建设, 不是简单的高科技促进工业化, 也不仅仅是照明、沼气、路平来推进新农村建设。“新型工业化是工业化推进信息化, 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新农村建设必须推进“农业产业化, 产业化促进信息化, 信息化带动农业产业化”。信息化是接轨世界科技、市场前沿的手段和方法。新型工业化、新农村建设的创新思路与多种创新, 中国经济出现了第四个上升拐点 (见图4) 。

山西完成了“1311工程”以后, 根据中央要求提出“新型能源与工业化”建设, GDP增长与国家平均速度合并到了一起 (见图5) 。看上去是数据变化, 实际是走出由政府安排“做什么”的计划经济体制, 转向提供全面服务、“不准做什么”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角色转变, 效率提高了, 经济效益也就能相应地自动提高。

3 维持公平的关键是管理体制创新

计划经济时期, 资产权与经营权“全部”为国家所有, 政府包管生产、经营、收藏、供应、分配、公平……, 几乎支配了人类活动以及社会资源的全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要简化到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公平等方面的职能。经济增长完全依靠企业正常运营来实现。国有、民营、国内、国外各种体制合法经营获取盈利, 财富自然就能创造出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 必须强有力地推进管理体制创新才能实现。从“无所不能”与“无所不为”的计划经济政府转到市场经济的服务型政府, 财政资源主要用于保障国民生活、国民健康、国民教育支出, 一般不再投资“有利可图”的工业经营项目。这种转变涉及到思想认识和利益关系的调整, 如同从“帝制”走向“共和”一样艰难。

党的十七大在部署未来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特别指出, 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 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 这是一种有别于以往改革的新思路, 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由于政府维持公平的方法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管理体制调整是当务之急。构建“大部制”的基本原则已经在“十一五”规划中有所体现, 即“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 建立决策科学、权责对等、分工合理、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 加快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维持社会公平是政府的职责。办法是公开全部管理规范与政策, 简化管理程序, 改革体制, 提高工作效率。政府在完成公共服务工作之后, 主要工作是明确不准破坏资源、不准污染环境、不准限制他人自由的“不准做什么”。通过制定标准、推动立法、依法行政和号召国民参与和舆论监督来维持公平。

发展经济的主题已经不是招商引资而是体制改革。资金运行的行家里手选择资金流向的条件是“软”“硬”两条。“硬”是资源、能源和交通, “软”是政府管理体制和人际关系的协调方法。山西新型能源与工业基地的提出是管理思路的重大创新。

“新型能源与工业基地”建设要从两个方面来启动, 一是煤炭清洁化, 一是退耕还林草。政府只需要倡导煤炭清洁化, 明确管理标准, 不是安排科学研究创新工艺技术。具体从3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制定污染物排放标准, 煤炭开采生态恢复标准、煤炭洗选运输污染物排放标准、煤炭加工燃烧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等;二是推动人大立法;三是依法行政。受政府对生产条件的限定, 企业发展必须创新工艺技术, 新工艺、新技术自然会诞生, 煤炭就能转变成为清洁能源。清洁能源仍然会产生温室气体, 办法是大面积退耕还林草, 能够带来三大好处:固化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水土保持、山区人民脱贫致富 (见图6) 。新型能源与工业基地建设是山西, 也是国家推进公平与效率的重大决策。

4 提高效率必须依靠工艺技术创新

规模工业推进工艺技术创新, 加工能力飞快提高, 资源需求明显增加。工业化以后的经济发展第一需求是动力和温度, 能源是保障的源泉。二战以后, “世界大战”尽管没有出现, 争夺能源造成石油产地长期“不安定”是祸根。

保障动力供应新课题早已经提出, 替代石油的能源是当今世界关注的, 也是工艺技术创新的重点。选择方向大体是煤炭清洁化、地下燃气、核能、水能 (位能与潮汐能) 、风能、植物能 (包括海洋中的有机物) 、地热和太阳能等。主要难度是根治污染、降低建设成本和保证资源有续供应。创新思路提高效率难题就能够解开。

“新型能源与工业基地”是政府通过制定适合人类居住的生态环境标准, 通过依法行政, 干预企业获取“污染环境的利润”, 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维持社会公平的构思。企业通过工艺技术创新提高生产与管理效率, 把污染物转化成社会需求的新产品来增加财富, 促进经济环境双赢。具体工作是政府发布污染物排放标准, 要求煤炭开采、洗选、运输、加工、燃烧全部可以做到清洁化和恢复植被破坏。企业一定会安排力量通过管理和技术创新, 开发出污染物排放降低、质量好的工艺技术, 增加收入, 社会就可以做到公平高效运行与发展。

煤矸石、粉煤灰、污水都是可利用的资源, 通过工艺技术创新, 实现废物资源化的办法是工艺技术创新。高科技开发群体完成废物资源化工作条件已经具备, 关键是政府决策。

提高利润不能再重复80年前由“罗斯福新政”强行结束了的克扣工人的工资的办法, 要用新工艺、新技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来获取。新工艺完成以后用现成的“合股加盟”体制, 组建规模经济体制提高经济效益。关键仍然是政府的合理引导。

工艺技术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 政府推动工艺技术创新, 重大突破必须依靠掌握高科技的人才群体。北京大学同意在山西实地开展“新型能源与工业产业化中心”, 已经与政府签署了启动的协议, 对山西、对北京大学、对国家、对全球都非常有利。高科技人才群体的形成与引进仍然是政府管理体制的创新与决策。

公平与效率本质是统一的关系 篇9

如何证明, 我们可以用反证法, 我们可以尝试举出一个公平与效率对立的反例, 如果举不出这样一个反例, 就说明公平与效率没有对立关系, 同时也连带证明了公平与效率对立统一关系也是不成立的, 因为对立论若不成立, 对立统一论也就自然不成立。

在实际说明公平与效率对立的事例中, 我们常常举的例子是中国的公社制度。认为在公社制度下, 虽然公平, 但没有效率。其实关于公社制度存在公平与效率对立关系的命题, 是一个假命题。这里有两个错误需要纠正。首先第一个错误是, 一些学者认为公社分配制度是平均主义, 从而推出公平与效率关系是对立关系。这种推理是不妥的。因为从深层次看, 平均应更多属于不公平, 而不是公平。干多干少一个样, 干与不干一个样, 干好干坏一个样, 自然说其不公平更合适。所以, 平均与效率的关系, 更多体现的是不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而不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由此从平均与效率的关系, 自然也就不能推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其次第二个错误是, 认为公社分配具有平均主义特色, 这一点也是不妥的。笔者小时候在公社劳动过, 公社的分配原则并不都是平均主义, 多数情况是保障原则与按劳分配相结合。公社的低效率主要是国家宏观政策所造成, 公社自身的因素应不是主要的 (具体论述请参考笔者《大国路径:中国改革真问题探索》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 年1 月出版) 。所以, 从中国的公社制度这个案例是不能证明公平与效率存在对立关系这个命题的。

在实际的许多案例中, 我们遇到的公平与效率对立的情况, 主要体现在局部和短期的情况, 或不同主体之间的情况。比如, 一个家庭,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是更多资助有潜力的孩子, 还是大家都一样分配, 就是一个困境。若不更多资助有潜力的孩子, 可能确实会失去效率。但这种情况若放在一个长期背景下, 还是要考虑公平更好。因为你资助有潜力的孩子, 这需要有潜力的孩子成才后, 对其他孩子有一个回报机制, 若没有这个回报机制, 其他孩子就会感到不公平, 这就会影响家庭稳定和谐, 最终导致家庭无效率。所以, 若没有一个回报机制, 所谓的效率就只是表现在一个孩子身上的局部效率, 而没有在整个家庭上体现效率。另外, 这里公平与效率的对立, 实质是有潜力孩子的效率与没有潜力孩子的公平的对立, 二者对立关系并没有体现在同一主体身上。

再比如, 国家发展,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国家可能采取重点地区重点投入的原则, 这有利于提高这些重点地区的发展效率, 但这毕竟是一种短期政策。从长期看, 在重点地区发展起来后, 必须要对原来投入少的地区建立一个回报机制。这样落后地区的发展就不会拖发达地区的后腿, 落后地区的人也就不会产生抱怨情绪, 局部效率才能最终转化为整体效率, 社会才能整体和谐稳定。另外, 这里公平与效率的对立, 实质是先进地区的效率与落后地区的公平的对立, 也没有体现在同一主体身上。

由上述案例分析, 笔者认为, 所谓公平与效率对立的情况, 主要存在于短期和局部的情况, 或是不同主体之间的情况, 即甲的效率与乙的公平的对立。由于这里效率并没有体现长期和全局效率, 并且其对立关系也并没有真正体现在同一个主体身上, 所以这种情况下反映的公平与效率的对立关系并不是真正的对立关系。从长期和全局看, 公平与效率关系应是统一的, 有长期和全局的公平, 才有长期和全局的效率, 没有长期和全局的公平, 最终长期和全局无效率。或者从同一个主体看, 公平与效率本质也是统一的, 因为一个主体感觉有公平, 自然劳动积极性就高, 劳动就自然更有效率。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国家发展, 在政策层面, 在短期和局部情况下, 可以有限度重点考虑效率问题, 但在长期和全局情况下, 一定要坚持公平原则, 这样最终才能有长期效率和全局效率。

实际上, 社会发展, 从长期和全局看, 对同一主体而言, 公平不仅具有物质产品生产效率, 而且具有精神产品生产效率。因为有公平的社会, 必然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会得到更多回报, 这会鼓励人们对社会做更大贡献。在这种情况下, 对社会做贡献就会成为一种时尚, 道德产品也就大量产出。

紧接的一个问题是, 如何界定公平。效率好界定, 可以用投入产出指标, 投入少, 产出多, 效率自然就高, 投入多, 产出少, 效率自然就低。但公平界定是一个难题。历史上, 关于公平的论述很多, 作者这里归纳了十六种观点, 同时提出作者自己的观点, 供大家参考。

第一种观点认为, 优者比劣者多得一些是公平的, 强者比弱者多得一些是公平的。古希腊智者卡克利斯就是这样认为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 公平就是和谐。这是柏拉图在《理想国》里的观点。

第三种观点认为, 所谓公平, 就是社会财富、荣誉、地位等, 应根据每个人付出的贡献进行分配, 这样就是公平的。这是亚里士多德的基本观点。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权利的分配必须以人们对于构成城邦各要素的贡献的大小为依据。

第四种观点认为, 公平是一个约定。伊壁鸠鲁就认为, 公平与正义是人们彼此约定的产物, 不存在独立的公平与正义, 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 只要有一个防范彼此伤害的相互约定, 公平与正义就成立了。对于那些不能相互彼此不伤害的动物而言, 就无所谓公平与正义。

第五种观点认为, 公平就是符合自然法的要求。霍布斯认为, 自然法是使人类走出自然状态的条件, 也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普遍法则。他认为自然法最核心的内容是“已所不欲, 勿施于人”, 在自然法支配之下, 人人都是平等的。遵守自然法就是实现正义、公平、公道。 伏尔泰也认为公平是自然法的基本要求, 是普天之下都认为如此, 它既不使别人痛苦, 也不是以别人的痛苦使自己快乐, 实现自然法的要求就是实现了公平。

第六种观点认为, 公平的分配不是按每个人的贡献, 而是应根据影响经济产出的所有要素投入进行分配, 这一公平原则也可称为要素公平原则。

第七种观点认为, 公平就是平均。这种观点在我国封建社会, 反映是比较明显的, 尤其在农民阶层。如我国历史上每一次农民起义, 提出的口号基本上都是要求平均的观点。

第八种观点认为, 公平就是按需分配。就是按照个人的需要进行分配。

第九种观点认为, 公平就是最大多数人利益的最大化, 这是功利主义的基本观点。

第十种观点认为, 公平就是给每个人最大的自由,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机会均等, 这是自由主义的典型观点。

第十一种观点认为, 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 这是马克思主义公平观的基本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 任何社会的公平都不是抽象的、绝对的和永恒不变的, 而是具体的、相对的和历史的, 不同的社会存在着不同的公平观念。权力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公平则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的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是公平的;1789 年资产者的公平要求废除封建制度, 因为据说它不公平。在普鲁士的容克看来, 甚至可怜的行政区域条例也是永恒公平的破坏。所以, 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 甚至也因人而异。

第十二种观点认为, 公平就是不嫉妒。有一些西方学者以妒忌与否作为判别公平的依据, 弗利就是其代表。他曾对公平作过以下的定义:如果在一分配状态下所有人都不妒忌别人的话, 这一分配是公平的。他对妒忌的界定是:一个行为者认为其效用水平低于像他处于个人j位置相同时能获得的效用水平, 个人i就妒忌个人j。

第十三种观点认为, 公平, 就是要让每一个人在福利上尽可能与他人平等或相同, 这是福利主义的典型观点。

第十四种就是罗尔斯的公平观。罗尔斯认为, 作为公平的正义的两个原则是:第一, 平等自由的原则, 即每一个人对于最广泛的基本自由, 与其他人相一致的自由都有着相同的权利。第二, 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当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公职和职位向所有人开放, 即机会均等的公平原则;二是有利于最小受惠者的最大利益, 即差别原则。并且罗尔斯认为, 第一优先原则平等的自由优先, 自由只有为了自由的缘故而被限制。第二优先原则正义对效率和福利优先, 其中机会平等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也就是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 第二原则中的机会均等原则又优先于差别原则。

第十五种观点是德沃金的资源公平观。德沃金认为, 公平的分配应当是资源平等, 也就是使经济结构中分配给每一个公民的资源尽可能是平等的。其衡量标准就是通过嫉妒检验:一旦分配完成, 如果有任何居民宁愿选择别人分到的那一份资源而不要自己的那份, 则资源的分配就是不平等的。在资源平等论中, 德沃金同时认为, 政府和社会应当为个人不能负责的运气负责, 但个人应对自己的抱负和选择负责。

第十六种观点是能力公平论。这是阿马蒂亚·森的观点。阿马蒂亚·森认为, 公平关键是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的平等。而可行能力, 主要包括免受困苦, 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等基本可行能力, 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

这里笔者认为, 所谓公平, 应从三个方面考虑。从政治方面看, 公平应是权力的平均分享。从经济方面看, 应坚持三个原则。第一是对于来自先天资源的收益, 应体现平均分配原则。因为先天资源是先天的, 后天任何人都没有做出贡献, 所以, 任何人都有平均的份。第二是对于来自劳动的收益, 应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第三是对没有劳动能力的人要进行人道主义救助, 要坚持社会保障原则。因为有些人没有劳动能力, 不是自身的原因, 比如先天就是聋子, 或者一生下来就是瘸子等, 这些责任不应属于本人, 这需要后天措施来弥补这些过失, 这样对这些人才更公平。从人文精神层面看, 公平应体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理念。

这里公平的三个方面是互相促进的。有公平的政治, 就有助于实现公平的经济收益分配;有公平的经济收益分配, 也有助于实现更为公平的政治。同样, 有公平的人文精神, 对公平的政治建设和实现公平的经济收益分配也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哲学思考 篇10

一、公平与效率的内涵。

公平与效率是衡量一个社会基本运行制度优劣的重要尺度。效率一般指的是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的比率, 它体现的是人们在改造自然、社会和人自身活动中所具有的能力、达到的水平, 即用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多的有效产出是有效率的, 否则, 就是无效率的。公平总是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联系在一起的。从我国历史发展来看,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 由于试图通过计划经济解决资本主义经济所造成的巨大社会浪费, 特别是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因此把社会公平问题放在了十分突出的地位, 甚至超过了效率。[1]我们知道, 虽然满足人们自身发展的物质需要, 是调动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工作效率的最基本途径, 但是以追逐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提高的效率势必影响社会的整体利益, 因此, 必须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有学者认为, 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 不适当地追求公平, 只能导致共同贫穷, 其理论依据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另外一种认为应该将公平放在首要位置。这种观点认为效率是一个经济问题, 市场会自我调整从而实现效率最大化, 而公平则是一个社会问题, 市场往往并不能自发地实现公平原则, 公平必须由政府通过制度建设来实现。[3]

应该承认, 一方面对效率与公平问题的理解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适应了时代发展的不同需要。但另一方面, 由于对公平与效率基本概念的笼统描述, 甚至可能遮蔽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本身所暴露出问题的复杂性。从目前的社会经济环境来看, 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判断:强调效率优先会忽视一些显失公平的社会问题, 着眼于公平却可以保证效率和社会福利的可持续性增长。

二、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再解读

分配领域中的公平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起点公平主要强调在市场竞争中, 人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 每一个人享有的权利是相同的;过程公平是指每一个人在机会的获得上是平等的, 即在机会的获得上不应该具有限制条件;结果公平主要是说努力程度和效益回报成正比。

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观点, 其“兼顾公平”正确理解应该是:在保证机会公平的前提下, 兼顾起点和结果的公平, 而并非连机会公平也“兼顾”了。在经济生活中为了“少投入、多产出”, 对民众收入结果的公平自然考虑较少 (起点公平也是如此) 。而这只是权益之计, 并不代表分配的正义性, 更不代表我们放弃机会公平, 恰恰相反, 机会公平是最应该被我们重视的。对于“公平优先”的观点的提出, 也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这是因为, 一方面, 改革开放成绩巨大, 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明显提高;而另一方面, 经济发展中依然存在着许多不平衡的因素, 突出表现在城乡差别大, 农民收入水平低, 山区贫困人口多, 以及城市失业率偏高, 贫富差距大。第三种观点认为公平与效率要同时兼顾, 没有主次之分, 但要在付出二者成本最小的状况下寻求最大的公平与效率的综合收益。这也有一定道理, 但终究还是将二者对立起来:认为效率要提高, 公平必然要损害;公平要有保证, 效率就要下降。

三、实现公平与效率理性发展的途径

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阶段, 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应该更注重公平, 也就是要重视实现公平的分配正义, 因为我们在二者健康发展的道路上“欠账”太多, 只有将二者关系调整到同一平台, 才有可能健康理性的发展。结合我国经济社会生活的现实, 笔者认为要实现分配正义应该把握以下原则:

一是机会均等原则。在体育竞赛中, 大家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遵守同样的比赛规则, 总有人最先到达终点, 并不能保证所有人同时到达。虽然出现了比赛结果的不公平, 但大家都认可这样的结果, 这是因为人们认同这样的比赛规则, 做到了起码的过程公平。但如果没有过程公平, 竞争结果的认同便无从谈起, 结果公平更没有丝毫保证。

二是应得原则。应得原则的表述应该是:使每一个社会成员按其付出的劳动和做出的贡献来获取经济收入和物质财富, 多劳多得, 少劳少得。由此我们看出, 应得原则是承认差异的, 不是所有的公平都体现为结果平等。正如有学者所言:“无论从伦理学的角度还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着眼, 可以断言, 收入分配的均等或财产分配的均等并不意味着公平, 或者说, 不应当把分配均等当做公平的同义词。”[5]按劳分配、按贡献分配的“应得”分配正义原则不仅有助于激发广大民众的劳动积极性、创造性, 确保社会经济财富能不断涌现的动力机制, 而且有助于实现体面劳动, 有利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摘要：分配正义不能市场经济本身去完善解决, 还要依靠相应的制度保障, 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 才能使分配正义得以体现。

关键词：效率,公平,分配正义

参考文献

[1]王桂艳.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效率与公平及分配正义辨正[J].现代财经 (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 2007, (7)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3卷) [C].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3]刘国光.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J].中国经贸导刊, 2005, (8)

[4]王桂艳.历史唯物地看待公平与效率的关系[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 2006,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