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公平与效率的文献综述

有关公平与效率的文献综述（共6篇）

篇1：有关公平与效率的文献综述

有关公平与效率的文献综述

一、公平与效率的含义

关于公平的含义，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叙述：公平是指在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中，每个人都应当具有平等竞争的机会和权利，或是指在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的前提下，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要适度，不造成两极分化。

罗尔斯在《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中做出的公平最新表述为：(1)每一个人对于一种平等的基本自由之完全适当体制都拥有相同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这种体制与适于所有人的同样自由体制是相容的；(2)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他们所从属的公职和职位应该在公平的机会平等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第二，它们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公平是人们对社会事物进行价值评价时表现出来的观念，是一种价值评价形式，一种思想意识。它可以是一种公平感，也可以是一种学说、理想、主张以及体现为一定的制度等。公平是历史的、相对的，不是永恒的。公平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甚至不同的人，对公平的理解是不同的。公平受制于一个国家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等，具有相对性、历史性和客观性。公平的标准也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更新，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补充新的内容。

阿马蒂亚·森在其名著《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指出，社会公正的具体内容和具体体现取决于每个社会自己的选择，只要社会的决策过程是民主的、每个成员都有表达自己偏好的正式渠道、政治决策机制能综合每个公民的意见，社会选择的结果就是可以接受的。

关于效率的含义，主要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是指一定条件下的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率。在福利经济学中，效率指的是帕累托效率，即在不损害任何一个社会成员境况的前提下，重新配置资源已经不可能使任何一个社会成员的境况变好，或者说，要改善任何一个社会成员的境况，必定要损害其他社会成员的境况（Pareto，1906）。如果一个经济没有达到帕累托效率状态，那么这个经济体制中存在着一些无效率状态。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到，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影响效率的实现，并提出“创造性破坏”命题。卡尔多在《经济学的福利命题和个人间效用的比较》中提出了卡尔多效率标准：一种经济变化使受益者得到的利益补偿受损者的失去利益而有所剩余。希克斯指出，效率就是指经济变化的受损者不能促使受益者反对这种变化，也意味着社会福利的改进。莱宾斯坦提出了“X效率”即技术效率的概念，它是企业内由于职工的努力使现有资源能生产更多产量所引起的效率。这种效率与资源配置的改善无关，而是取决于企业全体职工的努力和协调程度。普莱尔研究了消费效率，指出消费效率是这样一种状态：为不降低任何人（甚至一个人）消费效用的水平，除非改变消费者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型式，生产型式也不能改变。

此外，用“最优化”概念来定义效率的代表主要有诺思提出的“制度效率”、纳什均衡描述的效率和帕累托提出的著名的“帕累托最优”标准。在西方经济学中比较公认的效率定义是帕累托提出的最优化标准。

二、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有的学者认为，公平与效率之间完全是矛盾的关系(刘俊等，2003)。他们认为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种不平等，公平和效率如同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兼得，要效率就不能要公平，要公平必然牺牲效率。

有的学者认为，公平与效率是矛盾的统一（郭飞，2004）。他们的统一性主要表现在：其一，效率是公平的基础。从历史上看，只有效率提高到一定的程度产生了剩余物品，才出现了公平问题。在效率低下、还没有产生剩余物品时，空谈公平就失去了意义。也就是说，效率使公平建立在更雄厚的物质基础上，公平的最终实现要以效率的极大提高为基础。其二，公平促进效率。分配公平合理能够使各个阶层的劳动者充分发挥其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性，能够促使社会的稳定发展，从而全面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相反，严重的分配不公，无论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还是收入差距的过大乃至产生的两极分化，都会降低劳动者的积极性，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发生社会骚动，影响效率。

有的学者认为，公平与效率是正向的、统一的、互动的关系，二者可以相互促进、相互统一，一方的存在和发展不是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的，公平分配有助于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可以更进一步地促进公平（许成安、王家新，2005）。分配是否公平，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劳动者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是效率提高的必要条件，而效率的提高可以使人们在比例不变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的分配。

蒋刚（2007）在其硕士论文中指出，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争论经久不衰，争论者各执其词互不妥协，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对公平与效率的差异性诠释，以及认识问题的不同方法。争论的大多结果是走向两个极端：要么纯粹从理论上进行论述，要么单纯对实践进行总结。蒋刚另辟蹊径，选择将公平与效率置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特定视野之下，坚持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一般与特殊相结合的方法，从分析对于公平与效率概念的理解入手，以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进程为主线，将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实践中遇到的“三农”、区域问题等问题作为突破口，分析影响公平与效率二者关系的各种因素，试图找到正确认识与解决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路径，树立正确的公平与效率关系观。

可以说，由于中国改革实践的需要，对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研究一直是中国学者所关注的，这一命题直接影响着国家政策的走向，对于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方向性和策略性的指导意义。

三、公平与效率的实现

公平和效率是人类社会始终追求的目标，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会使公平的实现程度和效率进一步提高。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程传兴等（2004，2006）认为要真正实现公平与效率应努力寻找两者的最佳结合点，两者的对立中找到相对的平衡，即以最小的不公获得最大的效率，或以最小的效率损失换取最大公平，尽量防止偏重一方而损害另一方，在注重效率提高的同时也要注重公平。只有实现财富增长最大化和分配相对最公平化的统一，才能推进社和谐发展，这也是衡量社会进步与和谐的基本标准。

任勤（2006）等认为公平与效率的实现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同一制度下不同的发展时期对二者都会有不同的安排。不能一下子提出降低基尼系数，实现公平分配的主张，而只能逐步加重公平的分量，逐步实现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效率与公平并重”或“公平与效率的优化结合”过渡。

张康之（2006）认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是公共行政的基本问题，在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上，它们之间的矛盾是可以在公正中达到统一的。对于政府来说，应当通过提供公正来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由政府提供的公正主要包括政策层面的公正价值和行政人员个人层面的道德价值两个方面。政府整体的层面上，需要考虑通过政策制定而提供公正的利益实现条件，而在行政人员的层面上，需要呼唤公共精神中的公正内涵，让行政人员从公正的原则出发做出具体的裁量，按照这个思路去建构我们的政府，公平与效率就基本实现了。

余斌（2006）认为：“要想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把握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以公平优先的方式来提升真正属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效率，为此必须构建更加和谐的经济制度，尤其是公有企业制度，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只有这样，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才不会被最终葬送掉，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才有可能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阶段发展，社会主义的中国才不会遭受国际垄断资本在中国的代理人的和平演变，中国的经济发展才会迎来真正的效率和公平。”

汪宗田（2007）认为：“对待公平与效率问题的主要方向是建立和完善与效率和公平两大目标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机制，走出一条公平与效率兼得、稳定与激励并举的现实之路。首先，加快科技创新，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其次，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人民群众享受基本的经济公平。第三，从法律上、制度上、政策上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全体社会成员都能比较平等地享有教育、就业、劳动创造和社会福利的权利，享有社会政治生活和法律保护的权利。第四，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最后，重塑人们的观念，建立新型的道德体系，形成社会良好的内在控制。道德对社会的控制功能是通过对社会成员的教育功能和评价功能来实现的。”

高惠珠（2008）认为实现效率与公平可以通过建立适度政府规模来实现。经济学上研究的适度政府规模可以理解为这样一种状态：结合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介入能够达到公平与效率的均衡且使资源的利用形成“帕累托最优”。如果用G表示适度政府规模，用 Y表示公平，X表示效率，那么，公平和效率与适度政府规模的函数关系可以用下式表示：G=F（Y，X）。在公平与效率的天平上，任何单纯偏重一边的行为都会导致两者的失衡：偏重公平而忽视效率会降低效率水平进而使公平自身遭到破坏；偏重效率而忽视公平也会因为正义的缺失反过来侵蚀效率。因此适度政府规模成立的必然要求是使社会经济生活能够形成公平与效率两个维度的统一，缺一不可。

四、公平与效率在具体实践问题中的争论 国企改革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

国有企业的成立基础在我国最初源于国家的赶超战略和快速工业化的需求，从实际来看，国有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进程、工业化体系的建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有企业被赋予包含社会、政治、经济等多种职能，包括就业、稳定、公平分配、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宏观调控等，涵盖了效率与公平两个方面。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有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展，其固有的弊端便逐步显现出来。因此国有企业改革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逐步展开。然而直到今天，国有企业改革与高速增长的经济相比，仍不是很理想。而在理论上，对国企改革的目标的认识也并未完全达成一致。按照公平与效率两目标的划分，目前关于国企改革目标的代表性观点可以大致划分为两类。

一类观点认为国有企业与一般企业具有共性，国企改革应追求效率目标（傅育宁，2003）。另一类观点认为国企具有特殊性，把国企改革目标定位在效率上显然有违现实，国企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目标在于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创造条件，而不在于它的高效率（晓亮，2000；金碚，2002）。

国企改革目标在整体上应涵盖公平与效率两目标，且两目标有优先顺序，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在微观上，改革目标应呈现出单一性和差异性。不同性质的行业企业有不同的单一目标，或者以效率为目标，或者以公平为目标，但当两目标冲突时，效率则应让位于公平（杨海燕、鞠晴江，2004）。

公共医疗资源使用效率和公平的相关研究

杨红燕（2007）运用基尼系数、洛伦茨曲线等分析工具，分别从筹资公平、服务提供公平和健康公平三个方面对我国城乡居民健康公平问题进行了定性与定量分析，得出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开展显著降低了城乡卫生服务筹资的基尼系数的结论。应晓华（2003）在我国卫生服务筹资公平性研究一文提出，贫富差距的增大和医疗保障体制的弱化，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居民卫生服务筹资越来越不公平。李晓燕（2008）利用黑龙江省林甸县和呼兰县607户农村居民的调查数据，对黑龙江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公平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健康公平性和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方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加组居民优于未参加组；在卫生筹资公平性方面，未参加组居民优于参加组，说明合作医疗资金筹资制度设计仍没有实现垂直公平。

现有文献对医疗资源配置的公平和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筹资公平、服务提供公平和健康公平，城乡内部投入公平等方面，但是对于统筹城乡之间医疗资源公平性问题探讨较少。城乡医疗资源投资的不平衡，一方面增加了城市医疗资源高投入，造成医疗资源投资的重复滥用，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小城镇医疗资源严重投入不足，预防性医疗资源投入更少，这就成了城乡低收入群体“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原因。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公平与效率观的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认识与处理大致经历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再到公平与效率的新组合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映照，更逐步递进，反映我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论断的提出

1978年9月20日，邓小平在天津视察时引用毛泽东的话，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先让一部分富裕起来”的重要论断。他说：“不能搞平均主义。毛主席讲过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好的管理人员也应该待遇高一点，不合格的要下来，鼓励大家想办法”。两个多月后的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明确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通过辛勤劳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小平特别强调：“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

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模式的确立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提法在1980年代中期被提了出来，并在1990年代开始占据主流地位。中共十三大指出：“我们的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最终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指导性政策。党的十五大报告在谈到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时又再次强调：“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

三、公平与效率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针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组合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不足，国家进一步调整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但“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六届六中全会继续强调：“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加强收入分配宏观调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这是对公平与效率关系做出的新阐述，使公平与效率理论得到了深化和发展，形成了新的公平与效率组合。

篇2：有关公平与效率的文献综述

摘要：本文通过综述近几年来相关学者对义务教育的研究实况，进一步了解义务教育发展现状，为更好地进行义务教育公平研究打下基础。关键词：义务教育；公平

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日益深入，社会大众对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发展尤为关注。如何实现教育公平,进而通过教育公平改善和促进社会公平是当前重要的政策目标。

一、相关实证研究综述

教育资源配置问题是决定义务教育是否公平的主要因素,更是今年许多学者研究的核心问题。王善迈等学者认为我国义务教育财政资源分布严重不均等,主要体现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居民之间的不均等上。[1]区域间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公平研究在早期比较受关注,杜育红以省为分析单位,系统地分析了各级教育经费的地区性差异如何随时间而变化。这一研究指出,在1988年至1996年期间,小学和初中的生均经费省区间的差距都在不断加大。[2]曾满超和丁延庆利用1997年和1999年县级数据研究了我国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状况,结果发现小学和初中的生均总支出的地区不均衡有所扩大,其间城乡差距有所扩大,且省内差距大于省际差距。[3]近年来,城乡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公平研究逐渐增多,沈百福的研究显示,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的城乡差异远远大于生均教育经费和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城乡差异。[4]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政策分析中心研究人员的研究显示,城乡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基本办学条件和师资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但这些差距正在逐步缩小。[5]翟博的研究也指出, 1993年-2003年我国小学和初中生均经费城乡差异在拉大,而生均预算内经费城乡和教师合格率差异均正在逐步减小。[6]义务教育阶段校际间资源配置公平研究比较薄弱,袁连生指出,即使在同一城市或同一财政负担区内,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在办学条件方面也存在着巨大的差距。[7]王蓉用多水平的回归分析方法,以学校组群为分析单位,也发现一县之内的各种类型学校之间存在严重的资源分配差异。[8]

与义务教育过程中的资源配置公平问题研究相比,迄今为止,我国学者对义务教育结果公平问题的实证研究比较薄弱,探讨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公平对结果公平影响的实证研究非常缺乏。蒋鸣和发现教师学历、校舍及设备条件均与教育质量显著相关,但生均经费和公用经费与教育质量之间相关关系较弱。[9]薛海平和闵维方采用三层线性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甘肃农村初中教育质量在个体、班级和学校三个水平上均存在显著差异,教师资源配置对教育质量差异有重要影响,班级规模对教育质量有显著负影响,但生均公用经费与教育质量相关关系较弱。

[10]胡咏梅和杜育红利用两层线性模型对西部五省农村初中教育资源配置与教育质量关系的分析表明,校际间的教育质量存在显著差异,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的配置对教育质量有重要影响,财力资源配置对教育质量影响不显著。[11]

基于以上研究，薛海平、王蓉在对义务教育质量公平分析时得出结论：由于学生个体和家庭社会背景、教师背景以及学校背景差异的存在,我国中、东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数学教学质量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对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分析中结果表明：我国中、东部义务教育阶段校际间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程度在“

新机制”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后有较明显的减轻。[12]

程红艳在2006年-2007年武汉市某城区(W区)基础教育阶段学校非均衡发展状况的调研中发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在城乡之间、校际之间存在差距,首要原因是教育投入的问题。[13]

胡映兰以湖南省益阳市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全面落实后的几个年份（2005-2008）作为考察点，通过分析研究提出：一方面，“两免一补”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教育费用负担明显减轻，但仍然是一个家庭的重要列支；另一方面，农村义务教育管理运行成本有继续提高的趋势，亟需加大保障力度。[14]

冯文全,夏茂林研究提出，四川省城乡义务教育师资配置存在许多问题:农村学校生师比呈两极分化；农村师资整体素质较低且专业结构失衡。而诸多问题的根源则在于农村师资配置方式单一,教师经济地位低,生活工作条件差且缺乏激励机制。[15]

二、结论与对策

通过研究薛海平、王蓉提出如下对策：1.从重视义务教育数量公平转向重视义务教育质量公平；2.推进中、东部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资源的均衡配置是保障义务教育质量公平的基础；

3、中、东部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重心在于学校公用经费和教师资源的均衡配置。

程红艳认为，要切实推行义务教育免费公平,应该分阶段进行。现阶段,还是较低水平的保障,重点是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保障,保障教师的工资水平、学校的正常运转。中央层面的转移支付还是应该更向农村倾斜,同时强化了省级政府统筹责任,使整个义务教育保障重心不断地上移。但是,随着义务教育免费政策、立法制度进一步完善,随着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进一步转换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教育投入进一步增加,义务教育达到中等水平的保障程度。这时,义务教育阶段家长经济负担能有效降低,学生的学业负担有所降低,非均衡发展状况可以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校长从“找钱”的压力中解脱出来,学校的中心又回归到促进学生的学业发展和教师的专业发展上。在义务教育免费政策的较高阶段。在区县范围内教师、校长定期的流动和轮岗,多数公立学校得到人们的认可, 5%-10%家长选择到私立学校就读,公立学校的择校现象成为个别。义务教育阶段班级规模大幅度降低,发达地区班额限制在25人,中西部地区为30人,农村地区不超过35人。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进一步扩大免费的范围,如坐校车、吃午餐、看电影和游泳课都可以逐渐免费。义务教育阶段教师之间工资收入差距变小,与公务员收入差距变小并逐渐接近。在义务教育分阶段推行的同时,必须建立全国范围内的义务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以评价和监督义务教育的整体质量。

胡映兰基于对现实的研判认为，为加速发展农村义务教育，促进农村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需要强化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必须进一步加大政府投入力度。这是短时期内最直接和最易见成效的办法；其次，必须加快发展壮大农村经济。从长远看这才是治本之策。只有农村经济真正发展壮大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才具备坚实的物质基础。

冯文全,夏茂林认为，四川省义务教育要均衡城乡师资首先应提高农村教师职业竞争力,并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其次应加强教师交流和培训,促进存量师资的均衡配置与素质提高。最后应利用计划市场双重手段,调节增量师资的城乡配置。

三、几点思考

当前，我国义务教育的公平问题不仅涉及到教育资源的配置，义务教育起点、过程乃至结果的公平，更多的与我国政府所制定的相关教育制度政策紧密相关。

教育制度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具体形式，其核心就在于调节各种教育利益的分配关系，凸显教育政策的“公平性”品格。因此，义务教育公平问题，是由教育政策所致，教育政策是引发义务教育公平问题的最终根源。政府应在高度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之上，制定合理、有效地教育制度及相关政策，确保义务教育的公平性得到普及，使国民尤其是农村子女这一弱势群体得到公平享受义务教育的机会。

当然,义务教育公平制度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去完善,而完善的义务教育制度必将会对基础教育的管理方式、评价方式、教师教学等产生深远影响,对义务教育突破应试教育会产生较大的积极影响,对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将产生实质性的改进。因此，我们既要有深刻觉悟、科学规划，又要能脚踏实地、知难而进。

参考文献：

[1]王善迈,袁连生,刘泽云.我国公共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的进展、问题及对策[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2]杜育红.教育发展不平衡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曾满超,丁延庆.中国义务教育财政面临的挑战与教育转移支付[J].北京大学

教育评论,2003,(1).[4]沈百福.义务教育投入的城乡差异分析[J].教育科学,2004,(3).[5]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政策分析中心.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实现教育公的基石[J].教育研究,2007,(2).[6]翟博.教育均衡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7]袁连生.我国义务教育财政不公平探讨[J].教育与经济,2001,(4).[8]王蓉.义务教育投入之公平性研究[J].经济学季刊,2003,(2).[9]蒋鸣和.教育成本分析[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0]薛海平,闵维方.中国西部教育生产函数研究[J].教育与经济,2008,(2).[11]胡咏梅,杜育红.中国西部农村初级中学教育生产函数的实证研究[J].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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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2009,(3).[15]冯文全,夏茂林.四川省城乡义务教育师资配置问题与对策探讨[J].教育与

篇3：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研究综述

一、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研究的回顾

对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 学术界主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视角进行了研究。

1.基于理论视角的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 学术界主要有三种意见:

一是对立说。此意见认为, 公平和效率之间存在着一种非此即彼的交替关系, 其对立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高等教育的公平与效率存在着资源需求冲突。提高高等教育公平水平, 使更多的社会成员能够平等地获得接受高等教育机会, 必然要求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增加高等教育经费投入;而提高高等教育效率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在当前高等教育资源有限的前提下, 公平与效率就表现出明显的矛盾冲突;二是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存在着资源配置方式的冲突。一定时期, 政府和社会所能提供的高等教育投入是有限的。按照公平的一般原则, 应不分类型、层次、地区地在各种高等教育机构间平均分配高等教育资源, 以使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都能平等地占有高等教育资源。但这样资源配置, 又会使优质教育资源因得不到必要的重点支持而失去快速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 而水平较低的高等教育机构却因“公平”而得到长期“保护”。按照效率一般原则, 在资源配置上应加大向优质教育机构的政策倾斜, 但这又进一步拉大各高等教育机构之间获得资源能力的差距, 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现象。

二是统一说。此意见认为, 效率和公平在本质上是统一一致的。效率提高有助于机会增加从而促进公平实现, 社会公平也有助于提高效率, 当人们亲身感受到公平后就会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工作中关心他人互相帮助, 从而会产生巨大的效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终价值追求是公平, 通过效率不断提高以实现更高层次的公平。

三是分立说。此意见认为, 公平与效率之间是一种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追求公平并不必然牺牲效率, 追求效率也并不以牺牲公平为代价。公平与效率发生矛盾原因多由人们认识上的误区造成。高等教育领域公平与效率并非一对矛盾, 其一, 讨论层面不同。高等教育领域中公平主要是在社会学层面上谈, 而高等教育效率主要是在经济学层面上谈;其二, 影响因素来源不一。影响高等教育效率因素主要来自高校内部, 而影响高等教育公平的因素则主要来自高等教育外部。

笔者认为, 在理解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时不应简单视为对立关系, 具体可从以下两方面理解:

(1) 高等教育公平是高等教育效率的方向与目的。提高高等教育效率, 目的在于满足人们对高等教育需求, 同时社会主义教育改革必须坚持公平原则。高等教育公平作为发展社会主义高等教育追求的目标, 为高等教育效率提高指明了方向, 也是高等教育效率的目的。

(2) 高等教育效率是高等教育公平的前提和手段。教育是纯公共产品的理念导致教育由政府垄断供给, 而财政不足必然出现教育供求资源配置失衡。从“教育服务产品”来看, 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一个人接受教育必然排斥他人接受教育。

2.基于实践视角的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从实践角度即实践中如何处理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关系, 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第一,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论。

一些学者指出, 在教育资源有限条件下效率与公平矛盾是存在的。经济与社会转型时期, 对改革与发展问题一般采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以加快改革与发展步伐。“优先”也应当“适度”, 首先, 要“兼顾”而不是不顾, 效率优先要兼顾公平。其次, 要根据进程及时调整政策。政策调整不仅是为了避免矛盾激化, 而且是为了寻求更高层次上公平。

第二, 公平优先论。

一些学者认为, 无论从实施《教育法》依法办教育角度出发, 还是基于社会公平让每个人都能得到平等发展这一教育的基本目标, 实现高等教育领域内的公平应始终是我们在制定高等教育政策时必须十分重视的问题。

第三, 效率与公平的兼顾论。

这种观点认为, 只要政策导向正确调节有利, 就能够使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产生共生效应, 达到二者兼顾目的, 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得以共生, 存在着三个主要基本条件:一是市场成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基础机制;二是政府成为促进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共生助推装置;三是高等学校自我规范成为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共生的重要条件。

第四, 分层认识论。

有的学者将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问题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 在不同层面上分别对处理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关系进行探讨。宏观层面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以国家整体教育事业为背景, 将高等教育置于整个教育事业中, 探讨有限资源在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等之间的分配问题。即高等教育应该占有多少资源是公平的, 是符合整个教育事业有效率可持续发展的。“效率与公平”在宏观层面上, 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在中观层面的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以国家的高等教育事业为背景, 针对高等教育领域内而言, 所指问题主要涉及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如何利用和配置才能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人们对于高等教育需求, 才符合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需求, “效率与公平”在中观层面上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微观层面的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不再涉及教育资源配置, 而是具体到高校的管理教学过程。在微观层面“公平优先”是应该的选择, 而效率是兼顾还是同时达到高效有赖于学校具体改革方法和管理以及教学技术。

上述观点可看到, 对于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学者们有不同看法, 笔者认为, 社会主义教育追求的是高层次公平和效率, 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或只要公平不要效率都不是社会主义。当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发生矛盾时, 为实现公平而置效率于不顾或为追求效率而牺牲公平都是不可行的, 在处理二者关系时, 我们应根据我国国情制定相应政策。

二、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研究中的不足

通过对近年来关于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文献总结, 笔者发现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存在如下方面的一些不足:

1.实证研究不够

在研究方法上理论探讨多于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方法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问题, 若不知道我国高等教育效率和公平现状, 提出的观点又怎能有说服力?对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问题需要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理论探讨, 但是作为一个现实问题理论探讨需要以实证研究为依托, 这样提出的观点才经得起推敲。

2.研究未能充分体现高等教育特点

探讨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 需要从高等教育中具体问题出发, 而且研究重点应放在如何实现高等教育效率和公平。

3.高等教育效率研究不足

在关于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中, 关注公平问题较多, 而对高等教育效率问题关注研究不够, 要重视研究和提高高等教育效率问题。因为一方面, 我们是“穷国办大教育”;另一方面, 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有着巨大需求, 对更好地发挥高等教育功能有着强烈呼唤。加强效率研究用有限教育资源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创造更多成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研究过分偏向经济学视角

关于高等教育公平和效率相互关系, 在高等教育领域内争议颇多, 原因是大家关注的侧重点不同, 但最重要原因, 还是对公平和效率两个术语内涵的不同理解甚至是误读, 笼统地谈公平和效率不可能有个确定的内涵。高等教育公平应包括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 同样其效率也应包括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因此, 只有从经济和社会两个维度对公平和效率进行考察, 才能澄清两者关系不能偏废其一。

5.把握二者关系时过分强调绝对性

高等教育公平只能是一种相对公平, 但多数研究对二者都侧重于绝对性, 因此导致二者完全对立。事实上, 因为高等教育阶段教育资源很大程度上不再是公共教育资源, 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是一种弱相关关系。

三、总结

目前, 在教育领域中, 公平与效率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关注, 不论是探讨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本身, 还是探讨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的高等教育现状, 最终目的都是要解决这一问题, 笔者认为, 在处理二者关系时, 以下方面值得注意:

1.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公平与效率问题上, 我们更应重视统一的方面力求缓和矛盾

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不是简单对立关系, 二者处于一种动态均衡状态, 我们应用联系、发展、辩证观点来分析认识二者关系, 并把这种复杂关系作为制定教育政策制度的合理性支柱和现实基础, 同时, 从影响二者诸多因素出发动员社会各届多角度、多途径促进教育公平和效率的实现。

2.与经济领域不同, 教育领域中公平与效率有其自身特殊性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义务教育阶段, 义务教育面向每一个儿童, 教育机会应是一种“赠予性机会”, 义务教育演变成追求效率的阶段是完全背离义务教育宗旨。因此, 义务教育阶段应坚持公平第一的价值标准。

在非义务教育阶段, 由于中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教育资源不足, 教育机会是要靠个体自身努力和能力争取来竞争性机会, 也就是说, 非义务教育阶段公平与效率的价值至少应并重, 这样才能保证教育事业健康、有序、高效、和谐发展。

3.义务教育效率对高等教育效率影响不容忽视

初等教育是高等教育基础。“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教育尤其是基础性、普通性和理论性教育, 具有周期长特点社会功能具有明显迟效性。办教育绝不能急功近利, 追求立竿见影是不符合教育社会功能的特点的。从这个意义上看, 没有义务教育的效率就没有高等教育的效率, 也没有整个教育的效率。

关于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 学者们的观点都有其道理, 也都有其产生的背景制度作基础。我国在处理二者关系时, 要结合实际, 特别是在当前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和谐社会前提下, 我们要处理好它们的关系, 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摘要：全球化时代, 中国高等教育的价值追求面临着诸如国际化与本土化、继承与创新等多方面的挑战。其中, 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是最迫切、最亟待解决的难题, 成为近年来教育研究热点。本文对有关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综述研究, 并对处理二者关系时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高等教育,公平,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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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朝晖.论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J].江苏高教, 2003, (3) .

[3]袁振国.论中国教育政策的转变[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80.81.

篇4：公平与效率的概念综述及界定

公平、效率这些表征了人类社会生活进步的状态的词语，其概念从古至今都是各国学者关注的焦点，并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派和观点。中国也不例外，伴随着现代化过程往纵深推进，社会不公平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公平和效率问题也因此被提到一个相当高的高度。因此，对二者的内涵进行合理界定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一、对公平的解读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古今中外对公平的探究始终未曾停止。但由于人们经济基础、文化传统、知识背景等各方面的差异，始终未能达成统一认识。公平，有人说应指机会平等；有人说公平应用收入均等来衡量；也有人认为应更多地把公平看成一种主观价值判断等等。而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公平作为一个社会历史范畴，不同阶段、不同人群，对公平内涵的界定自然也不尽相同。

在中国古代，就出现过以下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以儒家为代表的等级公平观。孔子认为，社会的不平等要用“礼”来加以限制，并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孟子也表达了一种先天平等、后天不平等的“阶级公平”观；另一种观点是农民阶级提出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平等观，这种观点主张人与人之间绝对的平等，反对压迫和剥削。

在西方历史上，关于公平的代表性观点有“天赋平等论”、“不平等即公平论”以及“法权平等论”。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西方国家开始更多地倾向于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公平。他们的第一种观点，认为公平是指机会公平与结果公平。机会公平是指人们在生活、享受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平等的基础上，有公平的机会选择和从事不同的经济活动。结果平等是指在经济活动中能按其贡献大小获得相应的报酬。他们的第二种观点认为，公平应等同于平等。第三种观点主张公平的判断是一个价值判断和规范分析的问题。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指出：“人们往往把自己的付出与自己的所得之间的比例与他们或自己过去的比例相比较，如发现各种比例相当，便感到合理、公平，反之则感到不合理、不公平”。所以他们认为，公平的判断主要源于个人的价值判断标准。

而现阶段国内学术界对公平的界定也同样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公平就是权利、义务及收入平等的表现。著名伦理学家王海明指出：“当我们依据贡献对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进行分配时，便会发现公正的根本原则乃是‘平等。一方面，人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应该完全平等；另一方面，人人所享有的非基本权利应该比例平等。”

第二种观点认为，公平应当是起点公平与结果公平的体现。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谈到公平和效率的权衡时指出，平等可划分为机会的平等与结果的平等两种。首先，“机会的公平”表现为：一是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应把劳动作为生存和发展的手段；二是指人们具备平等劳动的权利。而结果公平以起点公平为前提，与每个人的劳动相联系，个人收入的公平靠的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贯彻来实现。

第三种观点认为，公平具有客观性、历史性和相对性，它涉及道德、政治、经济等方面，具有多层次的含义。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

二、对效率的解读

效率的内涵，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认为，“效率是形容只有当个人从事适合自己天性的那种工作时，才会干得最快、最好、最多，才会产生好的效果”。在近代西方经济学里，效率多指资源的有效使用和有效配置。1906年意大利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帕累托在《政治经济学教程》中就力图证明，完全竞争的均衡能够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经济学一般也把效率称为帕累托效率。

阿瑟·奥肯在对效率进行论述时指出，“效率意味着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所谓效率，即多多益善。但这个‘多须在人们愿意购买的范围内。”即效率还内在地包含着—定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的含义，并不是任何投入与产出都有“效率”，都能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效率必须以生产的产品和劳务能符合社会需要为前提，否则，生产得越多，浪费越大，效率也就越低。

在我国学术界，对效率的论述颇多，具有代表性的为厉以宁在《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中的论述，他指出，“效率是一个经济学范畴，指资源的有效使用与有效配置。”并把它描述为三种情况：其一，“正如通常所说的，一定的投入有较多的产出或一定的产出只需要较少的投入，意味着效率的增长；一定的投入有较少的产出或一定的产出需要多的投入，意味着效率的下降。”其二，“通常所说的效率增长表现为劳动生产率提高或资金利润率提高。”其三，“通常所说的效率增长表现为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物畅其流。”

而在陈景看来，效率是人们改造自然、社会和人自身过程中所具备的水平和能力，是可量化的、无止境和高效率的，且效率的衡量标准是可变化的，它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工具的改进而提高。同时效率具有微观和宏观之分。

王振虎认为，效率除经济效率外还有多种意义。就资源配置而言，效率是指要求优化资源配置；就收入分配而言，效率是指人们在对一切产品以及由人们创造出来的一切有价值物进行分配时，以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有利于创造更多财富为导向的调整机制；就评价或衡量的角度来说，效率则指投入与产出的关系。

通过以上概述可以看出，在学术界，对于公平和效率概念的研究，专家学者们都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和领域对公平和效率进行了阐释，并做出了不同的说明和分析。在其中不乏深刻睿智的认识和见解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1、尚存在片面性问题。首先，综合对比不同时期及国内外学术界对公平这一概念的观点，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家对公平的理解和实现条件尚局限于经济分配领域，提倡效率优先，主要指经济效率、生产效率优先。对于“效率”在其他学科中的理解却很少提到，导致了观点的片面性。而我国经济学家虽然在结合中国国情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一些概念如公平、平等和公正等也由于缺乏清晰的界定，易造成概念混淆。

2、尚未形成一个多层次分领域的完备理论框架。效率与公平作为一个跨学科的问题，应从多个层面多个领域进行理解。就当前的理论而言，人们往往把公平的概念理解为一个简单笼统且固定不变的描述，多从系统论角度将多个具体学科综合起来定义公平的内涵，但往往不能从一个角度深刻挖掘。这样使得公平的概念显得太过于笼统。为克服这种现象的出现，需要对效率与公平的概念分领域分层次进行明确定位，以使对公平与效率概念的界定形成一个完备的理论框架。

三、对公平与效率的概念界定

通过上述考察可以看出，无论国内外学术界都有这样一种倾向，就是将公平和效率的内涵抽象化、绝对化，并且大多仅从分配视角来解读两者。然而，公平和效率问题并不只是存在于分配领域，在其他领域同样存在，故对公平与效率的概念研究，也不应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应涉及到政治、哲学、伦理、社会等诸多学科研究领域。这就要求我们若想对二者的概念做到正确把握，应从政治的、经济的、伦理的、哲学的等多角度去把握，

实现其针对不同领域范畴的区别界定，从而更好地实现公平与效率这个二难问题的最优解决。

首先，关于公平，不应仅仅局限于分配领域的公正，还应关注人们参与社会事务的起点平等、规则公平，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关爱社会中弱势群体等多方面。公平的概念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它的内涵随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它们所表现的状态也不同。因此，要想正确把握公平这一概念，应在同一社会层面上即从横向上，从政治的、伦理的和经济的意义上来理解。

具体地说，公平概念具有如下几方面的含义：首先，伦理公平，是指在价值观上倡导一种人格的独立平等和个人生存价值的平等。它依靠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意识在人们内心深处形成公平意识，同时通过法治公正来维护这种伦理范畴的公平观。而相对于伦理意义上的公平来说，政治和经济上的公平则不是自发地形成的，而是在不同政治力量的斗争和较量中形成的，这种公平靠行政和司法的公正来维系。政治上的公平主要是指国家和社会制定相应的法律和规则，保证每个社会成员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有平等的机会参与社会生活。而经济上的公平内容较为丰富，它是指在经济交往过程中，贯彻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结果公平等原则。从上述伦理公平、政治公平、经济公平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在同一社会层面，即横向上看，政治公平和伦理公平都属于社会公平，社会公平就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同时，社会公平作为一个客观范畴，其哲学涵义就是指社会价值分配的合理性。它既包括一定的基于各种物质关系的客观公正度，也包括人们对这种公正的直观理解和认同。

其次，关于效率，从哲学上来说。效率是指人的活动中的输出量与输入量之比。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上研究的效率虽然主要是指经济效率，但目前的现实状况是效率也正逐渐放到经济领域与社会领域来共同考察。因为它不仅仅局限于社会财富的增加，逐渐与财富的使用，即效用的发挥也日益相关，并且把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看作是提高效率的有效手段等。可见，要正确把握这一概念，就要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考察：从社会的视角看，效率是指人的活动中的输出量与输入量之比；从经济的视角看，它是指衡量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程度，即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里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来。

我们从上述关于公平和效率概念的伦理的、政治的、经济的分析可以看到，公平与效率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它们既有同一领域的对应关系，也有不同领域间的勾连关系，且这些关系在现实中又总是处于变动状态。具体表现为：第一，公平和效率的正相关联系。在这种关系中，公平的提高促进效率的提升，效率的提升又能保证实现更大的公平。第二，公平和效率的负相关联系。在这种关系中，效率的提升会导致公平的缺失或沦丧，而过度的公平会引起效率的下降或者无效率甚至负效率。在这种状态下我们要寻求两者的制衡点，努力克服两者的负相关联系，以更好地促进两者走向互动，实现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追求的双重价值目标，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各个阶层的创造力，争取在全社会形成合力，努力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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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章辉美，公平·公正·效率辨析[J]，教学与研究,2000,(12)，

篇5：有关新医改中效率公平问题

中国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必须要用两只手来推进，一只是政府有形手，一只是市场经济无形手。两只手彼此要明确分工，即政府的有形手保障公平，市场经济的无形手解决效率。同时这两只手又要协作，合力推动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这样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才能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才能构建起与当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相匹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一致的现代化医药卫生体系。

有形手激活无形手，倆手合力推进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政府在医药卫生事业中的角色已明确定位后，就应把市场无形手的力量释放出来。在抓好公共卫生及基本医疗保障建设的同时，还要加快加深“社会办医”的改革，加快医药卫生现代化发展进程。纵观世界各国的医药卫生改革，各国都在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进行充分地资源整合，减轻政府的负担，加快行业的发展。因为社会力量不仅可以办产业，同样可以办事业（社会办医不仅指社会资源可以办营利性医院，也可以办福利性、慈善性医院，甚至社会资本可以投向不图回报的公共卫生事业。）在医改当中，我们必须要进行制度设计，以鼓励社会各界投资于医药卫生事业。例如对于投资兴建非营利性医院或社会公共卫生事业的企业要实行减免税收等政策，充分发挥政府有形手的引导作用，激活市场无形手，拓宽医药卫生事业的筹资渠道，不仅可以减轻政府的负担，又可以加快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

当今中国社会，人们对医药卫生的需求是多元化的，因此，医疗服务的供给绝不能采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一模式，也应提供多元化的医药卫生供给。这种供给是任何单一的“一只手”都不能完成的使命。由于有形手与无形手都同样存在着可能的失灵，因此，两只手的合力才能够弥补一只手不足的问题。我们必须精细化地区分民众的医药卫生需求，界定哪个属于公共产品，哪个属于私人产品；必须明确什么事找市场、什么事找政府和市长。例如，以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为例，经过精细化的研究可以发现，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分六方面：急救服务、基本医疗服务、特需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服务、科研与教学、健康教育。我们把这六方面服务划分为三大类：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私人产品。纯公共产品包括公共卫生服务、科研与教学、健康教育；准公共产品包括：基本医疗、急救服务；私人产品包括：特需医疗服务。其中纯公共产品应由政府完全提供，保证民生体现公平；准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一部分，个人购买一部分；私人产品则完全由个人买单。总之，医药卫生需求已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医疗资源的供给和配置也必须发挥有形手和无形手的协力效应，构建多元化的医药卫生服务体系，从而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一僵化的医疗服务模式。否则，我们就无法彻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在医药卫生改革逐步深入的过程中，政府有形手要让市场无形手先行。目前，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政府也由“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政府只有放开不该管的，管好自己该管的，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凡是市场经济无形手能管好的，政府有形手绝不干预；换句话说，就是政府在监管好市场秩序的条件下，努力激发市场活力。2005年10月19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颁布了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白皮书，根据白皮书，应该转变中国政府的管理职能，一些事项应该由行业组织处理而不是政府管。“按照凡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能够自主解决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通过自律机制能能够调整的事项，行政机关不要通过行政管理去解决的原则，„„把政府不该管的事情逐步交给企业、市场和社会。”2010年12月，国家五部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鼓励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58号文件），充分体现了有形手让无形手先行，有形手激活无形手的思想原则。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曾经提出，社会财富的三次分配理论，既初次分配靠市场，目的在于解决效率，二次分配靠政府，主要是解决公平问题，三次分配靠慈善，解决有形手与无形手共同失灵的问题。医药卫生行业的改革与建设也同样需要借鉴这三种分配形式，从而即可以满足民众日益增长、永无止境的医疗健康需求，又可以解决国家医疗资源相对贫乏与不足的问题，最终满足民众的健康需求。

所谓“公平”的“一手硬”，无论是“有效减轻居民就医费用负担，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近期目标，还是“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的长远目标，《意见》承诺强化政府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中的责任，不断增加投入，使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力求达到8个字：“覆盖城乡，人人享有”。就近期来看，政府今后3年内将为医改投入8500亿元 ；其中2009年，仅中央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安排1180.56亿元,同比增长38.2%，这种政府医改职责上的“公平正义”，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篇6：有关词块理论的文献综述

【摘要】词块理论在当今学界中越来越受重视，成为很多研究者研究的课题，词块在学生英语学习及教师的教学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从词块的定义、分类、国内词块教学现状及教学策略等方面进行综述。

【关键词】词块词块教学法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15－0031－02

词块最早由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Michael Lewis对早期学者提出的词块理论深入研究发展而来。词汇作为语言的三大要素之一，是构建语言的基本材料以及语言信息的主要载体，人们在学习和研究中发现很多词汇可以作为一个整体被人们记忆并加以使用，词块概念的提出可以有效提高学习者的语言使用的能力，因而，词块渐渐成为研究者研究的热点，并将词块理论应用于教学当中。

一 词块的定义和分类

1．词块的定义

“词块”一词最早来源于语言学中的“语块”概念。所谓语块，是指相对零碎信息，人类对含有一定意义的内容的记忆能够维持得更为长久，语言学家将这一记忆的属性称为“语块”。

以下是几种不同研究者的定义。

时间 研究者 定义

1975 Becker 语言的记忆和存储，输出和使用不是以单个词为单位的，而那些固定或半固定模式化的板块结构才是人类交际的最小单位

1992 Nattinger

DeCarrico 他们将语言中约定俗成的词汇短语定义为词块，词块具有稳定的搭配和特定的语用功能，在交际中被频繁使用

1993 Michal Lewis 人们在使用语言时，并不是每次都是临时地根据语法规则和需要的词语构建新的语句，而是使用一些预先编制好的词块

2002 Wray 一串预制的连贯或不连贯的词或其他意义单位，它整体存储在记忆中，使用时直接提取，无须语法生成和分析

国内关于词块的研究晚于国外，但是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如濮建忠将词块定义为具有一定的结构，表达一定的意义，频繁使用的，预制的多词单位。常晨光认为语言包含各种预制或半预制语块，其具有公式性特征，提出公式性语言的概念。

虽然不同的研究者对词块的定义不同，但对词块的基本认识却是基本相同的：词块是具有一定意义、适合某个特定情境的固定或半固定的多词单位。它具有一定的语义、句法和语用特征。

2．词块的分类

由于对词块的定义不同，因而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词块进行了不同的分类。国外学者Nattinger、DeCarrico、Michal Lewis以及国内研究者毛澄怡、张建琴均对词块进行了分类。

根据Nattinger和DeCarrico，从结构上词块可以分为以下四类：（1）聚词词语，即由一个以上的词组成的固定短语。（2）习俗语语块，此类词块主要是谚语或约定俗成的社交用语。（3）短语架构语块，使用者可以根据其需要进行部分替换。（4）句子架构语块，指那些为整个句子提供框架语或引语的词汇组合。

与Nattinger和DeCarrico有所不同，Michal Lewis根据词块内部的语义联系和句法功能方面，将词块分为四类：（1）单词和多词词汇。即在字典中能直接找到的单词和固定组合。（2）习惯搭配。（3）惯用句型。指具有一定语用功能的词组。（4）句子框架和引语，它通常作为篇章首段的句式。

国外关于词块的分类方式趋向多样化，国内研究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目的出发，借鉴利用国外相关分类方式发展自己研究的分类方式。

毛澄怡结合语言形式和功能，将词块分为四类：（1）句子层面带空词块。（2）句子层面固定词块。（3）短语层面带空词块。（4）短语层面固定词块。张建琴参照Nattinger和Decarrico的分类，按功能将词汇分为五类：（1）与题目相关的具体短语。（2）与主题相关的一般短语。（3）语篇构造短语。（4）交际短语。（5）其他一般短语。

不同的研究者对词块进行了分类，而Michael Lewis对词块的划分更通俗易懂，使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明白怎样进行整体性的记忆、储存和提取，对教学具有更大的指导意义。

二 词块教学法

词块教学法是1993年Michael Lewis在其出版的The Lexical Approach中提出的具有开创意义的教学新方法。其核心理论为：词汇是语言学习的核心，而语法结构应从属于词汇。以语法为中心的教学法认为句子的生成是靠语法把单词组织起来；词汇法则认为“词”的概念应该扩展到词块和固定组合形式。学习者的语言知识体系是由各种词块构成的语库，而不是语法规则加上一堆单词。但词汇法并不否认语法在外语教学中的作用，而是反对语法占主导地位、忽视词汇教学的做法。

三 词块教学法的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词块教学法的研究是在对词块理论的研究之后。研究者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出发，对英语词块教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和探讨。2002年之前有关词块教学研究的文章几乎没有，从2002年至今，该方面的研究不断丰富。绝大部分的研究属于思辨性的理论探讨和经验介绍。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强调词块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方面。2005年之后，相关研究大量出现，迅猛发展。研究方法、研究重点以及研究视角上都有了很大的转变。

李玲、宋佑娇、赵明、谢力、彭霞媚的文章对词块教学法的优势进行分析，认为词块教学法对于提高我国英语学习者的语言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李玲认为英语教学中引入词块有利于提高学生语言的流利性，增强学习者信心。然而这些研究只是单一的理论描述，并未从词块教学对英语产生的影响这一方面进行实证研究。

蒋宇红对词块教学的产出性进行了实证性的研究。研究

结果表明，把词块教学与学习纳入课堂教学中，可以提升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的词块意识，有效提升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2009年，李欧、孙若红通过实验法验证听力教学中采用词块法的实际效果，结果表明，听力词块教学法与学生的听力成绩呈极其显著正相关。2011年，董晓光、许萌在探讨了传统英语语法教学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改良的方案――以动词词块为中心的英语语法教学，这种教学方式帮助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使词块教学研究更完善。

国内研究都证明了词块在英语学习中的重要作用，它有助于学习者提高使用英语的流利性和准确程度，避免语用方面的错误。

四 基于词块理论的实际教学策略

既然词块理论的重要性已为诸多研究者所证明，那么英语教师和学习者为达到预期教学效果，应从不同方面运用词汇教学法策略。李玲考虑到词汇教学法使用时的关键语境，她指出，词块应当成词汇的最小单位来教与学，并且词汇的教与学应与具体的语境结合起来，给学生创造机会来运用词块。赵明、谢力指出，作为教师，首先应强化学生对词块的理解，培养学生词块敏感性；其次强化学生在不同语境中对词块的应用，使其加深理解并实现语言的输出。彭霞媚也指出，大学老师应在日常教学活动中强调词块的重要性，其次在语篇教学中强调词块的重要性。

由于词块教学法本身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在具体实施过程和步骤方面并无固定模式。岳靖凡针对精读课、听说课、写作课，较为细致地阐述了词块法的具体实施过程。

五 结束语

词块教学方式的提出可以给教师提供新思路，教师要引导学生将词块作为整体来记忆、储存和提取运用，提高词汇表达的准确性和地道性，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和效率。

参考文献

［1］董晓光、许萌.以动词词块为中心的英语语法教学［J］.海外英语，2011（10）

［2］黄国君.论词块法在大学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2）

［3］蒋宇红.词块教学促进英语学习者口语交际的实证研究［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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