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效率行政法论文

摘要：明确政府决策科学合理的核心标准，对于政府科学有效地开展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由于公共利益是所有行政活动的理由和界限所在，故政府在追求决策科学合理的过程中，首先要明确理解何谓公共利益，妥善处理好四种利益关系的原则要求。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公平效率行政法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公平效率行政法论文 篇1：

城乡统筹视角下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理论述评

摘 要：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关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中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社会保障权以及社会保障的城乡统筹等。考察当前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的热点问题，对进一步完善该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法律制度；社会保障权；城乡统筹

收稿日期：2013-11-28

作者简介：林俏（1978—），女，辽宁大连人，大连财经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法。

基金项目：本文系大连市社会科学院项目“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大连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改革与创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0DLSK278。

党的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发布的公报中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又一次强调了统筹城乡发展问题。在中央一系列政策方针特别是统筹城乡发展这一新的发展思路的指引下，理论界积极探索推进统筹城乡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发展的途径和方法，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

对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研究，法学界和非法学界的研究视角有所不同。非法学界主要从社会保障建设目标、路径选择等角度展开，而从法学角度对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进行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随着社会保障地位的日益凸显，法学界开始关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国内学者也对社会保障法的基础理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社会保障法国际比较研究、社会保障主体、社会保障责任以及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险等单项社会保障制度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这些研究成果多以城镇或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为研究对象，对统筹城乡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不多。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法学界对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障法的基本原则和农民社会保障权等方面，研究面比较小、深度也很有限。然而，在研究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问题时，法学界和非法学界都不能绕开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中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

一、关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建设目标的理论述评

关于是否建立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法学界研究较少，非法学学者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反对说）认为，现阶段还不具备一体化的条件。比如：郑功成（2002）认为，可以将一元化的制度安排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目标，却不宜作为确定现实社会保障政策的出发点。[1]原因在于，我国人口众多，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并且统一的社会保障会增加人力成本，成为阻碍中国发展的沉重负担。违背当前小政府、大市场的世界改革潮流，将重蹈西方和东欧的覆辙。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在经济上将是乌托邦式的洋跃进。”[2]

第二种观点（赞成说）认为，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必要并且可行。比如胡荣（1995）认为，应当彻底打破城乡界限，取消身份差别，将全体社会成员都纳入到社会保险的安全网内。通过社会保障的一体化，接纳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新的结构因素，并且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3]因为，市场经济需要人力资本的顺畅流动。因此，应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关于如何统筹，王国军（2000）提出了从“二元到三维”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衔接的观点。[4]

在《社会保险法》立法讨论过程中，上述两种观点即反对说与赞成说一直争论不休。《社会保险法》草案一稿，反对说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支持；2008年《社会保险法》二审确立了养老保险逐步全国统筹；《社会保险法》三审，增加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相关规定。最终，《社会保险法》颁布时采纳了“全国一统”的观点。中央的政策渐次明朗，尤其是《社会保险法》的颁布施行，反对说逐渐销声匿迹。

然而，大多数学者持第三种观点，他们主张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应统一但应逐步实现统一。比如景天魁（2004）认为，城乡统筹不是城乡统一、划一，而是整体的保障体系，灵活的保障方式，多样化的保障模式。[5]李和森（2004）认为，城乡统筹是社会保障的必然要求。[6]郭影帆、高平、郭熙（2009）认为，统筹城乡不等于城乡同一，并不是要在现阶段强求城乡完全相同。即不是要马上完全消除不平等，而是在一定程度内承认差距和不平等的基础上，实现“适度公平”，逐步缩小城乡差距。[7]

比较以上三种观点，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更可取，也更适合中国国情。虽然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但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东西部差距较大，还有一部分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因此，中国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实现完全一体化。也就是说，现阶段不应要求城乡完全相同，而是应该在承认差距和不平等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一体化。

二、关于社会保障立法目的价值理念的理论述评

社会保障立法理念会直接影响到社会保障具体法律制度的设计。理念不明确，目标就无法明确。法律的终极目标是公平和正义，而效率也是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因此，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公平和效率问题，是其建立和完善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该问题不但引起了法学界的关注，其他学者也从多种角度对公平与效率在社会保障中的关系展开了论述。

1.是“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初期，有些学者强调效率。范进学（1994）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过程中及其初期，应当以追求效率为首要目标，通过发展经济为社会保障提供资金保证。“建立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必须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追求在保护‘经济之饼’做得更大一些的基础之上的公平，使社会保障既能保障生活，又能促进生产的发展。” [8]张代谦（2003）则认为，效率与公平是一对永恒的矛盾，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坚持效率优先是必然选择。[9]

长期以来，由于理论学术界与政策层面强调效率优先，导致了诸多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出现。由此一些学者呼吁公平优先。郑功成（2002）反对绝对的效率至上，认为应该追求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公正与权利平等；反对理论学术界与政策层面提出的“社会保障不是免费午餐”的口号。因为，一个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应当按照身份等级来确定待遇的。最低保障制度就是免费午餐。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应坚持公平分配的原则。[10]鲁全（2009）通过对德国社会保障的分析得出结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应当将维护社会公平作为核心价值理念，而强化政府责任则是提高社会保障制度公平性的关键因素。[11]

刘振杰（2010）在论述中国社会保障价值理念的演进路径中认为，中国社会保障理念分为三个时期：计划经济时期，过分强调公平，实行平均主义；改革开放以后至1998年以前又强调效率至上。1998 年至今社会保障理念回归为公平、正义、共享的价值理念。[12]2009年《人民日报》刊载文章《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战略研究的新突破——访“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战略研究”项目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郑功成（2009）表示，“几年前，学术界还在对发展社会保障应坚持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而争论不休，今天，社会保障发展应坚持公平、正义、共享的理念已在学术界达成共识，这堪称为中国社会保障理论研究和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13]

以上对于效率和公平关系的论述，大多数学者都主张，在社会保障中，公平是首位的。这种公平应是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社会公平、底线公平。景天魁（2004）论述了“底线公平”，认为这种公平是社会意义上的公平，是社会为了实现已经确定的目标而制定一系列规定，如果这些规定得到了执行，目标得以实现，就实现了社会公平。 [14]陈少强、薛泽海、王永挺（2010）认为，虽然国家和社会不能完全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结果公平，但应该采取有效措施适当缩小结果的不公平，创造条件实现个人发展的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15]都春雯（2004）认为，公平不是绝对的平等，而是与帕累托最优状态相关的社会收入的相对公平。[16]

2.社会保障中的不公平对社会的负面影响。社会保障制度本应以促进社会公平为目标，但在我国却成了导致社会保障不公平的来源。谷成（2004）指出，“城镇职工与务工农民、本地户口居民与外地户口居民、城镇居民与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权益均与个人身份及等级密切相关，并因身份与等级的差异形成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极不平等的格局。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平等，损害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环境，激化了阶层矛盾，使潜在的政治风险持续扩张，最终形成个人风险——群体风险——群体要求及相应行动——社会动荡的链条。”[17]赵永红（2011）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中存在不公平问题：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城乡差别较大；农民工群体缺乏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18]郑功成（2009）认为，“当前社会公平问题日益凸显，……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一个关注公平的新时代。”“在经济变革与社会发展进程中，国家特别需要消除制度性歧视、弥补制度缺失，根据公平、正义共享原则来改造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对弱势群体的特殊援助和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来促进社会公平，并为之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19]

3.公平与效率的相互影响。有学者认为，在社会保障中强调公平不会影响经济发展的效率。周永新（2002）认为，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目标不同，发展的轨迹也各有差异。有学者认为，社会保障的开支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缺乏理论依据。[20]景天魁（2004）提出了“底线公平”的观点，认为“底线公平”是政府和社会必须保障的、必须承担的责任，即责任的“底线”。底线公平并不牺牲效率，它是实现效率的必要条件。[21]

还有学者认为，当前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是不公平的，影响了效率的提高。徐凯赟、欧阳亮辉认为（2004），“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两极分化现象，效率优先显然不符合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在要求。现实的农村凸显了二元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公平性。[22]张瑛（2007）则认为，公平是社会保障的本质和核心，效率是社会保障制度正常运行的物质保证。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中公平的实现，需要在城乡之间合理配置社会保障资源。因为过低的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有失公平，也影响了效率的提高。当前，我们必须通过建设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增进公平与提高效率。[23]

在现代法学理论关于法的目的的价值中，效率几乎没有被置于最高位阶，其往往排在正义、公平、平等之后。毋庸置疑，公平是法的终极目的，效率也是法律的价值目的之一。因此，处理好效率与平等、公平的关系就显得比较重要。原因在于：效率是以公平竞争为前提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只有赋予主体尽可能广泛的追求利益的自由和最大限度的活动空间，才能保证资源利用的效率；另一方面，主体之间只有以平等的资格，在平等的条件下公平竞争，才能激发和保证持续的效率。”[24]（p219）

笔者认为，在不同的社会条件和背景下，对公平抑或效率优先的理解有所不同，如果把社会保障看成是独立的法律制度，那么当然是公平优先；如果把社会保障放在整个经济制度中，那么效率就成了重点。就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阻碍经济效率的因素之一就是欠缺公平的分配机制。因此，在理解社会保障制度中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上，应从社会保障制度自身出发，坚持公平优先，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牺牲暂时的效率以实现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正如郑功成所言，“创造并维护社会公平，是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基本出发点，也是社会保障实践的基本归宿”；“社会保障要以维护并创造社会公平为原则，并非一定要以不讲效率为条件”；“只有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保障资源的效率，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并促进社会进步。”[25]（p257-259）

三、关于《社会保险法》的理论述评

在《社会保险法》颁布之前，学者们就对《社会保险法》草案的优点和缺陷展开了讨论。2010年10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以下简称《社会保险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四审通过，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可以说，《社会保险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一部起支柱性作用的重要法律。它的颁布施行，是中国社会保障法制建设中的又一个里程碑。但同时，《社会保险法》也存在一些缺陷。主要问题在于《社会保险法》立法比较笼统，规定较为原则，可操作性不强。

⒈城乡统筹视角下《社会保险法》的立法成就。

第一，《社会保险法》作为支柱性作用的重要法律，填补了法律空白，提高了社会保障的立法层次。龚家林认为，《社会保险法》“结束了我国没有社会保险法典的历史，完善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26]冯祥武（2011）认为，《社会保险法》“构建了较为系统的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赋予了公民较为完整的社会保险权利体系。”[27]

第二，《社会保险法》确立了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险法律体系。“实现了社会保险概念的突破，基本实现了社会保险的全覆盖。”[28]“规定了城乡社会保险统筹发展的方向。把我国克服城乡二元分割、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探索经验上升为法律。”[29]“扩大了适用范围，确立了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险法律体系。”[30]对三类特殊主体的社会保障权进行了规定，包括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被征地农民及在我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31]

第三，明确了社会保险的国家责任。林嘉认为，《社会保险法》第5、13、65、71条等规定了国家在基金支持和财政补贴方面的责任。第8条等明确了国家在提供社会保险服务方面的责任。第6条等规定了国家在监督管理方面的责任。[32]王素芬认为，《社会保险法》中规定的国家责任表现在：国家对社会保险事业整体规划的责任（《社会保险法》第5条第1款），国家的资金筹集责任（《社会保险法》第5条第2款），国家通过税收优惠支持社会保险事业的责任（《社会保险法》第5条3款），国家的基金监管责任（《社会保险法》第6条）等。

第四，详尽地规定了社保基金监管规则。林嘉（2011）认为，“我国《社会保险法》的社会保险监督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监督，二是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行政监督，三是由专门设立的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实行社会监督。”[33]王素芬（2011）认为，社保基金监管主体，包括“人大、各级政府、社会各方面和工会参与监督。”[34]

第五，《社会保险法》确立的统筹层次更高。《社会保险法》明确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逐步实行全国统筹，其他社会保险基金逐步实行省级统筹，具体时间、步骤由国务院规定（第64条）。林嘉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低，既不符合社会保障的‘大数法则’，也容易形成地方政府利益，同时带来社会保险转移接续的困难。”[35]韩克庆（2011）认为，《社会保险法》中规定了养老保险逐步实现全国统筹，其他社会保险逐步实现省级统筹，“使得制度的统一性和整合性更高，社会保险经办的操作性更简化。”[36]

第六，《社会保险法》创新了转移接续制度。“如何做到劳动者在不同地方参加的社会保险能够接续，是保障参保人权利的一个关键。”[37]“一些地方明确规定，社会保险关系转移只能带走个人账户积累的部分，用人单位缴纳部分不能转移，这样的做法使劳动者在跨地区转移时，社会保险关系无法续接。”[38]《社会保险法》第19、32、52条分别规定，个人跨统筹地区就业的，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基本医疗保险关系和失业保险关系随劳动者本人转移。

⒉《社会保险法》存在的缺陷。《社会保险法》一经颁布，学者们即指出了该法存在的缺陷。从总体来说，《社会保险法》的可操作性不强，要使其能够得到真正有效的实施，还需要制定与之配套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

第一，从本质上说，《社会保险法》应属于社会法的范畴，但《社会保险法》中却具有很多行政法的特点。冯祥武（2011）从立法理念的角度分析了《社会保险法》的不足，认为“管理的理念有余而维权的理念不足”。[39]王素芬（2011）从法律定位的角度认为，这部法律中有“更多的行政法色彩，更多的在强调国务院或者相关部门及各级政府对于社会保险事务的管理，对于特殊群体权利的相关规定却不甚明晰。”[40]

第二，可操作性不强。龚家林认为，《社会保险法》对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的养老保险制度，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不够具体，不具有可操作性。[41]冯祥武认为，《社会保险法》“回避矛盾有余而解决问题不足，授权条款太多，回避了一些重大的现实矛盾。”

第三，技术处理不够周延。“‘公平与效率相结合’、‘权利义务相一致’等具体原则没有在该法中予以确认。没有很好地与其他法律相衔接，如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衔接，社会养老责任与家庭成员的赡养责任的衔接，社会养老保险与企业年金制度的衔接等等。同时，疏于对社会保险法律关系的梳理，使得整部法律的法律关系不明确，参保人的权利与义务不够明晰。”[42]“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的提法与《社会保险法》的名称不统一。一些重要的概念使用混乱。《社会保险法》条文中用了公民、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个人、职工、社会保险参加人等概念，但它们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同的，是相互冲突的。删除原草案中有关政府责任规定中的‘应当’是错误的。”[43]

第四，路径选择发生了偏差。章惠琴（2012）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好坏的唯一评价标准，应当是社会成员应有的社会保障权利能否得到实现。《社会保险法》制度设计的初衷值得赞赏，但是路径选择发生了偏差，试图用大一统的制度设计来解决全国的问题，偏离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则。”[44]制度设计必须讲究科学性与可持续性。我国当前最大的任务应该是提升统筹层级，在省级统筹运行成熟时再考虑去碎片化问题，过早追求大一统将会危害社会成员社会保障权利的实现。”[45]笔者认为，《社会保险法》的规定大多是原则性的、框架性的规定，对于《社会保险法》中全国一统的趋势是不容否定的，只是在制定相应的配套法规时，应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因此，《社会保险法》的立法初衷是值得肯定的。

⒊完善《社会保险法》的建议。林嘉（2011）从协调几个关系的角度对完善《社会保险法》提出了建议。该学者认为，“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城镇与农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关系；要处理好社会保险五个险种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不同人群的社会保险制度的设置和协调问题；要处理好基本社会保险、补充保险以及商业保险之间的关系；还须积极发挥商业保险的作用。”[46]龚家林（2011）、张建伟（2011）从法律的可操作性角度提出了完善《社会保险法》的建议。龚家林提出应制定行政法规，规范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规范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的养老保险制度。[47]张建伟建议，要“落实社会保险法授权性、框架性的规定，必须抓紧制定一系列配套法规和规章。一方面，要对现有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梳理，对于不符合《社会保险法》规定的要予以废除，对于不够详尽的要尽快完善和补充；另一方面，积极制定新的法规，优先制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方面的法规，制定社会保险经办和监督方面的法规，完善有关征缴的法规，并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管理、运营方面的法规建设。”[48]王素芬建议，“配套条例的制定以增强可操作性；适时的修改以弥补法理之不周。待时机成熟时也可以制定一部《社会保障法》，统筹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社会福利法和社会优抚法。”[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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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 静）

Key words：legal system；social security rights；urban and rural

作者：林俏

公平效率行政法论文 篇2：

论政府决策科学合理的核心标准

摘要：明确政府决策科学合理的核心标准，对于政府科学有效地开展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由于公共利益是所有行政活动的理由和界限所在，故政府在追求决策科学合理的过程中，首先要明确理解何谓公共利益，妥善处理好四种利益关系的原则要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妥善权衡多方利益需求才是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合理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其间的关键就是要妥善处理好公平、效率和稳定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政府决策；科学合理；标准

按照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并且比照用“科学”这一语汇来界定新时期发展观的提法，可以说追求政府决策的科学合理是政府的神圣职责。并且由于在公共行政行为的三个基本环节——决策、执行和监督之中，决策处于首要的地位，决策的成效直接决定着公共行政的目标能否得以顺利实现。因此，明确政府如何决策才能做到决策科学合理，进而明确政府决策科学合理的核心标准，对于政府科学有效地开展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公共利益的内涵

一般认为，科学合理的决策包括四个标准，即决策目标合理、决策方案可行、推行决策的代价最小和实施决策后所产生的副作用最小。在此基础上，还必须明确政府决策的特点就是追求公共利益的实现和增进，但又不能简单局限于此，因为实际上，公共利益是多元和多层次的，在有限的时空环境里，此公共利益与彼公共利益的实现经常就会发生冲突，比如跨区域的公共交通路网建设与耕地及其它自然资源的国家保护之间常发生冲突。此外，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也经常会发生冲突，此时如果只讲公共利益的实现而不顾私人利益的合理保护就不合乎公正的法理。因此，妥善权衡多方利益需求才是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合理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这也就是政府决策的核心标准，其它标准如信息原则、预测原则、客观原则、法制原则、系统原则、时效原则、择优原则、民主原则、外脑原则、动态原则，决策分析方法如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定性与定量、宏观与微观、现实与未来的结合，实际上都离不开对这个核心标准的评判。

那么，怎样做到妥善权衡多方利益需求呢?要解决这个重大问题，首先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何谓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所有行政活动的理由和界限所在”，如果不对公共利益作出一个完整准确的界定，那么，怎样理解政府决策科学合理就必将大有疑问。总体看来，公共利益虽因其抽象和宏大而很难下一个严格完备的定义，但如果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可以认为公共利益就是有关社会公众的利益。这个概念的落脚点是“利益”一词。那么何谓利益呢?王浦劬教授基于利益的角度建构政治学体系，他在解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利益的认识的基础上，认为“所谓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又由于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里论及利益以及利益的实现，故理解利益的含义又不可不了解文化的基本内涵。一般而言，文化即是人化，广义的文化包括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观念文化，狭义的文化仅指观念文化。因此，综合以上利益和文化的定义，因此可以进一步地讲，所谓公共利益就是社会公众从一定社会文化所认同的公平公正原则出发，为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生活，发展和增进社会共同体的整体利益而对社会良制、公共产品和社会文化的多方需求。

学术的解读与定义之外，在政府管理实践中也常讲到公共利益，但以往一直欠缺一个官方的权威说法，在2011年1月21日由国务院公布并实行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首次立法界定公共利益，该法第八条通过列举的方式指出以下情形下可以认定为公共利益：国防和外交的需要；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境和资源保护、防灾减灾、文物保护、社会福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业等方面的需要。此外，该法还同时确定政府的管理必须兼顾维护公共利益和保护公民合法私益。这是中国法治建设的进步，也有利于我们更为完整地理解公共利益。

为了更为全面的理解公共利益的内涵，在此还须简要阐释公共利益的特征。一般而言，公共利益的特征蕴含着公共经济学中所指的公共物品的特征，即公共利益具有运营上的非营利性、享有上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除此之外，结合政府决策的特点，公共利益还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主体的广泛性。公共利益是相对私人利益而言的，其享有主体是大多数的、不确定的受益人。故此，非经法定程序和法定规则，政府、其他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剥夺或随意删减个体享有公共产品的权益和质量。

第二，内容的客观性、多样性、层次性和不确定性。这是指公共利益是独立于个人利益之外的客观存在的利益；公众生活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公共利益的多样性；公共利益因共同体的大小不同而分成不同的层级；公共利益的具体所指是有弹性的，其内容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第三，公共利益与政府关系的特殊性。公共利益的实现主要靠政府的积极作为，但政府并不是维护、增进和分配公共利益的唯一主体，依照现代公共管理理论，非政府组织(NGO)与公民参与同样能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与此同时，政府在维护公共利益的过程中。自身也有利益享有和追求的权利，这就要求政府决策者在制度设计和执行上，妥善处理好政府公共性与自利性之间的关系，防范政府(主要是政府中制定和执行该项公共政策的公务员)由追求正当自利滑向抛弃公共的立场追求极端私利以及某个特定社会阶层利益的危险。

第四，公共利益具有优先保障性。现代民主社会强调保障人权，并进而承认个人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以权利对抗权力的自由，但尽管如此，总体上讲，公共利益的实现还是应该具有优先保障性。只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优先保障性不是绝对无条件的，不是说优先保障实现公共利益就无需考虑个人利益的实现和增进。

第五，“公共利益决策的相关性。由于公共利益不仅有利于某个人，而且有利于与它相关的许多人，相反，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时，同一社群的所有人也都受到损害。因此，它不仅需要某些成员的保护，而且还需要其他成员的捍卫。当涉及到公共利益时，不应该由某几个人说了算，也不应由哪个部门、哪个组织单独决定，而是应该尽量让与此有关的人都参与决策，让所有与此相关的社群其他人都发表自己的意见。”

二、政府决策中的利益权衡

可以说，政府在实行公共决策时只有先完整理解公共利益的内涵与特征之后，才谈得上如何妥善处理好多重利益关系，由此决策的科学合理才可能得以实现。

第一，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关系。要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合理，决策者首先是要妥善处理好优先保障公共利益实现与保护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合法权益之间的关系。这里关键是要明确公共利益优先保障的基本条件在哪里，或者说在何种情况下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拥有以私益对抗公益的权利与自由。一般说来，公

共利益的优先保障根本上要求公益的维护、增进和分配与对私益的侵扰、损害、牺牲应当符合行政法的帝王条款——比例行政原则，即所取得的公益应大于所放弃的私益。这里必须要强调的是，社会中的少数群体或个人所放弃的私益只能是非基本权益方面，更为确切和具体地说，是无关其保障基本生存的那些利益，是可以通过物质补偿来基本或完全弥补损失的那些利益，而有关公民人身安全的权益及其他危及公民基本生存的利益则天然地不可剥夺和减损。

第二，不同公共利益之间的横向关系。公共利益因其内容和层次的不同而有多种区分，决策者在实际决策中经常要考虑在同一时空环境里满足不同公共利益实现的需求，而在有限的时空环境里，各种社会资源是有限的，而且不同公共利益所强调的侧重点也不同，这样，在同一公共决策方案中不同公共利益之间就会出现冲突。面对这种决策目标冲突，“政策选择的首要价值标准在于兼顾与兼得，其次在于判定轻重缓急”。因为决策科学合理就意味着决策公正，而公正内含着全面和均衡的意思，并且各种公共利益都是公众不同方面生活所必需的，所以科学合理决策必需要求决策者兼顾各种公共利益的实现。与此同时，出于突出重点、解决主要问题的考虑，决策又必需有所侧重，判断侧重的依据就在于在保障民生的前提条件下，再从系统、整体、发展的观点出发，根据比例行政原则最终作出不同公共利益实现的优先顺序。

第三，不同公共利益之间的纵向关系。这是指要妥善处理好当前公共利益与长远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在此，一般认为处理二者的关系应该是当前公共利益服从、服务于长远公共利益，这种观点从简明扼要的角度讲是成立的。但如果更为全面和细致地讲，则要对二者的关系作更多的分析。比如合理使用矿产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是全局意义上的长远的公共利益，与其相对而言，发展地方经济、改善民众生活则可视为是当前利益。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只注重保护资源、环境而忽略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忽略当代人所应享有的改善自身生活的权利和自由，则欠缺当前利益满足的长远利益保护能在多大意义上具有可行性和持久性就会是个疑问。所以当政府在处理当前公共利益与长远公共利益之间关系的时候，还是得在兼顾基础上再考虑孰轻孰重，切不可将当前公共利益服从、服务于长远公共利益绝对化。

第四，公共利益的目标性与手段性之间的关系。这实际上涉及到如何处理政府决策中实质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关系，合理的要求应该是坚持实质公正与程序公正的统一。具体地讲，在政府决策中决策者既要坚持决策目标的科学合理，也要使所采取的实现决策目标的手段合理适当。如果因为所追求的目标合理，就忽略采用适当的实现目标的手段，这是不行的。因为很明显，手段不当(比如过于简单和粗暴)将会严重影响决策目标的公信力(哪怕它们原本是公正合理的)，会使所谓好事的推行也变得阻碍重重。总体看来，手段不当虽主要与行政执行有关，但如果在制定公共决策方案时就事先考虑实现公共利益决策目标的可行手段，在决策之时就对采用哪些实现决策目标的手段作基本的明确和规范，则不仅能减少出现行政执行手段不规范的现象，更能在完整意义上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合理。

三、妥善处理决策中公平、效率和稳定间的关系

政府在实行公共决策时只有妥善处理好以上四种利益关系，才能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合理。但进一步讲，政府到底是依照什么标准来权衡不同利益关系呢?须知政府的决策标准是多重的，如政府决策既要考虑决策方案的公平性，又要考虑方案推行后能较快地促进工作的开展进度。还要考虑方案推行后社会的稳定和社会公众的心理承受力，由此可以进一步说，妥善权衡多方利益需求才是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合理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其间的关键就是要妥善处理好公平、效率和稳定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一，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总的看来，公平与效率既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但在全局和长期看来二者更趋于统一。就二者冲突的一面而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社会资源总体稀缺这一现实状况，为了鼓励社会进步和发展，整个社会在制度设计上就应该使能力强、贡献大的社会成员相应得到较多的社会报赏，这即是说从个体自利(并非就是自私)的天性出发来设计制度以调动社会成员参与社会建设，如此就必然要看重高效。但社会竞争的无数事实都表明，竞争的结果只会使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强者将会支配远远超过其个人和家庭生活所正常需要的社会资源，而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社会保障和救济，弱者则完全可能陷于几无立锥之地的境地。另一方面，社会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社会的发展不应该只是使少数成员(哪怕他们贡献再大)单独获得高收益。而应是使全体成员特别是社会弱者也能共享社会发展的成就，在这个意义上，公平特别是照顾社会弱者的人道主义公平就要削弱制度设计的效率作用，或者说，就会加重社会强者的负担和责任，使得他的部分劳动成果通过社会管理制度(如税收法规)直接转化为以社会公共利益为代表的政府所有，这样公平就具有了优于效率的意义。如此归结起来，制度设计上调动个体积极性与社会整体平衡发展的需要之间就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这就使公平与效率之间在直接比较中蕴涵着一定程度的冲突。

必须明确的是，尽管公平与效率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但这种冲突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冲突，因而我们不能片面强调一方而摈弃另一方。也就是说，如果把公平理解为基本权利和非基本权利都要实现绝对的均等分配，把效率只是理解为现实产出的最大化，都是不合乎情理的。因为公平与效率之间更主要地蕴涵着协调统一关系，二者之间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就此而言，首先，公平是提高效率的基础。在短期和局部意义上，现实中有很多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确存在一定的冲突，但长期和整体看来，二者应是趋于统一，保护环境与发展地方经济之间的关系即是实证。在此也可以说，脱离公平指导的效率是片面、畸形的效率，公平才是提高长期效率的坚实基础，即便是在现时看到有违效率的人道主义公平原则和措施(以削强补弱为根本特征)，长期和整体看来亦是有利于提高效率。因为社会实践的事实已经表明，提高和改善弱者地位和权益将使整个社会处于稳定与和谐之中，从而根本上有利于强者维护其总量较大的利益的实现，也就是减轻乃至避免了社会内耗和动荡的发生，这就为持久有序地提高效率提供了制度保障。其次，效率是导向公平的保证。这一方面是说，高效率有利于实现高公平，西方福利经济学的鼻祖庇古就指出较高的社会经济增长效率是有利于实现较高意义上的社会公平。其实不仅限于社会经济领域，社会生活中的其它领域亦遵循同样的法则，比如政府管理部门依法高效行政，就能使正义较快地得到彰现。另一方面，从相反的意义上讲，低效率不仅使公平难以得到顺利实现，甚至从根本上讲，低效率就是不公平。制度上的低效率不利于发挥强者聪明才智，不利于把“蛋糕”做大，因而低效率意义上的公平只会导向实质上有违正义

精神的绝对平均。也正是基于这一理解，才印证了党中央提出的“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深刻合理性。

第二，公平与稳定的关系。稳定即是一种秩序，是社会评价的一种重要尺度，相对稳定有序的社会状态为人类生活所必需。德国学者柯武刚、史漫飞认为人类社会存在两种社会秩序，分别为组织秩序或计划秩序与自发秩序或非计划秩序，前者“直接凭借外部权威，它靠指示和指令来建立秩序以实现一个共同目标”，后者“间接地以自发自愿的方式进行，因各种主体都服从共同承认的制度”。由此，可将稳定分为静态、控制型的稳定和动态、认同型的稳定。就维系静态、控制型的稳定而言，只要控制者掌握着对被控制者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源，这种稳定(哪怕它根本违背正义精神)就能维系下去，但维护这种稳定的社会成本也必定是高昂的。就维系动态、认同型的稳定而言，当然离不开管理者的管理和引导，但更主要的寄托于全体成员对有利于维护稳定的种种制度的内在认同和自觉遵守，因而比较而言维护这种稳定(以大家认同的正义原则为根基)的社会成本不会太高。现代民主社会所倡导的自然是动态、认同型的稳定。因而我们所要探讨的公平与稳定的关系，准确地说主要是针对公平与动态、认同型稳定(宏观的社会政治稳定方面)的关系而言的。

简要地说，公平与稳定的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公平是实现动态、认同型稳定的基础。这是二者关系的核心要点。可以这样说，建立在不公平基础上的社会稳定是不人道的稳定，是刻板僵化的稳定，是维护成本高昂的稳定，因而也是很难持续下去的稳定。只有以公平为根基建立种种社会管理制度和规则，才会因制度代表了社会公众的根本利益，从而赢得公众的自发认同，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亦即是我们一般所讲的政治合法性的获得。这样社会在一个以正义为政府管理宗旨的政府管理和引导之下，就能保持整个社会基本结构的稳定。其次，动态、认同型稳定能保证公平能较好地得到实现。因为动态、认同型稳定是以公平为根基建立的，所以它的实现也就是公平的彰现。与此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有利于政府及其它社会主体实现程度更高、范围更广的公平。这一点可以说是显见的。因为如果没有稳定这一必要的前提条件，好的社会公平政策就完全可能无法得到顺利贯彻实施，公平政策的积极效应就不能充分展现出来。

第三，效率与稳定的关系。简要地说，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演化为四个方面的子关系，即高效与高稳定、高效与低稳定、低效与高稳定、低效与低稳定的关系。在此，如果效率不是虚假、急功近利的效率，而是以公平为根基、在公平指导下的效率，稳定也不是静态、控制型的稳定，而是动态、认同型的稳定，那么这四种关系可简要分析如下。其一，高效与高稳定。就高效之于高稳定而言，高效在最初会打破固有的稳定状态，但一般而言，它会促使形成更高层次的稳定。另一方面，高稳定是以社会成员高度认同、高度参与为根本特征，因而一般而言，高稳定并不排斥高效，高稳定会诱导高效的实现。在此，政府决策的理想状态就是使各项社会公共事务领域实现高效与高稳定的互动结合。其二，高效与低稳定。社会发展实践表明，高效会迅速打破低稳定，但如果新的社会认同不能同样迅速地得到确立，高效反而有可能制造出混乱。在此也可以说，社会稳定的程度和状况决定了我们应该实行多高的效率，政府决策(特别是在社会改革上)并不是效率越高越好。所以如果不是事情紧迫，出于稳妥的考虑，政府面对低稳定的现实，在宏观政策制订和发展策略选择上，理性的做法应是逐步地提高效率，最好不要在解决问题伊始就采取过于迅猛的改革策略。其三，低效与高稳定。在高稳定的状态下，低效会非常安全地在“量”和“质”上推进当前稳定状况向前发展，逐步实现质的飞跃。但此处的缺点就在于，高稳定原本可以接受较高的工作效率，低效在积极意义上就迟滞了各项社会公共事务的发展进程。因此，在此情形下，政府可以考虑适当提高政策制订和制度运行的效率。其四，低效与低稳定。在低稳定的基础上，低效是能缓慢地增进当前稳定状况的“量”和“质”，但也有可能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可以说，低效与低稳定是一种最不理想的关系，是政府及社会公众所不希望看到的。如果在社会公共事务领域出现这种情形，政府管理者就必须从根源上反思宏观政策制订和发展策略选择是否符合公平的要求，是否体现事物发展的时代精神。此时，政府管理者就必须明白，在公共行政管理上，制度选择既要承认量变的稳妥性，又要理解和接受关键时候实行质变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总之，科学合理意味着全面、协调、均衡，所以政府决策科学合理就要求决策者必须在全面考虑多方利益需求，妥善权衡决策中公平、效率和稳定的关系，并根据所要解决的问题的主要性质再在决策时有所侧重。这才是政府决策科学合理的核心标准和基本要则，才能通过推行科学合理的决策实现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最终建立人民满意的政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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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杨玉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　王友海

作者：刘堂灯

公平效率行政法论文 篇3：

经济法实质公平原则的经济学分析

云南财经大学法学院

摘 要 经济以效率为目标，法律以公平为价值追求。公平可以分为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经济法所追求的公平是实质公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不是万能的，会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实质不公平是市场失灵的主要表现之一。对实质不公平的矫正，需要依靠经济法来进行。

关键词 经济法 实质公平 基本原则 市场失灵

基本原则是经济法基础理论中一个重要的基本范畴，在任何一个部门法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法律的创制上，基本原则直接决定了法律制度的基本性质、基本内容和基本价值倾向，是法律制度内部协调统一的重要保障，对法制改革也有导向作用 。通常认为，经济法有三大基本原则：国家适度干预原则、社会整体效益原则和实质公平原则，其中最能体现经济法价值追求的就是实质公平原则。

一、公平与法律

经济与法律有不同的价值追求，效率是经济的唯一价值追求。效率意味着增长，而增长是原始意义上的发展的核心。与经济对效率的追求相一致，经济学的研究也是以效率为核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不关注公平问题。事实上，很多经济学文献对公平问题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然而，与法学对公平的研究不同，经济学对公平的研究不是以公平为终极目的的，而是将公平作为促进和提升效率的工具。我国曾经在改革开放之初为发展经济而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如今，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公平问题的严重恶化，如果再过分地强调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将不仅无助于社会的和谐，还有可能会减损多年来已经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实际上，党和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最近召开的人大会议将“十二五”期间的GDP增长目标调低至7%，并强调对收分配公平的重视，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党和政府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强调效率的提高，即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而是开始注重对社会公平的追求。

公平是人类社会的崇高理想和美德，法律以维护和促进公平为目标。历史上各种思想家和法学家对什么是公平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公平可以分为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机会公平是起点的公平，指无论身份与地位，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和机会，而结果公平是在机会公平的基础上，强调给予弱势群体更多的权利和照顾，以避免出现对弱势群体的待遇上的不公平。公平还可以分为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形式公平是指无论主体间存在的什么样的差异，在法律上都一律平等。形式公平在本质上是一种高度抽象的公平，但其本身就意味着对于弱势群体的不公平，而实质公平则是在追求形式公平的基础上，通过立法上对弱势体的特殊照顾，而使其尽量在实质上处于与其他正常群体相平等的地位。就其联系而言，机会公平与形式公平是相近的，而结果公平在本質属于实质公平的范畴。法律不仅追求机会公平与形式公平，还追求结果公平与实质公平。

二、市场失灵与公平

自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系统地提出自由放任思想至1936年凯恩斯发表《通论》的一个半世纪中，经济学界大都认为，要实现经济的理想状态，就必须坚持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因而在实践中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致上都采取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作为自由放任的结果，资本主义经济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同时也逐渐出现了工人失业、经济周期波动、污染、垄断等现象。经济学家把这些现象称为市场失灵。说一个东西失灵，意味着它达不到预期的目标。经济学家传统上把效率（帕累托效率）作为市场的目标或衡量标准。若市场达不到效率，就会出现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也有译为市场不灵、市场失败、市场失效、市场缺陷）。在传统效率标准的基础上，经济学家们后来又引入了公平标准，将市场机制导致的不公平也纳入市场失灵的范围 。

市场失灵范畴中的不公平指的是结果不公平，市场失灵在宏观上的另一重要表现——失业也可以纳入结果不公平的范围。结果不公平是实质不公平的表现之一。实质不公平的另一表现是实质上的机会不公平。市场失灵理论将实质上的机会不公平纳入垄断的范畴之中，从垄断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学家和法学家都关注公平，但是研究的侧重点却不相同。法学家主要是从公平与法律的关系来研究，而经济学家主要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来研究。就法律而论，不同部门法所强调的公平的含义是有差异的。行政法强调的是程序公平，以程序公平来促进实体公平。民法强调的是形式上的机会公平。传统民法所体现的机会公平，是以抽象的人格平等为假设条件，在法律上规定按照统一无差别原则对待一切经济主体，给每一个经济主体以同等待遇。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经济主体之间的差别，特别是在社会地位、经济实力、自身天赋等方面的实际差异，使民法所规定的机会公平沦为形式上的机会公平。换言之，民法所追求的公平是一种高度的和抽象的公平，它抛弃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具体的差异，比如，贫与富、高与矮、美与丑、强与弱、等等。这样的公平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最为淋漓的表达，是人类对封建社会的特权思想的直接反击。经济法所强调的是实质公平，包括结果公平和实质上的机会公平。要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因为市场失灵而导致的实质公平，只能通过经济法来进行。

三、经济法与实质公平

这里从市场失灵的角度，并以经济法中的企业法、反垄断法和税法为例来说明经济法为什么应该追求实质公平。

我国从经济性质上将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并在法律和政策上区别对待。这使各企业在起点上就处于了实质的不公平状态。国家设立国有企业的目的应该是提供公共物品。我国由于多年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国有企业遍布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存在于竞争领域的国有经济成份有各种特殊权利的保护，其竞争起点明显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这无疑造成了实质上的起点不公平，或者说，实质上的机会不公平。因此，这一分类虽然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这种以基于企业所有者身份的立法显然不符合从“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进程，必然会谈出历史舞台。实际上，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采取混合所有制，所有制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另外，随着我国相关企业立法的完善，企业的法律形态正在逐渐取代以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形态。法律上，根据投资者对企业的责任形式，企业被分为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制企业。

竞争的前提之一是竞争者在竞争机会上的平等。自由竞争的最终结果必然会产生垄断，垄断的产生意味着新一轮竞争开始时机会上的不平等。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即竞争需要机会平等，而竞争又最终导致机会上的不平等。因此，自由放任的竞争最终必将消灭竞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生命之源，因为竞争会产生效率，完全竞争的经济才是最有效率的经济。经济要持续地发展，需要竞争的长久存在。但是，如果不打破竞争的怪圈，竞争是无法长久地进行下去的。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国家来干预经济来打破竞争的怪圈，矫正因竞争而产生的实质上的机会不平等。竞争只有在国家规制之下才能长久地进行下去。国家规制对于竞争就像空气和水对于生命一样重要。

传统民法所追求的形式机会公平可以使竞争存在，但无法使竞争长久地存在。只有依靠隶属于经济法的反垄断法才能维护竞争中实质上的机会公平，使竞争长久地存在下去。故而在反垄断法的立法和执法工作中，需要将实质公平原则作为其基本原则。

不公平在市场失灵理论中指的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经济学家主要从收入分配不公平对效率的影响来分析这种不公平的不合理性。庇古指出，一国的经济福利是国民中每个人的经济福利的总和，而每个人的经济福利由他所得到的物品的效用构成。根据边际效用递减学说，货币对于不同收的人有不同的效用，货币收越多，则货币的边际效用越少。例如，穷人手头的一英镑的效用比富人手头一英镑的效用大。这样，如果把富人的一部分货币收转移给穷人，将会增加效用，从而增加一国的经济福利 。阿瑟•奥肯在其1975年出版的《平等和效率：巨大的交替》一书中，这样分析道：如果“平等”和“效率”都得到重視，那么在二者发生冲突的地方，应当达成妥协。在这种场合，某种“平等”将以牺牲“效率”作为代价，而某些“效率”将以牺牲“平等”任务代价。但其中任何一项的牺牲，必须被判断为可以得到更多的另一项的必要手段 。适度的公平可以增加效率，不公平则有损于效率。需要提醒的是，这里的公平指的是实质公平中的结果公平。起点和结果的关系是相对的，是在发展中相互转换的。上一轮结果的不公平意味着下一轮起点的不公平。而起点的不公平又会加剧结果的不公平，如此以来，就会形成恶性循环，最终会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引发社会的动荡。这种循环的动力是市场机制，市场自身无法阻止这种恶性循环。要阻止这种恶性循环，必需有外力的作用。这样的外力就是国家的干预。

国家对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干预主要是通过以税收为中介的转移支付来进行的，因此，在有关税收的立法和司法中应该始终坚持实质公平的原则。

总而言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必然会造成实质上的不公平，并最终导致市场经济自身的瓦解。民法所规定的形式起点公平不仅无助于实现实质上的公平，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实质不公平的产生。只有作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的经济法才能肩负起实现实质公平的任务。为此，应该将实质公平原则确立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在经济法的立法和司法工作中始终贯彻维护实质公平的思想。

四、实质公平原则与经济法其他原则间的关系

市场失灵归根到底是因为市场达不到效率与公平标准而被提出来的。从价值的角度来看，市场失灵造成了效率与公平这两种价值的缺失，而国家干预就是为了弥补这两种价值。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之法和国家干预经济之法，应该在立法、司法、执法中以效率和公平作为指导方针，并确立为基本原则。但经济法所追求的效率和公平不同于其它部门法的效率和公平，是社会整体效益和实质公平。因此，社会整体效益原则和实质公平原则体现了经济法的价值追求，而国家适度干预原则是实现这两种价值追求的手段和法律保障。没有国家对经济的适度的干预，社会整体效益和实质公平只能是纸上谈兵。

就社会整体效益原则与实质公平的关系来看，实质公平原则处于更为重要的地位。如果实现不了实质上的公平，社会整体效益将会受到影响。反之，若实现不了社会整体效益，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实质公平，因为实质公平应该是有效益的公平，而不是一穷二白的平等。

作者：王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