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扶贫与教育公平论文

〔内容提要〕贫困问题是世界共同亟待解决的民生难题，教育扶贫是扶贫工程中的重要方式，对于脱贫有着重要意义。2020年我国进入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成为反贫困斗争中的难题。从改革开放后我国普惠式“托底”扶贫到后扶贫时代精准化“扶优”扶贫，我国教育扶贫事业发生重要转变，体现了我国教育扶贫作用于人、动态变迁、均衡发展的逻辑特征。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教育扶贫与教育公平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教育扶贫与教育公平论文 篇1：

后扶贫时期教育扶贫的目标转向与实践路径

摘要：经过7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教育扶贫经历了新中国扶贫教育、新时期扶贫教育、新时代教育精准扶贫3个阶段，这有利于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了我国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使得我国已经逐渐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过渡。目前我国教育扶贫已经进入了后扶贫时期，教育扶贫的目标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因此教育扶贫的实践路径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笔者结合多年的工作经验，对后扶贫时期教育扶贫的目标转向与实践路径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以供借鉴。

关键词：后扶贫时期;教育扶贫;目标转向;实践路径

引言

所谓的后扶贫时期就是指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扶贫进入了“以转型性次生贫困”为主要特点的时期。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将长期存在，次生贫困人口基数比较大、贫困维度非常广、致贫风险比较高，因此脱贫仍然是经济发展过程面临的重要问题。教育扶贫是是脱贫的根本途径，能有有效提高贫困人口的综合素质。在后扶贫时期更加强调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缩小城乡教育的差距，这有利于提高贫困地区的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和教育现代化的建设。因此对于后扶贫时期教育扶贫的目标转向与实践路径进行探讨是非常有必要抹

1.后扶贫时期教育扶贫的目标转向

近年来，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全面小康，这也就意味着绝对贫困基本消除，教育扶贫也由最初的脱贫转向现在的减贫，从而实现纾减相对脱贫和可持续性发展目标，从而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具体来说，我国后扶贫时期教育扶贫的目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后期扶贫时期的教育扶贫主要是由外在的动力向内在的动力转变，在后扶贫时期更加重视教育的公平与正义，通过“扶贫、扶志、扶智”，以此来激发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激发贫困个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②后扶贫时期教育扶贫的任务是从阻断贫困代向保障阶层合理流动转变，教育是贫困人口获得优质资源和社会福利的重要渠道，使得贫困人口在这些社会资源的支撑下能够跻身“优势”社会阶层。因此后扶贫时期的教育扶贫的重点应该是保障社会阶层合理流动机制，使得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也能够接触到一些优质的社会资源，得到更好的保障，从而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③后扶贫时期教育扶贫的途径是提升乡村人力素质，不论是教育扶贫的制度或者政策，都是紧紧围绕着“扶贫”二字展开的，其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为了更好很快地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就需要提升乡村人力综合素质，从而确保脱贫人口不返贫，推动我国农村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④后扶贫时期教育扶贫的政策从完善制度向提升效能转变，后扶贫时期的教育扶贫面临着更加复杂的问题，教育的重点在于如何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自我发展动力，因此教育扶贫政策应该注重充分发挥自己的效能，比如更多关注教育扶贫政策体系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努力建设高效、稳定抹教育扶贫体制等，从而为我国教育扶贫事业提供制度保障。

2.后扶贫时期教育扶贫的实践路径

目前我国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但是相对贫困仍然长期存在，因此在后扶贫时期教育扶贫的路径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是其核心目标都在于促进人的可持续发展，其本质就是通过教育实现贫困人口可持续发展，人的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提升人的综合素质和内在发展的动力，这是一种新的价值取向，从教育扶贫的角度来说就是通过为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从而使得贫困人口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和物质追求，激发他们的主动性，从而增强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动力，从而实现真正意义的扶贫，坚决杜绝返贫现象，从而使得教育扶贫实现价值最大化。在教育扶贫初期，受到国家整体贫困状况的现状，通过建设学校、完善硬件设施等外部资源，以此来普及国家义务教育。目前我们国家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已经基本实现了教育起点公平，因此后扶贫时期的教育过程的扶贫。在具体实施教育扶贫政策的过程中，一定要对整个教育扶贫事业的过程进行科学的评估。通过贫困地区组织实施区域性开放式扶贫，提高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促进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从而培养出一大批专业的技术人才，以此来促进我国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关注教育公平与教育公正。后扶贫时期，原发性、绝对性的贫困已经基本消除，教育扶贫也逐渐向激发相对人口的内在动力转变。贫困群体已经不仅仅是脱贫的对象，而是脱贫致富的主体，有着巨大的潜力。通过“三扶”结合，以此来激发我国目前贫困人口发展的内在潜力，激发他们想要积极向上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帮助贫困群体实现自身的价值，彻底杜绝返贫现象。

其次共享优质的教育资源，其本质就是实现共享发展、实践共享正义、实行共享治理，共享是社会和谐安全的重要保障，这也是中国特色扶贫道路共享理念的核心价值要求，共享对于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但是相对贫困仍然长期存在。在这一背景下，阶层流动是贫困地区人口的主要需求，而教育是阶层流动的有效途径，这就要求后扶贫时期教育扶贫一定要把握好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的切入点，对教育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确保教育的相对公平与公正，而且还应该不断优化教育资源，为贫困地区人口提供良好的教育内容。贫困地区人口通过接受教育来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以此来增强他们的文化素养，使得贫困地区的人口有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能有更高的就业层次，获得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与此同时，这也增加了贫困地区人口的收入途径，使得贫困人口的收入不再局限于土地，这将大大增加人们的收入，改善人们的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彻底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水平的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农村人口对教育、医疗、交通等基础设施有了更高的要求。当然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所带来的高知识技能和好生产率，以此来提高个人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能力，因此这就后扶贫时期的教育扶貧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教育是贫困地区人口获得社会福利和优质社会资源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教育给学生提供跻身优势社会阶层的机会。因此后扶贫时期的教育扶贫的重点在于构建一个良好的社会阶层合理流动机制，使得相对贫困的地区人口能够接受到更加优质和公平的教育，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教育资源，从而能够享受到更高品质的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使得贫困地区人口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有利于维护我国社会的和谐稳定。

然后是提升贫困地区人力素质。要想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就必须提高贫困地区人力素质，开发乡村人力资源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与内在动力。而教育是提升贫困地区人力素质的重要措施，这就更加凸显了教育扶贫工作的重要性。同时提升贫困地区的人力素质也为后扶贫时期教育扶贫提供了发展的方向，从而推动我国教育扶贫事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将后扶贫实际的教育事业和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起来，从现代人力资本的角度来说，人力资本是促进一个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定要提高农村人力资本的存量和质量。但是目前我国人力资本的质量还比较低，农村地区人口的教育程度比较低，初中文凭的人数占到了农村地区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在绝对贫困消除之后，人力资本缺乏依然是制约乡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而开发人力资本的关键在于教育。只有通过教育培训才能提高贫困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专业素质和专业水平，进而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和存量，进而为乡村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人才支持，推动农村地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后扶贫时期的教育扶贫关键在于“扶贫”，所有的扶贫政策和制度都是紧紧围绕这个各种所展开，充分发挥教育公平性，进而促进我国教育资源的均匀发展，把贫困地区人口视为脱贫致富的主体，从而真正体现出教育扶贫的益扶贫性，进而实现教育公平与教育正义。目前我国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经济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但是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我国农村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这也给后时期教育扶贫赋予了新的内涵。为了更好的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这就要求教育培养出来更多高质量、高水平人才，为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后扶贫时期的教育扶贫以提升贫困人口素质为核心目标，正确应对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三农问题，进而推进我国乡村文明建设，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推力。后扶贫时期的教育扶贫更加重视由单向的教育资源转向对贫困地区人力资本的开发，以此来提高农村人口的专业能力和专业素质，彻底杜绝返贫现象，进而促进我国乡村经济的发展。

最后是后扶贫时期的教育扶贫政策，从完善教育扶贫制度向提升教育扶贫制度的效能所转变，从而使得贫困地区的人口能够享受到教育公正和教育公平。在教育扶贫前期，面对我们国家教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通过完善教育扶贫制度来推动教育扶贫事业的发展，进而实现教育扶贫的目标。但是在后扶贫时期，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更加复杂，教育扶贫的制度和政策的重点在于如何消除相对贫困现象，如何更好的激发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的能力和意识？为了防止出现返贫现象，教育扶贫的制度和政策应该更加注重效能的发挥。在这一过程中，一定要密切关注教育扶贫过程中的薄弱环节，比如政策执行的薄弱性，为了确保教育扶贫政策传递的准确性，将国家所颁布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建立高效、稳定的教育扶贫政策机制，进而实现教育公平和教育公正，充分发挥教育扶贫政策的效能。后扶贫时期的基层教育主要是通过解决目前乡村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从而促进贫困地区教育的协调发展。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教育扶贫事业已经为我国贫困地区构建了完整的教育扶贫体系。后扶贫时期的基层教育体系改革的重点在于突破行政主义的局限，其关键在于激发贫困地区人口参与基层教育改革的积极性和热情，从而提升基层教育体系改革的有效性。因此后扶贫时期的教育扶贫的价值追求是通过基层教育体系改革，构建良好的教育文化环境，使得人民群众能够享受到更优质的社会资源和福利。但是目前我国基层教育管理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基层教育主管部门的双层领导机制对基层教育的决策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因为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不但要受到当地政府的领导，而且还要受到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指导。这就使得基层教育主管部门在把握工作重点、工作方向的时候会出现左右为难、顾此失彼的问题。②社会人员的参与是教育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政府占教育主体与志愿追求公益两者之间的理论存在一定的矛盾，对于后扶贫时期的教育扶贫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后扶贫时期的教育基层治理中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利用教育扶贫政策和制度的优势，从而增加贫困地区人口的幸福感、充分发挥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的实际效能。因此，在后扶贫时期教育扶贫的过程中，具体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①严格制定后教育时期教育扶贫的标准，规范基层教育主管部门的行为，加大对于教育主管部门的监督力度，确保国家制定的教育扶贫政策能够落到实处。②在后扶贫时期，教育扶贫的过程中，一定要强调教育扶贫的协同效应，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激发教育扶贫的活力。把贫困地区的人口不仅是当做教育扶贫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由最初的“共治”转向“善治”，充分发挥教育扶贫政策的实际效能。③进一步提升教育扶贫政策的精准度，将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更好的区分开，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对于不同的人适应不同类型的教育，以此来促进我国教育扶贫事业的发展。

结束语：综上所述，在后扶贫时期教育扶贫工作的重点在于如何巩固教育扶贫的成果、推动教育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目前我国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但是相对贫困仍然长期存在，因此在后扶贫时期教育扶贫的目标、路径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是无论如何变化，都紧紧围绕着人的可持续发展展开。作为教育扶贫工作人员，一定要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并紧紧围绕这一点，展开教育扶贫活动，从而推动我国教育扶贫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魏有兴，杨佳惠.后扶貧时期教育扶贫的目标转向与实践进路[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3）：336-337.

[2]林玲.新时代教育精准扶贫的发展转向及实施策略[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8（03）：129-133.

[3]詹雯.“正面管教”在教育扶贫工作中的实践路径探索[J].教师，2017（11）：112-113.

作者：杨立雄

教育扶贫与教育公平论文 篇2：

从“托底”到“扶优”：我国教育扶贫的内在逻辑、政策演进与未来展望

〔内容提要〕贫困问题是世界共同亟待解决的民生难题，教育扶贫是扶贫工程中的重要方式，对于脱贫有着重要意义。2020年我国进入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成为反贫困斗争中的难题。从改革开放后我国普惠式“托底”扶贫到后扶贫时代精准化“扶优”扶贫，我国教育扶贫事业发生重要转变，体现了我国教育扶贫作用于人、动态变迁、均衡发展的逻辑特征。我国经历了三个阶段：实现补偿普惠的托底阶段、聚焦全局规划的过渡阶段以及瞄准精准发展的扶优阶段，未来我国教育扶贫也更应该从留住人才、拓展主体以及精细管理三方面着重发展。

〔关键词〕教育扶贫 人力资本 政策演变 后扶贫时代

一、问题的提出

贫困问题是世界各国发展过程中难以回避的共性问题，消除贫困也成为世界各国的首要关切之一。联合国把减少贫困作为优先发展工作，并提出将消除贫困作为“千年发展目标”中的首要任务。在我国，解决贫困问题始终是党和国家高度关注的民生大计，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改革开放40余年的实践下，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也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发展道路，为世界消除贫困问题提供了宝贵经验。

传统意义上，国内外扶贫方式主要是采用物质扶贫，即缺物给物、缺钱给钱。然而，这种短期性的扶贫方式具有极强的脆弱性：一方面使得贫困群体和所在家庭难以规避不可控风险，抵抗外在的不安定因素（如疾病、灾害等）能力弱；另一方面使得国家和社会在承担“供血”功能过程中存在长期性的投入风险，缺乏代际流动的“造血”可能性，造成国家和社会极大的负担，难以从根本上摆脱贫困。要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光靠“授人以鱼”是远远不够的，唯有“授人以渔”，例如通过教育扶贫方式，帮助贫困群体在知识结构上、能力方法上、情感价值上真正走出贫困陷阱，才能提高贫困群体的人力资本在市场之中的竞争地位，帮助他们走出贫困。作为扶贫工程中的重要一环，教育扶贫将教育看成未来收益的重要投资方式之一，其中教育扶贫的直接手段和方式就是通过教育扶贫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从宏观层面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国外在教育扶贫上的发展也有其重要特点，如英国受到罗斯的福利三角理论影响，将国家、市场与家庭看成福利整体，呈现出多元混合力量融入教育扶贫的具体趋势，强调社会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平衡与发展。美国教育扶贫体现出教育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工具意义，强调经费投入对于扶贫政策的倾向性，并且关注到具体弱势群体的群体性均衡保障问题。澳大利亚则是受到移民国家情况的影响，重点关注不同文化差异间的扶贫。对我国而言，2020年是后扶贫时代的元年，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区域性的绝对贫困得到解决，但是相对贫困依旧存在。在这一阶段我国教育扶贫该何去何从？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我国教育扶贫政策经历了哪些转变？如何更好地在后扶贫时代推进教育扶贫的发展，弥合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思考的。

二、教育扶贫的内涵与特征

（一）教育扶贫的内涵

贫困本身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按照我国现行的贫困线标准，人均年纯收入2300元以下是绝对贫困标准，这更体现出贫困的经济含义，然而现实中，致贫原因众多，如收入贫困、资源贫困、心理贫困、文化贫困等，因此贫困问题具有跨学科的复杂性，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也有所拓展。

教育扶贫是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相关理论源自西方经济学中的反贫困理论，而后发展至社会学、教育学等领域。在我国，经过40余年的扶贫实践，2020年我国实现国家级贫困县的全部“摘帽”，但“脱贫摘帽不是重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这也更体现出教育扶贫在扶贫扶智中的重要作用。国内学者对于教育扶贫也有相当的研究，如林乘东认为“教育扶贫就是素质扶贫”，强调通过教育实现贫困群体素质层面的改造。具体而言，教育扶贫主要有两种内涵性解释，一是“扶教育之贫”，二是“依靠教育扶贫”。“扶教育之贫”即针对权利而言，重在提升贫困群体接受教育的权利并且提升地区的教育质量。而“依靠教育扶贫”即对破解贫困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在“扶智”的基础上更“扶志”，将内生性发展问题更好地予以动态化地解决和保障。两者在最终目的上都展示出摆脱贫困的一致追求，在侧重点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前者强调对于群体的教育补亏，后者强调将教育作为减贫的手段与工具。

本文中认为的教育扶贫是“扶教育之贫”与“依靠教育扶贫”两者的结合体，但是“依靠教育扶贫”所表达的潜在含义更为充分，即注重教育在扶贫事业中的积极性效果，认为教育扶贫是指以政府为主导的，以提高贫困群体科学文化素质为导向，面向贫困地区及贫困人口开展的以教育活动为核心的一系列帮扶措施，最终目的为实现地区彻底脱贫的扶贫活动。

（二）教育扶贫的特征

1.准公共性

教育是准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不充分的非競争性。教育的非排他性意味着教育扶贫过程中是全国性教育均衡的选择，即在保证东部发达地区教育水平提升的同时也关注到中西部地区教育水平的提升；保证城市教育发展的同时也关心农村等偏远地区的教育发展。教育不充分的非竞争性意味着教育扶贫过程中公共教育资源向贫困地区倾斜，在一定程度上会挤占发达地区教育资源的使用，产生一定的竞争关系。

2.公平性

教育扶贫为贫困地区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为实现教育均衡提供可能，是教育公平的重要体现。以我国“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对农村贫困家庭学生实施“两免一补”政策为代表的一系列义务教育扶贫政策为例，这些政策的推进使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义务教育的差距得以缩小，贫困地区教育质量得到了较大提升，这种政策倾斜也表现出对教育资源分配状态合理的价值判断。

3.传递性

教育在功能上具有代际传递功能，因此教育扶贫本身也具有代际传递性。教育作用于人，着眼于人的内生性发展，更看重人发展的可持续性。传统的物质扶贫仅解决眼下的问题，并未解除下一代的贫困问题，但在教育扶贫过程中既关注到基本的物质扶贫，更关注精神扶贫，在传递之中斩断贫困根本，将脱离贫困的本领传递下去，体现出阻断代际贫困的特点。

三、理论基础

（一）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人力资本理论也成为世界各国制定教育相关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人力资本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是舒尔茨（Schultz）、贝克尔（Becker）、明瑟（Mincer）等。对人力资本理论具有开创性系统阐释的当属舒尔茨，其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人力资本是人的知识与技能的统称，即认为个人所获得有用的知识、有效的技能、可靠的体力是人力资本投资所形成的。并且将人力资本划分成为健康、教育、培训、迁移、非正规教育等5种类型，指出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贝克尔则是从微观的角度分析人力资本，通过实证分析说明了人力资本提升在收入增长中的作用，进而证明教育程度越高所获收益越大。明瑟将人力资本理论运用于家庭决策之中，构建了测算教育投资收益率的“明瑟收入方程”，证明了教育对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对于个人收入增加所起的作用。

人力资本理论肯定了教育的作用与价值，能够为教育扶贫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即间接说明在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下，欠发达地区的贫困群体有希望通过接受教育这一途径增强其人力资本（如增强贫困群体工作技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原有的教育匮乏危机（如实现较原有的基础上的收入增长），最终实现可能意义上的脱离贫困。而且贫困问题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其持续性更说明需要长期关注人力资本的发展，通过教育途径改变完成人力资本的持续性积累更是一种具有长远性发展的反贫困手段。

（二）教育公平理论

教育公平是消除基本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在我国，早期孔子教育思想中就提出“有教无类”概念，展现出对于教育公平的追求。而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相关界定，教育公平蕴含两个维度，其一是个人出身和社会环境不是实现教育潜力的阻碍因素，其二是所有人都能接受最低标准的教育。这两层含义包含了对于外在教育因素的消除和对于教育普及化的期待。具体而言，教育公平对公平存在多个维度的探讨，如从时间维度上探讨，教育公平可以分为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从资源分配上探讨，教育公平可以分为平等性公平、补偿性公平和差异性公平。

教育公平理论肯定了教育的均衡性发展，即意味着教育扶贫本身具有教育公平的内涵本质。在教育发展的起点、过程、结果角度，确实难以避免地存在一些教育不公平现象，如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校际之间等。教育扶贫就是从侧面肯定了教育发展不公平的事实，并希望通过教育扶持，在经济根源上消解教育的不公平属性，最终达成地区生产力的提升，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不公，实现区域间的均衡发展。

四、教育扶贫的内在逻辑

我国教育扶贫经过近40年的发展，承载着国家对于下一代甚至未来很多代的期许，通过对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投入，贫困地区在教育扶贫发展中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教育资源、教育供给能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同向同行，为缓解代际传递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作用于人”是教育扶贫关键连接

教育扶贫最重要的是作用于人，即通过对贫困群体的教育帮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地区脱贫。在贫困地区，许多贫困人口始终没有实现脱贫的重要关键在于其人力资源并未真实有效地转化为有效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源主要指具有一定劳动、知识、技能的人，但是其只有真正投入劳动力市场并且投入更加高层次的劳动力市场之中才能转化为具有扶贫效果的人力资本。通过人力资本理论的相关观点可知，人力资本本身是一种特殊化的资本，其作用于人这一主体之上，并蕴含于人的内在人格属性之中。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人扶智是帮助贫困地区的人口摆脱技能障碍，提升劳动力市场内的信号标识；对人扶知是帮助贫困地区的人口摆脱知识陷阱，减少失学现象的出现；对人扶志是帮助贫困地区的人口摆脱志气消退，减少满足贫困现状的反贫困现实。

（二）动态变迁是教育扶贫的现实需求

贫困是一个动态发展、变化演进的过程，这也使得教育扶贫受到实践样态和实践成果的具体变化影响。教育作用于扶贫是一种对于人的未来投资，儿童从接受义务教育到最终成为劳动力进入就业市场之间存在至少9年的时间差，因此政策作用成果产出最终形成效益是具有滞后性特点的。一方面，不同时期面对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形式存在差异，各阶段的劳动力市场信号也存在不同要求，这也就决定着政策需要与实际情况相衔接，形成动态化的变迁，找到教育与时代相契合的“信号点”，为人力资本的发展贡献力量。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教育扶贫政策也从最表层的传授基础知识向精准扶贫领域的能力扶贫、文化扶贫迈进，让思想观念的转变成为扶贫道路上的重要支撑之一。

（三）均衡发展是教育扶贫的价值导向

教育扶贫是实现国家教育均衡的重要方式，更是向优质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推进教育公平，明确指出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大方向。而这种均衡作用主要表现在“扶智”“扶知”“扶志”三方面。国家教育的均衡化发展不仅要求基础均衡，更在当前情形下期待着优质均衡的出现，即在实现基本公平的基础之上更注重效率。教育扶贫向贫困地区输送一大批在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具有专业技术或是复合发展的人才，在教育势能上是从高位向低位流动，最终期待着如“连通器”一般存在持平可能，当然这种持平并非是绝对意义上的持平，而是相对意义上的，这也使得均衡化发展有了更多可能。

五、教育扶贫的政策演进

我国教育扶贫政策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散到精的政策发展过程，各阶段与我国经济的发展同向同行，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较好的政策保障与民生支持。

（一）实现补偿普惠的托底阶段（改革开放—20世纪末）

改革开放初期是我国教育扶贫政策正式拉开序幕的重要发展时期，这一阶段我国经济水平较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发展形势有了一定的改变，也正式开始教育扶贫政策的实施。此阶段的政策关注重點区域、重点对象，旨在通过普及义务教育、提高对于贫困地区的经济投入来改变贫困地区教育现状，如1984年《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1988年《扫除文盲工作条例》等政策，都体现出教育扶贫强调补偿性原则，重视“扶教育之贫”的特点（见表1）。

（二）聚焦全局规划的过渡阶段（21世纪初—2010年）

21世纪初期，我国教育政策在服务经济建设中心的补偿性发展之外更注重对于规划的整体性落实，一方面注重专门性的规划纲要的建立，如《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另一方面，注重各项扶贫工作的全面协调。此阶段进一步肯定了教育在扶贫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也是从“扶教育之贫”向“依靠教育扶贫”的重要转折阶段（见表2）。

（三）瞄准精准发展的扶优阶段（2011年至今）

2010年后，尤其是2014年提出“精准扶贫”之后，我国教育扶贫政策逐步开始注重向精准化、专项化发力，注重以项目为核心发展教育扶贫事业，从普惠性的发展向聚焦性的发展过渡，也开始关注到保障体系的构建，如教育部通过教育扶贫全覆盖行动落实的20项全覆盖政策（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学前教育资助政策、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普通高中学生资助政策等）。这些专项性政策将宽泛的教育扶贫政策聚焦到具体的教育扶贫项目，更好地开展针对性的措施。2020年我国进入后扶贫时代，绝对贫困问题已经得到基本的解决，而这一时期的扶贫更需要聚焦于“精准”概念，此阶段之后从早先的面向全民到面向群体的时期基本告一段落，更聚焦于面向个人，即针对不同的致贫原因关乎个人贫困的精准帮扶（见表3）。

六、我国教育扶贫的未来展望

党的十九大之后，我国经济发展目标向着“高质量发展”方向迈进，而伴随高质量发展，我国教育扶贫需要不断展现更优质化的发展。随着“后扶贫时代”的到来，我国教育扶贫也需要避免原有的“一刀切”模式，形成更具有“扶优”意识的未来发展趋势，让“输血”更精准地转向“造血”，为贫困地区、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的精准化提升提供更为广阔的支撑可能。

（一）留住人才是教育扶贫未来的关键

“后扶贫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基本物质贫困问题已经基本完成转化，矛盾也从原有的绝对贫困问题转化为更具有解决难度的相对贫困问题。而人才是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当前教育扶贫向贫困地区倾斜，然而诸多时候存在个人人力资本提升而区域人力资本仍未充分发展现象。因此在“作用于人”的基础之上，教育扶贫发展中更需要关注如何“留住人”，鼓励教育扶贫对象最终留在家鄉、发展家乡，真正做到“孔雀往家飞”，形成人力资本良性循环。同时政府应当加强顶层设计，推行人才新政，实施人才保留计划，重视对贫困地区人才的保留，简化外来人口落户政策，尽可能地给予来乡、来县发展青年应有的福利保障。

（二）拓展主体是教育扶贫未来的可靠举措

以原有的政府作为贫困治理模式的单一主体在“扶优”阶段可能难以解决教育扶贫的能动性、内生性问题，这也就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将人力资本概念进一步细分，关注教育扶贫各方面可选择与可应用的扶贫主体，使得贫困群体个人、社会组织、企业、高校等多方主体加入教育扶贫体系之中。政府在顶层设计层面对于教育扶贫政策需要进行科学优化评估，最终搭建起能够“用得上、用得好”的教育扶贫共同体，为教育扶贫的未来提供除政府支持外的全方位扶贫支持系统，比如通过项目招标等形式提高企业的进入活力，将教育扶贫交给更多专业化的组织、团队，拓展教育扶贫参与主体。

（三）精细管理是教育扶贫未来的需求途径

教育扶贫未来需要构建分类分层资源管理体制，对标精准扶贫，将扶贫对象、扶贫内容、扶贫方法进行更细化的分类。一方面精细化管理教育扶贫投资，使得教育扶贫经费财尽其用，避免专项经费的不合理使用，防止造成扶贫资金未用到点上，减少“面子工程”的存在；另一方面，精细化管理教育扶贫对象，与建档立卡相结合，分层次、分步骤地解决教育扶贫中的贫困人口各方困难，在“扶智”“扶知”“扶志”三个层次同步发力，力求做到教育扶贫与经济转型发展相结合，为区域经济未来发展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1.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系；2.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作者：李青竹 宋静

教育扶贫与教育公平论文 篇3：

加强教育扶贫 提升自主发展能力

【摘要】教育扶贫是增强贫困群众自主脱贫力量的关键，唯有既扶贫又扶“智”，才能真正拔除“穷根”。目前我国各地在开展教育扶贫方面存在着系统性、法制性、精准性不强等问题。需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加快教育扶贫的制度设计，构建定位精准化、主体多元化的教育扶贫机制，以提高贫困人口的自主脱贫和发展能力。

【关键词】教育扶贫 脱贫 方法创新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教育扶贫是实现全面脱贫的重要抓手，相较于物质扶贫“解一时之难”而言，教育扶贫可增强贫困人口的自主脱贫能力，使知识文化与就业技能教育持久发力。
依靠教育扶贫才能拔掉“穷根”

教育扶贫是实现全面脱贫的基本前提。教育是一块“点金石”，是提升人的生存技能的重要手段，赋予扶贫对象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可为贫困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培养本土人力资源，实现人才资源的培养与利用。精准扶贫关键在于教育扶贫，必须要从教育方面发力，增强贫困地区及人口自我脱贫致富的能力。实施精准扶贫，关键在建立长效机制，要精准锁定“智贫”的要害，实现“授人以渔”，使扶贫政策与实践持久地发挥作用。

教育扶贫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道。由于公共教育资源的不平衡加之贫困家庭缺乏购买教育服务的能力，因此贫困人群难以获得充分的文化教育、职业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等资源。因此，教育扶贫要更加精准化，要能够切中贫困的“要害”，抓住贫困的关键问题。通过教育扶贫，可以将潜在的拥有塑造价值的劳动力挖掘出来，进行有针对性的文化及技能教育培养。不仅将贫困人群作为扶贫对象看待，更将其视为人才来挖掘和塑造，只有如此才能为贫困地区培养更多的本地人才，使教育扶贫真正治根本、管终身、管长远。

教育扶贫引领人们共同分享社会建设的伟大成果。2017年，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已突破1400亿元，在贫困人口安置、教育及医疗方面加足了马力。其中在教育扶贫方面采取了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使贫困人群得以在第二、第三产业实现就业，在一定程度上使部分贫困人群实现了就业脱贫的愿望。一系列教育扶贫的实践表明，依靠教育扶贫可以增强贫困人群的自我脱贫能力，更好地满足贫困人群更充分参与小康社会建设的愿望。可为全体人民提供实现自我价值的公平机会，使人们共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积极努力。
教育扶贫需重点解决的问题

教育扶贫存在观念障碍。教育从来不是短期之内能完成的任务，教育扶贫更是一项长期发力、长远见效的伟大事业。在教育扶贫过程中，最难突破的是观念障碍。由于个别地方基层部门忽视教育脱贫的综合价值，对教育扶贫的长期效果缺少耐心，忽略了教育扶贫的潜在价值和长期效益，导致物质扶贫效果亮眼，但教育扶贫效果甚微。一些地方更存在短期化、形式化教育扶贫的问题，使教育扶贫的精准度和成效大打折扣。

对“扶真贫”和“真扶贫”落实不到位。教育扶贫的关键是要准确锁定扶贫对象，在此基础上实现精准定位、高效扶贫。即充分结合目标扶贫对象的教育需求，实施以人为本的教育帮扶。但目前一些地方的教育扶贫在锁定教育对象方面不精准，对“扶真贫”落实不到位，使教育扶贫的资源不能充分为扶贫对象享有。此外，由于贫困家庭的实际收入统计存在难度，因此识别教育扶贫对象仅依靠建档立卡并不能精准锁定教育扶贫对象，导致“真扶贫”含有“水分”，造成了教育扶贫的识别偏差。

多元化的教育扶贫主体结构尚未建立。随着公众对贫困问题的深入认识，社会对贫困人群的关注不再仅围绕吃饱穿暖，而是逐步上升到了对贫困人群发展需求的关切。教育扶贫的理想状态是政府与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协同合作。目前，潜在的拥有参与教育扶贫意愿的社会主体尚未被完全挖掘和组织起来，教育扶贫的多元化参与主体结构不完善。从实践角度而言，教育扶贫要经历结构优化的过程，广阔的社会领域所蕴含的无限教育资源要进一步向教育扶贫流动，而目前过于依赖政府的教育扶贫力量，使教育扶贫的灵活性、多元性得不到充分实现。

教育扶贫的法律制度保障需加强。目前，各地在教育扶贫方面还缺少完善、健全的法律依据与制度保障，扶贫行动的法律制度基础不够扎实。管理、组织、协调等教育扶贫相关配套制度还有待健全。对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教育扶贫的各项行动还缺少成熟的法律约束与引导，不同扶贫主体的义务、职责等未依法明确。此外，教育扶贫制度的落实仍不充分，扶贫资金利用不当以及“外溢”“截流”等情况凸显了教育扶贫领域存在的监管问题。
重塑理念，全面提升教育扶贫的实效性

树立精准化的教育扶贫理念。精准教育供给是减贫、脱贫的关键。各地要树立大局观念，统筹谋划、协同推进，深刻认识教育扶贫对总体扶贫工作的先导性和保障性作用。坚持扶贫与扶智相结合，全面激活贫困群众的脱贫热情和意愿。要以共享发展理念为牵引，全面树立教育扶贫的责任意识，注重长期效益。结合扶贫工作的基本经验，全面落实以人为本的扶贫思想，增强锁定扶贫对象的精准性，努力实现人民群众对教育资源的共享。不断提升教育公平观念，将最大程度满足贫困群众的发展需求作为教育扶贫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采取人本化与针对性的教育扶贫措施，保证扶贫开发资源与扶贫对象的精准对接。

精准锁定扶贫对象，明確群众的发展需求。教育扶贫的关键是“扶真贫”“真扶贫”，必须依靠精准定位全面搜寻和锁定扶贫对象，明确贫困人口的现实需要，以达到高效扶贫、有效扶贫的目的。由于不同地区和不同贫困群众的需求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要因地制宜地深入研究贫困家庭的致贫原因，切中制约贫困人口学习和发展的关键因素，确定教育扶贫的重点领域。建立成人职业技能教育、未成年人义务教育及心理健康教育等多元化的教育扶贫体系，努力为贫困人口“充电”，使教育扶贫更好地满足贫困人口的自主发展需求，激发贫困人口依靠学习改变命运的斗志，真正实现既扶“智”，又扶“志”，确保教育扶贫资源不断流入扶贫区域，覆盖到最迫切的脱贫需求上。

凝聚教育扶贫的主体合力。扶贫工作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只有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才能更加顺利地完成扶贫任务。因此，教育扶贫不能完全依赖政府的单方面力量，必须要建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通力合作的教育扶贫模式。需政府创造条件，构建社会各界共同参与、齐心协力的教育扶贫良好局面。深挖和调动社会力量，建立教育扶贫合作机制，使企事业单位、公益团体、社会组织及个人纷纷参与到教育扶贫的发展进程。为社会主体参与扶贫工作搭建信息交流平台，进一步建立多主体、常态化、制度化与信息化的教育扶贫长效机制。

加强科学设计，完善教育扶贫的法制体系。教育扶贫要想“腰杆硬”必须依靠坚实的制度支撑。需进一步深化教育扶贫的制度设计，为教育扶贫提供更加健全的法律制度支持。对教育扶贫的资金利用、项目安排设计、监督管理以及效果评价等要进行全方位的制度思考。依法明确教育扶贫的责任主体及职责范围。结合各地教育扶贫的现实需求，优化地方性教育扶贫制度体系。保证制度的严格落实，增强制度执行与制度本身的契合性。进一步完善教育扶贫的监督机制，使教育扶贫与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教育一体化等制度顺利对接，以健全的法律保障和精细化的制度增强对教育扶贫的监督与管理，继而增强贫困人口的自主脱贫和发展能力，全面提升教育扶贫的总体实效。

（作者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贫困地区婴幼儿智力低下的诊断敏感指标筛选及诊断标准研究”（项目编号：13YJCZH081）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李兴洲：《公平正义：教育扶贫的价值追求》，《教育研究》，2017年第3期。

责编/宋睿宸 美编/王梦雅

作者：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