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

2022-08-15

第一篇: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

兼顾公平与效率 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摘要:为了平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趋势,克服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相悖现象,必须关注社会公平。有鉴于此,应实行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发展战略。替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增长理念。即应实行以人为本的公平与增长并重的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关键词:公平;效率;和谐社会

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它使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日趋完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通过经济发展实现社会进步,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小康社会就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为了平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趋势,克服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相悖现象,必须关注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有鉴于此,应实行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发展战略[1],替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增长理念。即应实行以人为本的公平与经济增长并重的发展战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一、实行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发展战略,替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增长理念

公平与效率关系,一直是引起国内外理论界热烈讨论的课题。经济学家更强调效率,而社会学家更强调公平[2].西方学者从机会成本,即选择成本视角出发,普遍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看作是替换关系。例如,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认为,公平与效率存在着替代关系,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公平,而为了公平就要牺牲某些效率[3].国内学者主要是从经济哲学的视野提出,公平与效率是一个矛盾统一体。“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公平则是增进效率的推动力,它们的最终目的都在于增进社会福利。”[4]

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大量经济福利只有凭借效率才能取得,因此人们会优先考虑经济效率;不过不能由此而低估公平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于是形成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改革理念。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强调效率优先的理念导致社会对经济增长目标的追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年均增长9.5%,近10年GDP年均增长8.6%,远高于3.7%左右的全球平均增长速度。但是,在我国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大幅度提高,财富分配不均、社会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世界银行专家计算,我国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31提高到2001年的0.447.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世界范围的比较中也处于很高的水平。学者们一般都认同,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财政部官员曾透露,银行60%的存款掌握在10%的储户手里。国家统计局最新披露,内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并预言,贫富差距在未来十年还将进一步扩大。

我国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趋势,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重大问题。这一公平与经济增长相悖现象逐步引起社会关注与理论界的思虑。为了平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趋势,必须关注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有鉴于此,关于效率和公平,今天已不再是孰为优先、孰为兼顾的问题了,而应该是两者并重、相互兼容、统筹发展。

二、兼顾公平与效率,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1.实行

“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在非劳动要素收入大幅增长的同时,使劳动收入保持适度增长,才能抑制社会贫富收入差距急剧扩大之势,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促进社会各阶层利益和谐。

(1)由于我国劳动力丰富而资本、技术、管理、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相对稀缺,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一方面会使生产要素使用效率得到提高,特别是会使稀缺的资本、技术、管理、自然资源等非劳动要素使用效率得到提高,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会出现劳动者收入相对于非劳动要素所有者收入而下降的现象,会呈现出非劳动要素收入相对增加而劳动收入相对减少的变动趋势,从而加剧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

我国劳动力丰富,非劳动要素稀缺,劳动用工用人制度市场化,进一步导致各级各类劳动力市场逐步形成或大或小的买方市场。这是我国收入分配市场化改革中不同于发达国家收入分配市场化的新特征。这种劳动力买方市场,压低了劳动者工资水平,使劳动者工资收入低于劳动者对收入的贡献,使非劳动资源所有者收入高于其对收入的贡献。非劳动资源所有者收入与劳动者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可能会引起劳动者对近期收入相对减少现象的困惑与不满情绪,进而否定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改革。因此,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在非劳动要素收入大幅增长时,使劳动收入保持适度增长,让广大劳动者分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实现收入分配公平。

(2)由于我国与发达国家要素分布格局是相逆的,即我国劳动力丰富而非劳动要素相对稀缺,发达国家劳动力稀缺而非劳动要素相对丰富,因此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会导致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格局也是相逆的。收入分配格局的国际比较表明,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在我国会呈现出非劳动要素收入相对增加而劳动收入相对减少的趋异格局,社会贫富收入差距呈扩大之势;在发达国家会呈现出非劳动要素收入相对减少而劳动收入相对增加的变动趋势,社会贫富收入差距呈收敛之势。这种收入分配格局的发展演变会引起我国劳动者的困惑与不满情绪,甚至会引发信仰危机。因此在我国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在非劳动要素收入大幅增长时,使劳动收入保持适度增长。只有使非劳动要素所有者与劳动者收入双增长,才能抑制社会贫富收入差距扩大之势,使社会贫富收入差距逐步呈收敛之势,促进社会各阶层利益和谐。

2.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合理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是实现共同富裕,促进区域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我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的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存在很大差异。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西部地区曾经取得了与东部地区相近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差距扩大速度呈进一步加快之势。

1978年东、中、西部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52%、31%、17%,到1997年则变化为61.46%、23.74%、14.8%。不仅西部地区GDP总量占全国的比重逐年下降,人均GDP的差距也与东部地区逐步扩大。改革开放初期,西北各省区人均GDP高于福建,其中青海甚至高于广东,但是到1998年,广东、福建人均GDP已超过10 000元,西北五省区除新疆达到6 435元以外,其余各省区均不到4 500元,相差达1倍以上[5].由于我国东部地区开放时间长,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程度高,投资软硬环境都优于西部地区,因此,市场导向的社会资金和外资受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诱导会大量流入东部地区,与政策导向的西部大开发资金反向流动,从而使我国资本与劳动相对密集型产业分布格局的区域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继续在扩大;进而会使东西部地区人均收入、工资水平差距呈进一步扩大之势。要缩小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绝对差距还有一段漫长路程。

因此,可以考虑针对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实行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给落后地区多留资金以培植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要加大西部大开发的力度,增加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促进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以加速资本折旧、贷款担保等措施吸引国内外资金投入西部大开发。增加西部地区教育投资,提高人力资本素质,实行高工资政策,引导人力资本向西部地区流动。在保证投资效益的前提下,使西部地区与其它后进地区的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高于东部地区,保持“西高东低,增长极北移”的相对演变态势,是逐步相对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促进区域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

3、利用比较利益原则,促进农业向市场化、工业化方向发展,支持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改善城乡收入分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途径。

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率为2.57:1,到2004年上升为3.21:1.国际比较表明,当经济发展水平在人均国民收入为800-1000美元阶段时,其他国家城镇居民收入大体上是农村居民收入的1.7倍;而我国这一比例远高于其他国家。国内比较研究表明,1978~2003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又扩大的趋势,2004年在实施“多予、少取、放活”扶农、惠农政策后,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再次呈现缩小的迹象。

2004年我国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15.20,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53.02%,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31.78%,表明我国的生产结构依赖于工业和服务业,我国产业结构已处于工业化发展后期的较发达阶段。但我国5.8亿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表明我国劳动就业结构依旧依赖于传统农业,我国劳动就业结构仍处于工业化发展初期的不发达阶段。比较就业结构与生产结构表明,在我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过程中,就业结构

优化速度远远滞后于工业与服务业的生产结构的升级。要做到统筹城乡发展,破解“三农”难题,必须利用比较利益原则,促进农业向市场化、工业化方向发展,支持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才是根本的富农之道,是改善城乡收入分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途径。

农业生产函数显示,增加农民收入有两条途径:一是提高农民边际劳动生产率,而农民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取决于土地与自然资源存量;农民的土地与自然资源存量越大,边际劳动生产率越高,农民的收入越多。这就意味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土地使用权的集中,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提高农民边际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措施。二是要提高农产品相对价格。2004年农产品生产价格上涨13.1%,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6.1%,这意味着农产品相对价格上涨,城乡贸易条件有利于农村不利于城市,农产品相对价格变化有利于农民增收。2005年上半年农业生产形势较好,夏粮又获丰收,最新统计显示农民现金收入实际增长12.5%,增速比2004年同期提高1.60.农民收入增加的原因主要有:工资性收入较快增长,出售农产品收入大量增加,第

二、三产业生产经营收入保持平稳增长,财产性、转移性收入增加,以及税费负担继续大幅度下降等。但2005年上半年全国农产品生产价格同比上涨4.1%,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5.6%,这一变化意味着农产品相对价格又呈现相对下跌走势,城乡贸易条件又呈现出不利于农村有利于城市的相对变动趋势,农民从事务农收入会再次呈现相对减少趋势,农民增收的难度又会加大。只有较大幅度降低种子、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才能保持或提高农产品相对价格,那么农产品价格市场化改革才会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不仅要对农产品实行保护价收购政策,而且财政要适度增加对农业生产投入品的价格补贴,降低农民生产投入成本,提高农产品相对价格,是增加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社会和谐发展有效的财政政策措施。

第二篇:新形势下促进民族团结 兼顾公平与效率 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新形势下促进民族团结 兼顾公平与效率

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摘要】为了平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趋势,克服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相悖现象,必须关注社会公平。有鉴于此,应实行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发展战略。替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增长理念。即应实行以人为本的公平与增长并重的发展战略,在新形势下促进民族团结,兼顾公平与效率,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关键词】公平、效率、和谐社会

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它使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日趋完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通过经济发展实现社会进步,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小康社会就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为了平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趋势,克服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相悖现象,必须关注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有鉴于此,应实行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发展战略,替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增长理念。即应实行以人为本的公平与经济增长并重的发展战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一、实行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发展战略,替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增长理念

公平与效率关系,一直是引起国内外理论界热烈讨论的课题。经济学家更强调效率,而社会学家更强调公平.西方学者从机会成本,即选择成本视角出发,普遍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看作是替换关系。例

1 新形势下促进民族团结 兼顾公平与效率 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如,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认为,公平与效率存在着替代关系,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公平,而为了公平就要牺牲某些效率.国内学者主要是从经济哲学的视野提出,公平与效率是一个矛盾统一体。“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公平则是增进效率的推动力,它们的最终目的都在于增进社会福利。”

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大量经济福利只有凭借效率才能取得,因此人们会优先考虑经济效率;不过不能由此而低估公平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于是形成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改革理念。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强调效率优先的理念导致社会对经济增长目标的追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年均增长9.5%,近10年GDP年均增长8.6%,远高于3.7%左右的全球平均增长速度。但是,在我国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大幅度提高,财富分配不均、社会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世界银行专家计算,我国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31提高到2001年的0.447.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世界范围的比较中也处于很高的水平。学者们一般都认同,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财政部官员曾透露,银行60%的存款掌握在10%的储户手里。国家统计局最新披露,内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并预言,贫富差距在未来十年还将进一步扩大。

我国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趋势,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重大问题。这一公平与经济增长相悖现象逐步引起社会关注与理论

2 新形势下促进民族团结 兼顾公平与效率 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界的思虑。为了平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趋势,必须关注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有鉴于此,关于效率和公平,今天已不再是孰为优先、孰为兼顾的问题了,而应该是两者并重、相互兼容、统筹发展。

二、兼顾公平与效率,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1.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在非劳动要素收入大幅增长的同时,使劳动收入保持适度增长,才能抑制社会贫富收入差距急剧扩大之势,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促进社会各阶层利益和谐。

(1)由于我国劳动力丰富而资本、技术、管理、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相对稀缺,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一方面会使生产要素使用效率得到提高,特别是会使稀缺的资本、技术、管理、自然资源等非劳动要素使用效率得到提高,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会出现劳动者收入相对于非劳动要素所有者收入而下降的现象,会呈现出非劳动要素收入相对增加而劳动收入相对减少的变动趋势,从而加剧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

我国劳动力丰富,非劳动要素稀缺,劳动用工用人制度市场化,进一步导致各级各类劳动力市场逐步形成或大或小的买方市场。这是我国收入分配市场化改革中不同于发达国家收入分配市场化的新特征。这种劳动力买方市场,压低了劳动者工资水平,使劳动者工资收入低于劳动者对收入的贡献,使非劳动资源所有者收入高于其对收入的贡献。非劳动资源所有者收入与劳动者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可能

3 新形势下促进民族团结 兼顾公平与效率 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会引起劳动者对近期收入相对减少现象的困惑与不满情绪,进而否定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改革。因此,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在非劳动要素收入大幅增长时,使劳动收入保持适度增长,让广大劳动者分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实现收入分配公平。

(2)由于我国与发达国家要素分布格局是相逆的,即我国劳动力丰富而非劳动要素相对稀缺,发达国家劳动力稀缺而非劳动要素相对丰富,因此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会导致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格局也是相逆的。收入分配格局的国际比较表明,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在我国会呈现出非劳动要素收入相对增加而劳动收入相对减少的趋异格局,社会贫富收入差距呈扩大之势;在发达国家会呈现出非劳动要素收入相对减少而劳动收入相对增加的变动趋势,社会贫富收入差距呈收敛之势。这种收入分配格局的发展演变会引起我国劳动者的困惑与不满情绪,甚至会引发信仰危机。因此在我国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在非劳动要素收入大幅增长时,使劳动收入保持适度增长。只有使非劳动要素所有者与劳动者收入双增长,才能抑制社会贫富收入差距扩大之势,使社会贫富收入差距逐步呈收敛之势,促进社会各阶层利益和谐。

2.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合理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是实现共同富裕,促进区域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我国幅员

4 新形势下促进民族团结 兼顾公平与效率 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辽阔,地区之间的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存在很大差异。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西部地区曾经取得了与东部地区相近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差距扩大速度呈进一步加快之势。

1978年东、中、西部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52%、31%、17%,到1997年则变化为61.46%、23.74%、14.8%。不仅西部地区GDP总量占全国的比重逐年下降,人均GDP的差距也与东部地区逐步扩大。改革开放初期,西北各省区人均GDP高于福建,其中青海甚至高于广东,但是到1998年,广东、福建人均GDP已超过10 000元,西北五省区除新疆达到6 435元以外,其余各省区均不到4 500元,相差达1倍以上[5].由于我国东部地区开放时间长,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程度高,投资软硬环境都优于西部地区,因此,市场导向的社会资金和外资受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诱导会大量流入东部地区,与政策导向的西部大开发资金反向流动,从而使我国资本与劳动相对密集型产业分布格局的区域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继续在扩大;进而会使东西部地区人均收入、工资水平差距呈进一步扩大之势。要缩小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绝对差距还有一段漫长路程。

因此,可以考虑针对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实行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给落后地区多留资金以培植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要加大西部大开发的力度,增加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促进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以加速资本折旧、贷款担保等措施吸引国内外资金投入西部大开发。增加西部地区教育投资,提高人力资本素质,实行高工

5 新形势下促进民族团结 兼顾公平与效率 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资政策,引导人力资本向西部地区流动。在保证投资效益的前提下,使西部地区与其它后进地区的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高于东部地区,保持“西高东低,增长极北移”的相对演变态势,是逐步相对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促进区域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

3、利用比较利益原则,促进农业向市场化、工业化方向发展,支持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改善城乡收入分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途径。

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率为2.57:1,到2004年上升为3.21:1.国际比较表明,当经济发展水平在人均国民收入为800-1000美元阶段时,其他国家城镇居民收入大体上是农村居民收入的1.7倍;而我国这一比例远高于其他国家。国内比较研究表明,1978~2003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又扩大的趋势,2004年在实施“多予、少取、放活”扶农、惠农政策后,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再次呈现缩小的迹象。

2004年我国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15.20,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53.02%,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31.78%,表明我国的生产结构依赖于工业和服务业,我国产业结构已处于工业化发展后期的较发达阶段。但我国5.8亿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表明我国劳动就业结构依旧依赖于传统农业,我国劳动就业结构仍处于工业化发展初期的不发达阶段。比较就业结构与生产结构表明,在我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过程中,就业结构优化速度远远滞后于工业与服务业的生产结构的升

6 新形势下促进民族团结 兼顾公平与效率 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级。要做到统筹城乡发展,破解“三农”难题,必须利用比较利益原则,促进农业向市场化、工业化方向发展,支持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才是根本的富农之道,是改善城乡收入分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途径。

农业生产函数显示,增加农民收入有两条途径:一是提高农民边际劳动生产率,而农民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取决于土地与自然资源存量;农民的土地与自然资源存量越大,边际劳动生产率越高,农民的收入越多。这就意味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土地使用权的集中,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提高农民边际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措施。二是要提高农产品相对价格。2004年农产品生产价格上涨13.1%,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6.1%,这意味着农产品相对价格上涨,城乡贸易条件有利于农村不利于城市,农产品相对价格变化有利于农民增收。2005年上半年农业生产形势较好,夏粮又获丰收,最新统计显示农民现金收入实际增长12.5%,增速比2004年同期提高1.60.农民收入增加的原因主要有:工资性收入较快增长,出售农产品收入大量增加,第

二、三产业生产经营收入保持平稳增长,财产性、转移性收入增加,以及税费负担继续大幅度下降等。但2005年上半年全国农产品生产价格同比上涨4.1%,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5.6%,这一变化意味着农产品相对价格又呈现相对下跌走势,城乡贸易条件又呈现出不利于农村有利于城市的相对变动趋势,农民从事务农收入会再次呈现相对减少趋势,农民增收的难度又会加大。只有较大幅度降低种子、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才能保持或提高农产品相

7 新形势下促进民族团结 兼顾公平与效率 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对价格,那么农产品价格市场化改革才会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不仅要对农产品实行保护价收购政策,而且财政要适度增加对农业生产投入品的价格补贴,降低农民生产投入成本,提高农产品相对价格,是增加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社会和谐发展有效的财政政策措施。

4.增加劳动者收入,既能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又能启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我国总体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与经济增长。20世纪80年代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国家发展的是劳动密集型行业,GDP年均增长率为9.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为4.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为8.4%,按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的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7.5%.依据统计资料与笔者的计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2001年这四项增长率分别为7.3%、8.5%、4.2%和5.82%;2004年这四项增长率又分别变为9.5%、7.7%、6.8%和7.18%。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世纪,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差距呈缩小的趋势,其中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和按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都超过了经济增长率。表现为历史上少见的居民收入超分配。一般而言,居民收入增长率应小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又应小于经济增长率。由于在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趋近于经济增长率,因此,只要工资增长率不高于经济增长率,就不会出现工资推动的物价上涨。但是,如果工资增长率长期小于经济增长率,就会呈现消费需求不足导致的市场需求不足现

8 新形势下促进民族团结 兼顾公平与效率 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象;进而既会抑制经济增长与新增就业机会,又会导致原有工人失业与下岗。

工资增长对就业的影响有两种效应:一是静态效应,会减少就业;二是动态效应,工资增长会带动消费,推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因此,这两种反向效应合力的大小与方向将决定工资增长对即期就业变动的影响或呈减少走势或呈上升趋势及其各自的力度。耗尽性分配定理也显示,在新世纪我们仍有增加居民收入,推动我国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差距缩小的空间[7].这就是说,在即期只有增加我国劳动者的收入,才能启动内需,拓展国内市场,带动经济增长,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增加打工者工作的机会;才能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因此我们应该遵照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依照耗尽性分配定理,从实际出发,适度提高我国城镇劳动者的待遇,增加农民收入。只有增加劳动者收入,才能既推动经济增长,又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使全体居民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实现公平与增长并重的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5.实行公平与增长并重的发展战略。依照技术进步原则,调整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促进经济高效增长;依照比较优势原则,发挥我国劳动力丰富的资源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就业机会,增大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份额,是缩小贫富差距,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最有效的途径。

国际发展经验表明,实行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会带来不同收入分配格局,从而导致相异的社会经济效果。亚洲四小龙实行了符合自

9 新形势下促进民族团结 兼顾公平与效率 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己的比较优势的出口替代发展战略,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推行了违背自己的比较优势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到20世纪90年代,不仅前者经济发展绩效优于后者,而且失业率低,收入分配比较公平。例如,巴西的人均收入水平只是韩国的1/3,而基尼系数则比韩国高1倍左右,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或“没有发展的经济增长”。

国内的发展经验也表明,收入分配格局也取决于经济增长方式。由于我国劳动力丰富而其它生产要素相对稀缺,20世纪80年代解决温饱时期,采取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方式,社会实现了充分就业,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就较大,收入分配就比较均等,贫富收入差距就比较小。20世纪90年代奔小康时期,采取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发展方式,社会出现下岗、失业现象,而资本获得较高的报酬,相应地,收入和财富就向少数资本要素所有者集中,贫富收入差距就大。显而易见,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要采取资本密集与劳动密集并重的产业发展方式。既依照技术进步原则,调整增长方式与产业结构,促进经济高效增长,又依照比较优势原则,利用我国劳动力比较丰富的优势,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够扩大就业,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实现分配公平,从而有效地缩小收入差距,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国13亿人口中,大约70%的人口为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是现实和潜在的就业群体。但是,劳动力市场化改革造成一部分人群失业、下岗,或者处于就业不足的隐蔽失业状态;还有一部分人

10 新形势下促进民族团结 兼顾公平与效率 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群由于年龄偏大、缺乏技能,长期难以就业而退出劳动力市场。所有这些人群就构成社会贫困群体或低收入群体。目前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当一部分人群没有就业机会或就业不足。因此,政府实行最大化就业政策,制定积极促进就业的措施,运用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机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机会,努力提高城乡居民就业率,增加城镇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与农民的收入,是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最根本和最有效的途径。

6.依靠国家政策进行收入再分配。通过政府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对收入进行再分配,调节收入在不同人群、不同地区之间的分配关系。一方面,应以调节高收入、反贫困、依法规范分配行为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重点,调整再分配关系;加大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的力度,从重处罚和惩处非法暴富,使其违法行为的成本远远大于其经济上、政治上、心理上的收益,提高违法犯罪行为的受罚概率,以遏止非法收入,为公平分配创造条件。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加大公共财政的支出,建立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及我国收入分配新格局相适应的最低工资标准与良好的社会安全网,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机制,保护弱势群体;同时发展符合农村实际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抑制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促进分配公平,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措施。这种收入再分配方式特别适宜于解决社会特殊困难群体的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问题。

7.大力发展教育,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要增加对农村劳动力和下岗职工的再教育与再培训的投资。增加农民获取非农就业机会,

11 新形势下促进民族团结 兼顾公平与效率 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提高下岗职工再就业率,是缩小居民之间贫富差距,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有力举措。

总之,要以人为本,按照科学发展观,实行公平和增长并重的发展战略新选择。既要推动经济增长,又要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既全面启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又启动收入分配约束与改进机制。在改革开放,促使东部地区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应使西部地区收入保持高速增长或同步增长,以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扩大之势;在市场导向,推动城市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应使农村收入水平保持适度增长,以平抑城乡差距扩大趋势;在分配市场化,导致非劳动要素所有者收入大幅增长幅度的同时,应使劳动者的收入保持稳定增长,以抑制贫富差距扩大势头。这种收入双增长分配新格局能促使区域经济、城乡经济与社会各阶层利益和谐发展,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逐步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分配结构,培育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茅于轼。生活中的经济学[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

[2]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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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平新乔。微观经济学十八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第三篇:当下社会发展之公平优先

我认为政府在行使社会职能时,应该优先考虑公平,其次兼顾效率。

政府的社会职能有四:政治职能、经济职能、文化职能、社会公共服务职能。上述社会职能的名称中,就可以直接体现一点——政府是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其基本要求为公平公正,这样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政府作为人民的公仆,其政府人才必定也是通过公平公正的选拔方式而来。当下社会提倡精简政府部门,其中有为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而考虑,然而我认为政府部门的精简恰恰是政府行使社会职能的公平体现,它保证了政府人才来源于公平公正的选拔;提供人民公平公正的监督渠道;体现政府倡廉执政,保障社会公平。

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基于中国落后的经济发展现实,国家政策号召大力发展生产力,提出了“效率优先”原则,这是对当时我国国情的一个正确判断。在改革进入中期,党中央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新思路,力求实现效率与公平的优化结合。但也正是当时“先效率后公平”的政策,市场经济追求效率,导致了如今社会分配不公,人民收入差距过大,影响国家经济平稳良好发展。从十六大到十八大,在分配上越来越强调公平问题,主要是指收入分配的分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注重公平。公平关系到人与人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协调,关系到社会的和谐。

基于当下改革正处于水深火热阶段,我们的社会发展理念就应该进行相应调整——由“量”的扩张走向“质”的提升。这里的“质”主要是指社会品质——公平正义。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及“公平”达20多处,并明确强调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这就明确彰显了公平正义的执政新蓝图。

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政府行政讲究公平优先,在文化教育方面同样一丝不苟。 追求教育公平是人类社会古老的理念。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体现了古代朴素的教育民主思想。在西方思想史上,柏拉图被认为最早提出实施初等义务教育,亚里士多德则首先提出通过法律保证自由民的教育权利。现下,我国教育不断改革,从优先到公平,不仅是教育领域的进步,更是社会发展的进步。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一项项关乎教育公平的新政,无不着眼于固本培基,从百姓最关注的教育民生出发,让促进教育公平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实而温暖。

综上,公平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价值追求,社会财富越增加,公平越重要。当下社会发展需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第四篇:浅论社会主义公平与正义

甘文波

一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和本质要求

所谓公平正义,就是指我们通常说的公正,它是一种道义性价值,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追求的普遍价值。公平是指对一定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现象的一种伦理认定和道德评价,正义一直被视为人类社会的美德和崇高的价值理想,二者具体表现为对一定社会的性质、制度以及相应的法律、法规、章程、惯例等等的合理性及合理程度的要求和判断。社会的公平正义既是由一系列制度安排和社会结构所形成的社会公平正义的环境所决定的,也是由个人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主管感受和主管评价所决定的。

公平正义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历史上,社会主义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号召力,就是因为它承诺要创造切实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使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更加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资本主义对自由竞争的放纵,使得公平正义难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就是针对资本主义发展中存在的种种不公正、非公平的社会问题而产生和发展的。因此,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核心价值之一,是社会主义在理念和制度上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地方。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要消灭剥削,消除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使全体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充分解放。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走了邪路了。”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平正义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胡锦涛同志说:“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

一般说来,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的具体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基本权利公平。即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应得到保证,它旨在从底线的意义上保护每个社会成员的 1

基本权利。二是机会公平。机会公平包含前途的公平和手段的公平两层含义,也就是说,在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基本自由的情况下,各种前途是向各种才能开放的。并且,各种才能相当并且意愿相同的人,都能够参加与其能力和意愿相匹配的活动。三是规则公平。规则公平就是社会有序,就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有章可循,社会成员各守其责。四是分配公平。对于现有的社会资源如何分配,最直接地体现了公平原则的兑现程度。

二、公平正义的缺失已成为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核心问题

改革开放之前,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我们简单地采取强制手段将大家的收入和财富拉平,吃“大锅饭”的绝对平均主义方式。看似公平,实则是平等而不公正。因此,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陷入了极大的困境,甚至走向了崩溃的边缘。在彼时,过于强调平等的“平均主义”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核心问题。

为了打破“平均主义”,最大限度地合理配置资源,发展生产力,我们搞了改革开放,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种体现不同价值的所有制和分配制,一经实施,就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中国经济社会被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发展迅速起飞。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

然而,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尽管我国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物质财富极大地增加,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人民群众都切实地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甜蜜果实,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利益开始急剧分化,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如果不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努力推进公平正义,使利益分配更多地向困难群体和贫困地区倾斜,就会背离共同富裕的长远目标。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公平正义缺失,正好与改革开放前情形相反。具体表现为:一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发展失衡严重,尤其是城乡差距鸿沟巨大,导致了大面积的普遍性公平正义缺失;二是分配不公,包括初次分配不公,二次分配不合理,以及由此引发的存量不公,流量不公,机会不公,能力不公等;三是上升渠道不畅,社会阶层固化,社会阶层矛盾激化;四是贫富差距过大,基尼系数严重超出危险警戒线,且差距仍在持续拉大。公平正义缺失严重损害了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市场资源配置脱离了市场规律的轨道,不再按需求平衡合理分配,转而向特权区域特权行业

和特权人群越来越集中;同时,公平正义缺失还严重败坏了人的思想追求,通过合法方式追求商业价值和生活质量的主观愿望严重削弱,转而倾向全民通过贪污跑关系搞特权等手段谋取私利;再者,公平正义缺失蓄积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社会和谐稳定受大极大的损害,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稳定基石不再牢靠,另一种形式的崩溃不得不防。由此可见,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大最核心问题就是公平正义缺失。

三、如何修复并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公平正义

按照市场经济的自发逻辑,社会成员的利益迟早会发生分化,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会拉大,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发展会不平衡。解决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缺失会面临双重难题:一方面,如果不采取措施,让这种利益分化无限制地发展下去,就可能造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后果,会背离“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另一方面,又不能简单地采取强制手段将大家的收入和财富拉平,回到过去那种吃“大锅饭”的绝对平均主义状态。这就要求政府一方面不能强求利益的绝对均等;另一方面,又必须把社会利益的分化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之内。

(一)必须推行民主法治,建立与公平正义相适应的社会体制。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条件下,要真正实现公平正义,必须推行民主法治,这是一个根本的前提条件。胡锦涛同志在论述和谐社会时,将民主法治与公平正义放在首位;温家宝同志在两会的答记者问中,同时提到公平正义与民主法治。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因为两者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公平正义是对全社会而言的,而且主要靠法律和制度来保障,不推行民主法治,就难以有公平正义。

实现和维护公平正义,首先要求通过合理的分配制度,把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避免因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而导致两极分化。然而,社会公平的内容绝不只是合理的财富分配,还包括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司法等其他内容。要全面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除了缩小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维持基本的经济公平外,还必须从法律、制度、政策上努力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保证全体社会成员能够比较平等地享有教育、医疗、福利、就业、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和接受法律保护等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平正义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

公平正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在现代条件下,没有民主和法治,断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正义。因为现在我们讲公平正义,是指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在全体公民之间公平而合理的分配。这就必须有一整套既能充分反映和表达人民利益,又能确保政府权力为人民所用、政府政策满足人民需要的制度、程序和法规,否则,“人民利益”或“人民作主”便是一句空话。这样的一种制度只能是民主政治。

(二)政府应当在维护公平正义中应当发挥主导作用。问题的认识上,还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公平问题通常产生于市场失灵,而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分配不公和市场失灵不是单纯因为强调效率,更多是由于政府权力进入市场所造成的。我与这些人的看法不同。我认为,市场经济的自然逻辑本身就会产生出社会的公平问题,这是市场的局限性所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实现公平正义,政府需要对利益分配进行强制性干预。例如,维护社会公正所需要的“福利国家”政策,没有政府的强制性干预怎么可能实现?因此,关键不在政府干预,而在这种干预是否适当。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在一些情况下,政府管了不该管的事,包括对市场的不适当干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政府没有很好地管应该管的事,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环境保护等。

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政府无疑要承担责任,发挥政府职能作用,大力发展经济,建立健全各项政策,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从政治、文化、法律、道德等方面营造一种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确保每一个社会成员依法平等地享有接受教育、社会保障、劳动就业、收益分配、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法律保护的等项权利,切实保障广大公民民的切身利益,协调不同利益阶层之间的关系,进而使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使每一个人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不断提升经济运行质量和水平,获取更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最终不断增强整个社会的综合实力。

(三)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效率决定公平,率的水平决定公平的程度。没有效率,充其量只是低水平的公平;另一方面,效率又依赖于公平,没有公平,就不可能最大限度的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从而也就难以提高效率。改革前后的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入分配越平均,越不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从而造成低效率;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就有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效率。不提高效率,经济不发展,难以实现更高阶

段上的公平,难以解决不断出现的社会矛盾。相反,如果不讲公平,人们的收入差距就会越拉越大,就会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就不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其结果不仅导致效率的下降,还会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我国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方针,是基于特定的国情和发展阶段提出的。当时制约我国提高效率的主要因素,仍然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平均主义的影响。为了增强经济实力,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进一步打破平均主义的束缚,通过合理拉开差距,激发市场活力。这个政策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然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需要在整个社会变迁的背景下重新加以审视,不能凝固成贯穿市场经济整个发展过程的不变法则。我们应引起高度重视的是,当前这种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影响到人们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社会整体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逐步实现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效率与公平并重”或“公平与效率的优化结合”过渡,是当前应突出提出和解决的问题。

第五篇: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社会公平可提高经济发展效率

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社会公平可提高经济发展效率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多年来关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昨天举行的中国改革论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分论坛上,他认为,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加大公共财政支出、降低行政成本等诸多领域都大有改革的空间。

“消费拉动内需、结构性减税存在困难,社会矛盾加剧,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关。”迟福林说。他首先分析了近年来收入分配出现的新变化和新特点,他说,一方面,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收入分配不公本身,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不和谐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本身成为牵动改革发展全局的一个关键问题。

“过去我们努力做大蛋糕,但是现在依靠经济增长这样‘一白遮百丑’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了。”迟福林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要坚持民富优先导向,经济增长现在依然是基础,但是总量的增长并不能解决日益突出的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各类矛盾和问题。

在迟福林看来,以扩大内需促进消费作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着力点,并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迟福林说,这主要是因为消费投资结构存在突出矛盾,中低收入群体尤其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严重不足,“这些矛盾和问题恐怕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的基础性问题”。

“公平和效率始终是一个矛盾,现在看情况发生了变化,公平与效率正相关的系数大大加大了。”迟福林认为,社会公平不仅能够直接提高潜在增长,还能带来现实的效率提高。比如说,户籍制度改革,可以起到两个方面的作用,一个方面的作用就是稳定劳动力队伍,能带来经济的增长;另一个方面,能够逐步增大释放消费主体。

迟福林说:“现在很多制度上的不公平问题肯定对效率有影响,成为制约发展的主要因素。公平和效率,不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公平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释放效率、提高效率、放大效率。”

迟福林在演讲中还讲到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分配问题,讲到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他特别从基础制度建设方面谈了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观点和意见。

迟福林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建立在公开透明的基础制度之上。“现在由于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有些行业收入过高,但是有人不承认,这就要求以公开透明为重点建立基础制度。”

如何推进公开透明的收入分配基础制度建设?迟福林认为应该从多个方面着手,其中包括全面推进政府预算公开,以官员财产公开为重点逐步形成覆盖全民的财产公开制度等。

“收入分配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宋晓梧在点评时说,它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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