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顾效率与公平教案

兼顾效率与公平教案（共6篇）

篇1：兼顾效率与公平教案

兼顾效率与公平教案

【课程标准】

内容目标：解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主要体验：让学生设计合理的分配方案。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 通过教学使学生识记：效率的含义、公平的含义。

 通过教学使学生理解：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为什么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涵义、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

 能使学生结合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收入分配差距的具体事例，说明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意义，并且能从收入分配角度对建设和谐社会提出自己的建议。2．能力目标

 通过本课学习，培养学生辨证的认识和对待生活中面临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使学生学会运用矛盾分析法分析问题。

 培养学生全面系统的看问题，正确认识现实生活中的收入分配差距，提高综合分析

问题的能力

3．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

通过学习，使学生认识到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既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又能保证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认识到现阶段收入分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对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

【教学活动过程】

复习旧课：

展示画面，一个家庭的收入状况。

提问：他（她）的收入分别属于哪种形式的收入。

说明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是怎样的。（由同学来评价）导入新课：从分蛋糕趣事看分配制度的重要性。

多媒体展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益优先，兼顾公平。多媒体展示：深圳效率[视频] 什么是效益？学生分析。多媒体展示：效益的含义

深圳人幽默的说：“奖金不封顶，大楼快封顶；奖金一封顶，大楼封不了顶”。这种收入分配方式的改变为什么会引起不同的结果？

通过学生探究得出收入分配方式对效率有影响重要。多媒体展示：收入分配方式对效率的影响。

多媒体展示：什么是公平？学生分析。多媒体展示：公平的含义 课堂活动：招聘启示。通过学生探究得出。课堂活动：什么是真正的公平？ 没有差别未必真正公平（平均主义）

公平应指差别在合理的范围内。（基尼系数—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

（低于0.2绝平;0.2-0.3之间较平;0.3-0.4之间相对合理;0.4-0.5之间差距较大;0.6以上收入差距悬殊）(1996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就突破了0.4的警戒线)多媒体展示：触目惊心的数字、图片 多媒体展示：收入分配公平的意义

以上我们了解了效率和公平的含义、意义，那么二者到底存在什么关系呢？ 多媒体展示：图片

根据图片信息，老师启发学生概括总结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多媒体展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老师简要解释二者还存在着矛盾，并由此导入下一问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是怎样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的呢？ 效率优先-----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蛋糕做大)多媒体展示:华西村的启示(1)兼顾公平呢(分好蛋糕)多媒体展示：华西庄(2)多媒体展示：青藏铁路 先富帮后富以实现共同富裕 多媒体展示：《决定》的有关精神

兼顾效率与公平要正确处理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与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关系 刚刚落幕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提出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老师简要总结：种地不交税，上学不交钱，居者有其屋，看病有保证，收入大提高。你看咱们的政府是个怎样的政府？

是个以人为本，为民、亲民、务实的政府，一个为老百姓办实事、跟老百姓贴心的政府，有了这样的政府，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未来：人们的工作效率更加提高，收入分配更加公平，社会更加和谐，百姓生活更加美好！

多媒体展示：本课小结 【课外作业】

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回来，董事长如来拿出100万元奖励他们。结果师徒四人因为如何分配奖金而闹得不可开交。

请你替他们设计一个奖金分配方案，注意要考虑效率与公平哟。

篇2：兼顾效率与公平教案

摘 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人们在欢呼社会进步的同时，越来越关注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如何处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事业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呢？本文试就这些问题做一探讨。

一、社会保障制度的独立性决定其以“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为原则

社会保障是相对独立的社会体制，它包括经济制度，但并不限于资金筹集，发放，管理和运营，不仅仅是现金保障，还应该包括服务保障、权益保障、组织保障（老人和病人的协会等等）乃至精神和文化保障。现金保障当然要做好，这是基础和必要条件，但不能陷入“经济主义”。因此，不宜简单的提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宗教制度一样，社会保障制度有自己的独立内容。尽管这些制度也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甚至是为它“服务”的。社会保障制度中还包括某些经济制度，但毕竟有其自身独立性，不能归结为“市场经济体制”。所以也不能一概而论地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视为社会保障内部原则。

就作用于社会个体的角度而言，市场经济给社会个体提供了趋利的空间，而资源又是稀缺的，所以才要依靠竞争在竞争的优胜劣汰中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产生高效率，而社会保障制度本身是一种公共品，个人生存发展权利维护的实现程度并不受他人介入的影响，个体与个体之间是非竞争关系。而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弱者，每一个人维护自己生存发展的权利都是平等的。就对社会整体发展来看，市场是讲竞争讲效率的，但它必然拉大贫富差距，造成一部分社会群体在资源配置上的弱势和不利地位及基本生活的无助和窘迫。所以需要通过二次分配实现“兼顾公平”，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定。而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二次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社会保障制度应以“公平优先”，而社会保障制度要讲效率是指社会保障制度对社会效率的影响和社会保障制度本身效率问题。而不是指望社会保障本身产生多少直接的经济效益。所以对于社会保障本身，就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二、公平优先

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的最本质的体现是道义的公平（它的表现形式为待遇公平，社会保障施用对象其义务、权利不是对等的，而是对应的，甚至对尽义务较少的低收入阶层在待遇上有倾斜）。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市场经济中一种保护弱势群体的制度，它以名义上的经济公平（每个工作者平等缴费或交税而获得平等的保障权利）引导出实际的道义公平（经济弱者受到经济强者扶助）揭开道义非功利性的面纱，可以看到道义深刻的功利性，（只有社会福利得到更大程度的实现，才值得我舍小利而取义），所以社会保障本身所体现的道义上的公平恰恰赋予了它对社会效率的巨大的间接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保障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保障的实施可以缓解贫困，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调节收入差距，缓和阶层矛盾，倡导和谐的人际关系，解决一定的社会问题，从而创造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这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环境条件，这无疑也是提高社会效率的重要前提。

2、社会保障可以免除社会成员的后顾之忧，调动其生产积极性。社会

保障的实施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消除各种社会风险的侵害，免除后顾之忧，从而调动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这是提升社会效率的主观前提。

3、社会保障可以保证社会再生产所需劳动力的供给。社会保障的实施不仅可以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维持社会成员的生活，使其恢复、补充和保持充分的劳动力以备发挥，而且社会保障还提供健康保障和教育培训保障，从而提高社会成员的身体、心理和技能素质。因此，社会保障可以提高人力资源的存量，这是进行扩大再生产、提高社会效率的因素。

4、社会保障可以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完善，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是提升市场（社会）效率的重要一环，社会保障制度对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的促成，也就间接地对提升社会效率做出了贡献。

人人都可能成为弱者，人人都有维护自己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决定了社会保障参与性上的公平原则，即社会成员参加社会保障的机会是均等的，社会保障的待遇并不因为收入、地区差异而有歧视性差异，从这一点讲，我国的社会保障有违公平原则。

首先，我国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别。这是以户口性质作严格划分的。以户口性质而定，我国有近80%的农业户口。长期以来，他们完全被摒弃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全部的保障依赖于家庭和土地。目前，农村中唯一的国家正式推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虽然目前处于起步阶段，各地实施的情况也相去甚远。但这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真正是现代社会保障意义上的保障措施。这项事业从基金的筹集上就采取了个人和集体共同负担的原则，同时强调了自我保障的思想，打破了我国社会保障中一贯的“赐予式”模式和依赖国家和企业的观念。并且在组织管理上也统一由民政部门的专职机构管理。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广大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仍然很低。

反观城市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比农村人口高得多，相对于我国的基本国力而言，所享受的社会保障已是极充分了。很长一段时期内，居民享受的范围不仅有养老、医疗、工伤、残疾、死亡和生育等各项保险或救助项目，还享有食品补贴、住房补贴或分配、交通费用补贴等等发达国家才会涉及的保险项目。我国社会的二元结构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但是，在城市人口中，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所能享受的社会保障待遇又千差万别。这是我国社会保障对象非全民化的又一表现：即各部门、各企业、各种不同所有制单位中的劳动都所享受的社会保障待遇和项目差别很大。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参与性上公平原则的缺点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产生不利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最近两年来，为了有效扩大内需，政府和各有关部门采取一系列启动农村消费的措施。但成效并不明显。农村消费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启动和升温。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97年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为39%，1998年为38.7%，1999年进一步下降到38.6%。农村消费如此启而不动，固然有很多原因，但我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农村缺乏一个令广大农民放心消费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许多农民虽然有改善生活的强烈愿望，也有相应的消费能力，但由于担心老无所养和各种风险而不敢消费。因此，要有效启动农村消费，进而扩大内需，当务之急就是要通过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来分解广大农民的后顾之忧，增强农民的消费信心，促使广大农民既增加即期消费，又激发其潜在的社会购买力。

其次，再从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方面分析，社会保障的不完善已明显影响了经济上的效率。由于失业保障刚刚起步，覆盖面小，积累基金少，且并没有达到保障失业者基本生活的水平。因而，目前已有的失业保险仍未能真正发挥作用，这样，面对大面积的企业亏损，有些企业甚至是长期亏损，资不抵债，早应宣告破产。但由于社会无保障机制接受因破产而失业的劳动者，绝大多数亏损企业只能长期拖延，成为国家的沉重包袱，这实际上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因为企业难以合法破产，长期以来，导致许多企业不求进步，整个社会的其它企业也无法进行充分的竞争，竞争不充分，效率就不可能达到最佳状态。事实上，我们的社会正缺乏保护合法和充分竞争的机制，也就是缺乏获得最大经济效益的机制。

篇3：兼顾效率与公平教案

一、关于奥肯平等与效率关系理论的概述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于1956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曾任职于耶鲁大学、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他长期致力于研究宏观经济理论和经济预测, 专注于政策制订和分析,其学术成果在美国经济学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主要著作有《不公平的市场:如何解決市场经济中的不平等》、《平等与效率》等。

奥肯的平等与效率观集中体现于1977年出版的《平等与效率》一书中。 首先,奥肯明确地阐述了何谓平等、效率。 奥肯认为,平等社会绝不意味着拥有巨大财富或高额收入,这是邪恶的象征和罪恶的行迹,“这是对平等社会的一种误解。 一整套市场经济制度促成了这种不平等,但它们同以平等主义为追求目标的各种法律或政治制度一样,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 ”[1]（P5）在平等社会中,各种权利应当得到公正而平等的分配,而不能拿金钱来衡量。 效率则 “意味着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 生产中的投入包括人的努力、机器、厂房等实物资本的服务以及像土地、 矿产等自然资源的贡献。 产出则是成千上万不同种类的商品和劳务。 ”[1]（P2）这是奥肯对平等与效率概念的生动诠释。

在奥肯看来,平等具有广泛的含义,即在政治、 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应享有同等的权利,其与效率相结合就形成了权利平等与效率、收入平等与效率以及机会均等与效率等三对相关关系。

首先,它包含权利平等与效率。 他认为,权利具有以下几种特征:一是它们的获得与行使无需任何货币费用;二是由于权利是广泛分配的,它便无法遵守经济学家的比较利益原则,这一原则告诫人们应专门去从事他们能愉快胜任的职业;三是它们的分配与各种刺激或奖励、处罚不同;四是权利的分配强调平等,甚至不惜以公正和自由为代价;五是权利不能买卖。[1]（P6-8）以上表明,当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为公民们提供了广泛的权利分配并且法律上宣布了所有公民一律平等,但国家的经济制度却建立在市场决定收入的基础之上时,必然导致公民之间的贫富差距。 奥肯希望权利应避免受到市场经济中金钱对它的侵蚀,“社会至少在原则上把平等的优先权置于经济效率之上。 当我们转入市场和其他经济制度时,效率获得了优先权”。[1]（P86）也就是说,社会只有划出权利范围和市场的边界线,才能保证权利平等与效率获得正向递增的良性关系。

其次,它包含收入平等与效率。 一定意义上说, 收入分配反映了经济效率。 津贴、红利、利息、租金以及其他资产收入通过经济领域实现了财富分配, 即市场经济制度产生的巨大收入差距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收入平等,反过来又影响了市场效率。 在经济领域,购买效率的代价是收入和财富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地位和权利的不平等。 平等权利与不平等收入的结果造成了民主的政治原则与市场经济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收入分配的平等(并考虑到作为一种收入形式的闲暇) 与权利分配的平等一样,会成为我们道德上的选择。 对其代价和结果加以权衡, 我倾向于收入上更多的平等而且是完全的、最好的平等。 ”[1]（P45）奥肯肯定了收入平等的重要性,但关键要做的是在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经济中增进平等。

再次,它包含机会均等与效率。 奥肯认为,在机会均等问题上,一步赶不上,便会步步赶不上,机会不均等就等于非效率。 在大多数情况下,权利和收入上的不平等源于市场上的经济不平等。 经济不平等所反映出来的机会不均等能够通过现行制度结构加以纠正,比如,可以用促进均等化的公共政策来减轻或避免,从而使市场发挥“更大效率及更广泛平等的机会”。 他还用反例指出,工作机会中的歧视产生了弊病的三胞胎:不平等的机会、不平等的收入和非效率。[1]（P75）在奥肯看来,机会均等与效率之间具有一致性。

总之,始终困扰着我们的重大问题是对效率的追求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出各种不平等。 鉴于平等与效率之间的密切而紧张关系,当政者如何决策才能避免其带来冲突? 换句话说,社会经济改革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是以效率为代价多一点平等,还是以平等为代价多一点效率? 为了避免市场对权利的侵蚀,奥肯给出了对策:市场需要有一定的位置,而且需要对市场加以约束。[1]（P115）换句话说,他给出了一个中庸式的答案,即保持平等与效率良性互助的动态均衡。 那么应当如何设计呢? 奥肯指出:“如果平等与效率双方都有价值,而且其中一方对另一方面没有绝对的优先权,那么在它们冲突的方面,就应该达成妥协。 这时,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并且为了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 然而,作为更多地获得另一方的必要手段,(或者是获得某些其他有价值的社会成果的可能性)无论哪一方的牺牲都必须是公正的。 ”[1]（P86-87）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以多大程度、以多少代价的平等来交换效率? 大多数情况下,对平等与效率之间进行再分配的举措都很难两全其美且争议不断。 对此,奥肯认为,这就需要实现 “更多的平等所增加的好处相当于更多的非效率所增加的代价”。[1]（P88）他进而以“漏桶效应”回应了罗尔斯和弗里德曼关于平等与效率关系的不可化约性, 提出了以增加税收、保障收入和促进转移支付等动态均衡的方案。

二、改革开放以来公平与效率观的认识转向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改革开放政策是在遭受国内外严重危机形势下提出来的,旨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它也被称为 “挽救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在此背景下,我国实施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改革策略。 经过三十年的快速发展, 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根据新形势、新任务提出以“公平与效率兼顾论”代替“效率优先论”的新主张,这是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后的一次重要转向和探索。

从改革开放初到党的十七大之前,“效率优先论”得以全面贯彻。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农村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将农民收入同生产效率挂钩,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这种以效率决定收入的分配方式忽视了平等问题。 党的十三大在分配问题上第一次提出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相应的分配政策是“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人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的前提下体现公平”。[2]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提出的雏形。 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新的分配制度方案:“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市场经济领域, “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报酬要引入竞争机制, 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多劳多得,合理拉开差距”;“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提倡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3]在公平和效率这个两难抉择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十五大贯彻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 ”[4]概言之,近30年来,全面贯彻落实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跨越式发展。

自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政府提出了“公平与效率兼顾论”。 十七大明确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 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并首次提出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5]同时, 这次大会提出了逐步缩小收入差距的措施: 一方面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次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另一方面要“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等要求。[5]党的十八大对此补充指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6]从“效率优先论”转向“公平与效率兼顾论” 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调结构、转方式、促民生”的基本方针,特别是针对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我国政府提出4万亿投资计划,改善了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缩小了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缓解了基础设施瓶颈等制约因素,从而为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夯实了基础。[7]

三、奥肯论题与我国公平与效率观的现实困境

阿瑟·奥肯是较早系统论证“兼顾论”的西方学者,其理论设计是: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主义。 与此同时,奥肯从政治权利、财产收入以及社会发展机会等广泛领域探讨平等与效率关系理论,他力图以动态均衡模式回应决策者在社会经济改革中面临的平等与效率之间的艰难抉择。 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面临着类似艰难抉择,即如何处理好市场效率与政府公平施政的关系问题,因此十七大倡导的“公平与效率兼顾论”与奥肯论题具有一定的契合性。

那么,从“效率优先论”转向“公平与效率兼顾论”是否意味着我国新时期的公平与效率观已能处理好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呢? 国内一些学者也极力倡导“兼顾论”并视其为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较优选项。 李晓宁认为,“效率优先模式只讲效率, 不重公平,导致我国出现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分配格局”,“在当前阶段,只有坚持‘初次分配效率与公平并重’的模式,才能形成符合转轨时期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分配制度的路径依赖,改变收入差距过大所引起的各种经济、社会矛盾。 ”[8]李晓宁以转轨时期分配格局失衡为逻辑切入点,指出了“兼顾论”的益处。 然而,中国国情和发展任务并不仅仅如此,这从新近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未来5年乃至10年作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便可看出。 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而“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9]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实质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一根本问题;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非自十四大以来长期主张的“基础性作用”这一创新性理论观点,则更加突出了市场效率在改革发展中的优先性和重要性。 理论和实践业已证明,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而市场配置资源就是最有效率的形式。 这也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者的基本共识。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效率优先论”在我国不但没有过时,而且很有必要,不能以期同时兼顾公平与效率而忽视市场效率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先性和主导性, 否则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日渐突出的经济社会发展困境。

困境之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持续影响。 众所周知,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有巨大的国际和国内贸易市场份额,然而国际市场竞争和动荡使得世界对我国商品的需求呈下滑趋势,这种不利影响严重制约了经济效率。 比如,市场份额庞大的光伏产业就因欧盟乃至国内市场下滑使得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破产的噩运。 一边是企业利润和生产下滑,一边是就业难、工资低,如何兼顾? 若不积极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怎么可能提高利润和国际竞争力,进而增加工薪阶层的工资福利待遇。

困境之二是公民民主意识和参政能力日益提高与政治体系有限包容性之间的矛盾突出。 改革开放促进了市场经济的飞跃式发展,促进了社会多元利益分化,但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与多元社会日益增长的公民民主权利和参政能力诉求不相适应。 因此,当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后,国家能否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政治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充分保障公民政治权利和切身利益,这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简言之,实现公民政治权利平等与国家“政治吸纳”良性互动将成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可逾越的重大课题。

困境之三是与国际市场经济接轨的同时,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还没有完全转变职能,没有积极参与到现代市场体系之中, 尤其是金融业、旅游业、服务业、教育行业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9]与此同时,明确将政府的职能限定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等五个方面。 而当前新型城镇化改革面临医疗保障、土地产权流转、户籍、就业等重要制度约束, 缺乏统一有效的市场运行机制和监督制约机制,这些领域日渐成为滋生腐败、 引发社会矛盾的温床, 其经济效益与社会公平之间关系离期望的均衡点越来越远。 由此,当务之急便是简政放权与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

篇4：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

通过调节收入分配关系，使收入差距限制在合理范围内，使社会成员都能得到基本生活保障。效率与公平是市场经济的两个重要范畴。关于在分配制度中体现效率与公平，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文件中首次提出个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强调和阐述了这一分配原则。全面理解这一原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提出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是我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分配制度、分配原则认识的深化，也是对我国过去长期实行的分配制度反思的结果。新中国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在分配制度上，按劳分配原则从来没有被真正落实过，在实践中它早已被扭曲。分配中平均主义普遍存在，"大锅饭"现象随处可见，个人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企业经营好坏一个样，职工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割裂了收入与贡献的联系，使经营生产无动力，使劳动群众无积极性，这必然限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随着我国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我们逐渐认识并纠正分配中的偏差。党的十三大指出了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党的十四大进一步强调：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一方面，我们看到效率和公平是分配中的两个基本范畴，二者必须兼顾，不能偏废，这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上述提法还是把效率与公平并列起来或追求结果的公平，还没有把效率的提高放到优先考虑的地位。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分配问题上发生了质的理论飞跃，在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报酬要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多劳多得，合理拉开距离，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党的十六大报告在分配问题上的又有新的突破，指出，调整和规范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

可以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提出标志着我党在分配制度、分配原则问题上的成熟，符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把提高效率、发展生产力、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作为处理分配关系的首要原则，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没有效率的提高，只能是共同贫穷，不能走向共同富裕。当然也要兼顾公平，这也是搞好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这样把效率与公平有机地结合起来。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学含义

效率优先的经济学含义

这里讲的效率指市场效率即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效率。效率优先就是在分配（主要是初次分配）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抓住竞争这一核心，鼓励先进，人们的收入与收益和其投入的生产要素和贡献紧密结合，通过分配能激发人们劳动、投资的积极性，推动经济发展，对于人们的合法收入国家予以保护。具体要求及表现如下：

1、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要均等，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参与机会，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及重要表现。

在市场经济中，参与经济活动的人们应该大体上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即参赛机会均等。首先，具有同等机会支配和使用社会稀有资源，不允许少数人凭特权垄断这些资源。其次，要素流动的条件均等，通过市场各种要素自由流动。如在劳动力市场上，企业通过劳动力市场招用所需的各类劳动力，劳动者通过市场自由选择职业。这样，运用价值规律、竞争机制、工资信号的指导，把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更加有利于效率更高的环节上去，从而提高整个经济运行的水平。最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责任要均等，经营者可以依靠市场变化自主地安排生产和经营，盈亏要自负。

当然，效率优先要求机会均等不是绝对的，完全机会均等是做不到的。条件的差异，信息掌握的不同会引起实际上的机会不平等。

2、经济活动中竞争的规则应该是平等和公平的。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它不承认任何特权，每个市场竞争主体都必须遵守共同的规则。市场经济越发达，越要求建立、健全法律、规则，规范人们的行为。

3、收入必须与投入相适应、相对称。市场经济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各生产要素要合理配置，在分配上也要以投入的要素为依据，投入劳动获得工资，投入资本获得利息，投入土地获得地租。报酬量要由有效劳动量决定，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固然以投入的劳动量为基础，但受供求关系的影响，符合社会需求的部分即社会必要劳动量能实现其价值，而有一部分劳动因其不为社会所需要而不能实现其价值，投入这部分劳动的劳动者不能获得相应的报酬。

兼顾公平的经济学含义

公平分为市场公平和社会公平。实际上，我们讲的效率优先就是要实现市场公平，而兼顾公平指兼顾社会公平。

在市场经济中，由于每个人的主观条件不同，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在收入上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差距悬殊而且任其扩大就会造成多方面的严重后果，甚至出现两极分化。因此对收入要适当调节即兼顾社会公平。

在国民收入分配（主要是再分配）领域，国家运用法律、经济手段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对各类人员的收入关系进行调节，以实现社会公平。

1、通过制定有关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最低工资法》等，保障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收入。

2、运用累进税率的个人所得税调节高收入，运用遗产税、赠与税、财产税等适度限制非劳动收入，调节社会成员的个人收入分配关系。虽然一些法律在我国尚未制定、实施，但根据市场经济要求和其他国家的做法，这些法律、法规是必不可少的。

3、建立强制性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社会保险互助互济功能，对完全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及失去工作岗位等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弱者地位，收入水平大幅度下降的劳动者予以支持帮助，保证这些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等，这有利于社会安定，符合人道主义。

为什么把效率放在优先考虑地位？

1、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和观点，有利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占主导地位，只有把效率提高放在首位，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才能消灭贫穷，为共同富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物质条件。

2、从公平与效率关系看，只有坚持效率优先原则才能不断提高社会公平的含金量，否则公平的实现也是无源之水，只能共同贫穷。

3、从中国过去和现行收入分配格局以及不少人的观念看，平均主义的分配现象和观念还存在，需要以效率优先的分配机制去冲击和打破平均主义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束缚，给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效率与公平的不一致或矛盾方面。前面已提到，理论上可以讲人们在竞争中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实际上难以做到这一点，由于主客观条件制约，人们之间的收入必然存在差距。政府为了保证社会与经济的稳定、发展，要对收入作一些适当调整。这样，为了公平必然牺牲一部分效率，一些人不能得到应得的全部报酬，处理不好，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人们向上的动力。而追求效率的许多措施必然拉大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造成一部分人的付出得不到相应的报酬，或者干脆失去工作岗位，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处理不好就会出现两极分化现象，使社会处于动荡的状态。

效率和公平具有一致性。效率和公平有矛盾的一面，但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处理好二者关系，可以保持社会稳定，促使效率不断提高。只有效率的提高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公平的实现提供物质保障；只有实现社会公平才能为效率提高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效率与公平可以统一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计划经济中，由于公有制，生产资料为大家所有，没有必要谈竞争条件的平等，只能考虑分配结果的公平，只能是分配的均等，吃大锅饭，实行平均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以私有制为基础，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积聚，必然出现收入差距悬殊，导致两极分化，不能实现社会公平。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可以把效率与公平统一起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鼓励和允许一部分人靠诚实劳动和经营致富，允许个人凭借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获得收入，这样就能调动人的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同时，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国家利用行政、经济及法律等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关系，从制度上防止两极分化，做到公平分配。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与共同富裕

效率优先与共同富裕并不矛盾，兼顾公平与共同富裕又不是一回事。

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所谓共同富裕是指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以生产不断发展和效率持续提高为前提，全体社会成员逐步跨入富裕之门的经济过程。共同富裕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保障，以不断发展生产和提高效率为前提。因此，共同富裕与效率优先不矛盾，没有经济发展，效率提高，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贫穷基础上，更谈不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那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篇5：兼顾效率与公平教案

2013申论热点：价改要兼顾公平与效率

导语：如果要评论2013年的热门关键词，改革无疑是热门候选词之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公开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深化价格改革。多位专家接受采访表示，价改要减少政府行政干预，并明确主次、有序推进。价格的起伏与人民生活紧密相关，所欲在价改的道路上，一定要兼顾公平与效率。

【热点链接】

10月31日，国家发改委宣布成品油降价。这已是今年以来第十二次调整。综观各方对调价的反应，无论媒体还是市场，都是一次比一次淡定。

成品油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是今年我国价格改革工作的重头戏。成品油价格改革关系国计民生，专家分析认为，此次改革进一步避免了经营者无风险套利行为，大大遏制市场投机，有利于进一步规范成品油市场秩序，向市场化方向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在今年价格形势比较宽松的条件下，我国水、电、天然气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次第展开。

·水价改革明确思路

今年1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水利部联合下发文件，明确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制定原则、规范水资源费标准分类、支持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合理取用水、严格控制地下水过量开采、对超计划或者超定额取水制定惩罚性征收标准，并且提出了“十二五”末各地区水资源费征收标准指导目标。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均开征了水资源费。此次改革的重点是通过提高地下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严格控制地下水过量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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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价改革取得突破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7月，实行核电标杆电价，完善核电上网电价机制。同月，规范销售电价分类结构，将现行销售电价逐步归并为居民生活用电、农业生产用电、工商业及其它用电价格三类，此举为推进销售电价改革、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提供了有利条件。9月，国家发改委提高了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标准，并出台了调整和完善光伏发电价格及补贴政策的文件，为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和减少大气污染排放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支持。

·天然气价格建立新机制

自7月10日起，国家调整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增量气门站价格一步到位，存量气门站价格适当提高，建立天然气价格与可替代能源价格挂钩的动态调整机制。这次调整有助于理顺天然气价格，对保障市场供应、优化能源结构、促进节能减排将发挥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建立了新机制，为将来天然气价格走向市场化奠定了基础。

·电煤价格取消双轨制

抓住煤炭供需形势近年来少有的宽松局面，今年取消了重点合同，取消了电煤价格双轨制，国家发改委不再下达跨省区煤炭铁路运力配置意向框架，煤炭企业和电力企业自主衔接签订合同，自主协商确定价格。至此，电煤价格已经完全放开由市场调节。

【热点评论】

水、电、煤、油、气，关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既要理顺长期扭曲的价格体系、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也要考虑社会的承受力，特别是要兼顾困难群体的利益，这是近年来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坚持的一个原则。

以天然气为例。天然气是优质高效的清洁能源，但我国天然气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仅为5%，远低于24%的国际平均水平;我国天然气资源相对贫乏，剩余可采储量不足世界总量的2%，人均探明剩余可采储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7%左右，但长期以来，我国天然气出厂价格大大低于进口天然气到岸价格。无论是从扩大进口天然气、调整能源结构的角度，还是从激励社会资本投资勘探开发天然气资源的角度，都要求尽快调整不合理的天然气价格。

正是考虑到天然气是许多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涨跌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水平，作为今年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重点项目，国家在7月出台的天然气价改方案中决定，只调整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不调整居民用天然气价格，在理顺价格的同时，保障居民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同时，充分考虑对化肥、出租车等下游行业和产品的影响，提出了相应的化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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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区分基本和非基本的价格阶梯制度，这一兼顾公平与效率的重要举措，被广泛运用于居民用水、用电、用气的价格改革中。试点工作也在全国部分地区进行。水、电、煤、油、气，关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公平与效率是重要内容。

篇6：兼顾效率与公平教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也出现了诸多问题,特别是在收入分配领域,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扩大,基尼系数（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逐年增长，收入分配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

关于如何把效率与公平协调一致，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一直是理论与实践中的难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时隔五年，就在前不久结束的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又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可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处理收入分配领域的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依然是最佳的原则。但是稍作对比又发现“两大”报告在该问题上还是有些不同的，所以在新的时代，新的国情之下要想更好的处理收入分配领域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必须赋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新时代背景下的意义。

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公平是效率的前提，二者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实现效率和公平的正确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所谓效率，是可以按经济生活中劳动数量、质量同劳动成果的比率来度量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也可以按投入的生产要素同所得的经济成果的比率来度量，投入多，效率高，收入高，反之就收入低，甚至没有收入，发生亏损。所谓公平，是指人们之间利益和权利分配的合理化。

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和公平大体上作用于不同的分配过程。经过市场进行的分配是初次分配。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是按其在经济活动中的贡献来获得收入的。效率高，则收入高；效率低，则收入低。假如市场上不需要你所提供的生产要素，就得不到收入。各种生产要素贡献的大小，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作出判断的。在初次分配中，个人的收入取决于个人拥有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要素的市场价格。初次分配以效率为原则，就是说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就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效率高、竞争力强、生产适销对路产品的商品生产经营者获得了更多的收入，使人们的收入拉开了档次，充分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效率优先就是要求市场在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要求收入水平按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决定。从而可以引导人们不断提高效率，增加社会财富，解决如何把蛋糕做大的问题。但以效率为原则，并不等于忽视或者低估初次分配中公平的原则。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在初次分配中突出存在的行业不公、身份不公等现象，更警示我们要加大对初次分配中公平的问题的思索。其实，重视效率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既然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就需要调动广大劳动者包括科技和管理人员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此，完善分配制度，改革分配体制，更加重视社会公平和分配公平就显得尤为重要。

但是，经过市场实现的初次分配，确实还不能完全把蛋糕分得公平合理。比如市场机制的作用造成一些人很富有，一些人连基本需要都无法保障。因为收入两极分化，将对社会运行机制造成双重后果：一方面，对众多穷者的社会激励失效，极低的收入无法激发穷者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富者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有可能侵害社会约束机制。社会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失灵，必然从宏观上破坏社会的均衡状态，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无序化，从而严重破坏社会的经济效率。所以，市场初次分配的某些缺陷必须由再分配来弥补。在市场初次分配考虑效率的前提下，通过税收等手段调节收入差距，达到社会公平。然而近年来，国民人均收入仍有拉大的趋势，可见处理好再分配中的公平问题依旧任重而道远。这也正是胡锦涛总书记为什么说要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原因。所以效率和公平存在着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效率是实现公平的物质基础，只有通过提高效率创造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才有可能实现分配的公平；另一方面，公平又是提高效率的前提，只有收入分配公平合理，才能激发劳动者尽可能全面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尽快增加物质财富。总体来说，新时代背景下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就是针对我国当前的国情，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前提下，进一步注重两次分配过程中的公平问题，尤其是再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