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服饰变迁看社会发展

从服饰变迁看社会发展（共6篇）

篇1：从服饰变迁看社会发展

从统计角度看深圳人口的发展变迁

11月11日中国进行了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其中深圳普查的结果出来之后,几乎让所有关心深圳的.人们大吃一惊:该结果显示,深圳市总人口达70084万人.此后,深圳人口问题成为社会十分关注的话题,并由此带来诸多被关注的人口话题.

作 者：杨光辉 Yang Guang Hui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厦门大学计统系博士研究生 刊 名：特区经济  PKU英文刊名：SPECIAL ZONE ECONOMY 年，卷(期)： “”(4) 分类号：C92 关键词： 

篇2：从服饰变迁看社会发展

【改革三十年】从标语口号变迁看社会发展

现代汉语词典对“标语”的解释是：用简短文字写出的有宣传鼓动作用的口号，也就是说，标语和口号是不可分的。标语口号，因具有言简意赅、准确贴切、生动形象、朗朗上口等特征而倍受国人青睐，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了中国人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标语口号算是正宗的中国特色。

小时候看到的标语口号，政治色彩特别浓。那时舆论宣传工具不如现在普及，国家机器的运转除了开会就是标语口号了，开会是为了传达“最高指示”和“路线方针政策”，标语口号则是用来把“最高指示”和国家大政方针通俗化、简单化，直接把上级的精神贴到城市农村，工厂公社，部队学校，大街小巷，让广大的人民群众了解、遵从。比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不低革命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看了就让人感觉到剑拔弩张的斗争气氛；“要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有这几个字天天眼前晃，谁敢不公而忘私啊？“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要准备打仗”则让人想到时刻 “备战备荒为人民”；“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和“胸怀全中国，放眼全世界”等标语常常激起我们的国际主义热情，天天惦记着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广阔天地，大有可为”这几句标语也不单纯针对城里的知识青年，我们那时候上学也是遵从伟大领袖的指示，“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每星期开设了两节劳动课；至于“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抓革命，促生产”、“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等是属于工作指导类的，言辞谆谆，简明扼要，一看就知道该怎么做。总而言之，那个年代，标语口号几乎成了治国平天下的唯一工具，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环节。

记得小时候我们玩一种“摸瞎”的游戏，一个孩子站在圆圈当中蒙起眼睛，其余的孩子依次走到他面前说一句话，让他听声音猜人，大部分孩子居然都选择了喊一句口号，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那句“有命不革命，要命有啥用？”这铿锵有力的口号至今还在我耳边挥之不去。小时候放学后我们常常相约到田地里割草，贪玩的孩子们常常是玩够了才象征性地割点草回家。一次不知道是谁提议，七、八个孩子居然疯狂地砍起已长到半人多高的玉米苗子，边砍边叫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奇怪的是路过的大人们居然也没有阻止的，估计一是害怕阻止了这一“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革命行为可能会遭到红卫兵、红小兵们的批斗；二是觉得“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反正砍的是生产队里的庄稼，又不是他一个人的，虽然那时候天天宣传让人们“向雷锋同志学习”，但觉悟低的还是不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开批斗会，斗争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当过伪保长的后人，他的儿子和我一个班，会前老师安排他上台揭露他爹的“变天复辟”行为，他死活不同意，在那儿一个劲地哭。老师没办法，只好退一步要求他在会上喊几句批判他爹的口号，表明立场和态度，他答应了。会上，老贫农们一个接一个上台发言，纷纷批判伪保长的汉奸行为，有的说到激愤处，一脚把那个伪保长的后人踹到了台下。到该喊口号了，做儿子的脸涨得通红，怎么也喊不出来。老师很严厉地警告他，划不清界限就要开除他。他一急就站起来了，举着拳头高喊：“打倒俺爹！”下面习惯性地跟着喊：“打倒俺爹！”喊完才反应过来，于是就开始又笑又骂，整个批斗会乱哄哄的，开不下去了。驻村的工作队因此很生气，认为是伪保长的后人有意策划，逃避批斗，宣布第二天要把伪保长的后人送到公社去改造。没想到当天夜里，伪保长的后人想不开，用裤腰带上吊自杀了。他的儿子也因此辍学，变得异常沉默。后来我回家时见过他一次，得知他信了基督教，并且做了那几个村庄的教头，天天领着为数不少的一帮人聚会祷告。提起耶稣，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开始滔滔不绝向我宣传信教的好处，其狂热程度不亚于当年批斗他父亲的人们，倒让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的春风遍吹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户外标语口号也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先是“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的标语代替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接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小平，您好！”等标语大批出现，让人禁不住耳目一新。从这些标语可以看出，中国已经摆脱了极左思想的干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树立了高效率、快节奏的全新价值观。我们村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后，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把路边“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等“资本主义的尾巴”割去了，刷上了“谁穷谁丢人，谁富谁光荣”十个大字。虽然至今村里也没出几个比尔盖茨等世界首富，但村民们谁也不想太丢人，所以都卯足了劲去发家致富，现在的生活正象文革期间一句标语所憧憬的那样，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村里的标语也一换再换，一会儿说“要想奔小康，电话来帮忙”；一会儿又“要致富，先修路”；再不然就是广告，赵本山在那里一本正经举着一化肥袋子，要求大家“复合肥用华丰”；计划生育检查，就刷“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鼓励年轻人外出打工，“要想早日奔小康,打工赚钱是良方”、“农民要想不受穷,出外打工才能行”等标语就铺天盖地；新农村医疗合作社成立，又写：“一人交纳十元钱，身体受益一整年”、“疾病导致贫困，防贫先保健康”；三夏时节，标语上写“严禁在公路上打场晒粮”、“焚烧麦茬，拘留罚款”；若是换上“焚烧秸杆，罚款五千”那就是到了“三秋”了。不用去乡政府了解，只要看路两旁的标语，基本就可以知道乡政府的工作日程。仔细研读乡村标语，别有一番趣味。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标语口号也越来越呈现多元化，对社会关注范围更广，风格更加五彩纷呈。汶川大地震，一句“汶川挺住，中国加油！”，一声“捐出一份爱心、共建一个家园！”、“不抛弃、不放弃！”让多少人泪流满面，那一刻，全中国、全世界的华人心相连，手相握，万众一心，共渡难关。“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在奥运会上风靡一时，“点燃激情、放飞梦想”宣示了中国人的骄傲，那一刻，世界有多少人瞩目中国，有多少炎黄子孙为之自豪。当然，更多的标语口号是应用在各项工作中的，如“只生一个好”是说计划生育的，因为发展经济的同时中国已经意识到人多不仅仅是力量大，还会让本来就不强的国力越来越不堪重负，最终使人口问题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于是“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这句标语开始家喻户晓；“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是说教育的，在农村，初中辍学现象十分严重，于是“养女不读书,不如养头猪!养儿不读书,就像养头驴!”、“初中不毕业，别想去打工”、“不娶文盲妻，不嫁文盲汉！”等标语应运而生，理虽然是那个理，但是读来却让人感觉很不舒服。也有些标语血雨腥风让人不寒而栗的：如“宁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个”、“宁添一座坟，不添一个人”、“打出来！坠出来！流出来！就是不准生出来！”等等，冷酷、蛮横、血淋淋的标语背后体现的是基层干部对人性和群众权益的极端漠视。

近几年，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倡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标语口号也变得温情脉脉，先是路边的草地，以“小草青青，踏之何忍”、“小草微微笑，请您旁边绕”取代了原先冷若冰霜的“严禁践踏草地，违者罚款”，接着诸如“飞车抢劫，当场击毙”、“谁穷谁丢人”、“乱倒垃圾，全家死完”等标语口号也被“他家也有好几口，你怎忍心下毒手”、“其实，穷人更需要关怀”、“垃圾说：让我离这里远点”之类更人性、更温馨、更和谐的标语口号取代。变化最明显的是计划生育的标语口号，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2008年8月2日在其网站上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普遍开展一次清理、规范、更新人口和计划生育标语口号工作，全面纠正长期以来计生标语口号宣传上存在的冷漠、强硬、呆板、简单重复、质量不高等问题，代之以能够体现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的标语口号。如“中国社会要和谐，人口问题先解决”、“男孩好女孩好，比例和谐更美好”、“让自己更轻松，使社会更和谐”等等，被众多的网友戏称为“计生从良”。这一举动虽然来得晚了一些，但仍然传递了权力对权利的态度，反映了公权对私权的尊重与保护。通过这些言简意赅、言辞切切的新计生标语，我们看到的是人性的回归、时代的进步和执政理念的改变。这些符合时代人文精神的新计生标语口号的出现，无疑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面旗帜。

篇3：从社会变迁看教育离乡

但是，我们看到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已经增加了城市教育的负担。造成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不平衡发展，教育在农村的发展后劲不够，而且呈现出下滑的趋势，教育离乡现象已经非常明显。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中有一章叫作“文字下乡”，道出了20世纪初中国农村所面临的教育落后的状况。正是这种状况的存在，他才提出了所谓的文字下乡。农村人从本质上来说是缺乏知识的，他指出必须通过文字下乡来提高农村人的文化知识水平。但是现在看来，中国的教育已经开始脱离乡土社会。这并不是说农村的教育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中国，农村的教育和城市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农村的教育质量由于师资、环境等各方面的影响本身就处于一个劣势状态[3]。教育离乡现象的存在将会使农村与城市的教育差距更大，进而导致城乡差距的扩大。

一、社会变迁所涉及的主要方面

1. 人口变迁

人口变迁包括人口的增长、人口的移动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的人口总体上呈现出一个增长的势头。而且自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移动的规模也在不断地加大，主要是由农村向城市的移动。就人口结构而言呈现出复杂多变的趋势。

2. 农村社会的变迁

改革开放伟大战略的实施，对农村的社会变迁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兴起，以及最近几年所进行的新农村建设，都有力地改变了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

3. 教育体制的变迁

教育变迁作为社会变迁中的一大方面，对社会变迁起到了有力的智力支持。普通教育、高等教育、民办教育组成了教育体系的主要框架。社会对教育的关注度已经明显加强，教育的使命任重而道远。

4. 经济体制的变迁

中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迁。国有企业的改革，私营经济的发展，由经济体制的变迁所带来的是经济的良性发展与国门的开放。经济发展的步伐正在加快。

二、社会变迁导致教育离乡的现状分析

1. 人口流动与教育离乡

人口流动会引发教育离乡，是指人口由农村向城市流动，广大农村学生进入城市接受教育，导致农村学生人数减少，城市学生人数增加。这就进一步要求国家加大对城市教育资源的投入而弱化对农村教育的扶持。

最近几年来，中国的人口呈现出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的态势。据有关数据表明，2009年中国流动人口已达到2.11亿, 平均年龄为27.3岁，流动人口中有78.7%为农业户口，以青壮年为主，这些人主要分布在社会服务领域，多集中在低薪或高危行业。在人口流动中主要是以农民工为主体。很多农民工选择在离自己家乡不远的城市就业，而且这些农民工大多将自己的孩子也带到了城市接受教育。在农村，我们可以看到小学生数量在逐年递减，有的乡村小学一个班级的人数甚至不到10个人，有的一个学校的总人数也只有二三十个人左右，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减轻了老师的教学压力。农村中小学人数不断下降的现象已经迫使国家和政府对农村的教育资源采取有力的整合。尤其是最近五年来，政府加大了对农村学校的合并。很多村办中小学通过有力的整合在办学规模上有了很大的改观。

但是，我们看到农村中小学的合并对于一些地处偏远地区的孩子来说并不是给他们带来了便利，而是增加了他们的上学负担，在许多山区小学，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变成了寄宿制学校。因为撤点并校后很多学校离学生的家非常远，学生必须选择住校，有的小学生，年龄还非常的小，他们的自理能力还没有达到一个可以完全照顾自己的年龄。这使得农村的学龄期儿童不仅从时间上，也从空间上脱离具体的生活世界直接进入到抽象系统的封闭式系统中，可能导致他们在认知和人格发展上的先天不足，尤其是他们的社会化将遇到可以预知的困难。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缺乏乡村经验和家庭天伦的滋润。

著名的教育学家陶行知说过：“中国的农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往城市跑。”[4]这主要是由于人口大规模地向城市流入而造成的。人们迫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开始盲目地向城市跑，城市犹如一个磁场在吸引着农村的人口。随着人口的流动，大量的村庄学校将在中国消失，教育资源的整合可能意味着中国乡村文化的没落与终结。人口流动规模的进一步发展会加快教育离乡现象的再次高涨。

2. 城市化与教育离乡

城市化的推进已经让教育离乡问题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从新中国成立开始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5]。最近几年来，政府所实施的各项政策都在推动着城市化的发展，例如户籍制度的开放，广大山区移民的搬迁，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加，城市规模扩大等举措的实施，这一切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据有关数字统计，2010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已经占据总人口数量的42%，达到5亿多，这样庞大的城市人口数量已经引起了许多教育资源的集聚，教育资源开始偏离农村，从而大部分聚集在城市，出现了教育资源的离乡，虽然在现阶段中国的农村人口仍然多于城市人口，但是农村所占有的教育资源和城市相比微乎其微。在有些偏远地区的学校，教师资源大量缺乏，校舍等存在很大的隐患，农村教育处在崩溃的边缘，最近几年国家相应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村教育发展的优惠政策，比如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孩子的学杂费，以及蛋奶工程的实施，还有大学生支教等项目，这一切都有力地促进了农村教育的良性发展，但是从根源上还没有解决农村教育落后的局面[6]。

由于城市化不断发展，教育离乡现象在削弱农村教育的同时对城市的教育造成了很大的负担。许多城市的中小学班级人数不断增加，班级的规模不断扩大，这就要求政府加大对于城市教育的投资力度。政府在投资城市教育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农民工的承受能力，给予农民工的子女免除借读费。这些政策的实施也促使了农村孩子向城市的集聚。总之，城市化的加快造成了城市与农村教育资源的差距，教育质量的差异，进而走向教育离乡。

人口流动与城市化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在现实中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是社会变迁的重要表现，他们和其他种种因素相互聚合构成了社会变迁。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说社会变迁导致了教育离乡。

在中国现阶段社会变迁虽然导致了教育离乡的出现，但是只要我们从全局出发，转变教育观念，改革教育体制，教育离乡的现象还是可以控制的。

三、扭转教育离乡的途径

1. 加大对于农村的扶持力度，减少人口流动

当前造成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还是农村贫困落后的局面。广大农民为了摆脱这种遭遇而盲目地向城市流动。虽然我们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我们看到农村的整体面貌还有待改善。这就要求国家加大对于农村的扶持力度，要让农村真正地富起来，走上小康之路。最近几年来国家实施了许多措施来扶持农村的建设，比如农业税的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的免除，新型合作医疗的推行。这些惠民措施的实施有力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是力度还不够，农村贫穷的现象还存在着。

对于农村的扶持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包括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应该想办法提高农民的幸福感，这其中包括农民的收入状况、生活质量、孩子接受教育的质量、享受的医疗保障等各个方面。只有这几个方面总体得到了提高，农村才会留得住他们。所以，我们应该对症下药，比如兴办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当地的剩余劳动力，鼓励一些大型企业向农村发展，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吸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可以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对农村的有效扶持将有力地控制农村学生向城市的流动，对中国最近几年来存在的教育离乡现象有一定的弱化作用。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更要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力度，促进城乡的有机统一。

2. 促进教育公平，统筹城乡发展

当前情况下，从全国的教育投资来看，占全国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只获得了其中的23%。在有的少数贫困地区，九年义务教务还没有得到保障，还存在适龄学生无学可上的现象，有的偏远地区基础设施、师资得不到保证，学生们坐在危房中读书的现象很常见。在城市，学生享受着不断更新换代的教育设施，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而且还参加各种课外辅导班。这种公平的缺少严重阻碍了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正是由于以上所存在的种种教育不公现象，许多家长宁愿花高昂的代价将自己的子女送到城市接受教育，这使得很多农村的学校变为空校，农村的学校不得不实行撤点并校措施来应对这种现象。所以，国家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大对农村教育的经费投入，尤其是要在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教师的配置上下工夫。要继续鼓励师范类应届大学毕业生到农村任教，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城市学校也应该帮助农村学校的发展，给予农村学校在教学方法，管理经验上一定的指导，城市学校可以和农村学校结成一对一的帮扶对子，加强城乡学校之间的交流。

教育资源的配置方面，应该对农村有所倾斜，尤其是一些政策方面，要给予农村相应的支持。在农村教育的基础设施方面，要加快农村学校的信息化建设，以此来加强与城市学校的资源共享和交流，促使城乡教育协调发展。

总之，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经费投入，切实解决农村与城市在教育经费上的差距过大现象。政府不但要发挥作用，而且应该与社会福利与慈善机构携手来解决经费的问题。不要让农村的教育因为缺少经费而停滞不前。只有农村的整个教育水平上去了，才能相对缓解农村学生的外流现象。

3. 全面提高农村学校的教学质量

当前情况下，随着教育离乡现象的发展，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农村中小学的教学质量和城市相比，差距很大。重点高中与重点大学来自于农村学生的数量在逐年下降。在中国农业大学所作的一项调查中，1999年至2001年这三年间农村新生比例均在39%左右，但自2002年起，农村新生比例开始下降，2007年跌至最低，仅为31.2%。这与农村的基础教育质量落后现象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农村教育质量的下降，也与农村的师资有一定的关系，现在的农村师资力量求大于供，农村许多的教师，还是由以前的民办教师转化而来。教师的年龄普遍较大，这些教师的教学方法及教学观念都比较陈旧，创新能力不够，而且基本都不是所教专业出身，大多数教师在课余时间也还进行着农业生产活动，有沉重的经济负担。很多教师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想法，只把教学作为一种谋生手段，缺乏进取精神。要想改变这种局面，我们在加大对于农村学校教师培训的同时，必须加大农村学校的教师与城市教师的交流力度。尤其应该多与城市的年轻教师交流，接受他们的新思想，新观念。

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国运兴衰系于教育，只有办一流教育，才会出一流人才，才能建一流国家[7]。城市化变迁导致了教育离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对承担义务教育责任的政府来说，却不能借口社会变迁而放弃自己提供公共生活服务的职责。农村社会的没落与教育离乡有很大的关系，乡村教育盲目向城市转移，会使中国社会走向单面化，从而进一步扩大农村与城市的差距。伴随着社会变迁的步伐，在加快城市教育发展的同时，也应该加快农村教育的发展。只要采取合理措施，教育离乡现象在中国还是可以得到扭转的[8]。而要做到这一点，从公平教育投资、统筹城乡发展的原则和目标出发，大力增加对农村教育的经费投入，切实改善甚至大大提高农村教师的福利待遇，不要让农村的教育因为缺少经费和人才而停滞。扭转或缓解教育离乡，不仅是对中国农民和农村的负责任之举，也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公平和稳定的战略之举。

参考文献

[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2]吴忠才.论城乡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当代教育论坛, 2007.

[3]陶行知.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1.

[4]李守金.农村社会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5]吴康宁.教育社会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6]熊春文“.文字上移”的社会学解释.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

篇4：从世界杯队服看服饰变迁

世界杯队服的变化

从世界杯队服的历史来看，不乏多种经典。从颜色来看，历届世界杯冠军球队身穿的球衣不外乎蓝、白、黄、红4种主色调，身穿蓝球衣的球队夺冠8次，身穿白球衣的球队夺冠6次，身穿黄球衣的球队夺冠5次，身穿红球衣的球队夺冠1次，而身穿橙色球衣的荷兰两度杀进世界杯决赛，但都铩羽而归。1966年，英格兰队穿着红色队服战胜了德国，获得了迄今为止的唯一一个世界杯冠军，这款红色的队服也深深留在英国球迷的记忆中。

以获得冠军的次数来衡量，蓝色和白色是世界杯队服的幸运色调，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就出现了20支球队以白色为主色调的球衣。

从款式来看，2002年世界杯时，喀麦隆队队员穿无袖球衣出场，引来纷纷议论，后来这套“行头”被国际足联禁止。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日本队的球衣以深蓝色为底色，左上角是日本国旗和日本足球协会会徽。这件衣服的正面以会徽为中心，向四周散发了数个比衣服底色稍浅的蓝色条状。对此，韩国教授徐坰德指出，日本的队服其实代表了日本的旭日旗，这个旗帜在日本带有军国主义色彩。于是，徐坰德于2014年6月2日上午向国际足联寄出一封信，要求删除日本队服上的这个图案。

从政治意涵看，“德意志战车”德国队队服一直采用白色上衣、黑色短裤，在1988年以后加上国旗花纹，其颜色的代表含义来源于黑、红、黄国旗三色。这是德国传统的颜色，其历史可追溯至一世纪时的罗马帝国。

“三狮军团”英格兰队队服主色同样来源于国旗的颜色，也就是英格兰的“十字旗”，此旗诞生于1200年，到1706年一直是英格兰的国旗，红色“十”字代表英格兰守护神圣·乔治。因此，英格兰的队服一直以红色和白色为主色调。

其实，服饰是一种相对于人体而从属于外在形式的东西，也是一种附属的美，其最大特点就是它的时尚性。服饰除了为人遮羞遮丑，还装扮人，使人感到美。但是服饰的形式又是短暂的，在古代可能各领风骚几百年或数十年，在今天则是各领风骚几年甚至几个月。

中国服饰的传统

谈到服饰，大约都要从西方去寻找根源，但无论哪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审美观，因而也就有自己的服饰和文化。中国是文明古国，文化发源较早，最早的服饰还得到中国文化中去寻根溯源。我国早在周朝就有了服饰的规章制度，虽然这一规章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体现人的高低贵贱和地位，但也涉及到审美。如贵族穿丝织品，庶民穿麻织品;贵族的便服是深衣，庶民的便服是短褐;贵族的成人礼是加冠，而庶民则只能戴头巾。后来，一部《论语》把当时人们的服饰描绘得淋漓尽致，有些观点也影响到今天人们的服饰形式和审美观。

孔子在《论语》里表达的服饰规矩和审美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是不同的季节应该穿不同的衣服，如“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泳而归”。（暮春三月，穿好春天的衣服，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位儿童，在沂水边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走回来。）

二是衣饰装扮以俭朴本色为美。例如，“禹，吾无间然矣......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我对禹没有什么好批评的了，他穿得那么简朴，但把祭服做得很华美。）

其三，服饰虽有个人爱好，但应当穿戴整齐和视具体环境而穿衣。

其四，对衣服颜色的搭配和衣服料质的选择孔子也有一定的审美观。他说，“缁衣，羔裘;素衣，霓裘;黄衣，狐裘。”（黑色的衣配羔裘，白色的衣配霓裘，黄色的衣配狐裘。）

孔子的这些服饰规矩和审美观当然只是中国2000多年前的审美观，有民族和时间局限性，但表明了服装形式和颜色早就是人们生活审美的一项重要内容。

世界服饰流行的潮流

不过，真正影响人的审美的服饰应当是近代所谓的时尚流行，主要是服饰时尚的流行。从国际流行服饰可以看到服饰对人审美的影响。早在1870～1890年，西欧许多国家就流行以装饰臀部为美的服饰，这就是巴瑟尔裙。从巴瑟尔裙的流行也看出了欧洲人对臀部美的标准和欣赏。臀部不仅要浑圆，而且要翘起，像黑人的臀部一样又高又翘。

当时流行的巴瑟尔裙就是用裙撑改变裙的自然下垂的样式，让臀部高高翘起。此外还用披巾或蝴蝶结饰物置于臀上，以装饰臀部并吸引人的注意。很多印象派画家对此都有表现，修拉的《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就是这种表现人物臀部美的典型。到了1914～1920年，女性已经穿上裸露较多的针织新泳装。20世纪30年代，美国和欧洲经济复苏，好莱坞女星敢于穿上上身为胸罩、下身为短裤的两件式泳装来展示美。这为以后比基尼的出现和流行开了先河。

从1945～1950年，碧姬·芭铎和玛丽莲·梦露凭借其电影明星的影响领导了世界服饰的潮流并成为了审美的标准，女人纷纷仿效她们的穿着和打扮，并以此为美。此外巴黎高级时装师设计的服装开始称霸世界。时装师迪奥在1947年设计出了服装的“新造型”之后，又推出了“垂直造型”“倾斜造型”“郁金香造型”“A型线”等新的设计，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以军装为时尚美的单调风格，强调女性的优美曲线。

此后，巴黎一位大胆的工程师设计出了三点式的比基尼泳装，以致发明者在命名这一凸现女性曲线和美丽胴体的服装时煞费苦心，把这种开创性的、震憾人心的，甚至是叛逆的革命性服饰与美国在太平洋中部试验原子弹和氢弹的一个叫作比基尼的岛屿相提并论。

1954年3月19日，法国工程师路易斯·里尔特发明的三点式泳装面世，发明者便把这种如同精神核武器的服装命名为比基尼，并向法国政府申请了比基尼的商标专利。这一命名的含义不言而喻，比基尼泳装就是引发人们审视自己服饰和体形美的一颗精神原子弹。它更揉进了一个广泛的美学原则，虚虚实实，半露半透。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三点式并非是在20世纪50年代才出现，也并非是里尔特的新发现。早在公元前1600年在希腊米诺斯壁画上就出现了类似的服装。欧洲历史上也有大胆的女性在小型舞会上以三点式服装露面，但被政府和教会以有伤风化而禁止。

1954年，用粗花呢制作，上衣为无领茄克带镶边装饰的香奈儿套装开始流行。这种套装搭配珍珠项链成为经典的职业女性形象，人们便以此作为评判女性美的一个重要标准。

现代世界服饰的流行

1955年，服饰时尚转到了裤装，西式服装逐渐代替一些传统的民族服装，而亚洲各民族的一些传统服饰元素和方法被运用到西方服饰并引以为美。1955年，迷你裙即超短裙正式流行，而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为纪念人在月球行走，又设计了女宇航员制服式的时装，即迷你裙与塑胶面料结合的服装。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高级时装业有了新的变化，在迪奥、朗万等老时装公司之后，一些新的时装公司如路易·费奥、埃马努尔·恩加罗等逐渐崭露头角。它们所创造的成衣时装也逐渐为社会接受，成为服装时尚的标准。

此后，一种用靛蓝染色的粗斜纹布制作的缉上双行包缝线、腰部装上标牌、价廉结实的牛仔裤问世并风靡全球。李维·斯特劳斯随后又成功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牛仔裤品牌。

20世纪60年代末，战后婴儿开始长大，伴随着摇滚乐在美国流行，披头士乐队和披头士的形象开始征服世界，并成为美的标志。与此相呼应，一种圆领、平面展开呈T形的针织套头衫——T恤流行起来。这一时装的始作俑者同样是影星。好莱坞影星马龙·白兰度在影片《欲望号街车》中身着T恤衫的形象引起大众的狂热爱好和效仿，由此深入到社会各阶层。

此后这种T恤衫与蓝色牛仔裤、不系领带的衬衫和皮茄克一起成为不分男女老少的最大众的平民装束，也成为一种大众时尚的标志，是你美我美他也美的共同认可。欧洲的年轻人则穿着皮装、戴着头盔骑着摩托，并以此为美，尽管这种穿戴被认为是垮掉的一代。女性在玛丽·奎特的“剪短你的裙子”的口号下，开始了“青年女装运动”，于是迷你风大行其道，并为人们所接受，成为红极一时的美丽装扮。

另一件风靡欧洲和美国的时装是1966年法国时装设计师伊夫·圣·洛朗创造的“蒙德里安式样”的冷抽象风格连衣裙，也被视为一种着装美。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服装时尚又有了新的变化，服饰经历了重组和重振的阶段。青年人同样在着装的审美和表现美中领导潮流。这个年代闪光织物闪亮登台，闪光织物和带着闪光片的迪斯科裙装风靡年轻一代。还有让人觉得美的是后跟高得不能再高的高跟鞋以及喇叭裤。1979年，动物花纹一下子出现在各种服饰上，包括大衣、紧身裤、帽子、鞋和手套。这也成为了美的装束。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欧美的着装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这就是朋克，其标志是极怪诞的服饰、五颜六色的发型和奇异荒诞的化妆，以此表现反传统和独行不羁的时尚，但是大多数人对这种装束无法认同。不过直到今天，在世界许多国家也还会见到这种装束。

同一时期，受性解放思潮的影响，欧美比基尼服装越来越露，也越来越透。三点式越做越小，后来有了近乎全部暴露的“G带”“皮带”“野蛮”式的比基尼。设计者和穿着者原以为这样可能会更美，但殊不知违背了审美的一大原则——半遮半掩。如果一览无遗，反而看不出美，只有挑逗了。因此一方面是官方的禁止，另一方面是公众的冷落，皮带式的比基尼等终于没有流行起来。

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们的着装时尚倾向于实用和简洁。舒适、简洁、休闲服装开始流行，而着力表现人体美的透明、裸露服装也走俏。与此同时，内衣外穿也成为一种时尚而流行起来。此外，体现中国文化的京剧脸谱、佛珠、书法等也出现在国际时装的展示台上，向观众透露着一种信息，包含中国文化因素的服饰开始被认为是时尚。到了20世纪90年代，服饰出现了许多变化，一是多样化，二是崇尚返璞归真，回归自然。

中国的现代服饰

20世纪90年代，中国主题的服装出现在世界许多时装设计师的时装系列中。不过，在中国，服饰和装扮同样有一个历程，与国际相比，不过是大同小异而已。

中国的现代服饰经历了以下一些变化：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长袍马褂、中山装、旗袍（与西方的巴瑟尔裙表现人的臀部美相比更显得优雅一些）到50年代的列宁装、布拉吉;从六七十年代的军装、假领到80年代的黄裙子和西装，其间还夹杂着70年代末的喇叭裤、蛤蟆镜和花格子衬衣，这一时髦像流行于欧美的朋克一样不受中国人的欢迎，但在当时还是被青年人视为美的装束。到了20世纪90年代便是休闲服的年代，以至于到21世纪初美女的标志是除了自身的美之外，一身的行头是：松糕鞋、吊带裙、透视装、露脐装、低腰牛仔裤和紧身裤等。

从这些以时尚为美的要素或标准来看，服饰永远是人们无法摆脱的追求美、评判美的道具和行头。而且时尚之美永远是由人群中的一部分得风气之先或引人注目的群体所领导和推动的。这些人包括影视明星、时装模特、歌星舞星、体育明星、电视节目主持人、政治人物（或政治事件和一个政权的意识形态）、名门贵族、英雄以及各种各样的新闻人物等。

美国女飞人乔伊娜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穿着一条裤腿写满色彩和图案，而另一条裤腿则是单纯颜色的裤子参赛，这种“阴阳裤”伴随着乔伊娜惊人的成绩（女子100米、200米冠军）和自信，马上就被视为美而在全世界流行起来。这是体育明星领导时尚的经典。

不过，2014年巴西世界杯后，有什么样的服饰会流行并影响世界，还要等世界杯结束后才能知道。

篇5：从服饰变迁看社会发展

从休闲活动反映社会生活变迁的调查

亲爱的朋友：

您好，我们是浙江工商大学的学生。我们调查小组希望通过对于休闲活动的调查来反映出社会生活的变迁。希望您能抽出点时间做这次调查问卷，非常感谢。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

1.您的年龄（）

A.18岁以下B.18—24岁 C.24—40岁 D.40—60岁 E.60岁以上

2.您的休闲时间有多少？

A.1——2小时B.2——3小时C.3——5小时D.5小时以上

3.平时休闲方式是什么？

A.上网看电影、打游戏等B.看书、运动C.KTV或游乐园等D.其他

4.上网占休闲时间的多少？

A.20%B.40%C.60%D.60%以上

5.您外出旅游选择的交通工具（）

A.客车 B.火车 C.私家车.D.飞机

6.您选择的出行线路是（）

A.省内游 B.出省国内游 C.出境游

7.您现在能否接受飞机旅游的费用（）

A.能B.不能

8.您会把肯德基、麦当劳等美式快餐来选择作为自己的正餐么？

A．会B.不会C.看情况

9.日常饮食中，选择的较多的是下列哪一项？

A.特色餐馆B.路边摊C.家里D.美式快餐

10.日常饮食中，您更注重的是什么？

A．口味B.健康C.营养

11.您购物的原则是：（）

A需要什么，买什么B喜欢什么，买什么C什么打折实惠，买什么状况决定买什么

12.您平时主要的购物地点是：（）

A超市B专卖店C普通商店D网店

13.您购物的时候最看重什么：（）

A品牌B质量C口碑D售后服务

篇6：从服饰变迁看社会发展

刊发时间：2009-09-09 07:07:14 光明日报

主持人：本报记者 付小悦

嘉宾：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 王一川

《小说选刊》原副总编 肖复兴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颐武

王一川：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兼审美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教育部2005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首席专家。

肖复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曾任《小说选刊》副总编、《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已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报告文学集、散文随笔集和理论集百余部。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电影、大众文化和批评理论的教学与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文化信息通过“戏匣子”、露天电影这样的传播方式，介入到人民新的生活

记者：新中国文化60年是一个很宏大的概念，所以我们选取了“文化符号”这个角度来看60年之变迁。

王一川：我想，我心目中的60年来中国文化符号，是特别地指由我国人民在自己的60年生活中创造和使用的、凝聚着人生价值并具有广泛象征意义和感染力的符号表意系统，因而实际上是指中国文化的象征性符号。它可以是人物也可以是事物，可以是人工制品也可以是虚构作品，它曾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令我们感动，成为我们生活的共同路标，成为我们共同的历史与文化记忆。

记者：是的，文化符号的变迁对应着我们社会文化发展的脉络。各位能否谈谈您所亲历的、让您记忆深刻的文化符号？

肖复兴：我于1947年出生，可以说是新中国的同龄人。要说起来，我最深刻的文化记忆都是和收音机、录音机这些文化媒介联系在一起的。我上小学时，隔壁邻居家有一台红灯牌收音机，我从那“戏匣子”里听了很多相声、广播剧，对文学艺术最初的启蒙都来自这里。一天晚上，收音机里播赫尔岑的《喜鹊贼》，是由舒绣文、英若诚分角色演播的。隔着秫秸秆墙，我听得入了迷。可惜到晚上11点多时，听到一半，“啪”一声，邻居把收音机关了，现在我还记得自己当时难过的心情。

20世纪60年代，我上初中。大院里一位邻居的印尼华侨亲戚带来一个方形的老式录音机。那时正流行《林海雪原》，有一个孩子朗诵了一段，再从录音机里放出来，神奇得很。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文化信息就是通过这样的传播方式，介入到我们新的生活中来的。

王一川：我出生在50年代末期，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刻的中国文化符号很多，比如说，“大庆”和“大寨”分别代表全国工业战线和农业战线的典范。“铁人”和“铁姑娘”分别代表男人和女人的楷模。“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声则伴随了我的小学和中学岁月。

张颐武：我特别记得《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前几天看叶大鹰的电影《天安门》，激起我很多感慨，天安门，是新中国赋予了它特殊的意义。我父母是一所民族大学的教师，所以我还格外记得藏族同胞为解放军洗衣的《洗衣歌》，这些歌曲沉淀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记忆。

肖复兴：还有“三红一创一歌”，不光书的发行量大，还都被改编成电影、连环画，可以说是多方位立体“包装”。

说到这里，想起我刚去中国美术馆看了《新中国60年美术展》，看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老画家们的熟悉画作，我特别感慨。像宗其香的《长江三峡》，在山、水、松、云中画了江轮和迎风招展的红旗，吴镜汀的《秦岭工地》中的脚手架，刘子久的《为祖国寻找资源》在山水间画了一队地质队员正沿山脊小道攀行„„这些老画家画了一辈子的传统山水画，可是，在新生活的感召之下，在民族传统基础上，他们非常真诚地在画风中去求新求变，体现新生活、新因素，从里面，你能看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艺术家们由衷的真情。

张颐武：还有露天电影。冬天穿着大棉袄，在寒风凛冽中拿着凳子、手电筒看露天电影。说起来很有意思，露天电影对我来说就是从背面看电影的记忆。因为电影正面是有组织的学生、单位，零散的观众就只能坐在背面，后来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叫《从背面看电影》。还有露天电视，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一些机关单位已经有了黑白电视，二三十人围着看。这些露天文化都是新中国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这里既是一个看的活动，又是人们交往、传递信息的公共性的群体活动空间。

伴随着春晚，在电视的欢聚中感受到生活的稳定与和睦，从而体会到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需求

记者：“戏匣子”、“露天电影”已经成为久远的记忆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文化生活有了根本性变化。

王一川：邓小平的复出以及恢复高考，改变了像我这样许许多多人的命运。李谷一用她那特有的“气声唱法”一扫“文革”音乐的抒情八股，伴随电影《小花》等插曲，吹来了新的个性与自由生活气息，征服了亿万公众。我自己就是唱着这些歌度过自己的大学时代的，那是思想解放的声音。

张颐武：中国人的日常文化生活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文化发展有了根本性的突破，这是很清晰的。光说电影票房，今年上半年就有25亿元，并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还有每年出版20多万种图书，中国每年几万集电视剧的生产力„„总的来说，现在享受文化生活的机会大多了。

肖复兴：说到书，我就想起王府井新华书店，那也是我记忆中的一个文化符号。改革开

放初期，书店前排长队的情景蔚为壮观，经典名著一再重印，我就一堆堆地买回来。在那里你能感到，中国朝气蓬勃百废待兴，人们对文化知识真是求之若渴。

记者：您买的书里有朦胧诗吗？肖复兴：朦胧诗出版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事情了。我最初是从朋友的一个手抄本上读到朦胧诗的，都是从《今天》抄来的北岛、江河的诗。

王一川：如果让我列出我所能想到的文化符号，20世纪的有：70年代末：改革开放、科学、砖头录音机、李谷一等。80年代：下海、相声、春晚、张艺谋、王朔、西北风等。90年代：追星族、卡拉OK、电脑、大哥大、小品、赵本山、金庸、上网等。21世纪：幽默短信、大片、草根、超女、网民、鸟巢„„

张颐武：说到春晚，20世纪80年代中期，电视机逐渐普及的标志就是春晚。春晚是中国人民记忆中非常宝贵的一部分，它表明，人民生活发生了重要改变，个体生命经验有了表达空间，每个人有了发挥自己能力实现梦想的可能。春晚是中国大众文化有象征意义的里程碑，人们开始以轻松心态，去过更美好、更富生趣的生活。

王一川：的确，春晚是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发生重大改变的一个标志。春晚实际上是选择了全民借助电视媒介开展文艺联欢的方式，这意味着从广播媒介到电视媒介、从唯一声音的命令式到全民参与的联欢式、从庄正话语到艺术话语等的一系列转变。也正是在这种转变中，中国文化的运行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伴随着春晚，我们在电视的欢聚中感受到生活的稳定与和睦，从而体会到改革开放以来更尊重个性因而也更为人性的生活。

肖复兴：从“戏匣子”、砖头录音机到电视机，中国人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尤其是今天，网络、多媒体的出现，对于文化发展的作用更是潜移默化的。

王一川：除了媒介的演变，还有流行的艺术体裁或样式的演变。比如说，从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歌曲”、60年代的《红岩》和“语录歌”、70年代的“样板戏”、80年代的“相声”、90年代的“小品”直到21世纪初的“短信笑话”，它们分别成为过去六个十年里全国人民的最爱或最常用。现在，赵本山的“小品”在我们的生活中绵延了20多年，影响了几代人的生活气质和幽默价值取向。来自人们集体创作的“短信笑话”，虽然是运用最时髦的移动网络媒介传输，但其功能大体相当于当今时代的口口相传、旨在全民娱乐的民间文艺，也成为当今时代文化符号中的一个代表。

奥运会开幕式呈现了承前启后的大意义。开幕式上，既有5000年中国文化的积淀，又展示了60年来新中国文化发展的递进和拓展

记者：刚才王教授提到了鸟巢。去年北京奥运会，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集中展示中国文化符号的平台。

肖复兴：最明显的就是，鸟巢担当了新北京标志性的文化符号。

张颐武：尤其是奥运会开幕式，在这样一个大平台上，其格局呈现了承前启后的大意义。开幕式上，既有5000年中国文化的积淀，又展示了60年来新中国文化发展的递进。国旗、国歌、《歌唱祖国》，这些随着新中国建立而确立下来的文化符号，展现了中国人追求民族独

立、获得尊严的历程；而不拘一格、奔放开阔的鸟巢，是改革开放的新成果、新地标，是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表现。可以说，鸟巢是新中国形象的标志，也是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新的高潮的体现。60年最好的东西，都被有效地继承下来，变成我们未来发展的动力。

肖复兴：和鸟巢类似，剧场也可以看作衡量文化发展程度的重要符号。就拿北京来说，演出场所越来越丰富了。我写过《北京是一个戏剧之城》，当年徽班进京带动了昆曲、京剧的发展，那时北京有很多剧场，但是再多也赶不上今天。大的有国家大剧院，小的有“九剧场”，有湖广会馆这样的老戏楼，也有现代化的保利剧院，现在还有刘老根大舞台„„虽然剧场分布、票价还可商榷，但毕竟在发展。50多年前，昆剧《十五贯》进京大家还觉得新鲜，而现在，连世界级演出也像走马灯一样„„三大男高音不是都来过北京了吗？当然，北京比较特殊，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在别的地方也都是有这个趋势的。

记者：“文以化人”。文化符号对于民族精神的塑造功莫大焉。

张颐武：我认为这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一个国家要有象征性符号，人民必须认同，才会有凝聚力向心力，文化符号的意义即在此。第二，人民必须有记忆。宏大的国家历程与感性的个人记忆是纠结的，每个人的经验看似很小，但它是民族精神具体而微的表现。他看到大的符号会想到生命中感性的小符号。比如说，一个人看到天安门就想起他和新婚妻子在天安门前的合影，这样他对国家与社会的认识就会有一个深度。第三，体现了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中国5000年文明生生不息延续下来，新中国文化既是延续，也是新的开拓和变化。像京剧、梅兰芳，还有很多文化遗产，实际上都融入了新中国的文化记忆中。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在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