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铁路看近代社会变迁

从铁路看近代社会变迁（精选6篇）

篇1：从铁路看近代社会变迁

关于《从休闲生活变化看社会变迁》的实践报告

为了从杭州人休闲生活变化来反应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社会，这次调查我们共发了50份调查问卷。通过对比杭州各个年龄层的曾经和现在的休闲生活的对比，通过发放调查问卷，最后统计数据，得出社会生活发生巨大的变迁。这次实践调查更好的认识到社会变迁带给人们物质、精神的双重享受，更好的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1世纪的今天，随着小康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在逐步的提高。从要求饮食能够简单的填饱肚子到追求高档品味，再到讲究自然营养；从要求服饰能够单一保暖到时尚潮流、个性有品位；从要求住房能够挡风遮雨到豪华气派、舒适大方。人们现在追求的不是满足基本需要的品质生活，而是能够获得基本的需求之上的内在享受，是精神生活的升华。

关于消费观念和方式的变迁，感触最多。

以前的消费观念跟现今的变化是十分巨大。这个根据我们得问卷调查可以看出，现在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的老年人的消费观还是停留在改革开放前的状态。经过网上一些资料分析，得出这样的消费观的主要原因：价值观和制度因素。传统封建社会的消费观念：“黜奢崇俭”，《左传》有言：“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许多封建社会的思想家如老子等都视节俭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将奢侈看作万恶之首。建国初期物资短缺、生活资料匮乏，实施的计划经济体制则进一步强化了人们“黜奢崇俭”的消费观。量入为出、计划消费是当时中国人推崇的持家之道，政府长期实行低收入政策和不鼓励消费的政策，强化了人们节衣缩食、“攒够钱再花”的消费习惯。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政府相继对住房、医疗和教育等制度进行了改革，消费者对未来风险预期水平明显提高，进而导致尽管消费者收入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即期消费支出增长却相对滞后。

而现在随着改革开放，外来消费观的影响以及经济的发展，我们社会的消费观大致上已经处于温饱型转向享受型的状态。关于消费，已经不只是以前那样单单的物质上的消费和精神消费，还有一种叫做视觉消费。2005年9月13日，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发布的研究报告预测，从现在到2008年，中国奢侈品消费市场年增长率达20%；预计2008年至2015年的年均增长率为10%左右。到2015年中国将登上全球奢侈品消费市场的巅峰。2006年1月，来自高盛公司的关于中国奢侈品市场的研究报告又称，除私人飞机、豪华游艇外，2004年，中国奢侈品消费额已达60亿美元，在全球奢侈品消费中的份额已增长至12%。这种热衷于奢侈品消费的就是属于典型的视觉消费，不再是对物品的消费，还是对品牌所形成的视觉效应的消费。

但是中国人有着独特的消费行为，当然杭州也是不例外的。中国人独特消费行为其中包括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面子消费。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所谓“面子”是指个人在社会上有所成就而获得的社会地位或声望；所谓面子工夫，其实就是一种“印象整饰”的行为，是个人为了让别人对自己产生某些特定印象，而故意做给别人看的行为。戈夫曼进一步用戏剧理论的观点，将面子行为比拟为在舞台上演出的戏剧。“面子功夫”就像是做给关系网内其他人看的“前台行为”。个人对关系网内其他人做“面子功夫”，就像在舞台上演戏一样，他会刻意地安排他和别人交往时的情况背景，修饰他在别人面前的服装仪表和行为举止，期望在别人心目中塑造出某种特定的形象。

面子消费的表现形式：坐奔驰比坐奥迪有面子、坐奥迪比坐桑塔纳有面子；住山水别墅比住都市独楼有面子、住都市独楼比住大杂院有面子；不动用工资袋比动用工资袋有面子；打高尔夫球比卖煤球有面子；公款消费比自掏腰包有面子，在客厅里悬挂名人字画，身上佩戴要人送的装饰品等等。

面子消费的其他表现形式：攀比消费、炫耀消费和象征消费。攀比消费的重要前题是消费者购买某项商品并非出于物质满足的需要，它的发生更多地来源于攀比而形成的心理落

差。炫耀消费是指购买并突出显示奢侈品，以证明其支付昂贵商品能力的消费行为。象征消费指的是消费具有的符号象征性。即消费不仅是物理或物质的消费，而且也是象征的消费。这里的象征消费就如同之前所提到的视觉消费，都是关于“面子”的。

面子消费的现象在社会上是很普及的，大学也不能被排除在外。A上月消费318元，而B上月消费为4630元，同是一个班级的两名大一男生，月消费相差如此之大，后者几乎是前者的15倍。这是某某大学的两张有着天壤之别的月生活费清单：“为争„面子‟买名牌服装”，B说他上月买衣物花了1850元，其中有350元的阿迪达斯T恤，400元的耐克外衣，600元的阿迪达斯运动鞋和500元的休闲鞋。B穿的都是名牌服装，虽然这些衣物贵了点，但是无形中给他打了个高高的“面子分”，他有一个月买了一双1000元的篮球鞋，就引来好多同学羡慕的眼光，他觉得自己特别有“面子”。而B的同班同学A在本月买了一件外套和一双普通的鞋子，总共花了90元。

从休闲生活变化看社会变迁，我们还调查了其他方面。比如饮食方面的变化、休闲娱乐方面的变化等等。

古人云：民以食为天。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家家户户可吃的东西极为有限，在十岁左右的孩子眼里，吃无疑是最有诱惑的，玩只能屈居第二位，与现在孩子的心理需求刚好相反。在30年的记忆中，自然会与吃有关，与一些词有关。第一个与吃有关的词非“过年”莫属。在儿时的记忆中，“过年”简直可以与“好吃好喝”之间画等号的。家家户户，不管平时的日子多么忙碌，多么清贫，一到年关，大人、小孩都积蓄了足够的时间来消遣，都准备了相对丰盛的物品来享用。在小孩子的眼里，过年有新衣穿，有平时吃不到的白面馒头、猪肉和其它父母力所能及提供的稀罕东西。而对大多数父母来说，过年可算得上一种甜蜜或幸福的苦恼和负担。当初最让每个小孩眼谗、嘴馋的莫过于如今已逐渐销声匿迹的各式瓶装的水果罐头。在广大农村，逢年过节，罐头、白砂糖或古巴黑糖、手工挂面几乎成了人们走亲访友必不可少的礼品当中的主角。往往一瓶罐头，一包糖在亲朋好友之间转了个圈又回到了起点，只是，这时候罐头瓶上的商标要么已残缺不全，要么已去向不明，糖外面的包装由一层变成了多层而已。当初城镇居民过年前的集体大采购风暴，如今已渐渐降温。因为，交通的四面八达，加速了商品流通的节奏和频率，人们过年的吃、喝、用已与平常生活没有多大区别。第二个与吃有关的词当属“下馆子”。“下馆子”当初的含义应该是到饭馆吃一顿，后来渐渐演化为曾很流行的“搓一顿”。时至今日，在我心灵深处依然保存着对“下馆子”的种种难忘记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到城镇的那些零星而简陋的国营食堂或个人小餐馆，吃一碗面，几两饺子或几个包子，就算“下了一次馆子”，对大人小孩来说，那都绝对可以算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和炫耀的资本。而今，中华民族传统的一年一度的“年夜饭”，在一些大小城市里，已悄悄地从家里转移到了酒店，而且一年比一年火。与此同时，每年高、中考结束后，各大酒店就会适时推出一些不同档次的“谢师宴”，颇受学生、家长和老师的欢迎。就连农村人过红白喜事，也由原来自备原料、请人加工的模式，变成了到酒店包席宴请亲朋好友，既省却了主人操办酒席的奔波和艰辛，又提高了宴请的质量和水平，可谓一举多得。

从做问卷调查到填问卷调查再到实际访问再到做PPT等一系列的活动，虽然看起来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可是通过自己和小组成员的共同努力后才发现我们其实很辛苦的。这次实践让我们了解到老一辈过去的生活，体会到了他们的艰苦，认识到我们今天的幸福。这次的社会实践最大的收获就是体会到了团队合作精神，虽然在协作的过程中有些小插曲，但是我们那份一起努力一起协作的感觉很好，当每次完成一小份事情时我们就会有一种很自豪的成就感。这些经验对以后我们的生活是很有帮助，社会实践虽然辛苦但收获很大。

篇2：从铁路看近代社会变迁

摘要：满族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满族的先民可追溯到商周时期的肃慎，战国、秦、汉的挹娄，魏、晋的勿吉，隋、唐的靺鞨，辽、金、元、明的女真，清代的满洲。婚姻是构成家庭和社会的基础，随着历史的变迁女性的社会地位随之变化。同汉族一样满族也是从母系社会逐步向父系社会过渡的，女性由社会的主体地位逐渐成为男人的附属品。本文试从婚姻形态、婚姻观念、婚姻习俗以及满汉对比对满族女性社会地位状况进行粗略探讨。

关键词：满族婚姻；女性；社会地位

满族作为少数民族的一支，它有着自身民族特点，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进步以及各民族间的交流，其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就婚姻状况而言，满族的婚姻形态、婚姻观念、婚姻习俗等在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特点，女性的社会地位状况也发生了变化。本文试对不同时期的满族女性社会地位状况进行粗略探讨。

一、婚姻形态：由有性无家庭到一夫多妻再到一夫一妻多妾

同汉族一样满族也是从母系社会逐步向父系社会过渡的，妇女地位开始下降并逐渐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婚姻形态由一夫多妻转变为一夫一妻多妾。特别是清入关以后，受汉文化的影响，不准妻妾互相逾越礼制，家庭中等级逐渐确立。

商周时期的肃慎，战国、秦、汉的挹娄还处于原始社会。《后汉书·东夷列传》载：“挹娄，古肃慎之国也„„无君长，其邑落各有大人。其好养，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夏则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后”。所谓“无君长，其邑落各有大人”，是氏族公社尚未出现部落联盟，未产生阶级分化。据民族志看，当时处于由母权制想父权制的过渡期。男女双方除了性生活，没有组成家庭，所生子女知其母不知其父。母系制度下，女性占社会的主体地位，享有绝对权威，男性则处于从属与服从地位。

魏、晋的勿吉进入了原始社会后期的父权制大家族阶段。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出现了阶级分化。其婚姻形态变为一夫一妻制。“将嫁娶，男以羽毛插女头，女和则持归，然后致礼聘之。妇贞而女淫”。[1]“初婚之夕，男就女家，执女乳而

[2]罢，便以为定，仍未夫妇”男持女归，指女子由原来的接纳男子来访变为出嫁，从夫而居。男家持聘礼，揭示了由于私有制的发展，妇女已经变成了可交换的财产。聘礼的多少，相当于被出让女子的赎金多少。女子由此而归属于一个固定丈夫，配偶之间有了“夫妇”的名分，说明母权制时代女子多夫、男子多妻的群婚习俗以开始被一夫一妻制所代替。此时女性的地位开始下降，地位的高低也开始与可交换资产相挂钩。

五代时，黑水靺鞨兴起，改成女真。女真人的婚姻形态是个体家庭的一夫一妻制，禁止同姓通婚。《金史·世纪》中指出，“生女真之俗，生子年长即异居”，正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一夫一妻制的反映。但是，无论是父权制大家庭中的一夫一妻制，还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一夫一妻制，实际上都“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

这种新的一夫一妻制的习俗，是私有财产制的产物。由于私有财产掌握在男子手中，因此，“它是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的，其明显的目的就是生育确凿无疑的出自一定父亲的子女；而确定出自一定的父亲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子女将来要以亲生的继承人的资格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3]

二、婚姻观念：由“女淫”到“妇贞”

女子婚前性行为是否自由，即我们所说的“女淫”。在一夫一妻制初期，“女淫”的风俗是非常普遍的。男子为了确保父系血统的纯洁，因而要强迫妻子必须保持贞操，不允许与其他男子发生性关系，即所谓的“妇贞”。不过，刚开始的一夫一妻制，还较多地保留着母权时代的婚姻习俗。男女择偶不再取决于“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而是出自自己的意愿，“女和则持归”，其决定权还是掌握在女子手中。婚姻能否缔结，取决于是否“女和”。这说明女性在配偶选择、性行为对象选择、婚姻与否上有很大的自由与发言权，社会地位相对较高。

隋唐的勿吉史称靺鞨，秉行一夫一妻制。“其俗淫而妒，其妻外淫，人有告其夫者，夫辄杀妻，杀而后悔，比杀告者，由是奸淫之事终不发扬”，反映了女子婚外性生活仍然存在，只是秘而不宣，揭示了靺鞨人还没有完全脱离旧群婚习俗，女性社会地位依旧很高，掌握话语权也很大。

满族入关后受汉文化的影响不断加深，而随着程朱理学对人思想的禁锢，尤其是随着“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为大”思想的传播，满族女性思想也受到严重影响。

近代以前，离婚问题在满族社会是不存在的。丈夫休妻，女子擅自离丈夫而逃，看似离婚，却非真正意义的离婚。乌丙安在《中国民俗学》中记载了丈夫休妻的条件为“七出三不去”。[4]“七出”的条件即“凡弃妻须有七出之状，一、无子，二、淫翊，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嫉妒，七、恶疾”；“三不去”的条件即“一经持舅姑之丧，二娶时贱后贵，三有所受无所归”[5]如果丈夫发现其妻子符合“七出”里的任意一个条件，就能合情合理地直接将妻子休掉。然而，妻子有三种条件都不能擅自离开丈夫而离开。这实际上是用一种近乎变态的“女贞”观念以法律或者社会舆论的形式将女性完全禁锢在男权世界里。可以说，旧式婚姻完全是对妇女人身权利以及婚姻自由的一种严重束缚和剥夺，同时也体现了男权社会对女性权利的压制和践踏。

三、婚姻习俗：尚早婚、娶长妇、收继婚

满族尚早婚、娶长妇。一般在小儿时期即订亲、结婚。《柳边纪略》记宁古塔满族人，“结婚多在十岁内，过则以为晚。”《吉林通志》记载：“满人唯结婚多在十岁内，过期则以为晚”满族还以年少之男娶年长之女，十三、四岁的男子，必娶十七八的女子。满族所盛行的早婚及娶长妇的习俗，固然有历史传承因素，但主要还是由当时的社会因素决定的。满族入关前人口最多不过60万人，长期的军事征服使得大批的青壮年死于战场。战争的继续有需要大量满族人丁。男子16岁成丁，即要入伍从征。虽有“三丁抽一”制度，但实际上，战争期间几乎所有男丁都要从军，甚至有祖孙三代同时服役的现象。这显然又严重影响了人口繁殖与增长。要解决这一矛盾，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早婚并娶长妇，以保证在入伍之前就实现人口繁殖，久而成俗。

在这一过程中，女性单纯作为封建男权社会下的生育工具，婚育时间受到社会舆论的影响较大，缺乏婚姻自由精神与生育时间选择自主意识。且早婚严重影响了女性的身心健康，带来了较大的精神负担。

收继婚就是转房婚，这是一种原始的婚姻习俗。满族是女真的直接后裔，其婚姻习俗也是从女真那里继承下来的，收继婚在早期的满族社会也曾是一种较为兴盛的婚姻形式。《金史》称“女真旧俗，妇女寡居，宗族接续之。父死，则妻其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亦如之，故无论贵贱，人有数妻。”明代人撰写的《岷峨山人译语》提到，“胡俗妇丧其夫，其家男子即收妻为妾，父子兄弟不论也。他适，则人笑其不能胆其妇”[6]的记载。1619年，朝鲜的一个战俘被带到了赫图阿拉，在亲眼所见女真人的习俗后，他记载道：“嫁娶不择族类，父死而妻其母”[7]这种收继婚的习俗是原始的族内婚的残余，反映了把女人当作家族生儿育女的特殊性质的私有财产的宗法意识。家族中的私有财产不容外流，它必须由家族中的人按照血统进行传承。

四：满汉对比中的优越性

满族虽然有重男轻女的思想，都以生子为贵，认为接嗣有人，对于女孩，也认为多子多女是福。相比较汉族而言，想有更大的自主权。例如满族女性可学习骑射，史载：“女子执鞭驰马，不异与男。十余岁儿童，亦能佩弓箭驰逐„„”[8]由此可见满族女子在骑射方面享有与男子一样的权力。这在满族婚姻家庭中必满族受骑射文化的影响，妇女地位比汉族妇女地位高得多，丈夫外出做官或然决定了妇女将成为一个不可小觑的角色。

出兵驻防外地时，妻子便可以成为家庭的主事者，暂时充当家长的角色。平时，妻子也可以处理家庭内部而不牵涉全宗族的事情，比如仆役的管理、旗地的经营、子女的教育抚养等问题。丈夫一般多参加社会性活动而不过多过问家事。

满族统治者禁止缠足。据《清太祖实录》记载，崇德三年8月，皇太极下谕：“有效他国缠足者，重治其罪。”缠足实际上是披着理教的文明外衣，用野蛮残酷的方式，将女子禁锢于男权手中，残害女性的身心健康。相比之下，满族女性的社会地位则高得多，不缠足是对女性身心自由的一种认可，是对女性精神的一种解放。由于不缠足，满足妇女可在行动自如的情况下，参加劳动、从事家务，在付出体力代价的背后，是一种需要的满足，换来的更是满族妇女在家庭中不可忽视的地位。结语：

由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满族女性的地位由女权制的主体到男权制下的男性附属品地位，虽然与汉族女性相比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与自主性，但在封建社会占主体、男权主义占主体的世界里，享有的权力是有限的，享有的自由也是有限的。

参考文献： [1]房玄龄.晋书·四夷传卷九七[M].北京：中华书局，1996 [2]魏收.魏书·勿吉传卷一百[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57页

篇3：从社会变迁看教育离乡

但是，我们看到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已经增加了城市教育的负担。造成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不平衡发展，教育在农村的发展后劲不够，而且呈现出下滑的趋势，教育离乡现象已经非常明显。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中有一章叫作“文字下乡”，道出了20世纪初中国农村所面临的教育落后的状况。正是这种状况的存在，他才提出了所谓的文字下乡。农村人从本质上来说是缺乏知识的，他指出必须通过文字下乡来提高农村人的文化知识水平。但是现在看来，中国的教育已经开始脱离乡土社会。这并不是说农村的教育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中国，农村的教育和城市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农村的教育质量由于师资、环境等各方面的影响本身就处于一个劣势状态[3]。教育离乡现象的存在将会使农村与城市的教育差距更大，进而导致城乡差距的扩大。

一、社会变迁所涉及的主要方面

1. 人口变迁

人口变迁包括人口的增长、人口的移动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的人口总体上呈现出一个增长的势头。而且自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移动的规模也在不断地加大，主要是由农村向城市的移动。就人口结构而言呈现出复杂多变的趋势。

2. 农村社会的变迁

改革开放伟大战略的实施，对农村的社会变迁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兴起，以及最近几年所进行的新农村建设，都有力地改变了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

3. 教育体制的变迁

教育变迁作为社会变迁中的一大方面，对社会变迁起到了有力的智力支持。普通教育、高等教育、民办教育组成了教育体系的主要框架。社会对教育的关注度已经明显加强，教育的使命任重而道远。

4. 经济体制的变迁

中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迁。国有企业的改革，私营经济的发展，由经济体制的变迁所带来的是经济的良性发展与国门的开放。经济发展的步伐正在加快。

二、社会变迁导致教育离乡的现状分析

1. 人口流动与教育离乡

人口流动会引发教育离乡，是指人口由农村向城市流动，广大农村学生进入城市接受教育，导致农村学生人数减少，城市学生人数增加。这就进一步要求国家加大对城市教育资源的投入而弱化对农村教育的扶持。

最近几年来，中国的人口呈现出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的态势。据有关数据表明，2009年中国流动人口已达到2.11亿, 平均年龄为27.3岁，流动人口中有78.7%为农业户口，以青壮年为主，这些人主要分布在社会服务领域，多集中在低薪或高危行业。在人口流动中主要是以农民工为主体。很多农民工选择在离自己家乡不远的城市就业，而且这些农民工大多将自己的孩子也带到了城市接受教育。在农村，我们可以看到小学生数量在逐年递减，有的乡村小学一个班级的人数甚至不到10个人，有的一个学校的总人数也只有二三十个人左右，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减轻了老师的教学压力。农村中小学人数不断下降的现象已经迫使国家和政府对农村的教育资源采取有力的整合。尤其是最近五年来，政府加大了对农村学校的合并。很多村办中小学通过有力的整合在办学规模上有了很大的改观。

但是，我们看到农村中小学的合并对于一些地处偏远地区的孩子来说并不是给他们带来了便利，而是增加了他们的上学负担，在许多山区小学，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变成了寄宿制学校。因为撤点并校后很多学校离学生的家非常远，学生必须选择住校，有的小学生，年龄还非常的小，他们的自理能力还没有达到一个可以完全照顾自己的年龄。这使得农村的学龄期儿童不仅从时间上，也从空间上脱离具体的生活世界直接进入到抽象系统的封闭式系统中，可能导致他们在认知和人格发展上的先天不足，尤其是他们的社会化将遇到可以预知的困难。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缺乏乡村经验和家庭天伦的滋润。

著名的教育学家陶行知说过：“中国的农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往城市跑。”[4]这主要是由于人口大规模地向城市流入而造成的。人们迫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开始盲目地向城市跑，城市犹如一个磁场在吸引着农村的人口。随着人口的流动，大量的村庄学校将在中国消失，教育资源的整合可能意味着中国乡村文化的没落与终结。人口流动规模的进一步发展会加快教育离乡现象的再次高涨。

2. 城市化与教育离乡

城市化的推进已经让教育离乡问题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从新中国成立开始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5]。最近几年来，政府所实施的各项政策都在推动着城市化的发展，例如户籍制度的开放，广大山区移民的搬迁，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加，城市规模扩大等举措的实施，这一切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据有关数字统计，2010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已经占据总人口数量的42%，达到5亿多，这样庞大的城市人口数量已经引起了许多教育资源的集聚，教育资源开始偏离农村，从而大部分聚集在城市，出现了教育资源的离乡，虽然在现阶段中国的农村人口仍然多于城市人口，但是农村所占有的教育资源和城市相比微乎其微。在有些偏远地区的学校，教师资源大量缺乏，校舍等存在很大的隐患，农村教育处在崩溃的边缘，最近几年国家相应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村教育发展的优惠政策，比如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孩子的学杂费，以及蛋奶工程的实施，还有大学生支教等项目，这一切都有力地促进了农村教育的良性发展，但是从根源上还没有解决农村教育落后的局面[6]。

由于城市化不断发展，教育离乡现象在削弱农村教育的同时对城市的教育造成了很大的负担。许多城市的中小学班级人数不断增加，班级的规模不断扩大，这就要求政府加大对于城市教育的投资力度。政府在投资城市教育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农民工的承受能力，给予农民工的子女免除借读费。这些政策的实施也促使了农村孩子向城市的集聚。总之，城市化的加快造成了城市与农村教育资源的差距，教育质量的差异，进而走向教育离乡。

人口流动与城市化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在现实中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是社会变迁的重要表现，他们和其他种种因素相互聚合构成了社会变迁。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说社会变迁导致了教育离乡。

在中国现阶段社会变迁虽然导致了教育离乡的出现，但是只要我们从全局出发，转变教育观念，改革教育体制，教育离乡的现象还是可以控制的。

三、扭转教育离乡的途径

1. 加大对于农村的扶持力度，减少人口流动

当前造成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还是农村贫困落后的局面。广大农民为了摆脱这种遭遇而盲目地向城市流动。虽然我们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我们看到农村的整体面貌还有待改善。这就要求国家加大对于农村的扶持力度，要让农村真正地富起来，走上小康之路。最近几年来国家实施了许多措施来扶持农村的建设，比如农业税的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的免除，新型合作医疗的推行。这些惠民措施的实施有力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是力度还不够，农村贫穷的现象还存在着。

对于农村的扶持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包括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应该想办法提高农民的幸福感，这其中包括农民的收入状况、生活质量、孩子接受教育的质量、享受的医疗保障等各个方面。只有这几个方面总体得到了提高，农村才会留得住他们。所以，我们应该对症下药，比如兴办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当地的剩余劳动力，鼓励一些大型企业向农村发展，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吸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可以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对农村的有效扶持将有力地控制农村学生向城市的流动，对中国最近几年来存在的教育离乡现象有一定的弱化作用。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更要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力度，促进城乡的有机统一。

2. 促进教育公平，统筹城乡发展

当前情况下，从全国的教育投资来看，占全国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只获得了其中的23%。在有的少数贫困地区，九年义务教务还没有得到保障，还存在适龄学生无学可上的现象，有的偏远地区基础设施、师资得不到保证，学生们坐在危房中读书的现象很常见。在城市，学生享受着不断更新换代的教育设施，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而且还参加各种课外辅导班。这种公平的缺少严重阻碍了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正是由于以上所存在的种种教育不公现象，许多家长宁愿花高昂的代价将自己的子女送到城市接受教育，这使得很多农村的学校变为空校，农村的学校不得不实行撤点并校措施来应对这种现象。所以，国家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大对农村教育的经费投入，尤其是要在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教师的配置上下工夫。要继续鼓励师范类应届大学毕业生到农村任教，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城市学校也应该帮助农村学校的发展，给予农村学校在教学方法，管理经验上一定的指导，城市学校可以和农村学校结成一对一的帮扶对子，加强城乡学校之间的交流。

教育资源的配置方面，应该对农村有所倾斜，尤其是一些政策方面，要给予农村相应的支持。在农村教育的基础设施方面，要加快农村学校的信息化建设，以此来加强与城市学校的资源共享和交流，促使城乡教育协调发展。

总之，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经费投入，切实解决农村与城市在教育经费上的差距过大现象。政府不但要发挥作用，而且应该与社会福利与慈善机构携手来解决经费的问题。不要让农村的教育因为缺少经费而停滞不前。只有农村的整个教育水平上去了，才能相对缓解农村学生的外流现象。

3. 全面提高农村学校的教学质量

当前情况下，随着教育离乡现象的发展，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农村中小学的教学质量和城市相比，差距很大。重点高中与重点大学来自于农村学生的数量在逐年下降。在中国农业大学所作的一项调查中，1999年至2001年这三年间农村新生比例均在39%左右，但自2002年起，农村新生比例开始下降，2007年跌至最低，仅为31.2%。这与农村的基础教育质量落后现象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农村教育质量的下降，也与农村的师资有一定的关系，现在的农村师资力量求大于供，农村许多的教师，还是由以前的民办教师转化而来。教师的年龄普遍较大，这些教师的教学方法及教学观念都比较陈旧，创新能力不够，而且基本都不是所教专业出身，大多数教师在课余时间也还进行着农业生产活动，有沉重的经济负担。很多教师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想法，只把教学作为一种谋生手段，缺乏进取精神。要想改变这种局面，我们在加大对于农村学校教师培训的同时，必须加大农村学校的教师与城市教师的交流力度。尤其应该多与城市的年轻教师交流，接受他们的新思想，新观念。

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国运兴衰系于教育，只有办一流教育，才会出一流人才，才能建一流国家[7]。城市化变迁导致了教育离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对承担义务教育责任的政府来说，却不能借口社会变迁而放弃自己提供公共生活服务的职责。农村社会的没落与教育离乡有很大的关系，乡村教育盲目向城市转移，会使中国社会走向单面化，从而进一步扩大农村与城市的差距。伴随着社会变迁的步伐，在加快城市教育发展的同时，也应该加快农村教育的发展。只要采取合理措施，教育离乡现象在中国还是可以得到扭转的[8]。而要做到这一点，从公平教育投资、统筹城乡发展的原则和目标出发，大力增加对农村教育的经费投入，切实改善甚至大大提高农村教师的福利待遇，不要让农村的教育因为缺少经费和人才而停滞。扭转或缓解教育离乡，不仅是对中国农民和农村的负责任之举，也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公平和稳定的战略之举。

参考文献

[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2]吴忠才.论城乡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当代教育论坛, 2007.

[3]陶行知.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1.

[4]李守金.农村社会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5]吴康宁.教育社会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6]熊春文“.文字上移”的社会学解释.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

篇4：透过服饰看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

又到一年如火如荼高考复习季，在这争分夺秒，时间就是分数的紧张时刻，每次测试后，都有不少学生跟我感慨：“文综太难了，特别是历史，内容太多了，五本书放在一起，根本毫无头绪！”在这不到一年的高考复习期间，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获取最多的知识量，这不仅是学生的苦恼，更是我们老师应该考虑的问题。历史不是单一的片段，历史是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于一体复合体。历史问题不能强记，得理解。最简单的是从社会生活的点滴来理解。

最常见的社会生活是什么呢？为了论证这一现象，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复习，我们从最熟悉的服饰入手，通过服饰变化来理解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服装发展变化的明显与否成为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如果说夏商周至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服饰是以一种甚微的趋势在变化和进步着，那么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社会变革对服饰的影响则展现出相对突兀的一面。

1840年，英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腐朽的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迈入了近代史。在这百余年的社会屈辱史中，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走上了不屈不饶的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伴随着西方的侵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给中国人带来灾难的同时也带来了时代先进的政治和思想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变革。这体现在中国人的穿着逐渐摆脱了旧规定与传统衣冠礼仪的束缚。

中国传统服饰的一大特征是中庸含蓄、重平面装饰而不重人体造型，而且在平面装饰上可能极尽繁缛之能事（等级越高越是这样）。鸦片战争后，西衣东渐，西方人的服装贴身挺拔，穿在身上精神焕发，劳作方便的特点也引发了国人的称道。鸦片战争后，买办们首先穿起了西装，但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盲目自大的统治阶级仍然以天朝上国自居，对外来文化还是持排斥态度的多，西方的服饰也只是出现在个别人身上。

20世纪初，中国政治风云跌宕，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席卷大半个中国，废除帝制，创立民国，颁布约法，自由、民主、平等思想在中国逐渐传播，并深入民心。随着西方思想的传播和中国人思想解放运动兴起，封建社会的旧习俗被送进了历史博物馆，服装由等级深严走向平民化、国际化。

首先是中山装。中山装是在广泛吸收欧美服饰的基础上，近现代中国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综合了西式服装与中式服装的特点，设计出的一种直翻领有袋盖的四贴袋服装，并被世人称为中山装。此后中山装大为流行，中山装不仅是时尚更是爱国的标志！

其次是新式旗袍。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大门被列强打开了，随之而来不仅有外国的掠夺，也有外国的服饰理观念。满清袍服逐渐受日本欧美等国服装影响，形成了近代“中西合璧”的旗袍。改变了中国妇女长期来束胸裹臂的旧貌，让女性体态和曲线美充分显示出来，为女性解放立了一功。民国时期旗袍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传统为主，并开始移入西方的工艺，使旗袍更加合身，称经典旗袍；

第二个阶段引入更多的西式服装元素，旗袍更加西化，称改良旗袍。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不断解放着国人的思想，唤醒了人们对美的渴望，特别是年轻一代对生活的追求无疑的体现在当时的服装上。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女性率先兴起“文明新装”热。最初旗袍是以无袖马甲的改良形式出现的，后演变成了现在的旗袍。它抛弃了中国传统服装宽袍大袖的旧貌，吸取了西方的审美趣味，大胆地体现女性形态的曲线美。它是利用传统服饰，融合中西美学标准的成功尝试，自30年代起，旗袍几乎成了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民间妇女、学生、工人、达官显贵的太太，无不穿著。旗袍甚至成了交际场合和外交活动的礼服。《花样年华》为什么能风靡全国，其中一大好看卖点，就是女主角变化万千的旗袍，尽显东方女性美！

新中国成立后：（1）建国初期，穿衣打扮与革命精神联系在一起。西装和旗袍被看作资产阶级情调，不符合时代要求，它们在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将近20年。中山装和列宁装成为人民的普遍选择。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开国大典上，新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集体亮相，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昂首挺胸，集体中山装的形象更是引起世界瞩目。男性穿中山装，显得庄重、精神，但样式过于呆板，缺乏创新。后来演变成经过劳动人民的改进，变成了普通百姓的人民装。也就是从那时起，一种来自苏联的制服—“列宁装”，在参加工作的女性中流行起来。它因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常穿而得名，其主要特点是：大翻领、单、双排扣、斜插袋，还可以系一条腰带。穿一件列宁服，梳短发，给人一种整洁利落、朴素大方的感觉。这款服装后来成了无数中国女性那个时代最崇尚、青睐的“时装”，革命女干部几乎是人人必穿列宁装，以显示其革命精神。一般妇女则是做一套“列宁装”，留着结婚穿。

（2）改革开放前——服装朴素，颜色单调

50年代中期，女式服装发展得特别快，新款式层出不穷。年轻姑娘们曾一度爱上了男式背带工装裤和格子衬衣。1956年，三大改造开始轰轰烈烈的进行，人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的时候，流行的色彩也从蓝色、灰色变得丰富多彩了。尤其是到了夏天“布拉吉”（连衣裙）是最受欢迎的，因为这种服装节省材料，穿着舒适，款式变化多样，领和袖变化随意，不受任何限制。于是，色彩鲜艳的布拉吉裙成了各大中城市最亮丽的风景。在讲究勤俭的年代，服装都是靠着妇女们裁剪制作而来的，她们照着画报上的服装样式，自己动手，一件件美丽的服装出现在大街小巷。

60年代初期，是新中国历史上最艰苦的时期，由于遭受自然灾害，粮食、棉花大量减产，人们买服装、棉布、日用纺织品都要凭布票。此外，还要勒紧裤腰带偿还苏联借款。为了尽可能地节约，服装一般选择结实的布料和耐脏的颜色。父母给孩子添衣已顾不上合身和美观，而是要考虑孩子还要长，衣服大一些，可以多穿几年；孩子多的家庭，还要考虑大孩子穿新的，之后弟弟妹妹可以接着穿。灰、黑、蓝色成为街头流行色，千篇一样、季节不分、男女不分的服装样式也更通行了。好不容易挺过了三年困难，中国人生活刚有了点盼头，又迎来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文革时期，开始了“十亿人民十亿兵”的军便服时代，神州大地到处是一片“绿色海洋”。拥有一套军装是那个年代无数年轻人的梦想。青少年喜欢穿一身草绿色的军装，头戴草绿色军帽，肩挎草绿色书包，胸前再佩戴个毛主席像章。这一身在当时可是很有派头、很奢侈的了。一般的百姓只有羡慕的份，只能盼望结婚时哪个亲戚朋友能借穿上风光一下！

（3）改革开放以来——丰富多彩、追求时尚。

80年代初封闭的大门打开，外面的世界真精彩，中国人眼花缭乱。中国人逐渐认同一个真理：美是没有界限，没有阶级之分的，穿衣戴帽不一定与意识形态的健康与否相联系。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对外开放，西方文化和港台时尚迅速进入中国，向年轻一代传递着最新的时尚潮流。80年代初，三裤一裳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喇叭裤、健美裤、牛仔裤、蝙蝠衫。这里面我们最熟悉的是牛仔裤和蝙蝠衫了，喇叭裤是当时所向披靡的时尚，被称为中国时尚界最初的冒险。当然喇叭裤在街头的出现也引起过许多人的反对和抵制。在许多漫画中，戴外国商标的蛤蟆镜，留长头发、大鬓角、小胡子，穿花格衬衫和紧绷臂部的大喇叭口裤的，是典型的“二流子”形象，但是它打破了之前中国服装的“统一制”。90年代的文化衫、休闲装，国外各种款型的牛仔裤、乞丐装、披肩装、半截装等你方唱罢我登场。

21世纪：应有尽有，层出不穷，体现个性。21世纪中国人服装的主要功能已经不再是御寒保暖了，是个性魅力的展现。从众的着装观念渐被追求个性化所取代。大庭广众之下，从越来越厚的松糕鞋到新潮吊带裙、超短裙、露肚脐的半截装、短背心，女孩子们无所顾忌地诠释着对时尚的全新理念。中国服装文明元素越来越多溶入世界服装潮流中，“唐装”、旗袍热遍全球，中国服饰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科技的发展，对外交流的加强，中国已经摆脱了盲目的从洋心理，正确认识中华文明，把中华优秀文明不断发扬光大。

篇5：从铁路看近代社会变迁

根据相关的研究资料和文献来看，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计算机技术发展对社会变迁产生影响的主要原因主要包括了积累、发明、协调与传播。

2.1.1 积累

积累指的是将相关的内容和事物以文化的形式存在，当出现的积累文化内容越多，出现的发明也就越多，而积累的产生是受到了新的发明速度比已有的发明速度快这一因素影响。

2.1.2 发明

发明指将新的文化形式发明出来，其在文化背景、智力以及需求的影响制约下得以实现。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产生的发明越多，文化积累就越大，也促进了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可以说，计算机的出现就是其中的一项文明，其受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制约，同时还产生了相应的文化积累，从而对社会变迁产生了影响。

2.1.3 协调

协调指的是在文化中存在的各个部分得到相互的适应并且得到协调的过程。从整体上来说，当文化内所包括的其中一个要素发生变化的时候，肯定会致使其他要素也得到相应的变化，虽然所有的变化都不会在同一个时间内进行，但是却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进行调节，并且得到有效协调。

2.1.4 传播

传播指的是将发明从一个地方扩展到另外一个地方，在交往逐渐增加的影响下，也促进了传播的速度加快，尤其是交通发达的地域，其所拥有的文化也就越发达，而在偏远的地域，文化相对比较落后。另外，在目前的信息技术时代中，计算机作为传播的其中一种介质，促进了传播速度的加快，也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和积累。

2.2 对社会变迁造成的各种影响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对社会变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对现今社会的物质文化、观念文化、政治文化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一，在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下，促进了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的成立，从而逐渐成为了政治文化和新的经济发展核心。第二，在各个行业中都普遍应用了计算机技术，从而使社会的生产效率和工作效率都得到有效的提高，推动了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可以说，这是对物质文化产生的最明显的影响。第三，随着计算机技术在工作中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发展，并且在劳动分工中显得更具专业化，让更多的人从事脑力劳动。第四，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也促进了IT行业的产生和发展。由于IT行业属于知识与智力相结合的集约型产业，其将计算机技术与信息科学进行有效融合，从而使新兴产业得到更快的发展。

3 结 语

综上所述，随着时代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时代的大环境下，高新技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在人们的生活、工作和生活中都得到了普遍应用，并且对社会变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在物质文化、观念文化、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要求我们要对计算机技术发展在社会变迁上产生的影响具有正确和清醒的深层认识，以此来促使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好地为人们提供服务和谋取幸福。

参考文献

[1]翟羽佳.从文化视角看计算机技术发展对社会变迁的影响[J].重庆与世界,2012(5).

篇6：近代社会习俗变迁与观念的进步

习俗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图腾与符号，承载着民族的风俗习惯与文化精神。社会习俗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形态的发展而变化，体现出一个民族的精神历程。社会习俗的变迁不是孤立的，它的发生是与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和进步密切相关的。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还是近代社会转型的产物。

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剧变

19世纪中期，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紧紧关闭了几百年的大门，利用战争和迫签不平等条约等手段，相继在中国开辟了80多个商埠。在主要商埠里，西方列强划设各自租界，在这种所谓“租界”内实行了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另一套政治制度——帝国主义殖民制度。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商店、银行、船坞以及市政工程，使之成为他们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中心。与此同时，也把西方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科技文化和生活方式为核心的近代文明移植过来，形成与传统中国社会生活方式和古代文明的鲜明对比。随着炮舰侵略和接踵而来的西方价值观念的冲击，近代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和漫长的社会转型时期。西方的风俗思想在中国社会蔓延，“西风东渐”已成不可阻遏之势。

传统陋俗对社会进步的羁绊

近代陋俗文化是指在中国近代社会发挥着文化糟粕功能的，体现于生活惯例上的，并为传统人伦文化所认同的习俗文化，主要体现在婚姻文化、家庭文化、妇女文化等方面，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严重遏制着社会的发展。面对落后受侮的基本国情，近代知识分子开展了“救亡图存”、“西风东渐”等一系列社会变革运动，寻求一个又一个的救国方案，但传统的遗风陋俗在社会中根深蒂固，对中国社会进步的羁绊作用在变革中越来越明显，知识分子决心通过批判传统陋俗文化来达到救国目的，即“开民智”和“习俗救国”，至此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习俗也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汇中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近代社会习俗变迁与观念进步

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主要表现在生活习俗、礼仪习俗及文化习俗的变迁等方面，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和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不缠足运动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戊戌变法前，康有为上书《请禁妇女裹足折》：“女子何罪，而自童幼加以刑，终身痛楚，一成不变，此真万国所无，而尤为圣王所不容者也。”[4]谭嗣同更是提出男女平等的观点，以反对妇女缠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令各省劝禁缠足。

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所倡导的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而辛亥革命，“革”掉了妇女脚上的一块裹脚布，埋葬了七、八百年摧残妇女最严重的陋俗之一，使广大妇女在通向思想解放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革”辫发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是与开化世界趋向的短发大潮相背驰的，因而又是“落后”和“不开化”的标志。辫子曾是清王朝权威的象征，满清统治者入主中原，即在全国厉行蓄发，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血腥政策，强迫人们接受满族发式，剃发留辫。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者为号召反满救国，遂将辫子作为向清朝发起进攻的先声，号召剪辫，以恢复汉人仪容。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各地剪辫运动掀起热潮，对于那些早已视清朝如仇敌的汉人来说，剪辫无疑迎合了他们的心愿。《民国野史》中记载：“无数的汉人都兴高采烈地剪去这条奴隶标志的辫子。也有迷信的，事先选择吉日，拜祭祖先，然后庄重地剪除，把辫子烧了。更有联合多人同日剪辫，并燃放爆竹，举行公宴庆祝的。”之后，辫子陆续被剪掉。当时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众多的“剃头店”的现象。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

辛亥革命“革”掉了男人头上长达二百六十余年的一条辫子，改变了人们头脑里对于发辫所赋予的政治意义，也有力地推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礼仪习俗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礼仪习俗的传统悠久。其中一部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还有一部分反映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和宗教迷信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支配，阻滞了我国社会的前进。到了近代，见面、称呼、节日和婚丧等礼俗以及由此引发的思想观念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脱帽、鞠躬礼代替了跪拜礼

上古席地而坐，行跪拜礼出于自然，后世桌椅既兴，此礼已不再适用。但由于它适应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迷信的需要，便被长期保存下来。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到了近代，宫廷官厅礼节多用区分尊卑贵贱的跪拜礼，不能稍有差错。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见面礼俗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跪拜、请安等礼。由此可见跪拜礼仪的繁琐与不平等。维新人士将跪拜称为“奴隶仪式”、“虚伪习俗”，呼吁废除跪拜礼。对跪拜礼的冲击最大的是西方礼节。早在1793年，英使马格尔尼来华朝见乾隆皇帝，清朝官员要他行三跪九叩之礼，马格尔尼坚持要行西礼。1873年，同治皇帝接见日、俄、英、法等国使臣，在外国使臣采用的礼仪问题上开始妥协。直到1901年，清政府才同意以西礼接见各国使臣清朝垮台前夕，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新型知识分子，不少人已采用西洋的鞠躬礼和握手礼，使跪拜礼发生了动摇。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跪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规定“男子礼为脱帽鞠躬”，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

阳历的改用和新式纪念日的实行

中国历代都用阴历，并以帝王纪年。这种历法不适应近代社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落后性。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梁启超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采用太阳历代替阴历。辛亥革命在中国历法史上开创了新的纪元。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通电全国，“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改行阳历，可免去阴历中平年闰年相差一月带来的某些不便，且与国际上通行历法

相一致，有利于国际交往。但由于阴历有24节序，与农事紧密相关，仍不能完全废除，故南京临时参议院于1912年1月又规定阴阳历并存，这种历法沿用至今。

阳历的改用和纪念节、星期日制的实行，影响了人们传统的节日观，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之后逐渐演化成新式城市民俗，成为社会现代生活方式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