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变迁与发展

第一篇：中国的变迁与发展

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的特点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文化热”以及90年代社会史研究随之复苏以来，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与文化转型的持续研究和探讨就始终是国内学术界的一大热点。本文作者提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具有外源性、差异性、艰巨性和不彻底性等四大特点。这一结论建立在对国内学界近30年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的基础上，条分缕析，自成一说，或可对读者有所启发。

一、外源性：从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动力上看

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外源性。尽管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社会和思想内部已经孕育了某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这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构成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历史起点。但是，这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只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提供了可能性，而没有成为现实性。这是因为，它们并没有突破传统的坚厚外壳，开始其近代的转变。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封建国家，政治上是封建专制，经济上是小农经济，文化上是一元的中国传统文化。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是一种外源性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所谓外源性是相对于内源性而言的，意思是说这种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不是(或不全是)“由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而是在西方的外来因素的刺激和作用下发生的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正因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是外源性的，“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启动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近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在变迁与转型的过程中，除了内源性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所碰到和必须解决的“古今”问题外，还有“东西”问题。“东西”与“古今”问题的并存，使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任务，比之属于“内源性”的一些国家(如西欧)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来说要复杂得多和困难得多。

二、差异性：从不同地区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节奏看

差异性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我们考察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时就会发现，东南沿海和沿江地区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启动和发展最早、最快，中部和北部地区的启动和发展其次，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启动和发展最晚、最慢，整个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呈现出从东向西、从南向北逐渐递减的趋势。其原因就在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是在西方的外来因素的刺激和作用下启动的，“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影响很大，而首先受“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影响的便是东南沿海和沿江地区，具体来讲是长江下游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位于这些地区的上海、广州和其他口岸城市是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输入文化的桥头堡。以文化而言，舶来的西方文化经口岸城市在向内地的其他城市和广大农村辐射的过程中，因内地的其他城市和广大农村所处的位置不同，与口岸城市尤其是作为全国文化和西学传播中心的上海之间联系的紧密与否，而呈现出“以上海为中心，成浪圈形向四周扩散的时代特点”，离上海越近，与上海联系越紧密，其辐射力越大;反之，则越小。十九世纪外国传教士办的《格致汇编》设有一“互相问答”栏目，专门回答读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在前后16年中，读者共提出问题320个，提问者注明籍贯的有260人次，除美国的2人外，其余的258人次来自于全国的18个省区。其中《格致汇编》所在地上海的提问人数最多，达到52人次，占总人次的五分之一;其次是临近上海、与上海的联系非常紧密的浙江和江苏，分别

达到了45和30人次;再次是地处东南沿海、与上海交往便利的广东、福建和山东，其提问人数均在20人次以上;“其他各地提问人数的多寡，大抵因与上海的距离远近、交通便否而变化”(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提问人次的多少虽然不能说明西方文化传播的全部情况，但就一般情况而言，某地提问的人越多，说明该地阅读此刊物的人也就越多，西方文化对此地的辐射力度也就越大。除地区之间的差异外，城乡之间以及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也存在着较大差异。一般而言，城市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要早于和快于乡村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大城市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要早于和快于中小城市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所以，就某一地区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而言，又呈现出从大城市再到中小城市最后到乡村而逐渐递减的趋势。

三、艰巨性：从实现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的阻力看

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第三个特点是它的艰巨性。这主要表现为：第一，在进入近代以前，中国是一典型的传统社会，历史悠久，发展完善，不仅具有超强的稳定性，而且还具有极强的历史惰性，因此，要将这样一个典型的传统社会转变为近代社会，其艰巨性可想而知。事实上，在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的内部因素曾对这种变迁和转型起过非常大的阻碍作用，比如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封建专制制度对政治近代化进程的拼死抗拒，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自足自给的小农经济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顽强阻扰，旧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观念对新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观念在近代中国传播的负面影响，等等，这也就是马克思讲的死人抓住活人的问题。第二，除了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内部因素的阻力外，西方的外来因素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的阻力也是巨大的，尤其是西方列强(包括后来的日本)始终都想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为达此目的，它们不仅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给中国近代的社会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且还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它们还和中国统治者相勾结，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进步事业，这些都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第三，就近代西方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来看，新兴的资产阶级是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推动者和领导者。但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仅产生和形成较晚，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产生和形成，而且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一方面，中国民办资本主义企业同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愿意参加反对外国侵略和反对封建压迫的斗争，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和一定的革命性;另一方面，中国民办资本主义企业同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之间存在着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一定的依存关系，又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外国侵略和反对封建压迫不坚决、不彻底，具有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所具有的这种软弱性和妥协性，使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更为艰难。因为，许多应该由资产阶级承担和完成的历史任务，由于资产阶级的形成晚和形成后所具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得不由农民阶级、开明士绅甚至地主官僚来承担。如作为中国经济近代化之开端的洋务运动就是由清政府中的一些中央官员和地方督抚来倡导和主持的，而作为中国政治近代化之开端的戊戌变法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过程中的封建士大夫阶级。这也是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不彻底性：从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实际效果看

不彻底性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第四个特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艰巨性，导致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不彻底性。就社会变迁而言，在经

济结构上，虽然旧的封建经济在逐渐衰败、减少和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不断产生和发展壮大，但直至近代结束，封建经济依然存在，在有的地区和部门所占比重还很大，中国仍然是一个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新旧经济并存的社会;在阶级结构上，虽然产生于旧的封建经济之上的封建地主阶级已渐次退出历史舞台，而产生于新的资本主义经济之上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继成了历史舞台的主角，但直至近代结束，封建地主阶级并没有消亡，作为一个阶级，它们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有较大的政治能量，通过代理人，它们还能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在法律制度上，虽然建立在旧的封建经济之上的、以维护旧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为目的的各种旧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君主专制制度已被废止和推翻，建立在新的资本主义经济之上的、以维护新的资产阶级利益的各种法律制度尤其是国家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名义上已建立起来，但直至近代结束，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只有其名而无其实，中国仍然是一个没有民主的专制独裁的国家，人民并没有享受到民主国家的人民所享受的各种自由权利;在社会结构上，虽然传统的以士、农、工、商组成的“四民社会”的身份等级结构已逐渐被具有近代意义的职业功能结构所取代，在宗法关系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大家庭、大家族制度以及以血缘、地缘和业缘为纽带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团体或组织，如会馆、行会、帮会等，或已发生解体和蜕变，或为新的社会团体或组织，如政党、商会、学会等所代替，但直至近代结束，宗法关系以及在宗法关系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大家庭、大家族制度还依然存在，在有些地区还很严重，大多数人并没有从各种人身依附的网络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独立的个体。从文化转型来看，虽然文化的构成要素发生变化了，从单一文化(中国文化)变成了多元文化(除中国文化外，还有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俄国无产阶级文化等);新的学科和文化部门也建立起来了。一方面，一些传统的部门和学科或不能适应社会现代化的需要而逐渐衰落，或接受西方近代文化的影响，变革原有部门和学科的内容和体系，从而向现代部门和学科转化;另一方面，西方的一些新部门和新学科开始传入中国，并最终得到确立和发展，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近代文化的部门和学科体系。与此同时，诸如纲常名教、专制独裁、男尊女卑、夷夏之辨、重农抑商、“天不变、道也不变”等一些旧的价值观念受到冲击或否定，并逐渐为民主、自由、平等、博爱、重商、进步等一些新的价值观念所取代，民主和科学开始成为近代文化核心的价值观念。但直至近代结束，不仅中西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没有完全解决，一些旧的价值观念依然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不民主或反民主、不科学或反科学的现象不仅存在，而且还十分严重，如政治上的专制独裁，思想上的封建迷信，学术上的政治干预，文化上的一元独尊等等。无论是社会还是文化，都没有完成其变迁和转型的过程。

第二篇：宁夏农村金融发展的制度变迁与路径选择范文

内容摘要：宁夏面临着加快各项事业发展的机遇和艰巨的历史任务，同时还面临着由此而来的巨大的资金需求与资金瓶颈压力。农村金融作为农村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的资本要素配置制度，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在宁夏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的今天，更需要农村金融强有力的支持，从而更需要我们重视和研究农村金融问题，探索一条适合宁夏农村实际情况的金融改革之路。

关键词：宁夏 农村金融 制度变迁

从目前情况来看，宁夏农村金融制度仍然是由正式金融机构一统天下。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和西部大开发新十年战略的实施，宁夏农村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此时，原有的农村金融制度已经无法满足宁夏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正式金融制度供给不足

正式金融制度是指具有官方或者半官方性质的金融制度安排。从宁夏农村经济主体的贷款需求特征看，正式金融部门很难满足他们的贷款需求，其中的原因既有微观上的市场失灵，又有宏观上的政策歧视。从微观角度来讲，导致宁夏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信息以及建立在信息基础之上的信用，就此而言，宁夏正式金融制度为农户提供贷款面临的是高于东部的信息成本。从宏观层面上看，由于宁夏总体经济比较落后，各地采取侧重于城市工业化的发展战略，相对忽视了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

(一)国有商业银行金融供给不足

近年来，随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深入，国有商业银行在降低不良资产率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因其采取了逐步撤并分支机构、上收信贷管理权限等改革措施，事实上造成了县域金融的萎缩，直接导致县域资金的巨额外流。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国有商业银行大量撤并机构，纷纷退出农村市场。

(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金融的供给不足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我国的农业政策性银行，其成立的目的就是承担农业政策性贷款，支持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从其他农业发达国家来看，积极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也是普遍做法。但由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存在诸如资金来源渠道单

一、业务范围狭窄等问题，不但农业发展银行自身经营状况不佳，经营风险不断加大，也使其扶持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的作用大打折扣。作为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按规定应主要来源于财政无偿拨款，也可以其他形式的有偿措施作为补充。但由于财政拨付资金有限，且常常不能按时到位，农业发展银行实际上不得不主要通过向中央银行借款的方式筹集资金，目前农业发展银行资金来源中约90%是中央银行的再贷款，筹资成本较高。这种资金来源的高成本与农业发展银行面向农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形成了利差缺口，这就使农业发展银行举步维艰。宁夏作为欠发达地区，已失宠于国有商业银行，因而更需要政策性银行的投入与支持，但是据我们所调查的宁夏中宁县、同心县及盐池县，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均未提供足够的政策性金融服务，制约了当地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也制约了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农村信用社金融供给不足

农户贷款难问题能否得到解决，解决的具体程度和效果如何，关键在于农村信用社。当前农村信用社比较普遍的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信贷资产质量低下，拖欠率和风险贷款率高，存在较大的金融风险。二是多数信用社处于亏损状态，财务风险高。另外，在宁夏还普遍存在农村信用社占有人民银行数额不小的再贷款问题。以上这些突出问题形成了一种“吸收存款-贷款沉淀和亏损及耗费占用-再吸储和人行再贷款补充”的恶性循环。

从农村信用社发放贷款来看，农村信用社自身经营管理中的许多问题，直接导致了农户贷款难问题。一是贷款手续太烦琐，办理贷款时间过长。无论贷款数额大小，均需层层负责

联兴棋牌官网 lxq 人审批后农户才能获得贷款，程序过于复杂。而且往往是同一贷款人多次贷款就得多次重复上述手续和程序，这无疑增加了每次只需一千或者几百元贷款用于购买种子、种苗、肥料等农户的负担，无形中影响了农户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由于手续烦琐有些农户干脆不贷，许多农户宁可碍着面子向亲戚朋友借款甚至是高息民间贷款，也不愿意向农村信用社申请贷款。二是农村信用社“官商”作风还未得到根除，不及时调整经营理念和思路。“官僚主义”的风气很严重，并且对贷款发放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必要的透明度，在贷款利息外加重了农户的各种负担，增加了农户贷款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三是客观上农村信用社人员偏少，与广大贷款需求面严重失衡。大多数农村信贷员平均要面对成百上千的农户，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平均每个信贷员对应的农户达到1662户，信贷员只能对农户贷款进行“粗放式”管理。这些主客观原因，直接导致了农村信用社金融供给不足。

正式金融制度供给的趋同性

宁夏农村正式金融的供给不仅在量上存在着明显的缺口，而且在质上也存在着严重的趋同性。这导致了宁夏地区农村金融机构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多元化和个性化的需求，同时也增加了同一地区内金融机构的竞争压力，从而形成了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主要表现在：一是金融机构在空间上配置十分均衡，几乎每个县域内都设置了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农业发展银行等金融机构。它们的设立几乎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达程度无关，这严重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金融产品在横向服务上基本同质，宁夏农村正式金融机构的主营业务均是存贷款业务和中间业务两类，金融产品的同质性较强，无法满足宁夏弱质农业的多元化需要。从金融需求角度来看，宁夏农户和农村企业的金融需求具有鲜明的层次性特征。然而，不同的需求应该由不同的金融组织和不同形式的金融供给来满足。如贫困农户，其生产和生活资金均较短缺，其作为金融机构放款的承贷主体时是不健全的，贷款风险较大，虽然其对贷款也产生需求，但是被排斥在正式金融组织的贷款供给范围之外，只能以较为特殊的方式满足资金需求，如政策性金融的优惠贷款资金、民间渠道的小额贷款、政府财政性扶贫资金，都是贫困农户满足资金需求的重要方式;市场型农户由于从事专业化技能型生产，对于贷款资金的需求大于一般农户，但其缺乏有效的承贷机制，缺乏商业贷款供给所要求的抵押担保品，因而难以从银行申请到贷款。目前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主要开展的是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业务单一，大多饱受不良贷款之苦，金融效率低下。这种农户、企业需求的多层次性与农村金融供给的趋同性形成了矛盾。

非正式金融的兴盛

非正式金融制度是相对于官方正式金融制度而言的，民间借贷属于非正式金融制度。西北地区农户面临着正式金融制度的缺口和金融产品单一的问题，其对正式金融制度的多样化需求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也就是说这些潜在的需求因种种原因未能得到满足。而在现实中这种需求又确实存在，无奈之下，只好转而寻求非正式金融制度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非正式金融制度就自发成长、壮大起来，并对西北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它的兴起对宁夏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也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据调查统计，仅2010年宁夏中宁县农村地区的民间借贷比例已经高达65%，农村民间的高利贷借贷金额，就约占了农村信用社发放农业贷款金额的14.55%，约占农村资金需求总量的45.76%。从经济学上来说，游离于官方监管之外的民间借贷，实质上是一种处于国家货币政策宏观调控和规范金融市场之外，由民间自发推出的，进行中、短期投资或投机的个人金融行为。作为一种借贷资本形式，民间借贷的存在与发展有其客观性和必然性。

诚然，非正式金融的发展解决了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部分资金需求，但同时也要注意到非正式金融的发展给农村金融的安全带了不小的隐患，如：高利率与资金流向的失调、组织不规范性与运营中的高风险、活动的隐蔽性与政府监管的困难等。

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安排

就目前而言，宁夏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无非两条路径：一是对现有的正式农村金融组织

联兴棋牌官网 lxq 进行功能性的调整;二是赋予非正式的农村金融组织进行平等的竞争。但无论选择哪一种变迁的路径，都必须兼顾改革的成本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效率。

(一)正式农村金融机构的功能应该回归和强化

正式农村金融机构在成立之初，其宗旨是服务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经济的转轨，这些机构的功能也在悄悄的发生着变化，由最初的“输血”功能演变为后来的“抽血”功能，给农村特别是宁夏农村发展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鉴于此，为了促进宁夏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有效解决宁夏“三农”问题，不仅必须使正式农村金融组织回归到服务农村的功能上来，而且还要对这一功能进行强化。改变其主营存贷款的单一功能，使它们的功能逐渐扩展到现代金融领域，比如，结算、同业往来、信息咨询以及信用卡服务等。让正式农村金融组织具有现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的特点，以便满足农村经济的多样化需求。

(二) 赋予非正式金融组织合法的地位

正式农村金融组织的功能回归和强化，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只是对其功能扭曲的一种纠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变迁。根据制度经济学原理，制度变迁能否实现，取决于选择的路径是否改变了既有的制度结构，是否开拓了制度选择的集合以及制度的空间。因为一种创新的制度安排，只能从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集合中挑选出来。制度选择的集合越大，制度变迁成功的可能性越大。宁夏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如果只在现有的农村金融框架和利益结构中进行选择，那最多是做些“技术性的改进”而已。

金融制度结构反映了金融资源的各种配置关系，金融制度运行本身并不仅仅依赖于某些有形的经济部门(如银行等)，而且还依赖于很多经济部门(包括家庭、企业等)之间的市场联系与资金交易关系的确立。因此，宁夏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主要内容是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关系。显然，这意味着我们在选择宁夏农村金融制度变迁路径时，就要在现存制度框架之外去寻找答案，即赋予非正式金融组织合法的地位。从理论上讲，宁夏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需要多种金融产权形式的并存。因为，制度变迁的本身就是不同的产权之间进行竞争与重新界定产权边界的过程。在只有一种金融产权(正式农村金融产权)的情况下，不管人们作何努力，都不会出现令人满意的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结果。在此情况下，宁夏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最多是在现存的制度结构和利益框架内进行一些修补，而不会从根本上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变迁。允许和鼓励非正式农村金融组织发展，是宁夏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要害之处。因为作为一种制度选择的一个增量，它具有完整的、明晰的和可交易的产权。而且它还是“轻装”上阵，没有太多的历史“包袱”，制度创新的余地大。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金融制度的实质是金融运行的规则，金融运行的规则又内生于金融产权交易，金融产权交易本身又是不同金融产权主体之间“私人利益”的冲突过程。

因此，发展非正式金融组织并鼓励其产权交易对于确立宁夏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在完善的正式农村金融制度迟迟不能够建立的时候，非正式农村金融制度的确立能够有效地弥补正式金融制度所留下的空白点。其次，当非正式农村金融组织以合法化的身份进入到农村金融领域参与竞争时，对正式金融的功能回归和强化有着促进作用。最后，非正式农村金融制度的合法化，能把在国家和地方政府控制之下的农村金融供求的强制性均衡转变为在市场机制调节下的自发均衡，从而降低农村金融交易的成本和费用，提高西北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参考文献：

1.张玮，曾国平，何勋鲲.农村金融服务促进统筹城乡收入区域差异研究.商业研究，2010(1)

2.胡元聪，杨秀清.农村金融正外部性的经济法激励-基于完善农村金融法律体系的视角.农业经济问题，2010(10)

3.肖燕飞，刘寒波，吴金光.农村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机制分析与实证研究.财经理论

联兴棋牌官网 lxq 与实践，2011(5)

4.谷慎.西部农村金融的供求与均衡-基于双重二元结构约束与一体化金融制度安排.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5.史亚荣，何泽荣.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研究.经济学家，2012(3) botxt

联兴棋牌官网 lxq

第三篇：从“废止缠足”看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

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迁清晰地反映了现代化的进程和社会的进步。鸦片战争后，伴随西方列强的侵略，西方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逐渐渗透到中国百姓的社会生活之中;崇洋习气熏染开放的地区;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期间，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倡行和政府政策的推动下，社会习俗的变革加速;部分传统陋习也因为不适应近代社会文明发展的趋势而遭淘汰。社会生活与观念变化的表现包括“断发”与不缠足运动，社交礼仪的变化，婚丧仪式等等。

其中，废止缠足被视为妇女解放的重要标志，然而人们在认识到废止缠足的重要历史意义的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心理原因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缠足起于五代终于民国，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寸金莲”是一个历史符号，而缠足本身作为一种文化则能够反映出中国文化心理的隐秘一面。女子缠足，从南唐到晚清，其风愈演愈烈，乃至于形成规模，满清那从北地吹来的带着蛮荒气息的风也未能改变这种习俗，反而与之同化。清朝顺治、康熙两代皇帝均颁下禁止缠足的诏书，却毫无成效。虽然在中外历史上都有盛行一时的变态美学，比如西方

17、18世纪流行的束腰，但像裹脚这样长时间、大规模的群体性行为实属罕见。这种性变态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经过近一千年的滋养，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价值衡量和评判标准，成为与中国古代文化息息相关的一部分，同样也微妙地折射出中国古代审美文化的变形和扭曲、挑逗、隐晦的性暗示。在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化中，性作为一种禁忌和隐私存在，长期以来，对于性的压抑和需要爆发的愿望共同交织，形成了含有大量试探、暗示和调情的性文化，在压抑的过程中，这种含蓄的性文化逐渐被扭曲，从而导致了性变态文化的出现。其中，“三寸金莲”即是性变态文化中性暗示的一大代表。在中国古代，身体只能遮蔽，不能显现。”宋代诗人苏东坡曾作的《菩萨蛮》是第一首专咏缠足的词，“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立宫样稳，并立双跌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从这首词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中的女性的身体已经被象征化了，并表现为一种暗示的关系，罗袜、弓鞋等紧贴着肉体的织物被赋予性的含义，成为身体的替代。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三寸金莲”成为女性身体的无比神秘的隐私与暗示。

缠足诞生于男权主义社会，其产生原因与男性对女性的要求息息相关，从表面上来看，女性缠足是“女为悦己者容”，用迎合男性审美的行为来获取男性对自己的肯定，而更深层次来说，表现出当时社会的男性主体身份的成熟和女性客体地位的确认。自缠足始，女性手不能提、肩不能挑，连走路距离稍长一点都会疼痛难忍，彻底沦为男性的附庸存在，其价值必须由男性来进行判定。缠足的初始目的本是借以表现凌空回旋如仙如幻的特殊舞蹈，没想日后却成为剥夺中国女性舞蹈和跳跃的罪魁。宋代要求妇女三从四德，深处闺中，谨守闺范，缠足很快被发现是推行女教的很好手段。渐渐，缠足成为财富、权势和荣耀的象征，因为只有无需从事劳作的富贵家庭的女子才有条件拥有一双傲人的小脚。清人鼓词中有“小姐下楼格登登，丫头下楼扑通通。同是一般裙钗女，为何脚步两样声?”久而久之，缠足成为合乎情理的社会生活习俗，甚至被整个社会所认同，成为“国粹”。这个过程体现出女性地位的逐渐降低和男权主义的膨胀，通过缠足这一方式，男性得以将女性禁锢在家中“相夫教子”，从而满足了自身掌控一切的欲望。考证女子缠足的出处，不管是南唐李后主、齐东昏侯还是杨玉环，总脱不开宠妃对君王以邀宠为目的的献媚讨好。现在公认缠足始于五代南唐李后主，他的宠妃窅娘以帛缠足，使脚纤小屈上作新月状，再穿上素袜在莲花台上嗣嗣起舞，李后主看后十分喜欢，称其有凌云之态。发展到后来，缠足所带来的所谓“弱柳扶风之态” ，女子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弱不禁风，在男人看来风情万种，婀娜风姿，女子走动时“香汗细细，娇喘微微”，更是极大地符合了传统审美观中对于女子的定位。以征服者定位的男性在面对女

性这种软玉温香、娇弱可人的姿态时，能够最大限度的享受到征服的快感以及尽在掌握之中的病态的满足感。

当一种习俗有了文人墨客的参与之后，便渐渐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而影响到群体审美意识，而在封建时代，文人心态即是当时男性心态的最高代表。封建时期士大夫对于缠足不懈歌咏，视女人如玩物，病态审美，赏玩小脚成为癖好。男性在亵玩女性小脚时的心态，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赏玩者的态度对待价而沽的商品的态度。缠足文化中有男权主义的深深浸透，还在于缠足的另一个作用，即是女子守贞。《女儿经》明确教导人们之所以要缠足，“不是好看如弓曲，恐她轻走出门外”。在这种意义下，女性完全丧失了作为“人”的基本权利，而是会走动的玩具，提供生育能力的繁衍机器，是男性玩弄于股掌之间的花瓶。缠足危害之大，不仅损害了二亿女子，近全国一半人口的健康，也不利于子孙后代的发育成长。上亿的女子由于腿足不便，被幽禁在家庭之内，难以走出家门，不可能使自身获得解放。使中国人蒙羞的“东亚病夫”，社会的积贫积弱，莫不与缠足有关。而国人对此种陋习的麻木不仁使人触目惊心。

缠足的废止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晚清以后，在太平天国和此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新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发起并参与了反缠足运动。它实际上是以反缠足为切入点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真正意义上的废止缠足在这一时期还远没有到来，但这种强调妇女是中国重要的一部分、平等对待妇女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基础，民国初以后，缠足现象才逐渐在城市中消灭。而真正意义上的放足，是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土改和民主运动中才得到实现的。缠足与放足，显示的是中国妇女社会生活的轨迹。 1911年10月19日，辛亥起义成功后的第九天，湖北军政府即发布妇女放足的通告。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立即于1912年3月13日发布命令：“恶习流传，历千百岁，害家凶国，莫此为甚……当此除旧布新之际，此等恶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国本。”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力倡男女平等、保障妇女权益。1952年5月27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禁止妇女缠足的通令》，全省掀起了放足和禁止缠足的运动高潮。自此，流行千百年的缠足恶习终被废止。通过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妇女在政治、 经济、 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均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她们以崭新的姿态站立起来，成为国家的主人。

在废止缠足，妇女解放之前，男女的统一在于：生理男女的肌肉力量之区别与繁殖后代的分工，导致行为男女的社会角色分工，男性承担起保证女性(及家庭)安全的责任，并随文明发展将安全的含义扩展到供养家庭和充当家庭与社会的接口——即所谓“主外”。作为回报，女人给男人以舒适、服从、忠 贞，持家育儿——所谓“主内”。缠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主内的心理。在心理层面上，女人对男人的依附与行为上的依附是一致的，“男子汉”的概念是那种男女关系顺理成章的产物。废止缠足，男妇女解放之后，女人与男人在行为上的差别越来越小，旧有的依附关系已经解体，“主外”、“主内”的分工也不再需要。保护所有人生命财产之安全的职能统一被社会交由法律部门和警察机构承担。在一个被严格秩序统治 的世界，男人不仅不必承当保护女人的职责，连他们自身也同样成为法律和秩序保护的对象。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样参加各种劳动，使她们从“内”到 “外”， 走出家庭，获得了独立的经济地位。这种变化有社会进步的因素，也有妇女解放运动的争取，人们心理状态的变化。可见，缠足的危害除了女子的身体之外，更重要的是它禁锢了女性的的心理，限制了女性的正常发展，而废止缠足对整个社会的心理变化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缠足的最终废止，使女性可以自信地立足于社会之中，从事喜欢的职业，享受平的的待遇，这是废止缠足对社会生活和人们心理最重要的影响。

第四篇：中国古代服饰的变迁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中华民族的服饰文化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丰富积淀﹑绚丽多彩的艺术宝库。中国服饰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华夏先民得以生存的条件之一，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中国曾经是享誉世界的衣冠大国，在漫长而浩瀚无垠的世界服饰文化长河中，它也曾经辉煌过，它所闪亮的光辉，曾经照亮自己，也照亮世界，因此，中国古代服饰的变迁是中国古代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一页。

遥远的古代，人类穴居野处，过着原始生活。那时，人们只知道用树叶草葛遮挡烈日，防止虫蛇的啃咬，风雨的侵袭，保护身体。或者是为了猎获野兽，把自己伪装成猎物的模样，提高狩猎效果。

约在五六千年前，中国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步入繁荣阶段，原始的农业和手工业开始形成。麻衣的出现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崭新的开端，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发明饲养蚕和纺织丝绸是相当早的。到了殷商时期，人们已熟练掌握了丝织技术。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我国服饰同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思想意识﹑风尚习俗﹑审美观念等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它的发展与变迁，总要受到各种社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

中国的冠服制度，大约在夏商时期初步确立，至周代趋于完善。夏商周时期，冠服制度已成为体现统治阶级意志﹑分别等级尊卑的东西，标志着权力和等级的冕服和官服以及各种饰品逐渐成为服饰发展的主流。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冠服制度进一步纳入“礼治”范围，成为礼仪的表现形式，充分反映着封建的等级制度。

战国时期，穿着胡服一时相沿成风,以致形成中国古代服饰史上第一次的大变革。秦统一中国后，建立个各项制度，其中包括衣冠制度。汉代秦之初，大体上沿袭了秦制，但现成了佩绶制度。

北魏南北朝时期的服饰，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显著影响，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服饰史上第二次大变革。 唐代服饰承上启下，“法服”与“常服”同时并行，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服饰的第三次大变革，与前两次南北向交流有所不同，这次的特点是东西向的服饰大交流。

宋代服饰大体上沿袭了隋唐旧址。但由于宋王朝长年处于内忧外患交并之中，加上程朱理学的思想禁锢等因素，这一时期的服饰崇尚简朴﹑严谨﹑含蓄。辽金元三代均为少数民族掌权;服饰既各具本民族特色，又表现出与其他民族相融合的特征。

明立国不久，就下令禁穿胡服，恢复了唐朝衣冠制度。清兵入关以后，为巩固其在中原的统治，强制施行“剃发令”，并相继制定了官民服饰制度﹑服色制度等。结果导致传统服饰制度的最终消灭，形成满族服饰的统一地位，从而出现了中国古代服饰史上的第四次大变革。至武昌起义的枪声划破长空，辛亥革命发生，掀起了中国服饰史上又一次更大的变革，服饰的发展重新回到了一个更自由的状态。

第五篇：中国交通运输方式的变迁

交通运输关系着国家的发展，是一个国家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基础;交通运输也关系着人们的生活，是人们每天出行进行工作、学习、休闲等各种活动的前提。纵观中国近代交通运输方式的变革，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近代中国交通行业发展之迅速，从而反映出我国综合国力以及经济实力发展的迅猛。同时，我们可以明白今天我们的生活相比以前是多么便利、快捷，从而更好地珍惜现在的生活。

人类交通最原始的时期是以步代车的阶段，而后人们驯服了一些动物诸如马、驴、骡子等作为乘坐工具或是乘坐工具的动力。与此同时，以人力作为动力的轿子由于不同阶级的需要不同而应运而生。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入侵、国门大开，一大批近代交通工具涌入中国。自行车出现最早，19世纪50年代，上海租界内华洋杂居格局形成的同时，自行车也在此时登陆上海滩。而后1874年，法国人米拉从日本运来人力车输入上海，这种车被称为“东洋车”，这标志着人力车的传入。

从马车、轿子到人力车、自行车，人们从简单地利用牲畜作为动力，逐渐转变为制造能够使人自己作为动力的工具。同时，交通工具变得体积更小、速度更快、更加便于使用。自行车、人力车的出现无疑方便了人们的日常出行，加快了城市的生活节奏。

汽车的出现最早在1901年，一个叫李恩思的匈牙利人将两辆美国生产的奥兹莫比尔汽车从香港运到上海。而我国国产汽车的出现则是在 1956年7月13日，由长春一汽生产的“解放牌”载货汽车——第一辆国产汽车于驶下总装配生产线。1908年3月5日，自南京路外滩到今西藏中路的有轨电车率先通车。在1914年又引入无轨电车，由上海的英商最先在租界内营运。1934年，上海又出现双层公共汽车。

英国工业革命使蒸汽机成为了一种新的能源形式，继而产生了机器大生产的时代，生产效率的提升促使着速度更快、载重更大的交通工具的诞生，汽车的出现使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转化为了生产力，更优的运输也为经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中国有铁路始于清朝末期，1881年中国工人试制成功了一台0-3-0型的蒸汽机车。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制造的第一台机车。中国第一台自己制造的内燃机车是1958年大连机车车辆工厂仿照前苏联T3型电传动内燃机车试制成功的。1876年7月3日，中国第一条营业性铁路上海吴淞铁路建成通车了，但是没过多久，又在清政府的旧观念的驱使下拆除了。1881年中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建成通车。

铁路在19世纪已经不仅仅代表着新式运输方式，它同时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工业实力，以及综合国力。中国铁路的修建，使中国作为一个近代化工业大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古代的马车托运，到现在的火车，无论是运输的重量还是速度都是巨大的提升。工业化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人的生活。如今，坐火车出行成为了人们旅游的最佳选择，人们的活动范围也随着交通工具的革新变得越来越大。

至于海上交通，1842年英国“魔女”号抵达上海，这是国人见到的第一艘轮船。 19世纪70年代初，李鸿章创办上海轮船招商局，首次打破列强的垄断局面。1865年中国建成自行设计的第一艘轮船。 自古至今船只作为海上的交通方式，现如今，科技的作用使得船只在历史长河中进行了巨大的改进，从小木筏到航空母舰，从帆船到巨轮，从近海渔业到深海探测，科技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使我们被这日新月异的惊人变化深深地震撼着。

1909年9月21日， 中国人的第一架飞机──由冯如制造并驾驶的飞机在美国的奥克兰市郊区试飞成功，标志着中国航空事业的开始。1920年，中国首条空中航线——北京至天津航线开通，中国民航从此拉开序幕。

飞机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交通工具的发明，飞机在军事、工业、农业、电信等很多领域都有很强大的作用。飞机的出现使人类飞天梦成为了现实，象征着信息化、数字化时代的到来。

近代化使中国从原始的畜力为主的交通运输模式转变为以蒸汽机乃至后来的内燃机为动力的交通运输模式。生产力的大幅提升，使经济飞速发展，相应的教育、军事、工业、农业等多方领域也随之发展。人们的生活也因近代化更加舒适、安全、丰富。交通产业的发展也催生了旅游、邮电等其他相关产业，人们的生活也日益多元化、多样化，生活质量也随之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