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

第一篇：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

中国近代民俗变迁及其赋予社会转型的符号意义

2006-06-03 19:50:12 来自: 淡水岩浆

中国近代民俗变迁及其赋予社会转型的符号意义

作者：焦润明 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当代关于民俗符号象征体系所进行的理论研究(注：乌丙安：《走进民俗的象征世界——民俗符号论》，〔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第39页。)，对于探讨近代民俗变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转型的社会，社会巨变必然引发社会各领域的变迁，当然包括近代民俗的变迁。导致近代民俗大规模变迁的原因是什么?近代民俗变迁有哪些规律性?在新时代条件下民俗符号发生了哪些变异?以及民俗变迁对社会转型具有哪些符号象征意义?这些都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同时，也力求通过对近代民俗变迁与社会转型互动关系的探讨，梳理出近代社会发展的大致轨迹。

一、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近代民俗变迁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近代社会转型相始终。近代民俗变迁涉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面。以下从礼仪、消费、服饰、饮食、居住、出行、节日、婚丧等八个方面进行概括，大致可以窥见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1.礼仪习俗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请安等礼。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与此相适应还有一套“大人”、“老爷”、“太太”、“老太太”等称谓。然而，开国以后，在沿海通商地区，受西方平等观念影响，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小姐”、“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跑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注：《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报》1912年3月5日。)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注：《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9月。)。行鞠躬礼，使用“先生”、“君”的称呼，反映出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总之，脱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礼俗逐渐成为中国通常的“文明仪式”、“文明礼”，反映出社会礼俗的进步趋向。此外，在城市中交际舞的流行、生日聚会以及同事宴请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际习俗的新变化。

2.消费习俗的变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习俗产生巨大冲击，并直接导致了消费习俗的变迁。在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不过开始仅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纪末，随着通商口岸增加到70余个，于是洋货消费遍及各阶层，即使在云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剌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页。)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纺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士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此外，赛马、赛船、网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点心、西式饮料、业余剧社、公园、室内音乐会、电影、电灯、电话、自来水、邮政、电车等西式生活方式无不影响到中国人消费方式的改变，使中国人消费结构、消费内容均发生重大改变。此外，以上海为例，色情消费、游乐消费也成为商人、富人等消费方式中的重要内容。

3.服饰习俗的变化：中国服饰习俗源远流长，各时代都有绚丽多彩的服饰。至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民谚有“孔雀翎，马蹄袖”之说。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1903年胡汉民任教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可以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注：《胡汉民自传》，〔北京〕《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可见在学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数。当时的出“洋”留学生更多着洋装。清亡后，曾出现过“洋装热”，在通都大邑，人们“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注：《潘月樵请用国货》，〔上海〕《申报》1912年3月4日。)，在偏远小城，“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注：民国《慈利县志》卷17，风俗。)。此外，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注：〔英〕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但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却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成为与开化世界趋向短发的世界大潮相背驰的“落后”、“不开化”的标志而体现的。

戊戌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许官民自由剪发了。辛亥革命爆发后，辫子陆续剪掉。当时甚至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了众多的“剃头匠”。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

4.饮食习俗的变化：中国是世界上饮食文化发达的国家，至清代已逐渐形成了川、粤、鲁等各种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风味菜肴及小吃。至鸦片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西方的一些饮食也逐渐传入中国，至19世纪中叶以后西式饮食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1876年葛元煦注意到，开设在上海虹口一带的西餐馆有“华人间亦往食焉”(注：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到

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馆也相继开设，名声愈来愈大。翻阅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常可看到“品升楼”、“德义楼”等“番茶馆”的广告，称它们专办“英法大菜”、“请得巧手外国厨房精调西菜”(注：《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北京的西餐饭店档次很高，象“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注：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页。)，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间。辛亥之后，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为一种时髦。海昌太憨生在《淞滨竹枝词》中写道：“番菜争推一品香，西洋风味睹先尝，刀又耀眼盆盘洁，我爱香槟酒一觞”(注：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总之，在以“洋”为时尚中，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渐受中国人的欢迎，如啤酒、香槟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面包、西点、蛋糕等皆被国人接受。说明西式饮食已引起了中国饮食习俗的较大变化，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5.居住习俗的变化：中西居住习俗差异较大，这里既有都市化程度问题，也有不同的风俗问题。皇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杰出代表，不过它与民居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和土楼、北方草原的毡包等，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态。通常中国传统民居以平房为主，这主要与中国有广阔的土地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技术落后有关。在近代，由于受西式建筑风格的影响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现“huán①huì②多仿西式”的风尚。邓子琴在《中国风俗史》中称，“晚清园亭，亦参以西式建筑，而通都大邑，几于触目皆是矣”。在天津，小洋楼渐渐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厦连云，高甍丽日，绵亘达数十里”(注：《奉天通志》卷97，礼俗

三、居室。);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注：袁荣叟：《胶澳志·民社志》，第72页。);在汉口，“尺地寸天，huán①huì②日密，中西厂肆，角胜争奇”(注：民国《夏口县志·序》。);在上海除了兴建了大量西式建筑外，还出现了西洋建筑风格影响下的中国民居——里弄房屋。受上海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相继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此外，与西式建筑的引进，钢铁、水泥、机制砖瓦、建筑五金、自来水、电灯等也大量应用。使近代中国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习俗发生重大变化。

6.出行习俗的变化：出行习俗是与交通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传统社会，代步工具主要是马车、牛车、肩舆(轿子)、木船以及骑马、骑驴、骑骆驼等。其共同特点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动范围小。交通落后，必然造成社会的落后。在近代，随着西方的火车、轮船、电车、汽车、自行车、摩托车等的引入，逐渐导致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变革。人们出行一下子就由“乡人”而变成“国人”。汽车兴起后，“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被打破了“男女杂坐不以为嫌”(注：民国《夏口县志》卷二，风土志。)。使传统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7.节日习俗的变化：中华民族的节日习俗独具特色，近代的岁时令节从总体上仍然沿袭自古以来的民间形成的节庆习俗，如元旦(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腊八节等，但这些节日是依据传统历法而来，属于封建农业文明的产物，且多有传统民间信仰色彩，因此，它有不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的落后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梁启超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采用太阳历代替阴历(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2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民国政府成立后，断然于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国改用阳历，以求与国际上通行历法相一致。改历后，必然引起岁时节日习惯的变化。首先就是一些有意义的新式节日、纪念日相继出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民国初年的新纪念日除了民国成立日(元月1日)和国庆(10月10日)纪念以外，还有革命先烈纪念日(3月29日)、国耻日(5月9日)、植树节(清明节)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国际妇女节(3月8日)、儿童节(4月4日)、国际劳动节、学生运动纪念节(5月4日)、教师节(8月27日)等等。特别是受西俗影响，圣诞节、情人节等也在城市中普及。这些都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

8.婚丧习俗的变化：婚礼是标志与庆贺结婚的民俗形式。近代汉族主要的婚姻形态仍然是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受男女平等观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响，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礼结婚的现象，“前日为春甫婚期，行夷礼”(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光绪年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婚姻论财不问门第的现象，西式婚礼渐有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结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开始流行，“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注：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87-1988页。)。文明结婚，除婚礼地点不在教堂，不用牧师主婚外，许多仪式大致从西礼中移植过来，虽然杂有中国传统婚礼的某些内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总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镇“文明结婚”的流行，毕竟反映出中国婚俗的变化，代表着晚清婚俗变化的正确方向。

在清末由于西俗的影响，丧葬习俗也发生了一定变化。有的地方举行追悼会以寄托对死者的哀思。“光宣间，有所谓追悼会者出焉。会必择广场，一切陈设或较设奠为简，来宾或可不致赙仪”(注：徐珂：《清稗类钞》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544页。)。追悼会的议程大致是摇铃开会，报告开会宗旨，宣读祭、讣之文，鞠躬致礼，演说，奏哀乐等。删繁就简是清末丧葬变化中最具新意的一个趋向。至民国成立后，废除了清王朝实行的丧礼制度，肯定了新式丧礼，并最终使新式丧俗具有了合法地位，导致了中国传统丧葬习俗的根本改变。以上八个方面，大致可以反映出中国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轨迹。

二、近代民俗变迁的原因及规律探寻

中国近代民俗变迁是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大背景下展开的。除具有特定国情和时代特征外，也具有民俗变迁的一般规律。

1.近代民俗变迁之原因：从世界范围内民俗的发展史来看，任何一个特定的民族习俗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总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逐渐改变。因为时代改变了，民俗所存在的时空环境也随之改变，其势必然影响到传统民俗的存在方式。当然这种“变”仍然要基于民俗承载群体的认可程度及民族心理需求。在“变”中又包括着“不变”，即民俗中传承的符号象征系统以及民族式样似乎是不变的，或者变动较小，这也正是一种民俗区别于另一种民俗的特质之处。在现代世界我们能看到五光十色、色彩斑澜的各民族习俗，其原因即在于此，这也是中国民俗有别于西方民俗的原因所在。

引发中国近代民俗大规模变迁的原因，乃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变及其社会转型。处于清王朝统治下的近代中国遭遇了代表近代工业文明的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强烈挑战，以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签订城下之盟，被打开国门为标志，即开始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封建社会向资本社会的变迁或“转型”。从而也引发了中国近代民俗的变迁。

由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是外力催化的，即在中国本土资本主义因素尚没成长壮大为社会变迁动力之时，由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列强借助于工业文明利器——坚船利炮强力地逼迫清政府用条约的形式适应时代转变。近代中国人就是在这种尚没有充分的物质、精神准备的条件下被迫踏上近代道路的。一方面西方的生产、生活方式借助于条约的保护开始在沿海通商口岸大举挺入并逐渐地向内地渗透;另一方面，西方的生产、生活方式本身就代表着强势能的文化形态，因此，其必然给中国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强力冲击，引发“千古未有之变局”。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近代民俗的巨变也自然是旷古未有的。

引发近代民俗变迁除上述大背景外，洋货输入、传教灌输、租界展示、出洋考察以及民众的接受和传播，都在不同程度、不同层次中推动着近代民俗的变迁。洋货商品作为西方近代文明的一种物质载体，在进入沿海开放口岸、登上中国大陆之后，就把西方生活习俗不声不响地载到了中国，使中国人固有的生活方式及习俗发生了变化。随着洋货销售市场的不断扩大，洋货品种和进口数量的不断增多，洋货对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冲击也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并逐渐改变着中国传统的衣、食、住、行等习俗。西方宗教在近代中国传布的合法化，使一部分中国人改变了崇信佛、道，瞻拜土木偶的本土宗教习俗，而且接受“洗礼”标志着与中国旧传统的决裂，这些人往往成为接受西俗的积极分子，在近代发起戒缠足会、兴女学、实行一夫一妻，反对纳妾之风者，很多是这批人。至于“国中之国”的租界，更成为全面向中国人展示西风西俗的舞台，它成为西方近代文明和西俗的幅射中心，对近代民俗变迁产生重要影响。至于出国考察，通过自身感受或撰写游记，也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具有引导和启示作用。例如中国第一任驻英法公使郭篙焘回国后，即主张在家乡进行风俗改良。而写出中国第一部女子出国游记《癸卯旅行记》的单士厘，回国后，即力倡男女平等，主张妇女与外界交往。诸如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2.近代民俗变迁之规律：近代民俗变迁具有规律性，它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大背景下，在中西民俗的既冲突又融合、既排斥又接受的环境下逐渐演变的。在民俗变迁的层面上看，当代表着西方文化符号象征的异质的西俗东来时，由于中西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信仰上的不同以及文化符号象征意义上的差异，必然要与中国传统民俗产生强烈冲突。这种冲突有些是基于不同的宗教信仰的，也有体现在社会文明进步程度上的，还有体现不同的社会伦理观念上的，如基于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的传统民俗，必然与基于“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近代西欧民俗大相径庭。其冲突是必然的。但是，与冲突主题相对应的融合主题，则是近代民俗变迁的另一法则。中西民俗走向融合，在某种意义上还基于人类共同的文化感受和文化符号相同性。如西方婚礼中新娘身着洁白的婚纱，象征着纯洁。这种白色礼服也被国人接受。因为在国人的民俗符号中，白色虽为丧色，但白到极致时就是祥端之色。在古代信仰中，“白马”、“白鹿”、“白鹤”、“白鸟”、“白狐”等皆为神兽灵禽，为祥瑞象征。因此，在婚服中接受白色——祥瑞之色也是基于共同文化象征的(注：乌丙安：《民俗学原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页。)。从总的趋势上看，近代中西民俗上的共存、共生、借鉴、趋同和融合，构成民俗变迁的主流。

近代民俗变迁在主流趋势上呈现三个重要特点，即移植性、变异性、传承性。

一是“移植性”。移植性主要体现为与世界发展大趋势相适应的、在世界各民族交往中被共同认可的那些习俗，通过理解和接受，逐渐成为中国近现代民俗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部分内容有三个特点，其一完全是外来的，并且主要是西俗，为中国传统民俗中所无。例如握手礼、西装、情人节、圣诞节、西餐、交际舞，以及西俗中基于男女平等原则而尊重妇女的相关习俗;其二是与近代工业社会相关的一些城市新习俗。这些习俗在近代以前的西欧也不曾有过，只是随着工业化进程、城市发展而产生的一些新时尚。例如，乘汽车旅游、电影节、国际博览会等。其三是代表着人类共性的符合人性趋利避害、避苦就乐的一些习俗，这些习俗有些是西方民族的，也有东方民族的，更有非洲诸民族的，如摇滚乐、世界各地的餐饮风味以及娱乐活动等等。

在近代中国，具有“移植性”特征的国外民俗的大量输入，归因于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以及近代化进程的内在要求。相对开放的环境，才有可能使中国人跨越民族心理的壁障，去接受西方事物或者对西方事物的流布持宽容的态度;而近代化进程的内在需求，则会使近代中国人去追求先进、新奇的事物。总之，“移植性”既体现了文化传播过程中强势文化的扩张态势，也体现了作为中国特定民族文化组成之民俗在与时代相适应过程中的吸纳力和文化采借特征。

二是“变异性”。主要体现中国传统民俗式样在变迁改造中逐渐适应近代社会的那部分民俗，属于在传统民俗中契入西方外来风俗式样的那部分内容。变异性在近代民俗的构成中是主要的、大量的。可以说存在于各类民俗之中。例如在交际习俗中虽然采用了握手、鞠躬的平等方式，但中国传统民俗中看重的辈分关系、尊长关系也在体式语言中被微妙地保留下来，在服饰习俗中，中山装、人民服以及女子的衣裙等都采纳了西装的一些特点，同时又保存了中国传统服装的优点;在装束形象习俗方面，随着断发易服浪潮的普及，中国男女都留上了世界流行的各种发式，在审美上也以健康、健壮为美。当然东方人的审美心理仍然起主导作用;在饮食习俗中，西餐中的一些做法也被吸收到中国的各种菜系之中，尤其是在大众层面上，西餐也逐渐迎合了中国人的传统口味，有时名曰西餐，其实在口味上已与地道西餐相距甚远。不中不西、亦土亦洋，成为近代饮食习俗中的新景观;在节日习俗方面，中西节日混杂其间，尽管一些世界通行的节日也为中国所采用，但是庆祝方式都是中国式的;在婚俗方面，在近代城市中普遍盛行的“文明结婚”最典型地体现出近代民俗的“变异性”。文明结婚吸收并采纳了西方婚礼中的许多仪式或内容，但中国传统婚礼中许多合理的或国情化的东西也被保留下来。婚礼地点不在教堂在礼堂，婚礼主持人不用牧师用师长，不拜上帝拜父母，以及婚礼设宴、“随份子”等都展现了中西合璧的“变异性”特点。

总之，近代民俗变迁中的“变异性”特征，显现了近代文化融合的趋势，也是中国民俗近代化的象征。

三是“传承性”，指在近代社会巨变中得以原封不动保存、延续、传承下来的中国传统民俗。这部分仍是近代民俗的核心和主干。民俗具有相对恒定性，这与特定民族长期适应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所形成的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更与民俗的共同的文化心理和共同认同的符号象征体系有关。如红双喜、红对联、大红轿、红盖头、大红花、大红灯笼、大红请贴等等传统婚俗中象征着喜庆信息的民俗符号仍然被完整地保存在近代婚俗中;而白孝衫、小白花、白挽联等传统丧俗中传达悲伤、哀悼信息的象征符号也延续下来。此外，民俗文化中松、鹤传递的长寿信息，牡丹象征的富贵信息，荷花传递的清廉信息，龙风、鸳鸯传递的般配、婚姻美满信息，桔、鸡传递的吉祥信息等等，也都原封不动地保存在近代民俗之中。我们认为，中国近代民俗的传承性特征更多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在生活、生产实践中业已形成的、具有超越时代性的那部分内容，如中华民族固有的符号体系、审美心理、社会观念以及共同的社会行为习惯等。有些内容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被补充、被修正，甚至被更新，但其主流、其本质却是恒定不变的，这正是中国民俗有别于其他各国民俗的本质性的东西，并由它们来决定民俗的民族式样和风格特征。

三、近代民俗变迁的符号象征意义

乌丙安先生的《民俗符号论》给我们分析近代民俗变迁的符号象征意义，提供了理论框架。他从符号学角度把民俗符号分为语言系统符号和非语言系统符号两大类。语言系统符号主要包括俗语符号及口头文学的形象符号如隐喻象征、神话符号等内容;非语言系统符号主要包括听觉的音响符号如锣鼓、哨语、号等，视觉标记符号，视觉的纹饰、图像符号，如传统中各种纹饰龙风、各种画象、图案、神灵偶像符号等等，视觉的实物象征符号如红盖头、喜车、端午节的粽子等，视觉的色彩象征符号如青赤白黑黄五色所代表的象征意义等等。以及从民俗符号结构角度，把民俗符号分解为民俗指符的象征映像及民俗所指的内涵意义等。上述这些分类表述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民俗本质的认识。

近代民俗在变迁过程中尽管具有中华民族特质、符合民族心理和审美情趣的民俗象征符号仍然得以保留，但同时，完全属于异质民族文化的民俗象征符号，由于其具有强势能特征以及其所代表的近代性和世界发展趋势，也被大量吸纳和采用，从而形成了近代民俗内容的丰富和驳杂，民俗形式的多样性以及民族形态的近代性等特征。就近代民俗象征符号而言，多样性与融合性特征、近代性与古代传承性，世界共同性与民族性，构成了转型时期民俗象征符号体系的时代特征。

1.近代民俗象征符号的多样性、融合性特征体现了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开放性和多元性：由于近代民俗在变迁过程中融入了大量的西方民俗内容，因此，其民俗象征符号也体现出多样性、融合性特征。多样性指的是民俗象征符号样式的多样性，不仅有中国传统民俗的象征符号，而且又有西方民俗的象征符号;不仅具有近代性的民俗象征符号;也有前近代性的民俗象征符号。以服装为例，不仅有长袍马褂，也有西装革履;以车为例，不仅有近代化的汽车、火车、轮船，也有传统的抬轿;以饮食为例，不仅有中国传统各种菜系，更有法国大餐，也有日本料理，俄罗斯烤肠，更有意大利比萨和美式快餐;以婚礼为例，不仅有中式传统婚礼，也有西式婚礼，……，总之，全世界各地民俗都共生、共存于近代中国沿海通商口岸城市，犹如商店里的橱窗，琳琅满目，五光十色。

融合性则指近代民俗象征符号中的中西融合、传统与近代共生的特征，也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以服装为例，中山装不仅保存了中国传统服装的优点，更吸收了西服的样式以及剪裁、缝制方法;文明结婚不仅保留了拜天地、拜父母以及亲朋送贺礼、“随份子”、大摆婚宴的传统，还吸收了西式婚礼中的简朴仪式和男着西服、女穿洁白婚纱的西式方式。至于生活方式中的中西因素共存、共生现象更不胜枚举。

上述民俗象征符号所表现出的多样性、融合性特征，典型地反映了近代社会转型期的多元性和开放性特点。近代社会转型过程，其实就是不断开放的过程，尽管这种开放是被动的。国门洞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长驱直入，中国国内资本主义新因素的不断滋长，封建专制统治控制力的不断削弱，这些都在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生活的多元化，使新的生活因素、新的思想因素获得生长的土壤。此外，在民俗层面上对西洋民俗因素的吸纳，也典型地反映出近代社会的开放性和相对宽容性。

2.近代民俗象征符号的近代性、世界共同性特征体现着近代转型期的社会进步：近代民俗在变迁过程中，其特有的民俗象征符号不断地获得近代性及世界共同性特征，如剪辫放足，自由恋爱、文明结婚、社团活动，城市舞会以及社会交往活动中的握手礼、鞠躬礼，人际称呼中的“先生”、“女士”、“同志”、“小姐”等，年俗节日中移植世界通用的节日，如新年、国际妇女节、国际劳动节、圣诞节等等。至于伴随近代城市兴起而生长起来的城市民俗，就更具有近代性特征了。

近代民俗符号象征的近代性、世界共同性特征体现着近代转型期社会的进步。围绕着中国近代社会问题学术界尽管存在着“上升”与“沉沦”的论争，但若以中国传统社会为参照系，近代中国确实进步了。这种进步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中国人不仅睁眼看世界，而且还走出国门去观察世界、研究世界。清末大规模留学浪潮的兴起，更标志着近代中国的开放势态。此外，由于沿海通商口岸的迅速发展和繁荣，使它象磁石一样地吸纳周边地区人、财、物。使许多抱着谋生、发财梦的人们纷纷走出封闭的环境来到通商城市，人们活动圈的逐渐扩大，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以及物贸流、信息流借助于载体的出现和发展，皆标志着社会的逐渐开放。二是西方近代工业文明逐渐在中国生根发芽。从西方的工业制品到科学文化产品，从铁船炮弹到各种工厂，从科学观念到民主、自由、博爱思想。西方近代文明事物的方方面面几乎都被介绍到中国来了，举凡日用百货、生活百工，一切冠以“洋”字的东西几乎覆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三是近代市民社会崛起，近代市民群落大规模出现。沿海开放口岸的不断扩大，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甚至移民人口构成城市人口的主体，以及近代城市的社会运营完全按照近代的时间和效益规则运转，城市人群形成新型的业缘组织等等，标志着近代市民社会的崛起。近代市民则是广泛的概念，上至政府官员、资本家下至工人、车夫和商贩都属于市民范围。他们是近代生产、生活方式的创造者和参与者，近代西式生活方式最先在沿海城市居民中流传，然后才逐步辐射到内地城乡。西方的良风美俗、政教制度无一不是最先由市民接受的。总之，近代化城市的迅速增加、近代市民社会的大规模出现，这也是中国近代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至于新思潮的涌现、近代国民道德改造思想的提出，新闻报刊的创设及普及，个人独立、自由意识的张扬等等，都象征着近代中国的进步。

3.近代民俗象征符号的民族性特征，体现了近代社会转型期民族文化传统的顽强延续性：近代民俗象征符号的民族性特征，指的是民俗象征符号的内容、式样都是中华民族所固有的、从先辈那里传承的那部分内容。在民俗中，传统的和固有的应居主要地位，即使在近代社会巨变的时代背景下，近代民俗中尽管吸收、容纳了大量外来的、西方的要素，然而其主干和核心部分仍是传统的。这就是民俗演进中的“变”与“不变”法则。民俗变迁中的“不变”法则，体现了近代社会转型期中华固有文化传统的延续性。

百余年来，中国社会尽管遭受西方近代世界的剧烈冲击和挑战，尽管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国固有文化中符合民族心理需求的东西、优秀的东西，仍然被保留下来。中国传统文化尽管适应了近代世界环境，然而其核心内容并没有因为适应而被丢掉。以汉字为例，尽管经历了废除汉字运动、罗马拼音化运动、白话文运动、简化汉字运动，但最后汉字仍然被保留下来。以伦理道德观为例，尽管传统伦理道德观受到猛烈的冲击和批判，三纲五常被否定，西方的民主、平等、自由等观念被先进中国人所接受，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中的孝敬父母、尊师重教、讲睦修善以及诚信、道义等内容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了。以饮食方式为例，尽管大量西式饮食进入中国，但中国传统的米食、面食文化，中国传统菜系及其风格味道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上述这类“不变”的民俗给我们留下很多启示。近代以来在学术思想界有所谓“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持本位文化论者，希望保留中国的文化，只吸收西方好的文化;持全盘西化论者认为可以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全方位向西方学习，双方争论得不亦乐乎，但近代中国既没有全部本位文化，也不可能全盘西化，反倒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世界化”、世界文化的“中国化”。中国仍然是中国，只不过不是封建时代的中国而是近代的中国、处于世界资本主义大潮中的中国。其实道理很简单，近代民俗的民族样式、民族内容的保留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对于像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的古老民族是不可能轻易被其他别的民族，其他别的什么文化所完全同化的。为了适应新的环境、新的时代，她会吸收一些外界的新事物、新要素到自己的文化中来，也会放弃一些陈旧的、过时的东西，但是文化的核心内容以及它的表达体系是不会根本改变的。近代民俗的变迁就已证明了这一点。

总之，中国近代社会巨变时期的民俗象征符号比传统在内容形式上更丰富、更驳杂、更斑澜了，尤其是象征符号中吸收了大量西方民俗符号，这是以往任何时代都不曾有过的。其所赋予的时代意义也是深刻的，它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民俗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多元性、近代性和世界性、时代性和进步性最为典型的象征。因此，考察中国近代民俗的变迁，不仅能从民间的社会生活层面感知近代中国变迁的脉搏，而且也能从民俗自身变迁的规律本身体会到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转型与演进的一般规律性，对我们理解并深入探讨中国从封建社会步入近代社会的转型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这个研究课题很有意义。

民俗是文化的外在表象和载体。研究民俗变迁，可以把出传统文化的脉络。

近代中国处于“千古未有之变局”，民俗的变化自不能免。中国吸收了大量西方的文化，而自己的东西保留下来的，已经所剩无几了。试想一下，假若汉字真的被字母符号所代替，中国人还能算得上中国人吗。

只是我们一直在遵循拿来主义的同时，更要自信的挺胸抬头，大胆奉送自己的好东西，而不是仅仅在华人圈，唐人街里才能看得到中国特色。

我们在工业产品上有多年的贸易顺差，而在文化领域却是多年的赤字。看着好莱坞大片长大的孩子，又会对孔子、李白有多少感情呢?

第二篇：近代社会习俗变迁与观念的进步

习俗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图腾与符号，承载着民族的风俗习惯与文化精神。社会习俗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形态的发展而变化，体现出一个民族的精神历程。社会习俗的变迁不是孤立的，它的发生是与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和进步密切相关的。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还是近代社会转型的产物。

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剧变

19世纪中期，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紧紧关闭了几百年的大门，利用战争和迫签不平等条约等手段，相继在中国开辟了80多个商埠。在主要商埠里，西方列强划设各自租界，在这种所谓“租界”内实行了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另一套政治制度——帝国主义殖民制度。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商店、银行、船坞以及市政工程，使之成为他们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中心。与此同时，也把西方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科技文化和生活方式为核心的近代文明移植过来，形成与传统中国社会生活方式和古代文明的鲜明对比。随着炮舰侵略和接踵而来的西方价值观念的冲击，近代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和漫长的社会转型时期。西方的风俗思想在中国社会蔓延，“西风东渐”已成不可阻遏之势。

传统陋俗对社会进步的羁绊

近代陋俗文化是指在中国近代社会发挥着文化糟粕功能的，体现于生活惯例上的，并为传统人伦文化所认同的习俗文化，主要体现在婚姻文化、家庭文化、妇女文化等方面，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严重遏制着社会的发展。面对落后受侮的基本国情，近代知识分子开展了“救亡图存”、“西风东渐”等一系列社会变革运动，寻求一个又一个的救国方案，但传统的遗风陋俗在社会中根深蒂固，对中国社会进步的羁绊作用在变革中越来越明显，知识分子决心通过批判传统陋俗文化来达到救国目的，即“开民智”和“习俗救国”，至此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习俗也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汇中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近代社会习俗变迁与观念进步

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主要表现在生活习俗、礼仪习俗及文化习俗的变迁等方面，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和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不缠足运动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戊戌变法前，康有为上书《请禁妇女裹足折》：“女子何罪，而自童幼加以刑，终身痛楚，一成不变，此真万国所无，而尤为圣王所不容者也。”[4]谭嗣同更是提出男女平等的观点，以反对妇女缠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令各省劝禁缠足。

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所倡导的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而辛亥革命，“革”掉了妇女脚上

的一块裹脚布，埋葬了

七、八百年摧残妇女最严重的陋俗之一，使广大妇女在通向思想解放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革”辫发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是与开化世界趋向的短发大潮相背驰的，因而又是“落后”和“不开化”的标志。辫子曾是清王朝权威的象征，满清统治者入主中原，即在全国厉行蓄发，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血腥政策，强迫人们接受满族发式，剃发留辫。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者为号召反满救国，遂将辫子作为向清朝发起进攻的先声，号召剪辫，以恢复汉人仪容。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各地剪辫运动掀起热潮，对于那些早已视清朝如仇敌的汉人来说，剪辫无疑迎合了他们的心愿。《民国野史》中记载：“无数的汉人都兴高采烈地剪去这条奴隶标志的辫子。也有迷信的，事先选择吉日，拜祭祖先，然后庄重地剪除，把辫子烧了。更有联合多人同日剪辫，并燃放爆竹，举行公宴庆祝的。”之后，辫子陆续被剪掉。当时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众多的“剃头店”的现象。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

辛亥革命“革”掉了男人头上长达二百六十余年的一条辫子，改变了人们头脑里对于发辫所赋予的政治意义，也有力地推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礼仪习俗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礼仪习俗的传统悠久。其中一部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还有一部分反映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和宗教迷信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支配，阻滞了我国社会的前进。到了近代，见面、称呼、节日和婚丧等礼俗以及由此引发的思想观念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脱帽、鞠躬礼代替了跪拜礼

上古席地而坐，行跪拜礼出于自然，后世桌椅既兴，此礼已不再适用。但由于它适应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迷信的需要，便被长期保存下来。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到了近代，宫廷官厅礼节多用区分尊卑贵贱的跪拜礼，不能稍有差错。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见面礼俗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跪拜、请安等礼。由此可见跪拜礼仪的繁琐与不平等。维新人士将跪拜称为“奴隶仪式”、“虚伪习俗”，呼吁废除跪拜礼。对跪拜礼的冲击最大的是西方礼节。早在1793年，英使马格尔尼来华朝见乾隆皇帝，清朝官员要他行三跪九叩之礼，马格尔尼坚持要行西礼。1873年，同治皇帝接见日、俄、英、法等国使臣，在外国使臣采用的礼仪问题上开始妥协。直到1901年，清政府才同意以西礼接见各国使臣清朝垮台前夕，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新型知识分子，不少人已采用西洋的鞠躬礼和握手礼，使跪拜礼发生了动摇。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跪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规定“男子礼为脱帽鞠躬”，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

阳历的改用和新式纪念日的实行

中国历代都用阴历，并以帝王纪年。这种历法不适应近代社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落后性。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梁启超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采用太阳历代替阴历。辛亥革命在中国历法史上开创了新的纪元。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通电全国，“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改行阳历，可免去阴历中平年闰年相差一月带来的某些不便，且与国际上通行历法

相一致，有利于国际交往。但由于阴历有24节序，与农事紧密相关，仍不能完全废除，故南京临时参议院于1912年1月又规定阴阳历并存，这种历法沿用至今。

阳历的改用和纪念节、星期日制的实行，影响了人们传统的节日观，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之后逐渐演化成新式城市民俗，成为社会现代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近代社会习俗变迁，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标志着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昭示着我们这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近代化发展的快车道上前进的印痕。

第三篇：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新民主主义的总路线 总路线和总政策：“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革命。” 新民主主义的动力

无产阶级不仅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而且也是中国革命的动力。

而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动力。

无论是贫农和中农，还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得到解放，但是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要采用慎重的政策。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

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现实依据

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的实践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现实依据。 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以已发展为中心的经济建设上来。

邓小平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的主题、路线

1982年党的十二大，邓小平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 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各个阶段

第一阶段 邓小平理论初步形成(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

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总体思路，大胆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初步设想;初步形成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提出了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概念。这些理论成果，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初步形成。

第二阶段 邓小平理论逐步展开并形成轮廓(1982年党的十二大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

十三大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概念，并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系统地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观点。这一概括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轮廓。

第三阶段 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形成理论体系(1987年党的十三大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

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三个有利于”标准理论等，从而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对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新的科学概括，使之形成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

第四阶段 邓小平理论的确立阶段(1992年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

党的十五大提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是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和全体共产人的庄严使命。1993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邓小平理论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写入宪法。 邓小平理论的理论主题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邓小平理论的思想路线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根本方向、根本要求、根本目的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根本要求。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1)国际环境：

1、冷战结束，国际局势深刻变化，世界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

2、虽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恐怖主义仍然存在，但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大趋势没有变。

3、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

4、以经济、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白热化。

(2)国内环境：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社会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形式、社会生活方式、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的多样化，加入世贸组织，给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带来深刻影响，给我们党执政和领导各项事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工人阶级队伍扩大，就业压力大，私营、外贸、合资企业的迅速发展，多种利益的冲突等等，共产党面临重大挑战。

(3)党内环境：新时期党的建设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党的队伍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党员的数量大幅增加，干部新老交替不断进行;党的阶级基础在增加，群众基础在扩大，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反腐拒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是我们党必须解决好的两大历史性课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容

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联系

“三个代表”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

第一，发展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条件; 第二，先进文化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特点和功能，它不仅反映和体现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本质要求，而且反映和体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三，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 第四，我们党坚持“三个代表”，关键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历史地位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为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部署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形成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标志着党对“三大纪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对共产党人的价值观的认识。 解放思想的内涵

为什么要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 因为

(一)与时俱进强化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创新要求，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必须始终把着重点放在开拓创新上

(二)与时俱进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所证明。

(三)与时俱进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和思维方式

与时俱进作为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从时代性、规律性和创造性要求的高度，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升到了新的水平，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只有始终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我们才能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创造性，带领全国人民继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新局面。 社会主义本质

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主要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三个有利于”

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如何理解发展是硬道理

首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不断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新局面，这是我们党执政的一条宝贵的历史经验。

其次：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又是我国现实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形势所决定的。

再次：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拓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当前迫切的热舞就是抓住信息技术革命的机遇，实现我国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如何理解我国“现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将长期处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1)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2)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不发达的阶段，我们必须正视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

因为我国是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业劳动的农业国;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需要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

一是生产力不发达，二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成熟，三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不完善。 所以我国现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形成及其核心内容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对基本路线核心内容最简明的概括“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二) 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

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坚强的政治保障。

(三) 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一) 中国共产党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

内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再审会注意提案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国特色色还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上经济、政治 “三步走”

第一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

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意味着我们进入了小康社会 第三步：到21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了。

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

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

第一，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同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国有经济在市场平等竞争中发挥主导作用。

第二，在分配制度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运用各种调节手段，既注重公平，促进效率，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在宏观调控上，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各自的长处。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同时通过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等弱点和消极方面，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所在。

为什么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因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晋级制度的基础，是国家音带、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提过国际地位，具有关键性作用。对于发展生产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繁荣市场、稳定物价、吸收劳动就业、扩大商业出口、增加公共积累和国家税收都具有重要作用。 国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政体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我国的政体。 政治协商

八个民主党派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与西方多党制度的比较

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

(一) “一国两制”的基础是“一个中国”

(二) 坚持两种制度并长期共存。

(三) 保持台湾、香港、澳门的高度自治和繁荣。

(四) 力争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五) 解决台湾问题，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

第四篇：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感想

看完《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从此书得到的启发会很大。我非常敬佩陈旭麓先生缜密而深邃的史论，对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更是由衷的赞叹。

现今大多数学者认为应把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110年时间划为中国近代史。在这110年中，中国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的社会性质一直没有改变;在这整个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便是如此划分的依据。本来近代和现代这两个概念并没有严格区分的必要，过去的学者很多都不加区分地使用这两个概念，英文中是一个词MODERN。

作者在分析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之后，又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东西方的交往和不同。在此基础上，作者开始按照时间顺序讲述近代中国的变迁，先是鸦片战争以及之前已经出现的帝国转衰迹象，以及这个过程的变革和人们的反抗，突出表现为洋务运动和太平天国运动;接下来则是甲午战争带给中国的震撼，以及随后开始的戊戌变法;之后便是庚子之变，以及清朝的维新自救，以及难以避免的王朝崩溃;再就是辛亥革命建立的新国家，以及出现的新变化;最后探讨的是新文化运动，认为这是对中国文化最深刻的反思。之间夹杂着先生对社会变革、社会阶层(中等社会的出现)的描述与分析，先生还探讨了变与不变的哲学，这是一直萦绕在无数国人的困扰，很多人其实明白个中道理，但强大的惯性和现实利益所在，使得他们一次次选择了保

守甚至是后退，但是，变也不意味着绝对正确，能否做好变与不变的平衡才是更需严正对待的问题。另外，先生还探讨了改革和革命两股力量的共性和分歧，指出其中存在的不同一性的同一性，认为他们既可以表现为纵向上的继起性，又表现为横向上的共存性。大历史的发展可能是线性的，但这种认识方式常常会让我们忽视了诸多历史的细节，当我们深究这些细节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微观或者中观的历史充满着不断的循环往复和理解上的前后变化，而绝非简单的进步代替落后，复线的历史(这里并不完全等同于杜赞奇的用法)或许更能还原历史细节的真相。

书中所涉的史实大都对于属于中国近代史的一般知识，尽管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角度来看的。绝对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史观不好，作为一种历史研究角度，它同样的有助于揭示历史真实，发现史实背后的真相，但先生也没有完全囿于这种史观，或者更精确点儿说先生力图摆脱那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官方史观的影响，他在承认和延续许多传统看法的同时，也在努力的纠正过去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史观的教条式理解。

历史，是长征，辛亥革命，百万雄师过长江，五四运动等等。知史可以明得失。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大多可以从历史上找到经验或教训，这对于我们今后的为人处世是非常有意义的。 学史使人明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的。以史为镜，可知兴替矣。

第五篇：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主要特征

在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史中,有两个时期特别引人注目:一个是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是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的近代历史时期。这两个时期,都恰逢中国社会大转折大变动的时刻。社会的剧烈变动,许多全新问题的提出,必然带来人们思想的空前活跃,各种不同社会思潮的形成和冲突,以致某种社会思潮逐渐取得主导的地位。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受到欧美、日本思想文化的冲击、影响,也打上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烙印,更是近代中国社会特定的历史产物。近代中国社会处于转型状态,它的鲜明特点之一就是“千古未有之奇变”。这种变化,并非仅仅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冲击的后果,而且也是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自然演化的必然。它带来的社会变化复杂而深刻,表现为多层面的运动过程,各种内外、新旧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又使各个层面的发展不是同一趋势,而是呈现出多层面的立体交错运动的态势。在这块社会土壤中滋生蔓长起来的社会思潮也就呈现出社会转型期的突出特征。第一,主题突出,政治性和现实性较强。就中国近代109年的历史来说,大多数人共同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如何求得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一是如何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而实现富国强兵。这两个问题,从它的提出到人们设计种种不同的方案(当然也有反对的方案),彼此间展开激烈的争论,直到问题得到解决,是个完整的过程。要解决前一个问题,就必须高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旗帜,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要实现后一个目标,则需要以民主、科学为思想武器,进行一系列近代改革与革命。因此,爱国主义和民主、科学便是贯穿近代各个时期各种进步思潮的两大主题。无论是革新与守旧的交锋,还是中西思想文化的冲突,都与这两大主题息息相关。由于这一特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近代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涌现的社会思潮大都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经世派,提倡“经世致用”,“以经术为治术”,面向现实,解决实际问题,兴利去弊,强国御侮。他们的主张为当时中国思想界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即向西方学习的方向。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人物的洋务思潮,将魏源的“师夷”主张付诸实践,“借法以自强”、“船炮工商”、“制械练兵”以求富,使中国向近代化发展。1860年前后,中国社会政治思潮出现转折,早期维新派兴起,其标志是洪仁的《资政新篇》与冯桂芬的《校?庐抗议》,皆要求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诸方面,实行全面的变革。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倡导变法运动,疾呼救亡图存,保种保国;严复“大受刺激,自是专致力于翻译著述”,他所介绍的达尔文进化论,适应了当时救亡图存、奋发图强的需要。甲午战后,进化论为人们所接受,成为一种主要的社会思潮,成为资产阶级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认为,要救国只有革命,推翻清朝政府,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无论是康有为,还是孙中山,他们的政治主张虽然带有超越现实的主观幻想,但从其整个活动看,却充满了求实精神。面对现实、改造中国,始终是他们的出发点和归宿。民族的长期屈辱使中国人不得不以追求国家的富强为最高目的。这一目的本身自然是高贵的,然而仅以富强为目的却使中国人走上了急功近利和专重物质成就的道路。最有代表性的是吴稚晖先生的一段有名的话: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国故,毫不嫌迟。从机关枪的意识出发,最多只能吸收西方的科技,而缺乏“为真理而真理”的精神和理念。由于强调政治制度变革,中国近代思想家宣传民主民权也主要是从救亡图存出发的。因而他们肯定民主价值的标尺不是人权,而是用来作为救国手段和治国方策。他们的宣传不是强调人格独立、人权平等、人性解放,而是强调国家独立解放和富强。近代中国人对科学的追求也主要还是出于功利的动机,而不是对科学知识本身有真正的兴趣,更没有注意到科学背后的文化凭藉。这是由中国特定的国情和时代背景所决定的,也是中国社会现实和为变革这个社会现实所需要的。第二,名目繁杂,丰富性与激变性并存。社会思潮是一种动态的意识现象,具有“浪潮”的特征。犹如涓涓细流汇成的潮涌,沿地表峰谷奔泻一样,作为一种意识潮流,自然也会有起有伏。在已有的中国近代中国思想史或思潮史研究中,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研究倾向,即重视知识精英思想,忽视下层民众思想;重视“先进”思想,忽视“落后”思想;重视进步思潮,忽视中间思潮和反动思潮;重视考察思想或思潮本身的演变,忽视对思想或思潮产生的社会土壤的深层剖析。于是,近代中国思想史或思潮史大多成为精英人物的先进思想史,这就难以反映近代社会思潮的丰富内涵和真实面貌。从社会与思潮的互动关系,知识精英与下层民众、上层人物的相互影响,进步思潮与带有“中间”色彩的思潮、反动思潮之间的比较、竞争等层面来看,由于近代中国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和中国社会变化得非常迅疾,迫使中国社会在短短的百余年间就匆匆向前迈过西方社会几百年内所经历的历史途程,因而,时代催促志士仁人尽早地登上历史舞台,急切地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尽快地呈现各种改造社会的方案。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这百余年间,

各种社会思潮纷呈泉涌,目不暇接,形成中外历史上罕见的奇观。改良主义、立宪主义、国粹主义、复古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实验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各种各样的主义名目繁多,匆促上阵;曾几何时,又仓皇退潮。同时,西方各种各样的思想学说纷至沓来,诸如民主主义、民治主义、平民主义,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柏格森主义,人文主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等等。在同时并存和前后相继的各种思潮间,存在着激烈的交锋和斗争,如革命和立宪之争、共和与复辟之争、尊孔与反孔之争、问题和主义之争、科学和玄学之争、本位文化和西方文化之争等等。在各种思潮的反复较量和长期斗争中,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有:经世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思潮、(教育、实业、科技)救国思潮、民主革命思潮和新文化思潮等,尤其是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思潮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出现的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思潮,脱颖而出,赢得了广泛而热烈的认同,成为历史的主流、时代的强音。社会思潮在酝酿形成和涌动过程中,感性意识要素居主要地位。由于不同阶级、阶层和人群所处经济地位和社会关系不同,他们的利益也不同,因而形成不同的社会思潮,有主流、有支流,有潜流、有逆流,有先进、有落后,综合构成一幅极为复杂丰富、多姿多彩的历史图画,带有非常明显的紧迫性和超前性、过渡性和多变性特征。比如,辛亥革命时期,曾同时出现超越和复古两种不同的思潮,而刘师培、何震等人却把超越和倒退奇异地结合在一起,逐渐走上复古倒退的老路。此后,既有新文化运动思潮,又有国粹思潮;既有联省自治思潮,又有国家主义思潮。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前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思潮,作为辛亥革命失败后出现的封建复古思想逆流的对立物,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专制与迷信,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但是,与这种基本倾向相伴随的却有无政府主义主张、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形式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等偏颇。且两者以极端的形式具有内在联系。其实,这也是社会思潮发生、发展的规律之一。因为在历史上,一种社会思潮的流行,由于它在一段时间内涌动迅猛,“包打天下”,因而与之相对立的思想情绪、心理倾向等,便被暂时地压抑和掩盖下来;当着这种思潮被人们普遍放弃时,借助思维惯性的作用,人们往往易于走向其反面,因而与之相对立的理论、思想、心理等便像顿开闸门般地涌流出来。于是便有新的社会思潮发生,并把其与旧思潮对立的一些因素推向某种极端。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认为人们的思想、意识的历史发展只能在两极对立中运动。因为某种社会思潮消退之后,人们的认识并不总是表现为另一种社会思潮的形式。其中,较为正确深刻全面的认识,则一般以一定科学理论学说体系的创立为其结晶。历史表明,同思想运动相比,社会思潮就其整体而言,缺乏统一明确的思想指导原则和它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及目标的自觉意识,这就不能不使它的思想内容包含较多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极端性。第三,文化转型,传承性与融合性交替。一般来说,文化的延续与发展有三个机制:一是文化的纵向传递,即文化传统的承继性;二是文化的横向传播即文化交流;三是文化的主体创造即在现实实践基础上的主体再创造。文化的横向传播即文化交流与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关系极大。任何一种文化没有它种文化的冲击、碰撞、交汇和伴随而来的平等融合、交媾和再生,都不可能实现由一种质向另一种质的飞跃。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是在西方文化强行侵入、中国文化自身进程被打断的情形下发生的,具有明显的屈辱、被动和非自觉性,正如人体器官移植必将引起排异反应一样,西方文化的楔入,给中国传统文化造成激荡之深切是空前的。这就使中国文化步入近代时,蒙上了浓厚的民族感情和正义理性的道德因素,同走向世界、适应时代潮流的发展产生矛盾,从而加深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化转变的艰难性。如何评估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对待西方文化,这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长期思考和争论的问题。其间经历了非常曲折的道路,有着许多痛苦的经验,曾形成东西两种文化派别:一种是西方文化派,哲学思想上受了实用主义、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带有崇洋色彩;另一种是东方文化派,哲学思想上受了尼采唯意志论、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又倾向于封建复古。至今,“崇洋”与“复古”仍然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长河中尚未根本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文化继承既具有客观性品格,又赋有主体自觉的特征。中国文化是一个色彩斑斓的复杂的统一体,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其历史传统的文化。每个时期、各个学派都有各自的精彩的独立贡献,不能把某一时期或某一种思潮视为整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代表。通常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指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在中国封建社会居统治地位的文化。它既有优秀的一面,又有落后陈腐的一面。历史经验证明,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都是建立在前一个时期文化的基础之上的。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继承、吸收和创新。传统和现代不是水火不容、绝对对立的。黑格尔说得好:“这种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象,而是生命洋溢的。犹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8页)以章太炎、刘思培为代表的国粹派,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基础,从民族、历史、地域的有机联系形成文化传统观念,力图将保存和发扬传统文化与破坏现存秩序的社会革命结合起来。他们通过清理传统文化固有的糟粕,拨除封建统治者对传统文化的歪曲,以恢复和维护传统文化的价值。以梁漱

溟、熊十力为代表的新儒家,怀着强烈而悲苦的民族危机意识和使命感,致力于传统文化之精神价值的弘扬、发掘和民族自我的重建。钱穆先生最具中国情怀,他从史学的观点出发,并不把中国文化看作是一成不变的东西;相反地,中国文化是在长期历史中不断演进和发展而形成的。他重点关注的是文化理想的保存与实现,从文化传统中发掘出现代有关联的成份,作为发展科学与民主的基础。孙中山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接受过来,发挥为民权思想,他肯定“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哲学”,但对之加以改造,将“修身”的解释提到抛弃陋劣习气、进于文明生活、培养文化素质的高度;他称赞“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传统道德规范,但在其中注入了许多革命民主主义的内容。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大炮、商品、传教士而来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传播。汤因比曾云:“在西方文明的排山倒海的冲击之前,中国原是一个和谐而宁谧的人文世界,有高明的人生乐趣,有深刻的生命情操,也有弥漫的尘世乐趣。虽也有一治一乱的循环,与反复扰襄的战争,然而却摇撼不了中国人文世界内在的积极性。可是西潮汹涌袭来之后,中国人却在痛苦中趋于分裂,西化乎?俄化乎?本位乎?中国人在此挑战下,尚未表现出强有力的创造性回应。”(《历史研究》,陈晓林译,台湾桂冠图片公司出版,图78说明文字)对于西方文化的冲击,人们的心态是复杂的,既有因伴随侵略所带来的反感,又有以怀着对固有的信念和感情的抵拒,更也不能不睁开眼睛正视现实。西方文化的冲击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从原来对域外事物一无所知的封闭状态中走了出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有所比较而逐渐反省、认识。从林则徐、魏源到孙中山、陈独秀,再到毛泽东,都曾对中西文化进行思考、比较,究其得失,寻其长短。正是从比较中认识到要救国就必须改变现状,就必须学习西方,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到精神文化都加以吸收,于是在中国大地上相继出现了引进器物科技的洋务运动、为实现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维新运动、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革命运动,以及批判封建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一百多年间的历程,都没有离开中国的传统,是在不断会通融合中外文化的过程中来创建中国的新文化。由于欧洲与中国间社会发展程序的拉大,文化交流也因之打破了平等均衡、长短互补的格局,而变成了倾斜的、中国单方面向西方学习的过程;由于列强侵略中国和中国反侵略这种尖锐的政治背景,这时中国向西方的学习,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落后向先进学习,而是为着寻求解决中国的政治危机,具有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政治性质。但由于政治风云的急剧变化,经济发展的很不平衡,以及文化本身杂糅着中西文化陈腐的东西,新文化的建设很不完善、很不成熟。例如对文化的急功近利,忽视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不尊重文化发展自身的规律等,都影响了近代文化建设取得更大的成就。中西两种文化的冲突集中在: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同近代科学技术的冲突,封建君主专制与近代君主立宪政体和民主政体的冲突,纲常名教与自由平等博爱的冲突。冲突的性质决不是所谓的东方精神文明与西方物质文明的冲突,而是古老的东方与近代崛起的西方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的全面的冲突。中西文化的冲突必然导致融合与会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许可以说是中西文化会通的最低层次,尽管本体不变,只是吸收西方文化中的自然科技,要以中学包容西学,但它是这个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甲午战争后,中西文化会通融合的趋势更为明显,要融中西文化成一国之学,这正如梁启超后来回顾的,欲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从洪秀全、洪仁、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孙中山等人的个人情况看,也都程度不同地体现出中西文化融合的趋势。中西文化既矛盾冲突又会通融合的过程,也就是中国文化变化和发展(既有衰落消亡的一面,又有改造新兴的一面)、走向世界、进入近代化的过程,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历史变迁,但其深度和广度都还不够。文化体现了人类掌握自己,人类同自然和社会关系的程度。人类理性的高度决定着政治变革的成败和归宿。近代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变革之所以遭到挫折和失败的原因应当从文化和文化哲学中寻找。我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天人合一”的自然主义哲学,本身就带有一种惰性力量,不是“力今以胜古”,往往是“好古而忽今”,所以,只重继承而轻创新,只重视外来文化的模仿和吸取,而忽视民族文化主体意识的变革和更新。在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上,保守派和激进派的认识都失之偏颇,“保守派指责现代化破坏了传统的价值,而激进派则怨恨传统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其结果都是庸人自扰。余英时认为,中国传统中并不乏现代化的合理因子,如能及时地善加诱发,未始不能推动现代化的发展。主张毁弃传统,这更是浅薄的。只有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善于借鉴和吸收西方先进的文明成果,新文化建设才会富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