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三大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三大理论（共6篇）

篇1：新制度经济学三大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缺陷

2011-04-16 03:28:22 来自: Rothbardian(人类的的斗争是个体与制度之争)

作者:张红凤、高歌 来源:《理论经济学》2004年第7期

新制度经济学试图通过使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方法上更具有现实性、社会性和历史性而挽救它，并据之提出私有产权安排对经济效率有决定性意义，最近30年来它逐渐成为热门的研究领域。英刊《资本与阶级》2002年秋季刊上发表了题为《新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史》的文章，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提出了批判，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并不能解决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与问题：一方面，经济学仍旧是非历史的；另一方面，当涉及历史、社会关系和现实的矛盾时，经济学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不同的文化和政府为中心的解释。因此丹尼尔·安卡鲁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不是进步的研究方法，而只是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工具的退化的一个征候而已。文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导言

“制度”已成为近年来政治和科学领域讨论的关键词.它反映了这样一种普遍的认识：一个功能良好的市场经济是以有效的制度框架为前提条件的。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也认识到没有“良好制度”和有效政府的经济发展是天方夜谭。

对制度的关注引发了许多有趣的问题。首先，它意味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自生自灭，它是一种需要设计和支持的社会制度。其次，它已经非常关注资本主义发展史。

然而，另外有许多难以说清楚的问题暴露出来：比如，如果市场不是整合社会中个体力量的“看不见的手”，而需要来自社会的制度支持，那么市场有何特别的好处？如果资本主义市场不构成社会生存的基础，而是需要制度的支持，为什么社会制度应该支持市场?这样的分析能很好地将我们引向资本主义的基本的问题。

在经济学中，对市场资本主义的维护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最重要的内容，它认为市场能自发形成供求均衡，并能提供协调、自由和效率。然而，该理论已经因其缺乏现实性、非社会特征和非历史性而遭到批判。

由于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性，新制度经济学已经获得持续、切实的影响，尤其在经济发展和政策制定的问题上。因为它试图使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方法上更具有现实性、社会性和历史性。它试图在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的同时通过制度分析来推进它。此外，主要由于诺思的贡献，新制度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史中解释市场资本主义出现与演进的传统观点。

本文的第一部分阐述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框架和它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不同；第二部分勾勒出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批判；第三部分主要以道格拉斯·诺思的工作为重点说明新制度经济史；第四部分通过对经济学内工具主义的批判来批评实施“好像经济史”(指对经济史的解释似是而非，违背事实。——编写者注)的可能性；第五部分是结论，主要总结新制度经济学失败的原因。

新制度经济学从新古典正统理论那里继承了市场、供求、边际主义、生产要素等概念，但同时又力图延伸微观经济学的范围和预测力。

1.有限理性

新制度经济学基本抛弃了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的“不现实”假设，而主张“有限理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最初来自于哈伯特·西蒙(HarbenSimon)。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由于不确定性、信息问题、交易成本等问题的存在，当事人难以收集全部的信息去解决市场的最优问题。因此，个体往往只能具有有限的理性，而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大化均衡是无法实现的。为了减小不确定性问题，经济当事人必须设计思想和行为的规则以作为决策的基础。这些规则非常固定，不会随机改变。正如一位观察家所指出的：“一个有限理性的个体倾向于最大化，但是发现这样做代价很大。”

2.交易成本

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成就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它起源于科斯1937年的关于企业的论文。科斯认为建立企业的原因在于使用价格机制存在一个成本，即交易成本。这个概念很难理解，至今仍有争议，其定义也在不停变动。例如诺思将交易成本定义为“界定、保护、实施产权的成本”；威廉姆森引用阿罗的观点，将“制度运转的成本”类比作“物理中的摩擦”，等等。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市场和价格不能充分创造新古典均衡，并进而认为交易成本已经渗透进每个经济体系的所有经济体中。交易成本是一个社会和经济制度结构的关键。从新古典意义上说，在一般均衡状态下，产权分配对于解决市场的均衡问题是不重要的，但是考虑到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产权的最初分配对经济效率有决定意义。为了保证私人产权的独占性，必须很好地对私人产权加以界定和实施，最好的实施者是政府。假如产权能轻易地被政府界定、保护和实施，那么交易成本就会很低，新古典市场观点中的交易所固有的获利就会实现。就像在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中一样，在新制度经济学里市场交易是增长的原因，但现在它要依赖于政府的运行以及产权和制度的运作方式来降低交易成本。

3.制度

制度是“人们设计用来约束人类行为的”。由于这个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在方法上接近了一些现实。它的奠基人科斯认为：“现代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现实中的人，即将人置于真实制度的约束之内。”制度是“非正式约束”(风俗、文化、禁忌等)和“正式约束”(法律、产权等)的总和。制度是经济中的游戏规则，组织(游戏的参与人如企业等)的出现是对制度结构的回应。诺思解释说：“制度和组织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经济中的制度演进。”承认新古典均衡不会在现实中出现，以及产权结构、社会制度演进决定了经济行为，诺思得出如下结论：历史在起作用，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能从过去有所收获，而是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靠社会制度和过去连接成一个整体的。

有了概念和理论创新，新制度经济学试图使新古典经济学更加现实。关于这一点的典型例子是将人类行为的假说修正为“有限理性”的概念，后者更接近真实的人类行为。有了“交易成本”和产权的概念，新制度经济学把经济学引向了更社会化的方向，指出制度和政府支持对市场运行的重要性。

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理论问题

“交易成本”的理论问题

交易成本概念的问题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密切相关，该概念并非解释资本主义制度起源和演进的有益工具。

1.交易成本和新古典经济学

交易成本是使用市场机制的成本或价格。而市场和价格的概念之间又发生无穷的同义反复。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行方案是把交易成本看成是不通过市场价格来反映的或看不见的成本。这种认识要求必须承认一个并非完全主观的和依赖于个体选择的成本即受制其他的非主观逻辑的成本的存在。简而言之，要求一个不由市场决定、也不反映在市场上的客观成本理论。如果我们遵循交易成本的这种定义，那么就必须把它定义为由其他力量而不是单个经济人的成本—收益核算所规制的成本和潜在的制度。这就得出了结论：制度影响选择。

如果潜在的成本和制度扮演了基本角色，那么去研究这些制度的结构确实似乎是合理的也是必需的，而不是从消费者选择、经济核算和市场价格开始。确实如此的话，在既定制度框架以外的理性和选择概念看起来是没有根据的。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框架岌岌可危。

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认识到了价格机制的局限。如果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会遇到对市场和个人选择的正统理论的另一个主要挑战。逃避价格机制有局限这一问题的惟一办法似乎是证明经济当事人在对价格毫不知情甚至根本不存在价格的情况下仍能进行成本一收益核算。这种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拓展和补充了正统价格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承认价格并不能充分传递理性选择所需要的信息。惟一能保全这种观点即经济当事人能够根据制度安排和产权结构的成本收益作出理性选择的方法，是描绘出这些个人在未使用价格机制时也能作出理性选择。这就意味着价格机制不是理性经济核算的必要条件。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之一的价格机制就面临冲击。

2.交易成本和制度的历史变迁

新制度经济学构建于世界充满交易成本、信息问题、非均衡的认识之上。然而，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却来自于正统的均衡论：这是一个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其中制度是不存在的。但是交易成本是如何从无制度和无摩擦的构架中产生的呢?制度如何从没有制度的地方出现并改进的呢?当制度缺乏的时候，真实的个体是如何行动和创造制度的呢?这些当然是与历史研究相关的问题。

我们可以放宽严格的条件，假定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实际上是存在制度和组织的世界，但其中制度有效率与否则无关紧要。由此，出现了如下问题：如果我们认为一个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充斥制度和组织，那么我们必须承认通常意义上的交易成本不是制度和组织的原因。在一个带有制度的零交易成本的世界，一条制度的存在与否和效率即所谓的科斯定理无关。但是如果我们想根据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解释制度在历史上变迁的方向，制度结构就不可能是无关的。一般而言，这是摆在新制度经济学面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即如何解释制度变迁的方向及其在经济增长、衰退和效率中的作用。

交易成本被认为是有益于解释历史中的制度，但反过来前者又依赖于后者。因此，用这个概念来解释经济史中的制度变迁似乎并不理想。

为什么没有市场?

新制度经济学似乎不能解释市场的起源。相反，它假定市场存在，并且从已经存在的市场引出这样的问题，如为什么有其他的制度和组织存在。从这样一个主张出发，一切其他的配置体系都被作为市场的偏离和约束而解释为无效的，或者至多只在市场失灵时引入。

诺思、托马斯等人力图证明，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产权、领地体系、开放地体系等，从新古典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理性和有效率的。尽管这些主张考虑了一些历史事实，仍然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假设能依据产权结构和随后的选择作出成本—收益核算。根本的前提仍旧是市场是已存在的可供选择的产权结构。如果经济当事人没有选择它，那是因为给定的约束条件、交易成本等使得其他的产权结构更加有效。然而，从历史观点来说，很难看出，像产权经济学家所描述的那样，有不同产权结构已提供好以供经济当事人进行独立的选择。简而言之，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市场即使是在缺失的情况下也是被描述为存在的。然而，毕竟市场是历史演进的结果而不是初始就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一旦我们承认了制度和产权结构影响了选择，这些制度和产权结构就不能被和市场一样的核算和选择所解释。假如同样的理性和效率的观点被用来解释制度的存续和变迁，那么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存在市场，那是因为效率；如果市场不存在，那也是因为效率。

经济学的消失

新制度经济学的范围日益扩大，近几年当诺思试图通过吸收意识形态、心理模型、法律、政府等来扩展他的制度主义时尤其是如此。诺思已经认识到经济增长和衰退是由非正式约束和政府决定的，因此并非由传统意义上的交换和市场领域决定。然而，他在这条路上走得越远，经济领域就越消失于他的新制度经济学模型中。一旦承认新古典经济学是静态的框架，历史上社会变迁的动力必定来自于其他地方。这是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概念的主要理论功能。但是，新制度经济学越试图更具现实性、社会性、历史性，它就越远离新古典经济学。

尽管诺思在著作中一再重复交易成本的概念仅仅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概念旁边对解释性变量提供补充，但传统变量，如价格、市场、技术、生产，却越来越被推向一边。相反，心理模型、意识形态、法律和政府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出现了。新制度经济学试图用经济术语解释政策和政府。但通常在政治市场上，没有自愿性合约、没有产权的交换、没有根据价格信息的经济核算。如果有交换，那也是和市场交换大相径庭的。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学

在通过向这些领域扩展市场和交换的概念时，冒着失去它们的概念曾有的特别解释力的风险。这种做法不能拯救新制度经济学，却使它走向穷途末路。新制度经济学现在要同时支付放弃和依附新古典经济学的双重代价。

三、新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史：诺思的工作

通过诺思对新制度经济学工具的持续不断的应用，新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史领域已获得了影响。他最初关于经济转型方面的突破性的分析是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变迁(和罗伯特·托马斯合著)。他认为领主制是有效的，因此被经济当事人选中。农奴被迫向地主和保护人提供服务，因为商品交易中涉及了极高的交易成本，而领主制这种合约与其他的合约相比，更能保证经济当事人付出较小的交易成本而获得较多的收益。因此，封建领主的“奇特”组织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困扰诺思经济史的问题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制度和特殊的人性特点在资本主义到来以前就被设定为已经存在了。在他的模型中，制度的演进是通过微观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对相对价格变化进行的理性反映。但诺思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自由个人是资本主义市场的结果。在诺思的理论中，这些个人没有历史，这个新古典理论的问题成为诺思标榜“历史重要”的计划的严重缺陷。

在诺思看来，土地对劳动力的比例的改变影响经济系统和它的潜在逻辑，使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变迁。但反对者认为这些变化不能调整为价格变化和微观经济的选择中介，除非土地和劳动力已经是商品了。但诺思在他的封建主义的定义中，劳动力和土地都不是商品。因此只能选择一条路：要么资本主义来自于某个不同的经济体系，要么它是无处不在的。在第一种情况里，必须按照非资本主义的本来面目来描述这个前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逻辑；在第二种情况下，前资本主义经济史就必须修正为资本主义史。

诺思和托马斯试图用“不明确和约”来解决这个困境。不幸的是，诺思接着就遇到了在交易成本分析中的挑战：封建时代的被假设为选择最有效率的产权的人，是如何根据不明确信息作出核算的?如果没有市场，他们如何想象和有效地利用它?考虑到农奴制的存在，即使个人能够在不存在市场的情况下进行核算，那么他们将如何根据这种核算行动?农奴对地主的依附束缚了劳动力的流动，这就意味着，即使有市场机会，劳动力也难以利用它们。

非历史的假设和解释构成诺思工作的一根前后一致的亮线。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诺思始终坚持：所有制度框架的运行都好像根据资本主义的微观理性原则运行，即使当他知道并不如此时也这样做。为使其工作在理论上解释得通，他必须秘密偷运进他知道是谬误的历史假设。我将此做法称为“好像经济史”。

四、对经济史中“好像”方法论的批判

既然新制度经济学使用不真实的假设作为基础，那么它还有可行的换救办法吗?因为逃离现实就等于采取了工具主义的“好像”策略。这里可以参照弗里德曼的观点，他说：“虽然我知道极少有经济学家相信经济学的行为假设准确反映了人们的行为，但他们的确相信这样的假设对于构建经济学中的市场行为模型是有用的。”弗里德曼的方法论中的主要观点是，虽然假设是错误的，但跟随“好像”理论后的预测是正确的。他最著名的例子是树上的叶子

当然不会核算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享受阳光，但如果我们观察那些叶子就会发现它们“好像”是这样做的。

可是新制度经济学中与经济史相关的问题能像弗里德曼所说的那样解决吗?回答是否定的。首先，从弗里德曼的观点来看，倘若科学的检验和目标是预测性，那么社会当事人的动机和行动是无关的。为了拥护历史的观点，我们必须坚持认为历史研究的目标是描述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但既不考虑人们的动机，也不考虑人们实际上是如何行动，这是十足的荒谬。其次，历史研究的检验和目的不是预测，即使我们认为它可能是其他科学研究的目标。作为历史学家，我们不想用某些人为创造的行为假设和谬误预测人类史中已经发生的事情。相反，我们宁可解释过去历史的发展，或者至少去描述它们。

五、结论

新制度经济学在试图为新古典经济学创造一个在方法上更具现实、更具社会性、更具历史性的形式时面临一个基本矛盾。制度的概念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在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时提出的。因为新制度经济学试图保留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要素，所以公认的非现实性、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基础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又重现，成为其通向成功的主要障碍。另一方面，当新制度经济学试图通过它的制度分析转向现实、社会和历史的方向时，它的新古典经济学基础显得多余，甚至有些矛盾。这种窘境的解决是通过秘密地引进在历史上周知的谬误和错误的历史起点，如“在开始就有市场”和观察历史采取“好像”的理论假定，而不是通过理论的系统阐述来整合历史研究。历史是根据现实理解的，而不是相反。简而言之：新制度经济学中有经济学之处几乎没有历史，有历史之处几乎没有经济学。因此，正统经济学的问题不是解决了，而是被遗留下来了。新制度经济学不是一项进步的令人振奋的研究方法，而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工具退化的证明。

上述的结论表明，新古典经济学未能为资本主义市场提供充分理论依据，新制度经济学也同样不能。新制度经济学不是对问题的解决，而是对问题仍然存在这个事实的一个确实的证明。

篇2：新制度经济学三大理论

制度转型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理论看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从实质上说就是一个制度转型的过程，即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取代适应计划经济的制度安排的过程。系统地分析和透视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转型理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制度转型问题。

一、什么是制度转型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转型理论首先探讨了制度转型的内涵。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社会主义“是一种主要由国家机构持有生产资料产权的经济制度系统。如何使用和分配这些产权(包括劳力)要由中央、省或地方的政府机构来决定。为了便于实施自上而下的控制，不得不用外在设计的、主要是指令性的制度来取代市民社会中的许多内在制度，从而中央计划代替市场的自发调节”。[1](P505)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制度下，由于“竞争性市场的信息机制、缔约自由和私人产权的激励机制”被废除，从而导致社会主义经济“遭受巨大的动态效率损失”，“资本存量下降，经济绩效恶化”。[1](P512)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开始了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表明，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转型。因此，所谓制度转型，即意味着“从一种国家或政体被转变或转变为另一种国家和政体”。但是，更为严格地说，从经济制度的角度看，制度转型“是指这样一种制度变革，即从以生产资源集体所有制和党政机关控制生产资源的运用为主转变为以私人所有制以及按个人和私人团体的分散决策运用生产资源为主”。[1](P505)

二、制度转型的本质要点

新制度经济学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经济制度转型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互动性变革必须以任何一个大脑都难以完全理解的方式发生。”[1](P523)但是，从制度经济学的立场看，制度转型的目标是要构筑市场制度的基础性条件，因此，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转型，其本质要点至少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人必须掌握其在民事、经济和政治上的自由权，这包括自由出售自己劳力和技能的权利，拥有财产的权利，结社的权利，寻找信息的权利，发表言论的权利和迁徙的权利。自由契约和财产所有权的恢复，意味着也必须使对物质和精神福祉的责任私人化。

第二，以前服从中央计划和政府官员指令的生产组织，必须转变为自主的和自负其责的经济实体，所有者和经营者都必须学会自负盈亏。换言之，他们必须学会在严格的预算约束下进行决策。因此，企业必须转变为独立的法人，有缔约自由，包括对所签契约负充分责任。这要求有公司法和商法的支持，也要有行政机构、司法机构的支持，为此必须培训法官和商业律师。

第三，必须从根本上转变政府的作用。“政府存在的根据不是国家宏伟或假想的‘历史铁则’，而是为委托人——公民服务。”[1](P523)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在理论上承认受规则约束的、宪政的和有限的政府这样一项原则，并在实践中巩固它。为此，需要强有力的制度控制和可稽查性来抑制根深蒂固的代理人机会主义，法治必须适用于所有的政府主体。否则，“只要政府机构不必为自己的帐单付款且凌驾于法治之上，这些本质要求就会遭到破坏”。[1](P524)但是“制度转型要求坚持政府的保护性职能，……必须建立一个最低社会保障体系来确保起码的结果平等，……这是一种对社会稳定的投资，即使它与形式公正、自由和激励有冲突，也是能够被接受的”。[1](P524)另外，针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着地区间和派系间的紧张关系，一个坚持职能下属化和竞争性联邦制的多层次政府将表现出独到的优势”。[1](P524)

第四，在国际竞争和要素流动的国际背景下，制度转型过程和实施严格预算约束要想获得理想结果，都需要开放的推动。“出国旅行的自由、了解异国他乡情况的自由、进行国际贸易的自由，都有助于向在不同制度下生活了一、两代的人民传递亟需的知识。同样，必须使国际投资和支付自由化，以开辟发展更优国际劳动分工、转移生产和商务诀窍的机会，并发挥竞争的刺激作用。必须废除货币管制，从而使汇率能够反映世界市场的价格。那样，国内市场将能够受世界价格的引导。”[1](P524)

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在有些社会主义国家里，这些本质性制度转型实现得比另一些国家更快、更连贯，但常常要面对大众的不满和不利的选举结果。而在另一些国家里，这些本质性变革实现得断断续续，也很不全面，因而“它们的各项制度至少有一部分是矛盾的，决策者们仍在靠有助于模糊市场信号的制度来运转(软预算约束)。而且各项改革有时循一条曲折的路径推进，它误导着私人的协调作用，打击着私人的创造性，有损于生活水平”。[1](P525)

制度转型的本质要点一览表

改革领域 制度目标 组织支持

普通居民 民事自由、经济自 民法和经济法;私人财

由和政治自由;树 产和私人自主权;民事

立个人责任感 法庭和服从法制的警察

企业 同上;决策自主 公司化;私有化;商业规

权;缔约自由;责 范;法庭;会计准则;资

任 本市场;劳力市场;金融

司法和审慎的监督

政府 保护法治(受规则 在宪法中界定政府的基

约束的、有限的宪 本任务;缩小政府规模;

政政府);抑制代 逐步取消补贴;行政法

理人机会主义;职 规;预算改革并建立有

能下属化 效的税收体系;支持(软

件性和硬件性)基础设

施建设和私有化;以稳

定货币为目标的独立中

央银行;将任务转让给

地方政府和地区政府;

独立司法

再分配 实现机会平等的措施;

最低社会保障网;提供

获得公共服务的机会，

但不必定生产公共服务

国际经 开放经济 迁徙自由;贸易自由化;

济关系 货币可兑换;变动汇率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

际货币基金及其它制定

开放性国际交往规则的

机构)

三、制度转型中政府的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指出，没有集体行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转型的上述目标就无法实现

。“政府的权力必须靠政府的权力来消除。”[1](P525)换句话说，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转型的顺利实现，离不开政府的作用。为确保面向市场经济的制度转型得以完成，政府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第一，政府必须制定并执行民事和商业法律方面的规范，并要使这些法律扎根于一套新宪法中。法庭和警察必须学会实施新的法律，各种政府机构都必须受到监督并变得可加以稽查。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就制度转型的起步而言，这是一项主要的任务。为此，“原先由政府拥有的企业都必须公司化，即必须脱离合为一体的政府部门，变得能够按严格的预算约束追究责任。绝大部分商务活动都必须私有化：以前集体持有的所有权必须以某种方式分别划归个人所有。实现这一重要制度变革的一个途径是向所有公民发放凭证，使公民能够用这样的凭证在拍卖中收购自己选中的政府资产，这些资产包括从房产到大公司和拥有并经营基础设施的共用事业部门的股份”。[1](P526)当私有化逐步完成，取得商业成功所必备的条件被逐渐创造出来之后，政府还必须颁布一部商法和明晰的破产法，以便使缔约自由具有实质内容。此外，为了使私有制能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运作并减少欺诈风险，必须有一个严密的司法系统、各种公共登记(土地权、股权等等)和专家监督机构(银行监管和商业标准仲裁等)。

第二，培育和巩固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制度。新制度经济学指出，从一般意义上说，巩固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制度不一定非要通过集体行动才能建立。“考虑到一般西方政府的实际轨迹，注意到西方支撑市场经济的各项制度大多是长期演化过程的结果，人们可能会对用集体行动建立资本主义提出怀疑。怀疑的程度可能因历史经验、共同的价值观及规范和因国家而异。”[1](P527)但是，对于一个制度转型国家，一个正处于新发展之中的市场经济来讲，政府在培育和支持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等内在制度上可以作出巨大贡献。如政府在限制制度转型过程中高得不成比例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方面，就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因为目标清晰、连贯和有限的集体行动可以提供一些使新规则得以定型的固定基点。而且在全系统体制转换的极端情况下，创设基本制度“蛛网”，政府具有规模经济的优势。“这一点在信用和银行业，以及提供旨在避免银行崩溃和商业欺诈的遵循谨慎原则的监管方面似乎尤为紧迫。形成金融秩序方面的滞后代价极其昂贵，因为货币和信用取决于可信赖的制度，且在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中起着核心作用。”[1](P527)

第三，变革庞大的官僚组织为制度转型提供上层建筑的保护。制度转型必须变革拥有巨大权力的庞大的官僚组织，这不仅可以削减政府加给私有经济的成本，而且可以克服有组织官僚压力集团对改革的抵抗，这样的压力集团的切身利益会使无所不在的干预延续下去。为此，必须将与企业中所用准则相似的稽查准则导入政府。不仅要导入收入——支出预算，还需要为审查公共资产和负债上的重大变化而导入政府的资产负债平衡表，它能反映出经过独立评估的资产、负债及未来的或有事项。“这种信息有助于判断何种行为是有益的，何种行为造成了损失。得自私有化的收入决不能被当作可用于资助新的日常开支的财政收入，因为私有化仅仅是对产权的重新安排。一个主要目标是要确定最小政府的各项任务，以及如何实施这些任务，如何设计有效的、基础广泛的税种来为这些任务筹集资金。当税收远远少于支出时，就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失灵。”[1](P528)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指出，如果转换中的政府能力极其有限，且缺乏经济核算和协调方面的经验，就不应该由政府来提供全部基础设施硬件。“私人生产者，即刚被私有化的公用事业的所有者或公域基础结构中的新投资者，就有理由像在电力供应、供水、道路、大型运输和通讯这类公域服务的供给上，直接进入由私人生产者提供竞争性供给的安排。”[1](P528)

第四，建立双层银行系统确保货币稳定。在创建新秩序的过程中，一个核心性的集体任务是确保稳定的货币。因为“在制度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许许多多变量发生着变化，这时，必须将市场价格作为信号传送出去，以尽可能清晰地反映变化的稀缺性和各种机会。相对价格变化不应被难以解释的通货膨胀的干扰所掩盖。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个人和厂商所面临的信息问题都远远超出了人们通常所面对的问题”。[1](P528)而提供稳定货币的任务，要求建立一种双层银行系统：第一层包括一个中央银行，它监督商业银行的信用标准，而其本身并不介入第二层的私人银行业务。因此，建立强大而独立的中央银行是一项必须的制度和组织改革。

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上述这些政府作用的发挥对于制度转型的实现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这些都是一些使人气馁的任务，它们对缺乏经验的议员、政治领袖和行政官员要求极高。它们的艰巨性决定了议会和政府必须专注于普适性基本规则和少数简单组织。精简人们所必须从事的协调工作和信息收集活动是获得成功的基本前提”。[1](P529)这意味着，政府要放弃具体的干预和再分配政策。只有这样，产权和有效市场才会出现，新秩序才会自发地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而这一切只有在市场信号和产权不受干预的条件下才会出现。”[1](P529)

四、制度转型的方式

制度转型难免使过去熟悉的调节手段失效，旧的制度——尽管与市场体制相比是无效的——被扫除了，新的制度系统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无论如何，“新体制站稳脚跟并产生更卓越结果的速度取决于制度变革的明确性、连贯性和速度”。[1](P531)而这无疑与制度转型的方式紧密关联。

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转型方式有两种基本类型：激进式和渐进式。激进式制度转型又称“休克疗法”或“大爆炸”。它是一次性的全面制度变革，试图通过紧缩货币，放开价格，全面推进私有化，在短期内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激进式制度转型的主要内容包括：(1)大幅度缩减货币供应量，实行高利率，取消优惠贷款;(2)消除预算赤字，减少对企业和价格的补贴;(3)保留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4)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5)取消和减少政府对涉外经济活动的各种限制，实行涉外经济活动的自由化;(6)全面改革财政税收制度，引入新的预算制度和税收制度;(7)引入新的银行制度，实行银行的商业化;(8)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9)更新民法体系，建立新的法规制度;(10)分步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

渐进式制度转型是指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采取累积性的边际演进的制度转换模式。因此渐进式制度转型也称分阶段改革，它强调经济制度变革可以分阶段逐步推进，最终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渐进式制度转型的基本过程可以概括为：(1)在改革的初始阶段，进行具有地方特色的实验，到成功的案例不断涌现时，则推广扩大这些实验;(2)在农业这样一些受计划经济压抑最重的部门首先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3)在农村改革取得初步成功经验后，将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逐步推进所有制、价格制度、市场体系、国有企业管理、金融体制等一系列制度安排的改革。

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很重要的一点是，制度转型到底应以‘大爆炸’的方式还是以渐进的方式来进行，既有的经济系统的演化经验在这一问题上提供不了指导”。[1](P530)但是

从理论上说，“即使在短期内会使预期不稳定，即使存在着政治抵制，迅速、连贯、全面地转向新规则(大爆炸)仍具有相当的战略优势。”[1](P530)因为，一旦旧体制完全失去信任，则迅速地转向新的规则并使所有方面同时发生变化就会很有利。缓慢的改革只能让新旧寻租联盟有时间给进一步改革制造障碍。缓慢的改革还使相对价格扭曲，因为有的部门放开了，而其他部门仍落在后面。“子系统的互不兼容永远是不稳定和协调中效率损失的根源。”“可以证明，与犹犹豫豫的渐进论相比，在对连贯而预先主动的`配套改革作出反应时，旧利益集团的声音会较少听到。如果新制度是简单的，普适性的，且基本上是禁令性的，就较易于被学会和采用。”[1](P530)当然，进行这样一场干净彻底的转换需要有一个愿意且有能力如此做的政府，而这又进一步要求有一套新的政治系统，它足够团结并受到广泛的支持。但是“在相当多的前社会主义国家里，这一条件并未得到满足。在那种情况下，要想驾驭一个连贯的制度转型过程变得完全不可能。制度转型的代价将相应上升，持续时间也相应更长”。[1](P531)

在制度转型方式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新制度经济学比较了中国、苏联、东欧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转型过程。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中国是渐进式制度转型的典型。从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业非集体化，到20世纪90年代末，政府决定将许多国有企业私有化或转让这些企业，的改革进程中，中国已经发生且仍在发生着重要的制度变革，“这些制度变化伴随着惊人的经济增长(1979-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9.4%，增长了5倍)，改革后的制度不仅调动了大量资本投资，而且对提高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的生产率作出了很大贡献。这显示出恰当的制度对经济增长的极端重要性”。[1](P516)但因其变革的渐进性，“新兴的市场系统没有得到保护性国家和连贯、稳定的制度的充分支持”，“拥有政治权势的党员在看到经济成功时对产权提出腐败性索求”，更为严重的是“产权界定不清;难以作出可靠的承诺;市场契约经常可以不执行;法律和规章常常是不透明和任意的”。[1](P517)

如果说，中国渐进式的制度转型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那么，对于同属激进式制度转型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则有着不同的制度转型绩效。东欧各国在对控管劳工、金融、资本及产品市场的各项制度实施了系统性的变革，并辅之以贸易和货币的自由化，以及对政府所拥有的产业进行了私有化后，通货膨胀逐步回落，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被削减，外资受到吸引。因此，在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结束后约6-8年，“它们走上了经济持续增长的道路”，“这些国家看上去都渡过了转型的难关”。[1](P541)而在苏联，虽然计划经济制度系统失败了，但在它终结的同时，并没有在共同的、可预见的有序化制度方面出现明显的萌芽，这导致俄国人生活水平的下降，其程度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西方的大萧条。可以预见“在俄罗斯，确定的普适制度的演化将假以时日，而这样的经验则有望成为制度经济学的一份反面教材”。[1](P539)

五、制度转型理论评析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转型理论分析了制度转型的内涵和本质，政府在制度转型中的作用以及制度转型的方式。不难看出，制度转型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其中所隐含的具有西方人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一些思想观点和理论主张又是十分错误和有害的，对此我们应保持清醒的认识。

首先，制度转型理论关于制度转型本质的分析，指出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经济制度变革所应完成的制度改革目标。可以说，如果居民没有民事、经济和政治上的自由，没有个人责任感;企业没有决策自主权，没有缔约自由和受严格的硬预算约束;政府的行为边界不受规则约束，不能抑制代理人的机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不实行开放经济，不能加入制定开放性国际交往规则的机构，那么就很难说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成功，市场也就不可能在新的经济体制下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机制。只有完成了这些方面的制度变革，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才能说是完成了基本的制度转型。

其次，制度转型理论关于政府在制度转型中的作用分析，指出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社会主义，实现经济制度变革离不开政府作用的发挥。由于计划经济是由一套互为条件、互相适应的制度安排构成的，而且政府是维持和推动这一整套制度安排运转的最重要主体(力量)，因此，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如果政府不能在这一制度转型中发挥积极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很难想像，没有政府制定并监督实施保证市场机制正常运转所需要的法律制度;没有政府有效培育和巩固市场运行的载体——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没有政府权力对官僚机构的改革;没有政府通过建立有效的金融体系确保货币的稳定，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在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中得以建立健全。

再次，制度转型理论关于制度转型方式的分析，指出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经济制度变革具有不同的路径选择。虽然既有的经济系统的演化经验，不能提供制度转型究竟应以激进的方式还是渐进的方式进行，但是不论是激进的还是渐进的制度转型，两者都应该注意到，制度转型得以完成是需要一系列前提条件的，而且两种制度转型方式都需要付出代价。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我们在肯定新制度经济学制度转型理论合理性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到它的局限性：(1)制度转型理论把私有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制度变革最重要的途径，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在我国，国有经济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既没有如此强大的私有经济能对此进行收购，也没有全面私有化的可行性。因为任何制度变革都必须是在改革的收益大于成本时才会有现实意义，全面私有化的改革成本将非常巨大，会带来整个社会的大震荡，并将经济拖入衰退的低谷，这已有苏联为证。而通过向公民发放凭证，在拍卖中选购政府资产，这也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更为重要的是，全面私有化不符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要求。(2)将与企业中所用准则相似的稽查准则导入政府，对于改革官僚机构、提高政府的绩效、降低政府运作成本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是，如果忽视企业与政府在根本目标上的区别，盲目采用企业的管理方法，无疑是不妥的。(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渐进式制度转型的成功经验表明，从理论上并不能说明激进式制度转型具有相当大的战略优势。实际上“学习大都是渐进的，如果变革是演化性的，就更易于被建设性地吸收”。[1](P530)当然，对于渐进式制度转型中存在的问题，必须有足够的重视。(4)废除货币管制，实行贸易自由化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正处于制度转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在采取这些措施时，应该根据现实的情况谨慎从事，否则有可能欲速则不达。

【参考文献】

篇3：新制度经济学三大理论

一、两种理论的差异

马克思企业理论与新制度经济企业理论在企业的起源、企业的性质、企业内部结构的控制与分配等方面存在着差异。

(一) 起源不同

在企业起源这一问题上, 马克思认为企业的产生是由于生产的需要, 从而进行了各种生产要素的结合。而新制度经济学的科斯等人认为企业的产生是市场的替代品的需求。

(二) 企业性质不同

在企业性质这一方面, 马克思认为, 企业是结合各个生产要素的一种有机机构。它能够利用社会分工和协作生产创造社会新的生产力。相对于新制度经济理论, 科斯认为企业的性质就是一种机制, 这种机制是价格模式的替代物。企业也是一种组织, 对市场经济资源进行配置。企业或市场的选择条件在于哪种能更加节约交易费用。

(三) 企业规模变动的原因不同

企业规模变动的原因, 马克思从两种层面上给予了回答。宏观上, 他认为企业制度的变迁导致了企业规模的变化, 企业的变化形式由简单协作到简单形态工厂业, 由典型形态工厂制到高级形态公司制。微观上, 他认为由于资本家对利益、市场等的竞争导致了企业规模的不断变化。他也分析了由简单工作模式变为企业的功效。环境产生效果, 大的工作、生产环境能够创造出更加多的效益。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企业规模变动的因素是多个方面的。科斯认为, 影响规模变动的因素只有交易费用。企业的规模扩大与缩小取决于企业组织交易的费用是否低于市场。在两种交易费用相平衡的点上企业将会取得最优规模。

二、两种理论差异形成的原因

(一) 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

马克思通过历史逻辑实证的经济分析方法来分析研究问题。他在资本论中使用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研究方法, 即把历史分析与逻辑辩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并加以大量具有极高价值的历史材料、统计材料贯穿于其中。然而, 新制度经济学利用假设演绎实证的静态分析方法来研究市场经济中的利益最大化。以个体为研究对象进行局部分析与衡量。因此, 不可避免地会把历史逻辑的分析、企业的生产历程、企业的发展历程等忽略掉。他们分析企业, 是从企业的显著特征开始的。

(二) 历史时期的不同

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研究背景处于19世纪。在这个第一次工业革命正茂盛的时期, 机械化成为了发展的标志, 更高的社会生产力使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慢慢趋于了成熟的状态。企业内部的各种协调合作关系也比以往更为复杂。就是在这一历史变革的研究过程中, 马克思得出了企业的本质特征。对于商品交易的重要性, 马克思并没有过多地提出。着重强调的是资本家与劳动者大阶级的矛盾。新制度经济学处于20世纪初、中叶。所以新制度经济相对于这两大经济问题的研究较为多, 研究对象多为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企业。高成本的市场协调, 巨大的资本联合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促使了企业的生产飞速增长。然而不可避免的问题如:如何采购生产资料和销售产品、如何管理好企业却制约着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于是, 企业间的横向联合和纵向一体化慢慢发展起来, 各个不同的市场逐渐合为一个更加庞大的企业之中。相应地, 这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家对于企业的交易的功能的研究放在了重要的位置。

(三) 问题研究的开端不同

马克思的研究对象为人。通过调查研究总结出:社会关系的总和为人。社会中的每个人无论处于哪一种时期, 都因各自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不同而显示出差异性。个人的经济行为不能完全由意志所支配。马克思主张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的原则来研究人、研究历史的运动。因此马克思的研究出发点是现实的, 历史的人物。对不同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企业进行详细而又深入的研究。新制度经济学则抽象掉社会生产的关系来分析企业的经济性质, 据此观点, 企业即无数个体之间的长期契约的集合, 企业之所以存在, 是为了新经济人假设下的交易费用的节省。新制度经济学侧重于在企业的表层关系上强调无数个体之间的长期契约的自由与平等。由此, 二者的研究问题出发点有着差异。这也是两种理论差异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结语

基于以上的分析与比较, 马克思的企业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既有差异, 又不完全对立。马克思主义的企业理论以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唯物史观为基础, 来研究资本主义企业产生发展的因素, 分析了隐藏在制度背后的社会人的各种关系, 明确指出了资本家与劳动家两大阶级的矛盾以及剥削关系。而新制度经济学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前提, 采用静态的方法进行研究, 以效率为既定标准, 认为节约交易费用是解决关键问题。两种理论形成的差异在于企业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两种模式。从而形成了两各种不同的研究领域。差异中又相互契合, 相互补充。对于二者的比较, 既要看到各自的长处, 又要面对自己的不足。采彼之长, 补己之短。

摘要：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和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研究出发点、社会背景、分析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 二者在企业规模、变迁及资源分配等方面各自保持着独立的观点, 有着本质的差别。制度经济学侧重于进化论方法, 而马克思企业理论善于运用系统发展的观点。但在某些方面, 如:契约, 企业类别演化等却存在着一致的看法。

关键词：马克思企业理论,新制度经济理论,比较

参考文献

[1]沈芳, 白暴力.马克思企业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比较[J].经济学家, 2012 (05) .

篇4：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综述

关键字：新制度经济学；产权；交易成本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1-0174-02

一、 产权和交易成本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其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他首次创造性地通过提出“交易费用”来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以及企业扩展的边界问题。科斯还认为，一旦交易费用为零，而且产权界定是清晰的，那么法律也不会影响合约的结果。他在《企业的性质》中指出，①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建立企业有利可图的原因似乎是，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的成本就是所有发现相关价格的工作。随着出卖这类信息的专门人员的出现，这种成本有可能减少，但绝不能消除。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也必须考虑在内。企业的扩大必须达到一点，即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这笔交易所需要的成本或者等于公开市场上完成这笔交易的成本。1960年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首次明确使用了交易费用的概念，他指出对损害负有责任实行定价制度，并分析了交易费用与产权制度安排之间的内在联系，并通过运用交易费用将产权制度问题纳入到经济分析之中，该论文的发表标志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

威廉姆森将交易费用分为两类认为，交易费用分为两部分，一是事先的交易费用，即为签订契约、规定交易双方的权利、责任等所花费的费用。二是签订契约后，为解决契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从改变条款到退出契约等所花费的费用。事后交易费用包括：当交易偏离了所要求的准则而引起的不适应成本；为了纠正事后的偏离而作出双边的努力，由此引起的成本；建立和运作管理机构而付出的成本，管理机构也负责解决交易纠纷；保证契约生效的抵押成本。

对于交易费用的决定因素，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威廉姆森在科斯的基础上扩展和深化对交易成本的认识后，从人的因素与特定交易有关的因素以及交易的市场环境因素来分析交易费用的决定因素。其中，人的因素是指他对人的行为的两个假设：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与特定交易有关的因素指的是：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交易的不确定性，而交易的市场环境因素指的是潜在的交易对手的数量。诺思则主要从商品的多维属性信息不对称，人的机会主义动机，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决定因素分析主要是针对事后的交易费用的形成。诺思关于商品和服务的多为属性与信息。

威廉姆森根据所有者拥有产权的完整性或残缺性把产权分为三种形式，即私有产权，共有产权和国有产权。他还对共有产权的过度利用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并分析了共有产权向私有产权转变的必然性。他认为，②简单的治理结构能够有效的应付简单交易的需要，然而，随着合约风险变得错综复杂，简单的治理结构就会面临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转向更为复杂代价也更高的以专断取代规则的治理结构是企业增值的源泉。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年发表的《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一文标志着企业产权理论的形成。该文分析了了古典业主制企业剩余索取权，监督权和经营决策权安排给企业主，为什么是最优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较好地解决企业内部的监督者激励问题，提高企业绩效。同时还指出，只有报酬严格按照个人生产力进行分配，才会对个人投入产生足够的激励。

巴泽尔将产权理论应用到其他领域，他还具体分析了反垄断侵蚀、产权和盗窃的关系、发明创造方面的产权问题、价格信息方面的产权。他指出，③消费者与竞争者能否按照价格买卖产品，这种能力取决于他们自己能否签订并履行适当的合约。如果合同成本过高，买卖双方按竞争性价格所得到的产权很可能就会丧失，掠夺性定价者就可以趁机攫取垄断权力。

二、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也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部分，其代表人物是诺思（Douglass C. North）。他将交易费用和产权理论应用于经济史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重新作出了解释。他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有效率的产权结构是经济活力的源泉。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最终要对造成经济的增长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其功能是弱化偷懒和搭便车的道德风险。它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历史上国家的不稳定性即国家的兴衰。

他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从中世纪的庄园制度开始分析西方在兴起过程中制度的演化。他认为：④当所有权还是不完善地规定或实施时，某些活动的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就会一直有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是因为现存政治经济组织给定条件下，消除每一种外部因素的费用超过收益。无论发生哪一种情况，外部因素一直存在，直到经济社会的变化收益相对于其内在化的费用增长为止。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指出，⑤组织是有目的的实体创新者用它来使社会制度结构赋予的机会所确定的财富、收入或其他目标最大化。在追逐这些目标过程中组织会逐渐改变制度结构。在缺乏产权激励时，市场规模是决定创新与技术变迁增长率最主要的因素。一个激励结构的发展，从专利法、贸易保护法到其他用于提供创新报酬率的法律，也会导致发明行业的发展并会整合到现代西方世界的演进的经济方式中去。

林毅夫认为制度变迁是人们在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变迁（诱致性变迁）与国家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和产出最大化目标下，通过政策法令实施强制性变迁。戴维斯和诺思是制度变迁概念和原因的最早研究者之一。他们认为，一项新的制度安排之所以能够出现，是因为人们对它的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只有当这一条件得到满足时，我们才可望发现在一个社会内改变现有制度和产权结构的企图”。

三、寻租理论

寻租理论思想的最早渊源，是1967年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被称为寻租理论之父）见于其所写的论文《关于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他认为，完全竞争理论是对偏离竞争所导致的社会福利估计不足，实际上税收、关税和垄断所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大大超过了通常的估算。其原因是人们会竞相通过各种疏通活动，争取收入，即寻租；而在竞相寻租的条件下，每个人都认为花费与其所期望的收益相近的费用是值得的。布坎南的寻租理论主要探讨寻租产生的条件、寻租的三个层次、政治分配与寻租等内容。

寻租有三个层次，一是对政府活动所产生的额外收益的寻租；二是对政府肥缺的寻租；三是对政府活动所获得的公共收入的寻租。对此，布坎南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对出租汽车数量进行限制，即只发放一定数量的执照。

经济学者贺卫在《寻租经济学》一书中，把政府创租活动分为三类，一是政府无意创租，二是政府被动创租，三是政府主动创租。

四、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又称新政治经济学或政治学的经济学，是一门介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新的交叉学科。它以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尤其是理性人假设）、原理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和刻画政治市场上的主体的行为和政治市场的运行。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公共选择问题，公共选择就是指人们通过民主决策的政治过程来决定公共物品的需求、供给和产量，是把私人的个人选择转化为集体选择的一种过程（也可以说是一种机制），是利用非市场决策的方式对资源进行配置。所以说，公共选择在本质上，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过程。

1962年，布坎南（JamesMBuchanan）与戈登·塔洛克（GordenTullock）在其名著《一致同意的计算》中论证了在公共选择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一致同意需要极大的成本。⑥现实中的政治程序多采取间接民主制（代议制）或多数票原则（简单多数或比例多数），但政府行为和政府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家和政治官员的动机支配……但多数原则是否就必然提供了合理性呢？或者多数人是否有剥夺少数人权力和自由的正义呢？这显然是个争论更深层次的问题布坎南认为，在相互冲突的主体间形成一致的规则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求其次，通过多数人规则来实现，这就必须理解多数人规则的实质：并不在于让多数人接受而形成决策的规则，而在于让所有人都接受决策的规则。布坎南认为，多数主义政治会导致多数人联合体利用政府权力为自己的利益而重新分配资源，对经济和社会产生负面效应。他主张，放弃简单多数规则，而建立一个可以包容更多人的规则，即一种“普遍性的限制”，从而使政治家在决策时按照公众的利益公平的处理社会福利的分配。

五、利益集团理论

利益集团理论主要研究的是权力分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所谓利益集团就是“那些具有某种共同的目的，试图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的个人的有组织的实体”。利益集团的成员可以是普通公民、非赢利性组织、公共部门组织·也可以是寻利的厂商。 利益集团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 Jr）。他认为：⑦如果社会中的典型组织只代表其中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则该组织必然不肯增加全社会的利益而作出自我牺牲；更为可能的是它将为其成员在社会总利益中争取更大的份额。在任何集团为其本身争取社会总收入的更大份额时，该集团不会关心此种重分配对全社会造成的任何数量的损失。集体行动团体的广泛性程度决定了其行为对该企业或工业效率的影响。当分利集团发展到足以取得成功的规模时，它必然采取排他性的政策，并力图使其成员限制在收入相近与贡献相近的范围之内。

在《权利与繁荣》一书中，他指出，⑧经济成功要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对所有人都稳定且具有清晰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利，另外一个条件是没有掠夺行为。他还对科斯定理进行了修正，认为：科斯谈判理论以及对谈判起限制作用的交易成本问题并不能解释强制契约执行的外部权利问题。他可以很容易扩展开来去解释为什么那些想签订需要第三方强制执行契约的人需要这样的强制性，以及为什么他们愿意为这种服务付费。但是，他不能解释为什么强制性权利有时被用来强迫契约的执行以使市场运转的更好，以及被用来攫取市场中交易的商品这样的现象。

此外，在国家层面，奥尔森还分析了各国兴衰的原因。在其《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指出，不同国家虽然都采取了市场经济但是取得了不同的结果根本原因就是分利集团的影响。⑨当分利集团发展到足以取得成功的规模时，它必然采取排他性的政策，并力图使其成员限制在收入相近与贡献相近的范围之内。分利集团的扩大将增加法律的繁文缛节，强化政府的作用，造成协议的复杂性，并改变社会演化的方向。

六、总结

新制度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流派中是一支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改变了长久以来把制度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开创性地把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去研究，其核心理论就是产权和交易成本。并用交易成本的存在解释了微观个体经济运行的规律。在宏观领域用公共选择和利益集团理论去解释国家的繁荣兴衰，并研究了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进一步显示了制度这个要素的显著的生命力，引起了国内许多学者研究的兴趣。但是，当前新制度经济学还处在不断完善之中，其许多理论依然缺乏定量化的分析依据。所以新制度经济学的定量化可能就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此外，新制度经济学在产权和交易成本界定方面很多会借助到法律知识的应用，因此法律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结合未来会更加紧密。制度经济学在微观个体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依托企业，如何将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具体的应用到企业中去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制度经济学和组织管理学的结合也会引起许多的关注。

参考文献与注解：

[1].R. H. Coase：《the nature of the firm》.economist.[J].1937

[2]奥利弗·威廉姆森，《治理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M]，2004

[3]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M]，1997

[4]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托马斯等：《西方世界的兴起》， 华夏出版社， [M]， 1999

[5]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M]，1994

[6]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M]，2000

[7]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M]，1995

[8]奥尔森，《权利与繁荣》，上海世纪出版社，[M]，2005

[9]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商务印书馆，[M]，1999

篇5：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家理论框架

新制度经济学沿用传统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形成了以交易费用为核心的企业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边界的观点是与企业产生原因的观点一脉相承的。尽管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于企业的边界并没有统一的观点，但是他们都认为企业的规模和交易费用有关。

科斯认为，企业规模的扩大是企业内部交易取代了市场交易，企业的边界决定于在企业内部组织一项交易的成本和在公开市场组织同一交易的成本相等的一点上。

威廉姆森在科斯理论的基础上认为，当资产专用性程度达到一定限度时，实行一体化就可以节约交易费用，然而，企业内部也有一定的交易费用，企业的边界就决定于企业内部交易费用和市场交易费用在边际上相等的一点上。

张五常更是提出了市场和企业只是不同的契约形式，因此，企业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新制度经济学采用个体主义的方法研究企业的内部关系。新制度经济学承以效率为标准来对企业的内部控制及分配问题进行研究。

科斯认为，企业内部的调节取代市场交易可以节约交易者之间讨价还价、签订契约、监督执行等交易费用，企业内部的权威和命令不是权力关系，而是效率的体现。

威廉姆森认为，劳动者的利益是否会受到侵蚀，和劳动者所具有的人力资本的性质有关，劳动者所具有的人力资本的专用性越强，他的利益受到侵蚀的可能性就大；反之亦然。但是，劳动组织或工会组织加强了劳动者的力量，从而解决了劳动者利益被侵占的问题。所以，劳动组织或工会组织是一种解决利益冲突和提高效率的制度机制。

篇6：新制度经济学三大理论

基于此，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在对新古典主义的批判和对马克思主义修正的基础上，以人类社会的不断演进作为实证依据，建构了一个新的解释经济史的宏观理论框架。

全书的核心在于制度理论的研究，探讨制度上的历史演进及其推动力量。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制度理论;结构与变迁

一、核心框架

本书的内容围绕着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展开，“‘结构’涉及制度框架，‘变迁’涉及在一段时间里制度的设立、更改或破坏。”诺思认为，为了弥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不足，需要人口变迁理论、知识存量增长理论以及制度理论，其中制度变迁理论是本书的研究重点。

该理论包含三大理论基石：国家理论、产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

作者将国家定义为“在行使暴力上有比较利益的组织”，因而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

国家规定着产权结构，对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而产权结构的效率决定了经济的增长、停滞或衰退。

诺思认为契约论、掠夺论都是不全面的，他用暴力解释国家：国家可以以其暴力上的比较优势规定产权组织形式，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

根据有关经济组织的分析，作者认为，经济的实绩取决于其组织结构;经济的组织结构影响交易费用。

这里所谓的经济组织安排，就是通常所说的产权形式。

不同的产权形式对经济实绩有着深刻的影响。

现代经济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市场与企业、产权制度与市场、交易成本、组织密不可分。

市场交换需要产权制度，否则交换不能进行;市场交换存在交易成本，市场交易必须有使交易成为可能的基础，那就是一套复杂的法律结构及其实施，即需要一套产权制度。

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关系紧密，产权的创建和实施又与国家相关。

诺思指出，国家有着不完全一致的双重目标：由于稀缺性和竞争的存在，更有效率的组织形式将替代无效率的组织形式，但如果有效率的组织形式损害了统治者的利益，那么相对无效率的组织形式将存在下来。

借助国家理论，诺思解释了无效率的组织形式、不好的产权制度得以存在的原因。

在诺思看来，国家在制定和变革制度方面是受到两方面制约的：一是政治市场的竞争;二是交易费用。

但是交易费用与收益的计算并不能解释一切制度的稳定与变迁，“历史上的变革和稳定性，需要有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来解释同新古典理论关于个人主义合理算计相背离的那些情况”。国家作为产权的界定、保护和变革者，所提供的产权制度需要人们相应的意识形态才能得以维护，“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赢得新团体的忠诚，或随着外部条件变化也得到老团体的忠诚。”国家可以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投资，使人们理解、支持制度变革，使制度变迁顺利，降低变迁成本，抑制“搭便车”行为，使制度变迁的成本内存化，从而节约变迁成本。

上述背景条件构成了作者的理论基础，经济环境的变化(如资源条件的变化、 相对价格的变化等)构成了推动产权变动的力量，产权变动向着减少制度费用的方向发展，政府依靠其暴力上的比较优势在其自身动机的约束下确认并执行有效产权，意识形态上的变革有助于降低经济组织成本，上述过程有效的解释了制度变迁的机制。

本文将着重探讨在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时期，本书所提出的制度理论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解释力。

二、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

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有一个不变的“核心议题”，即国际政治经济学最终是要研究经济的全球化与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冲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苏联解体，全球化掀起又一浪潮，国际经济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明显增强，这一时期的全球化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首先，在经济方面，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为代表的全球多边经济组织努力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各种区域经济组织不断产生，一体化程度不断深化。

第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不仅在贸易方面有所拓展，在环境、疾病和公共健康(最典型的案例包括SARS和AIDS)，毒品和洗钱等方面的国际问题也凸显出来，这些政府无法控制的问题是需要通过国际机制和全球治理来解决的。

第三，全球化产生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开放经济政治问题，国际体系经济权力的分布也发生很大改变，除了发达国家通过国际机制进一步确保统一的开放市场之外，游离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提出了加入这一体系的要求。

同时，参与全球化体系的主体从民族国家拓展到跨国公司和利益集团。

针对这样的趋势，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国际政治经济学90年代后最大的成果是借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不同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如何影响其政策选择。

很多学者已逐步走出国家与市场两分法、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相互割裂的狭隘研究视角，在国家、市场维度之外纳入“社会维度”，同时打通国际与国内层次。

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由“国家——市场”转变为：“国家——市场——社会”。

在新添加的社会层次上，最重要的是要研究社会集团，特别是私人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集团的作用。

下图能够较为全面地概括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包括国家、市场、社会三个层面，在国内层次中分别以国家、企业、国内利益集团为主体，在国际层次中分别以民族国家、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为主体，同时，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相互交织，界线越来越模糊。

三、结论

根据以上的综合分析，笔者认为诺思的制度理论对于解释全球化时期(1990年至今)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具有可借鉴之处，具备一定解释力。

第一，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目前的主要流派来看，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讨论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的互动关系，并将国际关系的发展动力归结为二者的相互作用。

自由主义流派强调世界市场更多地塑造了民族国家的行为;现实主义流派认为民族国家对世界市场的形成贡献更大;激进主义流派则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否定现有的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体系，试图推进不满足于现状的力量，完成意识形态上的进步。

诺思所强调的推动经济史中结构变迁的因素——经济组织的形式、国家对新兴产权形式的界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三个流派关注的对象。

第二，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了解国内集团如何界定各自物质偏好，这些偏好又是如何被政治机制所加强的。

这一问题涉及到两个研究方向：首先是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的互动;其次是制度与利益的互动。

在国家层面，从国家对产权结构界定的角度，诺思认为，国家既有动机建立适宜自己的产权结构以使得统治者获得的租金最大化，也有降低经济组织中的交易费用以使得社会产出最大的动机。

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学最终要研究的是经济全球化与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冲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问题，国家和政府需要以暴力规定产权组织形式，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

在市场层面，现代经济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市场与企业。

民族国家在推动世界市场形成中起到了主要作用，而在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市场对民族国家的行为有越来越大的塑造作用。

跨国公司等企业成为世界市场上日益活跃的角色，它们以世界市场为舞台，又影响着世界市场的运行发展，对国家间关系也施加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甚至在国际意识形态和国际体制的变化与调整中也常常能看到跨国公司等企业的影子。

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全球化时期，社会集团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对全球化发展的认同程度，影响到国家、市场或公司的作用。

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了观念的分裂，基于利益与认同的利益集团的分化组合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全球化发展的一种反应。

如何塑造社会的普遍认同，平衡不同利益集团，维护对外开放政策，成为对国家能力的重要挑战。

诺斯的意识形态理论也解释了这些现象，并给出了解决方案：职业专门化引起意识形态差异，使得一直因种族(地理)差异而存在的意识形态差异变得更严重了，国家利用暴力规定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并加以大力宣扬，限制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生成和扩展，进而影响制度的选择、安排和变迁。

第三，“全球化在将来是会持续下去还是会重蹈历史的覆辙”是目前全球化面临的主要疑问之一，也是许多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正在研究的课题。

伊肯伯里和格里科两位学者指出，全球化是可以逆转的，全球化若使世界各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弱国穷国很可能封闭自己，为了保证国际体系的开放和稳定，需要国际经济制度和全球治理等多种方式作用。

米尔纳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各国政府能否处理好推进全球化与保护民众免受全球化冲击之间的关系。

全球化时期，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些现象：关贸总协定的签订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降低了由关税和种种非关税壁垒所引起的交易成本;货币互换安排降低了各国央行持有外国货币的成本;以欧盟为代表的地区性一体化组织降低了交易成本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种种新现象。

上述过程中，既有市场主体的推动作用，又涉及国家在新产权形式认定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与国家租在这一过程中的提高。

诺思的制度理论主要是针对国内层面和历史层面来谈的，面对全球化，国际政治经济学完全可以将这一思想延伸到国际制度层面，也就是说制度费用在世界范围内的减少，可以成为推进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演变、全球产权结构转变的因素。

这同样验证了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逻辑：“理性一无政府状态一合作一共同利益一制度协调”。

参考文献：

[1] 【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 【英】约瑟夫·格里科，【美】约翰·伊肯伯里.国家权力与世界市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 海伦·米尔纳(Helen.Milner).全球化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趋势[J].国际政治研究，(2).

[4] 王长生，宋玉祥.诺思的产权理论及启示[J].生产力研究，2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