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泽尔与新制度经济学

巴泽尔与新制度经济学（精选5篇）

篇1：巴泽尔与新制度经济学

《郎咸平说：中国经济的旧制度与新常态》

这是一本系统论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发展路线图的作品。在书中，作者以预测“全面深化改革”成功为前提，预测了新常态对国家、企业和个人，乃至世界格局的影响，将远远超过邓小平“南方讲话”。作者认为，市场经济体制不单纯是经济制度问题，更是国家治理社会的最有效的治理方式，因为市场的本性就是自由、平等、公平、竞争和博弈合作。作者认为，中国经济已开始步入新常态，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本质，就是通过改革，逐步使中国成为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从而实现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导致今天中国经济困局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政府过去一直在做市场的主体，而不是做市场活动的裁判和监管者。所以作者认为，当前改革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清除阻碍建立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的旧制度。在书中，作者从国企垄断、权力腐败、金融垄断、政策楼市、土地财政、政府监管失责等方面，说明政府在市场方面越位和缺位的灾难性后果，说明了一个由政府操控的市场不是一个好市场。作者认为，政府的精力应放在建立一个没有垄断的公平竞争的“有效市场”。“政府行为公司化”是所有的经济旧制度、旧常态革除不去的根本原因。由于政府不愿意退出市场这一旧制度的存在，政府只能用调控、投资这种手段代替改革，以应付经济上遇到的困局。这两种代替改革的手段反过来又固化了政府直接参与市场的行为，如此循环往复，就造成了我们今天的经济困局。我们新一届政府已经认识到了上述问题，所以在2014年连出三记重拳，以政策、法律、法规的形式，厘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作者认为，“43号文件”将成为厘定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里程碑性文件。新常态的目标就是使中国成为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一个法治经济的国家，从而实现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常态看起来是经济改革，实际上却是真刀实枪的开创性质的政治体制改革。而目前前所未有的“打老虎”、“拍苍蝇”的高压反腐，为打破垄断利益集团的改革攻坚战的深入开展提供了保障。作者指出，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与职责，关键在于在国内国际市场为企业营造一个好的营商环境和格局。企业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作为创新的主体，要如何转型升级。在2014年，已经看到新一届政府在国际经贸关系方面的大手笔布局，开创了主动布局、创制规则的局面。新常态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顶层设计，对于我国这个拥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来说，融入世界格局难度最大的不是经济，而是文化和价值观。十八大提出的二十四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兼容并包的特点，这也是我们从文化和价值观层面融入世界大格局的生命力所在。只有文化和价值观融入世界大格局，中国才会成为一个完全的正常市场经济国家，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郎咸平先生一直为国家社会经济的改革鼓与呼，积极为政府和相关部门建言献策。可以说，本书涉及了目前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分析有理有据，简洁透彻，直指问题的本质。读本书的过程，感觉痛快淋漓。这是一本让我们提升认识水平和分析能力的好书。

篇2：巴泽尔与新制度经济学

较研究

摘 要：所有制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公有制与私有制是所有制的两种基本形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对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研究思路、基本内涵及二者的制度效率各有不同的观点。比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所有制理论，能从深层次上认识和把握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基本问题，在实践中更好地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

关键词：公有制，私有制，效率分析，比较研究

公有制与私有制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出现的两种所有制形式，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比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所有制理论，能使我们以更宽广的视野来研究现实中的所有制问题。

一、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内涵与区别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的公有制就是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它是在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恩格斯指出，“私有制也必须废除，而代之以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照共同的协议来分配全部产品，即所谓财产公有。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概括。”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便实现整个社会对一切生产资料——土地、铁路、矿山、机器等等——的直接占有，供全体人民为了全体利益而共同利用”。马克思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公有制内涵的论述包含两个基本思想：一是公有制是整个社会直接占有一切生产资料。二是这种公有制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即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应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公有制的论述，是对未来社会的科学设想和预见，至于公有制在实践中采取怎样的形式并没有做详尽论述。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远没有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规律的研究那样深入和具体。原因很简单，这就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还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在缺乏实践的基础上，不可能对问题有具体、深入、充分的研究，更不可能穷尽未来，以所有可能的实践为依据对理论进行丰富和发展。因此，关于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一系列问题，从根本上说，要由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在实践中来研究和解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也因此而不断丰富和与时俱进地发展。

事实上，关于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经济运行问题的研究和理论发展，是由列宁和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在实践中完成的。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开始实践，公有制经济也在实践中运行。由于历史并没有完全按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进程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也在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条件下运行。现实中的公有制经济因此表现出许多新特征。列宁在总结了“战时共产主义”经验和“新经济政策”实践的基础上，对现实中的公有制经济有了更具体的认识。列宁认识到，“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上的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

那么，这种过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制度内既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谁都承认是这样的。但并不是所有承认这点的人都考虑到：俄国现有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成分究竟是怎样的。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现在我们把这些成分列举如下：（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

这些论述体现了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认识上有所变化。第一，能否建立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公有制，根本在于生产力基础，生产力对建立公有制具有决定意义。第二，在生产力水平还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可以存在受到一定限制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可以存在多种不同的经济成分。这意味着列宁对现实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认识更具体了。

斯大林以社会主义经济几十年发展的实践为依据，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的发展。第一，斯大林在列宁合作社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公有制有两种基本形式：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从理论上论证了集体所有制这一形式存在的客观性，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公有制就是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这一种形式的局限。第二，斯大林把国家所有制作为全民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或者说，把国家所有制等同于全民所有制。这是对全民所有制经济采取国家所有制形式来运行的具体化。第三，斯大林认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区别在于产品的所有权不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都属于国家，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土地、机器）属于国家，产品则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随着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公有制内涵的认识不断具体化，由此构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理论。对公有制认识的反面是对私有制的认识，或者说，必须明确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实质区别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公有制的实质在于共同占有，这种共同占有具有以下两方面内涵（同时也构成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根本区别）：一是公有制的财产是一个整体，不能量化到个人，这是公有制的本质特征。如果把公有财产量化到个人，那么公有制也就不存在了。无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其每一个成员只有作为整体的一分子才是所有者，离开整体的单个人不能成为公有财产的所有者。而私有制的财产必须量化到个人，不能量化到个人的财产不能归属于成为私有财产的所有者。二是作为公有制经济的所有者是自然生成的，只要在这个经济体的范围内，就自然成为它的所有者。进人这一经济体成为所有者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同样，离开这一经济体也不能带走任何东西，只能自动放弃所有者的身份。而作为私有制经济体中的所有者不是自然生成的，必须与自己的投人相联系，否则不能成为私有制的所有者。当然，在他离开这一经济体的时候也不会自动放弃所有者的身份，可以带走属于他自己的财产。

在现实生活中，所有制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在这种情况下，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了。但只要用这两条标准来判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就能准确把握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内涵和实质。公有制的本质特征是“公有”，而不是“共有”，“公有”与“共有”有着不同的内涵，不能把“共有”等同于“公有”。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阿曼·阿尔奇安认为，竞争是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冲突的形式，如何解决利益冲突问题，也就是采取怎样的竞争形式问题。他认为，对于交换不能只当作协作行为来考察，不能只考虑每个买者或卖者都努力借助交换来达到更理想的境况。交换还涉及到竞争和产权方面的问题，“交换行为是一种手段，借助于这种手段，买者就能够为了从卖者那里获得商品而同别的买者展开竞争。从而，社会成员能借以努力获得更多商品的报价，竞争形式和行为（不然其他人就会得到这些商品）就成为人们注意的重点。”

阿尔奇安从交换引出竞争后，强调竞争是受约束的，而这种约束表现为私有财产的形态，即所有制问题。对于产权，他认为，“私人产权之所以是一种权利，不仅是因为国家正式对它们做了那样的规定，而且因为个人也要求行使这样的权利，至少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如此，这似乎也是一个事实。”“在任何社会里，资源的个人使用权（即产权）都能得到解释，即它们达到了社会风俗习惯、约束机制以及国家暴力或惩罚为后盾的行使法律的支持。”

对于私人产权，阿尔奇安做出的进一步界定有他独特的意义。他认为，“我拥有私人财产所有权，也就是说，任何其他人都无权对财物（这些财物包括在私人财产分类中）的使用做出选择。这就意味着，如果我销售被说成是属于我的私人财产的财物的某种用途，那么这种选择就不能影响你的财物的物理性能。如果我有一些铁，我可以把它制成窗户框或围栏柱。但是如果我从‘你的’玻璃窗上掀下一块铁皮，那么我就否定了你对自己私有财产物质性能选择的权利。然而，如果我把这些铁变成别人愿意购买的某种特殊商品，并因而不再购买你正在销售的东西，那么你就会发现，你的商品减少的交换价值而造成的交换能力（财富）的损失，比我只弄坏你的窗户更大。”

在这里，阿尔奇安把对私人产权的界定限于不能影响别人财物的物理性能，但这并不影响你做出的行为选择去影响别人的交换价值。或者说，使别人的财富受损失，尽管这时候你的损失要大于直接影响财物的物理性能时受到的损失，因为这种损失并不是对私人产权的否定。很显然，阿尔奇安所指的私人产权受到保护，是指私人财产的物质性能不受别人的干扰，但不包括交换价值不受别人行为的影响。这也意味着，你对自己财物的使用，不会因为使别人的交换价值受到影响而停止。

阿尔奇安对私人产权的总结是，“总之，私人产权是所有者被约束于仅对物质属性的选择，不包括交换价值的影响，也不包括我以你认为不合适的行为（只要不改变你的财产的物质属性）使你承受痛苦而给你带来心理和感情上的影响。”

阿尔奇安认为，产权是可以分割的。一块土地出租或租赁，就是对土地产权的分割。“这种分割不必是每个所有者对全部所有权进行等额的截面分割。相反，它是对与所有者并存的全部较低级权利和至少被临时转移给承租人的所有其他权利的一种有选择的分配。尽管这被称为出租或租赁契约，但它并不包括所有制中某些权利的转换。所有权只是暂时分割的事实使我们在常规意义上很容易决定谁是所有者。”很明确，阿尔奇安所说的所有权分割，是指对所有权以外的权利的分割。产权是由多种权利组成的一组权利，这些权利相互之间是可以分割的，这种分割并不影响到所有者的改变，影响的只是其他较低级的权利的重新分配。

关于私有制和公有制区别的分析，是阿尔奇安产权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认为，私有制与公有制的区别在于：一是有没有将一份所有权卖给别人的权利，私有制具有这种权利，公有制不具有这种权利。二是是否需要支付报酬来获得财产，私有制必须支付报酬来获得财产，公有制不需要支付任何报酬就可以获得公有财产。三是所有权是不是自愿的，私有制的所有权是自愿的，公有制的所有权不是自愿的，而是强制的。

对于私有制与公有制的这三点区别，阿尔奇安是这样论述的，“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的差别产生于一个公有制的所有者不能出售公有财产中属于他自己的股份（并且获得这一股份也不需要购买它的所有权）”，“我们将试图揭示的许多差别（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的行为差异确实存在），反映了所有制的差别——即有没有将一份所有权卖给别人的权利。”“公有制必须由它的所有成员来承担，没有哪个成员能取走公有制中属于自己的份额。公共财产的所有权不是自愿的；只要是公有制的一员，那么公有制对他就是强制的。”“在公有制下，某个人加入社区，在不需要向已有的所有者支付任何报酬的情况下就可获得一份公有财产。这种所有权个人份额的稀释在私有制下大体上是不可能的。”

（三）公有制与私有制内涵和区别的比较

比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公有制与私有制内涵和区别可知，两者之间存在以下三点异同。

第一，对所有制的分析思路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分析始终以生产力发展要求为基本线索。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出现的不同所有制形式，只有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来解释，才能得到充分说明。每一种所有制都有它自身的生产力基础，当一种所有制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时候，这种所有制就需要进行变革，否则就不能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和所有制之间的这种矛盾运动，是推动生产力和所有制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由于生产力发展不会停止，发展的基本特征是高度的社会化，因此，所有制的形式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其变化的基本趋势是占有形式的社会化。当然，这是一个随生产力发展的漫长的历史过程。阿尔奇安对所有制的分析不是以生产力发展要求为基本思路，他只是把公有制与私有制看作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并不去说明为什么会有私有制和公有制，以及私有制与公有制各自产生的基础是什么。他并不把生产力的发展看作是所有制变化的原因，而是认为产权与资源约束有关。他从资源稀缺性出发，导出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解决这种利益冲突的方式是竞争，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竞争形式，需要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利益区分，这种利益区分将形成对人们经济行为的约束，而约束则表现为产权的形态。显然，阿尔奇安遵循的是一条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思路。

第二，对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理解的差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从财产的归属来界定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性质。阿尔奇安从竞争引出产权，他把产权只看作对财物的物理性能具有的权利，即财物的物理性能不能受到侵害，但不包括对财物交换价值的权利，即产权拥有者并不能保证财物的交换价值不受侵害。比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对产权的理解，实际上他们是从两个层次上分别界定产权的内涵，一个层次是产权的归属，另一个层次是产权权利涵盖的范围。产权首先是一个法律上的规范，是财产的归属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抓住这一本质，以财产的归属作为根本标准来界定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性质。所以，界定公有制还是私有制不能看形式，而要看它的归属。阿尔奇安对产权的界定以法律上的归属为前提，更多的是从产权权利涵盖范围的层面上理解产权的内涵。他认为，产权权利涵盖的范围只包括财物的实物形态（物理性能），不包括财物的价值形态（交换价值）。这实际上已经不是说财物的归属问题了，而是分析在既定的归属条件下，财物的所有者是否能够保证其财物不受侵害的问题。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由于竞争关系的存在，各经济主体之间必然要发生竞争关系，竞争关系的实质是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同经济主体彼此之间的竞争行为会导致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影响，而一个经济主体的竞争行为造成另一个经济主体的损失，并不意味着他侵犯了另一个经济主体的产权。或者说，你具有的产权权利并不能保证你的财产在价值形态上不受损失。阿尔奇安对产权权利涵盖范围的这一分析是符合实际的，是在竞争条件下对产权权利涵盖范围的正确界定，这一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产权权利的认识。

第三，对公有制与私有制区别分析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是否共同占有（不能量化到个人）看作是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根本区别。阿尔奇安从三个方面对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区别做了具体分析。比较二者的分析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阿尔奇安的分析都强调公有制最根本的特征是公有财产的整体性，作为公有制中的任何一个人，他是公有财产的所有者，但他不能出售属于他个人的份额，因为属于他的份额不能量化。而在私有制中，属于个人的份额可以明确量化，私有财产的所有者有权而且能够出售属于他自己的份额。与此相关联，阿尔奇安所分析的成为公有制或私有制所有者的途径，也是判断公有制与私有制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准，而这一点经常被人们忽视。作为公有制所有者所拥有的财产是社会给予的，而且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不需要自己去购买。作为私有制所有者拥有的财产是以自己的支付为前提的，或者通过某种特权得到的。所以，公有制体现的是财产占有关系上的平等，私有制体现的是财产占有关系上的不平等。

二、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效率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线索，把生产关系或所有制看作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条件，作为制度条件的所有制会对生产力发展产生直接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说，不同的所有制会形成不同的生产力效率。因此，对不同所有制（公有制或者私有制）的分析，实际上是要说明所有制效率。当然，这一所有制效率是以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前提的，或者说，所有制效率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总是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下来谈论的所有制效率，不能离开生产力发展水平抽象地判断所有制效率。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所有制，都曾经是高效率的所有制。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些曾经是高效率的所有制都会转化为低效率的所有制，这一转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发生变化。正是由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变化，客观上要有一种新的所有制来取代原有的所有制，这种新的所有制相对于原来的所有制来说，就是一种高效率的所有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一分析思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思路。

按照这一分析思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而也是所有制的起源。所以，研究生产关系或所有制应以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出发点。在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阶段，当人类的生产成果除了维持自身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外，没有任何多余的可以作为私有对象的时候，人类只能采取共同劳动、共同享有劳动成果的所有制形式。同时，一定的所有制形成后就与人们的社会生产活动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社会生产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孤立的个人是无法进行社会生产活动的，人们的生产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所有制规范下进行的。这样，人类的生产活动必然涉及到两方面关系：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人类生产活动包含的这两方面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通过一定的生产关系或所有制来体现的。因此，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内容是生产关系或所有制的问题。

在原始社会所有制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又是导致自身所有制解体的决定性因素。当生产力水平提高到有了剩余产品以后，私有制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就具备了物质条件。当一部分人成为社会财富的最初私有者，他就会利用所拥有的私有财产去生产更多的社会财富并占为已有，而大部分人因不占有财富而成为被统治的对象。奴隶社会私有制在一定历史阶段是一种高效率的所有制。但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更高效率的封建制私有制取代奴隶制私有制是历史的必然。封建制私有制之所以比奴隶制私有制具有更高的效率，是因为封建制私有制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样，封建制私有制具有的高效率也存在一个随生产力的发展而走向低效率的过程。历史发展的规律决定封建制私有制也必然被另一种具有更高效率的所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取代。

资本主义私有制之所以比封建制私有制具有更高的效率，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进一步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生产资料私有者来看，他除了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以外，不再拥有劳动者的所有权，他要得到劳动力的使用权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通过等价交换来购买。在流通领域，资本所有者与劳动力所有者的权利是平等的，他们都有决定是否购买或出卖劳动力的自主权。从劳动者来看，他除了不拥有生产资料以外，已经拥有了对自己劳动力的所有权，并且这种所有权是完全意义上所有权，他能在市场上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实现自身的价值。与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特征相联系的是雇佣劳动制度，资本和劳动通过雇佣劳动制度而产生彼此的联系。说资本主义私有制具有更高的制度效率，实际上是指雇佣劳动制度的效率。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样是一种历史现象，在这一制度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最终又是导致这一制度被一种更高形态的所有制——公有制所取代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得出的这一结论是基于以下的分析。

第一，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来看，高度社会化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基本特征，具体表现是发达的社会分工。对于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发展，单个资本已不能适应其发展的要求，社会资本的形式才能适应这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从资本形式变化趋势来看，社会资本取代单个资本，以及股份资本成为企业资本的主要组织形式，都验证了资本形式的这一变化。这一变化表明资本的私人性质正在逐步淡化，资本的社会性质正在不断强化，其中包含的“公有”成分也在不断增加。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得出的结论是公有制比私有制具有更高效率。

第二，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化来看，公有制实现了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的平等，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占有者的统一，从根本上消除了雇佣劳动制度下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对立。因资本所有者占有劳动者的劳动成果而产生的二者之间的经济对立不存在了，由此导致的其他经济矛盾也不存在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在根本上不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做出的历史进步性和局限性的分析。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

阿尔奇安认为，通常对比较优势的阐述是在于“劳动”生产率，而没有涉及到“所有制”生产率。考虑比较优势，不仅要考虑劳动生产率的比较优势，还需要考虑所有制的比较优势。所有制的比较优势体现在什么地方呢？阿尔奇安指出，所有制的比较优势在于控制，这种控制又与所有权的专业化相联系。因为作为一个所有者，其各方面能力是有限的，一个所有者如果将他的所有权集中在他自己能力具有优势的领域，那么，这样的所有权专业化将产生收益。按这样的逻辑推论，私有产权制度能较好地实现所有权的专业化，而“公有制实际上消除了所有者（然而不是公有企业雇员）专业化的可能性”。

所有制方面的比较优势除所有权专业化外，还有一个方面是风险承担。阿尔奇安认为，“现代公司的联合所有制已经把所有权和控制权区分开了。这就意味着：承担风险与管理更加分离。每个所有者确实没有他作为惟一的所有者才具有的那种控制权无疑是正确的。对资源的特定用途的风险承担和管理或决策的专业化现在已经成为可能。实际上，„被动的‟所有者是在„活跃的‟所有者的决策上下赌注。”

阿尔奇安通过风险承担来比较所有制的优势要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即决策者与他做的决策所承担的风险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在私有产权条件下，决策者与他对此承担风险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而在公有产权条件下，决策者与他对此承担风险之间的关系不很密切。从风险承担的角度来看，公有制意味着较低的效率。

阿尔奇安指出，“我们可以得出以下推论：较之在私人产权制度下，在公有制下的任何决策或选择的费用较少地由选择者全部承担。换句话说，这种成本——收益激励体制是朝着较低的费用方向变化的。这个结论的逆命题是：对任何所有者来说，从任何成本——节约活动中得到的利益也不是完全有效的。这并不意味着真实成本有所减少。这意味着，在由任何选择者承担的费用与做出某项特定选择的费用之间的相互关系更松散了。类似地，进行这些行动的所有者捕捉利益的能力也降低了。”“与私有财产机构相比，公有安排的费用将变得更高（意味着„较低效率‟）。”

阿尔奇安在做出上述分析的同时，又指出公有制尽管在承担费用方面有它的“缺陷”，但也有它适用的地方，如，在一些不能由私人来承担风险，而应由社会来承担风险的领域。阿尔奇安在这里是要说明，社会活动的情况十分复杂，要根据不同情况对所有制优势做出判断，不能因为公有制有“缺陷”，就认为公有制没有适用性，也不能因为私有制有“缺陷”，就要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因为“一种相对缺陷的存在不能证明向另一种制度转换是正当的，因为另一种制度也存在别的缺陷。”“在某些制度中，或在一切制度中承受的„较小‟缺点是它们中的更大优点的代价。我们认为，在承担费用的意义上，私有制即使是它最纯的形式，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没有哪个完美无缺的标准是有效的。我们所有的叙述在承担费用的程度上都是比较而言的。”“„社会‟减少必须由个人承担的风险，转而由社会普遍地承担（从而减少人们作为个人采取的行动的选择与结果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范围越大，公有产权的范围就越大。”

（三）公有制与私有制效率的比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公有制与私有制效率的基本思想可概括为以下两点：其一，对公有制和私有制哪一种具有更高的效率，并不能简单地做出结论。马克思既有对私有制高效率的分析，也有对私有制低效率的分析，对公有制高效率的分析也是有条件的，每一种所有制都有其高效率或低效率的范围。脱离条件的约束，简单地做出公有制具有高效率或私有制具有高效率的结论都是片面的，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认为公有制比私有制具有更高效率，或者认为私有制比公有制具有更高效率，都是以一定的条件为前提的。现实的情况是复杂的，所有制只是影响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惟一因素，不能以现实中的某些现象为依据得出单一性结论。其二，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发展状况是交错复杂的，因而选择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既有生产力的因素，又有价值目标的因素。特别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定历史阶段，公有制和私有制都有其存在依据和理由的条件下，选择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是由其价值目标决定的。从社会范围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符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公有制与私有制效率的基本思想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一般来说，私有制比公有制具有更高的效率，因为私有产权制度能较好地实现所有权的专业化，同时在私有产权的条件下，决策者与他对此承担风险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这两方面的优势决定私有制比公有制更具有优势。

第二，私有制和公有制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存在“缺陷”，因而它们不能相互替代，在承担费用方面的分析也都是比较而言的。私有制和公有制都具有存在的理由。

第三，在一些领域，公有制也有优势，它可通过由社会来承担风险，从而减少由个人承担的风险，这是用较小的代价来获得更大的优势。这些领域的范围越大，公有产权的适用范围也就越大。

参考文献：

篇3：巴泽尔与新制度经济学

一、新制度学派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简述

1.新制度学派。

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加尔布雷斯、缪尔达尔, 他们的思想构成新制度学派的主要内容。在英文中新制度学派被称作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 为了与科斯等人的新制度经济学相区别, 在国内成为新制度学派, 或后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学派出现于二战结束后, 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日益严重, 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经济中出现的“滞涨”现象, 而且凯恩斯学说忽略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因素的研究, 在此时, 作为反对凯恩斯的新制度学派在旧制度学派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与旧制度学派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新制度学派和旧制度学派一样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 都强调从制度方面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及其存在的问题。新制度学派继承了旧制度学派将心理因素、法律因素作为社会经济制度的决定因素, 但新制度学派更强调制度与结构因素在社会经济演进过程中的作用, 更多地从制度、结构方面剖析资本主义社会。而且, 新制度学派的研究对象已经超出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包括了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内容, 其理论主要有加尔布雷斯的丰裕社会理论、新工业国与权利分配论、二元系统论, 以及缪尔达尔所提出的循环积累因果原理。

2.新制度主义经济学。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是以科斯、诺斯等人的理论为基础的新制度经济学, 在英文中称为New-institutional Economics在国内一般就被成为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主要出现在20世纪60、70年代, 也是由于凯恩斯主义的没落而兴起, 和新制度学派一样注重制度分析, 但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是用传统的新古典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构成和运行, 主张经济自由, 反对国家干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特别注重“交易成本”概念的使用, 而且将这一概念进行了一系列的开拓性研究, 形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等。

二、新制度学派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比较

1.新制度学派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渊源比较。

(1) 与旧制度学派的渊源。

新制度学派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渊源都是直接或间接的来自于旧制度学派。新制度学派是直接继承自旧制度学派的, 与旧制度学派是一脉相承的, 这种一脉相承主要表现在:文化与整体的观点、过程与演化的观点、更为注重权力而不是价格、实用主义取向、整体主义方法论、超越"效率"观点, 关注人类价值。与新制度学派不同,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不承认自己继承自旧制度学派, 但旧制度学派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提供了不少素材和思想, 特别是康芒斯早期研究所有权与法律的经济学。例如, 康芒斯提出, 财产真正的本来的意义不是指物质的东西, 而是指使用和处理某物的绝对权利, 财产总是与占有、保留、让与、取得和不受干涉的权利相联系的;并指出“交易"是经济分析的基础。可以看出, 康芒斯的观点在后来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中基本得以保留, 由此可见, 新制度经济学与旧制度学派特别是康芒斯体系存在某种理论联系是可以肯定的。

(2) 与新古典经济学关系的渊源比较。

新制度学派是作为新古典经济学批判者的姿态出现的, 它的理论基础与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 因此从渊源角度看, 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制度学派没什么直接起源关系。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基础, 更多的是源自于新古典经济学, 它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经济人行为的完全理性的两个基本假设基础之上的, 但它也发展了修正了这两个假设, 提出了理性的有限性和机会主义倾向;而且它在新古典经济学生产成本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交易成本的理论, 某种程度上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与完善, 而且交易成本的广泛应用使得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可以说是经济学的一场革命。

2.新制度学派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对“制度”分析方法的比较。

新制度学派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同是对制度进行分析, 但是, 两者分析制度的方法是存在差异的。而且由于制度分析方法的不同, 新制度学派的分析结果更多的是一些松散的文字, 描述性的材料, 可以说是开放的制度经济学, 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眼中, 新制度学派没有形成理论体系, 是非理论的, 不科学的, 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沿用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分析制度, 将新古典理论进行完善。

新制度学派从文化整体的角度看待经济与制度, 认为经济是一个文化过程, 而文化是一个整体范畴, 表现为两个方面, 即制度的方面与技术的方面。而且在制度分析中, 将文化中的社会心理、行为动机作为制度表现, 用风俗习惯说明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使得制度的经济学分析涉及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诸多学科。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是沿用了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仍然使用的是“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 在传统的生产成本理论的基础上, 从制度的角度进行分析, 提出了交易成本的理论, 而且将不同制度下交易成本的大小进行分析, 进而分析制度的优劣。因此说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继承自新古典经济学, 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制度分析的方法, 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发展。

3.新制度学派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关于市场和政府的作用的比较。

新制度学派认为市场机制不能够实现有效率的运行, 在市场机制下, 所谓的自由竞争不能保证供求均衡, 而且市场也会限制个人选择, 比如说富人拥有更多的选择, 可以选择不在市场上出卖劳动, 而穷人则不得不在市场的制约下出卖劳动, 自由只是表面的现象, 因而新制度学派极力主张国家干预市场的运行, 这也是新制度学派的主要政策主张之一。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则与新制度学派不同,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实质是通过交易成本概念的提出, 得以将新古典的“成本-收益”分析方式统一到制度领域。这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 和新古典经济学一样,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注重的是市场机制的运行, 而且通过对制度的改进, 市场的运行是可以实现有效率的, 可以实现优化和均衡,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在政策主张方面强调市场的自由运行, 反对国家干预市场。

4.新制度学派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

新制度学派虽然看上去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 但是却有着一个共同的分析方法, 主张在研究制度时, 要注重制度的演进性和整体性。新制度学派认为, 由于技术的不断变革, 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结构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当中, 这种动态的因果过程是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 因此在研究制度时要注重演进性;与此同时, 新制度学派的演进方法和整体方法是相互联系的, 在演进分析中, 也要注重整体的方法。新制度学派认为, 在经济研究中, 注意力应从个人和企业转移到作为演进过程的整个社会。在着重强调演进方法和整体方法的同时, 新制度学派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抽象演绎法, 认为把孤立的个人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出发点、采用静止的机械的均衡分析法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是不科学的;新制度学派不仅反对传统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学中的个量分析法, 而且反对凯恩斯的总量分析法, 因为他们都忽略了社会的制度和结构问题。

与新制度学派不同,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仍然沿用的是新古典的分析方法, 注重对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 通过对个体现象和过程的研究来认识一般, 这种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直接源于斯密、马歇尔, 强调个体的独立存在意义和利益特征, 是坚持利己主义的, 主张通过个人之间的安排来解决问题, 强调个体面对外部约束条件作出反应, 忽视人和制度的相互关联和影响机制。无论是企业理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或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其他理论, 个人作为研究的主体, 始终是分析的基础。因此说, 新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 并没有太大的创新, 仍是个人主义的。

三、对新制度学派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评析

1.对于新制度学派的评析。

新制度学派既有别于凯恩斯主义的各学说, 又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思潮, 他的一系列政策主张表明他是一个激进的政府干预学派。新制度学派把社会心理、行为动机和思维方式等看成是“制度”的表现, 用风俗习惯来说明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 这都说明新制度学派是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的, 因此没有办法看清社会的本质, 是不科学的;但是新制度学派对经济的研究超出传统的经济学研究范围, 涉及社会、经济、心理、文化等多方面非经济因素, 这对我们对经济学的认识还是有启示作用, 扩大了我们的认识范围和思路。此外, 新制度学派强调政府干预经济, 实行计划化, 在这其中, 新制度学派的政策主张虽然不一定合理科学, 但是与现实经济相结合, 他们的政府干预经济, 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思想还是存在合理的方面的, 应该很好的借鉴。而且在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 虽然现阶段资本主义高度发达,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诸多矛盾, 通货膨胀、失业、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公等, 分析其原因, 新制度学派认为是经济制度和结构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仍需要制度经济学来解决, 未来经济学是属于制度经济学的。

2.对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评析。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可以说是用传统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 它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成本这一约束条件的基础上, 引入了另一种约束条件——交易成本。通过对交易成本的概念的使用,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将主流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框架延续到制度领域, 既具有制度主义的一定批判性, 也为主流经济学所接纳, 从而得到迅速发展并引人瞩目。但是人们对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评价不一, 在一些人看来, 他只是对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 而在另一些人看来, 它却是经济学界的一场革命。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作为一个年轻的经济学流派, 虽然仍然不够完美, 但是它的理论中透露的研究经济学的方法、思想都很独到, 有着可取之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突出特点是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进行经济分析;科斯对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交易成本理论, 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其他理论, 制度创新理论、产权理论等都为我们做经济分析提供了很有用的分析框架。基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非常好的有用性使得它在现阶段成为很热门的流派之一, 很有研究价值。

综上所述, 可以看出, 新制度学派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是两种不同的制度观, 是两种分析和研究经济学的方法, 各有优劣, 有合理性亦有局限性。因此说制度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东西, 涵盖的范围比较广, 因此要从多角度进行认识, 全面了解制度经济学这个学科, 对它才会有客观正确的认识。

参考文献

[1].赵红梅, 李景霞.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

[2].徐桂华, 魏倩.制度经济学三大流派的比较与评析.经济经纬, 2004 (6)

[3].黄少安, 张卫国.新老制度经济学体系的比较.江海学刊, 2006 (6)

篇4：自然价值与新经济学

[关键词] 自然价值 GDP主义 低碳经济

“自然价值”是为了应对生态危机而提出的新经济学念。20世纪中叶，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学术界提出“自然价值”的概念，并试图以它为基础建构一种新的经济学。

一、现代经济学否认自然价值

虽然东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出发点不一样.但都认为自然资源是没有经济价值的。这是现代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产生的一个理论根源。西方社会认为，自然资源是无限的，人类对它的使用非常方便.唾手可得.几乎不用费什么力气，因而是没有经济价值的.它的使用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东方社会则依据自然资源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认为它作为未经劳动作用的天然存在物，是没有经济价值的，它的使用同样可以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因此，东西方社会的经济活动.都认为自然资源没有经济价值，人们对它的使用时大自然的恩赐.自然资源作为大自然的“赠品”，对它的使用从来都是不用付费的。

依据这种理论，社会物质生产采用一种简便的生产方式。它的模式是：“资源—产品—废物”。这是一种线性非循环的生产方式.以排放大量废物为特征。据有关资料显示，投入生产过程的资源只有约10％转变为产品，其余90％都作为废物排放掉了。因为它的前提示“自然资源没有价值，对它的消耗可以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在否认自然价值的前提下，采用最简便、排放大量废物的生产工艺，这是现代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

在人类经济活动中，由于认为自然资源没有经济价值，把它作为大自然的赠品，你可以开发利用，我也可以开发利用，实际上是你可以掠夺，我也可以掠夺.都无须付出代价，结果鼓励了资源的掠夺、浪费和滥用，从而导致资源枯竭和破坏，资源短缺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严重因素。哈丁把这种现象称为“公有的悲剧。他形象地把地球比作公有草地，大家竞相在这里放牧，为了增加自己畜产品的收入，都拼命增加牛羊的头数，但是所有的人都不对恢复草地进行投资，由于长期的过度放牧，最后完全毁了这块草地。这是公有草地的悲剧。

这足否认自然价值的悲剧。

二、关于“自然价值”问题的思考

为了避免这一悲剧，学术界开始了关于自然界经济价值问题的思考，认为需要肯定自然价值.为自然资源消耗制定价格，实行付费使用自然资源的经济政策。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经济学家阿伦•康特尔认为，自然资源有经济价值，“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给资源制定价格，以便限制消费和给予保护”。

美国学者安德森发表《改善环境的经济动力》(1977)一书认为，需要为资源制定价格，在经济系统中的市场功能正常运行时，每种资源应用的价格等于生产该种资源所消耗的资源的价值。

贾里尼在《关于财富和福利的对话》(1980)一书中，主张把海里的鱼的总量作为经济价值来计算。他认为，自然价值是“天赋遗产”，因为财富和福利是由自然的天赋遗产与人类努力的结合组成的。

美国学者克鲁蒂拉《自然环境经济学》(1975)一书中，把资源价值分为商品性资源价值和舒适性资源价值。

美国学者罗伯特•雷佩托发表《自然资源同样是生产性资产》(1989)一文，认为自然资源是经济资产，即生产性资产，它的价值不在于投资成本，而在于其所能产生的潜在收入。

美国学者罗尔斯顿在《生态伦理学是否存在?》(1975)一文中，提出生命和自然界是有价值的，包括它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人们要尊重生命和自然界，对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此后他发表一系列论文和著作，论证了自然价值是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基础。

篇5：巴泽尔与新制度经济学

我国的新农村建设是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和谐社会建设的一项重点工作。目前农村经济法治存在许多缺陷，难以满足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尽快实现转变和创新，法治建设应当基于农民的需求与法治的逻辑，从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以及法律宣传与监督等方面同时采取积极的对策。构建真正符合新农村建设需要的科学的法制体系。

一、前言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同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是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但从目前看，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还主要是依靠党和政府一系列的政策来推动的。新农村建设中碰到的一些问题还缺乏法律的明确指引。所以，从长远看，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中，应将法制化的思想推入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去。使经济法成为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制度。这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

二、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法制化的必要性分析

依法保障和促进新农村建设并不排斥行政和其他手段的综合运用。但无疑法律手段应该是其中最为基本和重要的手段，即便是行政手段也应该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行事。具体而言，这种取向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一)加强农村法制建设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农民、农业及农村的地位尤其突出和特殊，早在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管仲就曾说过：“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正政也。”当代中国，面对农民这一如此广大的群体，农业这一如此关键的产业，农村这一如此重要的社区，如果任其游离于法治之外，则依法治国只能是空中楼阁，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农村法制建设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用政策治理农业和农村的效果及其有限

我国农村以往各项改革的启动和深化，主要是依靠不同时期党和国家适时发布的政策来推动的。党和政府的政策文件与法律相比，往往具有决策迅速果断，灵活性、针对性和适应性强等优点。因此，在某些条件下，政策也不失为一种治国手段。尤其是在法律体系尚不健全的时候，政策可以起到弥补法律空缺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政策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即政策主要是以产业和相关政策为主的纲领性文件，缺少法律一般构建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也缺少相应的法律责任的规定。因而政策主要是政府宣示自己的承诺。如在新农村建设的具体规划中所提到的运用公共资源进行新农村建设，对政府只具有软约束力。对于违反政策的行为，只能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而不能进行法律制裁。另外法律是配置权利、义务及责任最为有效的方式，它能够从社会整体利益和全局利益出发，创设必要的差别待遇。对于农业这样一个天生的弱势产业，实行必要的倾斜和保护。而在这方面，政策的实施缺少一个专门机构来监督。但法律不但有专门的实施程序，还有专门的执行机构。

(三)国外的经验表明新农村建设要靠法律推动

农业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历程表明，建立、健全农业法律体系是促进农村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必要前提和重要举措。比如美国，它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通过立法来大规模干预农业的国家。罗斯福新政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制定《农业调整法》。从罗斯福新政开始，美国政府对农业的干预有增无减，但没有一项干预不是通过农业立法并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的。另外，考虑到农业是一个常常受到自然和市场两方面威胁的弱势产业。所以各国都以法律来扶持农业，保护农民。美国，日本、法国等国的农业基本法均以增加农民收入，使农业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协调发展为目标。美国、欧盟，日本还都通过立法确定了对主要农产品的保护价制度。同时在资金信贷保险等方面对农业进行扶持。

三、当前农村建设存在的经济法制问题

我国的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的经济法冶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而目前的农村经济法治还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在农村经济的立法、执法、司法与法律监督等多方面。具体如下：

(一)立法方面的严重缺陷

虽然《农业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层次多样的涉农经济法规已经制定和初步形成。但是，立法滞后、立法质量不高、立法层次低、立法空白等问题，都十分明显。而且，立法具有明显的计划管理色彩，行政法规居多，政策性与原则性强而规范性与操作性差，内容重义务而轻权利。

(二)执法不严，司法不公

农村的行政执法机构不健全、性质不明确;执法人员素质低、执法水平低;执法程序不规范，执法监督无力。越权执法、违法执法等滥用执法权力的现象时有发生。此外，司法不公，法律服务不足 农民告状难、打官司难的现象十分普遍。

(三)基层干部与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淡薄

许多基层干部不学法，不依法办事，只是根据地方领导的个人意志行事。农民群众的法律知识少，法盲的数量大大超过文盲，民主意识、权利意识还非常淡薄，主体地位认知不强，“以暴制暴”、“怀疑法律”、“畏惧权力”等意识相当严重。

(四)法律监督的缺失

虽然民政部门、农业部门、纪检监察部门、人民检察院以及乡(镇)政府等国家机构，都对村民委员会和农民负有指导、监督等职能。但是由于立法的缺陷以及农民法律意识薄弱等原因，法律监督严重缺乏。例如：对村委会选举的监督不力，“选举贿赂”、“选举暴力”等现象屡见不鲜;村务公开不规范、不完善，农民群众的财产权、选举权、知情权、监督权等合法权益，难以获得有效的保障。

四、新时期农村经济法治的对策

农村经济法制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保障和必然道路。要坚持以人为本，着力解决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此，要充分了解农民群众的经济需求，不断消除法治之中的缺陷，着力解决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经济利益问题，保障与促进农民群众的正当经济权益，是农村经济法治在新农村建设中义不容辞的使命。当然，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具体可从以下几个个方面着手。

(一)要不断完善三农方面的立法

要根据新形势下，建立和完善关于三农方面的法律，这包括《农业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财政法》、《金融法》、《税收法》、《农民权益保护法》、《社会保险法》等法律的修改或制定。其中，关于土地、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立法，是完善的重点。在指导思想上，立法要坚持法制统一与合法、科学、民主等原则，贯彻城乡协调、统筹兼顾的方针，尽量减少或避免立法的冲突、空缺等现象。在内容上，要突出权利本位的原则，注重对农民利益的保护。在立法技术上，语言要简洁、明了，注重规范性与可操作性。例如对违法责任的规定，要尽量具体、明确。

(二)要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

首先，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机关要尽快转变以政策为主要依据的理念，应当以法律作为最主要的施政依据，首先确保法律的严格实施。有法就要依法，没法才依据政策等其他行为规范。其次，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司法改革，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确保行政执法与司法机构真正独立地依法行使职权，消除影响严格执法与公正司法的制度与体制性障碍。

(三)加强法律监督

就我国当前的国情而言，法律监督的加强，重点包括下列方面：第一，完善人大代表的.选举和监督制度。提高人大代表的综合素质，充分发挥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能力与优势，加强人大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与司法工作人员的监督。第二。各级党委、政府、纪检监察部门以及司法机关等职能部门.不仅要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和相互监督，还要通过电视、广播、网络、报纸等各种手段.依法定期公开政务和事务。涉农的大案、要案，应当向有关的当事人和社会大众公开查处的过程和结果，接受社会大众(包括农民群众)的监督。第三，加强对村民选举、村委会成员的监督，严格执行村务定期公开制度，充分保障广大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对村委会成员的违法、违纪行为要严厉查处.发现一起就查处一起，严惩有关当事人。第四，各地要逐步建立便于群众举报、投诉、建议的专门信箱或，地方党政的主要领导要定期接受群众的来访，并为举报人严格保密。对于泄露举报人信息的工作人员，视行为的情节和后果，追究其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对打击报复检举、控告人的行为人，依法严厉惩处。

(四)加强法制教育与法律服务

各级国家机构尤其是县级人大、政府和法院等职能机构，要着重采取下列方面的措施，不断提高基层干部、农民群众的法治观念和法律素质。第一，法制宣传与教育要规范化、制度化，内容要因材施教。对基层干部和村支部、村委会成员，法制的宣传和教育要强调义务和职责，注重培养他们依法办事的观念和能力。对农民群众，应该转变普法的内涵，变义务为主的普法教育为权利为主的普法教育。强调权利的本位性，提高农民的权利意识以及维权能力。第二，运用执法检查、媒体宣传、送法下乡、现场审判、法律讲座等多种方式和途径，开展法律普及和法律宣传活动，帮助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学法、知法、守法和用法，逐步提高基层干群与农民群众的法律素质。第三，推进农村法律服务所的建设。以农村的乡镇行政区划为单位设立法律服务所，代表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个体参与土地的开发、承包等活动，代表农民参与协商、谈判，订立法律文件.代表农民提起因权益纠纷而引起的仲裁、诉讼等。第四，加强法律的咨询服务工作。鼓励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积极到基层当好法律顾问，为农民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供法律帮助，为农村领导干部依法行政提供法律咨询。建立农村法律援助站，无偿为经济困难、无钱诉讼的农民进行法律咨询和服务。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