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研究论文

摘要：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不同的制度安排导致不同的经济绩效。在分析湖北省资源环境制度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提出湖北省“两型社会”建设应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三个方面人手构建资源环境制度体系。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制度经济学研究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制度经济学研究论文 篇1：

制度经济学视角下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

摘   要：以我国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为契机，在实证分析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状况的基础上，总结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地方成功经验，客观分析农村宅基地制度暴露出的种种问题，期望构建完善的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制度，推进农村土地改革。文章提出要明确落实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健全完善宅基地流转交易与产权确权登记制度，引入市场机制促进农村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完善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我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应朝着明晰产权、盘活财产价值、放宽流转限制、提高宅基地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进行努力探索，建立完整的宅基地产权制度，做到宅基地还权赋能，赋予农民更充分的宅基地用益物权，提高宅基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关键词：宅基地;市场配置;制度经济学

党中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始终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来抓，大力深化农村改革。农村改革的关键在于推进农村土地改革，核心在于构建完善的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制度。宅基地占农村建设用地的比重最大，市场化配置效率最低，宅基地改革已然成为农村土地改革的重点。尤其是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宅基地暴露出的问题层出不穷，宅基地制度弊端愈加突显，当前宅基地制度存在的产权不完整、闲置浪费、流转不畅、财产功能弱化等问题日益凸显，农村宅基地总量不断攀升，却严重缺乏流动性，资源配置效率低，资产难盘活，农民难获得财产性收入，已制约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一、宅基地制度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宅基地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有的产物，为我国改革开放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时代加速发展，宅基地制度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与挑战，如宅基地总量持续攀升、缺乏流动性、财产僵化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乡村发展的重要制度壁垒。

（一）一户多宅及超面积占地现象普遍

尽管法律层面明确规定宅基地以户为单位，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且面积有限制性规定，但实际情况是一户多宅及超面积占地现象普遍。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宅基地实行无偿分配，农民获得宅基地几乎无成本，农民存在多占多得的心理，个人使用往往不会考虑对他人的影响，产生很大负外部性，建新不拆旧、批少建多、未批先建等现象屡见不鲜;二是利益驱动使然，一些农民多占宅基地建房后，违规用于出租、出售从中获利;三是监管不到位，相關职能部门对农民建房事前事中事后监管不到位，导致农民建房乱象丛生。

（二）宅基地闲置浪费严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就业，选择进城务工、经商等从事二、三产业，有些农户甚至全家常年居住在城市，宅基地处于常年闲置，由于宅基地缺乏退出渠道以及农民恋土情结，现实中宅基地难以退出，农村住房常年闲置无人居住。同时，由于人口自然增长或分户，每年都会有农村居民申请新批宅基地，宅基地只进不出，宅基地总量呈增长态势，加剧闲置浪费现象，造成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据中国科学院2012年3月发布的报告称，农村村庄土地闲置面积达1亿多亩，占全国耕地的1/18。另据自然资源部的不完全统计，农村闲置住房面积约占村庄建设用地总量的10%-15%[1]。我国人口城镇化率在提高，但全国宅基地总量未减反增，闲置数量愈来愈多，全国农村宅基地有近1/3闲置[2]。造成这一问题的本质原因是宅基地无偿使用和无法有效退出。

（三）宅基地产权不完善

现行的宅基地产权制度限制了进城农民工的宅基地流转，宅基地退出缺乏资本化通道[3]。长期以来，宅基地产权弱化、产权不完整已然成为宅基地无序扩张的重要因素，也是农民难以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根本原因。法律规定宅基地所有权为农民集体所有，集体成员拥有使用权。由于集体所有权代表主体缺失，产权模糊不清，以及宅基地实行无偿分配，集体成员获取宅基地无需成本，导致宅基地俨然成了一种公共资源。《民法典》将宅基地使用权归类为用益物权，但只赋予其占有权、使用权，并未像土地承包经营权一样被赋予收益权、处分权，宅基地使用权存在先天的权能残缺。在制度设计中，宅基地被严格限制流转和抵押，仅是基于成员身份获得的居住权，交易受限，财产属性缺失，宅基地资产价值无法显现，更无法增值。

（四）宅基地隐形流转禁而不止

虽宅基地管理制度禁止宅基地对外流转，但随着经济发展，宅基地的经济价值日益显现，在现实利益的驱动下，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宅基地及地上住房的隐形交易行为，这其中有个人间的农房买卖、出租经营，也有利用宅基地进行建设、销售“小产权房”等。典型的如郊区农民将农房出售或出租给在城里无房的农民工。在发达地区，农民在宅基地上建造多层的高楼房屋，用于出租或分层分割出售给外地进城务工人员，呈现供需两旺现象。在较偏远的传统农区，宅基地私下流转也是司空见惯，一些在城镇有住房和稳定工作的农户，在举家进城后会选择将宅基地及地上房屋出售或长期租赁。宅基地隐形流转现象的存在，既扰乱了宅基地管理秩序、扰乱了土地市场、挑战了法律威信，也侵害了农民集体资产，更是留下了很多产权权属纠纷隐患。严禁宅基地流转已无法适应市场化与城镇化发展的要求，集体所有制下规范流转是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的有效路径[4]。

（五）宅基地资源市场化配置效率低

由于宅基地限制流转，不能像城市商品房一样自由买卖交易、出租经营，也不能办理银行抵押贷款，宅基地作为土地要素无法实现市场化配置，除少部分宅基地隐形流转外，大部分农民难以凭借宅基地及地上房屋获得财产性收入。一头是宅基地的大量闲置浪费，另一头是年年有大量的新获批宅基地，并且新宅基地不断挤占农用地包括优质耕地，由此造成宅基地总量不断攀升，宅基地资源市场化配置效率低下，而且造成农用地连年减少，土地资源变得越来越匮乏。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越来越广泛，如农村电商、民宿经济、乡村旅游、物流仓储等产业发展，对农村用地需求不断增长。宅基地资源市场化配置效率低，已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增收。

二、宅基地制度改革的“余江模式”

2015年2月，鹰潭市余江区作为江西省唯一的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县（市、区），承担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开展试点以来，余江区按照国家试点要求，扎实开展改革试点，结合实际，建立健全了宅基地制度体系，试点工作稳步推进，多项试点内容走在全国前列，探索形成了一些可推广、可复制、利修法、惠群众的制度性成果，形成独具特色的“余江模式”，具有一定的借鉴参考意义。

（一）余江区宅基地制度改革实践主要做法

1. 探索宅基地有偿使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宅基地的无偿使用制度使得获取宅基地近乎零成本，加上监管缺失，造成违法违规占用宅基地等问题屡禁不止，宅基地总量连年攀升，国家对农民建房建设用地计划指标难以控制落实，宅基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对此，余江区探索宅基地有偿使用，由村民事务理事会收取有偿使用费，收取的情形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因历史原因形成的“一户一宅”超标准占用宅基地的、“一户多宅”的，以及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通过继承房屋或其他方式占有和使用宅基地的，确实无法退出的，实行有偿使用。另一种是新增宅基地通过竞价择位方式实行有偿取得，余江区对新增宅基地实行由村民事务理事会主导下的宅基地竞价取得方式，将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块划分为宅基地，面向符合条件的村民公开竞标，收取有偿使用费[5]。通过对新增宅基地采用择位竞价取得方式，体现了公平性，满足农民居住需求的同时也迎合了农民对优势区位的偏好，增强农民节约、珍惜土地的意识，提高宅基地利用效率，实现了宅基地从资源向资产的转化。

余江实行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导的宅基地有偿使用，旨在逐步解决历史问题、促进宅基地公平使用、提高多占超占宅基地成本。

余江区宅基地有偿使用的做法改变了长期以往农民零成本占有宅基地、宅基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形，发挥了土地要素参与市场配置的作用，提高宅基地配置效率，增加了农民占有宅基地的成本，特别是提高了对“一户多宅”的占有成本，提高了宅基地使用准入门槛，有效遏制了农民盲目圈占宅基地的非理性冲动，显化了宅基地资产价值，促进了宅基地节约集约利用，保护了稀缺的土地资源。

2. 放宽宅基地流转，显化宅基地用益物权

为激活宅基地财产属性，切实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余江区探索放宽宅基地流转范围，允许农民采取转让、出租等方式流转宅基地，受让、出租人應为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其中受让人必须符合建房条件。允许符合流转双方在规定条件和程序内以转让、出租等方式流转宅基地，并对流转的收益按照“房地分离”的原则合理分配。宅基地流转后，地上房屋收益归产权人所有，宅基地收益须在集体经济组织和原宅基地使用者之间进行合理分配，集体经济组织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允许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激活了宅基地财产功能，完善了宅基地作为用益物权的权能，盘活了宅基地资产价值，增加了农民财产性收入，同时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土地所有权代表，在宅基地流转中获得土地流转收益。

3. 允许宅基地抵押，实现由资产变资本

为充分盘活农民宅基地及住房，余江区积极推进农民住房抵押贷款，农民可以自家住宅及宅基地作为抵押物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显化了宅基地及地上房屋资产价值，有效满足了农民对农房抵押融资需求，促进了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通过赋予农村宅基地抵押权，拓宽了农民的融资渠道，实现了宅基地“死”资源向“活”资本的转变。余江区农民抵押宅基地融资多数是为满足农业生产经营的需求，通过宅基地抵押获取贷款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充分盘活宅基地资产，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4. 引导宅基地退出，盘活存量土地资产

余江区积极引导农民退出废弃或闲置的宅基地，实现了大量“多宅”和超占宅基地的退出。余江区采取无偿、有偿和享受政府相关优惠政策等方式，鼓励引导农民自愿退出宅基地。已退出宅基地中大部分为无偿退出，无偿退出的宅基地宗数与面积分别占到退出宅基地总数的81%、75.7%[6]。通过多元赋权激活宅基地财产性功能，构建了退出宅基地的再开发和再利用体系，有效地盘活了闲置浪费宅基地及农房。对于退出的宅基地，按照宜林则林、宜耕则耕、宜建则建的原则，大力实施增减挂钩、土地整理项目，结合精准扶贫、地灾防治、传统古建筑保护等重点工作，推动一村一品、庭院经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不断发展。

5. 健全宅基地产权制度，提升基层自治能力

（1）落实宅基地所有权主体。余江区确立宅基地所有权行使主体，明确由村民事务理事会具体行使宅基地所有权相关权能。一是宅基地分配权。村民事务理事会协助对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村民依申请按户分配宅基地。未经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占用集体土地建房。二是宅基地收回权。村民事务理事会协助收回闲置废弃的宅基地。三是积极维护村民收益权。村民事务理事会积极维护本集体和村民的权益。村民事务理事会在村民和村委会、乡镇政府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将村民的心声反馈到上级部门，让县政府制定的政策能够切实反映民意。四是宅基地监督、管理权。配合各相关部门合理编制村庄规划及村土地利用等规划，按照规划管理使用宅基地，对宅基地的利用情况监督，防范违法违规占用宅基地行为。

（2）保障宅基地使用权。余江区大力推进农村房地一体的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通过全面深入开展宅基地及农房调查，弄清宅基地权属来源，对权属来源合法、符合“一户一宅”政策的宅基地及农房依法依规办理不动产登记，给农民颁发产权证书，充分保障农民宅基地的用益物权。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为宅基地流转及抵押奠定了坚实的产权基础，极大减少了因权属不清导致的交易纠纷，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同时，对不符合“一户一宅”政策的或权属有争议的宅基地只调查不确权登记发证，并且严禁为小产权房办理不动产登记，通过确权登记提高违法成本，倒逼依法依规利用宅基地，此举有效遏制了违法违规占用宅基地的问题发生。

（二）余江区宅基地制度改革成绩

余江宅改以制度创新为主导，将负外部性内部化，建立起良好的用地格局[7]。截至2019年底，余江区退出宅基地共41180宗、面积4946亩，农民集体收回的宅基地可满足未来10-15年农民建房需求，流转宅基地1132宗、面积220.8亩，通过“增减挂钩”复垦耕地1258亩，收取有偿使用费1144万元，发放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5251万元[8]，宅基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效率显著提高。

1. 健全了宅基地管理制度，实现宅基地规范化管理

建立健全了“依法公平取得、节约集约利用、自愿有偿退出”的宅基地管理制度，规范宅基地的分配、审批、确权登记、使用、流转退出和违法查处等，实现宅基地规范化管理。

2. 始终坚持“一户一宅”，明确界定了相关标准

余江区宅基地制度改革始终坚持“一户一宅”制度以确保村民宅基地资格权平等、分配权平等以及有偿退出和有偿占有权平等。余江试点改革前总共有7.3万农户，其中“一户多宅”的就有2.9万户，接近40%;农业人口30.02万人，农村建设用地面积5200公顷，农民人均建设用地面积超过170平方米;农村闲置房屋2.3万栋，危房8300栋，倒塌房屋7200栋，农房附属设施10.2万间。余江在广泛调研与深入摸底的基础上，清晰界定了“一户一宅”的标准。2015年7月，余江宅基地制度改革办公室印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办法（试行）》与《农村村民建房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界定了“一户”“一宅”的相关标准。按此规定，一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家庭，占有“多宅”或超过标准面积的“一宅”;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占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宅基地等，都不符合“一户一宅”的原则。

3. 显化了宅基地资产价值，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有偿使用，体现了宅基地使用的公平性;全区流转，为宅基地用益物权的实现创造了条件;允许抵押，助推了宅基地由保障功能向资产功能转化;有偿退出，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4. 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推动了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余江过去农村宅基地存在“多、大、乱、空、违、转”等问题，导致政府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难进村，“垃圾靠风刮，积水靠蒸发”，农村居住环境“脏、乱、差”情况十分严重。借助改革契机，宅基地退出为村庄建设发展腾出了空间，大力实施美化、绿化、亮化工程，新修村内道路526千米，沟渠539千米，新增绿化面积946亩，道路拓宽硬化，沟塘清澈明亮，村村有活动场所，处处有绿化景观。与此同时，政府也整合各类资金2亿多元，帮助完善农村进村道路、供水供电、信息通信，文化休闲、教育卫生等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村庄环境明显改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5. 坚持“一改促六化”，释放宅改乘数效应

强化资源整合，通过农业开发、农房改造、精准扶贫以及在全省流通“增减挂钩”指标等，将整合的各类资金近4亿元全部投入农村，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障。实施以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为主线，系统推进农业发展现代化、基础设施标准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村庄面貌靓丽化、转移人口市民化、农村治理规范化“一改促六化”的美丽乡村建设，释放改革乘数效应。

（三）余江区宅基地制度改革的经验借鉴

1. 坚持“党建+宅改”

余江区把宅改作为全区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与光荣使命，列入“书记工程”和“头等大事”，坚持“党建+宅改”，将宅改纳入区、乡、村三级书记履行党建主体责任的重要内容。把党旗树在宅改一线，将党的基层组织活动融入“宅改”实践，把党课摆进“宅改”主战场，将“宅改”与绩效考核挂钩，与干部使用挂钩，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宅改”中的战斗堡垒作用。结合乡村换届，把“谋改革、能改革、出成果”作为推荐使用干部的重要标准，做到在改革一线锻炼干部、发现干部、培养干部。党员干部自觉做到“三亮六带头”，即亮身份、亮承诺、亮形象，带头宣传宅改政策、带头退出自家多宅、带头拆除超占面积、带头缴纳有偿使用费、带头做亲属思想工作、带头为村里做实事办好事，树立了威信，赢得了支持，推动了改革。

2. 实行宅基地全区范围内流转

余江区将宅基地流转的范围从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扩大为全区范围内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成员，允许农民在保证流转宅基地后仍有合法居住场所的条件下，可在全区范围内向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成员转让、转租宅基地，此举稳妥审慎扩大了宅基地的流转范围，促进宅基地流转，赋予宅基地更丰富的处分权能与收益权能，显化宅基地资产价值，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并且有效防范了风险。

3. 对退出宅基地的进城农民实行宅基地资格权保留

余江区探索出台相关政策，积极引导进城落户农民自愿退出宅基地。建立经济补偿和权利保留双重激励机制，对退出全部宅基地及具备申请宅基地资格而放弃申请的进城农民，实施购买城市住房享受优惠價的同时，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书面承诺十五年后可根据个人意愿回本集体申请使用宅基地，保留十五年后申请宅基地的资格权，书面承诺一式三份，农户、集体经济组织、乡镇政府各执一份。全区共有367户农户选择退出全部宅基地或放弃申请宅基地资格进城落户，享受购买城市住房的优惠政策。此举既减轻了进城农民购房的经济成本，又给进城农民一个稳定的预期、妥善解决了退出宅基地的后顾之忧，更是有效解决城镇化过程中，城市与农村建设用地总量双增长的问题，统筹利用城乡建设用地，提高了土地要素的利用率。

4. 将退出的宅基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

余江区将宅改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进行联动，同频共振，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的条件下，将农民退出的宅基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用于农业物流仓储、农产品初加工、乡村休闲旅游、健康养老、家庭工厂、手工作坊、扶贫车间、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制定了相关入市办法，明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成交后，应向政府缴纳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剩余成交价款归集体经济组织。全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共17宗，土地面积为183.62亩，土地成交金额1505.22万元，缴纳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58.34万元。通过入市交易，一方面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用地保障，破除了农村发展土地要素瓶颈，促进了农村一二三融合发展;另一方面激活了农村集体土地资产，增加了农民集体财产性收入，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5. 建立新增宅基地“择位竞价”机制

为丰富农村宅基地分配方式，凸显宅基地区位优势，余江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对新增宅基地实行由村民事务理事会主导下的竞价取得方式，将具有区位优势的宅基地，面向符合申请建房条件的村民进行公开竞标，对中标的村民收取宅基地择位费。由村民事务理事会根据本村宅基地的区位优势、基础设施投入、收储成本以及村内宅基地退出补偿支出等情况，合理确定竞价的底价。全区共有378宗新增宅基地采用择位竞价方式分配，共收取择位竞价款604万元。通过对新增宅基地实行“择位竞价”，农民取得宅基地从以前的零成本转变为竞价取得，宅基地不再是共有产权，而是排他性的私有产权，既显化宅基地资产属性，又杜绝了以往多占多得的现象，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不仅有利于實现宅基地资产价值化，还能促进宅基地公平使用，废除传统的“谁占谁用”的方式，强化农民节约、珍惜利用土地意识，提高宅基地利用效率，有效减少了占用宅基地的负外部性。

6. 明确宅基地所有权行使主体

一直以来，宅基地产权模糊不清是宅基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特别是宅基地所有权主体缺位、权能不明确。余江区通过开展改革试点，明晰了宅基地产权边界、赋予宅基地产权完整属性、完善相关权能、落实宅基地所有权主体，产权得到充分界定与保护。建立村民事务理事会制度是余江区推进宅改的一项创新举措。作为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基层组织形式，村民事务理事会在宅基地退出、宅基地取得、宅基地有偿使用、宅基地管理方面发挥自治作用。余江区出台文件，明确理事会在宅基地管理中行使的12项权利和履行的15项职责，赋予村民事务理事会的宅基地所有权主体地位。这有效解决了长期以来宅基地所有权主体缺位的问题，厘清了产权主体、明晰了产权边界，农村集体成员违规占用宅基地、违规流转宅基地等负外部性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而且，实现了群众的事情群众自己办，调动了农村集体成员对宅基地制度改革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余江区共选举产生了1040个村民事务理事会、8750名理事成员。

7. 显化规划在改革中的引领和管控作用

长期以来农村建房杂乱无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乡村规划缺失。余江区对此有充分认知，在宅改启动初始就投入2000万元，按照“多规合一”要求，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前提下，组织编制了行政村总体规划和自然村村庄规划，实现了全区113个行政村、1040个自然村规划全覆盖，为农民建房选址明确了范围，为农村发展勾画出蓝图。

三、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相关政策建议

（一）明确落实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

建议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落实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建立所有权具体实现的机制，成立专门的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所有权主体，如农民集体股份合作社，指导集体经济组织制定相关章程，赋予其法人主体资格和完整权能，界定产权权利边界，履行所有权主体权利与职责，充分行使宅基地分配、利用、流转、收回、监管等权能，解决所有权主体长期以来缺位的问题，最大限度地减少负外部性[9]。

（二）健全完善宅基地流转交易与产权确权登记制度

建议加强法律层面的顶层设计，修订有关法律条款，明确在保证住有所居的前提下，允许农民在符合一定条件下流转宅基地及地上房屋，包括转让、入股、出租、置换、抵押等形式，有效盘活宅基地资产，促进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研究宅基地抵押的处置路径与风险控制[10]。建议加快全面开展宅基地及地上房屋的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工作，确权登记是对宅基地产权归属的物权认可，属于行政确认，强化农民产权意识，对符合条件的依法依规办理登记发证，颁发不动产权证书，依法维护合法产权，对不符合条件的只调查不登记发证。对办理宅基地流转或抵押的，需持合法不动产权证书，在登记机构办理流转或抵押手续，此举可规范宅基地流转交易行为，降低交易费用，保障交易安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三）引入市场机制促进农村生产要素优化配置

建议通过市场机制盘活农村存量宅基地资产，显化宅基地经济价值，健全退出宅基地再利用机制，对退出的宅基地进行整治，允许在符合规划与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将退出的宅基地直接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上市，用于农村工商业发展，允许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进行转让、抵押融资，享受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同等的权利，鼓励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鼓励对农村废弃、老旧宅基地拆除复垦，建立复垦指标用于上市交易的政策制度。在实现农村土地要素优化配置的同时，配套其他相关激励政策，鼓励引导资本、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农村集聚，为农村发展注入活力，促进农村产业兴旺，助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11]。

（四）完善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

长期以来，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健全，农村宅基地附带浓厚的身份属性，承担了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功能，而且农村宅基地的社会保障功能长期居于首要地位，严重阻碍了其财产功能的发挥。建议健全完善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养老、医疗、就业、救助等保障，消除农村居民的后顾之忧，将宅基地从社会保障功能中剥离出来，释放宅基地的财产功能，激化宅基地经济属性，实现宅基地资源的高效配置。

四、结论与启示

农村宅基地是亿万农民的重要财产，长期以来，广大农民并未享有完整的宅基地产权，特别是没有处分权、收益权，致使农民难以获得财产性收入，由于产权不明晰，造成了土地资源严重浪费、非法流转等系列的负外部性问题，影响了乡村发展。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渐完善，我国城市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越来越高，相比而言，农村土地要素缺乏市场化配置，尤其是占比很重的宅基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缺乏流动性，严重影响了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12]。作者认为我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应朝着明晰产权、盘活财产价值、放宽流转限制、提高宅基地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进行努力探索，建立完整的宅基地产权制度，做到宅基地还权赋能，赋予农民更充分的宅基地用益物权，提高宅基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推进退出宅基地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用途转变衔接，健全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为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土地要素支撑，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参考文献：

[1] 宋志红.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研究：思路、难点与制度建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2] 覃建芹.宅基地制度改革与农民财产性收入增收[ J ].资源.环境，2019（19）：13.

[3] 韩高峰，袁奇峰，温天蓉.农村宅基地：从资源、资产到资本[ J ].城市规划， 2019， 43（11）：11.

[4] 余永和，张凤.农村宅基地流转的论争与宅基地制度的完善[ J ].农村经济，2014（06）：10-11.

[5] 张军涛，游斌.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实现路径与制度价值——基于江西省余江区宅基地制度改革实践[ J ].学习与实践，2019（03）：47-56.

[6] 王向阳.超越“保障权”与“财产权”：宅基地改革的治理路径探析-基于江西“余江宅改”的案例分析[ J ].理论与改革，2019（05）：153-165.

[7] 徐勇，邓大才，李博阳，等.余江克难：闯过农村产权改革的深水区[R].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2017.

[8] 高云才.余江宅改改出乡村活力[N].人民日报，2020-8-20（10）.

[9] 贺雪峰.三项土地制度改革试点中的土地利用问题[ 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3）：1-9.

[10] 黄金升，陈利根.土地产权制度与管制制度的制度均衡分析[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1）：82-91.

[11] 瞿理铜.基于功能变迁的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D].北京：中国农业大学，2016.

[12] 张勇.农村宅基地退出补偿与激励机制研究[D].徐州：中国矿业大学，2016.

（责任编辑：楚  霞）

Research on Rural Homestead System Re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aking Yujiang District of Yingtan City， Jiang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HU Xue-ying1，KE Shan-hua2

（1. School of Marxism/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Shenzhen Technology University，Shenzhen 518118;

2. Jiangxi Provincial Party School，Nanchang  330003）

Key words：  Homestead;Market Allocation;System

收稿日期：2021-09-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江西农村改进社研究”（17BZS080）;2020年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20YJ06）;中央党校2021年重點调研课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2021DXXTZDDYKT047）。

作者简介：胡学英，女，经济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制度经济、农村经济;柯善华，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制度经济、土地经济。

作者：胡学英　柯善华

制度经济学研究论文 篇2：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湖北省资源环境制度研究

摘要：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不同的制度安排导致不同的经济绩效。在分析湖北省资源环境制度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提出湖北省“两型社会”建设应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三个方面人手构建资源环境制度体系。

关键词：两型社会；资源环境制度；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实施机制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视域中，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一个节省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制度框架和制度创新的空间是至关重要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导致不同的经济绩效。健全、高效的资源环境制度与规则体系，对资源环境的合理开发利用具有明显的指导意义。湖北省“两型社会”的建设最终还要依赖于制度建设，以完善的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资源环境法律体系和强有力的实施机制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一、湖北省资源环境制度体系存在的问题

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各有关部门的努力下，湖北省的资源环境状况明显改善。以2007年为例，全省开展整治小造纸、小水泥、小火电及城市污水处理“四个专项治理”，共关闭171家小造纸企业(生产线)、91家小水泥企业(生产线)、20台小火电机组，新建和改建投产城市污水处理厂9座。全省全年生产总值增长14.5％，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60.05万吨，较2006年下降4.08％(降幅居全国第六，列中部六省之首)，二氧化硫排放量为70.68万吨，较2006年下降7.00％(降幅居全国第四，列中部六省之首)，很好地完成了国家下达的年度污染减排指标，为完成“十一五”主要污染物减排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即使如此，湖北省资源环境状况在全国范围看仍不容乐观。要顺利实现2008年节能减排目标，加快“两型社会”的建设步伐，制度建设任重道远。

总体而言，湖北省现行资源环境制度安排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法规制度不健全

目前尚无操作性强的资源环境监督管理条例，资源环境监督管理的职责、定位和分工模糊，权力和责任脱节。以矿产资源管理为例，目前湖北省的矿业法规以矿产资源管理为核心，矿产资源管理、保护和利用方面的规范相对较多，产业方面的立法相对偏少，有的甚至空白；同时现有法规还存在重复和矛盾的地方。土地资源管理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以平抑市场为目的的、完善的土地储备制度尚未形成，土地使用权有偿获取比例偏低，土地出让及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和征地补偿法规不健全，法律、法规之间相互抵触的现象时有发生。

(二)行政管理办法的过度使用

行政办法的出台相对容易，因而在实际工作中，较多地运用“增量”的办法，忽视“存量”的办法。无论是资源环境政策，还是资源环境管理制度，一味地搞“叠加”，其结果就是新政策、新制度虽然制定了不少，但效果却不理想，同时还导致管理和执法成本过高，约束力偏弱。

(三)资源环境使用制度的无偿、廉价

以排污权为例。在现行管理模式下，企业获取排污权主要是通过申请排污许可证的方式取得。企业排污时虽然也被要求缴纳排污费，但征收标准偏低，与环境的真实使用成本或环境治理所需的资金相比差距很大。据环保部门综合测算，此标准仅相当于治污成本的20％左右。排污权无偿取得以及较低的排污费征收标准，使得环境资源被廉价甚至无偿使用，难以发挥资源环境制度对企业负外部性行为的约束作用。

(四)资源环境保护执法不严

在我国，资源环境保护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比较普遍，对环境违法处罚力度不够，处罚标准过低。如超标排污处罚，我国仅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中规定，超过国家和地方标准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环保部门处以最高10万元的处罚。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在这种背景下，湖北省有的地方不执行环境标准，违法、违规批准严重污染环境的建设项目；有的地方对应该关闭的污染企业视而不见，放任自流；有的地方环境执法受到阻碍，使资源环境监管处于失控状态；还有的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等。

二、湖北省资源环境正式制度建设

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分为三个层面：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实施机制。其中，正式制度是最为广泛应用的制度概念，也是国家作为“暴力机器”最容易推行的制度。正式制度的根本是立法。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政策和总体规划指导下，湖北省建立了一套适合自己省情的正式制度体系，使环境资源工作有法可依，从根本上遏制了生态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的趋势。但是，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湖北省资源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已有的正式制度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因此，对正式制度体系进行完善与补充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建立健全资源环境法规和标准体系

“十一五”期间，湖北省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以及《全国环境监测管理条例》等一系列与建设“两型社会”相关的法律法规框架下，结合自身资源环境特点与问题，建立、健全环境法规和标准体系，制定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以及有关生态保护和恢复、循环经济、土壤污染、环境损害赔偿、农村环境保护、水污染防治等方面的地方法规和管理制度。

在土地资源管理方面，应加强规划管理，建立和实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尽快编制并出台《湖北省“十一五”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办法》，将《规划》的实施纳入法制轨道。县(市)和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根据上级规划确定的控制指标和用途管制原则，确定土地用途区，制定土地用途管制规则，对转变土地用途实行规划许可制度，特别要严格控制转变耕地用途。建立和完善占用耕地补偿制度、土地开发基金制度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尽快制定并颁布《湖北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各市、州要制定实施细则，编制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或者列入同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之中，对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加强建设用地的管理。

在水资源管理方面，应建立和完善洪水管理制度、蓄滞洪区管理制度、抗旱减灾应急管理制度、以水权为基础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和以水功能区管理为基础的水资源保护制度。根据全省水资源综合规划和国家分配的水量指标，采取科学分析、民主协商、行政裁决等程序，基本完成汉江等主要江河和洪湖、梁子湖等主要湖泊水量分配方案，确定各县(市、区)的用水权指标；各县(市、区)在分配水量指标的基础上，对不同地区和行业进行再分配，初步建立水权制度；在有条件的地区，实行用水权有偿转让制度。同时，完善水功能区管理制

度，按照流域水资源综合规划、水资源保护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对江河、湖泊、水库等各类水域进行水功能区划；根据水功能区划，确定各个河段、湖泊、水库等水体纳污能力和纳污控制总量；制定各类水功能区保障措施，重点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理，保证城乡居民饮用水安全。

(二)建立污水集中处理制度及排污权有偿取得和交易制度

湖北省日均污水排放量约为350万吨，现有26座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水集中处理能力按设计要求可达到214.22万吨／日。如果满负荷运行，61％的污水能够得到处理。但实际情况却是，全省约有一半污水处理厂没达到规定的处理负荷，个别厂甚至建成1～2年后仍然没有正常运行。目前日污水处理量还不到70万吨，污水集中处理率仅为18.06％，低于全国32.5％的平均水平和国家有关部门提出的2010年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达60％、重点城市的污水处理率达70％的目标。

面对上述严峻局面，建立污水集中处理制度刻不容缓。政府应加大资金安排力度，提高湖北省排水管道的密度，积极引导民营资本进入污水管道敷设以及处理行业，甚至可以积极考虑促成银行对污水处理行业的资金融通，或者在银行贷款方面提供政府担保等。另一个重要制度建设是排污权有偿取得和交易制度。目的在于引入市场机制，督促企业将环境成本纳入企业生产成本并进入产品或服务价格，实现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社会成本企业化。

为推动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加快出台《湖北省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建立排污权交易的法律体系；二是通过立法等手段，加快交易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有效制止滥用和非法转让排污权现象的出现，确保排污权在二级市场上能够正常交易；三是组建专业的排污权中介机构，建立相关的信息网络系统，为交易各方提供供求信息，提高交易的透明度，降低排污权交易费用；四是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对积极减少排放，积极出售排污权的企业，从资金、税收等方面予以扶持。排污企业破产或被兼并，政府应该鼓励排污权作为企业资产进入破产或兼并程序。

(三)强化价格、财税、金融等制度的约束作用

发挥价格机制的约束作用。进一步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梯形水价制度，适当加大梯级价差；理顺各种资源、能源价格，使其全面反映使用成本，促进节水、节能；建立排污权一级和二级市场，强化排污权价格的资源配置作用，实现减排的目标。

强化财税政策的约束作用。湖北省应充分利用“两型社会”试点的契机，发挥税费政策引导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作用。提高有色金属、煤炭等的资源税税额标准，抑制相关企业对资源的粗放型开采和利用；逐步提高工业企业排污收费的标准；全面推行污水和垃圾处理收费制度，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确定处理费征收标准；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排污谁付费”的原则，鼓励各类所有制经济投资和经营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危险废物处理厂；鼓励对废气、废物进行综合利用，如对废旧物资回收经营单位销售其收购的废旧物资免征增值税，生产企业购买废旧物资，可按10％抵扣进项税等；对列入《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中的对环境保护和资源综合利用有重要意义的产业、产品，执行优惠的财政税收政策；安排专项财政资金推广节水器具、节能灯具等。

同时，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对节能环保予以资金融通优惠。如对企业节能减排的产品研发与推广、设备购买与安装等发放优惠利率贷款，或由政府提供贷款担保。

三、湖北省资源环境非正式制度建设

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习惯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对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是对人的行为的不成文的限制，是与法律等正式制度相对的概念。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行为约束更多地来自于软制度，即非正式制度。

湖北省资源环境非正式制度建设的重点是提高全民的节能环保意识。节能环保的水平取决于全民节能环保意识。“两型社会”建设必须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各级政府、机关应该带头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全社会做出表率；各类企业都要自觉遵守环境法规，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完善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生态市县、生态示范区、环境友好型企业、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等创建活动，使在推进“三个转变”、实现环境优化增长方面有重要进展的地区获得荣誉和奖励。

加强环境宣传是提高全民环境意识、提高全社会环保水平的重要措施。深入开展环境宣传教育，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网络、展览、书籍等各种媒体，加大环境警示教育力度。广大环境工作者、宣传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积极行动起来，弘扬环境文化，倡导生态文明，加强环境教育，在全社会形成保护环境的良好氛围。

群众是环保事业的力量源泉。每个公民、每个家庭、每个社区、每个单位从一点一滴做起，从身边力所能及的事做起，推广使用环保产品，积极开展环保公益活动，自觉培养健康文明的消费方式，将保护环境的热情转化为保护环境的实际行动。

将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等知识纳入九年制义务教育体系，对提高全民环境意识和全社会环保水平大有裨益。因为只有让节约不可再生资源、保护地球的意识深深扎根于每一个公民的脑海中，从小付诸实践，资源环境软约束才能获得扎实的基础，正式制度的实施才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武汉市武昌区小学已将“水的起源与功能”等内容以生动活泼的形式纳入《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在小学生中产生了积极影响和很好的效果。对于这样的有益实践应当大力推广，使许多与资源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相关的知识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出现在群众身边，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四、实施机制建设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离开了实施机制，任何制度尤其是正式规则就形同虚设。仅有规则，没有执行机制，制度是不完整的。执法是依法节能环保的手段，是“两型社会”能否实现的关键。

(一)改革和落实“三项制度”

“三项制度”是指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目标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把住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关口”，是保障科学发展的“利剑”。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提出开发建设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审查意见，具有十分重大的责任。对超过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生态破坏严重或者尚未完成生态恢复任务的地区，暂停审批新增污染物排放总量和对生态有较大影响的建设项目，是国家赋予各级环保部门的“杀手锏”。各级环保部门应依法严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关，尽快掌握驾驭规划环评和决策环评的能力。武汉市在2005年被国家环保总局确定为全国首个“规划环评”试点城市，这意

味着如果规划过不了环保关，再好的项目也不会被批准上马，“先污染后治理”的怪圈将有可能被打破，环保工作也将事半功倍。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是一项需要创新的环保制度。要把总量落实到重点行业的发展规划中，依靠淘汰落后生产能力腾出总量；落实到重点流域区域城市的环境规划中，依靠环保工程减排总量；落实到城市群的环保规划中，依靠优化发展降低总量；落实到重点企业的发展中，依靠清洁生产削减总量；落实到建设项目环评审批中，依靠以新带老消化总量。

环保目标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是各部门依法履行环保职责的重大举措，是环境保护的“龙头”制度。要确保“十一五”总量控制任务的如期完成，必须使责任“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即将总量指标分解到各个部门，各部门按照各自职责推动和落实。

(二)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度

有效破解“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的环保难题，是“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规范环境执法行为，实行环境执法责任追究，强化对环境执法活动的行政监察，建立完备的环境执法监督体系，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有效举措。“环境执法监督体系”是指为了全面执行有关环保法规制度、政策标准，顺利完成环境执法监督管理任务而建立的一套先进、完整的环境执法体系，包括法规制度、执法机构、业务管理、技术装备和人才保障等。其显著标志是“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力、高效运转”。依照国家法规制度、政策标准等严格执法，快速处理环境违法案件和各类环境突发事件，满足环境安全、保护和发展环境的需要。

(三)建立“节能环保审计”制度

由于监督成本高昂，相关法律法规往往难以落到实处。不少地方政府在“GDP情结”驱动下，只关注眼前利益，忽略甚至故意违反节能环保制度。2005年，湖北省省人大常委会到湖北省汉江上游一些支流进行水情调查时发现，有些支流污染严重。可是，沿河企业的排放普遍都达标了。其原因就在于沿河引进的污染企业较多，超过了这些支流的水环境容量，导致河流自净能力下降，最终受到污染。为此，必须建立“节能环保审计”制度，对离任官员进行环保节能审计：对任期内节能环保状况进行审查，判断是否引进了过量的污染企业，是否因规划、决策不当导致当地环境受到严重污染，是否因主观因素导致节能产品与节能技术的推广受阻等，审查不合格者，不予提拔重用，甚至还要适当追究责任，从而遏制地方官员们的短期行为。

(四)增强资源环境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强化法治

强化法治是治理污染、保护生态最有效的手段，要坚决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严厉查处环境违法行为和案件。环境执法应向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相融合的行政刑法方向发展，将现行大量的行政处罚上升为具有刑事责任性质的处罚。检察机关也应积极参与其中，强化环境违法案件向司法机关移送的力度，形成打击环境违法的长效机制，尽快扭转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的局面。杜绝执法犯法、严重渎职现象的发生，构建一支高素质的环境执法监督队伍。

(责任编辑：朱　蓓　周振新)

作者：易杏花

制度经济学研究论文 篇3：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我国学前教育投资制度研究

国内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投资制度体现出无可替代的现实作用。而学前教育作为幼儿能力发展的依托，就更应当构建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投资制度和投入机制，以切实保证学前教育经济条件的充足，从而防止由于经济条件不足而妨碍到学前教育的持续稳定发展。那么在本文中，就以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学前教育投资制度做出研讨。

一、引言

借助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来探讨国内教育投资制度时，不能刻板化的结合理论，面其在问题处理 中所涉及到的措施则会体现出无可替代的现实作用，需要得到有关人员的重视。资源的匮乏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条件，但通过对国内现阶段学前教育投资状况的分析，能够了解到，资源较少，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前教育的稳定发展，也切合于新制度经济学的条件，因而就需要借助 新制度经济学来对学前教育投资制度进行探讨。

二、我国学前教育投资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在学前教育上的缺失

通过对近期状况的分析能够了解到，国内学前教育投资始终都低于实际需求，政府相关部门职能的弱化是导致如此情况的直接因素。我国包含城、乡两个结构 的发展中国家， 在国内经济逐步提升的条件下，确定了城市化的发展路线， 政府相关部门都将各方面基础资源运用到了城市化的建设工程中，忽略了乡镇与城区间发展的明显差异，着重考虑或者仅考虑城区的发展，也就是说 注重的是城区民众的发展。国家对城区体现着明显的偏爱，不管是劳保、就医还是基本设施都会从城区民众的角度进行考虑。然乡镇则没能得到如此的重视，乡镇农民的养老、就医、衣食住行等都只能体现独立性，没能得到任何保障，在教育领域也不例外。尽管现阶段，国内市场经济在逐步的深入发展，城乡间的发展差异也在逐渐缩小，，然而在教育项目和制度环节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特别是在教育环节呈现出管理制度缺失、投资制度不合理的问题，政府相关部门没能、充分体现其应有的职能作用，此即政府缺失，这样的缺失必然会使得教育投资制度的不完善。

（二）没有建立有效的产权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

在学前教育工作发展中，政府相关部门重点会面向于国有性质的幼教单位来投资，然而国有幼教单位产权却不能体现明朗化，不具备完善的相关机制，妨碍了国有幼教单位的持续稳定发展。自国有幼教单位的发展初期到目前，政府部门都始终给予了高度重视，也执行了多种不同的政策，继而导致马太效应的存在，国有幼教单位在政府的政策倾斜之下收费越来越高，硬件设施也非常豪华和高档，出现了很多贵族幼儿园，但是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很多收费低廉、条件不理想的低层次的幼儿园，让公办幼儿 园和民办幼儿园的差距越来越大，学前教育的公平性得不到保障.

三、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学前教育投资制度选择

（一）重新定位政府角色

近年来，国内教育制度没能体现与教育发展趋势的相切合，因此，就应当对教育投资制度做出升级，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学前教育属于公共事业，那么政府在相关管理活动中 ，就必须要切实体现其引导力，为学前教育创建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制度，并且还必须要对学前教育所涉活动给予大力度监管，切实体现其无可替代的管理作用，借助现实、合理地工作开展来确保学前教育的公平化发展，特别是应对学龄前儿童实现具现代的教育。不仅如此，政府部门要想切实体现其引导力，就需要对教育资源做出更合理的分配，需要从价格、供求等环节考虑，实行相应的工作，保证幼教领域竞争环境的公平化氛围，并且赋予家长及其孩子民主性选择权，从而促进教育资源分配水平的逐步增强。

（二）建立有效的教育产权制度

为保证学前教育投资制度得到有效创新，就应对产权关系做出变革，然而这方面工作在具体进行中，具有一定的难度。近期以来。国内市场经济实现了一些发展目标，教育业领域却没能实现预期目标。这主要是归因于国内教育领域对GDP方面没能高度重视，政府之于教育的经济扶持也不大， 并且教育制度市场化升级也还是略显陈旧，在具体教育投资环节中，也没能根据市场的发展态势和趋势做出自我调整。再加上教育产权不能体现明朗化，使得所进行的教育投资也没能体现应有的收益。因此，就应当构建健全、有现实指导意义的产权制度，从而有效促进教育制度的逐步升级。产权最明显作用就是明朗化居民的生产勞动和产品分配推责， 确保经济收益归属于创新人员，从而进一步保障社会的稳定发展，倘若产权制度体现健全化，就会调动民众的改革积极性，能够保护人们以及产权受到更多的产权保护。在各种教育制度当中，产权制度和社会个体的利益息息相关，并且教育产权制度始终贯穿在投资制度、管理制度和办学制度等基础性制度上，所以产权制度的变革一定能够推动教育体制的创新和变革。

四、结语

总体来说，国内目前的学前教育制度还有着一些不足之处，为切实保证学前教育的高效实行和不断稳定发展，就应当对这些不足之处做出完善，对学前教育制做出升级。这就需要从新制度经济的角度进行考虑，借助以新制度经济学原理为支撑的措施做出探讨，以此总结出相应合理的完善措施和升级方法。（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学前与初等教育学院）

作者：吉嘉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