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论文范文

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制度经济学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制度伦理不否认“经济人”的普遍存在，在实践中积极构建符合正义的制度伦理，要求行为主体的行为统一和协调个人利益与制度伦理。

第一篇：制度经济学论文范文

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的制度经济学审视

摘 要：在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可以作为一种规则、一种习惯，也可以作为一种组织。制度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可以为人提供行为模式、为人的行为提供预期减少不确定性、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的研究对法律制度具有一定的指引和省示作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构建了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律制度，但是以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的研究来分析就会发现，该制度具有建构理性主义的色彩，存在制度价值无法得到发挥、制度运行成本较高等问题。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的构建应当尊重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和演进理性主义的积极作用，并尽可能降低制度运行成本。

关键词： 农民专业合作社 正式制度 制度价值 演进理性主义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已经于2007年7月1日正式实施，这部法律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了系统的规定，是我国第一部合作社法，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标志着中国合作社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是，该法实施的效果似乎并不十分尽如人意，虽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数量不断提高，但农民专业合作社应有的意义和价值似乎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利用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财政扶持及优惠政策的挂牌农民专业合作社有之，乡镇领导为了完成任务或争取政策支持、刻意追求农民合作社建设分布范围上的广泛和数量的大幅度提升而强行组织“催生”出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也有之;社员对合作社的信任度不高，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运行不规范，管理随意性大，民主参与程度低，资产管理混乱更是普遍现象;组织规模小、服务内容单一，忽视互助合作的本质，局限于解决农民“卖难”问题的现象也相当突出。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的宗旨、治理结构、收益分配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在现实生活中却被扭曲和虚化，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还是制度以外的问题，如何使农民专业合作社更好地嵌入我国的农业生产领域，使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既符合中国农村的经济风土，又吻合市场经济的时代脉搏，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二、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的经典阐释

制度是社会科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政治学研究政治制度，经济学研究经济制度，法学研究法律制度，伦理学研究伦理道德(非正式制度)。从宏观上讲，无论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还是法律制度，在制度经济学①看来都属于制度范畴。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是由《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确立的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一种制度，属于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制度范畴。

(一)制度及制度类型

在制度经济学中，制度有多种分类，其中主要的分类是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也称为正式规则或正式约束，指人们主要是公共权威机构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等制度形态;非正式制度也称为非正式规则或非正式约束，主要包括价值观、道德观念、伦理规范、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这种分类主要来自于经济学家诺斯，他认为：“制度可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指人们自觉发现并加以规范化和一系列带有强制性的规则。正规规则包括政治(及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和合约。这些规则可以作如下排序：从宪法到成文法与普通法，再到明确的细则，最终到确定制约单个合同，从一般规则到特定的说明书。非正式制度包括行为准则、伦理规范、风俗习惯和惯例等，它构成了一个社会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的延伸、阐释或修正，它是得到社会认可的行为规范和内心行为准则。”②正式制度一般是有形的、成文的，主要依靠国家强制力量得以施行，在国家层面上，法律是正式制度的典型代表;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是对正式制度的补充、拓展、修正、说明和支持。非正式制度的建立早于正式制度，具有持久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非正式制度具有较强的心理意义和文化意义，心理意义表现在对人的行为动机、理由、意图、态度具有引导性;文化的意义表现在对惯例、价值、规范的文化传承。

(二)制度的生成与演进

制度的生成与演进，在经济学上也称为制度的变迁，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对制度生成与演进的机制和理路进行研究，有助于发现和理解历史不断进步的路径和原因。在经济学的当代制度分析史上，对于制度生成与演进的进路，美国经济学家安德鲁·肖特在其《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中进行了归纳，他辨识出了经济学说史上对制度产生机制认识上的两种进路：一种是亚当·斯密—门格尔的演化生成论传统，另一种是康芒斯的“制度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的制度设计论传统。前一种传统在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以及诺齐克(Robert Nozick )的“最小国家理论”中得以集大成;而后一种传统则在当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如赫维茨(Leonid Hurwicz)的激励经济学的机制设计理论，布坎南(James Buchanan)的以“同意的计算”为核心的宪政理论，甚至像舒贝克(Martin Shubik) 这样的博弈论大师的数理制度理论中隐含地承传下来。③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可以分别概括为：一是演进理性主义，门格尔、哈耶克是其中的代表;二是建构理性主义，康芒斯、诺斯是其中的代表。演进理性主义认为，制度是不可人为设计的，制度只能产生于行为主体实现自我利益的过程中，而不能产生于某些人或组织的设计，如哈耶克认为，人类只具有有限理性，人类得以繁荣稳定就在于对于一种抽象规则的遵从，这种规则“恰恰是因人们的理性不足而人们又要把握错综复杂之现实的详尽细节渐渐学会而使用的一项工具”。④而建构理性主义传统所坚持的命题之一是：人生而具有智识和道德的禀赋，这种禀赋能够使人们根据审慎的思考而型构文明。诺斯传承了从笛卡尔、卢梭和马克思所遗传下来的建构理性主义路径取向，并提出：“制度是人们创造出来的东西。制度演进着，亦为人们所改变” ，⑤“制度是为人类设计的、构造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是人类设计出来的型塑人们互动行为的一系列约束”。⑥如此看来，建构理性主义带有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演进理性主义则体现了强烈的自发秩序意识。

(三)制度的价值

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认为，“由于存在交易成本，制度将影响到资源配置效率;市场失败是存在的，但解决的关键在于制度安排;历史上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不是传统上认为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表现;制度在经济运行中具有内生性与稀缺性，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⑦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制度价值主要表现为：

1.制度可以为人提供行为模式。制度可以约束人的行为，制度的建立，目的在于要求人们遵守，遵守制度的行为会受到制度的保护，反之会受到制度的惩罚，正如斯密所言：“良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将能够给那些既有益于个人完善又有助于其他人幸福的品质提供培养和发挥作用的环境，同时，又能够有效地控制那些损人利己的恶劣品质和行径。”⑧“制度为人们提供了一定的行为模式，社会或团体力图用这些行为模式去模塑其成员;而社会或团体的成员则通过自己的行为去认识、验证、实践这些行为模式，当他们接受了这些行为模式和行为规范并付诸实践，以至在任何同类场合都以这种模式行事时，这套行为模式即被制度化了。”⑨

2.制度可以为人的行为提供预期、减少不确定性。诺斯认为，制度的主要作用是消除或降低社会交往中的不确定性。所谓不确定性，指行为人难以判断自己的行为将受到何种对待，无法对自己的行为作出预期。不确定性的存在对人们的决策具有极大的负面影响，稳定的制度承载和传递了确定已知的信息，使人们的社会活动和选择可以预期。不确定性是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主要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信息不完全，二是人的有限理性。“在一个完全信息的世界里，制度是不必要的”。⑩因为一个完全信息的世界不会产生博弈问题，策略选择将具有唯一性。从逻辑上可以这样认为，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中，如果是在一个完全确定性的环境中进行，所有经济问题：大到宏观总量，小到个人交易等，只不过是一种技术性的计算问题。不需要有一套复杂的制度系统来保障经济活动。之所以需要制度，从根本上讲，是人类( 无论是整体，还是个体)面对一个不确定性很强的世界被迫的一种选择。B11制度的建构可以减少这种不确定性，“制度提供了对于别人行动的保证，并在经济关系这一复杂和不确定的世界中给予预期以秩序和稳定性”。B12

3.制度能够减少交易成本。在经济学上，“交易成本是在产权(根据契约)被用于市场商务活动中的交易时发生的。首先，交易成本是由信息搜寻(在作出决策之前找到足够数目的交易伙伴，弄清他们的地址、他们产品的设计、质量、可靠性以及大量其他相关的方面)成本构成，还有谈判成本、缔约成本、监督履约情况的成本、可能发生的处理违约行为的成本。这些信息成本和为契约须做准备的成本都是先于交易决策而‘沉淀’的”。B13用科斯的话说，“为了要实现一项市场交易，必须弄清楚某人愿意与之交易者是谁，必须通知人们某人愿意交易，以及愿意在何种条件下交易，必须进行能导向签订契约、并实施为保证契约规定的条件能被遵行所必要的检查等等的诸谈判”。B14这些交易成本无所不在，影响了人们的预期，减少交易成本成为市场主体必然的要求。制度之所以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是因为制度为市场主体提供了行为框架，减少了不确定性。

三、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分析

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是一种正式制度。如前所述，正式制度是规范化和一系列带有强制性的规则，依靠国家强制力量得以施行。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是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主要用于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立和运行，在该法框架下所形成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成和行为起规范性的约束作用。但是，将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型构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置于制度经济学视野下进行分析，就会发现以下基本特色。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的形成具有建构理性主义的色彩

演进理性主义和建构理性主义主要的不同是对人的理性的假设不同，反映在制度变迁方面就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通过行政权力和立法手段等外在强制力推行制度、变革制度的一种制度变迁方式，是由政府所主导的。而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一个人或一群人为获取实施新制度的利益而自发倡导、组织和实施的制度变迁，是通过环境的自发力量产生的”。B15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8条和第9条规定：“国家通过财政支持、税收优惠和金融、科技、人才的扶持以及产业政策引导等措施，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及有关组织，依照本法规定，依据各自职责，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设和发展给予指导、扶持和服务。”这些规定明显地反映出国家在鼓励、扶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方面的立场和作用。我国现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的形成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西方国家农业合作社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最初的农业合作社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为了提高自身在市场谈判中的地位，抵制中间商人的盘剥而自愿形成的联合组织。但在我国，农民同样没有信息和资源优势，又缺乏必要的组织和谈判能力，农民在与地方政府、厂商等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进行外部交易的成本较高，这必然会阻碍农村经济现代化的步伐，但是这种外在的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即市场化进程所引发的经济合理性，并不必然会导致自发的农民互助的诉求。

这是因为：(1)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变迁来自个人理性，是个人的理性导致了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我国农村社会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使农民合作意识较差，许多农民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并不是十分了解，有研究人员对部分地区的农民调查，结果是“72.8%的受访农民不知道、也没听说过农民专业合作社”，B16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产生诱致性制度变迁，自发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个人理性尚未得到市场的培育，“经济人格”的不够独立和公民意识缺失，使农民自觉组织合作社的主动性不足，内心并没有组建或加入合作社的强烈愿望，普遍存在“搭便车”的心理。(2)根据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观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B17在这种格局之下，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重视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不重视理性化正式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合作社制度中“产权清晰”、“利益分明”、“民主监督”等正式的制度要求，与乡土社会注重“人情”、“关系”、“面子”的文化背景有一定的互斥性。B18这种互斥性增加了合作社形成和被认同的难度。(3)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民合作化运动，使得农民对20世纪6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惊悸犹存，对于新时期国家倡导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普遍持有怀疑的态度，在农民眼中，“合作”或者“互助”已经蜕变为蚕食农民现有利益或权利的借口。“商品生产者自由个性的觉醒、经济理性的成熟和作为契约主体的独立人格的存在，是合作社组织行为赖以发生的主要因素”。B19应该承认，当前我国这些因素发展的并不充分，这样的环境基础或文化背景必然导致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动力不足。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兴起和发展是制度创新的结果，而这种制度创新在我国当下只能是政府主导性的制度创新，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以政府推动作为主要发展的动力，是由政府主导的一种制度安排。有学者调研发现，“75%的社员反映其是在政府、村委会的促进与合作社上门宣传下加入合作社的”。B20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的制度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制度是一种影响未来行为的激励系统，为人们提供了基本的行为规范，给人们一个稳定的预期，根据预期的成本收益的大小而采取行动，使人们避免有限理性下不确定性造成的损失，限制行为人的机会主义行为，避免交易风险的产生。合作社制度也不例外，其作为一种创新组织制度，主要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规模经济效益、减少不确定性及规避市场风险。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远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制度价值。

1.规范价值难以奏效。西方经济学对制度的理解有多种表述，诺斯、T.W.舒尔茨、马克思·韦伯，甚至罗尔斯都认为制度是一种规则。诺斯认为，“制度提供框架，人类得以在里面相互影响。制度确立合作与竞争的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地说，构成一种经济秩序……制度是一整套规则，应遵循的要求和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B21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康芒斯(J.R.Commons)认为，制度是一种组织，“制度是控制、解放和扩大个人行动的集体行动”。B22制度是指约束个人行动的集体行动，而在集体行动中，最重要的是法律制度。B23无论将制度理解成是一种规则还是一种组织，其潜在的含义无非是制度对人的行为具有规范功能，人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制度之中，受制度约束。制度通过规范人的行动而形成合乎效率的秩序，这就是经济学意义上制度的价值之一。但是，我国现实中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在其应有的规范价值体现上却不尽如人意。相当数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并不在意《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所提供的制度框架和行为规则，一切行为或行动都以走过场的方式完成法律所规定的程序然后自行其事，典型的表现就是民主决策机制形同虚设、法定的分配规则被巧妙变通、章程被认为无意义而形同虚设，其结果是制度所具有的型塑功能被无情地消解。

2.规模经济效益难以实现。农民成立合作社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联合解决分散的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衔接问题，通过合作社将分散的小农户组织起来参与市场竞争，这一点在西方国家体现得相当充分。但是，我国农业现状的特殊性决定合作社的规模经济效益难以发挥，其原因是：(1)土地细碎化影响了农民通过合作社追求规模经济收益的冲动和可能，“目前中国农业人均劳动力耕地面积是0.43公顷，这个数值不但远低于美国的59.4公顷和法国的21.5公顷，也低于日本的1.7公顷和韩国的0.7公顷”。B24(2)农民现有的资金极其有限，无法组织大规模合作社。(3)多种经营以及复合发展路径使农村社区成员的异质性增强，具有共同需求的农民人数有限。这些原因使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模局限在一定程度内，“据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2009年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大样本调查结果显示，2/3组织的正式成员数少于50户”。B25规模经济效益难以发挥。

3.不确定性及机会主义行为大量存在。在新制度学派看来，制度无论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都是通过建立或多或少固定化的人类行为范式，或设定人类行为的界限，或订立人类行为的规则，来约束人类的行为。它们实际上都是在提供这样一种信息：即告诫每个人，其他人可能的行为，以及他可以采取的相应的行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诺斯认为，制度的功用在于告诉人们关于行为约束的信息。B26但是，“在任何交易和交换中，个人参加者有一种人为欺诈、骗取和违约的自私自利的动机”。B27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参加者人为欺诈、骗取和违约的自私自利的动机也不可避免，除了普遍意义上的经济人本性外，更主要的原因是成员对合作社宗旨的理解和认识无法达到应有的水准。众所周知，大多数农民加入合作社要么是想通过合作社解决“卖难”问题，要么是想通过合作社享受国家的种种优惠，真正能够领会合作精神和理念的少之又少。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市场行情发生变化，外部交易的收益大于内部交易，其内心固有的经济人本性就会激发其机会主义倾向，用来限制或控制这些短期私利做法的制度就会形同虚设。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运行成本较高

1937年经济学家科斯曾在著名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既然市场价格机制可以协调市场主体之间的生产和供求，为什么会存在企业组织?科斯的研究结论是，企业组织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市场存在交易成本。科斯认为，企业组织内部的交易和资源配置比起市场价格机制来更有效率。合作社存在的机理与企业组织大体相似，在合作社内部，成员可以以组织内部分工的形式获得服务供给，即以合作社组织替代市场。按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合作社对于市场的替代并不是取消了市场，而是将外部市场内部化。那么，当合作社将外部市场内部化时，其内部的交易和资源配置比起市场价格机制就一定应该更有效率。换句话说，其内部的交易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时，合作社的存在才会有价值。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尽然，因为毕竟合作社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组织。国际合作社联盟将合作社定义为：合作社是人们为满足共同的经济、社会与文化需求和愿望、通过联合所有和民主控制的企业，自愿联合起来的一个自治组织。1995年国际联盟将合作社的基本价值确定为：自助、民主、平等和团结。这样的一种定位就使合作社的运行机理和治理方式无法像企业那样以追求经济效率最大化为目的，合作社的自助性决定了其大部分交易行为都是为了满足社员之间的相互需要，营利并不是其所要考虑的唯一要素，互助性和非营利性使合作社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民主性决定了合作社的决策者、管理者大多是合作社的社员，高素质的外部人员难以进入，商业判断能力普遍较低，决策质量和管理质量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致使决策成本上升，决策效率下降。除此之外，合作社较高的监管成本也一直备受理论界的诟病，为防范机会主义行为，各国合作社法都设计了复杂的监督制度，监管成本的增加无形中又提高了合作社的运行成本。

就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而言，运行成本高的问题更加突出。首先，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员缺乏合作意识，对合作社的信任度不高，导致违约现象严重。“合作社主体知识文化程度以及对合作精神和合作理念的了解、理解程度是合作社法律制度有效实施的主要影响因素”。B28传统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意识，加之由于农民自身具有经济人本性，同时合作社成员与合作社之间缺乏信任约束，农民大多是将自己与合作社的关系定位成买卖关系，而不是交易和分配关系。所以，当市场出现波动时，受既得利益驱使，合作社成员及相关主体都有极高的违约倾向。其次，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一般规模小、服务内容单一。根据国外学者对不同产业合作社的多年研究结果的总结，合作社的效率水平随着合作社运营规模的增加而增加。B29但是，由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大多是以区域范围为依据组建的，很多是以村为基础，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地域范围的有限性决定了合作社规模的有限性。同时，由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合作社形式化或提供的服务单一，据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发现，有4%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空壳，23%的组织仅提供没有实质性内容的服务。B30仅有的服务主要集中在生产资料的供给和产品销售方面，农民加入合作社大多是为了解决“卖难”等问题或获取国家的优惠、补贴等，合作社应有的产前、产中、产后等方面的服务无法得到实现，这些都影响到了合作社发展的效率。再次，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监督成本较高。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14条规定：“从事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业务直接有关的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能够利用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的服务，承认并遵守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履行章程规定的入社手续的，可以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依据这一规定，那些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业务直接有关的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成为合作社的成员，甚至是主要成员，这些成员的自身性质决定他们和农民成员之间力量对比悬殊，其入社的动机或目的可能会偏离合作社的宗旨，其追求目标和根本利益很难一致，很难与农民成为真正的利益共同体，这无疑会增加合作社的监管成本。

四、启示与对策

(一)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应当互补

季卫东先生曾指出：“历史的经验已经反复地证明，理论上很完美的制度并不一定可以付诸实施，而行之有效的制度却未必是事先设计好的。”B31同样，诺斯也指出，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中，正式规则也只占决定人们选择的总约束中的一小部分(尽管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行为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B32不能否认，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在实施过程中，过分倚重正式制度，而忽视非正式制度，甚至遗忘了非正式制度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影响。

事实上，经济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发现，非正式制度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即使在现代社会，正式制度也只占整个制度很少的一部分，因为，作为正式制度的法律不可能穷尽人的所有行为，无法对人的任何可能的行为进行有效的规定，而非正式规则可以内化为个人的行为准则，变成人们内心崇高的法则，长期规范人们的行为。法律实践已经无数次证明背离非正式制度基本品性的人定法或正式制度不会收到理想的法律效果。“如果一个规则体系强加于什么人，那么，就必须有足够的成员自愿接受它;没有他们的自愿合作，这种创制的权威、法律和政府的强制力就不能建立起来”。B33同样，“法律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取决于社会规范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它。如果法律偏离了社会规范，执行成本就会提高很多，甚至根本得不到执行。法不责众在多数情况下是由于法律与人们普遍认可的社会规范相冲突造成的。法律的有效性，即法律能不能得到执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规范”。B34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正式制度是外部导入的，虽然有国家法律的支撑，却无法脱离社会文化背景而独立发挥作用。我国农民合作组织所立足的环境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中国农村社会，中国农村社会固有的伦理规范、风俗习惯等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所蕴涵的理念及规范有一定的影响。农村社会固有的伦理规范、风俗习惯及农民对合作社的理解和认知水平对合作社发展和生存的影响甚至会超过法律制度对合作社的影响。B35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制度构建与运行过程中应当充分尊重农村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无论是合作社章程的制定还是民主管理机制的设计，每一个环节都应当考虑农村社会的伦理规范、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从法理学角度出发就是应当把握好国家强制与合作社自治的关系。国家强制依靠的是类似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之类的正式制度，合作社自治凭借的是合作社组织生存环境所决定的非正式制度。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律制度应当为合作社自治留有足够的空间，只有这样，作为正式制度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才能行之有效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演进理性主义”和“建构理性主义”应当并行不悖

关于制度的生成与演进，“演进理性主义”和“建构理性主义”有着各自的立场和对社会主体不同的假设，“演进理性主义”遵从的是“自发社会秩序”，依据的是“人类知识有限论”，认为人的“理性”尚不足以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构建社会制度，制度的生成是从习惯到习俗到惯例再到制度的过程，坚持制度产生于“人类的行为而非人类的设计”的理念;相反，“建构理性主义”则认为制度的形成主要在于人基于理性的设计，而非自生自发形成。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作为一种制度，由于高度现代性、“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以及生态的、女性主义的各种“新社会运动”，使制度安排具有了浓郁的“建构理性主义”色彩。“在近现代以及当代社会的现实中，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时，许许多多的法律都是由立法者的理性刻意设计而来”，B36 这种大量的具有功利主义色彩的制度建构，常常会破坏法律与所根植的传统之间的联系，破坏与“自然”的和谐。

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而言，“由于大部分农村地区经济欠发达、农民思想较为保守、受到新事物冲击较小、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合作社创建者供给短缺、农民对合作社制度缺少认识，因而，在现阶段合作社的创建过程中政府部门的介入和影响是必不可少的”。B37外生力量，如涉农企业、供销社、政府部门等，几乎是合作社创建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是内生力量，如农民及农民的合作意识是无法替代的。仅有政府的撮合，没有农民发自内心的响应和需求，合作社就会沦为“半官化”的“伪农民合作组织”，仅有涉农企业或龙头企业的带动，没有农民的积极参与，合作社就会演变成龙头企业摄取市场利润的工具。“合作社的产生方式可以分为自组织和被组织两种方式，自组织的合作社往往具有更强的生命力，被组织的合作社往往发生变异和走向衰败”。B38因此，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目前中国“政府的政治企业家们、经济学家们的任务似应是不再‘建构’什么，‘改革’什么，或者‘创新’什么，而是在于注重(研究)培育和保护市场内部各种‘自发’和‘内生’力量以及秩序的型构与成长”。B39对社会生活中的内在要求予以充分地表达和尊重，才是现代法律制度生成的必由之路。

(三)制度的运行收益应当大于运行成本

“实践中，并不是有了法律，甚至有了理论上促进市场经济的法律就必然能满足社会的法律需求。只有那些符合法律主体的理性选择、成本最小而收益最大的法律，才会被人们自觉遵守”。B40任何一项制度都是有成本的，制度成本主要包括制度的制定成本、制度的运行成本和制度的遵守成本。制度的运行成本是指为维持制度的有效运行所必须投入的全部资源总和，既包括保证制度运行的必要成本投入，也包括防范和纠正制度“故障”的监督与治理成本。法律制度运行成本的高低不但是判断法律优劣的重要依据，而且是社会主体在社会活动中选择遵守法律、规避法律或者违反法律的主要考量因素。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B41也就是说，进行成本收益的评估以权衡利弊得失是人们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的原初动力。因此，在对法律制度进行设计时，应该考虑法律制度的运行成本，如果法律制度运行成本较高，那么，该制度需要改良。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取决于农民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心理预期、参与合作社决策及监督活动的难易及便利程度。如前所述，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律制度运行成本较高，降低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律制度应有的社会经济效果，甚至消解了农民加入合作社的积极性。科斯早已指出，私人之间的交易在谈判、签约、监督执行过程中会产生相关费用，即交易费用。同一交易过程在不同的法律制度框架中进行时，所涉及的交易费用是不同的，过高的交易费用将对私人交易形成障碍，从而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有效的法律制度安排能够节省私人交易的费用，减少私人谈判达成协议的障碍，有利于资源配置结果的改善。B42因此，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律制度的设计应当在尊重合作社基本原则和基本理念的基础上，尽可能符合农村社会固有的传统和农民对待经济活动的惯性习俗，在机构设置、议事规则方面应尽可能方便或便捷，财务管理、收益分配等方面应尽可能直接、简洁，民主监督等方面应尽可能调动农民的自发和自觉意识，缺乏有效激励机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只有在各项制度都方便可行、制度的运行收益应当大于运行成本的基础之上，才能得到农民的积极响应。

结 语

在法律社会学看来，法律制度可分为“纸面上”的法律制度与“行动中的”法律制度，前者主要是立法活动的产物，后者则是“一个结构、实体和文化相互作用的复杂有机体”。B43不能否认，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律制度的设计在整体结构和基本思路上符合通常意义上的合作社的基本理念及基本要求，无论是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性质的界定，还是关于其治理结构的安排，都有其合理之处和积极意义。《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至今，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行动中”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与“纸面上”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相去甚远，农民从合作社中获得的直接好处并不十分明显。“新制度主义”理论有以下两个基本命题：(1)“制度有作用”，它们影响规则、信念和行为，因此，它们塑造了结果;(2)“制度是内生的”，它们的形成及其功能的发挥依赖它们产生和发展的环境。B44法律制度作用的发挥，首要因素在于其与现实生活的契合和人们心理的认同。古语云：“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为法;所以为法者，与化推移者也。”B45其次，应该成本最小，收益最大。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逐步走向成熟，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应当认真对待这一制度。

Review on the Institution of Specialized Farmers’ Cooperat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WANG Yan

Key words：specialized farmers’cooperatives formal institution value of institution evolutionary rationalism

作者：王妍

第二篇：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制度伦理

[摘 要]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制度伦理不否认“经济人”的普遍存在，在实践中积极构建符合正义的制度伦理，要求行为主体的行为统一和协调个人利益与制度伦理。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经济人;制度伦理;个人伦理;个人利益

新制度经济学从整体上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围绕着交易成本、制度等基本工具，构建了一个更加贴合实际的制度伦理世界。

一、作为分析工具的新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的“制度(institution)”概念从宽泛的视角为政治经济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分析视角。作为其分析的基本工具，“制度”指的是支配人类行为和形成社会关系的一套规范、规则。旧制度经济学的代表康芒斯形象地指出“制度似乎可以比做一座建筑物，一种法律和规章的结构，正像房屋里的居住人那样，个人在这结构里面活动……”;制度就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从个人行为的角度，集体行为对个人行为不仅仅像通常理解的那样是一种约束或控制，即告诉人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制度的深层次的意义也不仅在于集体行动是“一种对个人行动的解放，使其免受强迫、威胁、歧视、或者不公平的竞争……”更重要的是，“集体行动还不仅是对个体行动的抑制和解放……”，它还是“个体的意志的扩张，扩张到远远超过他自己微弱的行为所做到的范围”。制度涵义延伸为“集体行为抑制、解放和扩张个体行动”。[1)(P91-92)康芒斯的制度概念基本概括出了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概念本质。借助“制度”，集体可以“抑制、解放和扩张个体行动”。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产生，依赖于人们对破坏承诺与互相欺骗行为的妨碍财富增加的认识，依赖于人们消除过高交易成本的愿望。一旦交易为昂贵时，制度便至关重要，而交易的确很昂贵。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科斯提出并阐述了“交易成本”这一概念。所谓“交易成本”指人们各种交易行为过程中的成本付出，它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由于资源具有稀缺性，所以交易成本普遍地存在于人们各种交易行为之中。这些成本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是被忽略不计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概念强调的是制度的规范人们的基本行为和降低交易成本作用。把降低交易成本作为制度的首要的、基本的功能。同时，制度还可以增加社会的利益。集体行动过程中会出现一些个人单独行动时不会存在的问题，比如“搭便车”、道德风险、欺骗、“磨洋工”等等问题;在缺少相应的制度规定的情况下，污染方的生产权(连同“污染权”)与被污染方的生存权(连同“享受好的生活环境的权利”)处于对立之中，此时，个人利益之间处于严重冲突中。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社会可以通过建立排他性产权制度，规定在环境问题上责、权、利关系，无权的一方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新制度经济学并不否认“经济人”假说。在它看来，在“经济人”背后必定存在“有形的社会现实结构来调节以私利为目的的个人及其行为”[2)(P35)。这就是制度。一般来说，交易成本取决于交易因素和人的因素。制度的基本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而且在成本大于收益的情况下，一个社会就更加需要通过伦理和道德的力量来克服“搭便车”问题以使社会得到稳定。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新制度经济学为克服以往伦理学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个人道德行为，仅仅以个人的行为是否具有现实性作为关注的焦点的痼疾提供了全新的分析工具，开拓了研究的新范式。新制度经济学从整体上，从宏观上强调了制度(对“制度”有新的定义)的重要性。围绕着交易成本、制度等基本工具，新制度经济学构建了一个更加贴合实际的制度伦理世界。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新制度经济学从现实出发，不否认“经济人”的普遍存在，不否认由“经济人”所引致的交易成本的广泛存在。为进一步构建符合正义的制度伦理，努力探索个人利益与制度伦理统一与协调的可行路径奠定了基础。

二、个体伦理与制度伦理：比较分析

传统的伦理学研究范围长期局限于对个体行为道德性的探讨。从西方伦理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古代世界的人生观是朴素自然主义的，人性在文明社会生活中的完善是绝对的目标。基督教(早期基督教和中世纪基督教)的人生观是超自然主义，脱离文明，要求以自然人及其冲动的死亡达到一个新的、精神的人的诞生。近现代的人生伦理虽然不是如此首尾一贯，但是仍然自然主义的倾向占据着优势地位。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思想更是指向个体内在修养。个人之外的社会的根本制度、社会的具体体制和社会的观念安排等等社会现象都不是其关注的重点。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学者渐次关注了制度的伦理性征。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从个人行为道德性和制度的道德性双重角度考察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制度伦理”等诸如此类的伦理学术语，但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过程中，常常综合资本家个体的剥削行为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大环境，既注意个体选择，又关注制度约束。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道德体系从根本上看是由资本主义根本制度决定的。马克思主义从资本家个体道德、资本主义社会道德观念、再到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德性等联系起来考虑。所以说，个体伦理与制度伦理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因为有一些个体从制度安排中派生出来的。但是，个体伦理与制度伦理相比较而言同样具有一定的不同。首先，依附不同的客观主体。个体行为是个体伦理道德的载体。制度伦理所依附的客观主体是人们的社会性行为。同时，作用范围、层次不同。个体伦理主要约束个人行为，着眼于当前眼下的考虑，有时仅仅针对一部分人(利益相关者);超越个人的“制度”通过一系列的原则、观念、规则、准则、体制等规制着个体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对所有的人在自觉或不自觉之间都一视同仁地发挥着作用。所以，在制度的规约下，人们的社会性行为体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制度伦理从宏观上规约着人们的行为和道德选择，指出哪些个体的行为从制度上看应该是受到赞扬的，哪些是应该受到谴责的、惩处的。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制度”分为宪法秩序、宪法安排和规范性行为规则宏观、中观、微观等三个层面。所以，相应地，制度伦理又体现了整体性和层次性的统一。而且，处于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们由于生活环境、生活阅历、道德素养等体现的不同在制度框架内也会有不同的道德体验。第三，制度具有刚性特征。制度伦理一般体现在现实的物质体系、体制中，借助于各种手段、工具、方法等，具有刚性。相比较而言，个体对道德伦理价值观的体验则更多带有随机性，依靠的是道德认知、道德立法等。理性的道德个体到道德律令的自我立法者和自我实践者。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主要是指稳定重复的观念习性，兼有无形的“制度”和有形的“组织”的意义。通过有形的组织或者实在的观念力量而发生作用。在社会中，维系社会整合的重要机制之一是人们的“共同意识”，即社会成员共享的道德价值观念。这种共同意识可以制约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协调人们之间的合作。这种制度形式建立的重要基础条件是建筑在人们可以共同接受的基本理念规范的基础之上。追溯制度的根源，应该是自然法则，是“公道”(正义)。“正义是各种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如同真理是思想体系中的首要美德一样。”[3)(p1)具体来说，制度是否符合正义应该体现在是否能够进一步整合个体，是否能够科学实现效果评价，是否能够实践中得到充分实行，促进制度的目标、过程和结果达到“至善”、正义的伦理要求。这是一个制度具有德性的基本要求。

三、制度伦理的现实意义：一点启示

怎样构建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好制度呢?制度伦理的构建涉及公共生活。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以及现实的政治实际，政治家、政府官员有时也是一种“经济人”，他们同样是个人利益的追求者，而不是公共利益的追求者。他们是凭借选票最大化来实现自我利益的，故其所提供的竞选方式总是设法向中间投票者意愿倾斜，以争取中间投票者[4]。而且，利益集团会通过投反对票和提供资金等手段对政府官员施加压力，以谋求对其有利的制度与方案。利益集团的活动常常可以左右税收负担的水平及分布、政府优惠政策的走向，并对制度形成产生重大影响。而倾向于某一利益集团的政策、制度在使这一利益集团增加收益的同时，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5]。上文曾经指出，传统的伦理学研究范围长期局限于对个体行为道德性的探讨。个人之外的社会的根本制度、社会的具体体制和社会的观念安排等等社会现象都不是其关注的重点。在现实中，要构建符合正义的制度伦理，努力探索个人利益与制度伦理统一与协调的可行路径，必须首先建立一套社会正义原则。“第一原则：每个人都拥有一种与其他人的类似自由相容的具有最广泛之基本自由的平等权利。第二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以使(1)人们有理由期望它们对每一个都有利，(2)它们所附属的岗位和职务对所有人开放。”[3)(p56)从新制度经济学出发，具体来说，必须完善国家的宪政制度和法制;培育先进文化和主体意识形态;提供有效的产权制度安排[6]。诺思指出，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必须“一是需要国有资产民营化;二是建立保护产权的有关规则和法律制度;三是建立独立的司法体系，有效解决合同中出现的各种纠纷，保障社会的稳定;四是建立有效合理的政治体制框架，保证产权方面实行法制”[7]。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制度伦理研究在实践中要求行为主体的行为努力统一和协调个人利益与制度伦理。

[参 考 文 献]

(1)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朱国宏.社会学视野里的经济现象(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3)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4)A.Downs.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M).New York :Harper&Row，1957.

(5)陈泽亚，刘湘溶.“经济人”与制度正义初探(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6).

(6)王玉明.论政府制度创新——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6).

(7)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268—269.

(责任编辑：张振华)

作者：魏崇辉

第三篇：内部控制审计制度变迁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摘 要：我国正在建立和发展内部控制审计制度，这一制度首先是在美国兴起并逐步确立起来的。回顾美国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起源、演化与最终确立的过程，在此基础上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内部控制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与目的、过程和方式以及制度变迁的特性，这将有助于深入理解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本质，有助于明确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发展方向，进而有助于促进我国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不断完善。

关键词：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

作者简介：韩丽荣，女，吉林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审计理论研究；盛金，男，吉林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财务与审计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基于投资者保护的内部控制审计目标及实现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1ZZ033

目前，由美国引领的内部控制审计制度在我国正在逐步建立和实施。这一制度为什么会兴起，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其演化，并最终得以正式确立？运用制度经济学原理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本质，明确这一制度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方式，这对完善我国内部控制审计制度将提供有益的帮助。

一、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起源、演化与确立

（一）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起源（1905—1940）

内部控制审计制度起源于审计师在财务报表审计中对内部控制的评价。最初，评价内部控制是审计师的自愿选择，后来作为制度基础审计的核心程序被正式纳入审计的过程。

在账目基础审计时期，审计的目标是查错防弊，方法是详细核对账目，审计并未关注内部控制[1]，此时内部控制与审计活动是相互独立的。1905—1933年期间审计目标发生了变化，从查错防弊逐渐演化为对会计报表的公允性表达审计意见[1]。由于公司规模扩大、业务复杂，详细审计无法实行，不得不引进抽样技术。初期是对账目进行任意抽样，但是这种方法无法获取合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保证财务信息的可靠性。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内部控制能够有效地遏制财务舞弊的行为，在审计中如果首先评价企业内部控制的状况，并依据内部控制的强弱再实行抽样等其他的审计程序，就会大大缩短审计的时间，提高工作的效率，获得预期的审计效果。迪克西在1905年出版的审计学书中首次从理论角度阐述了内部控制与审计计划范围和收集审计证据数量之间的关系，认为适当的内部检查系统会减少详细检查的必要性。1912年蒙哥马利提出应将资产负债表审计与评价内部控制系统相联系。但审计理论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在实务中得到广泛的应用，这一期间审计仍以详细审查账目为主。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财务舞弊行为愈演愈烈，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使人们认识到财务信息对资本市场的重要性。1933年和1934年美国出台了《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正式确立了财务报表审计制度。为了提高审计的效率和效果，评价内部控制的审计程序受到了职业团体的重视。1936年美国会计师协会指出注册会计师在制定审计程序时，应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审查企业的内部控制，指出企业会计制度和内部控制越好，财务报表需要测试的范围越小。但这一文件对评价内部控制的要求仍是提倡性而非强制性的。

1938年罗宾斯公司破产案件暴露出了审计程序的缺陷，也推动了将内部控制评价作为必备审计程序的规范出台。1939年10月美国会计师协会首次把内部控制评价增加到审计程序的规定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1940年10月也正式要求注册会计师在出具审计报告时加入内部控制评价程序的内容。至此，在财务报表审计中对内部控制进行评价已经成为必须进行的审计程序，在实务中，要首先评价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然后再实施其他审计程序。这一阶段实现了内部控制与审计的结合，是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萌芽时期。

（二）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演化（1940—2002）

内部控制制度既可以为财务信息的可靠性提供合理保证，又可以帮助人们实现多方面的目标，人们对内部控制制度本身的要求在不断发展，这种要求也促进了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演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海外投资、贸易等活动不断加强，海外经济活动中贿赂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也日益严重。由水门事件引发的对大型公司的一项调查表明，超过400家的美国公司涉及对海外单位的可疑支付，总金额超过30亿美元[2]。海外贿赂行为破坏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内部控制被提到了应有的高度。美国国会接受SEC的建议，将内部控制的要求写入了1977年的《反海外贿赂法》，要求相关公司通过完善内部控制以解决不正当的竞争行为。这一法案实施后，市场的竞争秩序得到了改善，同时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出口继续增加。

在《反海外贿赂法》及社会各职业团体对遏制财务舞弊要求的压力下，注册会计师对自身责任的认识也不断深化。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1974年成立科恩委员会，专门研究审计师对财务舞弊的责任问题。研究发现，审计师的工作效果与会计报表使用者预期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即产生了期望差距问题。科恩委员会认为，审计师有责任查找舞弊，这些舞弊通常能够通过评价内部控制加以揭示[3] 。基于内部控制的重要性，管理层应该单独对内部控制进行评价和报告，审计师也有责任对内部控制进行单独的审核。

科恩委员会的意见得到了SEC的支持，SEC于1979年4月发布了关于公司报告内部会计控制规则的提案。但是，这一提案遭到了强烈反对， 1979年8月，美国《注册会计师期刊》讨论了该提案，有950个组织和个人寄来了意见，多数意见指出提案并没有详细说明评价内部会计控制所要求的方法和程序，对五个要素的表述也并不十分明确[4]。1980年5月，SEC不得不宣布撤销该提案。但是SEC并没有改变立场，在其后发布的278号文件中指出，管理层及审计师对内部会计控制系统的报告仍然是有用的，鼓励对内部控制的自愿性评价和审计 [5]。1988年7月，SEC再次发布了类似的议案，但由于时机尚不成熟，议案仍未实施[3]。

虽然SEC的提案暂时搁浅，但是自愿性内部控制审计开始兴起，同时社会各界关于内部控制的研究也逐渐完善起来。1985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等五个职业团体共同建立了反欺诈委员会，在研究舞弊行为的时候发现，有50%的舞弊行为与内部控制缺陷有关。之后，五个单位又组建了COSO委员会，专门研究企业内部控制问题，于1992年出台了《内部控制——整合框架》。该框架整合了利益相关方对内部控制的定义，为内部控制的内外部评价提供了标准和依据，同时为实施内部控制审计奠定了基础。

20世纪90年代初，对内部控制进行评价和审计的要求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银行业由于在经济生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受到了高度的政府管制。为了遏制银行业的舞弊行为，1991年美国出台了《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改善法案》，要求资产超过5亿美元的银行对内部控制进行评价和审计[6]。研究发现，法案关于内部控制的条款提高了财务报告的信息质量[7]。

（三）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正式确立（2002）

21世纪初，美国发生了安然、世通等一系列财务舞弊案，舞弊的特点是对会计信息进行了严重的扭曲，使投资者等利益关系人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动摇了人们对资本市场的信心。在此背景下，美国国会出台了萨班斯法案，其中302和404节集中体现了对内部控制的要求，规定管理层应建立和保持内部控制，并出具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审计师通过对内部控制进行测试，出具对管理层报告的评价意见。

SEC于2003年11月发布《最终规则》，对评价和审计内部控制提出了具体的意见，随后公众公司监督委员会（PCAOB）于2004 年3月发布审计准则第2号，就审计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做出了详细的规定，2007年PCAOB根据实际执行情况对第2号审计准则进行了修订，以第5号审计准则取而代之。至此，以萨班斯法案为标志的内部控制审计制度最终得以确立。

二、内部控制审计制度变迁的理论解释

（一）内部控制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与目的

制度是人们发生相互关系的指南，它通过向人们提供一个日常生活的结构（structure）来减少不确定性，制度确定和限制了人们的选择集合[8]（P3-4）。人类的相互交往，都依赖于某种信任，信任以一种秩序为基础，而要维护这种秩序，就要依靠各种禁止不可预见和机会主义行为的规则，我们称这些规则为“制度”[9]（P3）。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10]（P225）。制度作为具有经济价值的服务提供者，其变迁源自于经济增长进程中经济主体对这种服务需求的改变[11]。制度安排变迁的诱致因素是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只有获利能力无法在现存的安排结构内实现时，才导致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12]（P296）。可见，制度缘起于人类在追求文明进步时对有序秩序的渴望，制度变迁的目的在于改善秩序，进而有助于增进社会总体绩效。

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变迁与改善社会的总体绩效密切相关，它直接起源于降低财务报表审计成本的需求。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的出现，扩大了人们合作的范围，但是，在合作中既有收益又有成本，成本之一就是财务舞弊造成的损失。财务信息是投资者决策的基础，它会引导资本市场资源的配置。如果财务信息舞弊，就会误导投资者，造成资源的浪费以及投资者个人和整个社会的损失。因此，内部控制评价最初内化于审计活动中，成为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的组成部分，这就注定了它的目的与财务报表审计目的相一致。

在财务报表审计制度发展的同时，内部控制制度本身也在不断发展。财务报表审计制度和内部控制审计制度沿着各自的历史发展着，却共同促进了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演进。从内部控制制度的视角，内部控制制度的目标具有多方面性，不仅有满足外部需求者的目标，如保证财务报表的公允性及遵守法律法规，还有满足企业内部需求者的目标，如实现企业的发展战略和运营的目标，保护企业资产的安全等，当然这两类目标也在相互影响。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与组织形式的发展，内部控制制度的强弱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加强内部控制的建设会促进企业运营更加高效合理，从而推动社会公平秩序的建立，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

虽然内部控制审计制度是两种制度发展的共同结果，但是，由制度演变历史的回顾和分析可以看出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目的应该与审计制度的目的一致。审计制度的目的是满足信息外部使用者的需求，降低资本市场的交易成本，提高经济运营效率。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演化也会沿着这一目标发展，财务报表审计制度是对财务信息结果提供合理的保证，内部控制审计制度是对生成财务信息的过程提供合理的保证。因此，在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演化过程中，始终是要求评价和审计与财务信息相关的内部控制，而不是全部的内部控制。美国以萨班斯法案为标志确立的内部控制审计制度，最终明确了这一制度要实现的目标。萨班斯法案与反海外贿赂法对于内部控制的要求是不同的，反海外贿赂法是对内部控制建设本身提出的要求，目的是解决公司不正当的竞争行为。萨班斯法案对建立和评价内部控制的要求是为了解决公司财务信息的失真问题，既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进行了规范，同时又最终确立了内部控制审计制度，审计的对象是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建立和实施虽然成本高昂，但与其能够带来的社会收益相比，收益大于成本，实现了改善社会总体绩效的目的。

（二）内部控制审计制度变迁的过程和方式

内部控制审计制度从萌芽、不断演化到最终确立，经历了内嵌于财务报表审计制度阶段，单独对内部控制进行自愿性评价及在个别行业的强制性审计阶段，以及最终在所有公众公司强制实施的审计阶段。这一变迁过程经历了两种方式：一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二是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一群（个）人在响应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命令引起的变迁[13]。这两种变迁方式并不是彼此孤立存在的，由于诱致性变迁过程中会有“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的出现，进而导致制度供给不足，为了社会绩效的改善，政府通过立法进行了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从而最终推动制度的确立。

内部控制审计制度首先经历了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在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被审计单位规模的扩大使得审计成本大大增加，降低审计成本的需求使得审计师开始寻找更为有效的审计方法和程序。对内部控制进行评价，从生成会计信息过程的有效性出发收集和评价审计证据，可以大大减少审计的工作量，提高审计结果的可靠性。因此，在财务报表审计中对内部控制进行评价可以说是审计师响应“获利机会”的产物。制度变迁的过程充满着制度因外部环境以及内部条件的变化而进行的边际性调整[8]（P8），这种边际性调整主要表现为各种分散化试验[9]（P477），这一过程要由许多人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来引导[9]（P473）。科恩委员会的要求及SEC两次对内部控制审核的建议均代表着内部控制审计制度诱致性变迁的方向。鼓励对内部控制进行自愿性审计，推动民间组织对此进行各种尝试，这是一种分散化试验的过程。这一举措是明智的，既推动了内部控制审计的发展，又避免由于操之过急带来的其他问题。

内部控制审计在经历了诱致性变迁的基础上，首先在个别行业（金融保险业）出现了强制性的制度变迁。这样做是因为实行内部控制审计的收益会大于其成本。制度变迁是一个费用昂贵的过程，制度安排的选择将包括对费用和效益的计算[13]。

21世纪初美国资本市场发生的大规模财务舞弊让人们发现了内部控制缺陷导致的巨大社会成本，从而最终推动了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强制性变迁。强制性变迁主要由政府通过政治行动自上而下强制推动。当既有制度的可预见准则与应付多变环境的需要产生基本冲突，制度参与人便会借助政治力量，通过立法等手段实现制度的强制性变迁[9]（P480）。制度变迁的过程，可能因人们对现有的博弈规则普遍失去信心而引发，这种集体认知的危机，可能由大规模的外部冲击（诸如货币危机）所致，或因内部冲突和矛盾的积累而发，为了应付危机，法律和规则会被重新界定[14]（P33-38）。

（三）内部控制审计制度变迁的特性

制度变迁是创新与路径依赖的统一，同时，由于制度的整体性及各项制度之间的互补性，某项制度的变迁必须与其他相关的制度相耦合。因此，制度变迁具有两个明显的特性，路径依赖性以及与其他制度的耦合性。路径依赖意味着历史是重要的，不回顾制度的渐进演化，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当今的选择[8]（P100）。在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过程中，由于自发性的分散试验是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进行的，这种基本制度框架会使该试验过程保持一定的延续性，形成自发性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现象。这种具有路径依赖性的制度既得益于过去的经验，又不失对新环境的适应性，有助于发挥其节约信息成本的基本功能。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选择出的新制度与整体制度环境应具有耦合性，包括与其他制度的互补性。互补性的存在意味着整体性制度安排的结构可以是内在一致和刚性的[14]（P91）。

美国以萨班斯法案为标志确立了内部控制审计制度，从制度的发展和演化过程可以发现，从初始阶段的专家学者对内部控制的提出和讨论，到COSO框架和审计准则的颁布，直至萨班斯法案的出台，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确立承袭了以往研究和实践的结果，承袭了审计师在金融保险行业进行审计的经验以及在财务报表审计中对内部控制评价的经验，保持了只对与财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进行审计，而不对整个内部控制实施审计的特点，遵循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节约了制度变迁的成本，使得新的内部控制审计制度能够得以比较顺利地实施。同时，内部控制审计制度借鉴并参考了财务报表审计制度发展的经验，与财务报表审计制度、内部审计制度等相关制度互相补充，使得资本市场各制度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协调，适应资本市场制度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共同为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服务。因此，内部控制审计制度变迁从时间上看遵循了历史上的延续性，从空间上看遵循了与现有其他制度的适应性。

三、完善我国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若干问题

我国通过政府的力量实现了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强制性变迁，但是由于缺乏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过程，加之我国资本市场建立的时间较短，相关制度还很不完善，因此内部控制审计制度要想真正发挥作用还面临许多需要进一步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内部控制审计的目标

从内部控制审计制度变迁的过程来看，内部控制审计的目标始终是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而不是全面的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这不仅是审计成本问题，更重要的是审计目的的要求[15]。由于不同利害关系人的关注重点不同，内部控制制度本身有着多重目标，但是内部控制审计目标却是单一的，即合理保证生成可靠财务信息过程的有效性。我国在相关规范中并没有清晰地表达内部控制的审计目标。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第四条规定：注册会计师应当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审计意见，并对内部控制审计过程中注意到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予以披露。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在《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实施意见》中指出：制定该意见的目的是为了规范注册会计师执行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业务。这种规范的不明晰及不一致，除了可能引起为此产生的咨询、测试、评价及对外报告成本的增加，也使注册会计师具有潜在的责任风险。

（二）内部控制审计的实施

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与过去在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对内部控制的评价有着本质的不同。由于内部控制审计不是对结果而是对一种过程的审计，收集评价内部控制的证据，发现内部控制的缺陷，判断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适当的审计意见将更加困难，这对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基础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在专业胜任能力方面，审计师原先擅长的知识和经验并不完全适用于内部控制审计。审计师应注重学习管理、控制等方面的知识，在实施审计中应注重项目组人员配备及交流研讨机制的建设。另外，还要合理利用企业内部审计人员、管理人员，以及充分利用企业外部的专家，注重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解决复杂的问题。会计师事务所还应建立适当的政策和程序，做好相关的培训等工作。在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基础方面，被审计单位对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是审计的前提，没有企业管理当局的配合，内部控制审计工作将无法顺利开展。

（三）内部控制审计中的责任

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实施需要建立惩罚机制。规则和非正规准则有时是对犯规和惩罚的规定，制度在发挥其功能中的一个实质性部分就是确定犯规和惩罚严厉性的成本 [8]（P4），没有惩罚的制度是无用的[9]（P3）。

美国萨班斯法案对内部控制审计中管理层责任和注册会计师责任进行了规范，PCAOB进一步细化了对责任的说明。我国在内部控制审计的相关文件中还没有明确阐述内部控制审计的责任问题，只在《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第三条中指出：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审计意见，是注册会计师的责任。但是并没有对管理层和审计师的责任进行具体明确的界定。这可能使管理层和审计师逃避其应负的责任而导致内部控制审计制度有效性降低。所以就我国具体情况而言，明确并合理界定管理层和审计师责任，加大惩罚力度，将推进我国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建设。

参 考 文 献

[1] R. Gene Brown. “Changing Audit Objectives and Techniques”，in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6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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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0] 道格拉斯·C. 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1] T. W. Schultz. “Institutions and the Rising Economic Value of Man”，in American Journal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68

[12] 戴维斯，诺思：《制度创新的理论：描述、类推与说明》，载科斯，阿尔钦，诺思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3] Justin Yifu Lin. “An Economic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nduced and Imposed Change”，in Cato Journal，1989.

[14] 青木昌彦：《飞雁式制度变迁》，载《比较》，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年第7期.

[15] 韩丽荣等：《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审计目标的理论分析及现实选择》，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5期.

[责任编辑 国胜铁]

Systematic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Audit of Internal Control

HAN Li-rong SHENG Jin

（Business School，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Key words： audit of internal control； systematic economics； systematic transformation

作者：韩丽荣 盛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