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制度

中国的经济制度（精选6篇）

篇1：中国的经济制度

《中国的经济制度》读书心得

Intothebottle 瓶汇

中国经济在过去的40年中，以GDP年均9%的增长速度一路火花带闪电超过欧洲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且还在以极高的速度向着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目标发起冲击。对于中国创造这一经济奇迹的原因，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都有不同的解答，但是基本离不开“市场逻辑”和“政府干预”几个理论。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张五常在这本《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给出了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答案———“县际竞争”.这本书原本是张五常在72岁时，应诺贝尔经济学家科斯的邀请，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中国经济转型”会议提交的论文。对于这本封笔之作，张五常认为其逻辑的严密，学术上的严谨是他其它作品所不能比的。张五常说“回顾平生，自己认为足以传世的作品有九篇。一般朋友举《佃农》为首，科斯选《蜜蜂的神话》，阿尔钦选《座位的票价》，而巴泽尔则肯定《价格管制理论》是无与伦比的。我自己呢？选《中国的经济制度》”.这本书可以说凝结了张老几十年对于中国经济跟进、观察和研究的成果，也试图印证他说的“生平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在当时，经济学界对于中国的经济制度普遍怀有消极态度，对张老的观点也是批评者居多。对于批评者的言论，张老说：“我在一星期内可以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有那么多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什么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试图破解这个增长奇迹的经济学家通常喜欢将目光放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什么会取得这样的经济增长。但是张五常认为如果想要理解中国的经济奇迹，最好去长江三角地区。在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不久之后，长三角地区就奋起直追，用了不到十年的功夫就赶超了珠三角地区而且这一段赶超又正好发生在中国经济最困难条件最恶劣的十年。用张五常的话来说，这一段时期“通胀如脱缰之马，贪污广泛，人民币崩溃，跟着是严厉的控制信贷与消费 ,重击贪污，在跟着是通缩与房地产市场的兵败山倒……在上述恶劣的经济环境下，长三角要超越早已起步的珠三角是不可能的，但是却发生了。”如何解释这一问题，就是本书中最值得学习之处了。张五常认为，土地被使用的方式，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生产要素的种类有很多。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信息等等都是进行经济生产活动必要资源，为什么张老会单单认为土地的使用是最关键的呢？张五常在书中这样评价“一个发展中国家，决定土地使用的权力最重要。没有土地就没有什么可以发展。土地得到有效率的运用，其他皆是次要。如果竞争下的土地租值在增长，经济就是在上升。”对于如何让土地得到有效运用，这要从租值消散的问题说起。

租值消散指的是在没有约束的竞争中，资源价值下降或消失的现象，其中租值=收入-机会成本。举个例子，有两条公路，一条路窄但是平坦，另一条路宽但是坑坑洼洼。平坦的路自然行车速度快，那么在平坦路上的机会成本就小，租值自然就大。但是当大家都走这条平坦的路时，路就会变得拥挤，于是一部分车就会选择走另外一条路，慢慢就会达到一种平衡状态-------两条路行车速度一样。在这个例子中，第一条路平坦的价值就消失了，这就是租值消散。张五常认为，资源使用的竞争一定要加以约束，人类才可以生存，没有约束的竞争将会带来租值消散，“会毁灭人类”.在经济社会中，约束竞争的权力结构有四大类：第一，用私产界定权力；第二，用等级界定权力，类似中国的干部按资历级别的排列；第三，是通过法制管理；第四是通过风俗习惯。张五常说“因为约束竞争含义着相互统一的行为，或暗或明，或自愿或强迫，这就含义着合约的存在”.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经济的改革重点，是要把等级界定权力转移到以资产界定权力的制度中去，简单来说就是要推行私有制。这在八十年代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这种转移意味这收入分配的重新洗牌，既得利益分子是不会接受的。张五常在这段时间曾提议建议国家把等级权力买断，可是这并没有出现。当然也有另外一种补偿既得利益份子的方式，那就是tanwu.一九八四年开始tanwu盛行，代替了早先的后门交易，标志着等级排列制度瓦解的开始。用金钱补偿特权分子或减少他们对于改革的抗拒，应该说是tanwu唯一的好处了（当然，当改革基本完成时对于他们的惩治也会降临）。

在中国从等级界定权力转型到资产界定权力的过程中，“中国幸运地得到一份有市价的合约协助”.称为承包责任合约。承包责任合约是准许私人使用资产但没有私人所有权。在中国，承包责任合约的成功实践首先出现在农村改革中，其表现形式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承包合约安排开始在工业中出现，但结果差强人意（这部分没看懂）。

这就把问题引到中国特殊的、天下独有的，以县为基本单位的地区竞争格局。在张五常看来，中国的地区关系是“上下连串，但左右不连。地区竞争于是在有同样承包责任的地区出现，即是同层的不同地区互相竞争。”“经济权力愈大，地区竞争愈激烈。今天的中国，主要的经济权力不在村，不在镇，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县的手上。理由是：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县的经济权力最大，所以这层的竞争最激烈。另外在1994年实行全国分税制之后，县的主要收入取自全国统一的17%增值税，虽然各县要上交其中的75%,但是由于数额巨大，各县级官员也是十分重视。各个县好比一个个一级商业机构，全国两千多个这样的商业机构激烈竞争，加之县际竞争与官员权位紧密结合，对干部形成了强有力的激励，经济当然会充满勃勃生机。

但是从传统经济学角度来看，这其中存在的一点问题。因根据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的观点，土地在固定租约下比在分成合约下更能得到有效率的使用。这点不难理解，商场的商位如果按月收取固定的租金将会比没有收取销售的分成作为租金更能激励商户。但是中国的县级竞争制度完全走的是分成合约的道路，这是如何让经济焕发无穷活力的呢？张五常在这一问题上百思不得其解，困扰了张老几个月的时间。这时，读书仔细的效果发挥了。张老想起在读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时的一个脚注——如果地主可以自由的调整资本投入，那么分成租约和固定租约是一样能使土地得到有效利用。基于这一点，张老得到了问题的答案。假设县是“地主”,那么县可以通过向投资者提供免费厂房或者改进基础设施建设来吸引他们，这也是个区县实际发生的事情。毕竟各区县的投资环境与潜力参差不齐，竞争力低的县也要向投资者收取同样的增值税（分成）只能更加降低其竞争力。通过调整资本投入，各县可以在竞争条件下达到一个均衡，有的县甚至可以将地价调整为负值（地价低于投资）来吸引投资者。长三角地区为什么发展的更迅速？张五常说：“在南方，私营企业已经在早期的合约下落地生根。工厂到处乱放，既不整齐也不清洁，但是投资者是已经下了注的。换言之，南方缺少了土地使用的弹性，减少了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效能。不是说南方不竞争，而是他们没有北方那种调整土地使用的大弹性。这也教训我们，不用政府策划而单靠市场必然有效率的看法是错的”.当然，制度只是取得成功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执行制度的人，也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张五常评价说：“dang领导与指挥了改革行动。然而，成功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的人民：刻苦，聪明，有耐力。只要能看到明天有希望，他们可以在今天忍受着巨大的艰辛。我不想在这里赞扬中国人，但我没有见过一个民族可以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那样拼搏——而还在笑”,这才是中国经济高铁不断加速的力量。

篇2：中国的经济制度

但以上是基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基础上，事实上这种制度存在着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相当的弊端。

资本主义的核心在于大量的资本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事实上形成了相当于古代君主的集中制。所以，在西方及大多数的资本主义国家，国家的经济命脉甚至政治都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这就导致了贫富分化的差距越来越大，从而令整个国家陷入一种两极分化的局面，这种局面事实上并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在某些方面甚至会限制国家的发展。很多时候，经济会决定一个国家繁盛程度，而一旦产生两极分化，就很容易造成局势的动荡。

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将生产资料公有化，避免了少数人垄断了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对一些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产业，这直接由国家掌握。这种方式事实上相当于将国家的经济与政治联系在了一起，虽然能有效的防止少数人掌控国家经济的问题。但是，这样就又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经济与政治的联系实在太过于紧密，或者说，国家对经济的干涉太过于严重。而对于政治，现阶段我国的政治制度还存在着极大的漏洞，容易造成贪污腐败等种种恶劣现象。在某些程度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家掌握国家经济，而中国是少数高级官员掌握国家经济。

西方国家是以经济干涉政治居多，但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涉入太深，因为两者存在着相互制约。而在中国，是以政治干涉经济，因为经济处于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事实上是处于一种国家全面干涉经济的局面。这种局面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大多数的企业需要站在国家的高度去考虑问题，决定今后的发展走向。

经济与政治，两者总是联系在一起。政治因素有时会决定经济的走向及发展。但就个人而言，一旦两者的联系太过紧密，则会造成一种糟糕的局面，就仿佛中国古代的君主制就是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体现。现阶段的中国存在着这种问题，企业家为了企业的发展而对官员进行贿赂，官员为了利欲，在许多方面对企业大开方便之门。这样，贪污腐败之风愈演愈烈，而企业的信誉及产品的安全等许多方面都会下降，导致许多负面新闻的传播。

篇3：中国的经济制度

一、沉淀成本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在农民逐渐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 农业生产投资中存在的大量的潜在沉淀成本, 严重导致了农民投资的不足, 影响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沉淀成本降低了资源的流动性, 影响了农户的投资行为, 使标准竞争模型难以成立, 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难以实现。具体来说如下: (1) 沉淀成本也构成了潜在农户的进入壁垒。由于潜在农户考虑到了沉淀成本的存在, 与在位农户相比, 他进行投资的可能性要小, 即他进入一个新的行业或产业会由于沉淀成本的存在而受到阻碍。 (2) 沉淀成本造成的潜在农户的进入壁垒也会阻碍在位农户进行负投资。因为在位农户退出后, 在重新进入 (投资) 新的市场或产业时有沉淀成本, 这种沉淀成本越大, 农户进行负投资 (退出) 的激励就越小。 (3) 沉淀成本对在位农户投资有逆向影响。一旦经营亏损, 农户在进行负投资时需要承担沉淀成本, 沉淀成本越大, 在位农户就越不愿进行投资。这就意味着沉淀成本对投资有负面影响。 (4) 沉淀成本可能会使农户没有任何激励参与资本市场。 (5) 沉淀成本可以产生不可逆行为和滞后效应, 而滞后效应以不可逆效应为特征。

二、农业经济结构不合理

农产品从以前的短缺到现在的供过于求, 由此形成了农产品的买方市场, 随之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和矛盾———农产品“卖难”农民增收困难。分散农户小规模的生产与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是新阶段制约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 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农户的分散、弱小以及非法人状态的经济属性。具体来说: (1) 科技和资金投入不足由于中国农业经济底子薄。主要是分散的小规模生产, 农村经济还带有半自给自足的性质, 使得分散农户难以成为农业经济的投资主体, 加之农业多元化投资体制以及完整的市场财政调控体系尚未建立健全, 由此导致整个农业经济的资本投入相对不足。另外, 基础设施陈旧老化, 科研体制和科技服务体系难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加上分散、弱小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对农业科技的吸纳能力很弱, 使得整个农业经济的技术含量低, 技术供给不足。 (2) 农产品面临买方市场, 农民增收难度大。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 市场机制使得农业生产按照整个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来配置资源, 资源配置效率大大提高, 产品比以前大为丰富, 由此形成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主要受市场约束的状况。农产品供大于求, 增产不增收, 全面买方市场业已形成。 (3) 二元经济结构没有消除。虽然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 近年来二元结构和二元制度渐渐松动, 但二元制度的骨架依然存在, 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之间依然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农民并没有真正进入农产品的加工与流通领域。这一因素反过来也阻碍了农村市场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进而限制了人才和其他要素的流动与配置, 制约了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存在问题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将面临这样一个现实:在家庭承包经营这一基本制度下, 小规模农户经济将与现代化经济共存。纯粹的市场组织、企业组织、政府组织和准政府组织对中国农业经济来说都不是有效的经济组织形式。 (1) 集体经济组织普遍对农民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一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逐步改造为企业化的组织。集体经济组织总体上存在着服务功能不强、积累功能弱化、封闭性强、合作属性较弱以及很难以独立市场主体的身份参与经济活动等一系列问题。 (2) 目前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普遍存在规模不大, 覆盖面小, 实力薄弱, 管理制度不健全和稳定性较差等问题。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育和成长相当缓慢, 在为农民提供技术、信息、资金、物资和产品销售等服务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还很有限。目前合作组织普遍存在规模不大、发展速度不快、管理制度不健全、改组、解体过于频繁、稳定性较差等问题。 (3) 中国农产品行业协会几乎是空白, 在体制上没有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和团体。仅有的几个行业协会都靠政府“输血”, 业务范围往往仅是引入新的品种, 指导生产, 几乎不涉足流通领域。建立农民协会的设想早就提出来了, 但一直没有付诸实施。

四、农业经济交易成本问题

根据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研究, 可供选择的主导组织形式主要有市场组织、企业、政府及中介组织 (即中间性组织) 等几种。如果把企业与政府一并列为等级组织, 则大体上就是市场组织、等级组织和中间性组织 (中介组织) 三种形式。假定这三种组织形式都是可行的, 那么, 相应的选择就意味着: (1) 若通过等级组织完成交易, 亦即将农户按照等级制度组织起来, 则农户的直接交易转变为组织内部的管理交易或配额交易 (实质为计划交易) 。这两种交易均为完全间接交易, 所不同的在于前者以企业为间接体, 后者以政府为间接体, 亦即农户的交易行为由直接交易转变为管理交易是以企业组织的直接交易为依托的, 而转变为计划交易或配额交易则是以政府安排的直接交易为依托的。相应地, 这种情形可称之为间接交易模型。在这种情况下, 农户的市场交易行为转变为组织内交易行为, 相应地, 其个别交易成本转化为组织内的管理交易成本或计划交易成本。这样一来, 社会交易成本或制度运行成本就等于组织内管理交易成本或计划交易成本与等级组织的个别交易成本之和。若将组织内管理交易成本或计划交易成本定义为间接交易成本, 则社会交易成本等于间接交易成本与等级组织的个别交易成本之和。 (2) 若通过市场组织完成交易, 则农户各自在互相独立的情况下以单个主体的角色进入市场, 通过直接与有关的组织或个人完成交易。这种情形可称之为直接交易模型。在这种情况下, 每个农户都要直接发生实体内容基本相同的交易行为, 产生个别交易成本;总体交易成本或社会交易成本就是个别交易成本之和。 (3) 若通过中介组织完成交易, 亦即通过“准市场、准企业”或“准企业、准政府”的组织形式达成交易, 则农户的直接交易将发生更为复杂的变化。当通过“准市场、准企业”的中介组织完成交易时, 农户的直接交易转变为组织内的准管理交易与准市场交易;相应地, 这种情况下的社会交易成本等于这种中介组织内的交易成本与各种中介组织的个别交易成本之和。当通过“准企业、准政府”的中介组织完成交易时, 农户的直接交易转变为组织内的准管理交易与准计划交易;相应地, 其社会交易成本则等于这种中介组织内的交易成本与各中介组织的个别交易成本之和。

五、农业技术扩散转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农业技术转移过程中, 一个较严重的弊病就是近年来农技推广事业受到很大冲击。由于对农技推广性质上的认识不清和对市场机制的片面理解, 以及受急功近利短期行为的影响, 不少地方政府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放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对农技推广的组织和支持, 在机构改革中大幅度地削减了农业推广事业经费, 实行所谓的“脱钩”、“断奶”政策, 致使农业推广体系出现了危局。

在中国农业技术扩散转移过程中, 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农业科研、技术推广与农民教育培训彼此分离, 缺乏统筹协调。一方面是农民教育培训工作与农技推广工作间缺乏有效联系, 结果农民不仅文化素质低下, 而且获得新技术信息的机会严重缺乏, 致使技术创新成果扩散的速度大大减低;另一方面农业科研和推广分属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管理, 二者之间没有建立起经常直接进行信息交流的机制, 这种科研与推广工作的不衔接不可避免地使农业科技系统内部技术转移的效率低下。

六、“等靠要”思想阻碍科学技术从而影响农业经济

不少农民对采用先进科技有一种依赖、安贫、守旧、求稳的心理。贫困地区农民受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的影响, 和外面交往很少, 有的一辈子也许没有出过门。他们需求不高, 思想僵化, 情感麻木, 无所追求, 对新事物缺乏注意力, 对科学技术兴趣不大, 这种安贫心理是进行农业科技推广的最大障碍。在不少农村贫困地区, 农民“山沟”意识很浓, 习惯走“贫穷—扶贫—再贫穷—再扶贫”的路子, 他们宁可苦熬不愿苦干, “等靠要”思想严重。“反正共产党不让饿死人”, 依赖政府。有了依赖心理的农民对科学技术不闻不问, 向他们推广科学技术无动于衷, 他们认为自己掏腰包学技术是不可思议的事。这种依赖心理也严重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篇4：中国的经济制度等

编著:张五常

中信出版社 2009年10月第一版

本书深入浅出地解读了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惊人奇迹和骄人成果,完整地阐释了对于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经济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

作为张五常对西方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制度潜心研究后收获的精华之作,书中凝结了近几十年来,他长期深入调查和思考的成果。张五常持续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致力于佃农分成、公司性质、合约理论等研究。他从合约约束竞争的角度出发,将中国的经济制度看成是一个庞大的合约组织,提出了中国地区竞争的特点是县际竞争,并对由县一级行政区划引发的经济现象作了合理且详细的论述。这一分析触及了制度经济学一个没有人到过的巅峰。

商业模式的力量

编著:彭志强,刘捷,胥英杰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11月第一版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呼啸而来,深刻地影响了全球经济格局,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发展,中国经济、中国企业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而商业模式创新则是中国经济、中国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本书通过分解、阐述商业模式的作用、商业模式创新、商业模式六式以及互联网背景下的商业模式创新实践,对商业模式创新进行了全面介绍。本书的特色在于紧密结合大量的商业模式创新实践,详细剖析成功企业的独特思路和极具创造性的切入点,这对广大的企业管理者、经理人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中层危机

编著:余世维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第一版

当人们习惯于将目光聚焦于企业高层时,却忽视了另一个重要群体——中层。事实上,中层的作用无可替代——他们既是企业决策的接收者,又是监督决策顺利实施的执行者。换句话说,没有中层,企业的任何英明决策都只是纸上谈兵!

中层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如何从中层内部选拔人才?如何培养中层?在企业面临危机时,中层扮演着什么角色?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究竟需要怎样的中层?

余世维,当今中国最受欢迎的管理培训大师。

华为研发

编著:张利华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10月第一版

《华为研发》以作者的亲身经历和翔实的资料,在国内第一次讲述了华为公司在高速成长过程中,惊心动魄、跌宕起伏、艰难前行的自主研发故事。本书围绕华为如何通过自主研发获得第一桶金?如何解决自主研发的关键人才和资金问题?如何构建和完善自主研发的管理体系?如何与竞争高手同台竞技并获得成功等人们关心的问题,为我们真实地再现了20多年来华为人如何破解并克服了众多中国企业难于逾越的产品规模化带来的人才和资金困境、研发低速度和低效率等弊病,为中国企业的自主研发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实战经验。

巴菲特的护城河

编著:(美)帕特·多尔西

翻译:刘寅龙

广东经济出版社2009年11月第一版

巴菲特说,他认定可口可乐、美国捷运、吉列有宽阔的经济护城河,所以他长期持有并收益超群。但巴菲特一直没说,到底怎样发现护城河。

谁能找到拥有宽阔护城河的企业,谁就能获得股市长久高收益。这是第一本详解巴菲特“护城河”理论的书,晨星公司首度解密巴菲特从未公开的选股秘诀。

查理·芒格传

编著:(美)洛尔

翻译:邱舒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第一版

芒绝对是独一无二的,拓展了我的视野,让我以非同寻常的速度从猩猩进化到人类,否则我会比现在贫穷得多——巴菲特;如果没有芒格的辅佐,巴菲特恐怕很难做得这么好——比尔·盖茨 微软创始人;我爸爸是我所知道的“第二个最聪明的人”,谁是N0.1呢?查理·芒格——霍华德·巴菲特 巴菲特的大儿子;芒格的良好声誉不但深入人心,而且广为人知,因为他在商业谋略方面拥有辉煌而成功的记录,能发现其他人看不出的问题。他所精通的那些知识其实有一套方法论可以遵循,通过阅读本书,我们有机会了解这位杰出人物的精彩一生——迈克尔·艾斯纳 迪士尼公司主席及首席执行官。

荣格自传-回忆 梦 思考

编著:(瑞士)荣格

翻译:刘国彬

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9月第一版

荣格(C.G.Jung,1875-1961),瑞士精神病学家。1907年结识弗洛伊德,并成为其主要的合作者,后来因质疑及批评弗氏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导致两人关系破裂。荣格反对弗氏以性欲来解释一切人类行为的做法,而发展出他自己的“分析心理学”,研究心灵的结构与动力,其中包括对心理类型(内倾与外倾)的描述、对人类“集体潜意识”的探索,以及研究人有目的的心理发展来结合“个体化”过程的概念等等。荣格将“分析心理学”视为释放创造力和促进个人心理发展的治疗方法,艺术、历史、神话、哲学等皆是其中的重要元素,它已超越一般心理学的局限,而强调人类的宗教性本质,并指引出一条如何开展神性的道路。本书是他83岁高龄时写的自传。

经济学家是我的“仇人”

编著:周洛华

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部

2009年10月第一版

经济学堪称中国“显学”,经济学家堪称中国“智囊”。君不见,报纸、杂志、电视、书籍……触目所及之处,到处是经济学大师们的言论和身影。

可偏有一个渡海归来的金融学骑士,孤独而坚定地扬起了反“经济学”的大旗!

反对那些不懂装懂的经济学骗术,反对那些教条主义的经济学学究,反对那些误国害民的经济学蛀虫,反对那些无聊庸俗的经济学鼓手……说白了,就是反对那些扯虎皮、拉大旗的伪“经济学家”!

篇5：中国的经济制度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下，正处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最为关键的阶段，如何通过学习和借鉴先进的经济理论，设计适应一国经济文化政治的经济运行体制，从而推动经济向前发展和良性循环，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内涵及特点、核心理论的粗浅探讨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内涵及特征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内涵

新制度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为了与老制度经济学相区别，威廉姆森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这一术语。关于制度的概念，西方学者有数种不同的解释。舒尔茨将制度定义为“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凡勃伦则将制度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诺斯认为“制度是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的讲，它们是为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他将制度分为三种类型即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这些规则的执行机制。新制度经济学派则更多的将制度作为“一种行为规范, 同时也是一种经济资源, 它可以为人们提供有价值的服务”。

综上所述，结合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新制度经济学的内涵应为：经济学家利用经济学的方法去研究制度，利用正统的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特点 一般来说，新制度经济学具有以下特点：

1.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与继承。与老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否定不同，新制度经济学批判的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研究制度的产生、作用及其演变，如新制度经济学吸取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分析方法如经济人假设、收益最大化和边际替代等，从而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空间，丰富了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发展和补充了新古典经济学。

2.对“经济人”的态度持批判态度。威廉姆森认为，“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常常会导致机会主义，即经济中的人不但自利，而且为了利己不惜去损人。他借用西蒙在《管理行为》中提出的人的“有限理性”观点，说明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总是力求理性原则，但是人的理性有限，人们的理性会受到信息传播的效率和他接受信息的能力等诸多因素的限制，这种限制使得人们在市场交易活动中由于信息的不充分或接受信息的能力不强而造成市场交易费用的增加。

3.分析方法上的特色。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比如以个人主义作为它的哲学基础，以理性的经济人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前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以最大化“为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以成本收益法分析经济制度产生、演进和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并提出制度改进的途径。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四大核心理论

作为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之一的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贡献都非同一般。新制度学派大概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伴随60年后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进步、生产扩大过剩、社会矛盾尖锐等特点而兴起。发展至今，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形成了四大核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制度变迁理论。

（一）交易费用理论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交易费用理论从契约的角度来看待和研究经济组织，该理论认为“任何一种能被表述为契约问题的经济或组织问题,都能在节约交易成本的意义上进行深入的探讨”。1937年科斯在其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最早提出“交易费用”的概念，科斯认为交易费用是“市场机制运行的成本，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市场配臵资源的效率降低了”。通常情况下，交易费用包括搜寻费用、谈判费用和实施费用。

“交易费用”概念的提出，对于新制度经济学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可以说，离开交易费用范畴，就不会有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资源的稀缺资性，交易费用理论表明交易活动也具有稀缺性，因而经济学可以将交易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进行研究，从而使经济学进一步透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从交易费用为零到交易费用为正的过程，使得人们可以重新认识市场机制的作用。另外，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交易也是冒风险的，因而交易活动需要付出成本，从而也就有如何配臵的问题。资源配臵问题就是经济效率问题。所以，必须改善制度，减少交易费用这部分“内耗”，提高经济效率、提升资源配臵效率。

（二）产权理论

产权经济学大师阿尔钦认为：“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物品的使用的权利。”这揭示了产权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德姆塞茨在《关于产权的理论》一文中对产权的定义是“所谓产权，是指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有助于人们形成那些他们可以合理持有的预期”，其强调了产权的行为性和社会关系性质。诺斯认为“产权本质上是一种排他性权利”，强调了产权的排他性。因而，新制度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权利，是一种社会关系，是规定人们相互行为关系的一种规则，并且是社会的基础性规则。

关于产权的最著名的科斯定理，“只要制度是明晰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则无论在开始时将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将是有效的”，表明无论开始将产权赋予谁，市场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实现资源配臵的帕累托最优。产权实质上是一套激励与约束机制。影响和激励行为，是产权的一个基本功能。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安排直接影响资源配臵效率，一个社会的经济绩效如何，最终取决于产权安排对个人行为所提供的激励。

（三）企业理论

关于企业的起源问题，科斯运用其首创的交易费用分析工具，对企业的性质以及企业与市场并存于现实经济世界这一事实做出了先驱性的解释，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单一生产制度体系——市场机制，拓展为彼此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的、包括企业与市场的二重生产制度体系。科斯认为市场上的交易使用价格机制来协调的，企业不同于市场的特征就是用行政命令取代了价格机制成为资源配臵的方式。企业的存在把原来许多属于市场交易的行为“内部化”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被行政手段所替代，即许多原来要由市场交易的经济行为现在却在企业内部进行协调了。

科斯认为，企业和市场不过是两种不同而又可以相互替代的交易体制。在科斯看来，市场机制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交易费用的节省是企业产生、存在以及替代市场机制的惟一动力。在企业规模的确定问题上，科斯认为，由于企业管理过程本身也会产生有费用，并且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其管理费用也在增加，因而企业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大，其规模达到它所支付的管理费用和企业扩大所节约的费用相等时，企业就达到了其最大规模。

（四）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代表人物诺斯在《西方世界成长的经济理论》和《庄园制度的兴衰：一个理论模式》两篇论文中提出一个中心论点：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激励的有效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这种制度的产生是有代价的，除非其所带来的收益大于付出的成本，否则这种新制度不会出现。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动因在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制度变迁的原因之一就是相对节约交易费用，即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益。所以，制度变迁可以理解为一种收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收益较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在看待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因素时，科斯认为技术的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诺斯将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增长分析，把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来研究，说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使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更为成熟和完善，为人们思考经济的增长与发展问题开阔了更广阔的视野与更深刻的思路。

在对国家的作用和意识形态的作用，诺斯也进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分析。诺斯在制度变迁理论中对产权理论并没用多大发展，可是诺斯的独创之处是将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相结合，提出有关国家“暴力潜能”分配论，认为“若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进行平等分配，便产生契约性国家；若暴力潜能分配是不平等的，则产生掠夺性国家。”“国家为取得收入而以一组被称之为保护和公正的服务做交换。”即国家暴力以能实现社会合作现实其公正性。诺斯实质上上市将科斯的企业理论引入国家问题而展开分析：统治者也是一个具有福利或者效用最大化的行为“经济人”，他们也面临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在竞争和交换过程中，他们也是“有限理性”，其行为也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国家暴力在界定与行使产权的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在对意识形态的作用分析中，诺斯认为意识形态是“人们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一个拥有健全伦理道德的社会，它就会成为社会稳定、经济制度富有活力的粘合剂，从而使制度的作用发挥更为完善，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诺斯具体的分析了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公平的意识形态为社会成员的行为提供一个共同的准绳，减少内耗，提高效率。

三、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改革开放是中国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转折点，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渐进变革，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不可否认制度的变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这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的科学性。以下是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启示。

（一）产权方面。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是在我国引起极大的反响西方经济学理论之一，对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有着重要的启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一国的制度结构是开启财富潜力的钥匙。经济学家张五常作为科斯理论的传播者、继承者和创新者，特意把最近出版的《中国经济制度》一书献给科斯，称“他那权利要有清楚界定的理念，唤醒了一个庞大的国家”。周其仁教授认为，中国改革就是“一部未完成的产权改革史”。科斯本人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如果产权没有得到界定，交易费用居高不下，市场经济就难以运转。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一直在通过改革来界定产权、降低交易费用，显然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2003年, 我国明确提出了产权制度改革的问题。十六届三中全会更进一步的提出了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 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其中受影响最深刻的就是我国的农地制度。新制度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明确产权的产权激励问题，就农民的信息空间或农民承包土地和出卖农产品的信息成本过高提出了通过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建立一个完整的农地产权激励机制，使产权机构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实现农地的可持续利用，推动我国农地制度变迁。

（二）制度创新。新制度经济学在分析方法和政府行为中,提供了分析政府机构中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视角。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它实际上是公职人员和那些参与腐败交易的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利动机驱动下经过成本— 收益计算后得出的合乎理性的选择，而制度通 过影响个人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最终影响着 个人选择；提供了加强政府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政府结构效率的依据；提供了政府行 政机构改革的主要途径——制度创新。科斯在谈到中国当前面临的腐败问题时，曾表示“我不认为目前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腐败，也不认为中国目前的腐败是市场化改革的副产品。在市场化改革之前就有腐败了。腐败的根源是一种不良的社会体系，使一些人尤其是政府官员，得到了以腐败牟利的机会。”

（三）企业理论。制度分析方法与企业行为中, 新制度经济学指导完善公司法人内部治理结构。认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就是为解决委托—代理问题 而提供的一种激励约束机制，是对一个企业经营管理和绩效进行监督的制度安排，是一套对 公司剩余索取权进行配臵的法规构架；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引导人们重视对中国企业文化 的研究——企业与团队精神。目前我国所进行的企业产权改革就是一种国家机制主导的制度变迁。

篇6：中国的经济制度读后感3000字

7月18日，为庆祝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时年98岁的科斯(1910～，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饮誉世界的“科斯定理”创立者，西方最关注中国经济改革研究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张五常的师友)，在芝加哥大学举办“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议”，邀请张五常写一篇开场论文，发言时长2个小时。时年72岁的张五常，接到任务，用了一年时间，完成了这篇《中国经济制度》，作为他学术生涯的封笔之作。

“多年来我担心思考能力走下坡路自己不知道，写出令人尴尬的学术分析。一些老了的朋友遇到这样的不幸。就算自己得天独厚，跟大自然斗法是斗不过的。《中国》一文是得意之作，向前看，这样水平的学术文章自己无法重复，再向前走，下坡必然，就此终结，仰天大笑，不亦潇洒乎”

科斯以研究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著称于世，张五常上世纪70年代末，受科斯关注中国经济改革的鼓励，回香港大学任教，从此成为中美经济理论沟通的桥梁。其学术以新制度经济学，现代产权经济学为主要方向，以基础价格理论解释世事，纵横天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张五常说：“如果来说这其中的问题，我可以在一周之内写出一本书;但是，如果来解释中国这些年到底作对了什么?才有这样一个经济奇迹，对任何人而言，都是极其艰难的。”因此《中国经济制度》，是他在近距离观察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集中解释中国究竟作对了什么的学术终结之作。

他在该书中“放弃自己多年来用惯了的产权分析，转用以合约约束竞争的角度，而交易费用则变为约束竞争的费用了。”因为他意识到“中国经济制度是一连串的承包合约的组合——整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是一个庞大的合约组织。”因此有了第三节《合约的一般概念》，这是他在制度经济学上的原创思想。

这里介绍的合约概念是广泛的，“一个国家的宪法是合约，私有产权、等级排列、法例管制、风俗宗教，等等，都是不同的合约安排。”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经济模式是以等级排列(即中国的干部级别和行政设置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权利和义务)为主要的合约约束，这是在“资产本身没有权利界定的情况下，需要有这种排列界定来减低在竞争下的租值消散。”解释中国三十年来发展的重心，“是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有一种转移：要从以等级权利的制度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或者说要从一种合约安排转到另一种合约安排来约束竞争。”“没有经过流血的革命而做到这种合约转移，可以视为奇迹，而成功的关键，是中国用上一种刚好坐在上述两种合约之间的另一种合约，后者称为承包责任制。真正的奇迹可不是他们做到这重要的合约转移，而是他们达到的一种前所未见的经济制度。”

张先生称赞不已的经济制度，就是拉开中国改革开放大幕的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第四节《承包责任合约的演进》的主要内容。他认为，这种承包合约的出现，是中国市场形成的基础。这种承包在农村的不断推进和深化：从1978年承包责任合约开始出现，起初的承包合约中用于生产队，1981年合约由生产队到包干到户，附带着指明的产出目标，1983年合约条件改为农户担保交出一个定额，余下来的归农户所有。90年代初取消价格管制，直到国家取消农业税。合约在农村的成功，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解决了大部分人的温饱问题，并为后来的工业发展创造了大量廉价的剩余劳动力。承包合约引用到工业领域时，遇到不少困难，但中国也很快找到了促进工业发展的方法——县际竞争。

第五节《承包合约的扩张与县际竞争的兴起》。在这一节中，张五常指出：“中国的地区从上而下分七层，每层由地理界线划分，下一层必在上一层之内。最高层是国家，跟着到省、市、县、镇、村，最后到户。这七层从上而下是以承包合约串联起来的。上下连串而左右不连。地区竞争于是在同样承包责任的地区出现，即是同层的不同地区互相竞争。”

为什么在这七层中竞争的重点落到县级了?理由是：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决定土地使用的权力最重要。没有土地就没有什么可以发展。土地得到有效率的运用，其他皆次要。

中心问题仍在：为什么县与县之间的竞争会是那样激烈呢?其他国家不是也有不同层面的地区划分吗?在中国经济制度的合约结构中，究竟是哪些基本因素促成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的局面，从而出现了大家都见到的近于奇观的经济增长?回答这些问题是第六节的内容——《县制度的佃农分成》。

张五常在1969年以名为《佃农理论——引证于中国农业及台湾的土地改革》的博士论文轰动西方经济学界，并获得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奖。其核心理论是只有界定土地为私有产权，在明晰的产权制度下，允许土地自由转让，这是使生产要素与土地发挥最大效率的不二法门。他引用到《县制度的佃农分成》中，是在明解县有土地使用权利的基础上，通过增值税与上级进行税收(他认为是租金)的分成，是最符合经济效率的经济制度设计。

在第八节《县现象的经济解释》中，张五常这样描述，由于县的经济权力最大，这一层的竞争最激烈。火上加油，权利的界定的原则无处不用。县的地理界线划分当然清楚，而县干部的权力与责任的划分来得那么清晰，县干部的奖赏按成绩算，资金率足以鼓励他们东奔西跑的招商，对他们的应酬费用也相当慷慨。今天的县无疑是一级商业机构，性质类同的商业机构必然互相竞争。

“一个县可以视作一个庞大的购物商场，由一家企业管理。租用这商场的客户可以看作县的投资者。商场租客交一个固定的最低租金(等于投资者付一个固定的地价)，加一个分成租金(等于政府收的增值税)，而我们知道因为分成，商场的大业主会小心的选择租客，多方面给租客提供服务。也正如商场给予有号召力的客户不少优惠条件，县对有号召力的投资者也提供不少优惠了。如果整个国家满是这样的购物商场，做类同的生意但每个商场是独立经营的，他们竞争的激烈可以断言。”

张五常认为县际竞争的制度设计，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他认为中国经济问题主要在县无权过问的事项：货币制度、外汇制度、对外政策、言论与宗教自由、国家操控的教育与医疗，传媒通讯，以及庞大的在垄断性的国企。第九节和第十节他主要讨论了这些问题，特别是汇率问题。

结语中他说：“我坚信私产与市场对社会的价值，不止四十年了，但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从第一天起我反对通过民主投票来改革。”“党领导与指挥了改革行动。然而，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人民：刻苦、聪明、有耐力。只要能看到明天有希望，他们可以在今天忍受着巨大的艰辛。我不想在这里赞扬中国人，但我没有见过一个民族可以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那样拼搏——而还在笑。”

转眼又一个十年，科斯先生斯人已逝，但张先生在十年前写给他的这篇论文，今天读来依然让人震撼。20一场金融危机，影响了全球经济发展的进程。，我们又要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了，按照现在的说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进入新时代。农村土地承包之后，农民的收入是不是保持了改革初期的高速增长?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计划，一个接着一个，但我们仿佛找不到农村了。张先生在后记中担心的《劳同合同法》实施了十年了，工人的工资有了较大幅度提高，但制造业衰退的问题可能已被您言中。县际竞争依然激烈，但唯GDP的考核正在改变，县际领导已不满足于制造业招商所带来的佃农分成利益，他们找到了一个让土地发挥更大价值的产业——房地产。年后土地财政依赖加深和房地产价格轮番上涨，给市民带来巨大的资产泡沫和精神冲击，中国经济为此笼罩着挥之不去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