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合作制度经济学分析论文

2022-04-29

[摘要]建设优秀的企业家团队并充分发挥企业家才能对于我国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合作社必须具有能够给予企业家才能合理定价的激励机制。合作社基本制度“一人一票”、“按交易量返还利润”不能有效地激励合作社带头人发挥其企业家才能。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农村合作制度经济学分析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农村合作制度经济学分析论文篇1：

农村流通合作社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摘要:我国农业流通合作社的出现是农民自发的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其出现有着深层次的制度原因。虽然我国流通合作社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它在发展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其发展还不尽人意,在分析农村流通合作社的制度性缺陷的基础上探求弥补农村流通合作社制度缺陷的方法。

关键词:农业流通合作社;制度变迁;制度性缺陷

文献标识码:A

1 农业流通合作社概述

农业流通合作社是实现农村流通中小生产与大市场有效衔接的制度安排。农业流通合作社是流通领域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它是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以向农户提供流通环节或一体化服务为宗旨, 同类农产品的生产者或经营者,在不改变现有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前提下,在流通领域按合作社原则组织起来的专业性经济组织。农业流通合作社实行统一收购、统一包装、统一销售。

流通领域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为农民走向市场发挥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完善了农村的经济流通体制,另外有的流通合作社延伸到生产领域,指导社员的生产,为农业生产提供信息与技术。

2 农业流通合作社产生的制度原因

农业流通合作社的产生是对农村中经济流通体制的一种制度创新。农户进行制度变迁的评价标准是其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其制度变迁的成本。只有当通过制度变迁所获取的收益大于为此而支付的成本时, 制度变迁才有可能发生, 即诺斯所说的“如果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 一项制度安排才会被创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存在着制度均衡与制度不均衡,当一种新的制度所带来的潜在收益大于潜在成本时就会出现制度的更替,制度主体会用一种制度去替代另一种制度。林毅夫认为制度变迁的类型有两种即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其中强制性变迁是指以政府为主体、自上而下、具有激进性质的制度变迁类型。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以微观经济行为主体(农民、企业、居民等)、自下而上的一种制度变迁类型。我国农业流通合作社是农民自发的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下面是具体分析:

2.1 制度成本

农民加入流通合作社的制度成本包括:

(1)判断成本。

此成本包括对合作社提供信息的真实性作出判断所付出的成本、对于合作社给自己带来收益的预测所支付的成本。

(2)合作组织的协调成本。合作社不仅是社员之间利益的结合,同时还是建立在社员团结、信任与合作基础上的,合作社降低与农民之间的交易费用的基础在于社员认为合作社是自己的组织。为了增强这种成员之间的团结与信任,保证基于陌生人社会的合作制度的有效运转,必须付出更大的内部协调成本:即克服免费搭车问题、成员间的监督问题、产权界定问题、克服合作能力低等问题所付出的成本。这一成本是合作社成本的主要部分。

2.2 制度收益

农民进行农业流通制度创新的制度收益主要是交易成本的降低。

农户直接进入市场,难以把握市场信息,不能合理安排生产,致使农产品供给大起大落,增大了农户的经营风险。市场交易是通过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连续环节实现的,单个农民无法支付获取各个环节所需的费用,每个环节上都可能在信息不对称下与对方进行交易,为了获取交易必须的信息产生了高昂的交易成本。个体的农民在市场竞争中,没有足够的力量与对手进行平等交易,而且容易处于不利地位。如果农户通过农业流通合作社进入市场,就能能准确把握市场信息,合理配置资源,避免农户盲目生产,稳定农产品的供给,减小农户的经营风险。农业流通合作社作为农民进入大市场的最好的中介,将分散的、势力弱小的农民组织起来,减少单个农户寻找交易对象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订立和执行交易合约的费用以及监督违约行为的费用。

由于农民进行制度创新的制度收益大于制度成本,因此农民选择进行制度创新。

3 农业流通合作社的制度缺陷

我国流通合作社自成立以来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促进了农业的巨大发展,加快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步伐。但现有农村合作组织自身的制度性缺陷也在阻碍其进一步的成长、发展。

目前,我国的农村合作组织存在以下制度性缺陷:

第一,外部的制度缺陷。即流通合作组织的对外宣传不够,致使目前许多人还对农业流通合作社存在模糊认识,认为它是农户自发成立的民间松散型团体,或者是供销社的翻版等,缺乏对农业流通合作社的正确理解。

第二,内部的制度缺陷。主要是产权的不明晰和内部经营机制的不完善。农业流通合作社中许多是通过政府农技推广等有关部门、传统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供销社以及农村能人大户等牵头成立,农户在其中仅仅是业务的被动参加者,它使得农户在合作社中的所有者的主体地位被弱化。农业流通合作社的规章制度等不够完善,使得在多数情况下,组织的实际运行与之相背离。

4 弥补农业流通合作社的制度性缺陷的政策建议

本文认为应采取措施弥补制度性缺陷和降低制度变迁成本,从根本上提高农户参与合作组织的积极性,促进流通合作社的发展。

4.1 流通合作社自身努力

(1)做好宣传,引导农民对流通合作社进行正确的理解。使农民充分认识到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重要性。让农民认识到,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可能不是经营效率最高的组织形式, 但却是农民最可以信赖的组织。

(2)内部管理运营机制的完善。在发展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过程中, 应大胆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 建立科学的内部管理机制。

流通合作社內部要有严格的制度和组织。社员要有资产所有权和最高决策权,董事会人选由社员大会产生,经理由董事会产生,经理应对董事会和社员负责,职工、经理和董事会人员不称职应及时解聘,合作社的年终利润应由社员来分配,并且保护社员有股利收入。此外, 农业流通合作社应该坚持对内不以营利的原则, 注重为成员服务, 对外积极参与市场竞争, 但又不能影响对内服务。而且农业流通合作社要实行民主管理, 采取一人一票制, 也可兼有以交易额比例分配决策权, 但必须控制上限, 要不同于股份制企业的“资本民主”。

在流通合作社的运营中要加强农产品市场调研与预测, 为开拓农产品市场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既要了解各种环境因素, 也要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和市场供求关系。其次, 采取切实有效的营销策略, 实行品牌营销、差异化营销和绿色营销。把塑造品牌作为重要内容, 帮助农民提升农产品附加价值。搞好信息咨询、技术培训、市场服务、国际商务联络等工作, 根据行业生产技术特点参与制定和组织实施行业质量标准,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经济浪潮。

4.2 政府的扶持

农业流通合作社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这就需要政府对农业流通合作社提供大力的扶持。

(1)资金政策。流通合作社作为公有制的一种有效实现形式, 一般都受到资金的限制。为流通合作社解决资金瓶颈问题提供帮助,是政府的职责之一。因此政府应该针对农村的金融组织对合作社的贷款提供一定的贷款补贴,鼓励农村金融组织对流通合作社的资金支持。另外政府可以为流通合作组织进行贷款担保,以增加合作社取得贷款的可能性。

(2)财税政策。各级政府应积极探索并在自己管理的税费征收范围内, 制定一些扶持流通合作社组织发展的优惠政策。如减免税收、财政补贴、财政奖励等政策。

参考文献

[1]郑健艇.流通领域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探析[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7,(12).

[2]何国平.农业流通领域合作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原动力研究[J].农村经济,2006,(8).

[3]姜裕富.制度经济学视野下的农民合作[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7,(3).

作者：李红枝付彦霞

农村合作制度经济学分析论文篇2：

合作社中企业家才能激励机制创新的思考

[摘要] 建设优秀的企业家团队并充分发挥企业家才能对于我国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合作社必须具有能够给予企业家才能合理定价的激励机制。合作社基本制度“一人一票”、“按交易量返还利润”不能有效地激励合作社带头人发挥其企业家才能。本文指出，在合作社制度研究发展以及新合作社法颁布的前提下，结合我国合作社发展的实际情况，合作社可以探索出一套有效的企业家激励机制：一要保证企业家获得一定比例的剩余索取权；其次要通过政合分开、控制权资本化使合作社带头人获得稳定、长期的控制权。

[关键词] 合作社激励机制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

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由人力资本衍生出的“企业家才能”以及“企业家才能定价机制”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所谓企业家才能，是指企业家驾驭市场的不确定性并为企业做出最佳决策的能力。企业的盈利能力归根结底是企业家才能的盈利能力。企业家才能是人力资本中最关键、最核心的要素。而决定企业家健康成长的机制、制度因素则更重要，制度是更高层次和最核心的第一生产力。因此，调用企业家人力资本必须给予企业家才能合理的定价，并根据市场的原则来作交换。

2007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明确了合作社的企业性质，也在实践意义上表明了农业合作社的带头人是我国企业家队伍中一支重要力量。在我国，农业合作社承载着连接广大农户与市场的艰巨使命，其中企业家主要职能就是做出决策性判断的人。奈特认为，市场经济的本质特点不是风险而是不确定性。合作社带头人的驾驭市场不确定性的能力成为决定合作社成败的关键。因此，发展合作社，就必须为优秀的合作社带头人和核心人员创造制度条件，强化激励机制。由这一点来看，从合作社制度入手研究合作社的企业家激励机制是使迫切和必要的。

国内外很多学者已开始意识到企业家才能对于合作社发展的重要作用。勒普克(1992)认为:建立合作社的可能性不会自发地转变成现实性;没有合作社企业家就不会合作社。国鲁来(2001）认为对于我国的合作社来说，在不远的将来也将面临如何任用专业领导人，从而如何妥善处理合作社企业的经济收益增长和对社员利益的增进问题。也有学者开始从合作社的制度角度分析如何激发合作社企业家才能，黃祖辉、徐旭初(2006)指出在一定意义上,农民社员之间的关系网络构成了对核心社员控制的有效约束。周文根(2007)提出对核心社员有效激励机制的建立是促进合作社整体利益极其重要的方面。

从合作社的发展实践和国内的研究成果来看，建立有效的合作社企业家才能激励机制已经成为新合作社法颁布以来的不可回避的问题。而理论界的研究，仅限于少量的宏观和规范分析，还没有从合作社制度建设的角度有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法，因此本文将从合作社的经典制度入手，在合作社制度和新合作社法的框架下提出关于建立有效的合作社激励机制的一些思路和看法。

二、合作社企业家激励机制的失灵

企业家才能的激励机制中最核心、最基本的制度是使企业家享有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遗憾的是，单从合作社的基本原则来看，合作社中涉及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制度限制了对企业家才能的合理定价。

1.合作社的分配制度制约企业家拥有剩余索取权。

合作社实行“以按交易量利润返还为主”“以按资本分配为辅”的分配制度。“按交易量利润返还为主”虽然保证了合作社的公平性，但是却无法让合作社带头人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当然，如果合作社中的企业家本身为占有较大交易份额的农业大户，那么他们理所应当获得合作社剩余，但对于投入较多资本的合作社企业家，他们所承担的风险与所得到的收益是不对等的。限制企业家才能作为资本去分配利润意味着企业家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多少并不能获得相应的回报，从而使企业家失去了发挥其管理才能的动力，因此会出现“谁来监督监督者”的监督困境。

2.合作社的民主管理制度限制了企业家享有剩余控制权。

合作社实行的“一人一票”为主、“一人多票”为辅的民主制度。对于合作社企业家而言，当他们具有采取积极行动，深入介入合作社的经营活动的动机时，“一人一票”制度限制了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运行，或者说他们对合作社应有相当的控制力，但却陷入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境地。另外,“一人一票”制度会使普通社员产生搭便车现象。每个人都希望别人付出全部成本，而且不管他自己是否分担了成本，一般总能得到提供的利益。”由此,“搭便车”就不可避免。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企业家才能定价的角度来讲，合作社基本制度中的“一人一票”以及“按交易额分配”并不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反而增加了合作社在运行中内部的交易成本。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完全否定了合作社的存在的合理性。合作社自诞生以来，就担负着实现公平和效益的双重任务。合作社致力于使弱势群体通过联合以互助的方式而摆脱经济和社会困境。既然合作社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实现了公平，必定会为此付出一定的成本，从而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三、重构合作社的企业家激励机制

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单从合作社的基本制度来看，试图在合作社中建立有效的企业家才能激励机制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题目。但可喜的是，合作社制度在企业家定价机制上的局限性并不是绝对的。尽管不可能在合作社中建立像股份制公司那样成熟的企业家才能定价机制，但是农村专业合作社法以及合作社的制度的演进过程都在剩余索取权以及剩余控制权的配置上逐步放宽了限制。更重要的是在现实中，合作社组成具有明显的复杂性和异质性，这些都给我们提供了在合作社中建立有效的企业家激励机制的空间。下面将从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两个角度去分析如何利用现有法律和制度的规定给予合作社中的企业家才能合理的激励。

1.剩余索取权——可改善激励，但制度调整空间有限

尽管合作社与一般企业有着很大的不同, 但作为一个企业, 它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是相同的,充分发挥企业家的才能和调动成员的积极性是相同的。合作社的整体效益与企业家等核心社员的工作努力程度和工作水平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或者说成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赋予合作社带头人一定的合作社剩余索取权可以使他们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当然，企业家剩余索取权必须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限定范围内。合作社法规定:合作社盈余60%以上需按社员的交易额返还;按出资额和公积金额返还的不得高于40%。生产社员股金> 50%。在核心社员中,生产大户的利益通过按交易额返还途径已经得到较好的体现。合作社带头人可参与分配剩余比例的高低取决于:第一,按出资额和公积金额分配合作社盈余的比例;第二,他们所持合作社股份的比例。我们用公式表示如下:

合作社企业家可分得的合作社盈余= 合作社盈余×按出资额和公积金额分配合作社盈余的比例×他们所持合作社股份的比例

从上述公式可以看出,为了让剩余索取权能够有效地调动核心社员的经营潜能,在法律的限定范围内,应保证上述两个比例在一定的水平上。如果比例过低,剩余索取权对核心社员的经营积极性调动效果就会不明显,从而影响合作社的整体剩余水平。

2.剩余控制权——制度创新空间巨大

从以上分析看出，在合作社中，企业家剩余索取权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单有剩余索取权的激励机制作用效果必然不尽如人意。在合作社活动中，还有很重要的一样东西，那就是剩余控制权。剩余控制权既是一种权力，又可以转化为企业家投资决策的一种回报(周其仁1997）。剩余控制权激励机制的关键在于让合作社企业家拥有稳定的、长期的剩余控制权。目前的合作社剩余控制权配置现状距离这个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

(1)大部分的合作社带头人可以取得合作社的经营控制权。

尽管以“一人一票”为主的民主管理方式表面上看限制了合作社的企业家取得剩余控制权，但实际中，我们看到在大多数的合作社中，核心社员完全可以掌握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权。当社员成为合作社的股东时，剩余控制权可以派生出两个子控制权：一是社员在合作社的管理者选择方面的最终控制权；二是管理层一旦被任命就具有合作社经营方面的控制权——经营控制权。在缺乏外部企业家市场的情况下，社员只能在合作社内部选择管理者。由于普通社员出资分散和个体出自单薄，多数将与出资相联系的剩余控制权(投票、异议和退出)留给自己，将于经营相联系的剩余控制权委托给合作社中的企业家团队。因此，“一人一票”制度所支配的剩余控制权仅限于社员的选择控制权，但这种剩余控制权的影响相对而言是有限的。

(2)存在依托的合作社中，企业家所掌握的剩余控制权不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

虽然合作社的带头人可以控制合作社的经营控制权，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他们得到长期、稳定的控制权。就目前我国专业合作社而言，很大比例的农村合作社都是依托于外部力量创建，包括依托于供销社、农业部分、企业或者完全由政府组建。这一点在许多依赖政府扶持、引导建立起来的合作社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些合作社中,行政的力量在起支配作用，合作社的领导人或为在政府干预下选出的农村社区的“精英”人物或直接为涉农部门或者农村基层组织的负责人。这就导致这些带头人无法决定自己的去留，即无法掌握合作社的长期控制权。而对于剩余控制权，它的激励机制强调的是你现在干得好，那么下一步你就会干得更好,就是让企业家意识到,做了好的决策,将来的地盘会更大。很明显,若剩余控制权不是长期、稳定的,其激励作用就難以发挥。

现在的问题关键就转化成为如何使合作社中企业家长期、稳定地掌握合作社的剩余控制权。从问题出现的外部因素以及控制权本身固有的不稳定性来分析，谨提以下两点建议：

①合作社的人事制度要坚持“政合分开”。面对激励的市场竞争,农业合作社的发展离不开资金和技术的支持,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很多依托于外部力量的合作社存在的现象。不可否认,在我国,政府的支持对于合作社的健康发展而言是必要和迫切的。但这并不要求政府在组建合作社是要大包大揽,“面面俱到”:政策、技术、资金的扶持以及行业指导、监管的力度要进一步完善加强，但是对于合作社的人事制度尤其是与核心剩余控制权密切相关的合作社领导层的任命权一定要慎之又慎。尤其要打破官企一体的制度，建立合作社企业家的市场形成机制，让市场去选择真正优秀的企业家，避免行政力量对于合作社中企业家去留的干预。

②探索控制权资本化的出路。理论界认为，实现控制权最有效的办法是将控制权资本化（虽然对于控制权是否可以资本化还存在一定的争议）。资本化就是将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分开，以索取权替换控制权，做得好的合作社带头人可以得到一部分剩余索取权,等到他们不做或者没有能力继续作决策的时候,可以享受,比如可以用分配给核心社员锁定交易权的股权,核心社员在任期间不得交易,这样就会大大强化对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激励。但是，考虑到合作社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双重职能以及合作社制度和法律的限制，目前看来，控制权资本化直接实施还具有一定的困难，制度变迁的具体形式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但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要实现所谓的控制权资本化，首先要做的是：在“一人一票制”的基础上从法律层面上承认核心社员对于经营控制权的掌握。

四、结论

合作社自诞生以来，就担负着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双重任务。既然合作社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实现了公平，必定会为此付出一定的成本，从而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从企业家才能定价的角度来讲，合作社基本制度中的“一人一票”以及“按交易量利润返还为主”并不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反而增加了合作社运行中的内部交易成本。

在目前合作社制度和新合作社法的框架下探寻有效的企业家激励机制可以从剩余控制权配置和剩余索取权配置两个角度入手。就剩余索取权而言，由于法律明确规定了合作社剩余分配中所占的比例，所以赋予合作社企业家剩余索取权的激励机制虽然可行，但是其激励效果毕竟是有限的。

然而,就剩余控制权而言，我们在政策以及法规建设上却可以大做文章。虽然目前国内合作社的带头人实际上可以掌握合作社的经营控制权,但由于行政干预等外部因素,这种控制权并不是长期、稳定的。解决问题的思路有两个:一是消除外界力量尤其是行政力量对于合作社领导层任免的干预;二是探索控制权资本化的道路，虽然这是一个可以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但是直接实施还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其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在“一人一票制”的基础上从法律层面上承认核心社员对于经营控制权的掌握。

参考文献:

[1]周其仁:真实世界的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邹东涛:关于企业家建设队伍的思考[J].中国人才,1999(08)

[3]国鲁来:合作社制度及专业协会实践的制度经济学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1(04)

[4]黄祖辉徐旭初:基于能力和关系的合作治理[J].浙江社会科学,2006(01)

[5]周文根:合作社的基本原则及有关的几个问题[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7(07)

[6]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7]张维迎: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8]国鲁来:合作社制度及专业协会实践的制度经济学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1(04)

[9]林坚黄胜忠:成员异质性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所有权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7(10)

作者：田晓晖

农村合作制度经济学分析论文篇3：

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管理问题分析

摘要：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促进农业转型的重要组织形式，由于其特殊的人才结构、组织文化等因素，经营效率的进一步提升受制于产权激励、品牌经营、人才竞争、组织文化等方面的问题，本文在对以上问题的分析基础上指出了相应的改善建议。

关键词：产权激励；品牌；人才竞争；组织文化

我国农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需要具有市场开拓意识、组织经营能力的人才支持，当前农村生产大户、营销大户为代表的农村经济精英是领导合作社发展的主要力量，在合作社发展中扮演着主要角色，但是农村经济精英是在农业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下、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经营决策，执行的是家庭利益为核心的行动逻辑（贺雪峰，2008）。因此由多个具有独立利益的农户家庭构成的合作经济组织，在人员管理、资产经营、市场开拓等方面的能力要求还有很大差距，面临着新的能力考验和决策转型。

一、产权激励

社员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禀赋差异而呈现异质性，体现在出资结构中少数出资大户与多数一般农户并存，甚至一两家出资额占去了出资总额的90%以上。合作社与所有者企业性质不同在于“股份公司的目的就是为股东的资本增值服务，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而合作社则是为以小生产者为主体的成员的营利服务，为成员服务是合作社的目标，在组织内部，合作社不赚取其交易对象、服务对象——成员的钱”（苑鹏，2007）。既然出资额多少并不能直接获取不同的报酬，那么比其他社员多出资的动机是什么？一个可能原因是回报社会、先富带后富的奉献精神驱动，具有这种奉献精神的农业大户真正是为乡亲着想谋求利益，解决农民“真穷”的问题。关键问题是奉献能够可持续下去吗？如果奉献者由于年龄问题而不能参与经营会不会还有新的奉献者可替代呢？奉献者的巨大付出如果得不到社员认同会不会坚持下去？所以说具有奉献精神的企业家人才是稀缺的（国鲁来，2006），也是宝贵的，从长期来看，我们不能寄望于某个人的先知先觉、奉献精神作为合作社的长期发展的支柱，必须以制度来保障合作社的健康运行，给予合作社经营人才合适的产权上的制度激励。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国际合作社的原则作了一定的修正，针对我国农村生产要素供给不足的现实，在控制权、收益权等方面鼓励资本投入，如扩大合作社按股分红的比例，最高可以达到40%等。为进一步明晰界定合作社产权，第五章第三十五条规定；合作社“每年提取的公积金按照章程规定量化为每个成员的份额”；第三十六条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为每个成员设立成员账户”，成员退社时合作社应“退还记载在该成员账户内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因产权制度模糊而导致的“搭便车”问题。

尽管合作社法激励资本投入倾向很明确，但还是坚持“资本报酬有限”的、以劳动联合为主的产权制度，鼓励社员惠顾合作社，体现出合作社与所有者企业的重要区别。一个法律缺陷便是合作社经营人力资本的报酬如何确定？合作社法赋予了合作社章程，也就是由社员大会表决。事实中，合作社经营管理人员领取的工资多是固定工资，相当于一个“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很少有合作社把经营管理人员的人力资本报酬与合作社经营绩效挂钩制定“期权报酬”，与所有者企业相比缺乏人力资本投入的激励。委托——代理理论表明，作为合作社委托管理的经营者，如果不能获取满意的报酬，必然产生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合作社监督机制不完善的条件下，很容易产生内部人控制问题。浙江省、江苏省合作社的产权结构股份化倾向已经反应了这一现实。

二、品牌经营

与投资者所有企业不同，合作社主要目标是为成员按照成本提供服务，同时从市场经营中盈利，包括主要经营社员与合作社交易的农产品，过去强调市场盈利则有可能改变合作社这一原则。从合作社的实际运作情况看，绝大多数合作社通常经营产品结构比较单一，成员风险回避特征较为明显。这种行为弱化了合作社通过扩展它的产品范围来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能力，并强化了原有产品的营销计划，这就容易导致合作社经营的封闭性、甚至是僵化性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尤其是我国农产品的买方市场特征越来越明显，合作社原来的益贫性、单一经营产品等特征逐渐改变，市场导向性经营被越来越多的合作社所采纳。反过来说，合作社的快速发展与“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直接相关，是农民适应市场经济的变迁需要。组织交易比分散的家庭在市场交易中能够节省交易成本、改善价格谈判中的弱势地位，体现出合作社制度变迁的诱导型特征；农民通过人才、资金、技术等多种生产要素的合作引进新品种、应用新技术、共同拓展产品市场、延伸产业链获取更多环节的增加值等等方面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进一步展现出合作社制度安排的绩效。合作社在解决了农民“卖难”问题之后，随着而来的是农民“增收”的利益诉求新问题，必须通过品牌经营增加产品价值进而改进产品价格。与家庭经营的状态依赖个人信誉不同，合作社的市场竞争力依赖于组织声誉，而合作社产品品牌是组织声誉的载体，构成合作社无形资产的重要部分，在市场竞争中反应着组织的“信用”，吸引着消费者的支付意愿。

因此，从农业大户转变角色，经营管理好组织的无形资产是合作社经营人才必须思考的问题。但“品牌”属于公共品，为所有社员共同拥有，而且“品牌”的内涵——组织声誉具有建设难、破损易的特征，必须从产品质量保证、产品特色塑造、市场营销管理等多方面、多种要素的投入，合作社经营人才的人力资本作用越来越凸显，有效激励他们“投入公共品”为社员共享的努力确实有一定难度，更何况“品牌经营”是一个新课题，在多个环节中任何一个出现了问题都是致命的，投入多、风险大、失败概率也大，选择少冒险也是很正常的，但在目前市场经济竞争中，“不冒险也许就是最大的风险”并不为过。从广东省合作社来看，2011年拥有自身品牌的仅有3.3%，能够走出“品牌经营”关口的合作社其组织绩效往往比没有品牌的合作社显著。

三、人才竞争

组织绩效来源于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内部治理成本不断降低，最终要依靠人才竞争促进组织制度创新及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创新。但是合作社根植于人才稀缺的农村，技能、市场信息等要素匮乏，少数大户拥有较多的人力资本、资金、技能、市场信息等要素，在合作社中属于核心成员；农村社会的亲缘、血缘等特殊人际关系维护着农村的社会管理秩序，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基于能力和技术的人才竞争机制并不一致，制约着核心社员之间的竞争程度，使组织管理处于“经验管理”的状态，与所有者企业的职业经理竞聘机制相差甚远。可以说，竞争既带来经营管理的压力，也是组织创新的源头，任何组织都需要创造一个能者上、弱者下的竞争氛围，否则将可能陷入僵滞的运行状态。国外合作社推行职业经理聘任制度正是基于提升组织绩效的目标，突破组织内人才竞争不足的状态。虽然国内个别合作社借鉴国外的经验试行人才竞聘，但绝大多数合作社仍然是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控制着合作社的经营决策，一个原因便是内部人才十分稀缺，竞争机制没有形成，高度依赖某个核心社员的管理，长而久之演变为个人控制的家族企业性质的经济组织，民主管理沦落为表面形式，对于普通社员的吸引力和凝聚力逐渐下降。因此，推动合作社建立开放的、有效的人才竞争机制对于提升合作社的经营效率、社员凝聚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四、组织文化冲突

合作社是一种正式制度安排，长期运行方式积累沉淀在组织之中形成组织文化，发挥着内在的约束和激励作用，为社员的行为选择提供一种价值导向。问题在于合作社根植于农村社会，而农村的习俗、惯例等农村传统文化深刻地影响着农民的思维及行为方式，不管是隐性的影响还是显性的影响，起着规范作用。因此，问题就是农民加入合作社之后，当合作社正式制度安排与农村传统文化规范发生冲突时，社员如何选择遵守哪一种规则？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在农村这个相对狭小、封闭的社会圈子中，基于血缘、亲缘、地缘等联系的社会规范对于农民行为的影响是深远的、潜移默化的。虽然近年来有研究指出，受市场经济的冲击，这种传统规范的约束力有逐渐淡化趋势，但从深处和长远来说，彻底的淡化还需要长期的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农民意识的转变。诺斯指出，文化的变迁往往滞后于正式制度的变迁，对于正式制度的实施效率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必须使引入的正式规则与长期的非正式规则兼容，否则正式规则难以发挥效用。

合作社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契约，要求社员遵守契约规定，任何人违反了这个规定都必须承担违约责任。契约精神不同于人情，是一种无情的合同约束，其基础是合作社法律及其章程，而人情则是柔性的约束，人情关系左右着行为，往往具有“差序格局”的区别，显然与合作社制度的契约性质差异很大。吴敬琏曾指出，农民是缺少“法”的概念群体，习惯于“情”所主导的秩序，由此来看，合作社的组织文化与农村社会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徐旭初（2008）通过分析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的现状，认为当前合作社是基于能力和关系的治理结构，“关系”在合作社管理者选举投票中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具体可以这样简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生和发展，从一开始就具有这种基于关系信任的非正式制度背景。农民们选定某一组织形式（治理结构），他们主要考虑的就是通过这个组织如何能实现他们的切身利益，熟人社会中的亲缘、地缘等关系在组织内部治理过程中充当着 “润滑剂”，能够促进相互间的合作、信任，从而降低内部协调成本。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育成长和内部治理过程，势必带有某些熟人社会关系特征，同时呈现出了一种熟人社会关系和正式组织规则交互作用的、新型成员关系。

这种以关系为基础的“特殊信任”是农民走向合作时最基本的行为逻辑，但也制约着了合作的社员范围和交易规模，制约了组织向更大规模及地域空间拓展。合作社的健康发展需要以契约、产权等现代制度为基础的“普遍信任”来规范行为，而不是以亲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个人信用”来维系（赵泉民，2009）。

由此可知，寻找传统文化与合作社文化之间的均衡点是解决文化冲突的必要路径，并且能够发挥两种文化的长处，减少内在的文化摩擦。建议借鉴企业文化理论，构建一种能够促进社员间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共享信息、增进信任的学习型合作社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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