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哲学

2024-04-16

法哲学（通用6篇）

篇1：法哲学

关于法哲学逻辑起点，从目前来看，古今中外的法学家、哲学家们都有所探究，但不同的人，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所站的角度不同，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

人作为一个类群，不同于其他动物群类的最关键一点就在于人有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能力。

因此笔者所认为的法哲学应该是以对人与法的关系的研究贯穿于整个法哲学体系的始终，法哲学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促进人的自我完善。

由此推出法哲学的逻辑起点应当是法需要。

所以本文试图以法需要作为法哲学的逻辑起点来进行探析。

一、需要与法需要

从价值层面来看，法哲学是人学，法哲学离不开人，它关注人的生存命运，追求人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

从某种程度上说，一提到价值这一概念，就内涵着“需要”这一意义，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出于某种需要。

能否满足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类的需要，是衡量一切事物和行为是否具有价值及多大价值的根本标志。

如果以“需要”作为法哲学的逻辑起点，可能会带来一个困难的问题：许多其他的学科，例如经济学、伦理学、教育学等等，都与人的需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那么，是否一切关于人的学科都是以人的需要作为逻辑起点的呢?或者说，将人的需要作为法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否会导致法哲学研究的泛化呢?笔者认为，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这里我们必须对人的“需要”进行法哲学上的定位，否则，法哲学的研究就真有可能与经济学、教育学、伦理学等的研究难以区分了。

基于以上的担忧，笔者试图从法律价值层面来探析法哲学，那么就离不开“法律需要”(或者说“法需要”)这一概念，回避法律需要就不能对作为人的活动重要方面之一――法的形成和发展、法律行为、法律关系等与法相关的问题进行把握。

因此，在研究法哲学时，笔者试图把人的法律需要作为其逻辑起点进行探索。

人的`法律需要是一个重要的学术价值范畴和问题，它是法哲学体系中最为重要且最基本的概念，可以说是整个法哲学体系的起点。

法律需要是法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这是从终极意义上而言的，也就是说，法哲学研究的出发点是人的法律需要，其归宿也是人的法律需要，借用黑格尔的话而言，是一种围绕人而由起点到终点之间的一种循环运动。

二、法需要符合逻辑起点的特征

第一，法需要是法哲学体系得以展开的起始范畴。

笔者认为，不论是权利义务、法律行为，还是利益、占有，这样一些法哲学范畴的产生最终是源自于法需要这一起始范畴的。

有学者认为法律需要最初基本上是粗线条式的实体性要求，甚至是模糊的法律公正观念，即感觉到这件事情需要由法律来管管。

在由个体法律需要向群体法律需要、社会共同法律需要的转换过程中会逐步把法律需要转换为一系列的程序、权利、义务等形式表现的法律诉求，诸如商业交往规则、婚俗规则等。

同时，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需要，决定着人们所追求的利益，而人们心目中追求的利益，又决定着人们的意向，支配着人们的行动。

人们的行为总是一定利益的驱动。

换句话说，法律上所说的利益主要是以权利要求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只有被法律反映了的、规定了的利益，才属于法律利益的范围，才是由法律所调整的对象，权利由利益而来，以利益为基础;而利益又是通过权利表现出来的，以权利、义务为其表现形式和手段，利益和权利又是同权力有关的，尤其是法律上的权益更是这样。

可见，从原初出发点分析，人的法律需要是人形成法律关系的动因，同时又是人的利益的基础，是人进行法律行为的动机，直接的社会权利和义务不过是社会法律需要的外化形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人的法律需要是法哲学体系的起始范畴，是法哲学的逻辑起点。

第二，法需要是抽象的规定。

法需要之所以是抽象的规定体现在，一般说来，当人处于某种匮乏状态时，就会产生需要，需要反映到主观自觉意识，通过头脑被意识到，就引起追求和获取能满足需要的对象的意识，由此产生了欲望;当人产生了某种欲望而又未得以满足时，心理上就会产生不安和紧张情绪。

这种心理紧张就会引起个体的内在驱动力，促使个体选择和寻找满足这种需要的目标，一旦目标找到了，需要就转化为动机，转化为实现积极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驱动力的活动动机，动机是需要所引起的达到适当目的的行动意向;动机又推动人们进行满足需要的活动，以达到目标。

我们可以看出，需要不同于欲望、动机，它是最初的、直接的和最简单的规定，法需要作为需要的一种同理如此，法需要总是基于一定生活现状而产生的需要，总是对一定对象的需要，它是人们对秩序的需要，对制度的需要，对一定的行为规范的需要，以及论证这些制度和规范的合理性的理论的需要。

法需要的产生和存在正是意味着对社会秩序当前的调整措施的不满和否定，意味着超越现状的一种冲动或意向，由此形成了法律行为的动机，发动了一定的法律行动。

因此，法需要也是抽象的，“纯有的”、“全空的”，不包含欲望、动机等内涵。

第三，法需要既是起点，又是终点，它们是辩证统一的。

需要既是人类历史的起点，又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始终，既无法排除，也无法摆脱，是人的基本属性。

同理，法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基于人对法律的需要。

一方面产生于人们的法律需要，另一方面最终也为了满足人们的法律需要。

法律是人类在生产和生活的实际过程中，为了满足个体与群体生存和繁衍的需要，协调相互关系，实现社会稳定与和谐，求得共同发展的需要，以及人们自我肯定、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需要，在个人欲望的满足和社会和谐之间确立一种平衡机制。

可以说，人的法律需要，正是法律的最深层的根源。

不断发展着满足着的法律需要，又促使人们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去认识、对待、调整和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达到起点和终点的辩证统一。

三、法的产生、存在、发展与法需要

一方面，从静态的角度进行分析，法律需要符合逻辑起点的本质内涵，其本身可作为法哲学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我们从动态的角度来看，法的起源、存在和发展与法律需要间的关系。

首先，从法的起源来看，恩格斯曾说：“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的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1]

从这段著名的论述中，我们可领悟到法律需要是社会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法律的需要不是从来就有的，法律这样一种特殊工具本身也不是从来就有的，人类社会从一开始就有规则，有关于正当的朴素观念，原始的习惯在原始人特有的信念的支撑下顺利地运行，它依靠个体自觉地服从和舆论的制约下得以实现。

但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剩余劳动产品出现以及由此引发的利益分化和冲突，致使和谐被打破。

正像黑格尔认为的一样，在市民社会中，劳动创造的财产在人与人之间是多寡不均的，这就可能使某些人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侵犯别人的财产所有权，就会有违背相互交换劳动成果的契约等现象出现。

对别人所有权的侵害和对契约的违背，因此，就有必要制定法律对人的财产所有权、契约等给予保护。

也就随之产生了对法律的需要和渴求，希望法律来调整这种被破坏的秩序，最终才制造出了法律这种特殊的规则。

其次，从法的发展来看，法是人之意识自觉的一种显示，人之意识自觉是日新、日日新的智慧现象，因此，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人类的智慧觉悟告诉人类，必须改变观念，改变规则方能生存下去，方能显示真实的时候，法律就应当变革。

从而也可以说，它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法律需要，因而会产生新的法律规定。

法律需要经过层层的丰富、完善、蜕变、扬弃，经过不同主体的多重选择和衡量，最终转变为法律，完成了从需要到满足(即形成立法)的一个循环。

从法律的形成到人们利用法律来达到自己目的，这又是一个需要到满足的新的循环。

接下来，新的法律实践又产生了新的法律需要，这便又开始从法律需要到立法的一个新的循环。

在还需要有法律的社会中，这个循环是无穷尽的。

需要不断产生，法也会不断向前发展，不断得以完善。

再次，从法的形式来看，法律规则是人的创造物，法及其形式渊源即法律(成文的、不成文的)本身就是人的一种需要，正是借助于法律，人类许多更高层次、更广泛的需要才得以现实化。

法律需要最初基本上都是粗线条的实体性要求，甚至是模糊的法律公正观念，在由个体法律需要向群体法律需要、社会共同法律需要的转换过程中，人们对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规则体系的追求和期待，在国家介入之前，在某些领域可能已经将法律需要具体化为技术性的规则了，只须由国家予以确认，这些法律需要即转变为法律。

人们希望借助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体系上完整、逻辑上严谨的规则来规范自己的生活，相对于无规则、无秩序的混乱而言，有规则的生活是更好的;相对于一般性的规则调整所可能带来的软弱无力、更新迟缓等缺陷而言，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保障实现的规则治理，又有其优势，有其不可替代的功用。

法律规则之所以存在，其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关系的发展中逐步产生的对法律的需要。

这种需要使法律成为该社会关系的内在规定性，即如果没有法律的参与，该社会关系就不能得到进一步的扩展和完善[2] 。

综上所述，本文对法哲学逻辑起点进行新的探析，把法哲学的逻辑起点试着确定为“法需要”，并无对前辈思想进行指责之意，而是因为学术领域应当是开放的，思想应当是多元的，需要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加上法哲学这门学科的独特性，它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具有和哲学一样的特点，即超验性以及人类理性的有限性。

因此，我们不可能对此问题最终性地解决，而只能是试图以自己的角度提出一种解决方式。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1.

[2] 叶传星.论人的法律需要[J].法制与社会发展,,(1).

篇2：法哲学

摘要：何为法哲学的逻辑起点，这个问题一直以来都是非常有争议的论题，没有一个令整个法哲学界公认的定论，所以从新的角度、新的视角对它们进行探索是有必要的。

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论证法哲学的逻辑起点可以试着把它确定为法需要。

篇3：儒、法哲学化法制的现实意义

一、法家思想优劣之初探

(一) 法家思想之适时性

春秋以降, 在中国传统社会之中论及最少而又行之最多者, 依笔者浅见则为法家思想而已然矣。概其原因不外乎儒家思想正统之教化与法家思想经典理论的格格不入, 当然, 儒、法两家的争斗并不仅限于当时当世, 虽有《韩非子》“五蠹篇”以证其论战之激烈, 然今世所谓之儒、法之争亦不过后世对儒、法两家思想变革之后的冲突而已。详而论之, 法家的政治、哲学思想来源于国家大一统观念的贯彻, 自《商君书》明言“定分”、“君臣”之内容就可知之详略, 由此而然, 当法家政治思想向着强化中央集权方向发展时, 其所倡导的社会治理方式也就必然的向着社会控制理论的方向大步迈进, “规范”的重要程度自然也就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学说。遂以《商君书》“定分”篇论, “法令以当时立之者”是言法度应以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决定之, 而非儒家所倡导的遵循旧礼、依据古制, 这在当时是确然先进的法治思想, 且于后世法制构建之应循之法矣, 另, 该篇中的“公开法”思想则顺应了当时各国法典公开化之大趋势;于此则对春秋时期法典公布活动浅作笔墨, 于前已论, 春秋时期当然不能作为古代中国法制之源头, 然确是法典公开化的初始阶段, 如陈顾远先生、沈家本先生、杨鸿烈先生等诸位先贤已对此有较为详实之考证, 无论各家见解之差异如何, 凡所谓法典公开化则除却郑国子产之刑书、晋国赵盾、赵鞅之刑书、邢鼎之外而鲜有论及其他者, 概可知当时法典公布化活动已为今人所共识, 而商鞅之变法、公布法活动亦传之于李悝并承此一大趋势之必然而已。商鞅于《商君书》中具体论及国家公布法活动的益处时谈到“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无私”, 当然此句为“上问政于鞅”, 然亦可概然为商鞅制法之目的, 可见, 商鞅的法家思想已然由道家、儒家的遵古循法、使民畏法向顺时而法、教民循法的方向转变, 且于今日看来, 此一主张亦为后世应循之法。

(二) 法家思想之客观性

法家思想的第二位集大成者当除韩非莫属, 韩非出身韩国贵族, 而身处之时代则为韩国衰微、国家变乱之时, 法家的法、术、势理论无一不为富国强兵之策, 因而韩非选择法家作为自身治世之道亦可为后人理解一二;韩非的思想可谓法家思想之集合, 《韩非子》一书便是其政治、哲学思想之集中体现, 以“主道”篇而言, 文中介绍了守始而治端末、清静无为的观点, 在后人看来, “无为而治”是道家的典型理论, 但韩非集百家之所长, 以无为之性情观察情势而后可知、可治的观点亦是其长处所在;另, “君不以其所好而论功赏过罚”亦是中国古代法治“客观性”的集中体现。

于此则更重点介绍之篇目当属“韩非子”有度篇, 在此篇章中韩非子以较为集中之笔墨论述了法家思想的核心, 即———“依法治世”的观点。“有度”简而言之则可表述为凡事以所定之“度”量行裁决, 是所谓“无可成之于外、无可治之于内”, 又言之曰“法不阿贵”, 即法律面前无论身份而从一适用的法律原则, 这在当时的中国发展阶段, 乃至世界范围内亦是极为科学与先进的;在“有度”篇中笔者更明确读到了“依法治国”之主张, 虽后有来者言之不过为封建法统治下之虚幻理想抑或不过为封建法制之言语说辞, 所谓“法治”与今日之含义非可同论, 然就笔者看来所谓法治, 当然之含义必有其三:一者, 国之根本制度确之于法;其二, 凡所规范, 上则置于官僚亲贵、下则严于黎民百姓必依成法, 而无偏狭;其三, 所依之成法必通行于天下, 而传之于四方;唯此, 则可谓一国一域依其所立之法而治于太平。商鞅、韩非所铭之“依法而治”以笔者浅闻尽和前要之旨, 概而言之可为其下, 首先, 商鞅所变之法始于孝公, 虽而因变法之祸至于身死, 然不过为权贵、宗室集团缘于利益得失报之于私怨而已, 由商君所立之秦法则传之于后世, 并为秦帝国之建立奠定基础, 所谓“上至君王、宗室, 下辖乡野黎庶无不遵奉和应, 更有拜奉……”;至于韩非所倡之法家思想虽非由其本人推行创立, 而如张仪、李斯诸等秦相亦早已行之于国, 并传至于汉;秦国大政之便更由商君之法更换谪替———“奖耕战、废世卿、行坐罪、强集权……”, “自商君而后世秦政皆从其理”。其次, 商君、韩非之法首倡要意则为“天下无有法不可制”, 商鞅于立法之初则治秦公子虔、太傅公孙贾于犯, 并予劓、黥之刑, 足见其执法之严, 而以中国古代王权至上之时应此严法者尚不知有出其右者矣;盖有秦一世, 官吏所擎之法必也严于来者, 如非, 则以秦法之密而民行之, 毕业难也。

(三) 法家思想峻法之变

有秦一世, 自商君而至始皇帝合一天下并行秦法, 历三百余年而平稳无改, 所治关中之地亦为有序, 更由其法度之行而强国胜兵, 是以可见秦法之效绝无后世所谓“弊之端也、败亡之源”之理。汉初所立之法多承秦制, 虽有刘邦等最高统治者观秦末战祸之弊而行道家“无为”思想, 然于治国之要仍可谓“法”家思想统领其向, “严刑、峻法”之迹遍现于汉初制法之内容, 刑罚如笞、杖等虽为肉刑之属, 然则因其或然过于繁杂, 或然执法过厉, 有据而查者一课于刑并领罚处之数百余外者, 所受为众, 而致犯刑受过于死者亦更为多, 所制“肉刑”之旨不免更至变相之“大辟”。诚然, 峻法之治非国兴邦固之长久善策, 是以于汉景帝之时则尝试改其肉刑称变相大辟事实于轻法之类矣。所论轻法, 于中国古代法制之变化趋势而言则亦为后世所向, 而无改其承, 自秦兴法家之治刻为峻法至汉渐化儒法之和而至魏晋以降并至隋唐, 概而言之可论如下:以大辟之刑论之, 商、周治世尚存奴隶社会刑罚随意、混乱、残暴之实, 所论大辟之刑亦足以为众刑之首, 所治刑囚之广, 所涉刑种之多亦为后世所无以想象, 及至春秋而论战国之时, 各国大兴变法治邦之政, 为求内则安定, 外则兵强之旨各国之变法多力求严刑之外论及人情, 而此时法家之论亦并非如后世之所臆测尽行严苛之法而无论人伦;诚然, 严刑峻法为法家之立言宗旨, 然亦应予严格详究, 以至两汉渐行轻法之旨, 所存大辟之种类亦更为简化, 降至隋唐凡所存世之大辟刑罚则又多有死刑之罚处之以流刑而载于史册, 可见, 虽法家治世之理论贯穿中法国法治之始终, 然其严刑峻法之理论亦溅为后世所调整, 而渐渐与儒家学说共为中国古代治世之基本理论。

二、儒家法治思想之优劣及其现实性特征

(一) 儒家思想之传统与保守性

儒家政治思想起源于春秋时期, 其代表人物则以孔子、孟子、荀子而为先;儒家政治理论的思想渊源应归结为战乱时代人们对过去存在的“秩序”社会的崇拜与向往, 在这一点上, 儒家的思想追求就与法家思想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性, 概言之, 其一, 儒家对过往社会制度的向往必然导致其缺乏对现有政治制度的反思与改良精神, 更加缺少对现有政治制度的创新动力;其二, 春秋以上之夏、商、周各代均以圣贤之治为其基本政治治理方式, 对“人”的崇拜远大于对制度的崇拜, 诚然, “礼法社会”的认可与向往存在着对过往, 至少是对周代“礼”治制度的追求, 但, 后世不应过分强调这种“外在”的制度崇拜, 而应清楚的认识到儒家这种对礼制的追求其实质是对“圣人”所制之制度的崇拜, 向往的依旧是希望有大道之人对国家衰败的挽救, 因此, 儒家政治、哲学、法治思想都离不开对圣贤的培养与认可。

(二) 儒家思想之合理性

当然, 儒家的政治、法治思想能够贯穿中国两千余年的国家治理理论之中, 必然存在其合理性之成分:首先, 儒家思想之最大特点莫过于对“人”的尊重与重视, 其理论根源亦出自于儒家对礼制的尊崇。“尊尊”“亲亲”是西周礼制思想的核心内容, 也必然成为儒家思想的理论出发点, 并由此引申出“仁”的概念, 这样的政治理论思想更多的表现为对个人行为的引导, 无需回避的是, 儒家思想对个人思想的禁锢与限制是其固有内容, 但同时, 这种介乎于政治理论与哲学思想的学说理论体系对于完善个人的道德素养, 和平的处理社会矛盾以及架构和谐的社会关系都会起着其他学说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其二, 儒家经典理论对“德”治的推崇也为后世法治的践行与法制的完善提供了更加可行的理性化、人性化理论基础。“德”本是对一个人道德修养的评价, 其原始含义之中的能力要求并不突出, 但在儒家学说当中, 德的基本含义是治国之德, 是管理者对国家的治理能力的评价, 这样的“能力”要求, 伴随而来的就是对统治者个人修养与行为标准的规范, 而统治者个人的“德”的水平与素养就成为了其是否有资格成为一名合格管理者的评价标准, 甚至成为统治者权威合法性的评判依据, 因而, 在个人品德上统治者个人的言与行都受到儒家传统思想标准的束缚, 如后代世俗所理解的“绝对权威”其实并不存在;其三, 礼与法的关系是儒家经典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亦是儒家学说与其他理论学说的根本分歧之表现, 简而言之, 礼与法何者为国家治理的根本原则是此一问题的核心。就儒家而言, 礼与德的管理无论从其人性的出发点还是就其治理社会的最终理想效果都远优于单纯依靠“法”这种技巧性的手段所能达到的国家统治结果, 至于此种理念的认识根源则或许在于其对人性“本善”思想的坚持与观察, 既然人性本善, 那么就应该发挥人性善的方面, 尊重人的本性并加以“规范化”, 由此而来的法治实施观念就大量地包含了“以德治国”的思想内容, 自汉以降, 随着国家法治理念逐渐由法家严刑理念向儒法结合、惟儒独尊的方向发展, 儒家的这种“德”的治理方式与思想也逐渐的在国家管理层面得到重视与体现, 随之而来的表现就是国家刑法的轻刑化与民商事法律的“伦理化”。

(三) 传统哲学思想的现实性

由上可见, 法、儒之论于后世构建完善之国家治理制度均存其可行与合理之处, 亦均具有其因特定时代所限而必兼之不足与缺陷。概而论之大致包括如下, 其一, 法治独立将是后世应鉴之首者;其二、坚持以“德”治国之理论, 吸收中国古代传统国家治理方式中的人性化与理性化并存的治理方式;其三、坚持“随世定法”的精神, 根据现时现世的实际情况确定国家法制理论;其四、重视对社会个体的道德要求, 形成全方位的、全阶层的道德规范化理念。当然, 中国传统法治思想与哲学理论绝非笔者此粗浅之论而可全然, 中国传统哲学理论的优秀思想亦非短短千字而可言毕, 如道家之遵从自然之理、墨家之平等客观之论都是我中华传统优秀哲学之精华, 亦足以为后世所鉴。

摘要：中国古代法制大致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礼以治民、刑以罚罪”, 而无论是民事的礼治亦或是刑事的“法治”, 都始终贯穿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痕迹。儒家与法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在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建立过程中, 特别是封建法制的建立与完善过程中扮演着极为特殊而重要的角色。本文尝试以后来者的视角反思、借鉴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对传统法治的影响, 并着眼于未来的法制建设, 分析传统建法思想于今日之利与弊。

关键词：法的儒家化,法家思想,礼制,法治,道家

参考文献

[1]韩非.韩非子[M].北京:中华书局, 2007.

[2]老子.老子[M].北京:中华书局, 2007.

[3]商鞅.商君书[M].北京:中华书局, 2007.

[4]刘向.说苑[M].北京:中华书局, 2007.

[5]刘向.新序[M].北京:中华书局, 2007.

[6]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 2007.

[7]张晋藩.中国法制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8]张晋藩.中国古代法律传统与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7.

[9]曾宪义.中国法制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10]刘广安.中国法律思想简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篇4：法哲学何以可能

[关键词]法哲学；形而上学；合理性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09)03-0046-06

一、问题的提起：法哲学的合法化危机

在西方，法哲学思想已经有着几千年发展的历史，然而直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康德和黑格尔那里它才被作为一门学科看待。从思想史上看，法哲学思想本是一种关于法的根据、本质的一种形而上学思考，这也是将其称之为法哲学的基本原因。然而随着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到来，哲学领域的反形而上学思潮也深深地影响到法哲学领域中，从而使法哲学如同哲学一样走上了实证分析和逻辑分析的时代，形而上学从法哲学中隐退了，法哲学成了一种没有哲学思想的实证、分析科学。在中国，法哲学思想也源远流长，然而其在中国作为一门学科看待却是20世纪西学东渐的结果，而且是途经日本国的转译。从我国学术界对法哲学研究的现状来看，我们现在基本上仍然是处在对西方法哲学思想的接受、消化和解读时期。

在康德、黑格尔时代，法哲学是有着明确研究对象和历史使命的一门学说，然而在实证哲学和分析哲学时代，法哲学失去了它自身的确定性，成了一种任人捏合的面团：确定的研究对象没有了，思想目标也失去了确定性。给人的感觉是：它什么都是，它是社会学?历史学?逻辑学?似乎又什么都不是。总之，法哲学在现代社会失去了它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人们普遍怀疑，是否存在一种独立的法哲学学科。许多人将法哲学等同于法理学，认为二者根本就是一回事。这实际上就是取消了法哲学存在的资格。尽管也有人坚持存在一种法哲学，然而迄今并没有人搞清楚到底什么样的内容才属于法哲学。为了，比解这种窘况，一些持存在法哲学观点的人便歪招迭出，竟荒唐到称有什么“哲学家的法哲学”和“专业法学家的法哲学”之别，思辨的法哲学(法理学)和实证的法哲学(法理学)之别、以及“作为哲学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法哲学与作为法理学学科体系的最高理论层面的‘法哲学”之别。尽管这些观点不值一驳，它所提出的问题却值得认真思考。它所提出的问题分为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第一，到底存不存在法哲学；第二，法哲学为什么能够存在；第三，法哲学怎样才能够存在。这三个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法哲学是何以可能的。显然，这一问题是关乎法哲学存在合理性的根本问题。本文正是对这一问题的一种解答。

本文之所以探讨这一问题还基于另一重要原因，即近十几年来我国法学界尽管对法哲学的性质及其与法理学的关系等讨论得非常热烈，但从讨论的过程看整个学术界似乎没有对上述问题形成一个大体一致的看法，而是各执一词，往往多是一些偏谬之词，又缺乏全面而深刻的理论阐述。在这方面国内的状况如同国外一样混乱而没有章法。因此，为了使这方面的研究更加深入，并为以后的研究奠定坚实的逻辑基础，就极有必要系统地研究—下“法哲学何以可能”这一关乎法哲学存在合理陛的重大问题。

我们认为，法哲学存在的合理性问题迄今远没有得到解决，本文试图对此做出一些努力。本文试图通过解答“法哲学何以可能”这一问题来阐明法哲学存在的合理胜，并在此基础上阐明法哲学的本质及其相关问题。

我们声明：我们所探讨的法哲学，其性质与我们是哲学家还是法学家并无必然的本质联系，它终究是法哲学，既如此，它在哲学家的眼里与在法学家的眼里就应是同一个内容而不应有也不可能有本质的区别。

二、法哲学存在的合理性问题

记得邓正来先生在埃德加·博登海默的名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的中译本序言中说过，我们这个民族和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一个我们自己的法哲学。是的，我们中华民族的法制建设已初具规模，我们的法治进程也有了相当的进展，然而，这种法制建设和法治进程并非是建立在国人对依法治国的必要性深刻而充分的理性认识基础上的，因此这种建设和进程便不免有些脆弱。为了巩固、完善和发展这种建设和进程，就极有必要从理论上为其合理性做出充分的说明，以便使国人充分而深刻地意识到这种建设和进程的必要性，并积极地投身于这种建设和进程，而这正是所谓的法哲学的任务，我们这个民族和我们这个时代迫切需要我们自己的法哲学。其实，国内法学界早已意识到这一点，近10年来国内颇丰的法哲学研究成果就是明证。然而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这些研究与真正的法哲学似乎关联不大。材料显示：这些研究还根本没有弄清楚什么是法哲学!当然，这种状况也与西方法哲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有很大关系。关于法哲学的性质问题西方法哲学界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观点纷呈，莫衷一是。现代西方的法哲学更是一片混乱，关于法律的各种一般思潮都可以列在法哲学名下。英国法学家哈里斯针对这种状况指出：“法理学(即法哲学一引者注)是个大口袋，各种法的一般思想都可以往里放”，即是说法理学或法哲学是一种什么都是的东西。西方尚且如此，作为初学西方且研究刚刚起步的我国法哲学呈现如此现状便不足为怪了。

总之，无论是现代西方法哲学还是目前我们国内的法哲学均一概失去了标准，成了一种没有法哲学的“法哲学”。在法哲学的研究中却没有法哲学了，这就是法哲学界研究的可怕现状。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真正的法哲学哪里去了?难道法哲学是本不应该存在的东西吗?这实际上已经向法哲学存在的合理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果法哲学没有存在的合理性，那它就是本不应该存在的东西；但如果其仍有存在的合理性，那么，它就仍然拥有自己的存在权利。显然，这是关系到法哲学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这个关乎到法哲学存在的合理性问题，也就是“法哲学何以可能”的问题。“法哲学何以可能”问题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法哲学能否存在的问题，其次是法哲学怎样存在的问题。前者解决的是法哲学为什么可能的问题，它回答的是法哲学存在的依据即必要性问题；后者解决的是法哲学怎样可能的问题，它回答的是法哲学存在的途径即现实性问题。显然，第一个问题是必须首先要解决的，我们只要能够找到法哲学存在的依据，也就解答了法哲学存在的必要性问题，也就解答了“只有在解决第一个问题的前提下才能够进而解决第二个问题。而对“法哲学何以可能”问题的解答不仅既解决了法哲学存在的合理性问题，而且同时也就是我们把握了法哲学的存在本质。因为“法哲学何以可能”或法哲学存在的合理性问题所要追问和所要回答的无非是法哲学的存在根据问题，而我们知道，它的存在根据直

接决定着它的本质，甚至可以说它的根据就是它的本质。根据在事物尚未存在时是事物能够产生和存在的必要前提条件，而在事物已经存在之后根据直接就是它的本质，本质直接就是它的根据。失去本质就是失去它的根据，而失去根据也就是失去它的本质。当我们说事物因其本质而存在，就如同说事物因其根据而存在，因此根据和本质是直接同一的：内容是同一个内容，相对于事物的存在来讲它是根据，相对于事物的表现来讲它是本质。事物的这种逻辑正是我们探讨法哲学所遵循的基本法则。

三、法哲学的形而上学本质

究竟有没有法哲学这门学科?在历史上存在过法哲学吗?从思想史上看，应当说这门学科还是存在的。在西方思想史上自柏拉图以来就存在着所谓的法哲学研究传统。这种法哲学研究传统所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关于法的形而上学问题，其基本内容就是对法现象的形而上学思考。因此，法哲学在历史上的存在是历史的基本事实。近代及近代以前，学者们对法哲学的性质的看法还是基本一致的，即都认为它是对法现象的形而上学思考。然而自近代以降，受哲学上拒斥形而上学的影响，在法哲学的研究领域里也开始排斥形而上学，不再认肯法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质，而是将除对法现象之法学思考之外的所有思考都视之为法哲学，于是便出现了法哲学不是法哲学，法哲学中没有法哲学的现象。张乃根先生认为西方法哲学从边沁到凯尔森乃至当代西方的法哲学都是非形而上学的法哲学，据此他将这一时期的法哲学称之为西方法哲学史上的非形而上学阶段，而将此以前的法哲学称之为西方法哲学史上的形而上学阶段。无疑他的这种看法很有见地。但在我们看来，近代以来的法哲学几乎是不是法哲学的法哲学，近代以来的法哲学时代，基本上是非法哲学的所谓法哲学时代。因此，我们目前的根本使命是实现法哲学精神向古代形而上学的回归，重新寻找到真正的法哲学。

近代及近代以前的法哲学应当说是真正的法哲学，因为它具有真正的形而上学精神。尽管这种法哲学不是为真正的法哲学，然而它并没有明确表明并充分论证法哲学所应当具有的形而上学本性，更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自身的真正使命。没有自觉意识到自身的真正使命正是没有明确表明并充分论证自身所应当具有的形而上学本性的根本原因，而这正是导致近代以来法哲学丧失自身形而上学本性根本原因之一(另一根本原因是受哲学界拒斥形而上学的影响)。

既然法哲学在历史上存在过，就说明的确有过法哲学，也说明法哲学是能够存在的。那么，法哲学何以能够存在呢?我们知道，哲学就是形而上学，而所谓的形而上学，就是一种追求和论证超验存在或超验本质的理论或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的学术。“哲学以思想、普遍者为内容”，而关于“普遍者”的思想正是形而上学。可以说形而上学就是哲学的本体和本质，离开了形而上学就无所谓哲学。所以，无论什么样的哲学，都必须与形而上学相联系，否则就不能够称之为哲学。法哲学既然是一种哲学，就应当具有哲学的属性，就应当是关于法的“普遍者”的学说，就应当是法的形而上学。是故，所谓的法哲学其实质就是法的形而上学。对法而言，如果没有对其进行形而上学追问的必要性，法哲学自身便也是不必要的。而既然是不必要的便自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法哲学的存在必有赖于法哲学的形而上学本性存在的必要性。那么，法哲学形而上学本性的存在就是法哲学何以可能的直接基础，如此，对法哲学何以可能的追问便可以过渡到对其形而上学本性的必要性的追问。

四、法哲学存在的合理性

既然法哲学的可能性在于法哲学的形而上学本性，那么，法哲学存在的合理性便在于法哲学形而上学本性的必要性了。

那么，法哲学的形而上学本性为什么是必要的呢?换言之，对法律现象的形而上学本质进行追问的必要性何在呢?

毫无疑问，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形而上学根据，因此，法律现象存在的形而上学根据同样是客观存在的。对此我们不能有任何疑问。问题只在于：我们为什么要追问它的形而上学根据?

这里用得着一种研究方法，即问题主义的方法。所谓问题主义的方法就是通过探究所存在问题性质的方式确定所要解决问题的实质，并进而确定所要研究的对象所指、内容范围和具体研究的方式及框架，并以最终解答该问题为最终目标。

我们不是无事找事的好事者，我们之所以要研究此物事乃是因为生活实践中出现了或存在着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大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目标的实现，并目有些问题是必须解决的，否则我们的社会生活将难以为继。

人类社会的法生活现象就是这样一类问题。法律活动是社会秩序生产的基本方式之一，是社会秩序的主要维持力量，因而它是社会秩序得以可能从而也是社会生活得以可能的基本原因。特别是在现代社会里，对于社会秩序的生产和维持法律起着主导的作用，是现代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得以可能的最主要杠杆。可以说，没有法律活动在起作用，现代社会生活就是不可能的。也正因为如此，现代社会必然是法治社会。

然而，法治施行于现代社会也必须有其必要的理由和根据，否则它必然不被人们接受而得到实现。事实上，在我国社会，法治迄今还没有真正和彻底地得到人们的认同，依法治国有时还不如以德治国更行得通。尽管法制观念似乎已经深入人心，然而骨子里德治思想却根深蒂固。所以，在当今中国社会，德治主义依然盛行，法治主义仍然遭受到重重阻力而难得其昌，法治的形式往往被德治的内容所扭曲，郑重其事的法治常常变成事实上的德治。人们往往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人们的法(治)制观念不强造成的。其实这只是表面的看法。从根本上说这主要是人们对法治存在的合理性认识不够的结果。尽管十几年来思想界对法律现象存在的合理陛以及在当代中国建设法治社会之必要性进行了多方论证，然而这些论证往往流于表面枝节的解说而没有上升到哲学高度上进行深层的挖掘，因而未能够使人们充分信服此等解说，从而也未能够使人们充分明了在当代中国建设法治社会的必要性。当代中国建设法治社会过程遭遇到此种极大阻力表明从哲学的高度深入研究法律现象的形而上学本质具有何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从法律科学研究的角度看，对法律现象进行形而上学的探究也极为必要。法哲学有着自己独有的研究领域。对法律自身内容和形式的研究皆是一种法理理论，因为这样的研究均是对法律现象自身机理的考察和阐释。对整个法律现象机理的考察和阐释即是我们通常所谓的一般法理学和法学基础理论(这样的理论往往被人们误认为法哲学)，而对法律现象各个部分或部门机理的考察和阐释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各种具体的法学理论，如刑法学、民法学、经济法学、国际公法学、国际私法学等等。法理学的存在是出于揭示法理解答具体法理问题的必要，而揭示法理则是为了法律生活本身的发展和完善。许多法理我们没有搞清楚，因而影响着我们法制建设的发展和完善，并进而影响着我们法治社会的

建设和完善，因此对法律现象的法理学研究极为必要。另—方面，对于法律现象来说，除了存在着法理问题之外，还存在着法现象的本质和存在根据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是我们深刻理解法律现象，对其发生某种自觉的理性根据。而对这类问题的解答，显然已经超出了法律自身的范围而进入了形而上学的领域。它所要解答的是法律现象的存在的合理性问题。法律现象存在的合理性显然在于它的抽象本质，而这种抽象本质正是由它的存在根据所决定的。显然，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仅仅局限于对法律自身内容和形式的机理考察即法理学考察是无法把握的，必须对整个法律现象进行形而上学的抽象，才能把握法律现象的根据和本质，从而才能解答法律现象存在的合理性问题。然而，只要我们一经开始对法律现象进行形而上学的抽象，也就从法学领域进入了哲学领域，因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对法律现象进行的这种形而上学追问，就是一种法哲学研究，其结果就是法哲学。这就印证了前面我们所说的法哲学就是法的形而上学。

所以，法哲学的存在有着充分的理由和根据：它既是法生活实践的需要，又是法律理论研究的需要。

对法律现象的研究除了法哲学和各种法理学外，还有其他方面的研究，例如法社会学研究、法心理学研究等等，显然，这样的内容自有它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任务，不可把它们随便称之为法哲学。

所有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当然都可以称之为法律科学或法学学科。但这只应是广义上的说法，狭义的法学一般指的是各种探讨法理的学科，即一般法理学和各部门法(理)学。事实上，研究法律的学科有着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从形而上学的层面对法律现象的研究属于哲学的层面，这样的学科称之为法哲学；从活动机理上对法律现象展开的研究属于广义的法理学，其中包括一般的法理学和各部门的法理学；而从社会学、心理学、逻辑学等具体学科的角度对法律现象展开的研究就属于具体的交叉学科，它们属于法律科学的从属部分。

五、法哲学的基本问题、目标和使命

前面说过，法哲学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这种合理性即在于其有着自己独有的研究领域和面对的问题。这种研究领域就是法的形而上学，所面对的问题就是法存在的根据和本质问题，即法律何以可能的问题。

法(律)何以可能问题亦即法(律)之存在何以可能问题，亦即法律生活何以可能问题。所谓法律、所谓法律之存在以及所谓法律生活均指法律现象的生活现实。它是法哲学的所有内容所面对和所要解答的最基本的问题，因而它是法哲学的所有问题与内容所指向的根本目标乃至是惟一目标。因此，法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法律之存在何以可能问题，法哲学的根本目标就是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和解答。

对法律之存在何以可能的解答，乃是为了阐明法律之存在的合理性问题。因此，对法律之存在何以可能的解答就是对法律之存在的合理性的阐明。解答法之存在的合理性问题是法哲学的根本目标和使命。说到底，法哲学的根本使命就是为法存在的合理性寻求某种形而上学根据亦即哲学根据。所以，所谓的法哲学也就是关于法的哲学根据的学说。

法哲学的基本问题决定了法哲学研究的根本目标，同时也决定了法哲学研究的根本使命。因为，所谓根本目标，就是所有问题之所归，就是所有工作目标之所向；而目标的性质正表明了所有研究工作的根本任务。无疑，法哲学的目标是双重的：其直接目标是解答法之存在何以可能的问题，间接的也是终极的目标是解答法之存在的合理性问题。就事物的产生和存在而言，无论是可能性还是合理性，都在于有其产生和存在的根据。合理性是指条件、理由而言，可能性是指趋势而言，二者所说性质不同，其所指对象乃一也，即根据。

六、法哲学的学科定位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有一个什么是法哲学的总体印象。这个总体印象可以概述如下：

法哲学即法的形而上学，它是关于法(律)现象的抽象本质和存在根据的学说，它所要解答的是法(律)现象何以能够存在这样一个一般的形而上学问题，其使命是指明法律存在的合理性所在。

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确定—下法哲学的学科地位：

首先，从法哲学与法本身的关系来看，法哲学是对法现象的一般本质和存在根据的探究，故而它也是对法本身的一种研究，是一种关于法的学说，因此，它本身也是一种法学。我们不能将其排除于法学范围之外。另—方面，法哲学又不是一般的法学理论。一般的法学是对法本身内容和形式的机理的阐释，涉及的是一些具体的内容，因而它是一种形而下的学问。法哲学则是关于法的一般本质和存在根据的学说，涉及的是一些抽象的一般性内容，因而它是一种形而上的学说。所以，法哲学又是一种哲学，而不仅仅是一种法学。它是法学和哲学之间的一种交叉性学科。

其次，从法哲学与法理学的关系看，法哲学与法理学有着根本的区别。前面说过，涉及到法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其任务在于对法的具体的内容机理和形式机理的法学理论都是一种法理学。涉及到法的具体内容和形式的法学理论都是如此的一种理论，因此，它们都是或者都可以看作是法理学。从法的各个部门阐述法的机理的是各部门的法理学，而从法之总体阐述法的一般机理的则是一般法理学。通常法学界将各部门的法理学分别称之为各种具体法学，而将一般法理学称之为法理学或法学基础理论。人们往往以为法哲学就是法理学，许多法律思想家也如是，并且此种见解在当今法哲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其实此种见解是非常错误的，它没有搞清楚法哲学的形而上学实质。一般法理学只是从总体上研究法的一般机理，并未涉及到法的抽象的形而上学本质，并未上升到哲学领域。因此，法理学尽管也具有总体性，即从总体上把握法的一般性机理，但是不能将其认作是一种法哲学。法哲学所把握的是法的一般本质和存在根据，而不是关于法的机理的学说，因此，它是对法的抽象本质的形而上学把握，属于哲学的范畴。尽管它也是对法本身的一种研究，可以看作是一种法学，但它却绝不是什么法理学。

法哲学与法理学及部门法学的关系，可以形象地比喻为一棵树的根、主干和枝叶的关系，法哲学就如同法律科学的根，法理学就如同法律科学的主干，部门法学就如同法律科学的枝叶。

再次，从法哲学与哲学的关系上看，法哲学是哲学属下的社会哲学的一个分支，属于一种部门哲学，即法这一部门的哲学。我们知道，整个世界分为三大领域，即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哲学就是从总体上把握那贯通与自然界、人类社会、思维三大领域的一般本质的学说。而对于每一大领域，又可以从总体上把握它们各自的一般本质，从而形成一般的自然哲学、社会哲学和思维哲学。社会哲学就是关于社会生活一般本质和存在根据的学说。社会生活又分为许多部门，其中主要的部门有经济生活部门、政治生活部门、法律生活部门、道德生活部门、艺术生活部门、信仰与宗教生活部门、科学生活部门、哲学生活部门等等。每一个生活部门都有自己的

学科群，研究该部门的各种具体内容的属于该部门的具体学科，而从总体上把握该生活部门的一般本质和存在根据的学说就是该部门的部门哲学，也就是该部门的形而上学领域。自然，对应于不同的生活部门，可以形成相应的部门哲学，如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律哲学、道德哲学、艺术哲学、信仰与宗教哲学、科技哲学等等。所谓法律哲学就是从总体上把握法的一般本质和存在根据的学说。

总之，法哲学既是一种法学，又是一种哲学，是一种哲学的法学和法学的哲学。它是法学的根和本，又是哲学的梢和末；是法学和哲学问彼此过渡的桥梁，又是法学和哲学间相互联结的纽带。

七、法哲学的历史和逻辑

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法哲学就是关于法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规律的学说。从内容上看，这种法哲学观实际上是将法哲学看作了法的历史学或法的历史哲学。我们认为，法的历史哲学只是法哲学的一个向度，即历史向度。法哲学其实有两个向度，即横向的逻辑向度和纵向的逻辑向度即历史向度，而且这两个向度还是交织在一起不可分割的。法哲学是关于法的本质的科学，但法的本质有一个逻辑展开过程，这个逻辑展开过程通过法的历史发展而完成。法的历史发展过程同时也就是法的本质的逻辑展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方面在先在的逻辑前提下形成法本质的纵向历史的逻辑结构，另—方面又借助于法的历史逻辑结构的形成过程这一杠杆形成法本质的横向逻辑结构。两种结构是一致的。纵向历史的逻辑结构推动着横向逻辑结构的形成，—方面为横向逻辑结构不断提供逻辑构成要素，另—方面通过这些逻辑要素的互动和结合形成横向逻辑结构；横向逻辑结构则不过是纵向历史逻辑结构的积淀，是历史逻辑结构创造的结果。逻辑是历史的本质，历史是逻辑的展开；历史是逻辑的历史，逻辑是历史的逻辑。因此，法的本质是一个多层次陛质的结构性统一，而不是一单一的内容；它既不单纯是横向的逻辑结构，也不单纯是纵向的历史逻辑结构，而是二者的有机统一。通常我们只是把法的本质看作是某一单一特性，这是不正确的，这是一种片面的、孤立的法本质观。我们也往往把法的本质只是看作某—发展阶段上的横向逻辑结构，这也是不正确的，这是一种片面的、静止的法本质观。因此，要全面把握法的本质，既要看到它的全体的逻辑，又要看到它的历史的逻辑；要全面阐述这种法本质观，就要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式，在历史中把握逻辑，在逻辑中把握历史。所以，法哲学，不能只是法的历史哲学或历史逻辑学，而是法的历史哲学与逻辑哲学(横向逻辑学)的统一。

篇5：法哲学批判读书笔记

事实上，很少有重要的问题能用简单的“是”或绝对的“否”来回答。如果人们用非黑即白、非是即否、非对即错或者非恰当即不当的方式思考问题，就是在使用二元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是指对于一个本来有多种答案的问题，而假设它只有两种可能成立的答案。我们有时会只看到和提到一个问题的两面，就好像这个问题只有两面一样，这种习惯会对我们的思维造成巨大的破坏性影响。如果认定结论只有两种，我们就是在用一种不谨慎的态度进行推理，而这会大大减少结论十富的可能性。

运用批判性思维进行议论文写作的基本理论预设是：在理性和逻辑面前，任何人或思想都没有对于质疑、批判的豁免权。一是任何思想都可以、并且应该接受质疑和批判;二是任何观点和思想都应该通过理性的论证来为自身辩护，任何思想都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力。

因此，写作议论文要树立反方意识，甚至预设反方的立场。简单来讲就是，既要同应反对自己的人，同时也要进行自我质疑。就是寻找不足，不仅寻找对方的荒渗和不足，同时也寻找自己立论的不足。通过寻找到不足来完善自己的观点，比较周密地得出自己的结论。即使结论确立了，还要考虑结论的适用性，是否适合每个人，是否具有普遍的意义;否则，这个结论依然有漏洞。

一、质疑思辨：走出“选择性失明”误区

运用逻辑思维去分析是议论文写作的灵魂。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种围绕证明自己的观点而故意对一些事情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有选择性地挑选某种利于自己的观点，把不利自己的观点遮蔽，我们称之为“选择性失明”。

辩论是很艰难的，因为有的人“选择性失明”，而且试图把自己的偏见强加于人。在议论文写作中，不少同学也这样做，这是议论文写作的大忌。

下面这段文字节选白某省高考的一篇优秀作文，大家来看一下论述有什么问题。

因为有个别人被时间所胁迫而失去内心的白南，就把时间对于我们人生的宝贵意义给遮蔽、否定了，这叫强词夺理。这篇文章经不住质疑。孙绍振先生是这样评价的：“这种论断是片面而荒谬的，人的生命质量固然有时因时间所迫而失去内心的丰富和自由，但是与之相反，时间就是生命，人生的竞争取决于时间者比比皆是，不论是产品的创新、学术的发明、战事的胜算、策略的制定，每每取决于速度，取决于分秒之间。所谓先下手为强、捷足先登、寸阴寸金都是从正面总结出来的人生智慧的结晶，而事后睹葛亮、放马后炮、吃后悔药则是从反面对虚度时间者的批判。”

议论文写作应坚持这样几个原则：一是观点的成立是有条件的，理性地分析就是把这些条件分析清楚。二是要考虑为什么有人持反对观点或实施相关行为?有无合乎理性的因素?会造成什么后果?三是要考虑自己的观点是否有漏洞?有无普遍的意义?需要补充和完善吗?

二、自我校准：关注反方的立场

“批判性”这个词，英文为“critical”，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辨明或判断的能力”。对于“批判性思维”一词，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误会，认为就是否定、颠覆的思维，所以现在有人把这个词翻译为“审慎性思维”，以避免误会。当然，发现问题、提出质疑是批判性思维的一个熏要内容，但批判性思维，不仅是批判别人，也包括自我质疑、自我批判。阐明白己的观点，不仅要同应质疑反对自己的人，也有必要自我质疑，这一点容易被忽略。人们常常以为，质疑就是为了否定别人，如果质疑自己批评自己，岂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吗?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实际上自我质疑和质疑他人一样，都是为了寻求观点的正当性，为我们的分析论证提供必要的理性的支撑。

我们来看一篇作文，看看它是如何质疑批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