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收入分配体制比较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收入分配体制比较（精选4篇）

篇1：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收入分配体制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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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收入分配体制比较

作者：樊斐婕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5年第06期

[摘要]文章从中国现行收入分配体制下产生的贫富差距拉大的现状入手，对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收A分&#制与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先行的收入分配体制，分别进行了政策理论方面以及实际数据方面的比较，分析了两者的区别与联系，并在文末对于现存问题进行了浅析。

[关键词]收入分配体制；初次分配；再次分配；贫富差距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

篇2：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收入分配体制比较

本文主要概念

高等教育体制是高等教育机构与相应规范的结合体或统一体。它由高等学校这个实施机构与相应规范相结合而形成的高等学校教育体制，由高等教育行政机构与相应规范相结合而形成的高等教育行政体制，由高等学校内部的管理机构与相应规范相结合而形成的高等学校管理体制三个子体制

系统所组成。

高等学校教育体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处理好各级各类高等学校之间的关系，高等教育行政体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处理好中央办高等教育与地方办高等教育、政府与高等学校、高等学校与高等学校之间的关系，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涉及的是高等学校内部领导体制、执行体制、咨询体制和监督反馈体制的问题。

本文写作框架

本文考察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体制对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借鉴意义，首先从高等教育体制的两个要素，即高等教育机构与相应的规范来考察，其次从由不同的高等教育机构与相应的规范所组成的高等教育体制所包含的三个子体制来考察。

中国高校：政府？企业？社会？西方高校：关注学术品味

本部分从高等教育体制的两个要素的角度来谈，即是什么样的机构，遵从何种规范。

我国有些高校在行政权力的控制下，在市场经济的冲击和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办得倒有些像政府、企业和小社会，不太像学校。

所谓像政府是指，大学官本位现象严重，大学按行政级别分等，教师的学术职称也要和行政级别对应。大学按行政的模式运行，学术权力的地位较低，教授的作用在大学发挥不够。

所谓像企业是指，由于中国教师的收入除了来自政府的基本工资以外，还有学校和各院、系的创收及教师自己所挣的外快。因此，中国大学从学校到各院系，直到教师个人，都在想方设法弄钱。

所谓像社会是指，一所大学什么都有，大学校长什么都要管。一位大学校长在接见外宾时幽默地说：“中国的大学什么都有，大学校长什么都要管，当然除了火葬场以外。不过，作为大学校长，火葬场也是要经常光顾的。”这种情况即使在大学后勤社会化以后，也没有很大改观。

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同样面临着市场化的冲击、政府行政权力的渗透和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但他们的大学一般是不分行政级别的，大学教师的学术职称也不和行政级别对应。教师，特别是教授，在大学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西方大学也有赚钱的压力，但这种压力仅仅在学校，大学校长的主要精力放在谋求学校的学术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上。

大学的最基本的性质是学术性，如何坚守大学的学术品位，保持大学独立的学术本性，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所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高校：层次类型尚待明确　西方高校：鼓励办出特色

本部分从高等学校教育体制的角度来谈，即高校的实施机构如何，遵从何种规范。

1.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要形成层次结构

从各级高等学校之间的关系来看，要处理各级高等学校之间的关系，就是要处理好专科教育、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之间的关系。西方发达国家这三个层次各就其位，各具特色。

就专科教育而言，美国的社区学院、日本的短期大学、法国的大学技术学院和德国的高等专科学校等办得很有特色，这些专科学校长期以来恪守培养专科人才的宗旨。

就本科教育而言，西方发达国家既有文、理、工科结合的综合性大学，也有多科性和单科性的专业学院，其中有些大学也可以授予博士学位。这些学校一般不与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综合型、研究型大学攀比。

就研究生教育而言，西方发达国家也有以培养研究生为主的综合型、研究型大学，如美国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等。这些大学在研究生培养的质量和科学研究的成果方面声誉卓著。

有些西方发达国家的一流大学是在同层次、同类型的大学平等竞争中产生的。如美国，就鼓励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大学能各就其位，办出特色，争当一流。

认清西方发达国家各级高等教育所表现出的特色，有助于我国的各级高等教育形成层次清楚、格局稳定、特色鲜明的体制。

2.私立高等教育的尴尬

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比较重视私立高等教育，私立高等教育总的特点是：历史长、比例大、质量高。西方最著名的大学几乎都是私立大学。我国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与西方比起来有比较大的差距。

“橘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私立高等教育是“淮南之橘”，那么，我国的私立高等教育则是“淮北之枳”。我国的私立高等教育如果从孔子办私学算起，虽然有很长的历史，但私立高等教育的真正复苏还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的事情。

截至2003年年底，我国民办高等学校共175所，其中普通民办高校173所，成人民办高校仅两所。而且大多数民办高校的教育质量都比不上公立高校。

要缩小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私立高等教育之间的差距，就要真正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支持我国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

中国高校：应处理好各级行政关系　西方高校：顺应规律，寻求大学发

展

本部分从高等教育行政体制的角度来谈，即高校的行政机构如何，遵从何种规范。

1.高校由中央办，还是由地方办？

西方发达国家中央一般不直接管理高等学校，美国的公立高等学校一般由各州管理，日本文部省也只管东京大学等几所国立大学，一般公立大学则由都、道、府、县政府管理。法国的国民教育部虽然可以直接管理大学，但主要通过大学区总长代表教育部长在本辖区内行使管理大学的权力。我国前段时间推行的“211”工程，其要义之一是在管理权限上减少中央办的大学，加大地方办大学的份量。这个思路与西方发达国家在中央办高等教育与地方办高等教育权限的处理办法上比较贴近。

2.政府与高校应是什么关系？

西方发达国家虽然时有集权的趋势，但总的特点是政校分开，学校自治。

美国联邦教育部没有直接管理高等教育的机构，一般通过立法、资助等方式对大学实行间接管理。美国各州虽有管理高校的权力，但一般也只有高校设置审批权、董事会成员任命权和经费预算权等。另外，各州还对人才需求进行预测，为高校提供信息服务，对高校内部的事务一般不予干预。法国早在1968年的《高等教育方向指导法中》就规定了大学在行政、财政和教育方面所享有的自治权。德国联邦教育科学部也不直接管理高校，它的职责主要是掌握联邦政府的高校拨款，规划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协调各州的教育事宜，以及制定高等教育的一般原则。管理大学的职责虽然在各州，但各州除了在财权和人事权上行使一定的控制和监督权外，对大学内部的事务也不加以干预。

在以前的高校改革中，我国中央及地方政府也给各自管理的高校放了些权，高校总感到松绑不够。看来，进一步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使政府在高校的管理上更多地发挥监督、服务和指导的职能，使我国的高校真正成为独立的法人实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仍然是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3.高校与高校如何共同成长？

西方发达国家高校之间总的特点是竞争合作的关系。虽然有些著名的大学开始成立时是单科性的学院，但现在大多数都已是综合性大学。这些大学是按照大学的发展规律成长起来的。中国高校之间的合并，在改变大学地区布局、扩大办学规模和提高办学效益、合理利用资源和加强“通识”教育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中国高校：理顺管理体制　西方高校：内部体制明确有序

本部分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角度来谈，即高校的管理机构如何，遵从何种规范。

1.此委员会非彼委员会

从领导体制来看，西方发达国家高校校级的领导体制一般是委员会制。委员会名称不一，美国称董事会，英国、德国为校务委员会，法国为校理事会等。校长一般由其他专门的委员会遴选出来后，成为大学各种委员会的当然成员，有的校长还兼任这些委员会的主席。校长是全校行政和业务管理的总负责人，有较高的行政权威和学术权威。在院系这一级则实行院长和系主任负责制。

我国大学在校部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而在院系，实行的实际上是院长或系主任负责制。因而，我国高校的领导体制改革，要处理好书记与校长的关系，即处理好学校政治权力、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使校长能像国外大学校长那样有职、有权、有责地管好大学。

2.照搬咨询方案，还是有所选择？

从咨询体制来看，西方发达国家为保证大学决策的科学性，往往在决策委员会下面设立各种分委员会作为咨询机构。如德国和日本的大学就有科研委员会、教学委员会和基建财政委员会等咨询机构，这些咨询委员会提出的方案由决策委员会来讨论定案。我国的大学咨询体制的运行有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一般把一些专门性咨询机构提出的方案当成了决策方案。像学术、教学、职称、分房等事项分别由这些专门性的委员会说了算，校长没有多大的决策余地。二是不少方案由相关的职能部门提出，由分管的校长在校长办公会上讨论一下就实施，有的甚至不经过校长办公会通过，只需分管校长拍板。

3.以院为基础，还是以校为基础？

从执行体制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是校、院两级，以院为基础的体制。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教育实体。院部的机构比较系统，基本上与校部对口，整个学校的运行有序而高效。我国现行的高校的执行体制是以校部为基础的体制，院这一级没有用人权、财政权和业务指挥权，所有这些权力都集中在学校及其职能部门。校部的职能部门变成了领导部门和指挥部门。大多数大学的院这一级的机构，就像过去没有成立院以前的系级的机构一样，就是一个办公室，形成了“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院长成了“大秘书”的局面。校院两级的关系应该加以理顺。

4.要不要大学“宪法”？

从监督反馈体制来看，西方发达国家一般有比较完善的自我约束机制，表现为有一个比较健全的教育法规和高校内部的规章系统，能依法治校和依章治校。为了使我国高等学校有法和有章可依，要不断完善我国教育法规和高校内的规章制度体系。对于后者，高校的规章制度首先要有一个学校章程。这是一所大学的“宪法”，它规定着学校的名称、性质、任务和基本的办学原则等。在这一章程下面，需要有三个方面的规章制度：一是机构的制度，二是工作的制度，三是人的制度。这是因为，学校是由各种机构组成的，首先就要明确这些机构的职责；而机构总是负责某方面工作，所以要有工作的制度；工作是人去做的，所以要有人的制度。现在我国高校的规章制度，由于缺乏一个整体的构架，要么缺漏不全，要么重复交叉。

篇3：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收入分配体制比较

霍布斯从本体论上提出唯物主义, 认为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 人与动物一样, 都是类似机器的物质存在, 思想的实体是物质, 国家也是一个庞大的机器。人的自然权利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意愿的方式, 应用自己的力量, 来保全自己的天性, 这是个人的基本利益。要保障个人的利益, 就必须放弃个人的一部分自然权利。出让权利可以是单纯的放弃, 也可以是转让给另一个人。出让权利就等于有义务接受约束, 从而形成了契约关系, 国家就是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的。国家的建立有通过战争的暴力和按照契约两种方式。按照契约建立的国家有三种形式, 代表者是一个人的国家是君主国, 集合在一起的全体人的会议是民主国, 一部分人组成的会议是贵族国家, 霍布斯倾向于建立君主制国家。但君主制国家应当明确权利是民众而非上帝授予的, 君主要接受民众的制约。

洛克进一步发展了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和国家的范畴。洛克从人的自然状态来论人的自然权利。作为生命体, 人的自然权利首先是生存权, 进而是自由、平等和财产所有权。任何人放弃自然自由并受制于公民社会的种种限制的唯一办法是同其他人协议组成一个共同体。当某些人同意建立一个共同体或政府时, 就组成了一个国家。如果一个国家是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这样的国家就是民主国家。人民联合成为国家或置于政府之下的目的是保护自己的财产。由于国家的权利是由个人的自然权利联合而形成的, 其最高权利应该是立法权。立法权通过颁布经常有效的法律, 由有资格的法官来执行司法权、执行法律的执行权和处理国家事务的对外权。洛克的司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隶属于立法权并由不同的机构行使的观点, 演化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离并相互制约的思想体系。

霍尔巴赫从社会契约来论证自然权利, 认为社会契约把人和社会联系起来, 如果个人对社会承担义务, 那么社会也应当对人承担明确的义务, 个人所希望得到的一切, 应该以为他人所做的事情为标准。政治或国家所要做的是责成社会成员切实履行社会契约规定的条件, 以增进社会福利, 政权也只有在能够保障社会福利的时候才是合法的。贵族政体、联邦共和国、君主政体、民主政体、封建政府和有限的君主政体都有自己的优缺点, 只要能使权利和自由处于公正的平衡状态, 保证大多数从属于它的公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不管用什么名称, 都是好的政府。

受霍布斯主张个性自由和自然权利, 要求通过社会契约形成代表所有人的专制政权以保护个人自由、所有权以及洛克强调个人自由、自然权利的哲学思想的影响, 革命后的英国形成了妥协的君主立宪制。

霍布斯和洛克主张实行君主专制或立宪君主制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虽然遭到反对, 但霍布斯关于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的思想, 洛克关于生命和自由是自然权利以及国家的最高权利是立法权, 应由民选的议会来掌握, 司法权、执行权、对外权应分由不同的机构行使的观点, 对美国的《独立宣言》的形成和民主政体的建立,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受霍布斯、洛克和霍尔巴赫哲学思想影响的狄德罗组织的“百科全书派”, 发动了以反封建、反专制、批判宗教迷信为主要内容的启蒙运动, 主张自由、平等、所有权的思想和孟德斯鸠关于防止国家权利滥用和腐化的权利制衡机制的观点, 对法国革命的胜利和从民法角度对政治保证财产所有权和自由的《拿破仑法典》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革命胜利后的法国由议会通过了“政府的共和形式不得成为修改提议的对象”, 使得法兰西共和国延续至今。

法国革命后, 在欧洲及世界上其它国家建立的国家政治制度, 虽然各有特点, 但不外乎英、美、法三种类型。其共同点是选举权都有财产量的限制、妇女没有选举权和不同形式的种族限制。直到美国1920年, 英国1928年, 法国1944年, 妇女才在法律上取得了平等的选举权。1948年美国的黑人在法律上获得了选举权。在财产资格方面, 虽然已不存在明确的规定, 但美国、法国等国家在选举中, 至今仍存在着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变相的财产权限制。

摘要：唯物主义从世界是物质的, 人是物质的一部分, 人的权利是自然权利, 人在自然权利的基础上形成社会契约和国家的思想, 主导了近代西方国家体制的形成。

关键词：近代,唯物主义思想,西方国家体制

参考文献

[1]刘永佶著:《劳动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版。

篇4：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收入分配体制比较

一、西方国家干预收入分配的效果分析

西方发达国家在19世纪末，就开始逐步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缩小收入差距，缓解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成为其干预的重要目标之一。这种对个人收入分配的干预，就其使用的手段或方式来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工资的形成进行干预;二是通过税收制度进行调节;三是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对低收者或家庭进行转移支付。但各国政府干预收入分配的力度和取向有所不同。美国学者琼斯（Jones）按照福利支出和福利取向或市场取向两个维度，将西方福利国家分为四种类型。其中美国代表福利支出低的市场取向国家，德国代表福利支出高的市场取向国家，瑞典代表福利支出高的福利取向国家，英国代表福利支出低的福利取向国家。本文在此先以政府干预相对较弱的美国和相对最强的瑞典为例进行分析，来验证一下政府干预的效果:

1.美国政府干预收入分配的效果分析。美国户口普查局（BureauOfCensus）每年都发表货币收入分配统计，被广为引用。下表摘录了美国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三个年份的“五分位法”货币收入分配百分比。

资料来源：U·S·Bureau of Ceusus“Money Incom in 1972 of families and persons in the United States”，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Series P-60，No.90，（Washington D·C：U·S·G·P·O，1973）Table16.

由该表的数据，可得两点结论:第一，美国的货币收入分配很不平均，差距很大;第二，收入不平等程度在20年间没有显著变化。该表中的数字已经包括了政府的现金转移支付，是否可以就此认为美国政府的收入分配干预措施无效呢？显然还不能。这是因为:第一，在美国政府的转移支付中，实物转移支付通常占更大比例（三分之二左右），但其影响未能在表中体现；第二，直接税的影响未予考虑;第三，不同家庭的人口差异未予考虑。因此，基于这些缺陷，还应进行再调整，以全面反映政府干预的真实效果。

美国学者布朗宁按以上思路进行了工作，在美国户口普查局的数字基础上，他进行了以下调整:(1)扣除累进税。包括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税、地方财产税，虽然后两种税具有累退性，但个人所得税是累进的，且足以在抵消了其他税的累退性后仍然累进。布朗宁发现，在扣除了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后，五分位法中最低级的货币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只减少了3.5%，而最高级则减少了24%。(2)加上实物转移和教育福利。这两项是受益者的真实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布朗宁指出，当国家的这些支出加进人民的货币收入时，低收入家庭的受益相对地比高收入家庭受益大。例如在1972年，实物转移支付构成五分位分级最低级家庭货币收入的60%，最高级家庭则不及1%；至于教育费用，则占五分位分级的最低级家庭货币收入25%，而占最高级家庭货币收入仅6%。(3)调整为按人计算（而非家庭）的真实收入。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只是一个方面，最终的收入差距是个人之间的，所以按人计算的调整后真实收入比之按家庭单位计算的更有意义。事实已证明，收入愈高则家庭人口越多，反之则少。布朗宁调整后的效果见下表。

资料来源:Edgar K?Browning:“How Much More Equality Can We Afford?”The Public Interest，Spring 1976，P．23。

可见，经布朗宁调整后，1972年按五分位法最低级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率由5.4%提高到11.7%，而最高级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率则由41.4%下降为32.8%。如果布朗宁的调整合理，再考虑到调整前的收入差距已包含了政府现金转移支付的影响，容易得出结论：美国政府干预收入分配的作用总体上是很突出的，效果十分显著。

2.瑞典政府干预收入分配的效果分析。瑞典政府干预收入分配的力度比美国更大，从而社会的实际收入差距更小。R·埃里克逊和R·阿伯格所主持的一项经验研究表明，瑞典的收入分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中是最为均等的。他们使用了所谓的“最大平均化百分比”的指标来衡量瑞典的收入均等化效应。从理论上说，为了使低收入者的收入达到中位收入水平，需要从高收入者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补偿低收入者。从高收入者的收入中拿出来的这一部分占高收入者的收入的百分比，就叫做“最大平均化百分比”。按这一指标统计的相关数字见下表：

资料来源:Welfare in Transition：A Survey of Living Conditions in Sweden 1968——1981，P．122。

上表表明,在上世纪70年代,瑞典的个人收入经历了一个显著的均等化过程。如果把所有人作为基数来衡量收入分配，情况就更是如此，税后收入的最大平均化百分比由1967年的25.7%下降到19.5%。表明在收入日益平均化的情况下，高收入者收入下降，从而拿出的收入的相对量也在下降。

用一个指标可进一步说明瑞典的收入均等化程度。上世纪60年代后期，瑞典的基尼系数较大幅度的下降，到7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已经降到0.2以下水平，80年代中期略有上升，但也再未超过0.22（孙炳耀，当代英国瑞典社会保障制度，P244）。基尼系数在0.2以下，在国际上被认为是一个收入高度均等化的标志。而同期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315（1991年联合国人文发展报告）。

二、可借鉴的若干经验与启示

1.为缩小个人收入分配差距，实现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进行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从西方国家的情况看，政府都在较大程度(进一步又有差别）上介入了再分配，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效果。从政府干预的手段来看，基本手段无非是税收和转移支付，但具体手段的选择和结合上还是有各国自己的特点的。一般而言，再分配程度低的国家(如美国），更侧重使用转移支付手段，并以确保公民的最低生活水平为主要目标；而再分配程度高的国家(如瑞典），更侧重使用税收手段，通过高强度的累进所得税，首先使收入差距大幅度缩小，然后再用筹集的大量资金，实现普遍性福利政策，这时尽管政府的福利支出很大，但再分配的效应却比较有限(实际上已无必要）。从根本上说，这都服务于政府的高福利目标。

2.手段终归是手段，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国家目标的选择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判断，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最终需通过建立起一个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来实现。对于以市场作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国家，在公平和效率的权衡上，强调效率优先，强调市场分配的作用和个人的差异，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促进机会均等和平等竞争，再分配的目标则是有限目标，其干预的范围和力度必然是较小的。对于以普遍性的高福利作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国家，在公平和效率的权衡上，强调公平优先，在尊重市场的前提下，注重再分配，福利待遇则注重国民身份，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促进享有上的平等，建立收入均等化的公平社会。

3.即使存在政府和市场的权衡，政府在某些福利的提供上也并不总是不如市场有效率，为了缩小真实收入差距，政府的干预有时不但有利于公平，也同時有利于效率。例如，德国以社会保险为主的健康保险制度，20世纪90年代初以GNP的11%左右为99.5%的人口提供了医疗费用和疾病保障，是一个政府干预成功的典范。而以市场调节为主的美国健康保险制度，1993年花去了GNP的14.6%（政府占其中的40%左右），但却有3700万人口，即18.5%左右的人口没有健康保险，因而是不经济的。从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看，德国是1287美元，美国是2566美元。

4.虽然西方国家通过再分配手段干预收入分配取得了成功，但不能忽视市场的有效运转。市场初次分配的规范化、有序化为再分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西方国家大都存在强大的工会，在维护工人的利益，特别是收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而导致了更小的工资差异，这都为政府的有效再分配创造了条件。我国目前收入差距过大，既有再分配乏力的问题，也有市场运作不规范、初次分配混乱的原因，甚至后者更为严重，因此，整顿市场分配秩序，也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5.科学有效地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一直是政府干预收入分配的一个难题，但又是不容回避的一个问题。美国一直比较注重分配政策的效率方面，但美国也一直保持了15%左右的高贫困率，社会矛盾相对比较突出。瑞典将社会公平放在突出的位置，但也出现了资本外逃，人才外流，劳动生产率下降，经济增长下滑，财政出现赤字和通货膨胀等比较严重的效率问题。德国相对较好地兼顾了公平和效率，但局部性的问题也不少。这都提示我们，政府在动用政府干预手段时，一定要统筹兼顾，综合权衡，避免出现大的政策漏洞或经济和社会的失衡。

6.在实施政府干预时，要注意区别不同级次政府的功能，充分利用各个级次政府的优势和积极性，形成一个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同参与、协调有效的干预机制。例如，在美国，税收再分配的权力主要集中在联邦政府，社会福利支出的资金也主要由联邦政府支出，但具体的管理则多由州和地方政府执行或联邦与州政府共同执行。在瑞典，基本保障和福利由中央政府提供，更高的保障和福利则由地方政府负责。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策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