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分析论文

摘要：运用泰尔指数法，在八区域分区方式下对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的区域总差异进行测度，并比较八大区域内部省际差异及其变动趋势，同时分析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程度。将以城镇居民收入和城镇人口为权重的两种泰尔指数进行比较，研究居民生活水平及人口因素对生活能源消费区域差异的影响。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发达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分析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发达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分析论文 篇1：

新区域主义范式下对我国区域合作治理的分析与思考

摘 要：自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和经济快速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不断增进，向外扩张和向内集聚的城市发展模式使得其规模从原来的单一分散到冗杂繁复从而发展到后期的逐渐外延，区域合作的协调运作和城市功能重构成为必然。新区域主义理论在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中诞生，结合我国当前区域治理战略转型的困境分析，在新区域主义范式的催生下形成的区域合作治理实践对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期加强城市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新区域主义；区域治理；制度创新；政策转型

一、新区域主义理论阐释

（一）理论渊源

20世纪30年代末期，伴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中型城市工业水平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区域问题的日益突出，政府主导下的区域主义（Regionalism）应运而生，以其强大的组织推动力度为城市区域规划和协调运作提供了广泛的物质基础和政策支撑。此后到20世纪80年代，新的劳动地域分工在世界范围内延伸，后工业社会的合作形态和生产经营模式催动着区域合理化发展的态势。城镇区域化、区域一体化日益成为全球发展的趋势，“新区域地理学”随之兴起，通过区域融合机制实现社会、经济及生态环境的合理优化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认识与实践。为新的区域规划相关理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1]

（二）基本内涵

与旧区域主义理论内涵相比，新区域主义理论在肯定区域主体间的相互配合和协同模式下的发展思路下，进一步批判和发展了区域主义，使新区域主义更多地赋予“复合、集约、创新、合作”的理念而被区域资源整合相关政策实践加以广泛运用。基于协作治理的新区域主义主要体现了以下的理论内涵和特征：

一是“多元性”。相比旧区域主义理论指导下单一的自上而下直线型政府驱动模式，新区域主义理论引入了各层级政府、非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团体等多元治理主体，在既定的范式规范下形成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

二是“综合性”。新区域主义所涉及的范畴、内涵、形式和外部表征与传统的区域理念有着一定程度的区别，以区域之间协同的领域综合性为准则，打破区域主体政府间的直线单向度，贯以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社会团体、海外组织等多元参与主体的综合协作。

三是“介入性”。新区域主义的政策指向具有一定的介入性特征，力求从区域内部与外部地缘建立起稳定、高效、持续的可协同性发展，引入更为广泛的兼容型区域合作模式，从而在根本上解决区域之间存在的空间壁垒。

二、新区域主义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模式

（一）理论指导

在信息系统化高度发展的城市建设过程中，新区域主义基于规范性与科学性视角为日渐延展的公共事务项目范围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治理范式。新区域主义的核心概念的提出，首先在治理理念上扩充了区域整合的主体范围，从政策制定上提倡公权到私权的让渡；其次，不同于旧理念时期传统的国家一元化治理模式以及单一的治理主体，从源头上提出了多级治理（Multi-level Governance System），构建复合型区域参与机制与互动网络；再次，引入公民社会和私人部门等多元治理主体，实行政府、社会组织、公民团体、私营部门等主体的联合治理（Joined-up Governance），形成一种嵌入式经济和政治发展新模式，推动非政府组织及私人部门参与。

（二）实践模式

1.多种层次的区域功能空间

西方学者根据多极化的经济政治合作模式提出的区域性（Regional）概念和区域发展阶段论观点，将区域治理在功能取向上划分为五大层次，即区域空间（元区域）、区域复合体（作为社会体系的区域）、区域社会（区域公民社会）、区域共同体（一种行为主体）和区域国家（一种制度化的政治实体）。[2]

2.网络化的治理决策模型

在治理理论和系统理论视野下衍生的新区域主义，从政策实践上打破了旧区域主义“自上而下的传输路径”和“依靠传统制度均衡维持区域秩序”等观点，引出了具有联接性的网络化治理路径。突破先前垂直的单向性“命令—服从”关系，向“平等、民主、协商”的秩序下不断发展。

3.多重价值目标的综合平衡

新区域主义的实践模式在全球价值链、区域分工、区域结社等社会经济发展领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即通过利益整合、资源划分、产业调和等制度手段实现区域间的互惠共赢。在经济效率、社会公平、环境友好、文化融合等多重价值目标的要求下形成了综合协调的区域发展观。[3]

三、我国区域治理战略转型的困境分析

与起步较早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区域治理和区域规划的相关理论支撑体系与实践模式探索还处于初步阶段，当前的主要探讨方面还流于“区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形式，相对于新区域主义提出的价值概念即“关注社会公平、生态、和谐、可持续的发展目标”有所差距，具体面临以下几种困境：

（一）制度设计功能薄弱

目前，我国区域治理的理论基础和还基本停留在旧区域主义和理性官僚制模式的层面上，在指导源头上未能给我国新一轮的区域合作规划发挥高效的制度设计功能，由于对系统治理理论本质概念理解的相对欠缺，我国的区域制度设计未能充分体现出区域治理中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团体组织的平等参与性和制度认同感。

（二）政策支持尚未到位

当前形势下的区域合作治理实践需要高效合理的政策体系的支持，而我国尚未形成在一体化和城市化双轨背景下作用的规范的区域治理公共政策模式。目前区域政策的实施缺乏目标导向和行动导向，未能够在法律制度层面构建完善的支撑体系，加之政策逻辑在实施过程中的模糊性和封闭性致使我国区域保护主义、产业垄断、“竞合”失效等问题逐渐凸显。

（三）实施机制亟待完善

目前，我国原有的制度机制带动的区域规划路径多集中于产业分割与合并、城市区域规划、新型城镇化、城市功能集聚与整合等方面，而在综合区域资源配置、政府与多元治理主体良性互动机制以及空间网络规范机制等尚未得到深度研究。需要从多方治理主体统筹区域发展研究等方向出发，“促进区域政策与产业政策、财政金融政策、人口政策等其它专项政策的相互匹配与融合。”[3]

四、新区域主义对我国区域治理的现实意义

在当前区域一体化与经济复合化的双轨作用下，我国新一轮的区域规划政策亟需着重于新的政策转型、模式转换和体制变更，通过借鉴新区域主义的理论实践经验，对推进我国区域社会包容性和地缘认同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政策转型：树立规范的法律框架和制度逻辑

就我国目前存在的区域法治建设问题分析得出，区域发展中面临的现实困境的解决，亟需构建一套顺应目前全球化背景与后公共管理语境的法律框架，将现有的垂直且单一的区域治理模式从制度设计层面尽可能地转型到多元网络化治理模式。在一定意义上看，“利益平衡既是一个法律设计的问题也是一个政策重新架构的问题。”[4]完善合理的法律框架能够引导我国秉承科学且高效的区域发展理念，破除计划经济时期和旧区域主义时期传统封闭的理性物质化区域观念。

完善区域制度健全机制，结合特定区域实际情况，对区域规划实施机制加以取鉴以明确区域治理政策行动主体目标及其责任使命。区域规划决策部门作为主要导向的区域规划行动主体需要在制度实施源头上树立科学的区域观，在规范性的政策文件指导下合理下放职权于下级部门，克服旧体制下的多重职权管理和官僚主义弊端，从而推动我国在现阶段的区域体制变革。

（二）模式转型：架构复合型网络协作体系和区域产业格局

在新一轮区域规划转型目标实施过程中，中央政府适时干预区域经济政策的思路从传统的“自上而下”路径转变到“自上而下”的规划趋向，形成由地方政府提出方案设计而中央政府审核批复的区域开发战略的转型实践。

地方政府在区域改革目标的引领下开始探索适应于本地区的发展状况的转型策略。国家发改委于2010年5月24日组织制定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的实施，在明确区域合作必要性的前提下，建立起网络式区域合作模式。

图1 长三角区域规划“三结构一网络”范式图

“三结构一网络”套路范式强调在重构区域经济格局的过程中促进社会、环境、人口发展中的良性互动，摒除传统区域主义下政府干预过多、市场主体的地位和作用弱化造成的区域经济与产业同构现象在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实现“竞合”双赢。

（三）机制转型：提升区域空间功能和健全良性互动机制

新区域主义中提出的区域层级概念，要求转型过程中的各类区域维持在多重空间尺度的运动范畴下，不仅仅包括了国家层面之上的各类区域，还囊括了国家层面之下的各个微观治理层级。这一空间理论的转型能够为我国目前存在的区域问题有关键的启示作用：一方面，当前国内在区域经济规划与空间规划机制建设中的欠缺，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流的空间’与行政管理‘点的空间’有所分离，”[5]另一方面，在亟需打破我国行政区划阻隔的现实环境下，解决特定区域的发展问题和培育区域间“次增长极”的目标需要从各区域内部形成统一的协调空间机制，发挥新一轮区域政策的空间效应。

健全我国区域治理良性互动机制，要求建构一个集“网络机制、组织机制、协调机制”于一体的区域规划全过程模式。

首先，区域合作的网络机制建立需要在形成稳固伙伴关系的前提下，通过政府机构及其与社会组织构成全面的沟通合作网络，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发展横向和纵向的合作与交流平台，从而为区域间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信息交流、文化融合、政策调整以及整个区域经济和社会的自我提升和创新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其次，区域合作组织机制的建立，前提是明确制度化的区域规划协调责任主体。随着新区域主义思潮的逐渐渗透和影响，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执政实践中应该全面考虑到现代公共治理语境下产生的纷繁复杂的区域问题，意味着需要一个能够合理配置资源和驱动价值取向的特定治理模式，从单独依靠政府能力转型到借助其他力量进行合作以达成共识并协同行动。

最后，区域合作协调机制的建立，旨在厘清区域政策与规划在社会治理区域中的功能范围。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现实出发，区域协作机制的建立需要由上级政府部门设立有权威的协调性机构作为支撑保障，如设立“国家区域规划委员会”负责制定国家级区域规划，实施区域产业布局谋划，协调跨省区治理主体利益关系等，同时在下级的区域层面设立对应管理委员会，负责区域具体协调事务，让各个子区域、经济主体、企业、单位、社会组织都能够积极活跃于全球化氛围的市场环境下，通过灵活的、广泛的合作发挥区域经济轮轴和辐条的作用。（作者单位：云南大学）

参考文献：

[1] 殷为华，沈玉芳，杨万钟等.基于新区域主义的我国区域规划转型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7，26（5）：12-15.

[2] 郑先武.“新区域主义”的核心特征[J].国际观察，2007，（5）：58-64.

[3] 殷为华.基于新区域主义的我国新概念区域规划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9.

[4] 全永波.基于新区域主义视角的区域合作治理探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2，（4）：78-81.

[5] 曹海军，霍伟桦.城市治理理论的范式转换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中国行政管理，2013，（7）：94-99.

作者：杨凌霄 段丽琼 陈海燕

发达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分析论文 篇2：

基于泰尔指数的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区域差异及贡献度研究

摘要：运用泰尔指数法，在八区域分区方式下对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的区域总差异进行测度，并比较八大区域内部省际差异及其变动趋势，同时分析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程度。将以城镇居民收入和城镇人口为权重的两种泰尔指数进行比较，研究居民生活水平及人口因素对生活能源消费区域差异的影响。结果显示：2000年至今，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的总体差异呈不断缩小趋势，而以城镇居民收入为权重计算的泰尔指数更能揭示区域能源消费的差异，以人口为权重则部分掩盖了这种差异；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总体差异主要来自于区域间差异，其贡献率始终维持在60%—70%之间；区域内差异主要是由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中部区域内部的省际差异造成的。应转变城镇化推进方式，并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以减小生活能源消费差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关键词：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泰尔指数；区域差异；贡献度

能源是社会发展及人类生存所依赖的重要物质基础，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息息相关[1]。在一些发达国家，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已经超过工业能源消费，并随着人口与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而不断增加，成为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的重要贡献者[2]，而居民生活能源消费中城镇居民生活能源消费量远高于农村[3]。我国疆域辽阔，各区域资源禀赋与自然条件的不同造成了区域间发展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日益突出[4]。研究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区域差异性对于我国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区域能源消费政策和居民节能政策，实现各区域协调发展，降低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我国对于生活能源消费的研究较少，对于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区域差异性问题的探讨更是鲜见，大多数学者主要考察了中国能源消费区域差异问题。张艳东、赵涛（2015）[5]运用泰尔指数法在三大地区与富裕度分区两种方式下对中国能源消费区域差异问题进行分析，并考察了区域间差异与区域内差异对总差异的影响程度；马晓钰和李强谊（2014）[6]对中国能源消费区域差异进行了分解并进一步考察了其影响因素。从分区方式来看，大多数学者采用传统的东、中、西三区域分区方式或直接以省域为研究单元[7][8]，邓吉祥等（2014）[9]根据《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区域划分方法，将中国划分为八大区域，此分区方式有利于进行详细的区域经济统计、研究和区域发展政策分析。在对区域差异问题进行研究时，国内学者大多采用基尼系数、极差和变异系数等方法，使用泰尔指数的较少[5][10][11][12]，泰尔指数的优势在于不仅可以度量整体差异水平，还可将总体差异分解为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13]。

为了测量中国各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空间差异及其变动趋势，本文选择八大区域分区方式，采用泰尔指数法，并以收入和城镇人口为权重的泰尔指数进行对比，研究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和城镇人口对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区域差异的影响。同时，本文考察了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程度，并据此对不同区域实施因地制宜的能源政策提供借鉴与参考。这对我国制定符合各地区实际的节能目标、切实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区域差异测度方法与指标选择

（一）测度方法

本文采用泰尔指数法对我国不同区域间以及区域内各省、市之间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区域差异[17]进行测度。泰尔指数最初由泰尔（Theil）用来计算区域间收入的差异性与不平等性[14][15][16]，借鉴泰尔（Theil）、考埃尔（1980）[18]、彭定赟和陈玮仪（2014）[19]关于泰尔指数的研究成果，构建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泰尔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T为反映中国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的总体泰尔指数；i表示第i省份；N表示省份总数；马晓钰和李强谊（2014）[6]、康晓娟和杨冬民（2010）[13]等学者运用泰尔指数测度中国能源消费区域差异时，运用能源总量数据进行计算，本文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用E表示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总量，X表示计算泰尔指数的权重变量。在总结相关研究的基础上[13][20][21]，本文以某年中国城镇居民总收入（或中国城镇总人口）作为权重；Xi、Ei分别表示第i省份的城镇收入（或城镇人口）、城镇能源消费量。将以城镇居民收入、城镇人口作为权重计算的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泰尔指数分别记为T（UI）、T（P）。根据泰尔指数计算公式可知，当某地区变量Xi占全国比例与该地区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Ei占全国比例越接近时，泰尔指数越小，此时表明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与该变量的发展更具有相似性，匹配程度更高。

式（2）、（3）和（4）中：Tw、Tb分别表示反映区域内差异与区域间差异的泰尔指数；j表示区域序号；Nj和M分别表示第j区域和区域总数量，Ni表示第j区域的省份总数量；Twj表示第j区域的泰尔指数；Xj表示第j区域的城镇收入或人口总量，X、E含义同公式（1）；Ej表示第j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总量；Xij表示第j区域内第i省份的城镇收入或人口总量；Eij表示第j区域内第i省份的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为体现八大區域内部差异以及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对区域总差异的贡献程度，分别定义区域间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Ib、区域内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Iw、第j区域内部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Ij，计算公式如下：

（二）数据处理

采用将居民生活能源消费中的各项能耗折算成标准煤的方法[22]，本文计算得出2000年—2012年中国29个省份（直辖市、自治区）城镇生活能源消费的总量，由于宁夏、西藏自治区、中国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数据难以获得，为保证数据具可比性与连贯性，这五个地区不包括在内。城镇生活各类能源消费量数据来源于2001年—2013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城镇居民收入与人口、CPI数据来源于2001年—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为使价格具有可比性，以2000年为基期，利用各省每年CPI将各省份收入折算成实际值。根据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间经济联系的影响，参考国家信息中心的划分标准，将我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划分为八大区域，作为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演变分析的基本单元[23]。划分结果为：东北区域，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京津区域，包括北京、天津；北部沿海区域，包括河北、山东；东部沿海区域，包括江苏、上海、浙江；南部沿海区域，包括福建、广东、海南；中部区域，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西北区域，包括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南区域，包括四川、重庆、广西、云南、贵州、西藏。

二、两种权重下中国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总泰尔指数分析

泰尔指数的大小体现了考察范围内生活能源消费区域差异的大小，根据其时间序列可以清晰看出差异在各年份变动的动态过程。根据公式（1），运用2000年—2012年全国及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总量、收入和人口数据，分别计算出以城镇收入和城镇人口为权重的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区域差异泰尔指数T（UI）、T（P）。以折线图表示出的2000年—2012年期间两种权重下总体泰尔指数演变趋势如图1所示。

图1显示：（1）两种权重下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区域差异均呈现波动中下降的态势，且日趋平稳。例如，收入权重下总泰尔指数由2000年的063降为2012年的045。这是由于“十一五”以来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而《“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实施也引起了能源消费地区差异性的降低，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技术进步和建设节约型社会等一系列措施使得城镇生活能源消费的区域差异不断缩小。

（2）以收入为权重的泰尔指数大于以人口为权重的泰尔指数。2000年—2012年期间，T（UI）始终大于T（P），其均值为050，这说明我国各区域生活能源消费量占全国的比例与其收入占全国的比例二者差距较大，但与其城镇人口占全国的比例较为接近。从实际数据来看，以东部沿海区域为例，其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占全国的比例12年间在10%—14%之间，其城镇人口占全国的比例在14%—16%之间。但由于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区域城镇居民生活水平较高，其居民收入占全国的比例在17%—21%之间，可以明显看到东部沿海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占全国的比例与其城镇居民收入占全国比例的差距大于与其城镇人口占全国的比例，其他区域也存在类似情况。以上分析说明城镇居民收入为权重计算的泰尔指数更能揭示区域能源消费的差异，以人口为权重则部分掩盖了这种差异，但是城镇人口与生活能源消费量发展相似性更强。

三、两种权重下八大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泰尔指数分析

八大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在两种权重下的泰尔指数如表1、图2和图3所示。

表1显示了八大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泰尔指数及其演变趋势。根据其不同的演变趋势，可将八大区域泰尔指数分为两类。西北区域和东北区域为第一类，其泰尔指数皆在2000年—2005年波动式下降，而在2005年—2012年期间则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即该区域内部各省、市之间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近年来逐渐扩大。从原始数据来看，2005年辽宁与吉林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差值为48753万吨标准煤，而2012年该数值达到了95742万吨标准煤。京津区域、北部沿海区域、南部沿海区域、东部沿海区域、中部区域、西南区域为第二类，其泰尔指数在2000年—2012年呈现波动式下降的趋势，即这些区域内部各省、市之间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不断缩小。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逐渐扩大的区域为欠发达的西北区域以及取暖制冷需求较为强烈的东北区域。西北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逐渐扩大的原因是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且新疆、内蒙古与山西、青海等地区能源资源禀赋差异较大；东北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逐渐扩大与东北三省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紧密相关，由原始数据计算可知，2012年经济发达、城镇人口众多的辽宁省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占东北区域总量的4080%，而吉林省仅占1818%。

从数值来看，在八区域中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内部差异较大的为西南、西北和南部沿海区域，生活能源消费内部差异较小的是京津、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区域。2000年—2012年城镇化率高的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区域以及城镇化率较低的西北区域以城镇人口为权重的泰尔指数大于以收入为权重的泰尔指数，即与居民收入水平相比，这些区域城镇人口的差异对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的影响更为显著。由原始数据可知，南部沿海区域的广东省2012年城镇人口为714036万人，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总量为282157万吨标准煤；而海南省仅为45746万人，生活能源消费量仅为11315万吨标准煤。而西北区域内蒙古2012年城镇人口为143764万人，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为113216万吨标准煤；青海省仅为27191万人，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仅为14472万吨标准煤。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区域两种权重下泰尔指数均小于全国水平，且与全国情况相反，城镇人口对其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的影响更大。京津、东北、中部、北部沿海、西南区域均在整体上表现为以居民收入为权重的泰尔指数大于以城镇人口为权重的泰尔指数，即在这些区域城镇人口与城镇生活能源消费的发展相似性更强，而省际居民收入的差异对于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的影响更为显著。

本文用各区域单位收入生活能源消费量来体现其生活能源消费利用效率的大小。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可知，2000年—2012年西北、东北、京津区域单位收入生活能源消费量平均值较高，分别为063、048和043，即其生活能源消耗密度比较大，而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区域较低，分别为022、027和033，即其说明这些地区生活能源消耗密度在八大区域中较低。

四、两种权重下区域差异贡献度对比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八大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对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区域总差异的贡献，并进一步分析八大区域间和八大区域内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程度，根据公式（2）—（4）计算出两种权重下区域间差异、区域内差异以及八大区域内部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如图4和图5所示。

分析图4和图5可知：中国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总体差异主要由区域间差异造成。2003年至今，两种权重下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始终维持在60%—70%之间，大于区域内差异贡献率，且近年来区域间贡献率在两种权重下均呈上升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在八大区域分区方式下，每个区域包含省份数量较少（京津区域只包含北京、天津，南部沿海区域只包含广东、福建、海南），在这种细致的分区方式下区域内各个省份之间自然资源、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相似，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小，区域内各个省份之间经济联系十分密切，因此城镇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差异较小，对总差异的贡献率较小；而不同区域省份之间由于自然资源、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差异较大，造成不同区域省份城镇居民生活能源消費差异较大，因此区域间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较大。在地区内差异中，经济发达的京津区域、气候严寒的东北区域能源消费分布差异对总体差异贡献率较小，而南部沿海区域、东部沿海区域、中部区域内部省际差异是导致区域内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2000年—2012年以居民收入为权重的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均值为05976，大于以城镇人口为权重的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均值05342。

以上数据说明，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一系列经济政策的不断出台，区域内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程度差距缩小，但区域间的差距，尤其是居民收入水平以及城镇化程度的差距却在不断扩大。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区域能源消费的总体差异主要是由区域间差异引起的；而区域内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南部沿海区域、东部沿海区域和中部区域内部各省、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程度的不同；京津区域和东北区域对区域内差异影响较小；收入权重下的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大于城镇人口权重下的区域间差异贡献率。

五、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受到城镇居民收入、城镇人口的显著影响。由于各个区域城镇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状况的不同，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

（一）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总体差异

马晓钰和李强谊（2014）[6]、康晓娟和杨冬民[13]运用泰尔指数法测度中国能源消费区域差异，结果均显示中国能源消费存在显著区域差异。马晓钰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能源消费强度泰尔指数逐年增大，而人均能源消费泰尔指数则呈现逐年减小的态势。康晓娟的研究结果则表明以GDP和工业增加值为权重的泰尔指数均逐年减小，本文研究结果与其一致，表现为以城镇居民收入和人口为权重的总体泰尔指数均逐年减小，即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存在显著区域差异且这种差异性逐年减小。

（二）两种区域划分方式比较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区域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以往研究所沿袭的传统东、中、西区域划分方法已经不再符合近年来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因此本文采用国家信息中心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将我国划分为八大经济区域的做法，此分区方式在区域间经济合理布局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了当今市场经济规律、区域间经济联系的影响和自然地理特点，与三区域分区方式相比更有利于实现区域间各种社会资源的整体优化配置和区域经济结构的战略布局。

（三）两种区域划分方式下分析结果比对

在三区域分区方式下东部地区包括八区域分区方式下的京津区域、东部沿海区域，而西部地区则包括西南区域、西北区域。康晓娟、杨冬民（2010）[13]测度东、中、西三区域能源消费差异后发现，在两种权重下，东部地区泰尔指数较大，即东部地区内部各省、市之间能源消费分布差异表现最为显著，而中西部能源消费区域差异较小。而本文研究结果则显示八大区域中东部沿海与京津区域泰尔指数较小，即其内部各省市之间能源分布差异不显著；西南与西北地区在二种权重下泰尔指数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即其内部各省市之间能源分布差异较大。两分区方式下所得结果有所不同，八区域分区方式对东、中、西三大地区进行了进一步细分，可研究更为细致的分区方式下中国区域能源分区差异问题。

张艳东、赵涛（2015）[5]和康晓娟、杨冬民（2010）[13]均运用泰尔指数法测算了三地区分区方式下中国能源消费区域差异各个组成部分的区域贡献率，结果均显示三地区分区方式下区域内差异为中国区域能源消费总体差异的主要贡献者。与此不同，本文在八大区域分区方式下运用泰尔指数对区域贡献率进行分析发现，城镇收入、人口两种权重下，区域间差异均为中国能源消费总体差异的主要贡献者。在细致的八区域分区方式下区域间差异对能源消费总体差异的影响更显著，符合近年来经济社会飞速发展情境下区域间差异不断扩大而区域内经济联系愈发紧密的规律。

六、结论与建议

（1）本文根据泰尔指数的测度方法，分别计算了2000年—2012年间以城镇居民收入和城镇人口为权重的城镇居民能源消费泰尔指数，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正在逐渐减小。以城镇居民收入为权重计算的泰尔指数更能揭示区域能源消费的差异，以人口为权重则部分掩盖了这种差异，即从全国范围来看，与城镇人口相比，区域间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不同对于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的刺激更为显著。为减小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区域差异，应着力于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提高西南、西北等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减小各区域间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异。另外，还可以通过调整我国城市化推进方式来调控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改变外延式、粗放式的城镇发展模式，并解决因为过度城市化而带来的城市人口急剧增加、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等种种弊端。

（2）对中国区域能源消费的总体差异进行分解分析发现，总体差异主要来自八大区域的区域间差异。而自2000年以来，八大区域内部的省际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呈缩小趋势，这说明我国建设节约型社会以及关于节能减排的各项节能政策效果正在逐步显现，但由于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差异，我国八大区域地区间的能源消费差异对总差异的影响程度居高不下。

（3）从贡献率上来看，区域内差异主要是由南部沿海区域、东部沿海区域、中部区域内部省际差异引起。而从八区域泰尔指数具体数值来看，西南区域受各省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影响，西北、南部沿海区域受各省城镇人口差异影响，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比其他区域大。因此，为减小区域内差异，应继续推动促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鼓励东部率先发展的区域宏观发展战略，并进一步强化实施更具有针对性与特色性的微观区域发展战略。

（4）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地域差异性，决定了地区能源消费必然表现出显著的差异。为减小这种生活能源消费差异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我国需要颁布具有针对性的区域政策，从而减小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镇化水平的差异。针对区域内差异小的京津、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区域，可采用详尽的节能或能源效率提升措施；對于区域内差异大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西南、西北区域，则要因地制宜采用相应的节能或能效提升措施，并通过普及节能知识与节能技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避免这些地区依靠高能耗来换取经济总量的增长；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区域，则应通过转变城市化推进方式来避免因过度城市化而带来的种种能源危机。

参考文献：

[1]张馨，牛叔文.城乡居民家庭生活能源消费需求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5）：1-5.

[2]孙涵，周丽娜，郭海湘.中国城镇居民生活完全能源消费的测算及趋势分析[J].研究与探讨，2014，36（4）：40-45.

[3]国家统计局.中国能源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2014.

[4]李庆涛.我国区域协调政策发展与实践[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5，11（1）：16-19.

[5]张艳东，赵涛.基于泰尔指数的能源消费时空差异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5，29（6）：14-19.

[6]马晓钰，李强谊.中国能源消费时空差异分解及影响因素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14，12（10）：110-115.

[7]谭月，黄贤金.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关联分析及比较[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 18（3）： 54-57.

[8]熊永兰，张志强，曲建生，等.2005—2009年我国省域CO排放特征研究[J].自然资源学报，2012， 27（10）：1766-1777.

[9]邓吉祥，刘晓，王铮.中国碳排放的时空差异及演变特征分析与因素分解[J].自然资源学报，2014，29（2）：189-200.

[10]唐晓云.生产要素视角的中国旅游经济发展区域差异研究[J]. 经济地理，2010，30 （10） ： 1741-1745.

[11]曹俊文.中国能源消费水平空间差异及成因研究[J].统计研究，2012，29（10）：59-63.

[12]蔡安宁，庄立，梁进社.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测度分析——基于基尼系数分解[J].经济地理，2011，31（12）：1995-2000.

[13]康晓娟，杨冬民.基于泰尔指数法的中国能源消费时空差异分析[J].资源科学，2010，32（3）：485-490.

[14]Conceicao，Pedro K.Galbraith，James Bradford，Peter. The Theil Index in Sequences of Nested and Hierarchic Grouping Structures： Implications for the Measurement of Inequality through Time with Data Aggregated at Different Levels of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M]. UTIP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Inequality Project） working paper， 2000.

[15]Akita， T. Decomposing regional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and Indonesia using two-stage nested Theil decomposition method， [J].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2003，33（2） ：55-77.

[16]胡志远，欧向军.基于泰尔指数的江苏省区域差异多指标测度[J].经济地理，2007，27（5）：719-724.

[17]Theil H.. Economics and Information Theory[M].Amsterdam：North 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967.

[18]Cowell F. A.. On the Structure of Additive Inequality Measures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80，47（3）：521-531.

[19]彭定赟，陳玮仪. 基于消费差距泰尔指数的收入分配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17（2）：30-37.

[20]赵凯.我国城乡消费需求理论与实证研究——以消费量及消费结构为视角[J].现代经济探讨，2009，23（7）：39-43.

[21]傅崇辉，王文军，曾序春.生活能源消费的人口敏感性分析——以中国城镇家庭户为例[J].资源科学，2013，35（10）：1933-1944.

[22]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08）[EB/OL].（2008-06-01）[2016-07-07].

[23]魏一鸣，廖华.中国能源报告（2010）[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24]岳婷，龙如银.我国居民生活能源消费量的影响因素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3，27（11）：57-61.

责任编辑：张士斌

收稿日期：2016-07-2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煤炭价格波动机理及对我国实体经济的传导效应研究”（71573255）；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福利损失补偿视角下供运需协同的电煤应急储备规模研究”（2014M551708）；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基地项目“信息干预对江苏居民习惯性节能行为的作用机理与引导策略研究”（15JD037）；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居民习惯性节能行为的信息干预机理及优化机制研究”（2015SJD435）；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国家煤炭应急储备最优规模的决策模型研究”（1302079B）。

作者简介：刘满芝（1978—），女，江苏徐州人，管理学博士，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副主任，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能源经济与管理；刘贤贤（1991—），女，山东济宁人，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作者：刘满芝 刘贤贤

发达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分析论文 篇3：

中国省际区域经济周期实证研究

摘要：本文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小波分析方法，依据中国30个省市1952-2010年的人均GDP数据，对省际区域经济周期进行实证研究，利用聚类分析方法对我国省际区域进行聚类分组研究。结果表明：从波谷个数来看，全国各省份至少出现了10次波谷，最多的省份甚至有14次；从波动的幅度和频率来看，全国各省份均呈现出收敛趋势，且东部省份的收敛速度和幅度领先于其它省份；从省份之间短期波动的相关系数矩阵来看，共有44组省份（全部对象共计900组）的相关系数未能通过统计检验（P值取5%）；聚类结果表明，改革开放后东部省份的聚集程度明显提高。

关键词：区域经济周期；小波分析；聚类分析；人均GDP增长率

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经验表明经济增长从来都不是按部就班、一成不变的，而是繁荣与萧条、衰退与扩张交替演变的动态发展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也出现了10余次的经济周期波动，国内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通过梳理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现他们是从国民经济的高度高屋建瓴地研究我国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趋势及形成原因。也有学者从区域层面对我国各省份的经济周期波动进行研究。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国内外研究经济周期的新方法——小波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省际区域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特征，在小波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利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聚类分析来对全国30个省际区域进行聚类重组，旨在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和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建议。

一、文献综述

随着区域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区域经济周期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就日益突出。经济学者转向区域经济周期研究是以Mclaughlin（1930）和Vining（1945）的文章为标志，其真正的发展阶段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国内研究区域经济波动的文献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研究区域经济周期的特征及其成因；二是研究区域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极其形成机制；三是区域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影响因素。在区域经济周期的同步性及其形成机制方面，由于不同学者采用的方法、数据和研究范围不同，学界关于区域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存在与否还没有一致的学术意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学者选取的研究方法、数据指标、研究对象等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小波分析方法，选取了除海南外的全国其它30个省际区域，选取各省市实际人均GDP增长率对潜在人均GDP增长率的偏离作为衡量周期波动的指标。

二、研究方法介绍

小波分析是近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数学分支，它不仅广泛应用于数学学科本身，在非数学领域，如信号处理、医学、工程学、天文学等领域都具有广泛的应用。Crowley认为小波分析在经济学领域还未得到广泛应用，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经济学家忽视了小波分析在经济学分析中的潜力。小波分析的基础是要对数据进行小波变换，小波变换并不同于傅立叶变换。因为傅立叶变换在转换时丢失了原信号的时域信息，并且在处理非平稳信号时更是无法反应原信号的诸如偏移、趋势和突变等信息。小波变换既能够处理平稳和非平稳数据，并且还能将时间序列数据分解成低频趋势成分和高频周期成分，它是一种时间窗和频域窗都可以改变的时频两域分析方法。小波变换的实质是通过小波变换基函数ψa，b将原信号分解成不同频带的子信号，也即高频和低频信号，其中小波变换基函数ψa，b是通过母小波ψ（t）的伸缩和平移得到的，它具体的函数形式是：

假设有一个原始信号A，通过小波基函数变换后可以将原始信号A分解成低频和高频成分，其中低频成分可以理解原信号的趋势或潜在成分，其具体的函数形式可以表述为：

虽然小波分析主要运用于非经济学领域，但经过中外学者的大胆创新，小波分析在经济学领域内的运用也逐渐频繁，特别是运用于处理金融领域内的高频数据（如每日甚至每小时的股指）。James B.认为小波分析的优点尤其适合分析经济数据，并利用小波分析方法研究了美国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关系；TIMOTEJ J.运用多变量小波分析方法研究了转型经济体斯洛文尼亚的经济周期；Sharif M.同时用傅立叶转换和小波转换研究了美国的经济周期，结果表明小波转换优于傅立叶转换；Motohiro Y.多分辨率小波分析方法处理GDP数据并研究了美国的经济波动情况；David B.用小波分析方法测度了新西兰的核心通货膨胀率；Martin H.用小波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方法研究了瑞典24个区域1860-2009年间的区域经济增长率波动情况。显然，国外学者已经逐渐开始运用小波分析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而国内学者用小波分析方法研究经济问题的有杨天宇等。

三、实证研究及其结论

如前文所述，本文的数据指标是全国30个省市1952-2010年的实际人均GDP增长率。本文选取了各省市相关年份的人均GDP数据②，根据脚注5将数据进行相应变换，随后利用matlab（版本为7.0）进行小波分析。在此之前，本文需要着重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小波基函数的选择问题，二是分解层数的选择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本文为力求准确而采用试值的方法，并借鉴杨天宇等选取小波基函数的原则作出选择。具体描述如下：为更具代表性，本文选取全国层面的实际人均GDP增长率数据作为试验数据，对matlab软件自带的小波基函数依个试验，计算经过小波基函数分解后的高频成分的标准偏差，选取有最小偏差的Db2小波基函数。关于分解层数的选择，本文也依据杨天宇等提出的3-5层的标准，选择3层小波分解。因此，本文先以全国数据为试验对象，找出了Db2小波基函数和3层分解标准作为全国其它省份的小波分解准则。

1.从各省市周期性波动趋势所出现的波谷个数来看，全国30个省市均出现了至少10次的波谷，而少数省市甚至有14次。本文对所有省市的短期波动趋势图进行了波谷数量的统计，结果表明，东部省市如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区的波谷数量明显小于全国其它省市，而西部省市如宁夏、内蒙古、青海、西藏和新疆等地区的波谷数量明显高于全国其它省市。另外，如果从区域的角度来看，东部地区波谷数量平均来说小于中部，而中部又小于西部。这表明东部地区经济周期的波动频率低于其它两个地区，我国东、中和西部地区的经济短期波动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2.从各省市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和频率来看，我国30个省市的波动幅度和频率均出现收敛趋势。当然，如果要比较各省市收敛的幅度和速度，从各省市的短期波动趋势图也可以看出东部地区收敛的幅度和速度明显领先于中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又领先于西部地区。限于篇幅，本文在此列示了2个代表性省市的短期波动趋势图。

3.从各省市经济周期的相关性来看，全国大部分省市之间表现出较为显著的相关性。为验证此结论，本文对前期经matlab处理后的各省市短期波动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并对相关系数矩阵进行统计检验③。结果表明全国共有44组省市（全部研究对象共计900组）的相关系数检验P值高于5%。为与各省市长期趋势的相关性作比较，本文还检验了各省市长期趋势的相关系数矩阵，结果表明只有5组省市的相关系数检验P值高于5%，而且5组省市全部来自于东部省份和西部省份的组合。这些结论表明我国30个省际区域的短期波动呈现同步性的趋势，区域经济周期的同质性趋势也逐渐凸显；与长期趋势的相关性相比，各省市之间的短期波动表现出更为明显弱相关性。

4.在得到各省市短期波动数据后，本文随即以此数据为基础对全部省市进行聚类分析。为更好地反映改革开放对聚类结果的影响，本文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界，分别对各省市在此之前和之后的短期波动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之前东部省份只有北京、辽宁、天津和上海等四个省市归类为一组；改革开放之后，由于东部地区其它省市的迅速崛起，东部地区之间的短期经济波动表现出更强的相关性。

本文通过matlab软件，将全部研究对象的数据运用db2小波进行3层面分解后得到各自的长期趋势成分和短期波动成分，并以短期波动数据作为区域经济周期的衡量指标，对全国30个省市的区域经济周期进行实证研究和比较分析，借助于R语言实现了对相关结果的假设检验和聚类分析，得出的结论有如下几点：

第一，从波谷个数来看，全国各省市至少出现了10次波谷，最多的省份甚至有14个。东部省份的平均波谷个数低于中西部省份，中部省份又要低于西部省份。

第二，从波动的幅度和频率来看，各省市之间虽然有相同的收敛趋势，但收敛速度和幅度却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东部省份的收敛速度和幅度领先于其它省份。

第三，从省市之间短期波动的相关系数矩阵来看，共有44组省市之间的相关系数未能通过检验。省市之间的短期波动有同步性倾向，区域经济周期也表现出同质性的趋势。

第四，聚类结果表明改革开放后东部省份的聚集程度明显提高。相比其它省市，东部省市之间经济周期波动的联系更为紧密，省市之间聚类现象比改革开放前更为明显。

我国省际区域经济体的短期经济波动存在着共性和异性并存的特点。作为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注重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时，也需要兼顾好经济的短期波动。因为省际区域之间短期经济波动的相关性，对宏观政策的区域协调效应产生影响。另外，由于东部省份与中西部各省份之间存在着短期经济波动幅度和速度的收敛差异。因此，中央政府在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时应该注重加强东、中和西部各省份之间的经济往来和商贸合作，这一方面能够协调好省际区域之间经济增长的步伐和趋势，另一方面也能够有效缩小我国省际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注释：

① git=LnYi，t-LnYi，t-1=Ln[SX（]Yi，t[]Yi，t-1[SX）]=Ln（1+[SX（]Yi，t-Yi，t-1[]Yi，t-1[SX）]）≈[SX（]Yi，t-Yi，t-1[]Yi，t-1[SX）]，其中Yi，t指区域i在t时期的实际人均GDP。因此可以用git近似代表区域i在t年的实际人均GDP增长率，Martin Henning（2011）也用此变换来研究瑞典区域经济问题。

② 数据全部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网址为：http：//219.235.129.58/indicatorYearQuery.do。

③ 此步骤借助于R语言命令，其版本为2.13.0。此步骤需要先计算各省市短期波动数据之间的相关系数，再运用命令对相关系数矩阵进行统计检验。

参考文献：

[1] 吕光明.经济周期波动：测度方法与中国经验分析[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154.

[2] Crowley， P. M.A Guide to Wavelets for Economists[J].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2007，21：207 -267.

[3] James B. Ramsey， Camille Lampart.The Decomposition of Economic Relationships by Time Scale Using Wavelets：Expenditure and Income[J].Studies in Nonlinear Dynamics and Econometrics， April 1998， 3（1）：23-42.

[4] TIMOTEJ JAGRIC， RASTO OVIN.METHOD OF ANALYZING BUSINESS CYCLES IN A TRANSITION ECONOMY：THE CASE OF SLOVENIA[J].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XLII-1 （March 2004）：42-62.

[5] Sharif Md. Raihan，Yi Wen， Bing Zeng.Wavelet：A New Tool for Business Cycle Analysis[J].Working Paper2005-050A. http：//research.stlouisfed.org/wp/2005/2005-050.pdf.

[6] Motohiro Yogo.Measuring business cycles：A wavelet analysis of economic time series[J].Economics Letters 100 （2008） 208-212.Available online at www.sciencedirect.com.

[7] David Baqaee.Using wavelets to measure core inflation：The case of New Zealand[J].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1 （2010）：241-255.

[8] Martin Henning， Kerstin Enflo， Fredrik N.G. Andersson.Trends and cycles i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How spatial differences shaped the Swedish growth experience from 1860-2009[J].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2011，4848：538-555.

[9] 杨天宇，黄淑芬.基于小波降噪方法和季度数据的中国产出缺口估计[J].经济研究，2010（1）：115-126.

（责任编辑：关立新）

作者：陈雪梅 罗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