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与西方票据制度比较论文

摘要：我国的审级制度以四级两审制为核心，兼以小额诉讼一审终审和再审制度为辅助。在我国审级制度设计之初，立法者缺少对审级制度基本原理及民事诉讼基本理念的充分把握。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国审级制度的弊端逐渐暴露。因此，在新时期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立法者应当深入领会审级制度背后所蕴含的基本规律，对我国的审级制度作出富有成效的改革。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我国与西方票据制度比较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国与西方票据制度比较论文 篇1：

我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体制的范式创新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福利制度逐渐从与市场经济的相互抗衡走向相互补充，并摸索出一条构建“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体系的可行路径。面对转型期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系统梳理和总结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历程，并结合国际福利制度演变的宏观趋势，对今后工作的重点进行理性判断和有效把握，对提高我国社会福利资源配置效率、寻求政府与市场行为均衡、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社会福利；适度普惠；范式创新

收稿日期：2011-07-31

作者简介：许光（1981-），男，山东济宁人，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讲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福利经济学。

社会福利是国家和政府为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运用社会互助的方式来提高其生活质量的活动。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达程度和文明进步水准的重要指标，社会福利是各国政府解决相关社会问题和排除国民后顾之忧的基本制度安排，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确保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拓展社会福利的保障范围，推动社会福利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逐步提高国民福利水平。”[1]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以我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为基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体系。在此过程中，系统梳理和总结中国社会福利改革历程与成就，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福利制度改革与西方福利国家改革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国社会福利体系的构建深受西方福利思潮的影响，客观上符合由“国家福利主义”向“福利社会主义”再到“社会合作主义”的演进脉络[2]。面对转型期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我们要切实提高国民福利水平，确保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既需要系统总结和回顾我国社会福利改革历程，又需要吸收和借鉴西方福利国家的改革经验，逐步构建一套与国情相适应的“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体系。

一、我国社会福利改革的理论支撑

我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客观上遵循了西方福利国家的主流思潮，体现了由国家干预主义向社会合作主义过渡的时代特征。其中，尤以福利多元组合理论和“第三条道路”理论对我国社会福利改革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显著。

（一）福利多元组合理论 ①

英国福利学家罗斯（Rose，1986）最早提出，社会的整体福利来自三个部门：家庭、市场和国家。三者作为福利提供的不同主体，任何一方对其他两方有所贡献。将三者提供的福利进行整合，就形成了一个社会的整体福利。伊瓦斯（Evers，1988）发展了该理论，将家庭、市场和国家纳入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并阐述了三者对应的组织、价值观和社会成员关系。其中，家庭对应的是非正式（私人）组织，在微观层面上体现的是团结和共有的价值；市场对应的是正式组织，体现的是选择和自主的价值；国家对应的是公共组织，体现的是平等和保障的价值。约翰逊（Johnson，1999）进一步提出志愿部门在福利提供中的作用。他认为当代社会中志愿部门的出现有利于社会福利来源的多样化，但由于权力过分集中于政府，当国家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失业等严重社会问题时，相关利益集团必然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对政府利益进行挤占[3]。 对此，政府将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对相关部门进行控制和挤压，其结果是利益分配的愈发不公以及社会矛盾的进一步加剧。

福利多元组合理论因强调国家以外其他社会部门在福利提供中的作用而受到重视。作为一种社会政策的宏观分析范式，它被潜移默化地应用于我国福利制度改革实践[2]。具体来看，福利制度改革的核心议题是公平与效率，即政府与市场在福利提供中的边际界定，其与福利多元组合理论内在一致：（1）我国福利制度从“国家福利”向“社会福利”的转化客观要求多元社会力量参与。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是福利提供的唯一主体，政府为满足各方利益需求制定了“领导控制型”福利模式。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以“公平”为价值诉求的福利体制遭遇市场经济关于“效率”的条件制约[4]。为此，多元社会力量参与的“合作互制型”福利模式应运而生，以弥补政府规制的不足。（2）福利产品和服务按照性质可分为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为实现社会福利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需要政府、市场和个人责任共担，这与福利多元组合理论“福利整体构成”的观点内在一致。（3）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实践充分论证了党和政府对“第三部门”作用的重视。按照福利多元组合理论，志愿部门等社会组织作为福利提供的“第三部门”，可有效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所带来的福利分配不公，两者内在一致。

（二）“第三条道路”理论

“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福利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试图摆脱传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左”与“右”的对立而构建的一种独特思想体系。吉登斯（Giddens）在《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中阐明了“第三条道路”的内涵，即对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进行折中与调和，强调有限的国家干预与有限的市场调节相结合，主张社会福利提供中国家责任、社会责任与个人责任的有效平衡，以及社会福利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5]。其指导思想是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型国家”[3]。

作为对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折中与继承，“第三条道路”理论对我国福利制度的改革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度。首先，我国从“国家福利”向“社会福利”的转型凸显了对劳动者个人责任意识的重视和培养。通过强调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的有效结合，鼓励人尽其职、各尽其能，提倡确立“无责任即无权利”的福利新准则。其次，变被动的“恩惠式福利”为主动的“进取式福利”。我国传统的福利体制是在人们遭受外部风险以后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对其进行补偿，不利于公民独立意识的培养。我国社会福利改革通过“可供替代的发展方案”提高公民的个人技能，从根本上减少其遭受社会风险的可能。第三，政府通过合作与责任分工，与其他社会机构一起共同提供福利。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社会福利事业的包办虽促进了社会公平，但却使人们丧失了独立意识，容易引发“福利陷阱”的道德风险。在探索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实践中，党和政府将多元社会力量积极引入福利体系的运作机制，有效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二、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由“领导控制型”向“合作互制型”转变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福利制度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初，当时采用了大社会保障的概念，使得社会福利仅限于社会保障范畴。此后，开始积极探索市场规则与国家福利的均衡，妥善处理了需要与可能、局部与全局、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逐步建立了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福利长效机制。

（一）“二元分割”：社会福利制度的初创阶段（20世纪50年代）

我国社会福利制度建立之初主要是在城市建立社会保险、职业福利、社会救济和优抚制度，在农村开展合作医疗事业。这一时期的福利制度具有明显的集体主义倾向和平均主义特点，带有显著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特征[6]。首先，城市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动力来源于两个方面：（1）解决当时城市中遗留的严重社会问题。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量灾民、难民和失业者等严重社会问题，党和政府除了通过恢复和发展生产、促进就业、以工代赈、生产自救、回乡生产和移民垦荒等途径加以解决外，还针对各类困难人群提供救助，并逐渐发展成为常规性的制度。（2）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城市工业化体系。1951年，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对职工的生活待遇、医疗待遇和集体福利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1957年全国总工会《关于职工生活若干问题的指示》对职工的生活必需品、困难补助和发展职工福利的经费等问题做了具体规定。1958年《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对城镇失业工人的救济工作、解决重新就业和失业期间的生活保障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7]。其次，农村最初的社会保障制度是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来组织和实施的。1956年，政府发布了《高级农村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农村生产合作社对于缺少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病、残、孤、寡社员，给予生产和生活上的适当安排与照顾，以使其生、养、死、葬都有依靠[8]。在这一时期，农村还开展了合作医疗事业。

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构建相对薄弱。从制度来源上看，城市社会救助制度基本上采用了国外长期实行的救济制度，农村的灾害救济则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救荒制度[9]。此外，当时我国城市中还没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农村也仍然属于比较典型的小农经济，因此社会福利制度带有显著的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特征。但无可否认，此时的社会福利制度对增强民众发展信心、坚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领导控制”：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受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协调论”和“经济决定论”等的影响，这一时期我国实行了“领导控制型”社会福利模式，社会福利资源由国家控制并进行统一分配，福利供应渠道高度集中且单一。此模式下国家是社会福利的唯一主体，企业是联结国家与个人的中间载体。通过加大对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和优抚安置等的补充，逐步确立了国家负责、官方包办的民政福利和单位包办的职工福利所组成的社会福利体系。

这一阶段“领导控制型”的社会福利制度具有以下特征：（1）福利制度安排服从意识形态需要，即社会福利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体现。（2）平均主义的价值取向。计划经济时期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具有典型的城乡二元分割性，但在板块分割的福利体系内部，却采取了极端平均主义的福利分配方式，除了“干部—市民—农民”的等级划分对福利分配有一定影响外，整个国家的福利分配相对平等化。（3）福利制度在政党统治中的作用不大，基本上处于政治附庸地位。（4）低水平的福利制度设计。由于当时物质基础相对薄弱，各种票据制度、粮油供给制度加上无所不包的单位福利和集体福利，共同维系着一个相对平均但标准较低的福利体系[10]。

（三）“合作互制”：福利制度改革的深化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原有“领导控制型”福利体制的弊端日益突出。同时，恰逢西方国家因经济危机引发对福利国家的质疑，政府大幅削减福利开支。内外因素共同决定了中国福利模式由“领导控制型”向“合作互制型”转化的必然。这一时期我国福利制度的改革可以进一步细化为三个阶段：第一，20世纪80年代福利制度调整阶段。在城市，党和政府对计划经济时期的劳动就业制度和住房制度进行了全方位改革。在农村，大力发展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提高医疗覆盖率，同时完善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办法。第二，20世纪90年代的福利全面转型。将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劳动保险制度改为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的社会保险；将范围狭小的城市社会救济制度改为覆盖面更广泛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原有的福利性住房体系改为住房商品化制度；将由政府负担的公共医疗卫生体制改为政府投入与商业化运作相结合的制度[11]。 第三，21世纪以来的社会福利社会化实践。在政府承担主体责任的同时，将某些营利性的、能够按市场规律运作的服务交给企业办，在社会福利管理中引入市场经营原则和相应的利润导向、价格调节、成本控制等观念，实行市场化的运作，可以充分提高社会福利的供给效率。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福利社会化实践取得了突出成效，逐步形成了政府、企业、个人和第三部门“责任共担”的福利机制。

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福利改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是一场带有根本性的制度变迁，取得的成就主要有：（1）制度保障对象的覆盖面扩大。如在老年人福利方面，过去的保障对象仅为城乡孤寡老人和“三无”老人，当前的服务对象已扩大至惠及城乡更大范围的老人。（2）福利服务内容更加丰富。由过去只关注服务对象基本的抚养、生活照料问题，发展为今天全面关注服务对象的医疗、保健、康复护理及文体娱乐等方面。（3）非营利性组织在福利事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社区服务、消除贫困、尊老扶残、保护妇女儿童、帮助下岗职工再就业、教育培训和卫生保健等方面，非营利性组织起到了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社会稳定、增进人民福利的重要作用。

三、社会福利改革范式创新：从“选择补缺”到“适度普惠”

在工业革命以前，福利制度被认为不可能从根本上挽救社会贫困，反而会加重国家财政负担，因此欧洲国家受传统保守主义的影响，采取了“自由放任型”福利模式，寄希望于市场的自发调节来达到社会均衡和福利最大化。此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广泛开展，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能力得到极大增强，普遍具备了承担社会风险以及为人民提供福利的能力，政府在消除贫困和提升社会福利中的责任被凸现出来。受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影响，英国率先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式的国家福利主义，集权型的国家中心主义成为社会福利政策制定的唯一标准。过于全面的社会福利体系有效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但却滋生了人们的懒惰情绪和对政府的依赖心理。面对福利国家财政的入不敷出，以吉登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提出“第三条道路”的改革理念，主张强化社会责任和公民独立意识，减少国家在福利提供中的作用，变被动的“事后救助”为积极的“事先预防”。

我国社会福利政策在制定过程中深受西方福利多元组合理论和“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影响，客观上借鉴了欧洲福利国家改革的经验，遵循了一条由“领导控制型”向“合作互制型”的演进脉络，表现在两个方面：（1）社会责任、个人责任和政府责任的共同分担，特别是传统单位福利的逐渐剥离以及新型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2）变被动的“事后救助”为积极的“事先预防”。如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在政府公共支出中的比重，通过社会公共机构举办各种职业技能培训等。但是，我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与西方国家又有显著不同：一方面，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福利改革的出发点和根本目标是提升社会福利水平、确保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另一方面，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二元分割的福利体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社会成员（特别是农村居民）参与社会竞争的能力亟需提高。上述两方面因素既是我国区别于西方国家福利改革的特殊国情，也是今后我国构建“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模式的最大障碍。

四、结论与展望

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新矛盾和新问题不断涌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还在调整。党和政府虽明确了福利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但要构建与国情相适应、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体系，仍然任重道远。因此，在今后改革和完善社会福利体系的过程中，坚持和把握以下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很有必要。

（一）坚持社会福利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

社会福利制度同其他任何社会政策一样，都是一国政府根据特定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国家的财政能力、人民的风险承受能力和相应的政治体制所确定的风险分担机制。西方福利国家从“国家福利主义”向“福利社会主义”的模式演变充分论证了社会福利制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互制约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虽得到极大提升，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的财政能力还无法负担水平过高的社会福利。因此，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政府应着力构建与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适度普惠型”福利体系。当然，为预防转型期新的社会问题产生，政府可积极进行必要的福利投资，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以从根本上减少社会风险发生的可能。

（二）积极寻求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的均衡

福利国家改革的实践充分证明，市场经济和社会分配具有难以调和的内在冲突，如何有效界定市场边界和政府边界，是一国福利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我国而言，市场化改革与福利体制调整是同步进行的，社会福利改革始终围绕公平和效率问题进行了大量探讨。我国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追求公平和共同富裕、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因此，面对当前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仅靠市场手段进行调节是不够的，应当充分重视和发挥社会福利的调控作用，弥补“市场失灵”。

（三）坚持国家、企业和个人的“责任共担”

福利多元组合理论在欧洲福利国家的实践充分论证了“责任共担”福利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这一点对目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领导控制型”的国家福利模式不仅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而且对于经济效率提高、劳动者独立意识培养等都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其次，无论市场主导的“自由放任”模式还是政府主导的“领导控制”模式，都无法有效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因而有必要动员企业、劳动者和社会组织等多元社会力量，积极构建“第三部门”有效参与的“责任共担”福利机制。

（四）培育劳动者权利和义务相结合的意识

“无责任即无权利”的福利准则是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的理论精髓。因此，应当培育劳动者个人的独立意识和自我发展能力，消除人们对政府的过度依赖，构建个人与政府的“新型契约关系”。对我国而言，倡导劳动者权利和义务相结合，并非否认政府在社会福利提供中的主导作用，而是转变福利模式的目标视角，即国家社会福利改革的目的并非被动地满足弱势群体遭受社会风险以后的“事后救助”，而是通过相应的社会投资策略，增强弱势群体参与社会整合的能力。这在当今世界的福利制度改革中已成为主流，对今后我国构建新型社会福利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 释：

①“福利多元组合”（Welfare Mix）在不同的文献中有不同译法，也被称为“福利混合”或“多元福利”。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96.

[2]许光.社会排斥视角下的城市新贫困群体福利改善研究[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9（1）：36.

[3]许光.制度变迁与利益分配：福利三角模型在我国的应用与拓展[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0（3）：76.

[4]彭华民.福利三角中的社会排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

[5] 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郑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78.

[6]范斌.福利社会学[M].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20.

[7] 钱宁.现代社会福利思想[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324.

[8]李迎生.社会保障与社会转型[J].学海，2004（2）：76.

[9]李培林，朱庆芳.中国小康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72.

[10] 韩克庆.第三条道路与中国的福利改革[J].天津社会科学，2010（2）：47.

[11]关信平. 全球化时代社会政策发展的国际趋势及我国社会政策的转型[J]. 江海学刊，2002（3）：65.

责任编辑 莫仲宁

Innovation on China’s Social Welfare System with Generalized

Model of Moderate Preferences

XU Guang

（Party School of Zhejiang Committee of the CPC , Hangzhou, Zhejiang, 311121）

作者：许光

我国与西方票据制度比较论文 篇2：

我国民事诉讼审级制度的重构

摘 要：我国的审级制度以四级两审制为核心，兼以小额诉讼一审终审和再审制度为辅助。在我国审级制度设计之初，立法者缺少对审级制度基本原理及民事诉讼基本理念的充分把握。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国审级制度的弊端逐渐暴露。因此，在新时期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立法者应当深入领会审级制度背后所蕴含的基本规律，对我国的审级制度作出富有成效的改革。

关键词：审级制度；三审终审制；重构；优化

一、我国审级制度面临的问题

1954年，我国颁布了《人民法院组织法》，首次确立了具有四级两审终审制度。其原因在于，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域间的人口密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相对简单的审级制度可减轻当事人的时间及经济负担，而较短的诉讼周期也可尽快让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得以确定，稳定社会关系。同时，这也使得大多数民事案件停留在中级法院进行审理，减轻高级法院及最高法院的审案压力，利于其发挥审判指导作用。再者，我国不区分事实审与法律审，二审也审理事实问题，全面审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审级不足的缺陷。

社会不断进步，但纠纷出现的概率也不断增加。法律知识与法律教育的普及增强了民众的法律意识，民众也逐渐倾向于将诉讼作为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与此同时，案件的类型日趋多样化。根据统计，截止2011年，我国共有32个高级人民法院（含1个解放军军事法院），409个中级人民法院，3117个基层人民法院。我国相邻层级法院数量比偏高，高级法院与中级法院数量比平均为1∶12.8；中级法院与基层法院数量比平均为1∶7.6。然而，在实行三审制的西方国家，其相邻层级法院数量比却远低于我国，仅保持在1∶4到1∶7之间。由此可知，我国每个上级法受理的上诉案件至少来自7个下级法院，而其中，高级法院受理的上诉案件至少来自12个中级人民法院。在案件数量逐年增多、案件类型更为复杂的新形势下，这种法院系统设置的失衡显得更为明显。

二、审级制度的功能及运行原理

（一）维护司法的统一性

实现司法裁判的统一的深刻内涵在于司法裁判应当在整个法律的管辖范围将法律公正、平等地适用于个案中的原告与被告。

为实现司法的统一性，首先要缩小终审法院的规模，实行集体决策机制。最高法院在整个司法体系中扮演统一司法裁判，创制司法先例的角色，而最高法院接纳审理案件的数量以及法院法官队伍的规模决定了其是否能夠很好地担当此重任

其次，在一国的司法体系中，各级法院应当拥有自己独特的职能。在审级制度的金字塔中，越靠近塔基就应当越靠近案件事实，基层法院的职能定位于个案纠纷的解决；而越靠近塔尖，距离案件事实就越远，且其判决会对未来下级法院的判决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最高法院的职能就应当定位于先例的创制与公共政策的制定。

再次，最高法院排除对事实问题的考虑更是统一司法，实现裁判统一的关键。最高法院具有更多的公共职能，为实现最高院这一职能，就要对审理的内容进行细化与区分，排除简单并仅具有较小价值的事实认定问题，而仅把精力投注于对社会公共利益、对经济社会发展、对司法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影响的法律理解解释与适用问题上去。

最后，为实现司法的统一性，应当区分权利性上诉与裁量性上诉，赋予终审法院自由裁量权。在这一过程中，中级法院充当缓冲器或闸门的角色，控制着涌入最高法院案件的数量，每当接近阈值，中级法院则可将阀门关闭，以便案件不至于过多而导致最高法院最终瘫痪。而当洪水退去，终审法院则可心平气和地按照案件重要性为标准，依自由裁量选取案件进行审理，从而高质量地实现终审法院的职能。

（二）保障司法的正确性

纠正裁判错误是审级制度的另一项重要功能，通过赋予当事人上诉权，使得案件经由更高一级法院审理，以便保证审判质量。而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双向制约机制则是保障司法正确性的核心条件。

上诉法院应当坚持有限审查的原则，在审查的案件事实问题时，法官判决的依据应当严格限于在一审程序中已经确定的事实和固定下来的证据，而对上诉审中当事人提出的新事实和新证据，上诉法院应当对其进行严格的限定。在美国，上诉法院在案件审理时严格地将上诉审中的新事实和新证据予以排除。除非极度特殊的情况，认为案件事实与初审卷宗记录不相符合，存在严重影响案件实质正义的可能性，上诉法院也会严格地将案件发回初审法院进行审理，而不是其自身直接对这些证据和事实进行采信。审级制度力图在保障当事人诉权和控制法官权力滥用之间寻找平衡点，为了更好地去实现这样的平衡，就要对任何形式的单向监督与制约进行严格地排除。

（三）吸收当事人不满

上诉制度通过纠错，增加了司法裁判客观上的正确性；同时，通过上一级法院对案件的再一次审理，利用复杂的程序和较高层级审判者所拥有的权威感，让不满于一审判决的当事人的情绪得以宣泄，让其感知到案件已经经过更为谨慎的处理对待，使得当事人心理感觉上的正确性得以提升，从而司法的正当性和信服性得以增强。程序的仪式感虽然对案件的实质审理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其所带有的社会效应却超越于案件本身而存在。当事人对于权威在最初的认知中总是趋于认同与理解，从而反省自身，化解内心的矛盾。由此观之，审级制度在建立当事人、社会公民对法院的信任的层面上扮演了重要作用。

三、审级制度功能障碍分析

（一）两审终审制难以克服地方保护主义

我国现行法院体系完全参照行政区划进行设置，各級法院与各级政府一一对应。但是在制度设计时，立法者未能深刻把握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区别，致使我国法院系统的设置忽略了法院系统自身的特点，破坏了系统内部职能的平衡，牺牲了司法公正与独立，为地方保护主义提供了便利。

同时，虽然政府保障了法院的日常供给，但是却给地方保护主义提供了温床，为审判不公、审判权受到不正当干预埋下了祸根。若不对现有国家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可预计的未来，地方保护主义仍将长期存在，对司法独立构成威胁。较少的审级无法发挥上级司法机关对下级司法机关的指导监督作用，对行政权的制约更成为了一种空想。

（二）两审终审制难以保障案件审判质量

如前文所述，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双向制约机制是实现司法正确性的必要条件。我国诉讼模式采职权主义，初审法院法官享有充分的事实调查权，为实现对初审法官的制约与监督，同时赋予二审法院法官相对宽泛的事实调查权就成为应对策略，然而缺失了第三审对法律问题的正确性的把控，二审法院法官的权力就会过度膨胀，法官恣意裁判就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同时，我国的二审法院享有根据自己发现的新事实与新证据对案件进行改判或者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的自由裁量权。在这种状态下，二审法院的权力不断膨胀，极易出现权力的滥用，也难以保障案件的正确性。建立第三审程序的目的是在制度体系上构成对二审法院的制约与监督，形成各级法院的职能分工与权力分层，为实现司法正确性提供可能。

（三）两审制难以实现司法裁判的统一

在我国民事诉讼级别管辖的有关规定中，最高人民法院的受案标准是“在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但是这里所指的“有重大影响”与西方国家所指的“法律重要性”存在本质的不同。“法律重要性”的含义是指进入三审程序的案件具有超越个案本身的深远价值，而我国立法中所出现的“重大影响”却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具有很大的可解释空间。

再者，在两审终审制的框架下，最高法院即使作为终审法院也仅是居于二审的位置，缺少了中間上诉法院对案件事实问题的过滤，使得最高法院只能对案件的事实问题及法律问题进行全面审理，而不能单纯地进行法律审；缺少了中级上诉法院的阀门作用，最高法院也难以获得对上诉案件的是否受理的自由裁量权。这使得大量的案件涌入最高法院，使其机构规模日益膨胀，更佳难以实现统一司法的作用。

（四）两审终审制不能完全吸收当事人的不满，终审不终

当事人的不满需要通过足够的审级进行吸收，但我国相对较少的审级无法满足当事人的需求，因此就需要利用其它制度进行填补。我国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之所以仍在正常运行，其原因就在于审判监督程序的存在，然而过度的依赖已经根本改变了审级制度的主体结构，再审程序成为了三审程序的替代品。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至第二百一十三条的规定，法院、检察院及案件当事人分别可基于审判监督权、监督权及申诉权向相关部门提出再审的请求，使得已生效的裁判重新回到审判庭。再审程序也被频繁发动，审级制度的终局性最终难以保障。

四、审级制度的重构

（一）将四级两审终审制改为四级三审终审制

为保证裁判公正，并显示终审裁判之慎重，就必须给予案件当事人足够的审级，以确保充足的法院救济。因此我们首先应当做的就是将两审终审制改为三审终审制。但我国审级制度的改革并不仅仅是在原有两审的基础上简单地增加一个审级，还需要重新对各级法院的职能进行定位。

第一点，针对基层人民法院，应当由其承担普通民事案件的初审工作，各地中级人民法院承担二审上诉审的工作，最终终审第三审的工作则由各地高院来承担。第二点，赋予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重大民事案件的初审管辖权资格，高院作为二审法院，最高院作为三审法院。第三点，也即为最重要的一旦就是，排除最高院的初审管辖权，使其重要职能得以更好地发挥。这样做一是为了保障当事人享有足够的审级救济，二是为了让高级人民法院于最高人民法院更好地发挥统一司法裁判的职能。

（二）第三审采法律审

西方国家普遍将其第三审设置为法律审，而存在于基层法院与最高法院之间的中级法院职能相对特殊，各国对于中级法院职能的定位形成了不同模式的审级制度。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受理案件当事人的权利性上诉，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纠正初审裁判的错误。但基于历史沿革，联邦上诉法院也承载了最高法院的部分职能，在最高法院实现全国范围内法律统一的同时，上诉法院也在通过运用法律审，着力实现自己辖区内法律适用、法律解释的统一化。而只有当初审法院审所收集的证据与所作出的结论完全不匹配，或者判决结论缺少所依据的证据支撑时，上诉法院才可对初审法院提出质疑。

德国第一审程序实行全面的事实审查，但第二审采续审制，其原因在于其一审程序中没有美国司法程序所设置的审前发现程序和交叉询问程序，一审程序对事实问题不能一次性获得全面而详尽的证据，必须由二审程序来承担一部分一审程序中未能全面完成的事实调查职能。但德国的二审不是一审的简单重复与复制，二审程序中，法官对新证据的采纳并非完全自由，对方当事人的意愿也成为法官是否采纳新证据所考虑的重要因素。德国第三审程序为法律审，仅仅针对民事案件法律问题的审理，而不涉及案件事实问题的审理。由此可见，德国法院职能配置上呈现出明显的梯级结构。

综上，我认为我国法院一审程序应当全面贯彻事实审与法律审。二审程序采“续审主义模式”，对事实问题及法律问题进行全面审查，但对其在对方当事人意愿、证明责任及诉讼费用等发面进行限制。而第三审程序则应当贯彻严格的法律审，只能以裁判违反法律为理由提起第三审上诉。

（三）区分权利性上诉于裁量性上诉，赋予终审法院自由裁量权

诉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上诉权则是诉权的延伸。因此，二审法院作为一审法院的上诉法院，应当受理权利性上诉，并且基于诉权的保护，当事人上诉条件也不宜限定地过于严格。但是三审制下，第三审程序的价值目标并不着力于实现个案的公平与正義，第三审程序应当承担更具有广泛意义的任务，而应当将实现法律统一作为己任。据此，我们就应当赋予第三审法院对上诉案件是否管辖的自由裁量权，以此来控制进入第三审法院案件的数量与质量，使第三审程序保障法律统一适用的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

美国司法体制不断改革，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联邦最高法院不断寻求扩大自己的裁量范围，限缩强制管辖权。1925年通过的新的《司法法》基本取消了来自联邦上诉法院的权利性上诉，扩张“移卷令”的适用范围，同时也在极力弱化中间上诉法院的“请示权”，仅有极少量的“飞跃上诉”得以保存。

德国三审上诉权实际由上诉法院与最高法院共同行使，二者相互配合，相互制约：①案件涉及金额巨大的金钱案件就法律问题提起的三审上诉由最高法院直接受理；②非金钱诉讼或涉及金额较小的案件，由二审法院许可才能上诉至最高法院，这一许可对当事人与最高法院都有約束力；③虽然有的案件获得了上诉法院将其提交至最高院审理的资格，但这并不就意味着案件就能够顺利地获得最高院的实质审理，而只有当最高法院大法官中存在三分之二以上的法官认为该案件存在可进行实质审理的必要，此案件才能够进行实质审理。然而，二審法院在识别的过程中也消耗了大量的精力，有学者主张取消案件涉及金额的限制，以先例价值与公共重要性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

（四）审级制度多元化

为适应社会生活中的多种情况，在三审终审制的框架下，我们仍应当构建多元的审级，实现“繁简分流”。

1.激活小额诉讼程序

在英美及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例中也规定有小额诉讼制度，但是其主要目的在于更好地接近人民和实现司法民主，然而在我国的立法体例中却给小额诉讼制度新增了一项为法院进行案件分流以便减压的目的。但是，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制度设计存在缺陷，在司法实践中被虚置，没有发挥立法预期的作用。首先，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中关于是否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决定权掌握在法官手里，当事人不享有程序选择权，仅能依照法官自由裁量的结果进行诉讼。其次，我国立法未对小额诉讼程序适用范围作出明确界定，是否能将小额诉讼的范围拓展至确认之诉与形成之诉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争议。最后，我国立法规定小额诉讼一审终审，立法者没有为当事人提供任何的上诉机会，但是国外立法中却存在着针对小额诉讼的有限上诉制度，在案件审判质量难以保障，司法公信力低下的大背景下，绝对的一审终审会使司法的公正性受到更为严重的质疑。我们应当借鉴国外立法的经验，将小额诉讼程序与诉外的非诉解决机制、诉讼上的和解协议、简易诉讼程序、督促程序、票据诉讼程序和支票诉讼程序等有机结合起来，以此才能更好的将小额诉讼程序激活。

2.引入飞跃上诉制度

法官裁判后，若案件双方当事人对判决的事实认定部分不存在任何争议，但基于各种理由，欲将案件直接提交第三审法院进行审理，从而跨越中间一级审级的制度即为飞跃上诉制度。其启动要求没有事实争议部分、案件双方当事人经由自由意志达成合意，且第三审法院经过自由裁量获准上诉就成为越级上诉制度启动的核心要件。

灵活的飞跃上诉制度正是根植于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思想，在保障诉讼当事人处分权得以充分实现的同时，又着力于提高诉讼效率，将诉讼成本降至最小，实现诉讼经济目标，从最大程度上节约司法资源。当然，越级上诉制度也受制于第三审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受到第三审限制措施的约束。

任何制度的设计都应当遵循制度背后所蕴含的基本规律。本文从审级制度基本原理出发，分析了我国两审终审制存在弊病的根本原因，并依据基本原理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构想。我们应当依据审级制度基本原理对审级制度进行重构，同时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对制度进行进一步优化，并在司法实践中对制度再进一步打磨，由此我们才能设计出真正好的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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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晨.论我国民事审级制度[D].黑龙江：黑松江大学法学院，2014.

[3]朱金高.小额诉讼制度有效运作之机理[J].法学，2014（06）.

[4]傅郁林.审级制度的建构原理——从民事程序视角的比较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2（04）.

作者简介：

张坤（1993.9～），宁夏银川人，南京大学法学院2016级民商法学硕士。

作者：张坤

我国与西方票据制度比较论文 篇3：

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及其实施效果评价

[摘要]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使中国经济受到波及，2009年为治理危机，许多国家采用量化宽松政策，致使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面对这种局面，央行积极运用存款准备金政策，抑制通货膨胀。但随着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时间渐短导致调整频率渐高而致使效果渐弱。本文主要是针对这一现象来讨论我国的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有效性，以及对于完善存款准备金政策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存款准备金；货币政策；实施效果

1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概述

1.1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含义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指中央银行规定的商业银行和存款金融机构必须缴存中央银行的法定准备金占其存款总额的比率。存款准备金的初始意义在于保证商业银行的支付和清算，之后逐渐演变成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应量的政策工具。一般来说实施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国家中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一旦获得储户存入的存款，就需将一定比例的存款再存入作为货币管理当局的中央银行。这种货币管理制度就是通常所说的存款准备金制度。

1.2建立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的目的

（1）保证银行的资金流动性和现金兑付能力。在金融业发展初期阶段，由于同业银行间的资金拆借以及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机制尚未完全发育成熟，银行资产对临时性的现金需求弹性系数小，应变能力差，往往在资金流动性需求突发性上升或出现大量现金挤兑时发生金融恐慌和危机。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建立为银行资产的流动性提供了一个缓冲和保险装置，这也是法定存款准备金产生的初始动机；

（2）控制货币供应量。根据货币乘数理论，货币供应量为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之积，而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是决定乘数大小从而决定派生存款倍增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派生存款和货币供应量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弹性系数很大，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微小变化将会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增加或减少。因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可称为中央银行调节货币供应量的一种手段；

（3）有助于中央银行进行结构调整。中央银行借助于准备金的缴存集中银行资金，通过直接贷款或调整在贷款等计划分配手段，就可以实施结构调整为目的的信贷控制。

2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实施的发展历程

我国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建立于1984年，一直到90年代末，我国存款准备金制度的主要功能不是调控货币总量，而是集中资金用于央行再贷款。因此，长期以来，我国一直维持着较高的准备金利率和超额准备金利率。从1984年至今，央行已经对存款准备金率进行了46次调整，而在2007—2008年调整次数就多达13次，足见该政策工具对我国中央银行宏观经济的重要性。2.11984—1998年：中央银行筹集资金手段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于1984年，最初的设定的目标是为了筹集资金，用以支持信贷结构从而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为大型建设项目融资。存款准备金制度成为人民银行从中央财政获取资金的重要手段之一，与此相对应，人民银行对存款准备金支付相对较高的利率。

2.21998—2004年：一般性货币政策操作工具

1998年同业拆借市场的恢复运行，改变再贴现利率的生成机制，我国基本上构建了间接型货币政策操作程序结构，存款准备金制度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般性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然而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以及利率工具难以在短时期内成为我国调节银行信用总量的有效工具，所以为了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存款准备金制度成为频繁应用的主要货币政策操作工具。

2.32004年至今：一般性与结构性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与支付清算保证

面对2003年来我国出现的经济过热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过热特征，央行创造性地将存款准备金制度工具改造成具有结构性调整功能的一般性操作工具，即将银行机构存款准备金率的确定与其他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等指标联系起来，从而实现了货币政策职能与金融监管职能的有机结合，也创造性地发展了对存款准备金制度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属性。

1985年以来存款准备金率调整示意图资料来源：统计年鉴。

2.4央行多次运用法定存款准备金这个强有力的货币工具的原因

（1）流动性过剩。我国国际收支顺差额逐年快速增长，2002年以来，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是外汇储备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外汇储备的大量增长致使人民银行被动投放大量的基础货币，而这种趋势还在不断增长，所以造成流动性过剩。

（2）固定资产投资过热。近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一直处于高速增长中，自2007年开始我国的房地产投资过热问题就一直没有好转，总体房价上涨过快，偏离了房地产本身发展的轨迹，而一旦泡沫消失，将会影响国民经济的稳定持续健康发展。

（3）信贷规模过增。2007年以来，货币信贷增速仍然较快，流动性过剩比较突出。连续多年出现贷款绝对数量居高不下的局面。而这种局面与我国商业银行缺乏其他的投资和赢利渠道，过度依赖贷款赢利的商业行为有关。商业银行如果不加强流动性管理，巩固宏观调控的效果，新增贷款的恶性增长随时都可能爆发。因此，央行可以通过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银行信贷发出明确的紧缩信号，来收紧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对冲部分过多投放的基础货币。

3频繁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效果不显著的原因分析

3.1存款准备金政策的优点

（1）作用速度快而有力。

（2）作用呈中性，即改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对所有的银行和金融机构都产生相同的影响。

（3）特定条件下可以起到其他货币政策工具无法代替的作用。

（4）存款准备金制度强化了中央银行的资金实力和监管金融机构的能力，可以为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顺利运行创造有利条件。

3.2但是过于频繁地使用这一货币政策工具也会有一系列的缺点

（1）作用效果过于猛烈。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的微小变动，就会引起法定存款准备金的较大波动，对经济造成强烈影响。

（2）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的频繁变动会给银行带来许多的不确定性，增加了银行资金流动性管理的难度，因而易受到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反对。

（3）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具有时滞性。如果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的及时性、前瞻性不足，可能引发经济更大程度的振荡。

3.3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实施效果不明显

3.3.1货币供应量

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货币调节工具。它见效快，作用明显，随之产生的副作用也很强大。由于我国的商业银行一般都比较注重利润收入，所以不会保存过多的超额准备金，所以当中央银行调整存款准备金政策的时候，都会引起货币供应量的一系列波动。

分时段来看，2007—2011年上半年央行是着重于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理论上来看就是希望能够起到减少货币供应量，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而2011年下半年至今我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着重于下调的。从这几年的调整来看，货币供应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是作为一项强有力的货币政策工具来说，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的副作用也是很大的。

3.3.2银行信贷

央行不断的调整存款准备金政策使其不断提高，就会导致银行对外的放款量减少。放款量减少就会直接影响到收益率。我国商业银行最主要的利润来源就是存贷款利差收入，存款准备金的调整意味着银行增加了存放在央行的准备金金额。由于商业银行具有信用创造的功能，因此商业银行实际减少的可以用来创造利润的资金将比增加的准备金数额成倍放大。这将直接导致其可以用于放贷的金额减少，总的收益率下降。商业银行一方面要交纳更多的存款准备金，另一方面又必须向央行借入再贷款或回购央行票据弥补信贷资金缺口，增加了再贷款或票据的利息支出。

4提升法定存款准备金实施效果的建议

4.1完善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并引入动态调整机制

经国务院批准，2004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差别准备金制度。中国人民银行为了结合宏观审慎理念和流动性管理的需要，对差别准备金制度做了进一步的规则化、明晰化，于2010年年底明确对金融机构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并作为一种支持、激励性工具加以运用。如按经济区域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政策，按照全国货币调控目标确定基准的存款准备金率，然后由各地区分行按照辖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一般存款总量，在总行确定的准备金率基础上进行上下浮动。另外，应赋予人民银行分支行对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的管理权限，充分发挥基层央行的检测调控作用，增强差别准备金政策的及时性与灵敏度。最后，在提高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的同时，对差额部分的存款准备金执行低利率或零利率管理，以充分发挥利益机制的约束作用。

4.2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以配合存款准备金政策的实施

由于中国的商业银行在2009年之前保持着较高的超储率，货币当局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货币政策效果往往会被商业银行降低超储率行为部分抵消，因此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更大的政策意义在于冻结因外汇占款增加而增多的准备存款。由于2011年后准备金政策的紧缩效果更强，因此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冻结新增的基础货币之余还能够对货币市场甚至资本市场产生明显影响，推动市场利率的稳步上涨。基于这一预期，货币当局应该加强价格型调控供给的使用以引导利率与货币供给的合理变动；此外，近几年多次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经为央行实施差别准备金政策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在政策预期的共同作用下，差别准备金政策的效果将更为精准。同时应针对性运用差别存款准备金、定向央票、逆回购及窗口指导，或灵活地运用存贷款基准利率等一些数量型货币工具。

4.3扩充存款准备金结构，改革准备金的计提方式

当前我国存款准备金构成只包括现金和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存款。应该改革这种单一的存款准备金结构，把国债、政策性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债券等流动性强、安全性高的金融资产作为存款准备金。此外，消除按时点计提的方法，可杜绝各商业银行在每旬末将存款余额人为压低，使缴存的准备金失实的现象发生。同时，中央银行在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时，对货币供应量的计算也相对准确，从而增强中央银行的调控力度，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4.4改革对超额准备金付息的政策

借鉴目前多数西方国家的做法，对超额准备金甚至法定存款准备金都不予支付利息，我国可以首先逐步降低超额准备金支付的利率，然后适时对超额准备金付息进行取消。通过这种方式，商业银行的过高超额准备金将会增加其成本，因此会诱使商业银行在市场上寻求合适的放贷目标和机会，从而对“惜贷”现象进行有效的遏制，商业银行对此会做出迅速的反应，这样就有效地增强了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的有效性，提高了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

4.5建立和完善存款准备金缴存监督机制

第一，要建立存款准备金缴存日常监督机制。对所在地中央银行缴存存款准备金的，要求其提供可供核实的报表资料，建议缴存存款准备金时向中央银行提供统一格式的存款准备金计算和调节表，以反映存款准备金缴存比率、缴存金额计算等全过程，作为考核依据。第二，要建立存款准备金定期监督机制。中央银行应定期对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缴纳的情况进行核查，依法核实存款资金来源的真实性、核算科目的正确性、报表反映的全面性和缴存金额的合理性。第三，要建立信息反馈机制，要求金融机构对存款准备金制度实施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对中央银行进行反馈，同时，中央银行也应对反馈的信息进行及时处理。

参考文献：

[1]孙昱.对近年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政策的回顾、分析及展望[J].经营管理者，2010（6）.

[2]黄和平.论提高存款准备金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重庆：重庆理工大学学年论文，2011.

[3]初微.浅析存款准备金在我国货币政策中的作用[J].商情（教育经济研究），2008（1）.

作者：刘春杰　刘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