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慧案--引发对劳教制度的思考

唐慧案--引发对劳教制度的思考（共6篇）

篇1：唐慧案--引发对劳教制度的思考

唐慧案--引发对劳教制度的思考

唐慧被劳教

永州公安局出具的对唐慧进行劳教的书面说明：永州市公安局8月4日上午通过12条长微博表示，“唐慧在案件审理期间为了达到判处七名被告人死刑的无理要求”，前后在多地“闹访、缠访、散发传单，不听工作人员劝说，案件判决后仍到有关部门缠访，严重扰乱了单位秩序和社会秩序”。

永州市公安局同时表示，8月2日，永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根据《国务院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第一条、《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决定对唐慧劳动教养1年6个月。

PS：《通知》第一条，从今年下半年起，对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需要进行强制劳动的人，一律送劳动教养。对原有强劳人员，应按原批准的强劳期限执行，如发现新的违法犯罪需要延长期限的，按劳动教养规定办理。

《办法》第十三条，劳动教养期限，根据需要劳动教养的人的违法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动机和危害程度，确定为一至三年。劳动教养时间，从通知收容之日起计算，通知收容以前先行收容审查或羁押的，一日折抵一日。

唐慧案—社会影响

唐慧被劳教一事在受到人民日报官方微博的关注后，其影响达到了顶点。8月10日，被释放的唐慧坐在等在看守所门口的车上。

8月5日23时36分，《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人民日报”称：“专家最近宣布，经三级指标体系测评，民族复兴任务已完成62%。然而，当湖南永州遭强暴幼女的母亲因上访被劳教的新闻传出，这一数字显得如此苍白。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应只有GDP和奥运金牌，复杂的数理模型中，更应包含百姓的权利与尊严、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我们共同努力。”

同时，人民网上发布《人民舆评：永州案，警惕民心渐行渐远》，迅速被各大网络媒体转发报道，整个事件都在公众面前铺开，从犯罪者对乐乐的暴行、“假立功”的疑点到唐慧被劳教，此案件的每一个细节都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应。

行政复议：唐慧认为永州警方出示的《劳动教养处罚决定书》上所列举的都不是事实，两名律师已经起草包括《行政复议申请书》在内的全部法律文书，随后将提起行政复议。这

份行政复议申请书贴在甘元春律师的博客上。行政复议的递交对象为湖南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被申请人为永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唐慧请求，依法撤销永州市劳教委2012年8月2日作出的永市劳决字[2012]第84号劳动教养决定书(以下简称劳教决定)，恢复她的人身自由。

唐慧案—政府回应

人民日报的微博已经得到过10万条转发。

8月4日上午11时13分，湖南永州市公安局通过其官方微博账号，发布了这么一条只有两个字的微博“幼女”。由于没有前后文令人摸不着头脑，文字背后的敏感性，迅速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在不到一小时内，该条微博被转发接近4000次。“不会又是临时工干的吧？”网友们纷纷揣测。

这条因操作失误发出的微博，显然与“永州11岁幼女被强迫卖淫案”以及被劳教的唐慧有关。8月5日，永州市公安局刚刚通过同一平台，连续发布了12条“就唐慧被执行劳动教养回复网民”的长微博。

然而到了5日下午，这12条代表永州市公安局的官方答复，与11时13分发出的这条微博一起统统在永州市公安局的官方账号上消失了。5日16时许，永州公安局发布了3条有关“全省双十佳”评选的内容，而面对网友的“删帖”质疑，官方并未就此作出答复。

省政法委介入：8月7日，唐慧的丈夫张辉向记者展示乐乐被逼卖淫案先后四次的判决书。湖南省委政法委8月6日透露，湖南省委政法委对永州幼女被强奸、其母唐慧反映的有关情况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组赴永州调查此案办理情况。调查组负责人表示，一旦发现有错，将坚决依法纠正。如有违法违纪行为，将依法依规给予严肃处理。对于唐慧被劳教事件、“假立功”疑案还有对乐乐最终的交代，希望湖南省政法委的调查组能给所有关注着此事的公众、媒体和受害人一个满意的答案。

唐慧案—依法撤销劳教处罚

2012年8月10日，唐慧的劳动教养决定经复议被依法撤销。

篇2：唐慧案--引发对劳教制度的思考

王石川，新闻中心-中国网 news.china.com.cn时间： 2013-04-1

5要通过对一起起司法个案的公正处置，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深深熔铸于公众的心中。

“我还要上诉。”日前，“上访妈妈”唐慧诉永州市劳教委案被一审驳回，走出法庭之后，她掩面而泣，说出了自己的心愿。无独有偶，浙江杭州强奸冤案当事人张高平出狱后，表达了相似的心迹：我这十年吃尽了苦头，流干了眼泪，但是我的心没死。我始终坚信法律是公正的。

作为一位母亲，今天的唐慧无论对女儿的不幸经历多么痛心疾首，对自己受到的劳教处分多么不服，都没有采取有违法治的过激行动，而是选择依法诉讼去坚持自己的主张；作为一起冤案的受害者，张高平哪怕在囹圄之中也不自暴自弃，始终坚守着“正义虽然迟到但不会缺席”的信心。这份对法治的朴素信仰，令人为之动容。

卢梭说过，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小到文明过马路，大到依法治国，法治的根基在于公民发自内心的拥护，法治的伟力源于公民出自真诚的信仰。唐慧和张高平这些普通公民对法律的敬畏和坚持，正是我们建设法治中国最可贵的民意资源。

没有信心，就没有信仰。让公民信仰法律，法律须给公民以信心。这就需要执法者公正对待公民的合法诉求，像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那样，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的一个个“官司”，都是一面面法治的镜子，也是法治建设的一级级台阶。从执法到司法、检察机关，都应悉心聆听当事人的心声，善待他们的合法诉求，通过对一起起司法个案的公正审理，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深深熔铸于公众的心中。张高平叔侄案中，有了新疆石河子检察院张飚、高晨等检察官的努力，有了河南省检察机关的积极配合，有了浙江省高院勇于纠错的举动，才有了一宗错案的沉冤得雪。正是司法机关的合力行动，给人们的法治信仰输入了强大的正能量。

世界上从来没有抽象的法治。在这样的意义上，每一个判例，都是公众法治信仰的基石；而每一次失误，都可能导致信仰的崩塌。具体到唐慧案，除了关注“劳教决定是否合法，撤销决定是否意味着必须赔偿”的争议，公众同样希望看到湖南省政法委兑现去年8月作出的承诺，彻查唐慧女儿被逼卖淫案，及时公布调查结果，在这起始终伴随争执和猜疑的案件上给社会一个清楚明白的答案。

公众关注唐慧案，既是对一位母亲锥心之痛的同情和关切，更表达了对改革劳教制度的急切呼唤。随着人民群众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更加强烈，我们需要在司法改革与法治文明建设方面做更大努力。事实上，推动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近年来不曾停步。今年1月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包括劳教制度改革在内的四项改革。在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明确表示，劳教制度改革方案正抓紧制定，年内有望出台。人们对此充满期待。

篇3：唐慧案--引发对劳教制度的思考

自1999年高校扩招开始, 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质”和“量”的矛盾, 美国学者马丁·特罗指出, “在任何国家, 高等教育所出现的问题都是与它的扩展相关联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既包含量的增长, 又包含质的变化。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向大众化教育阶段的转变, 不仅是毛入学率的提高, 而且意味着高等教育的观念、功能、学校类型与规模、质量标准、入学与选拔方式、教育内容和学科专业设置、教学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全方位变革。”[1]单从“量”的指标来衡量, 我国已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 但若从“质”的方面来讲,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还远未实现马丁·特罗所言的大众化阶段的若干特征。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就是高等教育的学历贬值。

学历贬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学历相对贬值。这是指低学历社会成员能完成的工作, 落实在具体的用人单位上却招聘一些高学历的社会成员来完成。原来只需要专科生就能完成的工作, 现在要求本科生或者硕士生来完成。

黄维德, 郗静在《人力资本贬值研究评介》中从高等教育扩张政策和扩张结构失衡两个方面对学历相对贬值的问题进行了阐述。从高等教育扩张政策方面来看, 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者供给大量增加, 超过了刚性劳动力市场中相应的职位需求, 造成高学历劳动者找不到工作, 造成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高于工作所需水平的“过度受教育”现象。使得相应劳动者的教育收益率比适度受教育者低, 这表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发生了贬值。从高等教育扩张结构失衡方面来看, 我国在教育扩张过程中过于重视学历教育, 而忽视了与市场联系紧密的高等职业学校建设与技能型人才培养;在学历教育扩张中缺乏专业建设规划, 部分专业在专科、本科、研究生阶段都有所设置, 且缺乏差异, 造成研究生挤占本科生工作岗位, 本科生挤占专科生工作岗位, 引起知识失业[2]。

第二, 学历筛选功能难以发挥, 导致劳动力市场人才选拔功能信号的减弱。筛选假设理论中, 筛选指的是, 学历是能力的信号, 雇主可以依据应聘者的学历来评定应聘者的能力, 学历是应聘者得到雇主雇佣, 获得某些丰厚收入职业的敲门砖。在招聘求职者时, 筛选假设理论会让雇主们倾向性地认为, 具有高学历的求职者的劳动生产力比只有低学历的求职者的更高。所以, 教育水平较高的求职者所得工资较高, 而教育水平较低的求职者所得工资收入较低。[3]同时, 将不同的求职者安置在各自合理的工作岗位上, 促进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 学历之所以有此信号功能是因为学历证书在严格控制的基础上, 高学历的取得还需要支付学费成本、时间成本还有努力成本, 并且面临着高努力成本而又无法取得高学历的风险, 因此, 这时学历的取得能够反映出个人能力的高低。[4]但是,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 更多的社会成员都可以取得大学和研究生学历, 伴随而来的是高等教育学历证书控制的松弛。不同能力的人不但可以进入同一级别的学校, 高能力与低能力的人面临同样的风险取得高学历, 使得学历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人才筛选作用受到限制。

二高等教育学历贬值的负面影响

高等学校扩招是以牺牲学历价值为代价来提高社会整体的学历水平, 既导致了高学历持有者的数量与社会需求的不平衡, 同时又阻碍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学历竞争越发激烈。从我国高等教育学历的纵向维度来看, 本科学历、硕士学历和博士学历证书发放的数量逐层递减, 越是高一级的学历, 其数量越有限, 竞争也越激烈。从横向维度来看, 获得大学本科学历的人数急剧增长, 导致本科学历内部分化严重。所以, 当学历贬值的时候人们纵向维度竞争更高的学历, 而高学历也开始贬值的时候人们横向维度上转为名牌大学学历的竞争。一方面, 用人单位不再满足于求职者的普通本科学历水平, 更多的要求硕士以上的学历, 或者要求求职者的学历有名校背景。另一方面, 高考的激烈竞争程度并没有随着高校扩招而有所减弱, 对于更高学历, 更好大学的竞争已经延伸到了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阶段。

第二, 教育资源极大浪费。我国高校扩招之后, 大学生数量的迅猛增加, 教育物质资源的投入也随之增加, 但是学历贬值却迫使高学历者失业或者从事低技术含量的工作, 对教育资源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同时, 打破了社会人力资源配置的平衡, 例如,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环卫工作七名研究生上岗 (《黑龙江晨报》, 2013年1月5日) 。这种错位的就业价值观凸显了高学历者在学历贬值背景下的无奈, 对人才培养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三学历贬值对招生制度改革的启示

第一, 增加高考次数。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到来, 高考的难度有所降低, 但是在“一考定终身”制度下没有通过选拔的人数越来越多, 对高校的招生而言, 从源头上就造成了大量人才的流失与错位, 也就不能保证高等教育学历的价值, 因此增加高考次数势在必行, 如可以每年举行两次考试。第一次考试为高校招生统一资格考试, 第二次为能力考试。这两次考试的对象、功能和内容不同。资格考试的目的是对学生进行分流, 通过资格考试的学生才能参加能力考试, 未通过资格考试的学生可以直接申请高职、高专院校, 高职高专院校根据资格考试的成绩还有自身的情况设定录取分数进行“预录取”。最后的录取工作在能力测试过后各个高校录取的时候进行, 这一期间被“预录取”的学生主要去参加一些社会实践, 而通过资格考试的学生准备能力考试, 通过能力测试的学生进入本科院校同时也可以申请高职、高专院校。最后既没有通过资格考试也没有达到高职、高专院校录取标准的学生可以选择复读或者接受职业技能型的教育和培训为步入社会做准备。[5]这样一来高校可以充分的选择合适的人才进而做到所授予的学历保值。

第二, 淡化高考分数评价录取作用。高校的招生制度应建立一种有助于反映学生综合素质和个性特长的多维度的考试评价体系。高考成绩可作为评价录取主要标准, 但同时要兼顾以下三方面。首先, 参考高考中某科特别优异的成绩、中学期间获得的能力证书以及所获得的奖项情况等。同时也要参考高中会考时的成绩。其次, 树立综合评价观, 高校制定考核标准重点考察学生的潜质、个性和能力是否符合接受高等教育的要求, 而不是将考试分数作为评价的唯一手段。最后, 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导致各地区教育资源存在明显差异, 录取标准也要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来制定。总之, 高校可以通过多维度的评价体系有效的对生源进行选择, 既可促进中等教育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又使高校选择人才的层次更加合理。最终能力高低不同的人所获得高等教育学历所承担的风险也就不同, 反映在用人单位中就可以有效地发挥学历的筛选作用。

第三, 变革考试方式。2014年9月上海市通过《上海市深化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实施方案》, 对于考试方式的改革《方案》指出, 首先, 实行合格性考试与等级性考试。合格性考试内容以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中的基础型课程要求为依据, 考试成绩合格是高中学生取得毕业资格的必要条件;等级性考试内容以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中的基础型和拓展型课程要求为依据。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命科学6门科目设合格性和等级性考试。高中学生在完成基础型课程的基础上, 可根据自身特长和兴趣, 选择学习其中3门科目并参加相应的等级性考试。其次, 合格性考试成绩与等级性考试成绩采用不同的呈现方式, 各科考试时间分散在高中三年, 高考成绩由语文、数学、外语3门统一高考成绩和学生自主选择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科目成绩构成, 作为高等学校录取的基本依据。最后, 深化外语考试改革。外语考试一年举行两次, 另外一次安排在每年一月, 考试内容包括笔试和听说测试, 引导外语教学注重应用能力的培养。高中生最多参加两次外语考试, 可选择其中较好的一次成绩计入高考总分。

第四, 改变高校等级观念。我国的高等学校根据办学条件和培养目标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四个层次:“211”和“985”工程院校;各省重点院校;各省普通本科院校;民办本科院校、专科高职院校。这种分层下的高校根据自身的定位确立人才培养模式, 既可以促进高等教育结构的资源优化配置又可以促进社会分工。但这并不是高校等级的划分标准。目前社会上普遍认为重点大学一定优于普通高校, 考上普通高校必定强过大专高职院校。中等教育学校主要以考取“985”“211”和重点院校的数量作为其评优的主要标准。对于学生自身来说, 宁愿考取重点院校的冷门专业也不愿降低目标选择一般院校的热门专业, 成绩一般的学生宁愿选择一般的本科院校也不愿选择一些就业导向明确的专科高职院校, 这些都是非常错误的观念。

参考文献

[1]MARTIN TR0W.Problem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Elite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z].Paris:OECD, 1973.

[2]黄维德, 郗静.人力资本贬值研究评介[J].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9, 31 (12) :7-8.

[3]洪柳.教育与经济:从人力资本理论到筛选假设理论[J].教育评论, 2012 (6) :2-3.

[4]吴一丁, 毛克贞.筛选理论、教育成本与高等教育体制[J].经济体制改革, 2006 (2) :174-177.

[5]王殿军.基于多维度评价指标的高校招生制度改革[N].中国教育报, 2013-10-11.

篇4：唐慧案--引发对劳教制度的思考

一、新刑诉法对辩护制度的完善及引发的思考

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指导思想下, 《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全方位的修改, 增加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 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尤其是辩护权的保护是刑诉中人权保障的核心, 因此完善刑事辩护制度、强化刑事辩护职能以改善辩护环境自然成为此次修改的重点。

本次修改对辩护制度的完善体现在刑事辩护的基础性问题和辩护人的辩护权利两方面。关于基础性问题完善, 重新定位了辩护人的责任, 确立实体辩护与程序辩护并重, 明确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辩护人身份介入刑事诉讼。此次关于辩护制度完善最鲜明的体现是对条件性辩护权利和保障性辩护权利的双重完善。 (1)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会见、阅卷、取证三难问题, 新刑诉法完善了辩护律师会见程序, 扩大了辩护人的阅卷权, 赋予辩护人申请调查证据的权利。基础性问题和条件性辩护权利的完善固然重要, 但真正引起笔者注意的, 确是新刑诉法对辩护人保障性辩护权利的完善。新刑诉法第42条规定:“辩护人或者其他任何人, 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不得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违反前款规定的, 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辩护人涉嫌犯罪的, 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辩护人是律师的, 应当及时通知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或者所属的律师协会。”与旧规定相比有两个方面的四个变化:从实体上来看, 一是将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修改为辩护人或者其他任何人, 不再专门针对辩护律师, 二是删除证人改变证言这种方式, 以试图改变律师伪证罪的认定几乎已经形成了的基本模式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认罪→律师介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律师妨害作证 (或伪造证据) ;[1从程序方面分析, 一是建立了追究辩护人伪证罪刑事责任的特别程序, 调整这类案件的管辖权, 实现有利害关系的侦查机关的整体回避, 为辩护人不被侦查机关违法追究刑事责任提供程序上的保障, 二是要求侦查机关立案受理律师伪证罪时, 应当及时通知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或者律师协会。

上述完善措施尤其是保障性辩护权利的完善, 是从诉讼法的角度对律师伪证罪进行的实体和程序上的双重完善以回应学术界和实务界的普遍质疑。不可否认上述修改会提高刑事辩护率和刑事辩护质量, 但更重要的是这为我们规制律师伪证罪提供了从程序上对律师伪证罪的司法适用进行规制的新思路。

二、律师伪证罪程序规制路径的正当性

(一) 律师伪证罪程序规制的必要性

在刑事案件数量升高、律师人数增加的背景下, 律师参与辩护的数量理应随着增加, 但事实并非如此。刑事辩护质量也不容乐观, 关于刑事辩护总体质量的调查报告显示:认为辩护总体质量“很好”的仅占6.3%, 认为“差”或“很差”的占24.3%, “一般”的占69.4%。“那些最聪明和更有能力的律师经常抑制住自己, 不去涉足维护基本人身权利的法律领域”, 律师参与刑事辩护质与量上的双重问题, 引起我们对律师刑事辩护环境成因的反思。[2]

恶劣的律师辩护环境的形成无疑是内外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刑事案件本身的复杂性、敏感性往往令些许律师望而却步, 但还不至于望而止步。真正让律师止步于刑事案件大门之外的, 还是律师伪证罪这把戴在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律师实施的伪证行为往往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 理应受到刑罚处罚, 但是没有以律师为犯罪主体设置独立罪名的必要, 也不符合国际通行的立法模式。暂且不论单独设立罪名的必要性问题, 语言表述的抽象性、立法模式的原则性、行为方式的不合理性都意味着对律师伪证罪需要规范及解释。律师伪证罪实体上的缺陷是律师执业风险增加的重要原因, 但并非唯一原因, 实践中律师伪证罪的异化更让律师裹足不前。律师伪证罪设立初衷在于规制辩护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关于证据和证人的各种失范行为, 但是在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下, 却时常成为强大的侦控机关对律师进行职业报复的工具。[3]辩护律师参与诉讼程度的深化激发视追诉为己任的侦控人员的专断心理, 报复性追诉案件时而发生。这种报复性追诉通常会起到一箭双雕的功效, 一方面使律师受到追诉, 另一方面可以削弱原案中的辩护效果, 因为一旦启动律师的追诉程序便可以取消其辩护人资格。可见, 律师伪证罪已经被部分异化为程序问题, 为改善辩护律师的执业环境, 有必要对律师伪证罪进行程序规制。

(二) 律师伪证罪程序规制路径的可行性

律师伪证罪的旧问题与新思路、实体问题与程序路径之间的矛盾看似不可调和, 其实在新与旧、实体与程序之间具有内在的联动性, 正是这种联动性使得从程序视角去解决实体问题成为可能。

律师伪证罪的存废之争的焦点多集中于有没有必要针对律师单独设立罪名, 论证的思路也多从刑事实体法原理和社会基础进行分析。但是, 律师伪证罪的异化已让单纯的实体问题异化成为部分实体问题与部分程序问题的结合体, 可以说已经由旧问题演变为新问题, 旧的研究思路就无法解决新出现的程序问题。在程序缺失的条件下, 即使废除了律师伪证罪, 也可以其他罪名进行报复性追诉, 因为实践中侦控机关追究律师刑事责任的动机也发生了由惩罚犯罪到打击报复律师与排除该律师参与刑事辩护的双重动机的异化。

律师伪证罪异化出来的程序问题自然可以通过程序规制解决,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残存的实体问题是否也可通过程序规制解决?在刑事一体化的视野下, 刑法与刑诉法是互相影响的, 一方的进步可以助推另一方的完善, 一方的不妥会制约另一方的实施效果, 二者保持一定的联动性, 以动态的平衡达致静态的和谐。[4]律师伪证罪的出现便可以很好的说明二者之间的联动性, 这种联动性使得律师伪证罪规制程序上的进步促进实体完善。

律师伪证罪实体上精准的描述可以避免律师不受非法刑责, 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 无论对实体问题如何界定, 都不可能穷尽一切事实之可能, 也不可能避免法律执行者从不同原因、不同角度“解读”法律。[5]这种实体法上的局限性也使我们把规制律师伪证罪的路径转向程序视角。

三、程序视野下律师伪证罪规制的制度构建

(一) 律师伪证罪追诉程序的规制

1.律师伪证罪的管辖完善和立案启动规制。新刑诉法规定律师伪证罪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 《六机关规定》进一步解释为应当报请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的上一级侦查机关指定其他侦查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由上一级侦查机关立案侦查。通过管辖权的变更实现了具有利害关系的侦控机关的整体回避, 但并未规定违反的法律后果。根据程序制裁性理论, 办违反管辖规定进行侦查所获得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我国刑事立案标准是认为有犯罪事实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认为”这一主观的表述赋予了侦查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办理律师伪证罪的侦查机关认为律师可能实施伪证行为便可随意提请上级机关进行立案审查, 虽然不一定能启动追诉程序, 但对律师的立案审查足以起到震慑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对律师涉嫌伪证的案件规定特别的立案程序, 在源头上排除不构成犯罪的案件进入刑事诉讼。这种特别的立案程序, 应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 是否达到立案条件的认定主体应当是有管辖权的法院, 即上一级侦查机关或者其指定的其他侦查机关, ;二是, 实施相对严格的立案条件, 应达到有证据初步证明律师实施了伪证行为, 如发现了律师伪造的实物证据, 但对以通过监听或者被追诉人检举、揭发方式发现的律师以言词方式与被追诉人串供的不能报请立案审查, 因为以非法监听的方法获取的证据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同时被追诉人也可能因受到控诉方立功的引诱而捏造律师实施伪证行为;三是, 改革完善立案考核机制, 将提请上级机关进行立案审查但最终并未立案的案件纳入考核体系, 进而设置相应的惩罚措施, 从侦控机关切身利益出发去规制对律师的报复性追诉。

2.建立涉案律师继续参与辩护制度。律师伪证罪追诉程序一旦启动, 侦控机关便可对涉案律师采取强制措施, 而根据刑诉法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不能担任辩护人, 实践中侦控机关也多采取这种方式排除律师辩护, 因此必须建立确保涉案律师能够继续参与原案件辩护的制度。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确实不适宜担任辩护人, 故只能对侦控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进行限制, 即对律师采取强制措施提供特殊保障。

理论上可采取建立强制措施豁免权制度或引入司法审查制度两种途径实现上述目的。强制措施豁免权制度是指侦控机关指控律师犯有律师伪证罪时, 可以对其立案侦查, 但不得对其人身采取强制措施。[6]强制措施豁免权制度也有其适用条件:一是适用时间, 在律师伪证罪的侦查、起诉以及审判阶段都适用;二是适用的案件范围, 只能适用于律师伪证案件, 除此之外的其他犯罪仍可以对律师的人身采取强制措施;三是强制措施种类的限制, 不得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以及逮捕这些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的措施, 但为了侦查犯罪的需要可对律师进行拘传。另一种途径是引入司法审查制度, 对侦查权力特别是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实行司法控制, 这种途径并不是绝对禁止对律师采取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只是对其适用与否由法院进行理性判断。司法审查已成为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 我国虽已在国际条约中予以承认, 但并未在国内法上加以体现, 可借此契机对律师涉嫌伪证罪案件率先进行司法审查以探索我国司法审查机制的构建。

3.建立对律师采取强制侦查措施的特殊保障。在我国, 侦查机关不仅可以自行采取强制措施, 亦可自行采取搜查、扣押等强制侦查措施, 律师作为特殊的执业群体, 为保护其享有的执业特权, 应建立对律师采取强制侦查措施的保障制度。可借鉴法国以及意大利在搜查住宅及办公地点、扣押文件材料时所作的限制, 将这类强制侦查措施的决定权赋予法院, 同时在实施搜查、扣押强制侦查措施的时候应当通知当地律师协会派员在场监督, 以防止侦查机关自身制造虚假证据进行栽赃陷害。

(二) 律师伪证罪规制的相关配套措施

律师伪证罪的异化是控辩不平等的重要体现, 当然这种不平等呈现出控方权力过于强大、辩方权利十分孱弱的鲜明对比态势。实践中也确实存在律师行走在法律边缘甚至违法执业的现象, 若要彻底解决律师伪证问题, 从限缩侦控机关权力的角度出发规制律师伪证罪的追诉程序是主要路径, 但还需要司法者观念转变, 律师惩戒制度、律师行业自治等相关配套措施的完善。

律师的执业行为能有及时有效地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 能在更大范围和更广程度上限制公权力的行使, 对于促进民主法治和保障人权具有重要意义。司法者应当理性看待律师行业, 在适用律师伪证罪时要遵循是否必须采用刑罚措施的必要性原则以及必须采用刑罚手段时尽量按照法定的方式和程序采取与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相适应的刑罚措施的法治原则和比例性原则, 同时不能进行报复性追诉。

律师伪证罪的异化和律师不当执业行为的并存要求我们对于律师伪证罪的规制应从完善刑事追诉程序和建设律师惩戒制度两条路径着手, “建立律师执业完整的、递进的、周密的责任体系, 尽量用行业的、民事的方法来调整律师执业行为, 将刑事责任作为最后的手段”。[7]律师惩戒制度是从律师的角度出发减少被追诉的风险。律师惩戒措施与律师刑事责任的结合形成周密的责任体系, 律师惩戒程序与律师追诉程序合理衔接形成体系化的追究机制, 可以考虑将律师惩戒程序作为追究律师刑事责任的前提, 但律师惩戒程序作出的决定仅为刑事诉讼程序提供参考。律师惩戒制度的发挥需要高度自治的律师行业, 而我国的律师行业受到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双重管理。鉴于律师协会比司法行政部门对于律师在执业中遇到的问题和违法违纪行为更了解, 也更愿意为律师提供保障, 所以必须强化律师行业自治, 扩大律师协会的职权, 以更好地改善律师的执业环境。

结语:律师伪证罪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是现行刑事辩护率低下和刑事辩护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 在从实体上进行修改遥遥无期的条件下, 程序视角下的规制是解决律师伪证罪异化的新路径。设立特殊的立案启动、管辖制度以及特殊的强制措施、强制侦查措施适用机制以完善辩护人伪证罪追诉特别程序, 结合律师行业自治、律师惩戒制度的辅助, 实现控辩双方力量平衡, 营造放心大胆行使辩护权的执业环境, 切实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权利, 推进中国法治化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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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arco Marazzi, 陈有西:《双城记——中国的法律职业》, http://www.66law.cn/lawarticle/9961.aspx.

[3]刘卓立.师伪证罪的完善—程序视野下的两种路径[J].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院学报, 2012 (2) .

[4]杜小丽.论律师伪证罪罪质独立性的消解—以刑事诉讼法的相应修改为进路[J].法学, 2013 (4) .

[5]汪海燕.律师伪证刑事责任问题研究[J].中国法学, 2011 (6) .

[6]王永杰.论律师伪证罪的立案启动与规制完善[J].社会科学, 2011 (7) .

篇5：唐慧案--引发对劳教制度的思考

1.1 2010年8月19日, 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海关总署公告2010年第54号》 (关于进境旅客所携行李物品验放标准有关事宜) , 主要规定:

1) 进境居民旅客携带在境外获取的个人自用进境物品, 总值在5000元人民币以内 (含5000元) 的;非居民旅客携带拟留在中国境内的个人自用进境物品, 总值在2000元人民币以内 (含2000元) 的, 海关予以免税放行, 单一品种限自用、合理数量, 但烟草制品、酒精制品以及国家规定应当征税的20种商品等另按有关规定办理。

2) 进境居民旅客携带超出5000元人民币的个人自用进境物品, 经海关审核确属自用的;进境非居民旅客携带拟留在中国境内的个人自用进境物品, 超出人民币2000元的, 海关仅对超出部分的个人自用进境物品征税, 对不可分割的单件物品, 全额征税。

根据这一文件, 同时根据《入境旅客行李物品和个人邮递物品进口税税则归类表》 (下简称《归类表》) 以及《入境旅客行李物品和个人邮递物品完税价格表》 (下简称《完税价格表》) (海关总署公告2007年第25号) , 作为国内最热门商品之一的i Pad被归类为“笔记本电脑” (税则号19010300) , 完税价格定为每台5000元人民币, 税率20%, 由于i Pad在国内需求旺盛, 销售火爆, 大量的i Pad经过正规的、非正规的渠道流入境内, 这一征税措施也因此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质疑。

随后, 这一措施甚至“惊动”了国家商务部, 商务部向海关总署发送了一份咨询函, 认为中国已经加入WTO《信息技术协议》, 应对各类计算机实施零关税, 海关向i Pad征收1000元进口税是否与WTO规则不一致?20%的税率是否过高?i Pad完税价格是否被高估?

1.2海关答复质疑

对于上述来自社会和商务部的部分质疑, 海关总署方面进行了说明如下:

1) 在入境的时候, 对个人自用的i Pad征税不违反WTO协议。WTO规则主要是针对国家、地区间的贸易, 涉及的是货物。个人自用的i Pad是物品不是货物, 货物和物品是有区别的, 物品具有“非贸易性”的特征。第54号公告针对的是个人行邮物品。

2) 在估价上, 《海关估价协议》适用于商业意义上正常进口的货物, 原则上不适用于非商业性进口的物品, 包括旅客入境物品或行李邮递物品。i Pad上市以来价格在不断变化, 且依据配置不同, 价格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海关将其归为笔记本电脑并适用一般5000元的完税价格, 主要就是为方便旅客, 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和旅客的通关时效。在当前这样一个市场内容丰富、变化快的时期, 试图让《归类表》和《完税价格表》实时反映市场上的各项变化是不太现实的。

3) 54号公告实际上是对现行有关规定的重申。中国海关对居民旅客携带进境物品确定限值、对超出限值物品征税的做法是一贯的, 第54号公告只是重申了这项管理制度, 并将涉及进境个人自用物品的原则性管理规定进行了整合。

1.3国务院通知调整计算机等进境物品的税目税率

2011年1月27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调整进境物品税税目税率的通知》 (税委会【2011】3号) , 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物品进口税率表》中原归入税号2的计算机, 视频摄录一体机等信息技术产品和照相机归入税号1中, 税率相应地从20%降低到10%。至此, i Pad作为行邮物品的进口税率也相应的变更为10%, 同时, 海关也建议旅客提供境外购买物品的真实有效发票, 作为海关审价参考。

二、案例分析

第54号公告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水客”进行重点打击, 其目的为了维护正常的通关秩序以及提供便捷高效的通关环境, 但由于这项措施中对i Pad征收过高的“一刀切”税款, 引来了多方的质疑, 也值得我们对其加以分析思考:

2.1中国海关把进出境商品主要区分为货物、物品两大类, 并适用不同的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下简称《海关法》) 把海关的监管对象细分为“进出境货物”和“进出境物品”。《海关法》第四十六条规定, 个人携带进出境的行李物品、邮寄进出境的物品, 应当以自用、合理数量为限, 并接受海关监管。

《关于简化和协调海关制度的国际公约》在特别附件J第一章《旅客》中将私人物品定义为旅客在其旅行中合理自用的所有物品 (新或旧的) , 但不包括任何以商业为目的的进口或出口货物。同时提倡简化和统一各国海关通关管理制度, 提高通关效率, 并提出了相应的方便旅客通关的原则性意见。

事实上, 将进出境商品分为货物和物品有其现实意义。货物的特点是具有贸易性, 品种单一, 随附有合同、发票、原产地证明、许可证等相关单证, 并根据原产地的不同适用不同的协定税率、优惠税率或最惠国税率, 货物进境时需要经过报关、审单、查验、征税、放行以及后续监管等手续才能顺利清关, 与物品相比, 货物进口后还要经历再销售环节;物品的特点则是具有非贸易性, 零散而不易识别, 物品进境时由旅客随身携带或通过邮递途径, 由于查验对象数量巨大繁杂, 同时又要兼顾通关效率, 如果仍然按照货物的监管办法来监管物品, 将大大增加海关监管的工作难度, 不利于提高口岸的通关效率, 所以物品适用简化手续和税率, 仅在达到规定的限值、限额条件时才需由相关人员主动向海关申报并办理相关手续。

2.2货物与物品征税制度不统一是引发争议的关键

基于货物和物品的划分, 在法律上中国海关对被认定为属于个人自用物品的i Pad征税并没有违反WTO协议,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高枕无忧。目前, 按照WTO协议的规定, 对于以商业为目的的贸易性进口货物, 需要按照货物的实际成交价格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中适用的税率计算应缴关税, 同时单独计算增值税, 必要时还需征收消费税;物品的征税规定则依据《进境物品进口税税率表》简化为4个税号和相应的4个税级, 《归类表》则是对《进境物品进口税税率表》物品归类上的细化, 进口物品的税率是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三税合一经过简化处理的税率, 《完税价格表》给定了物品的完税价格, 进口物品按照上述税率和完税价格计算应缴税款。

以此次事件为例, i Pad被归类为笔记本电脑, 而作为货物的i Pad, 按照ITA协议i Pad是享受零关税的计算机类产品。实际上我国早在2005年就已经对计算机类产品实行零关税, 进口只需要交纳17%的增值税, 而中国海关对作为物品的i Pad却要征收20%的进口税, 相比之下, 较高的进口物品税率自然会引起争议,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较高的进口物品税率会促使旅客为减低应缴税款而把i Pad申报为“货物”进口, 这显然不合情理。

此外, 中国海关把i Pad的完税价格定死在5000元人民币也是引发争议的焦点之一, 根据《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七条的协议》 (《海关估价协议》) 的规定, 征收从价税商品的估价要以商品的实际成交价格为依据, 同时, 不得根据下列情况确定海关价值:

a在进口国生产的货物在进口国的销售价值;

b为海关目的而规定接受两个备选价值中较高价值的方法;

c货物在出口国国内市场上的价值;

d除按第六条规定为相同或类似货物确定的估计价值之外的生产成本;

e向进口国之外的国家出口的货物价值;

f最低海关价值;

g任意价值或虚假价值。

显然, 以固定的完税价格作为物品的征税依据, 与WTO协议并不一致。

可见, 货物与物品征税制度不统一主要体现在完税价格和税率设置上的不统一, 这势必造成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差异。针对此次事件所引发的社会影响, 国务院、海关等部门及时地予以回应, 将i Pad的税率调整为10%, 并将i Pad的实际成交价格作为海关审价的参考。

三、对策建议

3.1货物与物品征税制度的主要原则应保持一致。

中国基于WTO协议所建立的货物征税制度应成为物品征税制度的一个标杆, 依据WTO协议和中国作出的承诺所确定的税率, 依据《海关估计协议》审定并以货物实际成交价格为基础的完税价格, 这两者都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 因此, 中国的进境物品征税制度不能完全“游离”于WTO协议之外。进境物品在方便纳税人、提高通关效率的原则下适用三税合一的简化税率, 但不宜使物品的税率高于同类货物三税合一的税率, 否则很可能会出现上面讲到的纳税人把“物品”作为“货物”来申报入境。进境物品完税价格的确定应作多方面的参考, 避免采用单一固定的或是主观臆断的价格, 目前, 物品的实际成交价格应当作为确定完税价格的基础, 实际操作过程中应当优先参考纳税人提供的真实成交凭证, 同时参照《海关估计协议》的各种估价方法, 《完税价格表》上的价格只能作为无真实成交凭证时的估价依据而不是直接用于确定完税价格。

3.2建立协调机制, 及时调整进境物品的《进口税率表》、《归类表》、《完税价格表》。

目前, 中国的《进口税率表》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确定, 《归类表》和《完税价格表》由海关总署确定, 简单来说, 税则委员会负责税率确定, 海关总署负责物品的归类和完税价格, 而归类、税率、完税价格本来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基于海关总署是进出境货物物品的直接监管部门, 这就要求建立海关总署与相关部门的协调机制, 使各种信息得到及时有效的传递和反馈。

3.3建立以风险管理为手段的海关监管体系。

在提高通关效率、给予纳税人便利的前提下, 如何避免海关征税的简单化、“一刀切”, 是中国加入WTO后所面临的难题之一。目前, 中国海关正着手建立海关大监管体系, 而风险管理则是其中的核心内容, 对于进境物品的征税监管来说, 以大量分析为基础的风险管理是缓解目前监管矛盾的有效手段之一。风险管理的有效施行, 可以使海关掌握市场的各种产品尤其是热点产品的动态价格, 以确定一个更有利于实际监管和纳税人的风险价格;可以掌握走私热点, 对风险物品给予重点“照顾”, 但也要兼顾守法纳税人的便利;可以确定风险人员, 掌握这些人员的行动规律并进行重点查验, 如2011年海关就查获一起驻华韩国企业高管走私化妆品的案件, 海关经过风险分析发现, 这家韩国企业的高管人员利用每周末往返中韩的便利, 以“蚂蚁搬家”的方式将大量化妆品走私入境, 最后将其一举查获。

摘要：2010年, 中国海关总署根据2010年第54号公告对作为进境物品的iPad征收每台1000元人民币的进口税, 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争议。本文从分析此次事件出发, 重点研究货物和物品在进出境监管中的区别以及两者征税制度的特点, 进而讨论WTO协议对中国进境物品征税制度的影响及相应对策。

关键词：世界贸易组织,协议,进境物品,征税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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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nt ernat ional Convent ion on t he Simplificat ion and Harmonizat ion of Cust oms Procedures (Kyot o Convent ion) .ht t p://www.wcoomd.org

[3]中国海关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4.

[4]郝崇福.海关行邮监管[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 2008.

篇6：唐慧案--引发对劳教制度的思考

关键词：医院,工作制度,岗位职责,医学工程学科,现状

1 引言

2008年7月,国家卫生部医政司委托中国医院协会评价评估部发布了《全国医院工作制度与人员岗位职责(第二稿)》(以下简称《第二稿》)。《第二稿》涉及面更广,重点更加突出,对进一步规范全国医院管理与运行秩序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其中涉及医学工程科的内容则相对较少,值得医学工程人员思考。文章简要介绍《全国医院工作制度与人员岗位职责》的发展概况和此次修改的主要特点,分析其中与医学工程科相关的制度和职责,探讨医学工程学科目前制度建设方面的落后现状及其对医学工程学科发展造成的严重影响。

2《全国医院工作制度与人员岗位职责》的发展历程

1978年7月,国家卫生部印发了《医院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和《医院工作人员职责(试行草案)》。

1982年4月7日,国家卫生部正式发布《医院工作制度》和《医院工作人员职责》,共计64项。

1992年3月7日,国家卫生部对1982年发布的《医院工作制度》和《医院工作人员职责》进行了修订,发布了《医院工作制度的补充规定(试行)》。

2005年10月起,卫生部医政司委托中国医院协会评价评估部组织相关专业与管理人员对原有制度进行修改,多次征求部分省市医院管理协会及部分医院意见,于2008年2月发布《全国医院工作制度与人员岗位职责(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该稿将医院工作制度和人员职责分为3个部分,共计14大类,313个大项。

在《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上,经过半年的公开征求意见和认真修改,形成了目前的《第二稿》,共计11大类,296项。据悉,中国医院协会评价与评估部目前已经综合了反馈意见,拟定了“第三修订稿”,目前正在讨论和逐步完善中[1]。

3《第二稿》的基本特点

相比于1982年发布的《医院工作制度》、《医院工作人员职责》和1992年发布的《医院工作制度的补充规定(试行)》,此次公布的《第二稿》在内容上做了详细的修订、增加和完善,使得其更加贴近工作实际,对于指导医院日常工作更具操作性。总体看来,《第二稿》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3.1 把握适宜性———紧跟时代发展

《第二稿》不但对原有项目进行了充实修改,同时增加了紧跟社会发展和国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展的新条目,把近年来医疗行业出现频率较高的事件和医疗行业的新兴学科纳入制度化管理中,如增加了“投诉处理管理制度”、“信息部门管理制度”、“医院应急管理制度/预案”、“患者评估管理制度”及“护理新技术准入制度”等,把医院工作中可能遇到的新问题及时予以制度化明确,最大限度地适应国内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3.2 体现全面性———注重全面管理

《第二稿》涉及医院行政、医疗、护理、药品、医技、财务、安全等日常管理的各个方面。在工作制度方面,从门诊到病房、从医疗到护理、从医技辅助到用药管理再到全院感染控制等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工作制度都予以明确。在人员职责方面,从医院领导到各部门各科室主任、从高级职称到中、初级职称人员的岗位职责都有详细约束,真正实现了对医院工作的全面管理、全局指导。

3.3 突出关键性———强化重点环节

《第二稿》突出了对医院高危部门和关键环节的规范和指导。首先,增加了ICU和医院信息系统工作制度与人员岗位职责,加强了对ICU这一临床医疗工作的重点部门的监管指导,突出了医院信息化对于现代化医院管理的重要性。其次,对目前医院的安全工作也更加给予重视,如新增了“消防与安全管理制度”、“员工意外伤害管理制度”、“危重患者进行高风险诊疗操作的资格许可授权制度”等,完善了“重大医疗行为和医疗事故报告制度”和“医院管理制度”等。

3.4 明确实用性———细化管理内容

《第二稿》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更加详尽细致,医院工作的诸多细节方面的工作制度和人员职责都更加明确。如在“护理制度”中对各级护理的观察内容、间隔时间、心理护理等方面都有明确要求;在“护理应急管理预案”中对停电、停水、火灾等情况下的应急程序也都有详细说明;在“ICU制度和职责”中有关“ICU医院感染控制”方面对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感染、血管内导管所致血行感染及留置导尿管所致尿路感染等的控制和预防都做出了明确要求。

4《第二稿》中有关医学工程科的内容介绍

笔者通过认真学习《第二稿》的有关内容,整体感觉有关医学工程科的内容涉及较少,医学工程科工作中的诸多方面都未明确甚至丝毫没有提及。以下是其中有关医学工程科的全部内容:

4.1 医学工程/医疗器械科(组)工作制度

“医疗管理”中第三十五项为“医学工程/医疗器械科(组)工作制度”,相比于1982年版的工作制度,此次修改幅度较大,但内容较宽泛,对于目前医院医学工程科日常管理中的人员分工及其相应职责、采购供应、维修维护、计量和质量控制等方面均没有提及。

4.2 仪器设备、耗材采购制度

“财务物价制度与职责”中第十一项为“仪器设备、耗材采购制度”,其中涉及医疗、教学、科研所需的仪器、设备、卫生材料、劳保用品、办公用品等的计划编制、招标采购、出入库管理及资质监管等方面。医院医学工程科医疗器械采供与劳保用品、办公用品的采供共用同一管理模式,忽视了医疗器械采供的技术性、专业性和特殊性。

4.3 医学工程/医疗器械科科(组)长职责

“人员岗位职责”中仅第十八项“医学工程/医疗器械科科(组)长职责”对医学工程科科长及副科长的职责进行了简要说明。相比之下,同为医技科室的核医学科、放射科和康复理疗科的工作人员职责均细化到主任医师、主治医师、医师、医士、技师和技士,甚至包括见习学员的职责;而医学工程科职责方面,除了科长和副科长职责以外,其他工作岗位的人员职责《第二稿》中没有丝毫涉及。

5 几点思考

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应用,近年来,医疗工作对医疗器械的依赖性逐渐加重,医疗器械也逐渐成为衡量医院整体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作为医院医疗器械的管理部门,医学工程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发达国家的医院中,医学工程已经与医疗、护理、临床药学并列为现代医院的四大支柱,是医疗质量、安全和效率的必要技术保障[2]。然而在国内,医学工程科在医院始终难以受到重视,学科及工作人员地位也难以提升,这一现状在《第二稿》中也有充分体现。针对此次发布的《第二稿》,结合目前医学工程科的发展状况,笔者认为医学工程学科目前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5.1 制度建设严重落后

我国的医院医学工程科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但长期以来都存在着名称不一致、归属较混乱、职责不明确、功能不到位等管理体制问题[3],根本原因就是制度建设落后。医学工程科工作中涉及的设备采供、验收检定、使用培训、维护维修、淘汰报废等各个环节都没有科学、严谨、规范的管理制度,使得医学工程科的工作缺乏规范性。此次公布的《第二稿》中,有关医学工程科的制度简单而又宽泛,工作中涉及的检修制度、计量质控制度、淘汰报废制度等均未提及。在人员职责方面,仅仅单独明确整个科室的工作制度和科室主任、副主任的职责,科室工程师、采购人员、库房管理人员等重要岗位的人员职责均未涉及。另外,医疗器械的采购制度也是与办公用品、劳保用品等也是共用一个管理制度,众所周知,医疗器械的管理有其明显的特殊性,显然这样的管理制度缺乏操作性和可行性。整体来说,医学工程学科的制度建设严重落后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学科自身的发展,长期以来影响着医学工程科在医院的地位提升,制度建设问题急需解决和完善。

5.2 整体认同感不强

中国医院协会评价评估部组织相关专家和管理人员在原有《全国医院工作制度与人员岗位职责》基础上进行的修改和完善,同时融入了部分省市医院管理协会及部分医院的建议并公开征求意见后才形成目前的《第二稿》。对比1982年版来看,原有制度改动幅度大,新增制度项目多,但其中涉及医学工程科的制度和职责却非常少,同样作为现代医院支柱的医疗、护理和药品管理方面的内容却十分详细并逐步完善。而在重点明确的医技科室制度和人员职责中,甚至没有出现任何有关医学工程科的文字,医学工程科作为医院的重要医技科室和管理科室,相关协会、专家和管理人员在制定工作制度和人员职责时,却忽略了医学工程科的存在,足见医学工程科在医疗卫生行业的学科认同感和专业认同感都非常欠缺。

5.3 人员自我完善意识欠缺

从2008年2月起,《全国医院工作制度与人员岗位职责(征求意见稿)》就已经公开征求意见,经过半年多的完善形成了《第二稿》,相比于之前的《征求意见稿》,除了“医学工程/医疗器械科(组)工作制度”有较大改动,内容更体现指导性以外,其他有关医学工程科管理的工作制度和人员职责基本没有什么改动,缺少的制度没有得到补充,不完善的制度没有得到修改。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在于医学工程专业人员自身对这项工作的不重视,不能及时关注国家有关部门的政策,没有提出专业性的建议和意见,导致目前的《第二稿》依然缺乏对医学工程科全局管理的规范和指导意义。照此下去,即将出台的《第三稿》中关于医学工程科的内容依然会令我们担忧。

6 建议与对策

6.1 完善法规制度建设

一个学科的健康发展,首先要有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来规范和指导其工作。近年来,医学工程界纷纷研究医学工程学科的新思路、新方向,探寻提升医学工程科地位的新途径,然而没有完善的制度做支撑,医学工程学科在医院的发展将举步维艰,医学工程技术人员在医院的地位和待遇将难有改观,最终将会影响到整个医学工程学科的健康发展。

在此,笔者呼吁业内有关部门和专业人士能够积极参与《第二稿》的学习和理解,并投入更深层次的思考,尽快将有关医学工程科制度建设方面的建议和意见反馈到相关主管部门,使得医学工程科管理过程中存在的模糊问题通过即将公布的《全国医院工作制度与人员岗位职责》予以明确。同时,努力提升自我认知水平,充分发现目前医学工程科学发展的问题所在,完善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通过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加强医学工程学科的发展。

6.2 主动作为促进发展

《第二稿》明确了医院管理中面临的新问题,强化了对医院管理中涉及的重点环节的细化管理和全面管理,相关专家在制定《第二稿》时也充分考虑到对医院建设有重要意义的方方面面。作为医学工程技术人员,应当充分利用这一契机,通过主动作为来强化医学工程学科在医院的重要作用,提升医学工程学科在医院的地位。目前国内医院广泛开展的医疗设备质量控制、计量检定、不良事件监测以及医疗器械集中采购等对于控制医院医疗安全、节约医院经费支出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因此医院医学工程技术人员应当利用这些途径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真正做到通过自身专业优势指导医院管理,从而改善医院管理者对于医院医学工程学科的认识,为医学工程学科的发展争取到更多的支持。

6.3 形成学科发展合力

我国的医学工程学科起步较晚,很多方面尚处在摸索前进阶段。医学工程学科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医院这个大环境,医学工程人员在对自身有明确认识、做好主动服务的同时还必须处理好与医院其他学科的关系。一方面,学习其他学科的成熟经验,借鉴和引用其他学科管理的相关制度,并结合自身实际予以完善;另一方面,借助与院内相关学科的技术交流和学术合作,突出医学工程学科在医院医疗器械管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提升科研、教学能力,不断丰富自身工作内涵,改变医院工作人员对于医院医学工程学科的认识,形成医院医学工程学科发展的合力。

参考文献

[1]中国医院协会.全国医院工作制度与人员岗位职责(第三修订稿)院长讨论会在京召开[EB/OL].(2009-02-03)[2010-6-12].http://www.cha.org.cn/GD/GeneralDocument/GDContent.aspxCont-entId=1576&ClassId=165&ChannelId=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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