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私了案件引发的思考

一起私了案件引发的思考（精选8篇）

篇1：一起私了案件引发的思考

前不久，笔者接触了一起案件。

一天夜里，某村几个男青年酒后窜入邻村一家杂货店。当时已是深夜，店主已关门休息，这几个青年将店主用电线捆绑后，又踢又打，并抢走店中钱物。他们走后，店主挣脱捆绑，向村长报告了这件事。当时，店主与这几个青年互不相识。村长经过调查，确定此事系邻村几个青年所为，于是他们通过某村的村长，与这几个青年的家长达成协议，由家长们拿钱赔偿店主的损失，私下了结这件事。后来，这几个青年又因聚众斗殴，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此案告发。

目前，在我国民间，私了现象十分普遍。一般老百姓有了纠纷往往是通过这种方式解决。笔者曾在公共汽车站向一些过往旅客提出“假如你与他人发生纠纷，你要怎样解决？”这一问题。回答几乎都是“当然是自行解决，实在解决不了，找居委会或派出所”；而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刑事案件以私了方式解决的，达到了30％，而民事、经济案件的私了率则更高。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了“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与诉讼权利。”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一规定是指民事诉讼法律规定，是专门对民事纠纷而言的。因此，对于绝大多数的刑事案件（除少数自诉案件外），则不能以“私了”方式解决。在刑事案件中，犯罪分子损害的是国家、社会、集体和人民的利益，破坏社会管理秩序，必须依法论处。任何人都不得以各种方式、理由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可是，为什么在我国，形形色色的“私了”现象仍然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呢？我想，这个现象的原因应当是多方面的。

首先，与我国千百年的传统思想密切相关。我国有许多古话，比如“民不举，官不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息事宁人”、“家丑不可外扬”等等。这些无一不在反映着大多数人的心态。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发生一些矛盾与磨擦是在所难免的。在一般情况下，大家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化解矛盾，也是极为正常的。但是这种方法有时却被用在帮助触犯不法分子逃避法律制裁，不可不说是一种遗憾。纵观“私了”事件的类型，我们不难发现，最常见的一类是涉及隐私方面，如男女关系方面的隐私的“私了”。受害者怕扩大影响，造成下半生的困扰，只能忍气吞声，犯罪者借机逃避了法律的制裁。另一类却是受害者的权益受到侵犯后，不向司法机关求助，反而用一些非常的手段，私下了结，有时甚至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罪行。笔者接触过几例故意伤害罪、投毒罪的犯罪分子就是因为本身权益受侵害后，不寻求有效途径帮助，而采取其它手段，伺机报复，将自己由可怜的受害者变为可悲的犯罪分子。

其次，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自封建社会以来，人们脑中的“人治”思想。公元前２２１年，这个第三者，在当地往往是较为德高望重的长者。象在本案中的某村村长等人。这类人集调解、见证于一身，通过他的调停，受害人得到了某些补偿，害人者逃避了法律的制裁。表面上看来，这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可是一旦受害者一方反悔，或害人者觉得这样的惩罚不足为戒而继续为恶，就将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例如本案中的那几个青年人，如果在第一次的犯罪中就受到一定的刑事处罚，得到教训，或许他们就不会再犯下后来的罪行。由此可见，以“私了”方式解决纠纷，存在无数隐患，有时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在姑息养奸，助长罪恶。

无论采取哪一种“私了”，我们都不难看出，之所以会采用“私了”方法解决纠纷，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公民们对国家法律的无知与漠视！我国制定法律的最基本任务是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惩治犯罪。可是有些公民，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和人身权利被侵害时，不寻求司法保护，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而是通过“私了”，求助于“第三者”。这些当事人，无疑是将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弃之不顾，足可见其何等无知！充当“第三者”的人，俨然将自己拥有的权势凌驾于法律之上，可见其对国家法律又是何等的漠视！我们决不能允许这类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否则，犯罪分子逍遥法外，法律将失去威严。这类事件，也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走向“法治”的一大障碍。

十五大把依法治国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目标，把依法治国提升到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的高度。因此，从群众入手，加强普法教育，提高全民知法守法用法的水平，加大审判与执法力度已成为当务之急。今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审判质量年”、“执行年”、“争创人民满意法院、法官”三大活动，反映了我们法院系统对于建立和加强法律机制的决心。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众在根本上接受“法治”的观念，消除对司法机关的不信任感，当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及时求助于司法部门，不再通过“私了”解决问题，而将寻求司法保护作为第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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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一起私了案件引发的思考

——论事故批复的可复议性及承揽关系中安全生产事故的认定

作者于可易山东齐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案情介绍】

2010年5月的一天早晨，青岛市某区一酒店工作人员上班时发现酒店厨房有台灶具出现故障，不能正常运转，遂电话联系维修人员王某前来维修。王某曾经是灶具厂家派出的售后服务维修人员，后来辞职单干，几年来一直给酒店维修灶具。那天王某在外地，故电话中称：可另派人员过来维修。当天下午维修人员林某携带维修工具到酒店，称过来维修灶具。在拆卸、安装灶具鼓风机的过程中，林某不慎触电，经抢救无效死亡。

事故发生后，青岛市某区政府委托该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安监局)成立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后作出了事故调查报告。报告查明维修人员王某、林某无单位，未取得电工资格证书。王某、林某是同乡，常一起给他人维修电气设备，每次维修时王某、林某自己提供维修工具。维修完毕之后对方支付报酬。事故发生那天，王某联系林某到酒店维修灶具。林某在作业过程中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带电作业触电死亡。报告认为酒店未依法审查林某是否具有电工上岗资格，便同意其上岗作业；作业时，未安排安全人员现场管理，未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没有设置警示标志。酒店在生产经营中还存在，诸如未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未组织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培训等违法行为。酒店的违法行为是触电事故发生的条件和隐患，应对事故发生负重要责任。报告认定触电事故是一起酒店未依法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操作人员违规作业造成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区政府对事故调查报告作了同意的批复，要求安监局对事故责任者依法进行行政处罚。之后区安监局依据事故批复及有关法律规定对酒店处以15万元的罚款。酒店不服，对事故批复申请行政复议，同时又对行政处罚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依法撤销。

【法律评析】

一、酒店不服事故批复，申请行政复议是否属于行政复议范围？

与事故批复有利害关系的事故责任者对事故批复不服，能否申请行政复议，安全生产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事故批复是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作出的内部行政行为，不发生对外的法律效力，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是依据事故批复作出的 1

行政处罚行为，故申请人对事故批复不服，不能申请行政复议，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另一种观点认为事故批复是有关政府依照职权独立作出的、直接确定事故责任者的义务和责任，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约束力的行政决定。从作出事故批复的主体、内容和效力上看，事故批复具备具体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事故责任者如认为事故批复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有权申请行政复议。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事故批复具有可复议性。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事故批复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最终具有对外的法律效力，与不具有可复议性的其他内部行政行为相比有重大区别。

事故批复虽然冠以“批复”之名，从形式上看是内部行政行为，但是安监局必须依据事故批复对茶苑粥店及其负责人作出行政处罚，通过行政处罚行为，事故批复必然外化为外部行政行为，产生对外的法律效力。因此事故批复涉及外部相对人的具体利益，对酒店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并且事故批复也是事故发生单位对本单位责任人员进行处理的依据。这与不涉及外部相对人利益的内部行为明显不同，与行政机关对其公务人员作出的奖惩、任免等不产生对外效力的人事处理决定又有着显著差异。

其次、从对依据事故批复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情况来看，事故批复行为也具有可复议性。

事故批复是安监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直接依据。如不考虑处罚程序的合法性，一般来说，事故批复违法，行政处罚也就违法；事故批复合法，行政处罚也就合法。相对人如不服行政处罚，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就必须对行政处罚的直接依据——事故批复进行审查。如行政处罚违法不当，则复议机关在撤销行政处罚行为的同时，还必须撤销事故批复行为。否则，复议机关对行政处罚行为的实体审查便成为空谈，相对人寻求行政救济则失去了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事故批复具有可复议性。

再者、酒店对事故批复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复议范围，且不在排除范围之列。

酒店认为事故批复侵犯了其合法权益，申请行政复议，符合行政复议法

第6条第1款第11项规定的情形，并且不属于行政复议法第8条规定的排除范围。法无明文禁止既应允许。在法律没有明确排除或禁止的情况下，酒店对事故批复的行政复议请求权不应被剥夺。

二、酒店与维修人员王某、林某之间属于何种法律关系？

区政府及安监局认为酒店与维修人员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民事问题，不是

行政法上的问题；认定一起事故是不是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应该适用行政法，而不是民法。所以确认双方之间的民事关系对认定安全生产事故来说没有必要。笔者认为，双方之间属于何种法律关系是正确适用安全生产法的前提和基础。如对基础法律关系认识不清或定性错误，那么必将导致不能正确确定灶具维修活动中的生产经营单位和触电事故中的事故责任主体。准确认定基础法律关系的性质是正确认定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笔者认为酒店与维修人员之间构成承揽关系。理由有四：首先，维修灶具所需工具属于维修人员，并非酒店提供。其次，维修人员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来完成维修灶具的工作，向酒店交付的是工作成果——能够正常运转的灶具，而不是单纯的提供劳力。再者，维修人员交付工作成果时，酒店须支付报酬。该报酬是按照维修灶具的工作成果来结算，不是按照工作时间定期支付。最后，维修人员在维修过程中独立完成工作，不受酒店的控制和支配，不在酒店的管理下工作。因此，酒店与维修人员之间形成承揽关系，而不可能是劳动或雇佣关系，更不是承包或承租关系。

安监局所作的询问笔录证明酒店直接联系王某前来维修灶具。王某在笔录中对其起初是灶具厂家委派，且长期给酒店提供灶具维修服务等事实明确予以承认。因此林某属于承揽人王某委派的第三人，其与酒店之间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王某作为承揽人应就林某完成的工作成果向酒店负责。

三、酒店是不是灶具维修中的生产经营单位和触电事故中的事故发生单位？

区政府及安监局认为酒店是个体户，法律上是生产经营单位。灶具维修与酒店的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是酒店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触电事故发生在酒店的生产设备维修作业中，就是发生在酒店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因此酒店是生产经营单位和事故发生单位。笔者认为，安监局混淆了法律意义上的生产经营主体资格和具体案件中的生产经营单位。酒店法律上确实享有生产经营主体资格，但未必就是灶具维修活动中的生产经营单位。衡量具体案件中生产经营单位和事故发生单位的标准是看该单位是否为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主体，该事故是否发生在该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之中。酒店与维修人员是承揽关系。维修人员作为承揽人是独立的民事主体，独立完成维修工作，不受酒店的指挥、管理，因此灶具维修的行为主体是承揽人——维修人员，而不是定作人——酒店。灶具维修对于承揽人来说是生产经营活动，而对定作人来说，虽与其生产经营活动——餐饮服务密切相关，但毕竟不是餐饮活动本身，不属于酒店的生产经营活动范围。触电事故发生在灶具维修的过程之中，而不是发生在酒店的生产经营活动之中。因此本案中的生产经营单位、事故发生单位是维修人员，而不是酒店。

四、酒店在灶具维修过程中是否存在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区政府及安监局认为酒店存在未审查维修人员电工资格，未安排安全人员现场管理，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等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笔者认为，区政府及安监局适用法律错误，定性严重不当。安全生产法调整的是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社会关系，其调整对象和范围不仅包括生产经营单位及其内部的从业人员，还包括生产经营单位将其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出租与他人的承包或租赁关系。但是安全生产法并不调整承揽关系，没有规定定做人对承揽工作负有安全生产法上的相关义务。本案中，维修人员非酒店的从业人员，双方间没有劳动关系；灶具维修活动也不属于酒店的生产经营项目，双方间没有承包关系，因此酒店对灶具维修活动不承担生产经营主体责任，没有义务审查维修人员的资质，没有义务对其进行培训，没有义务安排人员现场管理，故也就不存在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操作规程是承揽人的法定职责，不是定做人的义务。区政府及安监局认为酒店在灶具维修过程中存在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显然缺乏安全生产法上的依据。

另外，酒店作为定作人负有谨慎选择承揽人的注意义务，该义务性质上为民法义务，并非行政法上的义务。酒店有无选任过失，是否违反注意义务，只与民事责任相联系，不可能产生行政责任。安全生产事故责任属于行政责任，安监局不能以酒店违反民法义务为由要求其承担行政责任。

五、酒店在生产经营中的“违法行为”与触电事故之间有无因果关系？

区政府及安监局认为酒店未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未组织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依法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培训等，上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为触电事故的发生提供了条件，留下了隐患，因此酒店负有事故责任。笔者认为酒店是否存在上述违法行为与触电事故之间没有内在的、必然的因果关联。事故发生的原因是承揽人派出的维修人员无证上岗、违规操作造成的，与酒店的行为无关。区政府及安监局任意扩大了因果关系的联系范围，对事故发生原因的认定明显不当。

篇3：由一起“瘦肉精”案件引发的思考

3月17日十堰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城区检疫分站在例行检疫中, 用快速试纸条检测出来自河南叶县的部分生猪盐酸克伦特罗呈阳性, 立即立案调查。此批生猪共14头, 经再次尿检, 有3头生猪尿样中检测出盐酸克伦特罗, 办案人员将这批生猪就地封存, 并对当事人进行了调查, 证实了该批生猪来自河南叶县, 但当事人持有河南叶县动物卫生监督部门出具的检疫证明。十堰市动物卫生监督所立即召开案情分析会议, 形成统一意见后给当事人定性为运输含违禁药物生猪, 之所以没有定性为“使用违禁药物”、“贩卖含违禁药物生猪”或“制售含违禁药物生猪”等, 是因为依据目前的动物防疫、动物卫生监督法律法规, 当事人购买生猪后没有这些行为事实或这些事实不能被认定, 很难依法办理。但“瘦肉精”事件社会影响很大, 关注度也很高, 处理这类案件时, 稍有不慎便会引起更多的社会问题。办案人员在政府和畜牧兽医局的大力支持下, 群策群力, 开创性地提出如下处理方案: (1) 将此批生猪遣返原产地进行强制饲养代谢, 直至检测无疫病、无违禁添加药物后方可出栏、出证; (2) 责成原检疫出证单位监督; (3) 当事人在办案人员监督下完成遣返任务, 所需费用由其自行承担。经过与原产地动物卫生监督部门的大力协作, 此案得以圆满解决。

纵观“3.15瘦肉精”事件和上述典型案例, 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思考和关注。

1 增强社会责任感

近年来, 由于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国家方针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民生、民意, 动物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关系到千家万户, 虽有很多部门在监管, 但质量安全事故依然层出不穷。笔者认为在这种大事大非的问题上,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理应成为政府管理的中坚力量, 思想要更加开放、思路要更加开明、反应要更加灵敏。就“瘦肉精”事件而言, 十堰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反应迅速, 3月15日中午看到报道以后, 当日下午领导就立即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对策, 并于3月16日下发布紧急管理通知, 3月17日又及时向市政府作了主题汇报。市政府领导也非常重视此事, 召集各部门商讨对策, 并充分肯定了动物卫生监督部门做出的应急反应。十堰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此次行为挑战了常规, 并出色地完成了人民群众期待的工作, 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大大提升了动物卫生监督机关的社会地位, 得到了市政府领导的肯定, 促进了动物卫生监督事业的发展。

2 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由于缺少必要的证据, 十堰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决定将涉案生猪遣返原产地处理, 主要是因为从收集的证据看不能认定当事人使用违禁药物, 强行对其施用使用违禁药物及投入品的法律法规不合适, 但检测到这批生猪含违禁药物是事实, 不能因为没有当事人违法的证据就放任不管。办案人员认为, 当事人不具有所运输生猪的违禁药物检疫报告, 应当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再者, 此案涉案生猪的原疫单位, 在没有测定违禁药物的前提下出具检疫格证明和车辆消毒证明, 存在明显工作失误, 责成对此案生猪实施代谢监管也合情合理。若目前的律法规对生产、经营、运输、屠宰含违禁药物动物动物产品的行为有明确的规范和处理及处罚条款则能更快更好的解决此类案件。完善的法律法规仅能减少这种违法行为的发生, 还能帮助政府部更好地监督动物卫生工作, 确保动物及动物产品质量安全。

3争取更多的财政支持

篇4：一起中止审理案件引发的思考

2011年7月4日下午，间歇性精神病人魏某病情复发，持刀滋事，与被告人窦某发生肢体冲突，后被告人窦某将魏某打伤，经鉴定受害人魏某构成轻伤。窦某2011年7月5日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8月3日被逮捕，9月24日被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窦某犯故意伤害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在审理过程中，受害人魏某认为自己伤势构成重伤，要求自己伤情进行重新鉴定，并且对伤残等级进行鉴定。法院认为受害人的请求可能影响案件审理以及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故而法院同意了受害人申请重新鉴定的要求，由于法院未能在法定的审理期限内结案，于是在2011年10月27日裁定中止审理。但在鉴定期间受害人魏某以找不到法院指定的医院和医生等多种理由没有到指定的医院进行重新鉴定，于是鉴定中心以受害人未到场为由退回鉴定要求。后法院多次与受害人做思想工作，直至2012年2月再次对受害人进行重新鉴定，4月7日，鉴定结论受害人魏某伤情构成轻伤。在此期间，被告人窦某一直被羁押在看守所。

笔者认为，受害人魏某申请重新鉴定，后魏某以各种理由拒不进行配合鉴定，使案件无法继续审理，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刑诉法解释》）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中止审理。同时，应根据《刑诉法解释》第八十一条第（三）项之规定，对被告人窦某变更强制措施，予以取保候审。理由如下：

1.害人提出重新鉴定，可能影响案件定罪量刑，但由于各种原因案件无法继续审理，应当是中止审理的理由。《刑诉法解释》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自诉人或者被告人患精神病或者其他严重疾病，以及案件起诉到人民法院后被告人逃脱，致使案件在较长时间内无法继续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审理。”虽然受害人以多种理由推托而不能进行重新鉴定，不属于上述规定的中止情形，但鉴定结论可能影响案件的定罪量刑，就必须要受害人去重新鉴定，否则案件无法继续审理。由此，受害人以多种不正当的理由拒不进行重新鉴定，使案件无法审理，也应当是中止审理的理由之一，可以适用《刑诉法解释》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该案中止审理。

2.已经逮捕的被告人应当变更强制措施，予以取保候审。由于案件在较长时间内无法继续审理，法律规定的审理期限又将届满，为了不使被告人超期羁押，即根据《刑诉法解释》第八十一条第（三）项之规定，应当对被告人变更强制措施，予以取保候审。

有观点认为，受害人有理由提出重新鉴定，而受害人又无故不配合重新鉴定，原鉴定结论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致使该案没有伤情鉴定结论这个关键的证据，应当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人民检察院在补充侦查的期限内没有提起人民法院恢复法庭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决定按人民检察院撤诉处理。笔者认为要受害人去重新鉴定，不是公诉机关需要补充侦查的情形。当事人提出申请重新鉴定，如果人民法院同意该申请，就可以组织双方当事人去重新鉴定，不需要公诉机关补充侦查，即使受害人拒不重新鉴定，公诉机关补充侦查也不能解决问题。再说，当事人提出申请重新鉴定，只是对鉴定结论这个证据提出了异议，并不能否认这个证据的存在，是否采纳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

二、久押不决的现状

通过本案，被告人窦某被长期羁押也似乎是合法的，因现行刑事诉讼法未对诉讼中止作出明确规定，相关司法解释虽有规定，也较为原则，倘若监所部门监督不到位或者法院仍然以证据等其他理由不能恢复案件审理，那么导致被告人长期得不到宣判，造成被告人被长期羁押、久押不决，有的被告人被关押几年甚至十几年。这样对被中止审理的人极其不利，笔者认为中止审理为变相超期羁押提供法律掩护，这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相悖。

刑事诉讼的中止主要包括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中止侦查、审查起诉阶段的中止审查和法庭审理阶段的中止审理三种情形。中止审理是指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之前或者审理过程中，因发生某种特定情况，导致案件在较长时间内无法正常审理，决定停止诉讼活动，待该项原因消失后，再恢复审理，中止前所进行的诉讼活动仍然有效。基于审判实践活动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款对中止审理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在审判过程中，自诉人或者被告人患精神病或者其他严重疾病，以及案件起诉到人民法院后被告人脱逃，致使案件在较长时间内无法继续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审理。由于其他不能抗拒的原因，使案件无法继续审理的，可以裁定中止审理。中止审理的原因消失后，应当恢复审理。中止审理的期间不计入审理期限。”

三、问题的根源

因诉讼中止产生的长期羁押原因主要在于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过于简单化，具体的操作程序严重匮乏，致使对在押的这类特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处置缺乏操作依据：

1.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诉讼中止的期限未作规定。

2.止审理制度未规定对被中止审理的人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是否应当变更强制措施。

3.由于其他不能抗拒的原因”不明确，操作性不强，虽然可缓解超期羁押，但也可能导致中止审理被滥用。

4.成诉讼中止的法定事由消失后，如何启动刑事诉讼活动，如何监督刑事诉讼活动，也缺乏相关法律规定。

5.中止审理的原因消失后，应当恢复审理”，恢复后审理期限如何计算，是否重新计算，法律也没有作出规定。

四、完善立法是根本

结合中止侦查、中止审查和中止审理的不同特点，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患有精神病或者其他严重疾病时，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规范刑事诉讼的中止活动：

1.察机关在自侦案件的侦查过程中，因犯罪嫌疑人患有精神病及其他严重疾病不能接受讯问，丧失诉讼行为能力而中止侦查的，应当由检察机关的自侦部门及时对其强制医疗。

2.依法延长的侦查羁押期限届满后，犯罪嫌疑人的病情依然没有好转的，犯罪嫌疑人不得被继续关押，应当依法变更为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同时继续对其进行强制医疗。

3.察机关自侦案件中止侦查的犯罪嫌疑人涉嫌罪行较轻的，检察机关应当及时解除强制措施，同时责令犯罪嫌疑人家属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

4.查起诉中，犯罪嫌疑人因患有精神病及其他严重疾病不能接受讯问，丧失诉讼行为能力从而中止审查的，人民检察院应及时与羁押场所联系，由检察机关负责对犯罪嫌疑人强制医疗。犯罪嫌疑人在羁押场所能有效接受治疗的，可在羁押场所治疗。

篇5：一起私了案件引发的思考

文／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工商局 刘建华 王磊 潘红军

案情2015年12月31日，应区文广新局要求，历城区工商局会同文广新局执法人员对位于山东某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三楼的“某影院”进行检查。经检查发现，该“某影院”未办理任何合法手续，自2015年9月20日开始擅自从事电影放映活动。截至被查获，当事人的经营额共计54510元。同时发现“某影院”存在严重消防安全隐患。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电影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一款“ 国家对电影摄制、进口、出口、发行、放映和电影制片公映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电影片的摄制、进口、发行、放映活动，不得进口、出口、发行、放映未取得许可证的电影片”的规定，构成了擅自从事电影放映活动的违法行为，历城区工商局根据《电影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作出没收用于违法经营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分析现场检查过程中，涉事人员陈某勇称该“某影院”为其个人投资，未办理营业执照和相关许可审批手续，历城区工商局遂以其行为涉嫌违反了《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相关规定为案由立案调查。案件调查过程中，陈某勇向案件调查人员提出，该“某影院”实际为济南某影城有限公司设立，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含有电影放映，陈某勇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后经调查，陈某勇所述情况属实。另查明，该公司登记的住所及与公司登记住所同处一地的电影放映经营场所均正常使用，“某影院”属于在公司住所之外设立的电影放映场所。历城区工商局根据查明的事实，将案件当事人由陈某勇变更为济南某影城有限公司。案件查办过程中，对当事人的行为如何定性、处罚，办案机构产生三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在实行“先照后证”改革的情况下，《电影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设定的相关许可已经以国务院决定的形式由工商登记前置许可调整为工商登记后置许可，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以及《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尚未完成修订，原有部分条款适用存在尴尬的现状，工商部门应当对当事人施以行政指导，责令其到登记机关办理分公司登记或备案，并告知其到文广新局办理电影放映经营许可。另一种意见认为，当事人在公司住所以外设立分支机构从事经营活动，没有依法办理分公司登记并取得分公司营业执照，对当事人的行为应按照《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定性，根据《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转致《条例》依法进行处罚。最后一种意见认为，当事人在住所以外从事的经营活动应经审批，《条例》中对此有明确的规定，所以对当事人应当直接适用《条例》定性、处罚。历城区工商局最终采纳了第三种意见。国务院《关于“先照后证”改革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意见》明确规定市场监管“职责法定”，遵循“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以下简称“四个谁”监管原则）。同时明确“法律法规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和监管职责的，严格依法执行”，说明“四个谁”监管原则不能泛化理解。《条例》中规定了电影行政部门对电影摄制、进口、出口、发行、放映和电影片公映等的许可职责，但同时又将对擅自设立电影的制片、发行、放映单位，或者擅自从事电影制片、进口、发行、放映活动行为的监管权赋予了工商部门。虽然涉及专项审批，但工商部门仍应当作为监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在商事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有立法权限的地方政府出台了一些地方性扶持政策或指导性意见，允许企业在住所外增设经营场所且在同一县（市、区或开发区）域内的，可以自主选择办理分支机构登记或经营场所备案。这些扶持政策或指导性意见的出台，意味着符合条件的企业在住所外增设的经营场所从事经营活动不能轻率地确定为无照经营。如果轻率地按无照经营行为定性，势必会对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不利影响。而直接适用《条例》定性，即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又落实了法律法规明确赋予工商部门的监管责任。确定采纳第三种意见的同时，在对当事人违法行为具体定性时又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当事人的行为是构成既擅自设立电影放映单位，同时擅自从事电影放映活动的违法行为，还是仅构成擅自从事电影放映活动的违法行为？如果当事人在其住所以外设立的“某影院”属于设立放映单位，且未经电影行政部门许可，其行为必然构成擅自设立电影放映单位，擅自从事电影放映活动的违法行为。然而，《条例》中并未涉及电影放映单位在其住所以外设立分支机构是否属于设立电影放映单位，也未提及电影放映单位在其住所以外设立固定放映场所从事电影放映活动是否需要电影行政部门另行办理电影放映许可。经多次与市文广新局沟通，市文广新局最终出具了权威性书面意见：济南某影城有限公司在住所外另设立放映场所从事电影放映经营活动，须按规定办理新放映场所的电影放映经营许可。听证会上，当事人针对其在住所外设立固定电影放映场所是否是设立电影放映单位及是否需要另行办理电影放映许可提出申辩意见。当事人认为其在住所外设立的“某影院”仅是将与其住所同处一地的经营场所内一个放映厅搬到了山东某大学，并非设立电影放映单位，而且当事人已经取得了电影放映许可，“某影院”无需另行取得电影放映许可。针对当事人的申辩意见，我局依据取得的证据和市文广新局的书面答复意见进行了答复。听证会后，历城区工商局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辩意见进行了多次合议，并咨询了部分专业律师和法院工作人员，综合各方意见作出最后结论：由于当事人在其住所外设立分支机构是否属于设立电影放映单位，在《条例》中未有明确界定（《条例》中仅明确了因兼并、合并、分立而设立的电影放映单位属于新设立电影放映单位，需要按照《条例》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办理许可审批手续）。市文广新局给出的书面意见中也未对这一问题予以明确，应直接适用《条例》第五条“国家对电影摄制、进口、出口、发行、放映和电影片公映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电影片的摄制、进口、发行、放映活动，不得进口、出口、发行、放映未取得许可证的电影片”的规定为宜。最终，历城区工商局依据《条例》第五十五条并参照有关自由裁量的规定对当事人进行了低限处罚。启示一是应当准确理解和把握“四个谁”监管原则，认真履行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赋予工商部门对无证无照经营行为的监管职责。对法律法规明确工商部门监管职责的应当按照规定依法履职尽责。法律法规没有规定市场监管部门和监管职责或规定不明确的，如果省级人民政府已经作出具体规定，将工商部门确定为监管部门并明确监管职责的，工商部门应当尽职尽责，落实监管责任。对审批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因没有专门执法力量或执法力量不足而依法提请工商部门牵头共同查处的，工商部门应当在审查提请依据合法有效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监管的骨干作用，依法予以必要的协助。二是要主动加强与政府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取得专业性结论或公文类证据。由于专业知识的不足，工商部门在执行中往往容易出现认识不到位、认定困难的情形，直接影响案件定性处理，例如《电影管理条例》、《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等均属此列。遇到这种情况，工商部门一方面要加强法律法规的全面学习和研判，另一方面务必主动与行业部门或主管部门全面沟通，搞清并弄懂其中的专业性问题，并请其就有关问题出具专业性书面意见。行业部门或主管部门依据职权出具的判定意见、证明意见等书面意见作为公文性证据具备很强的证据效力。如果有必要，还可以提请政府组织工商、主管部门等召开联席会议、研讨会，取得科学性的结论，切不可凭个人理解任性而为，轻率作出判断性结论，并由此作出可能导致工商部门承担不利责任的处理决定。三是要立足规避执法风险，消除执法隐患，妥善处理宽进与严管的关系。市场主体准入降低门槛不等于放松监管，必须树立宽进更要严管的理念，对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人身财产安全、生态环境保护等市场主体和行为更要加强风险防控，强化登记与监管的有效衔接。应当积极妥善地处理好宽进与严管的关系，既要严格执行法律法规的规定，认真落实明确的监管职责，还应当综合考虑商事制度改革中出台的地方性扶持政策或指导性意见对无证无照监管的影响，妥善处置，通盘考虑，找准找好结合点，既不能牺牲法律法规的严肃性，也不能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四是应建立容错保护机制，取得纪检监察、司法部门的支持。商事制度改革过程中，因新旧政策衔接不畅、对政策理解程度不

篇6：保险诉讼案件引发的思考

摘自2012年5月3日《中国保险报》第7版

保险公司作为风险防范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经济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服务社会、服务保险客户的同时也面临着纠纷。随着保险客户法律意识不断增强，通过诉讼解决的案件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保险公司越来越频繁地站在了被告席上。然而在大量的诉讼案件中，保险公司胜诉的比例比较低，使其陷入败诉的困局，对保险公司的信誉和经营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本文就当前保险诉讼案件的现状、显现出的问题以及如何应对，谈谈个人的看法。保险诉讼案件的现状

（一）诉讼案件居高不下。近年来，财险公司的诉讼案件数量超过寿险公司，其中因理赔产生的涉诉案件占比大。

（二）诉讼案件主要集中在车险业务。占到全部涉诉案件的95%以上。诉讼焦点多数是理赔金额纠纷。

（三）随着保户维权意识的增强，诉讼案件有增无减，尤其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交强险实施后，保险公司被追加为被告的案件也明显增加。

（四）胜诉案件较少。保险公司完全胜诉的案件所占比例较低，参与诉讼的结果大多体现在最终赔偿金额上有所降低。

保险诉讼案件显现出的问题

（一）保险公司法制工作比较薄弱，基本局限于应对诉讼案件。主要表现在利用法律法规指导业务各环节工作的意识不到位，同时业务操作环节内控规制不到位，承保人员缺乏法律意识，理赔人员的专业技术能力不强，都为日后诉讼埋下隐患。比如，在签订保险合同时的不规范，代替客户在投保单确认栏签字，确认保险公司已经履行了对责任免除条款等的告知义务，一旦发生保险合同纠纷或理赔纠纷时，将直接导致保险公司处于不利地位或承担败诉的后果。

（二）保险公司在出现理赔争议时，不重视通过协商调解来解决，而是简单地把争议推向法律诉讼程序。大量的诉讼案件不仅损害了保险公司的声誉，也增加了经营成本。

（三）诉讼环境的不利也使保险公司承担了本不应承担的赔付责任，扩大了保险责任，从而增加了赔付成本。保险公司被列为强势一方，“保护弱者”这个不成文的原则，往往形成诉讼环节的思维定式，致使保险公司处于不利位置。

保险诉讼案件引发的思考

笔者认为，保险公司要从目前诉讼案件的困局中解放出来，变被动为主动，就必须多管齐下，内外并举，从“强化内部管控”和“加强外部沟通”两方面着手，从多环节、多方面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加大力度全面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切实提高承保、理赔和诉讼质量。

（一）保险公司应通过加强内部管控有效减少保险纠纷和诉讼案件的发生。一是提高承保业务质量，加强对业务员的培训，严格执行承保实务操作规程，完善保险合同手续，重视保险合同的签订工作，严格保险合同的审核，从源头上预防纠纷的发生。二是提高理赔效率和服务水平，理赔是与保户利益最直接、纠纷最集中的关键环节，要进一步完善服务标准，丰富服务内涵，赢得保户满意。三是做好业务流程控制，规范业务操作，准确、及时、全面地识别和评估运营流程各环节的风险点，建立完善权责清晰、分工明确、奖罚分明、执行有力的流程控制体系。四是强化队伍建设，通过加强诚信教育，规范从业行为，提升队伍素质，建设一支遵守职业道德，业务素质高，技术能力强的人才队伍，切实提升理赔质量，减少诉讼案件的发生。

（二）保险公司要建立预防和应对机制，提高全员法律意识，同时培养一支素质过硬、经验丰富的法律工作人员队伍。一是加强对理赔案件处理的监督考核，严防人为操控导致的拖赔惜赔、无理拒赔，有效利用调解手段解决问题。二是加强保险工作各环节矛盾纠纷的排查和化解，妥善处理信访投诉，注意归纳整理诉讼中发现的有规律的、重点的、多发的问题，从源头上查找发生诉讼的原因，研究制定办法，杜绝同类案件发生。三是建立诉讼应对机制，理顺保险公司内部流程，积极应诉，针对不同类型诉讼案件，从证据收集到参与庭审，做好切实可行的分类解决方案，提高诉讼质量和水平。

（三）认真做好应诉工作。应诉工作是保险公司处理诉讼案件的核心环节，在应诉过程中应注意做好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在接到法院传票后，要充分了解诉讼案情，结合庭审地的法律环境、同类案件的判决等情况来确定抗辩重点，同时要认真收集相关材料和证据，在规定时间内递交答辩状；二是在开庭时要遵守庭审纪律，仔细质证对方的证据，灵活运用法律知识，全面陈述自己的意见；三是在收到判决书后，及时对判决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决定上诉的要及时递交上诉状，当事人各方都不上诉时，应及时履行法院判决并支付赔款，避免受到处罚。

（四）积极主动与法官加强沟通。法官的判决是诉讼案件工作成败的最终体现，充分沟通还可以减少法律上“保护弱者”原则给保险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特别是一些不能出庭的案件，沟通工作显得更为重要，要积极与法官提前沟通，沟通的主要内容包括适用法律、保险条款、赔偿计算等方面，还可以向法官提供保险理论教材的相关内容及类似案件的法院判决

书等资料，让法官了解和接受保险公司的主张和见解，消除对保险公司的误解，在庭审中做出合理判决，从而改变诉讼中的不利局面。

（五）高度重视舆论宣传和监督。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积极引导新闻媒体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上客观报道保险纠纷和诉讼案件，特别要加强对保险公司正当维权行为的宣传报道，培养消费者理性维权意识。同时通过服务创新，全面提高服务水平，提升公众满意度，树立诚实守信的社会形象。

篇7：一起私了案件引发的思考

关键词：非法行医,人身伤害,鉴定结论,法律责任

1 案情介绍

2005年5月8日, 杨×× (以下简称杨) 因女儿周× (3岁) 烦躁不安伴发热, 遂到××村窑里1号找徐×× (以下简称徐) 诊治, 经徐体检、打针后, 患儿臀部出现血肿, 且行走困难。杨曾先后带女儿到本地卫生院、××市人民医院、 (上级) ××市人民医院、××省儿童医院、 (北京) 解放军总院就诊, 最初被诊断为“血肿伴感染”, 最后被诊断为“注射性右坐骨神经损伤”。2005年6月22日, 受害人父母亲向本市卫生局投诉, 要求查处该事件。

立案后查明, 自1999年1月开始, 徐 (男, 36岁) 以其住宅为诊疗场所, 在父亲徐×× (现年60岁, 小学文化, 乡村医生) 的“指导”下, 从事疾病检查诊断、施用药物、输注液体等医疗活动。徐于2002年11月10日取得江西大宇专修学院 (西医专业、三年制) 毕业证书, 但至案发日止, 未取得《医师 (助理医师) 资格证书》, 也未持有《乡村医生执业证书》。2005年1月12日, ××镇××村卫生室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法定代表人:徐希明 (系该村主任) , 主要负责人:徐×× (系徐之父亲) 。2005年1月12日前, 徐因为非法行医被群众举报多次, 2002年10月12日, 市卫生局曾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2003年8月8日, 市卫生局曾立案查处徐, 作出了责令停止执业活动, 并没收有关药品和医疗器械的行政处罚。

2005年8月10日, 受害方向本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005年11月15日, ××市天恒司法鉴定所出具《法医学临床鉴定书》, 认定周×的注射性右侧坐骨神经损伤构成七级残疾。2006年1月24日, 经××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重新鉴定, 认为周×的注射性右坐骨神经损伤应评为十级伤残。

2006年11月8日, 卫生监督机构再次对该卫生室进行了检查时, 发现徐仍然在以村卫生室的名义从事疾病诊疗活动。

2006年11月9日至12月21日期间, 卫生行政部门经法定程序, 认定村卫生室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 对村卫生室作出了3 5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该案于2007年 1月8日当事人自动完全履行结案。

2 涉案问题的讨论与思考

2.1 主体不同, 违法性质和处罚方式迥异

在合议阶段曾有人提出, 当初执业许可时, 核准的诊疗场所是该村×× (自然村名) 2号徐某伯伯的空宅内, 而徐从事疾病诊疗活动的地点是在该村×× (自然村名) 1号自己住宅内。同样是在1号住宅内, 徐造成了周×的人身伤害。既然违法行为的发生地点与《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以下称许可证) 核准的诊疗地点不同, 那么是否要依据卫生部卫政法发[2004]224号文件的有关规定, 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以下称条例) 第四十四条予以处罚, 也就意味着本案的违法主体是徐本人。况且存在违法时间长、屡教不改、造成病人人身伤害的情况, 应按照《条例》第四十四条予以从重处罚。对此意见办案人员觉得颇有道理, 遂找到此前参与许可和监督的相关人员核实得知, 当初对该村卫生室许可项目进行现场审查时, 诊疗地点确实是选定在徐的伯父的空房内, 而发证人员并没有注意将具体的门牌号在《许可证》上署明。据徐的父亲供述, 他们父子俩因为图方便, 2005年1月12日取得《许可证》前后一直在自己家中从事诊疗活动, 徐的伯父的房子从未利用。后来综合考虑徐父子长期的共同行医经历、使用的器械药品不分、诊疗收益统一账户、对外均以村卫生室的名义行医等因素, 最终还是认定该案件的违法主体是村卫生室, 同时认定村卫生室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疾病诊疗活动的行为违反了《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依据本条例第四十八条和《条例实施细则》第八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予以处理。从该案违法主体认定的过程, 我们从中得到启发, 今后在许可发证时, 对相对人的诊疗地点一定要明确到具体的门牌号为止, 否则可能会埋下行政争议的隐患。

2.2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是否署明“法定代表人”应区别对待

在调查取证过程中, 该村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均强调指出, 所谓“××村卫生室”, 实际上本村民委员会无场地投入, 也无资金投入, 更无管理行为。执业人员也没有参与预防保健和公共卫生事务, 当然村里也不向他们支付报酬。这个所谓的“卫生室”与村里有关系吗?所谓的“村卫生室”, 也就是在申请办理《许可证》的时候请村主任盖上村民委员会的印章而已。笔者调查发现, 这种名义上的村卫生室在现实中并非少数。法人可设立分支机构, 但如果某一机构的存在不是法人出资、管理的, 即不存在实质上的隶属关系的话, 当该机构发生法律纠纷时, 法定代表人根本无资格也无义务为机构承担责任。既然如此, 对于类似于本案的医疗机构发给村卫生室的“护照”岂不有悖法理?推而言之, 对个体诊所《许可证》的“法定代表人”一栏填上与“主要负责人”相同的业主姓名也是错误的。按法理, 个体工商户在诉讼中应当以营业执照登记的户主为诉讼当事人, 根本不存在法定代表人这一角色。另一方面, 这种欠规范的许可发证现象还导致监管上的麻烦和不公。一是人为地模糊了法律责任实际承担者。二是按目前的医疗体制, 实质意义上的村卫生室作为非营利性的一类医疗机构具有公益性, 不办营业执照, 不上缴税费。而类似于本案的所谓“村卫生室”却以非营利的外衣掩盖营利的目的, 也不参与公共卫生事务。与个体诊所既办营业执照, 又缴税费相比, 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基于上述分析, 笔者建议对于确实不是村集体举办的医疗机构, 今后不要把村主任的姓名填入“法定代表人”一栏, 应与个体诊所同样发证和监管;对个体诊所执业许可证的“法定代表人”一栏应空着, 仅在“主要负责人”一栏应填上开业者姓名。

2.3 明确鉴定机制是打击非法行医的关键环节

当前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中, 非法行医致人伤害的医学鉴定工作还处于无章可循, 各自为阵的状态。地 (市) 以上设立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是医疗事故法定鉴定机构, 这是不争的事实, 对处理医疗事故具有无可争议的法律效力。而对非法行医造成人身伤害的鉴定, 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由谁提起鉴定?是受害人?还是卫生执法主体?还是公安或法院?目前无明确的法规依据。由此造成了鉴定委员会、卫生执法主体、公安司法机关之间的推诿扯皮现象。本案的受害人也感觉到了“投诉有门, 难有结果”的烦恼。

从卫生行政部门的举证责任看, 定论行为人造成了患儿肢体的损害, 也必须具备鉴定结论, 继尔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行政处罚。从国务院《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六条看, 卫生行政部门作为医疗卫生执法主体, 更是责无旁贷。

该案件历时较长, 究其原因是难以取得鉴定结论所致。期间, 案件承办人员为了取得鉴定结论, 辗转于公安、检察、法院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之间, 反复磋商、咨询、协调。原先向公安机关移送该案件, 但由于缺乏鉴定结论, 公安机关不予受理。后来试图以卫生执法主体的名义委托××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对伤害事件做出鉴定结论, 该机构又以法律法规无授权、鉴定机制不明确等理由不予受理。无奈, 最后只好等待受害方提起民事诉讼后由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做出鉴定结论。直至2006年6月9日, 受害方杨向我所提交了××市天恒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书》。2006年11月8日, 案件承办人又从该村卫生室索取到××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报告书》, 案件查处工作才得以继续进行。

从现行《条例实施细则》看, 该行政规章的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都提到了“给患者造成伤害”的从重处罚情节, 但该规章和《条例》对伤情的鉴定只字未提, 使卫生执法人员碰到类似案件时无法可依。因此笔者建议在今后修改上述法规时, 及时予以补充, 使鉴定机制得以明确。

2.4 呼吁非法行医罪司法解释尽快出台

本案的违法行为人未取得医师资格和乡村医生执业证书, 擅自从事疾病检查、诊断, 对病人施用药物甚至输液等诊疗活动, 符合《刑法》第336条关于非法行医罪主体的认定。在主观方面, 行为人明知自己不具备行医资格, 仍然从事医疗活动, 主观上是故意, 况且行为人自1999年非法行医以来, 屡教不改, 证明了这一点。但行为人对造成就诊人身体健康受损的后果, 可能是过失, 也可能是间接故意, 即其应当预见非法行医有可能造成就诊人伤害或死亡的严重后果, 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 也可能是已经预见到可能发生上述后果而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客体方面, 本案行为人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医疗机构的管理制度和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客观方面, 本案行为人在没有取得行医资格的情况下, 擅自从事诊疗活动, 时间长达5年。在此期间, 市卫生局曾两次责令其停止违法执业活动, 但行为人却我行我素, 置若罔闻。2005年5月8日, 行为人造成了就诊人不能正常行走的损害后果。但由于最终的鉴定结论确认受害人为轻伤, 因此客观方面不完全符合《刑法》第336条非法行医罪的犯罪构成, 无法追究其刑事法律责任。

调查期间, 因为难以取得鉴定结论, 案件承办人曾试图根据检察人员的建议调查肇事者本人行医的非法收入, 但由于当前公安、检察、法院对非法收入构成犯罪的数额界限无立法和司法标准可循, 致使公安仍不愿接受案件移送。自2005年以来, 关于非法行医罪的司法解释酝酿已久, 笔者呼吁其尽快出台, 使医疗卫生领域违法犯罪得到应有的惩罚。

参考文献

[1]魏振瀛.民商法原理与实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篇8：一起私了案件引发的思考

随着世界范围内电池行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电池危险特性认识的深入，为保障电池产品运输安全，国际海事组织于2008年6月5日以 MSC.262（84）号决议通过《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以下简称《国际危规》）第34-08版修正案。该修正案中增加关于燃料电池、锂（离子）电池及电池驱动车辆的8项新条目，自此，锂电池被正式列入危险货物名单。由于锂电池是新列入的危险货物，相关从业人员对其不够熟悉，托运人通常仍将其作为普通货物运输，给相关船载集装箱运输带来安全隐患。

1 典型案例

锂电池通常安装在设备中或与设备包装在一起，托运人往往容易忽视锂电池是危险货物的问题，从而将其作为普通货物运输；同时，在报关过程中，锂电池也往往因其是设备货物的一部分（如装有锂电池的手电筒等）而被忽略申报。下文就曾经查获的一起集装箱装运手电筒出口瞒报案件进行分析。

2012年12月18日，某机电备件有限公司委托上海某物流公司办理上海港到安哥拉罗安达港的货物订舱和出口报关。2013年1月15日，笔者对船名为“Marielle Bolten”，航次为V.PML102船舶上装载的箱号分别为SPSU2022748和GVGU5114765的2个集装箱实施开箱查验时发现：其中1个集装箱内装有木箱，木箱中装有50盒手电筒（见图1），每个盒子内装有1个手电筒筒体和2个锂离子电池；锂离子电池未进行任何短路防护，手电筒产品没有任何包装。

经调查发现：（1）这批手电筒由深圳市某光电设备有限公司生产，未进行危险货物申报；（2）托运人不能提供货物已通过《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试验和标准手册》（以下简称《试验和标准手册》）第3章第38.3节（以下简称UN38.3）试验的证明；（3）虽然手电筒装在木箱内，但电池并没有坚实的可抵御碰撞的保护性外套，加之其毛重远小于，不能防止其移位；（4）电池未装入手电筒内，且没有封闭的内包装；（5）锂离子电池的额定能量为 h；（6）虽然托运人随后提供了锂离子电池跌落试验证明，但该证明涉及的手电筒与本案中的手电筒不相符。

在调查过程中，托运人某机电备件有限公司认为，锂离子电池在航空运输中才属于危险货物，在水路运输中不属于危险货物，因此，其一直以来均将锂离子电池作为普通货物出运。最终，托运人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承认其未按规定对锂离子电池进行危险货物出口申报，愿意接受主管机关的处罚。

2 锂电池运输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1 《试验和标准手册》的规定

《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也称橙皮书，由联合国危险货物运输专家委员会编写，为适应技术的发展及使用者要求的变化，联合国危险货物运输专家委员会定期对之进行修订和增补，目前最新版本为2013年发布的第18修订版。《试验和标准手册》是《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规章范本》的补充，其中，UN38.3对锂电池安全运输试验进行规定。

2.2 《国际危规》的规定

《国际危规》第35-10版对锂电池危险性质进行详细规定。锂电池托运人首先需要提供对应的联合国（UN）编号，以下UN 编号下的锂电池被分入第9 类“杂项类危险货物”中：UN3090，锂金属电池；UN3480，锂离子电池；UN3091，安装在设备中的锂金属电池；UN3091，与设备包装在一起的锂金属电池；UN3481，安装在设备中的锂离子电池；UN3481，与设备包装在一起的锂离子电池。

上述6种锂电池的运输均须遵循共同的特殊条款SP188，该条款规定，交付运输的电池和电池组如满足下列条件则不适用本规则的其他规定：（1）锂金属电池或锂合金电池的锂含量不超过1 g，锂离子电池芯的额定能量不超过 h；（2）锂金属电池或锂合金电池的锂含量总和不超过，锂离子电池的额定能量不超过 h，且适用本规定的锂离子电池须在容器外标明其额定能量，2009年1月1日前生产的除外；（3）电池或电池组的类型应满足UN38.3的试验要求；（4）除须装在设备中外，电池和电池组还须装在完全封闭的内包装内，且电池或电池组须加以防护以免发生短路，防护措施包括防止其与可能导致短路的导电材料接触、内包装须装在坚实的外包装内等；（5）安装在设备中的电池和电池组须加以保护以免损坏和短路，设备须配备有效的防止意外激活的装置，且须有坚实的外包装，外包装材料须具有足够的强度且其设计与其容量和拟定用途相适应，除非装有电池的设备能够提供与之等效的保护。

UN38.3规定：锂电池在运输前必须通过高度模拟、高低温循环、振动、冲击、 55℃外部短路、撞击、过充电、强制放电等8项试验，以确保锂电池运输安全；如果锂电池与设备未安装在一起，并且每个包装件内装有超过24个电池芯或12个电池，则还须通过自由跌落试验。

针对锂电池包装方面，《国际危规》P903规定：包装应符合Ⅱ类包装的性能指标；如果电池带有坚实的可抵御碰撞的保护性外套且其毛重达以上，则电池或电池组可装在坚实的外包装中，也可以不经包装直接装入保护箱（如全封闭木箱或板条箱）内，还可以装在托盘上；电池须被妥善保护以防移位，并且在接线上不得叠放其他电池；具有包装的锂电池还应附有跌落试验证明；除非电池安装在设备中，单个包装的毛重不应超过。

《国际危规》第36-12版特殊条款SP188对锂电池满足UN38.3试验的规定进行修正：对于2014年1月1日前生产的锂电池或电池芯，只要其符合《试验和标准手册》第5修订版UN38.3所要求试验指定的型号即可继续运输。此外，该条款还针对锂电池的生产商增加质量管理体系的相关规定，主要涉及指定产品质量负责人、生产过程质量控制和质量记录、不符合前述测试型号要求电池的处理方式等。

《国际危规》第37-14版规定，仅仅满足《试验和标准手册》第3修订版电池型号的规定不再有效，但2003年7月1日前生产的符合试验型号的电池可以继续运输。

2.3 锂电池航空运输相关规定

早在2004年，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发布的《危险物品安全航空运输技术细则》以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发布的《危险品规则》均对锂电池航空运输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其中包括：（1）电池须通过UN38.3的试验要求及跌落包装试验；（2）托运人提供的危险货物申报文件须标注UN编号；（3）外包装须贴9类危险货物类别标签；（4）运输设计须确保在正常运输条件下不发生爆裂，并配置防止外部短路的有效设施；（5）锂电池须有坚固的外包装，且应加以保护以防止其在同一包装内与可能引发短路的导电物质接触；（6）单个包装质量应小于，仅限全货机运输。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发布的《作为非危险品运输的可充电型锂电池的操作规范（暂行）》的规定与上述规定大同小异。

对比锂电池空运与海运的相关规定，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均将通过UN38.3试验作为运输的先决条件，均要求张贴9类危险货物标签，且均要求标注UN编号。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锂电池危险货物空运相关规定的出台时间早于海运相关规定；某些指标的锂电池可作为非危险货物进行空运且只须张贴锂电池操作标签，但锂电池海运没有这方面的规定；装在集装箱内的锂电池须进行加固并满足进口国的要求；两者对锂电池包装总质量的规定不同。

3 集装箱装运锂电池瞒报案件处理难点

（1）锂电池货物性质复杂。从锂电池运输相关特殊规定可以看出，锂电池运输必须同时符合《国际危规》SP188的9条规定，其中包括须通过UN38.3的试验规定，如无相应试验证书则不能进行海上运输，并且这9条规定是并列条件，而不是选择条件。虽然上述案例中锂离子电池的额定能量满足第1条规定，但不满足其他规定。若锂电池不能同时满足以上规定，则不能进行运输；在满足以上规定后，锂电池应作为危险货物进行运输，并办理危险货物运输相关手续。

（2）UN38.3的试验过程复杂，鉴定周期较长且费用较高。目前，上海化工研究院的锂离子充电电池鉴定费用通常在～元（人民币，下同）之间，加上跌落试验费用，鉴定总费用超过元，这对托运人来讲是一笔不小的成本，导致有的企业不愿将锂电池送检。另外，锂电池鉴定时间较长，通常为1个月左右，锂离子充电电池的鉴定时间则更长，为不耽误船期，托运人不愿将锂电池送检。

（3）对锂电池包装的认识不清。根据《国际危规》P903的规定：锂电池包装需要满足Ⅱ类包装的要求；若锂电池没有包装，则须符合P903的规定。从查处的案件来看，装入集装箱的锂离子电池未经包装，并且电池与其他普通货物混装时未装严实，箱内剩有较大空间，不能确保电池不发生移位。

（4）存在认识误区。自《作为非危险品运输的可充电型锂电池操作规范》于 2004年9月1日开始实行后，锂金属电池和锂离子电池及其电池芯产品必须有政府实验室或具有国家认可资质实验室的检测证明材料 （即证书） 才能交付空运。锂电池航空运输分为按危险品运输、按非限制性货物运输和禁止运输等3种方式。相比之下，我国锂电池海运立法一直处于空白状态：自1996年12月1日起生效实施的《水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则》未对锂电池运输作任何规定，且至今也未修正补充。国际上，《国际危规》第34-08版才对锂电池水路运输进行规范。这导致广大货主产生锂电池只在航空运输时作为危险货物，而在水路运输中不属危险货物的错误观念，导致谎报、瞒报时有发生。

4 集装箱装运锂电池瞒报案件产生原因及应对策略

4.1 原因分析

（1）托运人不了解相关规定要求。在上述案件被查之前，托运人曾多次从上海港出口锂离子电池，但均以普通货物名义出运，且未被相关部门查处。可见，该托运人不了解国际海运货物相关规则，对《国际危规》认识不足。

（2）锂电池作为危险货物被列入《国际危规》的时间不长。2010年生效的《国际危规》第34-08版才将锂电池作为新的危险货物品种列入品名表中，相关从业人员未及时了解、学习新的规定。此外，锂电池运输条件较为复杂且运输要求较高，操作起来具有一定难度。

（3）托运人对普通货物中含有危险货物的情况未加以警惕。本案例中的手电筒是很普通的日常用品，其中的锂电池属于危险货物的问题常被托运人忽视。

4.2 应对策略

（1）托运人及其代理人加强锂电池相关知识的学习。托运人应消除认识误区，了解关于锂电池海运的相关规定，并主动将锂电池产品送到有资质的检测单位鉴定，避免因小失大；代理人应主动加强与托运人的沟通，如有疑问及时向海事主管部门或鉴定部门咨询。

（2）托运人及其代理人提高对所托运货物中含有危险货物的警惕意识。托运人及其代理人应注意日常用品（如手机、手电筒、数码相机等普通货物）是否含有锂电池，以免在托运申报时将其遗漏。

（3）海事主管部门加强宣传和监管。海事主管部门应加强面向货主、代理人、承运人等的宣传，加强新公约的培训学习，促使相关从业人员提高危险货物申报意识及对锂电池水路运输危险性的认识，消除其关于锂电池只有在航空运输时才属危险货物的错误认识。

（4）加强闭环管理。在锂电池生产、存储、运输、装卸等各环节，各相关职能部门应加强联系、互通有无，实现信息共享，形成联合打击危险货物瞒报的良好局面。

（5）认识船载集装箱锂电池安全运输的重要性。船载集装箱锂电池运输一旦发生爆炸事故，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海运锂电池的危险性不亚于空运锂电池。建议所有交付海运的锂金属电池和锂离子电池及其电池芯产品必须有政府实验室或具有国家认可资质实验室的检测证明材料（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