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原则

罪刑原则（精选7篇）

篇1：罪刑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原则在社会主义法制理念中的体现 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体现我国刑法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理念。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其具体要求是，（1）溯及既往的禁止。犯罪及其惩罚必须在行为前预先规定，刑法不得对在其公布实施前的行为进行追溯适用（2）排斥习惯法。犯罪与刑罚必须由立法者通过特定程序以文字的形式记载下来，刑事司法应该以成文法为准，而不能适用习惯法。（3）合理解释刑法，禁止类推解释（4）刑罚法规的适当。刑罚法规的适当包括刑法明确性、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禁止不确定刑三方面内容。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法律效果主要有以下方面已于体现：我国刑法实现了犯罪的法定化和刑罚的法定化。犯罪的法定化具体表现是：（1）刑法明确规定了犯罪的概念，认为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触犯刑法的、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2）刑法明确规定了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例如犯罪故意、犯罪过失、刑事责任能力等。（3）刑法明确规定了各种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为司法机关正确定罪提供了法律依据。刑罚的法定化具体表现在：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刑法的轻重应与犯罪的轻重相适应。其具体要求是，刑罚既要与犯罪性质相适应，又要与犯罪情节相适应，还要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相适应。在立法上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注重对各种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的宏观预测和遏制手段的总体设计，确定合理的刑罚体系、刑罚制度与法定刑；在量刑方面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将量刑与定罪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强化量刑公正的执法理念，实现刑与罪的均衡协调；在行刑方面是想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注重犯罪人的人身危险程度的消长变化情况，合理地运用减刑、假释等制度。

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原则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的体现主要有：

1.依法治国。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要求政法机关和政法干警必须不断

提高法律素养，切实增强法制观念，坚持严格执法，模范遵守法律，自觉接受监督，时时处处注意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罪刑法定原则给依法治国提供了法律保障和依据。

2.公平正义。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追求。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是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首要目标。要求政法干警必须秉公执法、维护公益、摒弃邪恶、弘扬正气、克服己欲、排除私利，坚持合法合理原则、平等对待原则、及时高效原则、程序公正原则，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从法的价值出发，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合理的采纳犯罪过程中的情节、手段等一系列因素，并且结合人身危险性，在罪刑法定基础上正确量刑，真正的最大化的做到公平正义。

3.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党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

须突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理论，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高度重视和维护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高度重视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面临的困难问题，把工作重点从调整对立的阶级关系转移到承认和保护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等权利义务关系上来，转变重政权轻民权的观念，克服“防民”思想，提高人权保障意识和依法执政的能力。当前，在刑事司法领域，一些执法人员还存在着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障的观念，习惯于有罪推定，忽视刑事司法的人权保障功能。因此，我们必须着力提倡打击与保护并重的观念，增强以人为本、文明执法的意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近代刑法最基本的原则，完全体现了古典自然法所确立的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念，以人权保障为己任。罪刑法定原则在政府权力与公民的自由之间划分出一道界限，并为这个界限树立了明确的标杆。

篇2：罪刑原则

简论康德的罪刑相适应观

康德是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其丰富的思想宝库中不仅蕴藏着伟大的.哲学思想,同时也包含着重要的刑罚思想,本文仅就康德的罪刑相适应观作出自己的理解.

作 者：汪琼枝  作者单位：人文社科系,北京,100044 刊 名：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年，卷(期)： 19(z1) 分类号：B516.31:D924 关键词：康德   罪刑相适应   刑罚  

篇3：罪刑原则

在目前中国刑法中由于量刑信息资源有限、犯罪定量分析还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因此在现实情况下,犯罪的实证研究少之又少,但我们可以先对经济犯罪展开定量分析和研究,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犯罪构成的定量要素与法定刑的细化和定量化,构建经济犯罪的罪刑定量关系。随着人们对犯罪认识的提高,现代科学认识方法和手段的发展及法律实践经验的积累,对一般犯罪的量化分析和处理也将具有可行性。

一、经济犯罪的定量内涵与罪量因素

中国刑法分则有关经济犯罪的条文中,有的罪名是以一定的数额作为认定犯罪成立的重要标准,有的罪名则是以一定的数额作为提高法定刑档次的依据,即使在没有明确规定数额的经济犯罪罪名中,其定罪量刑也要充分考虑犯罪数额因素。经济犯罪的数额与情节、结果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的区别在于定量特点和作用有所不同。中国刑法对经济犯罪的定量因素有概括性、具体型和并列型等设定方式,但均存在一定的缺陷。根据数额在经济犯罪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形态,可以将数额分为不用同类型,在具体经济犯罪案件中多种数额类型都存在的情况下,应当缺分不同情况认定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对单位与自然人经济犯罪设定同样起点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

二、经济犯罪构成中的定量要素

数额、情节和结果是经济犯罪构成中的定量要素。定量要素是犯罪构成的定量要件,但并非所有犯罪构成必须具备定量要素。犯罪构成中的定量要素具有法定性,人身危险性因素不能作为定罪的要素,只是在量刑时发挥着重要作用。定量要件是独立于主客观要件之外的构成要件,兼具主客观两方面的性质。

在经济犯罪中,数额犯与行为犯、结果犯是不同的概念,区别在于,情节犯中的数额、结果犯中的数额与数额犯中的数额对于认定犯罪的意义不同。我们可以将经济犯罪中的数额犯分为必要的数额犯和任意的数额犯。在必要的数额犯中,数额在定罪上是“重要因素”,不能作为定罪唯一的绝对的标准;对于任意的数额犯来说,数额并不能完全反映其犯罪构成的定量特征,不是在所有具体案件中能成为主要的定量要素;在任意的数额犯中“数额”与情节、结果等“其他定量要素”的关系是相对独立的,两者都不是定罪唯一的、绝对的标准,我们没有必要将两者绝对等同来看待,两者的定罪作用和地位是有区别的。

三、经济犯罪的罪刑定量的立法构建

经济犯罪定量是刑法规范明确性的体现,刑法规范的明确性是经济犯罪定量的价值追求。刑法规范是明确性与模糊性的统一,体现在犯罪定量因素的概括性立法中。罪刑均衡原则同样包含着犯罪定量观念,在目前的经济犯罪刑事立法中,罪与刑只是形成了“粗略”或“经验”的罪刑均衡关系。经济犯罪的罪刑关系同样具有经济性蕴涵和定量蕴涵,为其立法定量化提供了实质性的理论根据。经济犯罪的“罪之定量”,就是刑法中经济犯罪定量因素的立法模式。中国刑法采取的是“立法既定性又定量”的模式,对于经济犯罪来说,采取“立法定性又定量”的模式更加具有现实合理性。在对经济犯罪“立法定量”的基础上,只有将“立法定量”与“司法定量”有机地协调统一起来,经济犯罪的罪刑定量化才会真正得以实现。我们应当在现实立法的基础上,通过立法解释来建立经济犯罪的犯罪数额等级体系,但这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中外法定刑的设定模式有交叉式和衔接式,在法定刑的配置上,不应过于强调法定刑档次之间的衔接,立法者应当允许不同罪刑阶段之间法定刑适当地交叉和重叠,使刑法规范在其精确性和模糊性之间寻找平衡。微观上罚金刑数额与经济犯罪数额有着对应关系,宏观上中国刑法中经济犯罪个罪内部、经济犯罪各罪之间、经济犯罪与不用种类犯罪之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法定刑不协调、攀比失衡的问题。

四、经济犯罪罪刑定量的司法实现

为了防止法官量刑裁量权的滥用,必须通过司法途径对其进行必要和适当的限制,量刑规范化改革就是合理限制刑罚裁量权的有效途径。量刑的规范化,就是对通过司法途径,对某种抽象为一般既遂状态的犯罪构成事实确定相同或相近的量刑基准,为确定宣告刑提供比法定刑更加细化和规范的基准刑。量刑的规范化是解决经济犯罪案件中量刑偏差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实现经济犯罪量刑公正的必然要求。中国司法实践中的“电脑量刑”是一种量刑规范化改革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法官裁量的权限范围,使量刑活动更趋于客观,有其科学性,但在目前中国现实情况下,首要的是确定刑罚分则规定的抽象个罪的量刑基准,尽可能地防止出现量刑畸重畸轻的问题。

经济犯罪的定量特色是非常明显的,在经济犯罪范围内实施量刑规范化具有现实可行性。由于影响量刑情节因素的复杂可变性、缺乏足够的量刑统计资料和数据等困难,我们应当选择一些常见多发的经济犯罪来规范量刑。实证调查分析方法是寻求量刑基准的最基本方法,是我们摆脱传统经验模式,迈向量刑科学化的重要一步。确定经济犯罪量刑基准必须是一种由司法机关作为主体的司法活动,但最佳选择仍然是通过刑事立法途径予以解决。此外,确定经济犯罪量刑基准要避免量刑标准绝对化,要以建立适当的刑事判例制度为补充,要通过量刑监督限制法官的量刑裁量权。

五、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与定量完善

篇4：罪刑相适应原则探析

[关键词]罪刑相适应；内涵分析；理论基础；立法体现

罪刑相适应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时的“以血还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思想，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亦出现了“罚当必暴”和“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等关于犯罪与刑罚应当相当的思想，但直到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才提出将其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刑法处理罪与刑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明确写入了我国刑法典，1997年《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本文就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内涵、理论基础和立法体现进行探讨，以利于在司法实践中准确适用这一原则。

一、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内涵分析

在罪刑相适应原则中，“罪”主要指的是客观的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行为。“在对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解释中，长期以来，对其中的‘刑字无一不是将其界定为刑罚，我们通常所说的罪刑关系，一般指的就是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关系。”[1]但依笔者看来，罪刑相适应中的“刑”，可以作刑罚和刑事责任两种解释。就《刑法》第5条的内容来看，“刑”应当解释为刑罚，因为《刑法》第5条的主要内容便是如何确定刑罚的轻重。但是，有刑罚必有犯罪，但犯罪并不只有刑罚一种后果，例如，我国《刑法》第37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于刑事处罚。”由此可见，与犯罪对应的应该是刑事责任，刑事责任是介于犯罪与刑罚之间的概念，行为人实施了犯罪便产生了刑事责任，刑事责任不可能离开犯罪独立存在，但犯罪与刑罚之间并不是完全对应的，有犯罪并不一定有刑罚。当然，虽然从逻辑上讲刑事责任是刑罚的上位概念，但刑事责任和刑罚有严格的区别，并且如果将罪刑相适应原则中的“刑”仅仅理解为刑事责任，也不能体现刑罚在这一原则中的主体地位。

罪刑相适应原则，实际上是要求犯罪与刑事责任、刑罚之间相互对应平衡。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决定了刑事责任的大小，刑罚的轻重则由犯罪分子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的大小来决定。因此，罪刑相适应原则包括罪行和刑事责任相适应以及刑事责任与刑罚相适应两个方面的涵义。罪行和刑事责任相适应，是指罪行的轻重决定刑事责任的大小，即刑事责任的大小要与犯罪的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相适应。与犯罪主体相适应，主要是应考虑到行为人刑事责任能力的大小，因为犯罪主体的年龄和对自己的行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都决定了其刑事责任的大小；与犯罪客体相适应，则是应考虑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如危害国家安全罪就重于一般的刑事犯罪；与犯罪主观方面相适应，是指应考虑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如故意犯罪的主观恶性自然比过失犯罪要重；与犯罪客观方面相适应，主要指应考虑犯罪的危害行为、危害结果及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方法（手段）、对象等。刑罚与犯罪分子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一是指无刑事责任则无刑罚，如对依法应当免除刑事责任的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尽管其犯罪行为有一定的危害后果，但不能直接科处与其犯罪行为相应的刑罚；二是指刑事责任的大小决定刑罚的轻重。在决定刑事责任的大小时，除了以犯罪的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为依据外，还要结合犯罪人的其他情况。“所谓其他情况，是指不属于犯罪构成事实本身而在量刑时又必须考虑的其他情况，或者虽然属于犯罪构成事实但在评价刑事责任轻重时仍应再一次作为评价因素的情况。”[2]之所以应当将刑罚与犯罪分子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作为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内涵，主要是因为刑罚与犯罪不能直接相对应，必须要通过刑事责任才能具体确定某一犯罪行为是否应受刑罚及应受刑罚处罚的轻重。

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基础

“罪刑相适应原则是人类特有的需要内容与需要满足方式在罪刑关系上的体现。”[3]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基础，主要有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两种学说。报应主义主张犯罪与刑罚之间存在绝对的、必然的因果关系，刑罚是犯罪的必然结果，也是惩罚犯罪的唯一手段。通过刑罚不仅可以恢复受犯罪所破坏的道德和法律秩序，而且也可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在报应主义者看来，刑罚的前提是存在已然之罪，刑罚的轻重也应与所犯罪行相适应，刑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强调客观犯罪行为对刑罚的决定作用。因此，“报应主义刑罚观虽然在一定的程度带有绝对公平与正义的意念，其本身所具有的内在价值是不容否定的。”[4]但是，报应主义也有十分明显的缺陷。一方面，报应主义认为刑罚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而存在，否认了刑罚的其他目的。国家制定法律，规定犯罪与刑罚，终究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和社会秩序，而报应主义只承认刑罚对社会秩序和正义的作用。另一方面，报应主义过分强调客观的犯罪行为对刑罚的决定作用，忽视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对于相同的犯罪行为及危害结果，若不对行为人的主观意图（比如说故意或者过失）加以考虑，而将其以同等程度的刑罚处罚，这本身也就显失公平。功利主义则认为，刑罚并不是对客观的犯罪行为的惩罚，而是对未发生的犯罪行为的预防。通过刑罚应达到预防新的犯罪行为发生的效果，而不是为了伸张正义。功利主义又分为规范功利主义和行为功利主义。规范功利主义认为，若要刑罚起到预防新的犯罪的作用，刑法就应当明确合理的罪刑体系，以起到对人们的威慑作用，使人们不敢以身试法；行为功利主义则更为注重刑罚对已经实施了犯罪行为的犯罪人的教育和改造，以防止其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功利主义强调预防犯罪，与以客观的犯罪行为确定的刑罚轻重的报应主义相比更具有灵活性，同时也有利于达到预防犯罪的社会效果。但是，功利主义仅仅认为预防犯罪是刑罚的目的，刑罚的轻重应由防止犯罪的需要而定，就失去了刑罚与已然之罪的对等关系，而且刑罚的强度具体应达到何种程度才能达到一定的预防犯罪的效果也很难有确定的标准。此外，为了达到刑罚对人们的威慑有可能无限加大刑罚的强度，进而可能失去刑罚的公正性与科学性。

无论是报应主义还是功利主义都存在无法克服的固有缺陷，因此，现代社会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基础应当立足于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的融合，以消除两者之缺陷而吸收两者之优点。罪刑相适应原则不应追求绝对的公正或绝对的功利，而应当是公正与功利的有机统一。现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理论和刑事立法都倾向于这种观点，并且在量刑基准上坚持了责任与预防的统一。

三、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立法体现

我国刑法对罪刑相适应原则作了明确的规定，在具体内容上也始终贯彻了这一原则，不仅确立了严密科学的罪罚体系，规定了区别对待的处罚原则，而且设置了轻重不同的法定刑幅度。

在刑法总则中，对于犯罪未完成形态，以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性与主观恶性的不同，分为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对于犯罪预备，由于其没有造成实际的社会危害，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刑罚；对于犯罪未遂，由于其已着手实施犯罪行为，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因素而未得逞，故其社会危害性与主观恶性比犯罪预备大但比犯罪既遂小，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犯罪中止，由于犯罪人主动放弃犯罪行为或者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使得不仅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小，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也较小，所以，对犯罪中止，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刑法总则》还对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防卫过当和避险过当的刑事责任以及追诉时效期限作了相应性规定，充分体现了罪刑相适应原则。

在刑法分则中，我国刑法按照同类客体，将犯罪划分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等十类，并将其按照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的大小由重到轻排列。对于各大类犯罪中的具体罪名，也大致按具体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大小由重到轻排列。也就是说，“我国刑法分则类罪的建立体现了罪刑相适应原则，我国刑法分则各节与具体罪名的排列体现了罪刑相适应原则，我国刑法分则法定刑的配置体现了罪刑相适应原则。”[5]

[参考文献]

[1]李永升.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内涵解读[J].甘肃社会科学，2005，（4).

[2]李俊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渊源与内涵[J].绥化师专学报，2004，（4).

[3]陳忠林，陈可清.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基础[J].学海，2008，（11).

[4]李永升.论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基础[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5]李永升.罪刑相适应原则在我国刑事立法中的体现[J].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篇5：罪刑原则

一、盗窃罪的犯罪客体

关于盗窃罪的犯罪客体, 在不同法系, 甚至不同国家的立法方面都存在着相当的差异。

首先从英美法系上的立法看来, 其往往将盗窃罪定义为一种对于占有的侵犯的犯罪。从美国方面的立法来说, 盗窃罪是侵犯了别人的财产占有权的犯罪, 其立法司法更关注的是该行为是否使得相对人的占有权利遭到了破坏, 而非该相对人是否拥有所有权。[1]

其次, 再看大陆法系的相关立法规定。大陆法系对于盗窃罪是侵犯所有权还是占有, 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差异。一部分的大陆法系国家认为, 在这一方面应该支持本权说, 意思就是只要该行为是对于财产的占有人的正当合法的财产占有的侵犯, 该行为就构成盗窃罪。另一部分的大陆法系国家则是持占有说的观点。该观点主要认为, 只要一行为对他人的占有构成了侵害, 不问该占有是合法占有还是非法占有, 该行为都应被认为是构成盗窃罪的行为。

我国在盗窃罪的客体方面的规定, 在法学的通说上是指公私财产的所有权, 那么也就是说, 我国并不承认盗窃罪对于占有的保护, 而主要致力于对财产的所有权的保护。[2]但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发展的今天, 占有和所有权在很多情况下出现分离, 占有人往往并非所有人也并非总是对于财产实行占有。然而, 要使得经济活动稳定, 保护占有就是必不可少的。倘若仅仅保护所有, 而对于占大多数的占有的情况置之不理, 则必然导致诸多需要保护的占有人失去法律保障, 使得经济的安全稳定遭到破坏, 那么, 也会危及到社会的和谐有序。

笔者认为在盗窃罪的犯罪客体方面, 应当借鉴关于占有权保护的立法方式。将之前对于所有权的保护, 改变为对于占有权的保护, 从而使得经济交易上的形式上的信任得到法律的保障, 也使得财产的归属能获得相对的稳定, 从而保障社会经济安定。

二、盗窃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纵观英美法系中各国对于盗窃罪的量刑标准的立法规定, 其中以美国最为典型。其主要是以数量图表的方式来表达关于盗窃罪的定罪量刑问题。量刑委员会是美国的专门的量刑指导机构, 量刑委员会制定量刑表格来反应罪与刑的对应关系。该表格中的对应的量刑幅度只是通常情况下可以使用的量刑幅度,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 还需通过上诉复查案件的形式来执行。不难看出, 美国在司法中主要是通过限制裁判者的裁量自由来达到罪刑均衡的目标。

从大陆法系的国家来看, 其中一些国家的做法对我国也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如《德国刑法典》就对于盗窃罪的法定刑幅度做出规定, 即“五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刑”, 在此规定之外还做出了关于盗窃罪的特别严重的情节的规定, 如“犯盗窃罪, 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三个月以上十年以下的自由刑。”除情节特别严重, 《德国刑法典》第244规定了携带武器盗窃、结伙盗窃、入室盗窃这些情节, 其量刑幅度在6个月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47条规定了家庭成员间的盗窃:“盗窃或侵占家属、监护人、照料人的财物, 或被害人与行为人同居一室的, 告诉乃论。”[3]从此法条可以看出是关于家庭成员的盗窃罪是以告诉才处理为原则的。

德国对于盗窃罪主要是通过犯罪的情节来进行定罪量刑的, 其也并非不考虑数额对于定罪量刑的影响, 由此看出德国对于盗窃罪的定罪量刑主要以行为人的犯罪情节来定并辅之以盗窃数额的相关规定。

再看日本的关于盗窃罪的规定, 较之以其他国家就相对简洁。其在规定上没有具体的量刑标准, 只是概括性地对盗窃罪以及它的家中情节进行规定。因此也就使得司法机构在盗窃罪的量刑处罚上占有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回到我国在盗窃罪的量刑方面的规定, 我国刑法的第264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 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我国关于盗窃罪的立法存在以下问题:首先我国在数额较大, 巨大等的具体规定上并没有做到明确, 而且较之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来说, 其中的关于数额的规定也越来越不符合人们的心理预期, 从而使得现实生活中的案件审判出现让人难以接受的审判结果。其次, 在我国采用盗窃数额和犯罪情节双重量刑标准的量刑方式, 也容易出现在二者的衡量上分不清孰轻孰重的问题, 出现量刑的混乱。

对于我国目前关于盗窃罪罪刑均衡的问题, 笔者建议应该参考现今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对于盗窃罪量刑的数额作出更符合当今社会发展情况的规定。在盗窃罪上, 我国刑法规定的数额较大, 巨大, 特别巨大的标准分别为五百至两千, 五千至两万和三万至十万。可以看出同现金人们的心理预期多少存在出入, 从罪刑均衡上来说应做相应的调整。此外, 也可淡化法条中关于量刑数额标准的问题, 赋予司法机关自由裁量的同时, 用地方的相关的及时的规定来加以完善和制约。使得司法能更加符合社会发展, 同时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再者在犯罪情节与数额双重量刑标准的问题上, 应该借鉴关于去量纲化的做法。制定出合理的标准, 使二者在量刑上有一个对应的范围, 从而解决因双重标准而带来的量刑上的困惑。去量纲化具体说来就是将单位各异因而不可比的各种事务放在一起, 剥离掉事物间不可比的因素, 抽离出共有的属性加以对比, 使其获得可比性。例如, 在犯罪情节与犯罪数额之间通过这一方式是它们具有可比性, 将入室盗窃等情节与不同的盗窃数额之间设定在司法上可以同等比较的标准, 使得司法更加规范公正。

三、盗窃罪是财产型犯罪中的一类具有代表性的犯罪, 对于盗窃罪的具体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国在财产型犯罪上的立法的改进

在盗窃罪的犯罪客体上, 笔者建议应更多地考录对于占有权利的保护, 以适应我国现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占有为物权所有的一种外在表现, 虽然, 在有些时候占有不完全代表所有, 但是, 在占有作为一种最直观的方式, 仍然是值得保护和肯定的。当社会秩序同公正发生冲突的时候, 当二者不可兼得时, 站在秩序的一边应当是可取的做法。只有在秩序得以维护的前提之下, 一切的公平正义才有被考虑的基础。因此, 保护占有的权利, 将占有权作为盗窃罪的犯罪客体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同时在司法的实践中, 对于直观的占有的保护, 也是较之保护所有权更容易实现的, 因此这一做法有其实现的可能性。在定罪量刑的标准上, 应当完善定罪量刑的具体标准, 完善定罪量刑的司法技术, 以追求司法公平。在去量纲化方面, 制定出具体可行的标准。在定罪情节上将各种不同的不可比的因素用实际可操作的标准转化为可以比较的形式, 以应对不同的情况, 实现司法的合理公正。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财产型犯罪在我国的发生率越来越高, 其犯罪的复杂性也越来越大。为了解决我国目前关于财产型犯罪在立法、司法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 笔者将以财产型犯罪中的盗窃罪入手, 从不同法系中参考相关的做法, 为我国在该领域的立法司法提供借鉴。

关键词：盗窃罪,犯罪客体,所有权,占有,罪刑均衡,犯罪情节

参考文献

[1]郭泽强, 邵劭.对传统盗窃罪客体要件的追问[J].鄂州大学学报, 2001 (01) .

[2]梁慧星, 陈华彬.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

篇6：浅析罪刑相适应

关键词：罪刑相适应；历史渊源；内涵

0 引言

罪刑相适应原则是人类追求公平价值的主要法律成果，目前来讲，已经成为了世界范围内各国刑法中的基本原则之一。由此可见，罪刑相适应原则并非当代刑法首创，这一原则渊源已久，有着极长的历史传统以及深刻的理论基础。目前通说认为，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正是罪刑相适应的理论渊源，同时其包含着有罪当罚，无罪不罚、轻罪轻罚，重罪重罚、一罪一罚，数罪井罚、同罪同罚，罪罚相、刑罚的性质应当与犯罪的性质相适应等五大内涵。

1 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历史渊源

罪行相适应往往也可以叫做罪刑相当或者是罪刑均衡，主要含义就是指刑罚的轻重要和犯罪的轻重相适应。罪刑相适应的思想渊源已久，甚至可以被归结到原始社会中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朴素法制思想。但真正意义上来讲，这一思想最初并未成为刑法的基本原则，直到启蒙运动之后，在诸多的启蒙思想家合力倡导之一，罪刑相适应原则中所蕴含的公平正义精神开始得到了人们的普遍重视，法学家们也开始将其纳入进刑事领域中加以常规的适用，罪刑相适应也就随之成为了刑事领域中的基本原则。

2 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基础

通说认为，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报应主义及功利主义这两种学说，本文亦持同样观点。

2.1报应主义

按照报应主义的观点，犯罪正是刑罚的原因，刑罚则是犯罪的必然结果。借助刑罚来对犯罪加以惩治，那些被犯罪所侵害的道德及法律秩序才可以被恢复，人们的心理创伤才可以得到化解，进而才可以进一步实现所谓的社会正义。因此，报应主义认为，刑罚的本质目的还是在于实现社会正义。当然，报应主义的并非简单的以暴制暴，其本身也强调不得滥用刑罚，要根据前罪进行惩罚，故而其本质上是尊重罪犯人权的。

2.2功利主义

区别于报应主义，功利主义认为，刑罚并非是报应已犯之罪，其主要目的在于防范将来的犯罪，所以说，刑罚本质上并不是对过去的回顾，更大程度上是要前瞻未来。刑罚本身并非是目的，精确来讲其更是犯罪预防的一种手段，故而刑罚也并非是追求公正，而在于预防犯罪。

3 罪刑相适应的主要内涵

3.1有罪当罚，无罪不罚

罪刑相适应的首要内涵正是有罪当罚，无罪不罚，换言之，即只有那些已犯罪之人才该受到刑罚处罚，无罪的人则不得被处以刑事处罚。当然，有罪当罚，无罪不罚本质上来讲也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要义。无论任何时候，只有一个人的行为构成犯罪，我们才追究其刑事责任，使其承受自身行为的不利的后果。而如果一个人压根没有实施犯罪行为，刑罚承担也就无从谈起。

3.2轻罪轻罚，重罪重罚

尽管犯罪行为是刑罚的前提，但是犯罪行为对社会危害性同样有着大小、轻重之分。故而，在刑罚的惩处上，犯罪行为对社会危害性大小及轻重同样要成为我们量刑的依据。因此，在对犯罪人量刑时，既不可以畸轻也不可以畸重，轻罪只能轻罚，重罪则要重罚，绝不能主次颠倒。而且就社会公平而言，对轻罪者施以重罚，而重罪者施以轻罚，也显然是有違公平正义要义的，只会更大程度上地激发罪犯对社会的抵触，根本不能真正发挥刑罚效用。

3.3一罪一罚，数罪井罚

根据刑法第六十九条，在判决宣告之前，如果一人触犯数罪，那么除了所犯之罪构成死刑和无期徒刑的量刑标准之外，量刑就应该在总和刑期之下，数刑中最高期以上进行。由此可见，该条是我国关于数罪并罚的明文规定。当然，就一般的理念来讲，如果一人仅犯一罪，那么只罚一罪显然是合理的，但如果一人触犯数罪，只处罚其中一罪则无疑会放纵罪犯必然会致使犯罪分子更加猖狂。

3.4同罪同罚，罪罚相当

同罪同罚，罪罚相当同样也是罪刑相适应较为直观的精神体现。同罪同罚显然是强调，无论是谁，如果都对犯罪所侵害而刑法所保护的同种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进行了侵害，那么就必须施以同等刑罚处罚。犯罪的种类与刑罚的种类是具有直接关联的。所犯之罪必须和所受之刑相符合。同时，由于犯罪总会呈现出阶段性特征，故而刑法典就同一犯罪也会根据具体的情况制定额度不等的法定刑。在具体的司法中，对同罪不仅要进行同判，具体的刑罚幅度也要根据犯罪的特征进行恰当的自由裁量。从而做到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同罪同罚、罪罚相当，真正地实现社会公平。

3.5刑罚的性质应当与犯罪的性质相适应

我国刑法将犯罪的种类归结成了十类犯罪，而且在刑法典上也按照它们的社会危害性大小进行了从重到轻的依次排列。如“危害国家安全罪”一章中刑罚就相对要重，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中法定刑则相对较轻。任何犯罪，都要对其犯罪性质加以认定，以此作为刑罚性质的认定基础。犯罪性质越是严重，刑罚也就相应严厉。而对犯罪性质的轻重进行判断时，往往要根据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刑法所保护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加以认定。争取做到性质上的归属正确，以更好地作出合理的刑罚裁量。

4 结论

刑罚的裁量往往要对一般人的价值观念及正义感加以考虑，真正意义上满足社会正义的要求，。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之所以对犯罪人处以刑罚，本质目的还是为了预防犯罪的再次发生。故而，在制定刑罚，一定要对预防犯罪目的进行考虑。刑法不不单单是对个人的权利进行保障，社会利益同样也是其保护目的。故而，我们要对罪刑相适应的理论基础，也即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进行兼收并蓄，同时结合罪刑相适应思想的本质涵义，对这一刑法基本原则进行正确的理解及应运，为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贡献出更大的力量。

参考文献：

[1]高艳东，蒋尉.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基础探析[J].学术论坛，2006（1）：136-140.

[2]曲凯.罪刑相适应原则研究[J].改革与开放，2015（1）：55-57.

[3]李永升.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内涵解读[J].甘肃社会科学，2005（4）：71-74.

篇7：论贝卡利亚的罪刑均衡思想

关键词：贝卡利亚；罪行均衡；刑罚

中图分类号：D9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5-0113-03

《论犯罪与刑罚》是意大利著名的刑法学家切萨雷·贝卡利亚所著。在《论犯罪与刑罚》这本书中，贝卡利亚认为，刑罚的残酷性会造成两个同预防犯罪宗旨相违背的有害结果：第一，不容易使犯罪与刑罚之间保持实质的对应关系；第二，严酷的刑罚会造成犯罪不受处罚的情况。刑罚的严厉程度应该大于行为人从犯罪行为中所获得的利益，超过这一限度的刑罚就是不公正的，是蛮横的。他坚决反对残酷的刑罚，认为刑罚应具有宽和的性质。贝卡里亚认为，刑罚的确实性和必然性是罪刑相称的必然要求。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因而，“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阻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这就是刑罚同犯罪应当相当均衡。”贝卡利亚的观点被普遍认为是罪刑均衡原则的渊源。

一、罪刑均衡原则的历史变迁

罪刑均衡原则又称为罪刑相适应原则或罪刑相当原则。简单而言，罪行均衡原则就是指轻罪轻罚、重罪重罚。具体而言，罪行均衡是指对犯罪人所科处的刑罚要与他所实施的罪刑的轻重相适应。作为古典学派代表的贝卡利亚反对重刑主义，极力主张罪刑均衡原则。古典学派这一原则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罪行均衡原则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罪刑均衡原则不过是人们的美好愿望。

（一）罪刑均衡思想的萌芽

罪刑均衡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同态复仇。在原始社会，同态复仇极盛一时。《汉谟拉比法典》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倘自由民毁损任何自由民之子之眼，则应毁其眼。”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倘折断自由民之骨，则应毁其骨。”这些都是原始社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同态复仇思想的体现。这些规定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体现了最原始的罪刑均衡思想，但实际上却是同态复仇的残俗，是罪刑均衡原则最原始的表现形式。

中国古代最早论及罪刑均衡原则的思想家是墨子，“罚必当暴”恰当地表达了罚与暴即刑罚与犯罪之间的对应关系。继墨子之后，荀子把爵赏和贤德、刑罚和罪过视为一种对等的报偿关系，不能随意轻重，而应该贵必当功，刑必称罪。如果罪刑不太相称，轻罪重罚，人们对犯罪的痛恨就会转变为对法律的仇视。应该指出，上古时代的思想家虽然朦胧地论述了罪刑均衡思想，但在施行严酷刑罚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些思想只能被称为罪刑均衡思想的萌芽。

（二）罪刑均衡思想的发展

罪行均衡成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是17、18世纪启蒙思想家倡导的结果。孟德斯鸠、卢梭、洛克，贝卡利亚等启蒙思想家猛烈地抨击了封建社会的残酷刑罚，例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著作《论法的精神》中就明确地提出了刑罚的轻重与犯罪相协调的思想，“各种刑法的轻重要配搭适当，这一点非常重要。”[1]意大利著名思想家貝卡利亚则最为系统全面地论述了罪刑均衡思想，“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阻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这就需要刑罚与犯罪相对称。”[2]此后，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罪刑均衡思想在资产阶级刑事立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目前，世界各国对罪刑均衡原则的规定可谓千差万别，但万变不离其宗，罪刑均衡原则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地位并没有改变。

二、罪刑均衡原则的理论基础

罪刑均衡原则的理论基础在学术上有两大分支：一是报应主义，二是功利主义。

（一）报应主义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黑格尔是报应主义的首倡，报应主义认为“刑罚是对犯罪的一种回报，因此刑罚的质和量完全以犯罪为转移，即犯罪对社会所造成的损害应当成为刑罚的尺度。”[3]康德提出了等量报应的原则，等量报应理论认为只有遵循等量报应原则才能做到罪刑相适应。“如果一个人对别人所作的恶行，可以看做他对他自己作恶。因此，也可以说：如果你诽谤别人，你就是诽谤了自己；如果你偷了别人的东西，你就是偷了你自己的东西；如果你打了别人，你就是打了你自己。如果你杀了别人，你就杀了你自己。这就是报复的权利。”[4]由于犯罪行为与刑罚在“量”上很难找到衡量二者是否对等的尺度，从等量报复的角度而言难免会走上“同害复仇”的道路。黑格尔对报应主义的理解不同于康德，他认为严格按照等量报应主义会导致同态复仇的复辟，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行为人是一个独眼龙或者满口牙齿都脱落的情况，那么该如何“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适用等量报应主义呢？因此，在康德的基础上，黑格尔提出了等质报应主义，他认为应当全方位地考量行为人的行为，以便实现罪刑均衡。虽然康德和黑格尔所坚持的报应主义有所差别，但他们所主张的罪行均衡都是指刑罚与已然的犯罪相适应，即注重事后的救济。

（二）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又可分为规范功利主义与行为功利主义，规范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贝卡利亚、边沁，他们注重刑罚的一般预防作用。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指出：“一种正确的刑罚，它的强度只要足以阻止人们犯罪就够了。”[5]边沁则将刑罚预防犯罪的必要限度作为确定罪刑相适应的标准。根据规范功利主义的观点，刑罚不是与已然的犯罪相适应，而应当通过适用刑法有效地制止其他人实施犯罪行为，即注重刑罚的威慑。刑罚的适用是为了预防未然的犯罪，即通过处罚已然的犯罪，使包括犯罪人在内的社会一般受众产生不敢贸然实施犯罪的心理冲动。行为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是龙勃罗梭、菲利等，它注重刑罚的个别预防作用，注重对犯罪人再犯可能性的遏制。因此在行为功利主义看来，刑罚应该同行为人的再犯可能性相适应，即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称。行为功利主义摒弃了报应主义关于刑罚与已然的犯罪相适应和规范功利主义关于刑罚与触犯可能性相适应的罪刑相适应原则，而坚持刑罚与再犯可能性相适应的罪刑均衡原则。

笔者认为，上述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都不尽完美，两者是互补的关系，在实践中如果能将两者结合起来就能更好地处理罪与刑的关系。国家设定刑罚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惩罚已然的犯罪以预防未然的犯罪，因此在认识罪刑均衡原则时应当以报应主义为主同时兼顾功利主义，从而使两者结合起来。

三、罪刑梯度模型的构建

“如果说，对于无穷无尽、暗淡模糊的人类行为组合可以应用几何学的话，那么也很需要有一个相应的、由最强到最弱的刑罚阶梯。……有了这种精确的、普遍的犯罪与刑罚的阶梯，我们就有了一把衡量自由和暴政程度的共同标尺，它显示着各个国家的人道程度和败坏程度。”[6]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这本书中别具匠心地设计了一种罪刑阶梯。那么，何谓罪刑阶梯呢？所谓罪刑阶梯是指将犯罪行为按照一定的标准，建立梯度排列顺序，意图建立一个确定犯罪轻重程度的梯度。

（一）构建罪刑阶梯所应遵循的标准

根据大陆法系三阶层理论，判断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该严格按照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来衡量。构成要件该当性解决的是一种行为从表面上看是否符合刑法条文规定的问题，也就是初步判断一种行为表面上“像不像”犯罪行为，具体到罪与刑的关系层面，则应该从违法性与有责性的角度来考量。根据德、日刑法，违法性指的是违背一般公众所共同承认的社会伦理、道德、正义，即违背作为整体的法规范，实践中表现为对法益的侵害（即社会危害性）。一个行为，可能从表面上看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但由于具有违法阻却事由，例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而阻却其违法性，即不具有法益侵害性。有责性指的是行为人主体方面的要求，如刑事责任年龄，有无特殊身份，是否是精神病人等，有责性最终也表现为公众的可接受程度，，有责性所要解决的就是将行为人的行为与刑罚连接起来。对不具有责任能力的行为人，例如精神病人等就不能适用刑罚。归根结底，违法性和有责性都是从法益侵害的层面来考察的，行为对法益有侵害或者侵害的危险性时才能对行为人科以刑罚，否则，就是刑罚的滥用。再者，结合罪刑均衡原则的概念，所谓“轻罪轻罚，重罪重罚”中有关罪行轻重的判断，也是依据法益侵害程度的不同进行界分。因此，笔者认为，在构建罪刑阶梯时应该以法益侵害为标准，行为对法益侵害较轻的，则对应较轻的法定刑，反之则适用重刑。

（二）评价犯罪的基础——社会危害性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我国刑法理论对犯罪特征的认识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特征。一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是构成犯罪的基础。但这里所说的社会危害性不同于贝卡利亚的论述，贝卡利亚笔下的社会危害性仅具有客观意义，而这里谈论的社会危害性应从三个层面考虑：

1.构成要件符合性

行为、结果以及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构成要件的三个最重要的因素，除此之外还有动机、目的、手段、工具等可选择因素。行为是在人的有意识的支配下实施的，行为人实施行为的方式、手段、时间等因素都反映了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和对法益的侵害程度。行为人触犯了相同的罪名，但由于行为表现不同，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就不尽相同，因此应适用不同的刑罚加以规制。例如我国刑法对同一个罪名因行为的方式有异而规定了不同的刑罚。例如盗窃罪和抢劫罪，由于在搶劫行为中，行为人使用了暴力、威胁等手段，虽然都是为了取财，但由于行为人实施的方式不同，所表现出的社会危害性也就不同。很显然，抢劫罪的社会危害性更为严重，相应也应处以更重的刑罚。因此，构成要件中的行为、结果、因果关系、动机、目的等要素都会对刑罚造成一定影响，在量定刑罚尺度时，应当充分考虑其中的各个因素。

2.违法性

违法性违背的是为一般公众所认可的社会公理、道德、正义，即违背的是抽象的、概括的法，是指实质的违法性。实质的违法性又分为法益侵害说和规范违反说。法益侵害说认为违法性的实质是对法益的侵害。而规范违反说则认为违法性的实质是违反了规范，但这里的规范指的不是法规范，而是法规范背后的社会伦理规范。笔者认为对实质违法性进行这样的区区分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因为规范违反说中对社会伦理规范的违反归根结底还是对法益的侵害。“没有危害就没有犯罪”是现在刑法理论界的共同坚持的原则。在满足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基础之上，通过违法性要素，将合法行为和阻却违法事由的行为排除在外，以防止处罚了不当罚的行为。违法性所表现出来的法益侵害程度的不同应当作为量刑时考虑的要素。严重侵害法益的行为应当对应较重的刑罚，而排除违法事由的行为，由于不具有法益侵害性，则可以做非犯罪化处理。因此，在设定量刑尺度时，也应当充分考虑行为的违法性。

3.有责性

有责性是指犯罪主体对自己的行为以及危害社会的结果所抱的心理态度。它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一般而言，故意的危害性大于过失的危害性。在客观危害结果相同的犯罪中，行为人故意实施的危害性大于过失实施的危害性。例如故意杀人行为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行为，由于行为人对死亡态度持不同的心态，因此所体现出的法益侵害性也不同，因此量刑上也有差异。

（三）罪刑梯度的主干——模块化分类

在确定了罪刑梯度的分类基础以后，我们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按照这一基础进行进一步排序分类。在这里笔者将用模块分析的方式对罪刑梯度进一步细化排列。我们国家的刑法条文总数多达四百五十二条，将所有罪名无一遗漏地进行排序不仅繁琐，而且也没有绝对必要性。因此笔者在这里用到了数学上的模块分析思想。根据我国刑法目前已有的分类，首先按照一定的标准对犯罪行为进行统一地分类，即按照行为侵犯的客体不同，将犯罪行为分为十大类：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军人违反职责罪。这是类犯罪按照危害性由大到小的顺序排列。在每类罪名的内部，各种相关罪名也是按照由重到轻的顺序安排。同时对于刑罚方法，我国刑法也进行了排序，主刑包括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和管制，附加刑包括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和驱逐出境。在构建罪刑阶梯时，应按照这种模块分析的方式，由大到小，层层细化分类，最后与同样也是依次排序的刑罚方法形成对照关系。模块化分析结束后，还应注意对部分行为进步一步完善，也就是量化分析，因为模块化分析所得出的结果仅仅是粗略的，只有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在罪与刑之间形成较为精细的对应关系。例如，可以将基本犯罪形态的基数设定为“1”，如果行为人是过失犯罪，可以将其量刑减为“1/2”，如果发生危害结果时的基数为“1”，那么在没有发生危害后果时可以将其刑罚减为“1/2”。在这里，笔者仅仅是为了举例说明，具体的量刑幅度还应当以司法实践为准。

可以说，贝卡利亚的罪刑梯度思想为我们的司法实践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对具体案件的审理具有指导意义。但是应该明确是的罪刑梯度并不能直接用来解决具体的刑罚裁量，在定罪量刑时还应结合具体的法律规定，另外罪行梯度虽可以帮助法官合理量刑，但不能完全代替法官裁量。

四、结语

罪刑均衡原则以及由贝卡利亚所构建的罪刑梯度思想是在符合罪刑法定这一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所提出的，刑法是一种“必要的恶”，因此，量刑的精准化会尽量将这种“必要的恶”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同时，罪刑均衡原则在实践中也具有指导意义，可以弥补实践中法官素质参差不齐的缺陷。

参考文献：

〔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10.

〔2〕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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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1983.424～425.

〔5〕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67.

〔6〕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