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一共涵盖3篇精选的论文范文,关于《发展社会学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发展社会学曾经辉煌，但由于“发展理论”研究中，发展的本体是什么，谁在发展，什么在发展，并不明确。同时，对中国发展社会学研究来说，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先于社会发展理论，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理论缺场，理论滞后于实践。
第一篇：发展社会学论文范文
西部社会转型与发展社会学范式转换
内容摘要 中国西部的社会转型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总体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现代化的整体设计中被置于“后发展”的地位。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十多年之后，东西部的差距依然在扩大，与此同时，西部又开始面临转型困境。为此，应依据发展社会学理论脉络，对比分析西部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困境，探明拓展西部发展之路，推进其范式转换，从而形成与西部实际相结合的做出本土化贡献的发展社会学理论。
社会转型 西部 东部 发展社会学 范式转换
1陈文江，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严学勤，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生。(兰州：730000)
基金项目 2010年度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10LZUJBWZD011)
改革开放以来，转型社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研究中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在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的基础上，“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成为表述中国社会转型路径的代表性语言，主导着中国研究的话语。深入研读相关文献不难发现，尽管学者们已经清楚地阐述了社会转型造成的社会流动、阶层分化和社会差异问题，关注到了城乡二元结构对社会有机体的破坏、中产阶级等新兴利益群体的社会功能，以及特殊利益集团造成的社会断裂和社会转型陷阱[1]等问题，但在“发展代价”和“区域差异”等研究方面还存在着很多缺陷。笔者将围绕中国现代化发展中东西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西部人的视角深入反思“区域协调发展”语境下的西部发展和转型路径，重新梳理发展社会学的理论范式，为重新认识与解读“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
一
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始于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初步成就的上世纪80年代末，近年来逐步成为热点。Victor Nee于1989年提出市场转型论，从而掀开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热潮，先后诞生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解释范式。综合起来看，关注中国社会转型的学者在研究中大都将“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政体主导的国家权力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作为一个主要关注方向。在中国的社会转型研究中，市场经济的合法性问题是另一个逐渐受到学者重视的问题，并在社会转型的实践过程中逐渐明晰化。
与上述转型发展和合法性问题共生的，还有“区域差异”的问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尤其是中国的东西部差异问题。目前，对东西部差异关系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区域经济研究领域，社会学对此方向的关注甚少。社会学研究的缺失，导致人们只关注由于发展的不平衡而产生的经济差异与不平等，却忽略了西部自身社会结构的失衡、西部社会如何转型发展和向何处去的问题。这种忽略还造成了一个意外性的后果，即对西部的群体性事件和近年来民族分离主义倾向的简单化认识，不能从事件背后的社会结构因素解释其因果。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在非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区，基于东西部差距的社会不满情绪也是普遍存在的，在一定程度上，它已经成为地方官员和知识阶层非正式场合的经常性话语，谋求改变已经成为社会精英阶层的共同期待。中央政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从1994年起开始实行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在1999年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在2011年开始了西部开发的第二个十年战略，但一些官员、媒体和学者都已经敏锐地发现，社会转型出现的既得利益群体与精英集团现象，而且，这些群体有将社会定型化的倾向。[2]进言之，从地域差距来讲，东西部差距问题依然存在并有被拉大的趋势，一些原本被作为表现西部大开发政绩的大型工程，如西气东输项目等也开始受到质疑，甚至有西部地方官员明确表示：“西煤东送、西电东输、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犹如抽水机，将西部优势资源形成的税收源源不断地抽走，造成了东西部收入差距拉大。” [3] 因此，如何衡量和评价中国区域发展中的社会结构性失调问题，是社会学研究者们需要重视的问题。
纵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轨迹：建国初期，中国的发展照搬苏联体制，建立了国家主导的现代化模式，国家计划主导着建设、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各个组成部分，也“试图通过行政手段来决定生产定额和价格，从而取代市场非人格化的、不确定的结果”。中国西部作为富于资源和广袤土地的地区，成为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主战场，自然也成为实现现代化理想和实践计划经济最富有成果的代表性的区域之一。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西北地区不仅成为工业能源、矿产资源的主要供应地，也成为石油、化工、机械制造、核工业等重型工业的生产加工基地，西北边疆还一度成为有志青年实现人生理想的最佳目的地。即使环境、生活条件等方面远远不如东部地区，但计划体制下的工资福利制度不仅没有使到西部工作的干部、工人、士兵感到不公平，反而使其产生一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荣耀感。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三线建设”时期，即使在“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之初，这种基于计划体制的发展格局和分配制度仍有效地支撑了西部的经济发展。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针对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现实，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一个大局，就是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就是，当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时期，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4]东部地区就成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验田，各种资源包括政策、资金、人才甚至舆论等都以腾飞的速度高度集合供给，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胶东半岛、环渤海等几个重要的经济区域成为首先受惠的地区;而西部地区在这一大棋局中，自然就成为原料、资源、能源、人才甚至资金的供应基地和补给站，也必然成就了西部发展的下面“五大特点”。其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大局”中，把中国西部置于“后发展”的地位;其二，“西部计划、东部市场”的差异化经济政策，以“剪刀差”的方式直接剥夺了西部地区和企业的利益;其三，“集全国之力重点支持东部地区发展”的金融政策，严重抑制了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的施政能力和企业的成长空间;其四，西部地区环境条件恶劣、经济落后，西部人“野蛮”、“封闭”、“保守”等认识，严重打击了西部人发展的信心;其五，西部民族地区“只求稳定、不图发展”的社会管理理念，直接制约了地方政府官员开拓进取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就必然形成“国家战略主导、部门各显神通;中央分配资源、地方跑部钱进;东部飞速发展、西部自然渐进”，东部已经“实现了现代化”、 西部“力争到2020年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的现代化建设格局。
事实上，由于体制的限制，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所能利用的有效资源，多数情况下也只能是国有垄断企业控制之外的房地产税等，邓小平战略所构想的“两个大局”中的第二个大局，即“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的目标还远远没有实现。值得警惕的是，虽然东部已经开始关注和支持西部地区的发展，但是由于资源国家垄断等原因，导致东部地区的资本更多还是投向了西部的房地产等可预期的盈利项目，真正能够在西部地区形成产业集群、有产业培育和再生能力的项目微乎其微，这就难免引起人们对于进一步出现“资本掠夺”现象的担忧。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使东部逐渐奠定了经济领先地位并拉大东西部差距，西部则在发展中被远远抛在了后面。这种以东部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主导了中国现代化建设30年。经济上的巨大成功背后，社会失衡、社会分化和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等一系列问题逐渐显现。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模式是一种以牺牲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的不完整的现代化，是一种典型的具有内部殖民特征的现代化，在下一个阶段的发展中，以资本为主体的东部支援(主要指对口支援之外的资本进入)可能产生的实际效果，并不亚于依附理论所提出的“跨国公司的依附”，这种依附的实际后果将是十分可怕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是“内部殖民”式的依附还是“跨国公司”式的依附，都是中央政府主导战略的直接后果，它不仅会影响到西部地区发展的现实状态，最可怕的在于它还将影响到西部地区的社会转型和发展的未来前景。
如上所述，从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逐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1999年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来的一个重大举措。“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众多工程项目相继实施。2000～2008年，国家在西部地区新开工的重点项目达到102项，总投资超过17400多亿元。[5]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西部地位”下降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但西部贫困和落后的面貌并没有根本改变。以向东部输送资源和能源为特点的开发项目，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对资源的控制力，反而弱化了西部的优势;大型项目尤其是重度污染工业项目在向西部转移的过程中，造成了大量的环境污染问题;单一性依靠开采和向外输送资源的发展模式，加剧了西部的资源消耗过程;缺少产业基础的开发积累而导致的劳动力流动，进一步削弱了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源，使原本脆弱的西部再生产能力日益降低。国家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同时，也正在生产着影响西部地区健康发展的难题，造成西部难以摆脱的“发展危机”，其主要表现有：
1.富饶的贫困。西部坐拥优势资源却不能依靠资源致富，成为发展中一个奇特的现象，“富饶的贫困”与“甜蜜的悲哀”，依然是“今天的村庄”唱着的“过去的歌谣”。
2.发展的路径依赖。(1)输血式的发展依赖。西部发展长期以来过度依赖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以及相关的项目投资。(2)增长的“例行化”与依赖。在西部发展的过程中，GDP崇拜特征明显，为了增长而“制造项目”和不顾自身能力超前开展城市建设、“寅吃卯粮”大肆举债，增长依赖成为地方政府无法迈过去的门槛。
3.劳动力外流造成农村社会结构的破坏。在西部的发展过程中，劳动力资源的规模化流动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不仅带来了留守妇女、老人、儿童等问题，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也使得西部农村社会结构面临剧变。一方面，原有的传统文化等因缺乏青壮年继承人而遇到传承问题;另一方面，外出返乡人员给当地带来的文化冲击也动摇着农村的社会风气和行为准则。由于本地经济结构和产业基础的薄弱，西部农村大多数是跨地域的长距离流动，这就导致地域性的青壮年劳动力缺乏，也必然使地方经济发展遭遇人力资源支撑缺少和人力成本上升的窘境。
4.“维稳”与发展的困境。西部近年来涌现的种种群体性事件和民族地区出现的部分危害社会稳定事件，使得维稳成为地方政府工作的重点，在“稳定高于一切”的理念支配下，用于维护稳定的经费在财政支出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在不少地方官员的意识中，“只要不出事，就是最大的贡献”，“一切为维稳让道”成为地方政府必须优先考虑的事情。但事实上，西部的民族、宗教问题与西部的社会转型过程更加复杂、多样，简单的维稳思维难以应对复杂多变、力量交错的西部民族关系，加快民生建设，加快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和转型步伐，已经成为不可延迟的重要选择。
5.“转型”的逆反。在中央政府将西部地区视为东部发展资源基地的前提下，西部经济的增长往往是以资源的加速开发和快速向外输出为代价的。在这种情况下，西部丰富的资源并没有有效地转化为产业的优势，反而变成了另外一种类型的“发展包袱”：在还没有实现现代化的情况下却要面对资源枯竭带来的产业转型，正如中国人口结构“未富先老”的问题一样，西部地区的资源型城市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地方发展“向何处去”的问题。“社会逆转型”现象[6]是西部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困境，“未转先衰”则是一种更加复杂的“转型逆反”问题。
二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路径的整体设计中，现代化理论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现代化的理论思维也牢牢控制了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话语权。从上世纪50年代的“赶英超美”，到六七十年代的“四个现代化”;从8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改革，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消除落后、走向现代经济与现代社会始终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线。然而，在实现了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巨大成就的今天，社会转型的任务依然严峻;创造了“中国奇迹”和“中国模式”的国人突然发现高速发展不仅带来经济效益，还有可能带来更加可怕、更加严重的“中国问题”：当“人口红利”即将耗尽时感受到的劳动力短缺的危机、在“自然资源”被过度开发和粗放式利用之后产生的资源紧缺危机、忽略环境保护甚至是以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的生产发展所带来的“环境危机”……加之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出口萎缩、发展速度减缓和通货膨胀，城市化进程加快引发的各种群体性事件，“土地财政”和“政绩工程”带来的房价疯涨和地方政府过度举债，种种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事实上，在长期高速增长和繁荣发展背后，困难和危机问题被长期的繁荣增长所遮蔽，忽略均衡发展、牺牲区域利益、期待以发展速度“一白遮百丑”的“线性发展”理念，恰恰是现代化理论最受人诟病之处。
虽然现代化理论在60年代就开始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质疑，但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模式却没能有效地吸取学术界的意见，以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设计从理念到路径都沿袭现代化理论，从而也就难以避免现代化所伴生的种种弊端。即便“区域协调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都带有明显的现代化理论特征。虽然中央政府开始意识到产业调整、资源禀赋等一系列可能改变西部发展方式的问题，但在制度安排上并没有真正顾及到西部的开发主体，也没有充分考虑到地方政府和社会公众实际的利益需求和现实参与的可能性。
按照依附理论的解读，西部地区的“欠发达”是与东部地区的“高速发展”和“发达”密不可分的，甚至可以说西部的“欠发达”就是国家战略和东部地区“发达”的“产物”。这种状况不仅源于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实行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也源于国家在产业政策上的“双轨制”，即对原料生产企业实施严格的计划调拨，而对来自于“发达地区”的加工企业则按照“调拨价+回扣”的方式提供原料。在这种情况下，一场以“找关系”、“批条子”和“对缝”为特征的“全民经商”大戏就在中华大地展开。在这场足以撼动中国社会和文化根基的大戏中，权力主导着资源，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平等交换”成为富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法则”，并且逐步被固定化为中国社会普遍适用的“基本法则”。同样是在这场大戏中，在享尽政策、资金、市场条件、发展机会等便利之余，一些东部地区的领导、企业、社会公众还得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结论，那就是西部地区经济落后、条件艰苦，西部地区的人民既傻又笨还不开放。在这样的语境下，原本还在以西部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荣的西部学术界也开始了“思路的转向”——人们纷纷在西部人“土”的基础上去研究自己究竟“土”在那里，怎样通过“解放思想”去改变自己“土老冒”的形象等[7]。源于国家战略和政策导向而产生的“落后”和“欠发达”，被建构成普遍接受的通则式的“西部话语”，这不能不算作西部人的另一种“悲哀”。
在中国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中考察西部地区的发展，我们不仅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中的确存在“中心—边缘”的制度架构和现实格局，也能在这种关系结构中感受到实际存在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尽管这种关系是通过中央政府这支“有形的手”建立在统一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之上的，同时，中央政府也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对这种不平等的经济结构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补偿;但是，这些建构在制度和宏观政策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格局对于西部的伤害是触及筋骨的，也是长期的、稳定的，并不是简单依靠“救助与救济”式的方法就能够解决和改变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在实际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发展层面的两大区域之间实行相同的经济政策，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的表现。典型案例如东西部的高等学校，在优先发展东部的政策条件下，当大量的西部人才甚至是优势的学科资源都已经集中流向东部院校之后，再实行“东西部高校均衡发展”的“国家战略”，以统一的政策、相同标准的资源配置方式，要求西部高校和教师与东部一样参与所谓的“公平竞争”，这即使不是一种戏弄，也形同一种嘲讽。病态的竞争产生的结局一定也是病态的。
在中国现代化的整体结构中思考西部的发展问题，我们明显看到了中国社会实际上也存在着“中心”、“半边缘”和“边缘”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不同的是，这种结构并不是世界体系理论所指称的在世界范围内用以代表少数富裕国家、最贫困国家和介于二者之间的国家和地区。对于中国的社会结构而言，在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国有垄断企业构成了事实上的最富裕的利益集团，他们不仅可以借助“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直接控制中国境内的所有资源，进行开采、开发、分配和经营，还能够以国有企业强大的资金和信用介入他们认为有前景和效益的产业。在这种情况下，处于绝对劣势的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往往只能以争取到国有大中型垄断企业的投资项目作为自己的政绩，因而，尽心尽力地讨好垄断企业，“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们的“条件”，包括牺牲一些地方利益(土地、资源、环境、利润分配、配套条件等)。相对于国有垄断企业，东部地区的政府和企业没有垄断地位和强势手段，他们充其量只能算是处于“半边缘”状态的“次强”力量。但对于西部欠发达地区而言，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和强势企业与处于“中心地位”的国有垄断企业一样，也参与到“开发”和“经营”西部资源的过程中，他们也自然地成为西部地区地方政府主动争取的“财神爷”。尽管他们的“投资主体”地位并没有中央垄断企业那么“强势”和“真实”，但在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吸引外资”、“项目带动”政绩观的拉动下，这些“外来的和尚”所念的“经”的确比本地的企业要“好听”得多。例如，西部地区的“博览会经济”中见诸报道的“签约项目”和“签约金额”多得惊人，如果要把某一个城市近几年博览会(贸易洽谈会等)连续的吸引投资数额加起来，人们就会发现完全可以造一个全新的城市了。而事实上，这些所谓的“外资项目”实际上相当多使用的还是当地的贷款额度和地方政府的信用担保，实际的“投资”能占到项目所需资金的30%已经相当可观，辉煌“政绩”掩盖不住东部地区政府和企业前来“淘金”的现实!
按照世界体系理论的解释，边缘地区的不发达并非仅仅是中心地区扩张的结果，而是中心扩张、边缘的内部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发展政策等因素共同造成的。世界体系的异质性和多元性是由于生产分工而导致的，因此，要改变自身在世界体系中的结构位置，完全取决于生产分工的模式。就中国现有的社会体制和运行机制而言，要改变中国现代化的整体格局十分困难，因为“国家所有—中央集权—国有企业负责开发和分配”的整体结构是很难改变的。这些资源的开发者、分配者本身就是以营利为目标的经济实体，他们依托国家权威合法地获取了资源的开发权和分配权，又依托国家获得了几乎无穷大的财力，因而在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几乎是战无不胜的。即使是开发西部这样的国家战略，开发的主体也是“国字号”的经济大鳄，他们利用自己的双重身份，当需要控制资源时他们代表国家，当需要分配经济利益时他们又是企业，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特殊利益需求随时转换角色，进而达成自身的现实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指望由他们规划、设计、开发的项目，能够在西部地区形成有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和具有可持续性的生产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让这些垄断企业的最高负责人同时担任地方政府的行政首长。但遗憾的是，这种做法也是被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所抛弃了的一种“过时”的做法。
三
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区域发展的“主体自决”，就成为解决西部地区被边缘化的最有效的方法。所谓区域发展的主体自决，是指在发展进程中充分尊重不同地区政府和社会公众对于自身发展的自决权，真正使发展的“区域法人实体”成为有权利参与发展战略规划、设计和开发的“法人主体”，使“当地人”有可能成为本地区发展的战略规划者、资源支配者和利益分配者，通过保证他们平等的参与权来实现整个经济体系中分工结构的调整和改变。具体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整体结构中，就是要求中央政府通过改变对于自然资源的控制方式，将自然资源从法理上“让度”(或是还给)给所在地方的政府，承认地方政府和全体人民对资源的所有权、开发权，国有企业通过向地方政府购买开发权的方式共同开发、共同享有资源的支配权和利益分配权。这样，既能够保证中央政府对资源的有效控制，限制地方政府为了短期利益随意掠夺性地开发，又可以充分调动处于“边缘”地位的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自觉地围绕资源禀赋设计具有可持续性的产业发展规划，培育支撑地方产业发展的产业结构，摆脱“被支配”的困境，从而实现沃勒斯坦所期待的，使“边缘国家”和“边缘地区”通过结构位置的流动而上升到半边缘、甚至中心的位置。这不仅是边缘化地区的强烈期待，也是中国社会完整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实现“边缘国家”或“边缘地区”区域发展的“主体自决”，有赖于对发展理念的重新理解，也有赖于“发展社会学”范式的转变。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来看，中国西部的发展困境和面临的问题已经很难用单一的发展理论做出解释，这种发展的困境不仅是制度化的，也是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被再生产出的更多非预料性的后果，如贫困的依赖问题以及社会转型的“逆反”问题，并杂糅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种种因素。面对20世纪晚期以来中国西部面临的快速而深刻的社会变迁，质疑现有的发展理论是否依然适用，能否有效地解释这些新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困局非常重要。社会学家们还需要进一步追问：我们的“发展”到底发展了些什么?如何从更长期、更广泛的视角来反思中国的发展及其代价问题?
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需要进一步构建本土化的理论来解释复杂的转型现象。虽然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还存在着经济与社会发展、城市与乡村发展、东部与西部发展严重不平衡的问题，均衡发展作为一个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问题将长期存在。因此，从发展社会学的视角对中国的发展方式进行审视、研究和总结，不仅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基本任务，而且是可能影响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和最终实现的重大课题。与此同时，对于西部社会转型的研究，能够使我们站在西部人的立场，从西部自身的发展入手，在东西部发展的对应关系中进一步反思现有的现代化理论，寻找适合解释西部问题的发展社会学理论。这样的理论尝试不仅是探索本土化的发展理论的过程，而且将成为对现有的以西方话语为主的社会理论的一种挑战。正如社会学家William Outhwaite所认为的：“大多数的主流社会理论都扎根于‘西方世界’，即西欧、北美和澳洲各国组成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似乎只是被限定在‘发展社会学’、‘世界体系理论’、‘东欧/共产主义社会学’这几个特定的狭小区域内。前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占据着社会学的核心议题，现在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球化理论所取代。”[8]在本土化理论的建构方面，澳大利亚社会学家Connell的“南方理论”[9]也提出了一条很好的走出西方构建的理论道路，为我们从本土问题入手构建中国化的社会发展理论提供了参照。
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的现代化将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中国西部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西部地区在新的发展阶段将逐步走到前台，成为中国未来几十年发展的推动力量。对于社会学学者而言，也需要进一步走向西部，为西部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撑。面对西部转型的困境问题，中国的发展社会学需要实现研究视角的转换，而新的视角不仅应当是本土化的，也是底层的，更是公共的，将分析的重点从发展转向代价反思、从单一的落后—现代两分法转向多元分析、从中心转向边缘、从西方话语转向本土经验。笔者将这种视角转换的研究归纳为“西部社会学”的视角，这种视角将是一种多元化的、跳出单一的两分法和简单的依附观念去寻求整体发展的视角;是一种在全球化背景下依托本土经验、直面西部问题、从边缘立场反观中国现代化方式与代价的视角;是一种摆脱了精英集团的理念、思维逻辑和分析方式，而从底层和地域性的立场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视角;是一种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传统和制度结构等因素入手，深入探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发展路径的视角。唯有如此，才能准确理解和合理解释中国社会的转型困境，为发展社会学理论做出本土化的贡献。
参考文献：
[1][4]孙立平.“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清华大学凯风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研究报告，2012：8-12.
[2]陕西副省长批西气东输等四大工程：像抽水机 拉大东西差距. 时代周报，2010.4.29.
[3]邓小平.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发展(1987年6月29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46.
[5]西部大开发新开工18项重点工程 投资总规模为4689亿元. 新华网，2009. 10. 12.
[6]陈文江、周亚平.公众参与方式与社会转型中的“逆转型”现象——以Y市政府搬迁中的公众参与为例.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7(5).
[7]武文军.甘肃干部“土”的表现特征及其产生的原因.兰州学刊，1986年(5).
[8]威廉.乌斯怀特等，吕鹏等译.大转型的社会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2.
[9]Connel认为社会学事实上被西方话语为主的“北方理论”所统治，因此从澳大利亚的本土知识入手提出“南方理论”。Raewyn Connell. Southern Theory：The global dynamics of knowledge in social science. Allen & Unwin，2008.
编辑 李 梅
作者：陈文江 严学勤
第二篇：发展社会学研究的困境
摘要：发展社会学曾经辉煌，但由于“发展理论”研究中，发展的本体是什么，谁在发展，什么在发展，并不明确。同时，对中国发展社会学研究来说，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先于社会发展理论，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理论缺场，理论滞后于实践。因此，发展社会学研究目前出现了一些列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作为发展社会学认识论基石的理性本身的困境，现代化理论二元两分范式的困境，研究对象与方法的困境。发展社会学研究的困境在呼唤着发展社会学的深化，呼唤着构建面向更具本土解释力的发展社会学，为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指南，实现社会发展的理论自觉。
关键词：发展社会学;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方法;现代化理论
发展社会学理论经历半个多世纪发展，取得了丰富成果，出现了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转型理论等流派。但总体来说，由于“发展理论”研究中，发展的本体是什么，谁在发展，什么在发展，并不明确。同时，对中国发展社会学研究来说，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先于社会发展理论，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理论缺场，理论滞后于实践。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缺乏系统有效的理论支撑与指导。目前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或者是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理论，或者是浮于对中国社会发展现象的描述，流于简单和肤浅，游离于现实之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认识，缺乏深层理论建构和深度解读，难以破解社会发展问题，陷于一种困境。
一、发展社会学认识论基石的理性困境
理性主义是发展社会学理论的认识论基础，在现代性发轫之际，启蒙思想家对人类的理性充满了信心，理性成为了衡量一切的价值观。“现代化”的本质就是理性，它以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为目标，旨在创造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体现正义原则的理想社会。近代欧洲文明所取得的成果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韦伯的核心思想就是关于现代社会是一种理性的社会，社会行动理性化贯穿韦伯全部学说。在他看来，人类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就是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是人类行为从情感行动和传统行动不断转化为理性行动，尤其是理性化程度最高的目的合理性行动，是人类社会行动发展的运动方向，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韦伯按照他的“理想型”的社会研究构想，区分了四种社会行动的理想类型：目的合理性行动(也称工具合理性行动);价值合理性行动;情感的行动;传统的行动①。他将人类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他认为，支配目的合理性行动的理性是工具理性，支配价值合理性行动的理性是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主要是指选择有效的手段去达到既定目标，它是可以精确计算和预先算计的。价值理性(价值合乎理性的)主要是以支持或确定终极目标为主，而不计算现实的利益得失。它不以个人功利为目的，为了追求美德的、审美的、宗教的目标甚至可以牺牲眼前的利益。韦伯认为工具理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成与发展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理性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就是目的合理性日益发达、价值合理性相对衰退、整个社会越来越被功利色彩所笼罩的过程。但工具理性对于现代社会的强力侵入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也引起了韦伯的忧虑，他甚至把由日益理性化所带来的现代社会的庞大秩序称为合理的“铁笼”。但人们似乎并没有过多地注意到韦伯对工具理性的这种忧虑，倒是将工具理性与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融合起来，形成了工具理性的预设。
工具理性强调个体在客观物质现实的制约下，如何通过成本-收益的核算，经过仔细的权衡估计，对可供利用的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工具理性预设为经济发展与效益最大化提供了理论支撑。但它也带来了新的困境。第一个困境就是理性是有边界的。工具理性预设不可能解释所有的社会行为，“囚徒困境”就深刻揭示了人类的个人理性有时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第二个困境就是理性内在地隐含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矛盾与分裂。理性主义的工具论价值导向致使世界现代化的进程陷入较为严重的发展困境之中。第三个困境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否弃。由于工具理性取代了以往目的论的价值观，人们的生活虽然在物质上丰富了许多，但在精神上却处于盲目和茫然的状态，理性化发展最终就不得不陷入个人意义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悖论中。
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发展理论使人类面临着危机，要解决现代化的危机需要对理性作出认真的反思，对理性的合理把握，使被肢解的理性重新恢复其完整的状态，使片面的工具理性回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融合的理性主义上来，以此来扭转现代化极端物欲化的倾向，用价值理性引导工具理性而使社会朝符合人性与物性的方向发展。
二、现代化理论二元两分范式的困境
现代化理论虽然涉及到现代化过程中极为广泛的问题，但其基本理论范式就是二元两分，如“传统—现代”，西方模式与反西方模式，家庭与企业的分离。这种范式由此而形成的现代化理论使人们并不能很好解读社会现实，甚至会出现扭曲现象。
(一)“传统一现代”的割裂
二元两分论范式典型模式就是传统-现代的宏观分析框架，长期以来，很多人常常用二元对立的区分法来说明社会的基本特征。德国社会学家藤尼斯就把人类社会分为共同体与社会两种类型。共同体是传统的社会，社会是现在工业社会，规模大，有复杂的分工和角色分化，人的行为守规章法律的制约。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则把人类社会分为“机械团结的社会”与“有机团结的社会”两种类型。帕森斯则通过引进“模式变量”的分析范畴使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野有了清晰的概括，一切社会都被纳入到”传统—现代”的二元分析架构之中，从而形成了20世纪社会科学研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宏大理论建构。在帕森斯看来，一个国家与地区的现代化，也就是这个国家与地区人们的行为模式和社会关系的性质将逐步由“传统”的一端移向“现代”的一端。20世纪末，英国社会学吉登斯家提出的反思现代化理论对现代化类型及现状仍旧作了二元区分：简单现代化与反思现代化。
传统-现代范式认为，在工业化国家已充分地齐一化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却还处于“二元”社会状态，即同时并存一个传统停滞的部门和一个具有活力的现代的部门，后者反映西方进步国家的形态。因此，“发展”的意思就是现代部门逐渐扩张，直至完全取代传统部门为止。如罗斯托从经济增长本身出发，将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划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准备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他认为，经济增长的每一阶段都有其“主导部门”，而经济增长阶段的更替也就是表现为“主导部门”的变化。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也认为，发展中国家是农业经济占绝大比重、工业经济比重轻的二元经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储备着无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中国家只有为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寻到出路，完成二元经济向工业化的转移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
这样的理论模式给我们两个印象：一是现代和传统在本质上是对立的;二是从传统状态发展到现代状态是必然的。现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进化过程，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所以未能实现现代化，在于这些国家的内在制度结构或文化传统不利于现代化，因此，与西方的接触或西方文明的传播，是这些国家现代化的唯一路径。传统—现代的分析框架打破了一切既有的理论分界，所有的社会因素都可以也必须在这个简单的二元框架中寻找自己的位置：非传统即现代，非现代即传统。也正是这种意义上，在传统—现代二元发展框架下探究所谓不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的任务、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发展阶段与社会发展最终所要达至的目标都被赋予了进步的涵义。如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理性化原则就与前资本主义社会注重人伦关系以及乡土感情的传统格格不入，它需要完全以契约和货币的理性来取代以往的一切包括田园牧歌的生活。
其实，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传统”是流淌在血管里的血液，是我们赖以站立的大地，它在一个又一个事例中控制了文化系统中的其他特质，以至成了我们民族所共享的一种文化通则。在中国，无论社会精英和普通大众多么想抛弃旧有传统的束缚，中国的发展依然有赖于传统的机制，那种仅仅试图依靠现代性就结束延续几千年的传统的美好幻想一再被现实所否弃。新的制度只能从传统的知识结构分布和知识交流中产生。中国有学者在对当前中国民工潮的研究发现，移民社区、移民网络呈现出“无现代化的迁移”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8页。，传统社会要素和现代因素完全可以并存。我们在对中国浙江现代化发路径展研究中发现，浙江现代化、工业化的进程中，传统的家庭、家族并没有从企业中退出，相反却得到了更密切地结合。杨建华：《社会化小生产：浙江现代化的内生逻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页。这都充分证明传统是现代化一种重要而宝贵的社会资源。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传统，失去了对自己的生存价值的判断，那所谓的现代化也就失去了它的根。
(二)西方模式与反西方模式的对立
在发展模式上现代化理论有着西方模式与反西方模式两种截然对立理念。经典现代化学派理论看来，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与早发内生型的现代化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在后发外生型国家中，由于其社会内部缺乏自发产生工业文明的主体，因而，其现代化或者是自上而下进行，即主要由国家或政府来组织，具有明显的人为色彩。这就使其社会精英人物的主导意识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化运动的进程，起着推进或迟缓的作用。同时坚持认为，传统社会由独有的政治、法律和宗教来支撑。这一传统具有巨大的稳定性，虽然也有发展，不过只是内部的些微调整和周而复始的“周期性变化”。由于西方的冲击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动力，它无可挽回地改变了这些传统社会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引发现代化并导致永久性变化的力量，即民主主义、科学、民主和其他推动世界文明的要素。现代化理论将这种西方的特殊道路加以理念的普遍化，演化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穆尔就认为，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像西方先进国家那样向经济富裕、政治稳定的社会的总体过渡。他为不发达国家总结了工业化(现代化)得已产生的四个条件：在价值观念上，由亲属优先(任人惟亲)的思想方法过渡到业绩优先(任人惟贤)的思想方法，以及建立在国粹主义基础上的国民统一;在制度上，建立能够为经济生产而动员土地和资本的可转让的所有制，以及使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的劳动市场制度和商品交换系统;在组织上，建立专业化、金字塔式的统制的科层制组织和得当的国家财政组织;在个人动机上，培养有创造精神的个性、业绩主义志向、向上的积极性以及对教育的渴求和活动热情。
但世界现代化历史已经证明，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的向西方国家的认同过程，其中必然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社会文化视野中对发展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赋予某些国家的历史已普遍形式无法被承认的，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模式，每个国家都必须依此行事才能进入现代世界;历史的发展决不会像自然的衍变那样精确，选择符合本民族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发展中国家的首要课题。
反西方模式认为依循西方发展道路将使现代化发展陷于停顿甚至是失败境地，如依附理论从拉美发展的经验出发，认为西方社会的富裕是建立在对第三世界的剥削，因而出现了由那些富裕中心国家造成的“低发展之发展”。由于外围国家对于控制在跨国公司手里的资本主义的中心国家存在着依附关系，因而出现了不发达的发展，并且，由于这种依附关系，在外围国家产生了异质性和边缘性及不完全再生产的特点。改变这种不平等、不合理状况的办法就是要打破这种依附局面，并与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脱钩。弗兰克认为，不发达国家只有割断与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才能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摆脱自己所处的不利的依附地位，从而获得独立自主的发展。还有一些人坚持每一文化各自的特异性，限制文化间的交流，最多只是承认各国文化的不同。这种反西方模式只能导致某些国家或某些学派抗拒现代化。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即有其特殊性的一面，更有其普遍性的一面，存在着许多共性的东西。西方模式和反西方模式都同样犯了错误。西方模式错在把自己与理性认同，认为它自己的现代化纯粹出于内源;反西方的模式则错在认为只须有绝对权威、单凭意志和它自身的推动力、牺牲掉一代或几代人的利益便可以获得现代性。
(三)家庭与企业的分离
按照西方现代化理论理解，现代工业的发展只能是一种高度集中化的大生产方式，现代社会生产组织必然如韦伯所说的企业与家庭、家族的分离，他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说道：“家和职业在地点上也分开了，家不再是共同生产的场所，而是共同消费的地方。”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21、426页。韦伯的根据主要是工业主义需要普遍化和专业化;需要家庭和企业的分离，工作场所和家庭住所的分离，职业角色和家庭角色的分离，经营权、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分离;需要公民权、个人主义、自由、权利等概念以及个人财产所有制和契约精神。帕森斯也认为，“历史上分化水平较低的社会，如东方世界中的大社会，这些人的典型组织单位是家庭和生产单位的组合，其中不存在职业与家庭角色的分化”。帕森斯、斯梅尔瑟：《经济与社会》，刘进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72页。
但韦伯等人这种现代化路径观点在中国浙江现代化实践过程中得到了否证。浙江改革开放后走出了一条分散化的工业道路，走出了一条家庭、家族与企业紧密结合的道路，走出了一条充分利用传统来发展现代化的道路。我们把这种生产方式称之为“社会化小生产”。参见杨建华：《社会化小生产：一个现代化理论分析框架》，《上海经济研究》，2008年第7期。“社会化小生产”是一种以家庭或家族为基本生产单位、以社会分工和市场为联结纽带的生产形式。这样一种生产形式既有着传统社会里“小生产”方式的特征，即以家庭或家族为基本生产单位，以亲缘、地缘、业缘为主要生产网络，同时又有着现代社会里“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主要特点，即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市场为纽带，以专业化生产为形式。这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结晶。这种以家庭、家族为基本生产组织形式，以草根力量和现代社会分工是一条较典型的以内生为主的发展路径。余英时教授也指出，中国的“家族企业同样有‘事业功能’(Functional tasks或enterprises)，亲族关系妨碍现代企业之说根本便站不稳”。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69页。
其实即使在西方，对于家庭、家族与现代工商业发展的关系，西方一些学者也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的格拉斯比教授(Richard·Grassby) 2001年在其新著《亲属与资本主义：1580—1740年英语世界的婚姻、家庭和商业》中，从分析商人家庭(家族)关系入手，就较为全面地探讨了商人的家族企业、亲属关系及其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他认为，家族企业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家族资本主义而不是独享型的个人主义成了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参见《商人研究新视角：亲属关系和家族企业——格拉斯比转型期英国商人亲属关系和家族企业研究评述》，2011年11月24日，http：//www.kejianhom。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也曾经指出，从词源上看，公司是由父子、兄弟和其他亲戚结合的家族合作形成的分担风险、资金和劳力的联合体。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471页。现在不仅在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等存在着大量以家庭、家族为主要形式的企业，及时在欧洲也有大量这样的家庭和家族企业。这说明家庭、家族制企业不仅能与现代化相融合，而且还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
由于现代化理论这些方面的问题，由于第三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以“现代化理论”指导现代化实践现代化的失败，以及由于对现代化理论作批判的批判理论大多也是以现代化理论作为话语基础，很多又显得极其无力。这都使得这一理论及发展社会学的研究陷入了严重困境。
三、研究对象与方法的困境
(一)研究对象的偏狭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对象。这在自然科学中是十分明显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都有着各自十分确切的对象。在当代，发展问题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发展研究自然构成了社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但什么是发展社会学?发展社会学是干什么的?现在一提到发展社会学问到这些问题时，一般发展社会学著作大多是这样描述的，说它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社会学分支科学”，发展社会学的核心是以现代社会变迁特别是“二战”以来的社会变迁为研究对象，研究现代在全球或某一国家内发生的背景、方式、过程与目标。换言之，发展社会学是立足于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实践，在总结和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近代至今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过程的理论、途径、模式和经验等的综合性研究。
发展社会学从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对照和关联中，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特点、条件及对策。主要研究：造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发展程度上的差距的原因;发达国家的存在或先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发展在初始条件及其过程上的特点;各发展中国家之间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不同特点及对策。
发展社会学由此也就有了两个研究主题并形成两个主要的理论流派，一个是主要面对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现代化理论，在这一领域研究中，影响较大的是以迪尔凯姆、马克斯·韦伯、帕森斯、罗斯托等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学派。这一理论主要是以西方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为主要研究对象，面对的主要是西方国家自近代以来发生的结构性变迁，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议题是在研究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提出来的。
另一个则是主要面对20个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特别是拉丁美洲和非洲以及后来的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理论。发展社会学从实际来看，可能更多地还是主要探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理论、模式、发展目标、战略方针乃至具体政策，判断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实践和现代化的水平，发展社会学从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对照和关联中，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特点、条件及对策。它主要研究的问题有，造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发展程度上的差距的原因;发达国家的存在或先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发展在初始条件及其过程上的特点;各发展中国家之间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不同特点及对策。近年来转型理论尽管对原有的理论模式构成有力挑战，但它主要是研究这些国家与地区从前市场向市场社会、从威权向民主社会、从农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向城市社会转型，仍可看作现代化理论的一种类型。
这样仅仅是解释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现代化与发展的相关问题，可能还是偏狭与工具性了点。因为，任何一门学科要想谋求长远发展，就必须能够回应本学科“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学者不可避免会努力追求“总体性”解释。这些总体性解释包括类似这样一些问题：发展究竟是什么?我们到底要往何处去?人类的发展到底要发展到什么程度?社会的发展是否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这一个方向，是否吻合了我们的期待与理想?
一门学科如果丧失了自己在认识事物和揭示事物方面的学科意识，那么无异于自己取消自己存在的理据。因此，发展社会学至少要应对两方面问题：首先，如何处理古典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其次，如何理解发展社会学对社会发展进行“总体”解释的可能性。发展社会学要解释发展问题，唯有借助哲学的给养，才有可能探析当下社会发展的总体性问题与生成机制;唯有以历史为参照，才有可能真正明确社会发展从历史到现今发展坐标与发展轨迹。研究现代化问题的著名学者罗荣渠先生就主张，应当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框架来看待发展，把发展理解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大过渡，虽然这一过渡对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内涵：就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加快向现代化社会的有序转变;对发达国家而言，是探索现代社会的自身完善与持续发展。因此，他强调指出：“社会发展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现代化的过程。”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另外，社会学者面对社会发展现象的“总体性”，应将社会结构、机制乃至人心的机理，纳入一个总体的解释框架，如此，发展社会学才能真正成为具有坚实学术基础和强大现实解释力的社会科学门类。同时也才有可能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去矫正现存的发展理论，使发展社会学得以振兴与繁荣。
19世纪以来的社会学经典作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对于发展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社会生活和道德生活之间的关系的关注，无论是社会分工如何推进社会整合与社会进步，还是分析社会关系如何影响社会发展、塑造社会价值，抑或是新教伦理与现代社会发展内在的逻辑关系建构，都表明了这种关注。孔德认为，对社会稳定与社会变迁基本规律的认识，能让社会学家设计出一个美好的社会。马克思追求社会发展终极目标就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迪尔凯姆经典质询“异常分工是如何影响了个体与工业社会之间得到的整合?马克斯·韦伯批判资本主义的“铁笼”怎样损害了个体确立自己道德标准的能力?这些关注与追问建构了发展社会学的学科使命意识。由于现代化理论及发展理论只是对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相关发展问题进行研究阐释，使得发展社会学更多研究发展问题、发展规划、发展战略、发展代价，就是如何去解决现在发展中碰到的问题、社会机制要健全等等。而对发展的基础性、学理性、思想性的研究关注不够，发展社会学的遗产遭受健忘，发展社会学经历了碎片化趋势，流于工具理性的对待发展，反过来又使得发展理论出现了困境。用这样的理论以指导实践，也使发展的实践陷于很多困境。
尽管追求社会的发展、进步，是当代人类面临的最为重大的时代主题。但由于发展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相对偏狭与工具性，因此，如何把握社会发展或社会进步的涵义特别是其定义，可以说是并未很好解决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目前，几乎所有的谈论社会发展的著述，基本上都认为社会进步是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发展过程。其实，这个定义，只是从发展的方向性角度对社会发展或社会进步进行了分析，并未把社会发展范畴的全部的、特别是实质性的内容揭示出来。
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既是社会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发展社会学肯定人的中心地位，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人类的需求不断满足的过程，同时也是客体发展的规律性的过程，即社会发展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因此，发展社会学实现了从物本到人本的转变，将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其理论的核心价值——以人为基础、以人为前提、以人为动力、以人为目的。把人作为维护人的利益的一种需要、追求和目的，将人作为发展的一种尺度、原则和要求。这样，发展社会学就有两个基本的出发点：一是集中于满足人类的全面需求，不但是经济的、物质的需求，还包括精神的与文化的需求;二是集中于提高人类的素质和创造性。需要思考究竟什么才是不同社会里的人们所急需满足的需求，究竟什么才是社会成员具体素质和创造性中最富有意义的要素。
同时，置身于快速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发展社会学还应回答真实、紧迫而重大的社会问题。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民族复兴、强国之道问题;二是中国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问题。发展社会学回答强国之道问题，要弄清楚当代中国的发展态势，即中国的发展处于全球发展进程中的何种位置;中国发展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速度和增长潜能。对于中国发展态势的分析不仅要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状态和建设，还要强调制度文明的状态和建设，实事求是地评估中国发展的静态结构和动态模型，给出可预见的发展趋势、可调适的发展速度。
另外，发展社会学还需要提出并且回答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学术潜力且能够生产科学知识的问题。社会发展与变迁改变了成千上万人们的命运，但他们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何等位置?这些位置如何塑造了他们自身、又如何影响了他们的行动?在发展过程中谁是最大的获益者?谁又承担了最大代价?不同的群体如何选择行动策略从而有利于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他们的行动转而对整个社会结构有什么样的影响?是什么因素或力量在决定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的整合或冲突?一种独特的文明在实践中运作的机制与逻辑是什么?这种文明又是如何演变的?这些都是发展社会学需要面对的研究对象问题。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但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先于社会发展理论。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理论缺场，理论滞后于实践。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缺乏系统有效的理论支撑与指导，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风险性。目前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是引进和评价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理论，或者是浮于对中国社会发展现象的描述，流于简单和肤浅，游离于现实之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深层理论建构和深度解读，难以破解社会发展问题。这亟须我们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理论资源的同时，反思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的复杂性，构建面向中国本土的发展社会学，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指南，实现社会发展的理论自觉。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发展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建构中国本土化的发展社会学也是发展社会学研究走向深层的必然选择，将会为社会发展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有助于丰富和发展社会学理论，增强社会发展理论的解释力和包容性，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也将具有借鉴意义。本土化的发展社会学也并不是为了构建一整套大而化之的理论体系，而是要坚定中国立场，树立清醒的中国问题意识，直面中国社会的发展，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和总体发展逻辑，追问社会发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规范和引领社会发展。
社会发展的基础理论还需要处理好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和非人类中心主义视角的相互关系问题，也可以说这一问题是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社会发展必须有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也就是要以人为本，因为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要落实到人的全面发展。但另一方面社会发展又必须有非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因为人类必须注意生态和环境保护，把人融入整个自然界之中。这是两个相互矛盾的视角，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不容易处理好，特别是容易走向人类中心主义，忽视非人类中心主义视角。然而真正的发展必须以正确处理好这一矛盾为基础，这样的发展才是协调和可持续的。
当代社会生活的现代性发展表明，社会不是单一的实体性的刚性结构，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流动性与不可预测性正在增大。在此前提下，发展社会学要想真正完整地把握社会发展，就不能局限于对社会发展某一方面性质的理解，或以某种单一学科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模型。目前，越来越多的思想家更愿意把自己所做的工作界定为更具包容性和宽泛性的社会理论研究，而不是自我封闭的狭隘学科意义上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立足于社会生活的多重矛盾关系，不断突破狭隘的学科界限，拓展发展社会学的学科基础，丰富发展社会学的思想文化底蕴，在多重向度中实现对社会发展的整体性理解，将是未来发展社会学理论发展的趋势。
在未来的发展中，发展社会学理论的批判性和人文性的价值向度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现代性的全球化发展使得以往民族国家界限内的社会矛盾得到扩展，现代性与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全球性与本土性等矛盾关系更加复杂。从发展社会学的发展趋向来看，当代发展社会学不再满足于对社会发展事实的描述和解释，而是以强烈的批判精神和人文关怀显示出反思现代性矛盾的思想努力。当代发展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正在从片面追求社会秩序的控制论旨趣，转向反思现代性的后果，确立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协调人与社会发展的解放论的价值旨趣，发展社会学批判性的理论品格与人文性的价值关怀日益得到彰显。在此背景下，未来的发展社会学理论将不再盲目地推崇或简单地抗拒传统与现代性，而是在反思传统与现代性本身的基础上，以一种建设性的态度“重写”传统与现代性。人们将越来越就此达成共识：传统不会死去，“现代的成长”始终伴随着“传统的发明”。现代性不再是普适客观化的形式合理性，而是可以注入主体自我选择与能动性的本土现代性。本土性的现代化经验将被重视、挖掘和提炼，对现代性的未来理解将融入与自身社会生活结构内在相关的本土性文化传统、历史体验、生存际遇与生活理想。
(二)社会学想象力的匮乏
1950年代的美国处于工业化社会的高速发展中，社会结构剧烈变化，社会问题杂芜丛生，大量的急速变化的信息铺天盖地。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社会学者们拥有了远比前辈们充分的资料和信息，但是却丧失了那种看清世事，把握社会论题的理性能力。因此，米尔斯呼唤“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页。
社会学是一门富有想象力的学科，研究发展社会学不能只是采用获取知识的常规途径。一个社会学者就是能够自如地跳出个人情境的即时性又能够将事情放在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上来加以思考的人。社会学研究，按照米尔斯的说法，就是所谓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而对社会发展的探索迫切需要一种“心智品质”即“社会学的想象力”，对快速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研究尤其需要这种社会学的想象力。
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说，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的社会分析家，总是不断地提出三种类型的问题：一是社会及其结构、基本组成成分，这些成分是如何联系，这一结构与社会秩序等等;二是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看社会的位置，对于人性整体的进步，它处于什么地位，它发生变化的动力是什么，它用什么独特的方式来构建历史，等等;三是在一个社会里占主流的是什么类型的人，什么类型的人又将逐渐占主流，社会各个方面对人性有何意义，等等。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页。
在当今中国发展社会学如何想象?这取决于发展社会学研究者的知识、能力、心智与良知。在米尔斯意义上，社会学的想象力不仅仅是一种研究能力和研究方法，而且是最迫切需要的心智品质;作为社会科学的从业者，我们不仅要对种种社会现实问题做出回答，并且还承担着社会研究的学术使命，将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公共智识的工具，将人类的理性和自由常存于心”。其原因在于，我们要使人们觉察到人类的处境，“如今，举凡重大问题的一切真实解答都必须仰赖人类觉醒的层次”。由此米尔斯强烈质疑和批评当时美国社会学的一些倾向：把社会科学当成一套科层技术，以“方法论的”傲慢禁制社会探讨，把大量精力耗费在调查方法与技巧上，谨守着严苛而呆板的机械程序;作品中充斥着蒙昧的概念，或者只关心一些和公共议题无关的枝节问题，琐碎而无味。这些禁制、蒙昧与琐碎造成了当今社会科学的危机。
从根本上说，有没有社会学的想象力，是洞悉事实、去除蒙昧与遮掩真相、制造迷思之间的差别。以中国社会为例，由于我们一些研究中社会学想象力的缺乏，造成当前一些研究成果处在这样一种状况： 描述但缺乏分析，解释但停留于表象， “就事论事”的纯经验分析。我们在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中看到对问题表象的描述常常是大量事实现象的堆砌与数据图表的罗列。而对现象与数据缺乏必要的分析与综合、归纳和推理，描述的准确性与精确性的不足又无法为进一步解释形成必要的铺垫。现有的解释研究缺乏深刻的洞察力，难以抓住相关本质与演变规律。社会学的想象力要求我们对事物现象的分析要坚持整体系统原则与历史背景原则。这就是说对现象的解释至少要涉及结构—功能解释，历史背景与发展规律的解释，以及由直接原因到根本原因的层级因果分析。研究者能够看到什么?注重什么?他们眼中有着怎样一幅社会图景?首先就体现了是否具备社会学的想象力。
面对中国的社会转型，社会学的想象力至少应涵盖这样三个层面：首先是在微观事实与宏观结构之间进行穿梭的贯通能力，即穿透个体经验与社会结构的能力。这是米尔斯本义上的社会学想象力的基本内涵;其二是穿透历史与现实的洞察能力，即一种通透性的历史能力，其三是对一种文明及其转型的独特逻辑和微妙运作进行解析的能力。不了解这一切，就无从理解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也无力解释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重视发展社会学价值关怀的一个最重要方面就是要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并非经济增长是衡量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唯一指标，社会学家更关心的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人的多重需要将得到不断满足、人的精神世界将更加丰富、人的自由程度将进一步扩大，这些才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志。因此，如何在经济浪潮中避免成为经济动物，如何在技术社会中使技术的运用变得人性化，如何在消费社会中保持正确消费，这些都是社会学者所面临的新问题。
(三)学术研究的功利性
学术研究的功利性首先表现在基础理论研究的轻视。中国社会学要在新的世纪有更大的作为，必须要在基础理论研究上有突破性的进展。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中一开始就指出，“经验远不是能让我们的知性受其限制的唯一领域。它虽然能告诉我们这是什么，却并不告诉我们这必然一定会是这样而不是别样。正因此它也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真正的普遍性，而对知识的这种方式如此渴望的理性，则更多的是被经验所刺激的，而不是被经验所满足的。于是，这样一种同时具有内在必然性特征的普遍知识，必须是不依赖于经验而本身自明的和确定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注1。
从今日中国发展社会学看来，更多的研究成果并无太多创新性的东西可言。糟糕的学术环境，让整个研究的氛围变得面目全非。学术之于学术，已失去学术的意义，而不以研究，却以功利与利益为先的体制引导。发展社会学的产生，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一种独特的自我意识，是社会自我反思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发展社会学因为对人类苦难的深深同情，对社会发展孜孜追求，这一学科始终勇敢地直面现实，洋溢着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精神。因而，类似饥饿、贫困、社会歧视、种族身份、地缘政治、弱势群体、全球化影响下的地方发展等等社会问题就成了发展社会学关注的焦点。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书中就说，本书并不是一本消失了的历史的记录，而是将以百万人民的鲜血写成的世界历史新篇章的序言。费孝通：《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3页。
发展社会学从诞生至今，一直都洋溢着这种直面现实的实践理性精神。美国社会学家约翰逊曾说，社会学的产生动力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前所未有的复杂的社会变迁”，其二是这种变迁获得了来自知识界的有意关注，因为正是“急剧的社会变迁……有可能提高人们自觉地反复思考社会形式的程度”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8页。。社会学者对社会弱势的关注，对社会底层的同情，对社会日常的批判，使得社会学担荷起了社会批判与建构的责任。费孝通先生就曾明确说过，“从实际出发分析现实社会，用以指导人们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是我毕生追求的学术目标”费孝通：《缅怀福武直先生》，《读书》，1990年第5期。。发展社会学者们是为社会公正、社会进步服务的，他应该代表社会沉默的大多数说话。如马克思的社会学，就意味着对一切苦难、压迫和虚伪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对正义、平等、公正和自由的向往;意味着始终保持对社会进步的关怀，或者说发展社会学的学术本身就是为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发展社会学研究的困境在呼唤着发展社会学的深化，呼唤着发展理论的知识峰峦不断扩展、提升，能很好回应解释当代社会发展的实践需求，解释、揭示人类发展内在机理。人们的行动必须要有理论框架来指导，如果没有恰当的发展理论，我们的发展可能仍将陷于困境泥囊之中而不能自拔。这亟须我们反思中国发展社会学研究面临的问题，构建面向中国本土的发展社会学，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指南，实现社会发展的理论自觉。
作者：杨建华
第三篇：论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摘 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综合起来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三者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其中全面发展是协调发展的前提，协调发展是全面发展的最终目的，可持续发展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缺一不可。
关键词：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
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并不是新的提法，现在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提出来，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并赋予时代内涵，作为我国未来社会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一项指导原则。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处理好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三者的关系，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三者身一个有机融合的整体，紧密联系，不能孤立起来。
一、全面发展是协调发展的前提
首先这里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包括下面的“可持续发展”不是单纯的词语解释，只是局限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这个基点上。全面就是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看成一个系统工程，进行全面的思考和建设。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就是要着眼于对自然、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全面思考，着眼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全面建设。而协调发展，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要相互衔接、相互适应、相互促进、良性互助。从上面可以得出，全面发展注重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内容全面性，而协调发展则注重了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方面之间的协调关系。
历史经验说明，全面发展是协调发展的前提，只有发展全面了，才有可能实现协调发展。苏联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方针，导致国家经济结构失调，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最终导致经济滑坡和国家的解体。而自我国建立以来就注重发展的全面性，从而为协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以苏联为经验，主张实行中国工业化道路，即“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的路子。邓小平认为，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统一的原则，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还特别把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置于发展的全局来考虑，强调“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1]。党的十六大在“两个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又根据我国改革和发展的新要求，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科学论断。2004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根据十六大的精神，第一次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至此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发展成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四位一体”。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目标不断补充、不断完善，使各方面相互促进、相互适应、良性互动。
在发展过程中，往往注重某方面或某些方面的发展，而忽视其它方面的发展，往往导致发展失衡，出现不协调的局面，最终阻碍发展的进程。如果单纯的追求经济的增长，而不重视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就会出现增长失
调，最终制约发展。只有注重发展的全面性，才能实现各方面协调发展。
二、协调发展是全面发展的最终目的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的内容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一个有机融合的整体，为使这个整体发挥最大的效益，必须协调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的关系，使优化的整体大于各个部分的总和，这是强调协调发展的重要原因。
社会主义建设不但追求发展的全面，而且在各个阶段都有自己发展的侧重点，找准重点，并且协调好重点和其它方面的关系，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得到顺利发展。反之，则会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文革期间，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经济建设，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导致我国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从以阶级斗争的错误轨道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突出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同时协调好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关系，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我国现阶段强调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如果不协调好城乡发展，就会导致城乡差距拉大;如果不协调好区域发展，就会导致东、中、西部差距进一步扩大;如果不协调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发展中凸现的社会问题就会影响经济发展的步伐;如果不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不能把经济的增长建立在生态良性循环的基础上;如果不协调好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关系，就会影响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
单是追求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是远远不够的，而协调发展有着更深层次的涵义。协调发展是全面发展的最终目的，协调发展是全面发展追求的必然结果。
三、可持续发展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
可持续发展，就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充分考虑环境、资源、生态的承受能力，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实现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实现社会的永续发展。可持续发展主张兼顾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为保证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的永续性，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
对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在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对资源索取的比较少，在生态环境的承受范围之内，不用考虑发展的持续性，依然可以得到全面协调的发展，所以也没有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工业革命以后特别是二战以后，多数国家只注重经济的增长，无限制的向自然界索取资源，大规模的进行工业生产，大量排放废弃物，造成资源浪费、生态环境的恶化，这是一种不全面、不协调的发展，也引起了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思考。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人们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人们逐渐反思自己的观念和行为，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并且逐步深入人心。
当前，对于可持续发展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认为没有坚持可持续发展，也获得了全面协调的发展，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从历史发展阶段上来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界的索取和破坏逐渐超出了生态环境的承受范围，而在生态环境承受范围之内，人们不坚持可持续发展，也有可能获得全面协调的发展。二是从区域范围上来讲，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有些发达国家已经走过了只注重经济增长的阶段，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而有些发展中国家，还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步和攻坚阶段，不可避免的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但还在承受范围之内，依然获得了全面协调的发展。可持续发展只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这种想法是非常错误的、目光短浅的。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凸现了它的危害和弊端，必须引以为戒，不能重蹈覆辙，坚持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
在我国，由于长期坚持“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使我国面临着严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一是资源短缺。有些自然资源已经面临枯竭，有些自然资源逐渐依赖进口，并且比例逐渐增大。以石油为例，“截止2005年，我国石油可采储量约占到世界总量的1.5%，按目前的开采水平，国内剩余的可开采储量大约可开采14年。”[2]而“中国的石油用量，已由2002年的13.495万桶，增至2003年的13.539万桶，2004年增至13.570万桶，”[3]据保守估计，在2010年、2015年和2020年，中国需要进口石油分别为150Mt、180Mt和200Mt,”[4]供求矛盾更加突出。二是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环境污染的范围不断扩大，从城市扩展到农村;土地荒漠化加剧，“荒漠化土地面积已达262万平方公里，每年还以264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5]生物物种灭绝的速度不断加快，濒临物种不断增加。我国生物物种数量正以每天一个濒危甚至走向灭绝的速度减少，农作物栽培品种数量正以每年15%的速度递减，还有大量物种通过各种途径流失海外。这些问题迫切要求我们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可持续发展作为全面发展、协调发展的充分条件已经完全转化为必要条件。只有坚持可持续发展，才能保证我国永续发展，才能保证全面、协调发展的持续性。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既是科学发展观的的三个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又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其中全面发展是协调发展的前提，协调发展是全面发展的最终目的，可持续发展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0.
[2][3][4]柴聚隆，李明红，张智亮，张辉.我国石油安全[J].合作经济和科技,2009,(01):19.
[5]王建生.中国环境生态问题及对策分析[J].发展研究,2001,(4):8.
(责任编辑/陈雅莉)
作者：李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