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中国外交论文

小伙伴们反映都在为论文烦恼，小编为大家精选了《新形势下中国外交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加快，我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逐渐加强，而在当今世界各国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形势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我国的外交还存在着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笔者在本文分析了当今国际政治形势，并立足于此对我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分析。

第一篇：新形势下中国外交论文

“习式外交”塑造中国新角色

“习式外交”并非凭空产生，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中国将在国际上扮演何种角色，需要从“习式外交”的具体实践中探究。

“大家对中国外交这几年的进展印象深刻，甚至是刮目相看。”中国外长王毅今年2月访美期间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说的这句话，点出了近年来在国际学术界与政治实践中都炙手可热的新现象。他说：“近三年来，习近平主席就如何在继承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中国外交，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新思想和新理念。”

这一系列的“新”，被外界总结为“习式外交”。“习式外交”并非凭空产生，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中国将在国际上扮演何种角色，需要从“习式外交”的具体实践中探究。
顺势而为

近3年来，中国外交发生的变化是深层次、多维度的。但从时间顺序来看，“强势”是最先表现出来的特征。要理解其中的原因，得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外部战略环境说起。2012年9月10日，日本内阁通过决议，宣布将钓鱼岛“国有化”。同年4月，由菲律宾挑起的中菲黄岩岛争端愈演愈烈。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与越南之间的南海岛礁争端也逐渐升温。也就是说，在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召开，选举新一届中共领导集体前后，中国的周边战略环境，出现了一连串涉及领土主权的危机。这些危机，以及美国奥巴马政府咄咄逼人地推行重返亚太战略，共同对中国构成严峻的战略压力。

2012年11月29日，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新一届中共领导集体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中共最高领导层这次极具象征意义的集体活动，传递出的信号复杂而深刻，但其中体现的“危机意识”也不容置疑。2013年1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习近平的这番表态，被解读为中国外交首次把“维权”—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提升到了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

中国外交的“强势”并未止于危机应对，而是借危机之“势”向外界传递了中国的“底线思维”。2013年11月中国划定范围涵盖钓鱼岛的东海防空识别区，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在划定中国的“利益红线”。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外交的“强势”，本质上是更加积极、坚定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毫无疑问，未来这也将是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大特色。

中国外交之变所依托的另一个“势”，是国际格局的变迁。这一点首先体现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尤其是中国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上。2015年中国进出口总值为3.96万亿美元，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大贸易国的地位。截至2015年，中国累计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已达8630亿美元，中国投资海外的企业超过3万家。经济上“海外中国”的形成，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的利益边界。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在外交布局上做相应的跟进。

“习式外交”中经济外交扮演重要角色，是其顺势而为的另一例证。推行“一带一路”战略，在周边倡导次区域经济合作，设立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以及与欧洲、拉美等域外国家进行经济合作项目的对接，“习式外交”牢牢抓住发展这个主题，通过深度整合中国与外部的经济联系，为国内经济发展寻找新的动能。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王毅外长在上述演讲中说。他提到，中国的外交就是要为“两个一百年”这个最大的内政来服务，就是要为中国实现发展目标提供更加稳定、良好、友善的外部环境，就是要为助力这个目标的实现营造和开创更多外部资源。这意味着，尽管中国外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追求和平发展的目标并没有改变。

有学者把“习式外交”称为“和平崛起2.0”，即虽然中国依然坚持旨在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有利外部环境的和平发展政策，但在政策方式上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学者杰弗里·贝德看来，中国外交的变化并不意外。他认为，习近平接手的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一个与数十年前已大不一样的中国，不重新思考其在国际体系的角色，那才令人不可思议。“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领导层已经在这么做。”
积极进取

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一周后，就开始了首次海外出访。近3年来，他已经外访20次，足迹遍布五大洲，访问国家多达43个。此外，在这3年里，中国还举办了APEC峰会、亚信会议、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议等一系列峰会。首脑外交与峰会外交，毫无疑问是中国外交积极进取的一个重要体现。但更值得关注的是，积极进取的“习式外交”对机遇的精准把握，以及对挑战的恰当应对。

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是国际经济版图变化的一大特点。但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制，并没有对此作出应有的回应。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滞后上。此外，全球金融危机给金砖国家成员国的经济发展，都不同程度地带来了不确定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习式外交”加大对金砖国家平台的外交投入。3年里，习近平已经遍访所有金砖国家，给这个新生组织注入活力。中国主导的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与应急储备基金的设立，之所以能如此快速推进，显然与把握机遇不无关系。

同样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此前以自贸区为主打的经济合作模式，释放的合作紅利正在减弱。2013年10月，习近平在访问印尼期间正式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推出“一带一路”战略的同时，着眼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亚投行开始酝酿。有报告称2020年前亚洲基建投资需求为8万亿美元，但西方国家主导的亚开行以及世界银行，长期以来把注意力放在减贫上，对基建领域的关注非常有限。中国主导的亚投行能吸引包括东盟十国在内的57个国家，“机遇窗口”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上的积极作为，不可能不带有战略考虑。从技术角度说，如果中国仅仅着眼于资本输出，资金实力已相当雄厚的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国内金融机构，足以承担这样的责任。但如果中国那样“单干”，就无法做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构建新的国际机制，可以为中国与其他国家互动开辟新的渠道。多维度的互动渠道，也有助于缓解外部对中国实力崛起的担忧。“习式外交”提出与周边国家打造“命运共同体”，绝非空泛地提口号、唱高调。

3年里，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多达5次，中俄关系在战略层面已达到了新的高度。中国与俄罗斯关系的升温，正值欧美与俄关系因乌克兰危机陷入冰冻。但乌克兰危机并未成为中国与欧美的分歧点。对于俄罗斯与欧美的战略对抗，中国在对俄支持上也是拿捏有度。比如，中国公开表态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杰弗里·贝德的评价是：在安全领域，中国整体上尊重了联合国宪章反对使用武力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而且在这一点上明显比其他大国做得要好。

中国最大的外交挑战来自美国。尽管金融危机后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与中国的差距也明显缩小，并在全球范围内搞战略收缩。但不容否认的是，即便美国不再是全球性主导国家，但在任何一个区域，只要美国愿意投入战略资源，它都会是绝对的主导型国家。而且，美國的战略资源正在向亚太转移。对于中国来说，对美外交之所以重要，因为美国是对中国领土主权这样的核心利益，以及国家复兴这样的长远目标，都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国家。

针对美国的战略攻势，“习式外交”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虽然美国学界与政界对这一提法依然存在争议，但中美关系与2009年奥巴马上台之初相比已明显更加“可控”。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陆伯彬（Robert Ross）就持类似看法。他认为习近平已迅速扭转了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已经重回正轨，并在叙利亚、伊朗、朝鲜乃至两国军事上展开了合作”。

中国是如何做到的？陆伯彬的解释是“习式外交”结合了适当的妥协与巧妙的“强制外交”。他所说的“强制外交”，很可能是指中国对美国亚洲“伙伴国”的强势。的确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强势让某些国家在“拉美制华”上有所忌惮。但陆伯彬忽视了“习式外交”另一巧妙之处。在国际政治领域，在安全上“背叛”军事同盟的代价是很高的，所以“拆解”同盟的成功几率不高，尤其是在非对称同盟关系中。但在国际经济领域，无所谓“背叛”与否。英国、澳大利亚、韩国等美国的铁杆盟友，在亚投行问题上轻易“背叛”美国，“习式外交”并没有施展任何“强制外交”。
任重道远

王毅外长在上述讲话中，连用3个“更加积极”来阐述中国外交：中国外交正在更加积极地维护正当的国家利益，更加积极地承担应尽的国际责任，也更加积极地同世界各国，当然包括美国发展互利共赢的国家关系。这是中国对其角色的自我定位。事实上，过去30多年来东亚一直是最为和平、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中国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瑞典国防研究院学者迈克尔·威斯曼看来，中国是奋发有为、负责任的改革者。他认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不会是国际秩序的现状维持者，但也不会是挑战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

尽管如此，中国外交未来面临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习式外交”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美国战略东移的压力，较为成功地把东亚“主题”从安全引向了经济。但正如杰弗里·贝德所指出的那样，对于经济合作，中国的多数邻国将比中国更加担忧这种利益绑定关系，担心这种关系赋予中国更大的影响力。而且中国日渐增长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在他们看来难以接受。这样的局面的持续，使美国得以在东亚编织针对中国的安全关系网络，化解中国经济外交影响力。

“习式外交”已经为中国外交布下了一盘大棋。在这盘大棋里，中国可以看到“机遇的盛宴”。当然，在中国外交未来的漫漫征途上，也充满了激流险滩。仅从“习式外交”这盘大棋的复杂程度来看，就会给中国外交的具体实践带来挑战。如何恰到好处地落棋布子，如何恰如其分地攻守，对中国外交来说都是不小的考验。挪威国防研究所亚洲中心主任荣英格（Jo Inge Bekkevold）提到，与以前相比，习近平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他不得不应对繁重的发展任务，继续推进中国的和平崛起，提升中国的大国地位。同时也要通过安抚邻国来维持稳定的外部环境，还得避免地区危机甚至大国对抗”。

作者：雷墨

第二篇：浅析当今国际政治形势与中国外交

[摘 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加快，我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逐渐加强，而在当今世界各国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形势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我国的外交还存在着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笔者在本文分析了当今国际政治形势，并立足于此对我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国际;政治形势;中国外交

国际政治是世界发展过程中各国关注的重要内容，其主导因素就是大国的实力和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其本质仍然是为了追求权力和实力，虽然近几年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获得了极大的改变，但国际政治仍是遵循着弱肉强食的法则，只是国家之间追求权力和实力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即由一战时期的军事力量比拼转变了现如今国家之间综合实力的竞争。当今世界的国际政治形式处于相对均衡的局势，但由于人类群体之间的关系而言，国际政治形势仍旧暗流汹涌，不可揣测。

在当今社会中，影响国际政治稳定与和平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中美俄三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和战略关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则是中国的崛起和欧洲等大国的战略影响力下降。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中国的实力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已经渐渐地缩小了中美之间的差距，但同样的也扩大了我国与其他国建之间的实力差距，这种现象就造成了权力的转移，国际政治的形式也因此发生了变化，正逐渐向着两极化的方向发展。现如今我国的综合实力与美国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从而导致这种变化并不明显，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并没有因此发生改变，但也因此产生了很多重要的变化：中美、中俄关系稳定，中俄关系趋于紧密。总的来讲，未来国际政治形势变化的重要因素仍是中国实力的增长以及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变化，但就目前来讲，欧洲各国以及其他一些重要地区的国家对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增长报以积极的态度。下面，笔者具体谈一下现如今的国际形式与中国的外交。

一、当今国家政治形势简述

二战结束后，世界形成了一超多强的大国割据局面，即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欧盟、中国、日本、俄国作为强国没有一个能与美国的实力比肩。这种力量的失衡状态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也导致了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凭借自己超前的实力奉行单边主义，想要称霸全球。像04年美国宣布的全球部署大调整战略，就是美国妄图建立以其为主导的世界秩序。然而随着世界各强国的力量消长，国家政治形势逐渐向着均衡的方向发展：“多强”之中欧盟的第五次扩张、中国的发展、俄罗斯的复兴势头、日本经济走出低迷状态等都影响了大国关系的格局，还有印度、巴西等非强国的快速发展也都昭示了世界向着多极化发展的趋势。其中，对国际政治形势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崛起导致的权利转移造成的。具体有以下几点内容：

1.中国的经济持续的增长

从经济实力上来看，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加快，到现如今已经与其他经济大国拉开了差距，与美国的距离也在逐渐的缩小，在亚太地区，中国也逐渐的成为贸易中心。从数据上来看，中国的全年增长率在7.5%左右，而美国经济虽然有所回暖，但由于改革的困难，其衰落的趋势仍十分明显，俄罗斯的全年经济增长率也不会超过3%。

2.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逐渐增大

中国近年来在国际上的地位逐步提高，中国在外交方面也趋向于多元化，双边外交与多变外交中，中国充分的展现出了自身的魅力，吸引了几乎所有主要国家访华。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中国的影响力逐渐增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是欧盟及其成员国对华态度友好起来，尤其中法之间关系最为密切，中英之间的关系也逐步的打破僵局，并逐步的加强往来。其次是东盟及其成员国的战略东移，渲染中国威胁论，让中国的正面影响力收到了影响了，其中突出的事件是黄岩岛事件和仁爱礁事件。

二、我国的外交政策简述

中国的外交政策遵循了几个基本的原则：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发展理论和实践、和谐世界理论与实践、大安全观、大周边观、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我国的外交政策基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对我们友好国家的积极主动的外交策略以及对外而已中伤我国的强硬的外交策略。

1.积极主动的外交策略

我国对外积极主动的外交策略具体可以再对东南亚外交场合中看到，坚持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加强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主导作用，并展现出大国承担的勇气和气魄。中国在与东南亚地区的外交过程中提出的一些建议和做法至于构建以政治友好、经济合作的势力范围，利用自身的技术、资金人力等优势，积极的开展金融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等，这种外交策略让很多国家将中国的崛起看成是自己发展的基于，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中国的健康发展。

2.强硬的外交策略

面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消极反应，中国均采取了强硬的措施来保护我国的合法权益，在中国爆发领土危机之时，中国采取了冷战时期最为强硬的措施，向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家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中国设立三沙市、12年彻底控制黄岩岛、13年要求菲律宾撤出侵占中国的8个岛、礁，12年宣布建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等措施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让这些于中国敌对国家放弃了对抗，现如今，日本是唯一可能与中国长期对抗的国家，也可以预见，中国将长期面对一个敌对的日本。

总的来讲，中国实力的不断增长让中国的对外政策变得更加积极主动，中国已经成为塑造国际政治形势的重要力量。对中国而言，中国影响力的提高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让中国的对外交往中面临着沉重的压力。但笔者相信，未来的中国外交将会做的更好!

参考文献：

[1]俞邃. 論中美俄三角关系[J]. 当代世界，2015，07：2-5.

[2]曹兴. 中国周边安全中的跨界民族问题[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04：12-16.

[3]庞卫东. 冷战时期的印支形势与胡志明小道的兴起[J]. 史学月刊，2015，08：133-136.

作者：刘聪　陈红军

第三篇：站在新起点的中国外交战略调整

【内容提要】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接班一年来，在外交战略方面以延续和继承为主;同时，结合中国综合国力持续提升、国际形势面临重大挑战及国内外政府集中换届等内外形势发展，新领导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特点鲜明和内涵丰富的调整，如细化战略定位，更新战略思维，坚持战略定力，加强战略主动、运筹战略布局和发展战略理论等。展望未来10年，中国外交战略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加大理论创新力度和提高执行能力，对中国外交的指导将更加进取、务实和有效，并在应对挑战和克服困难中继续发展。中国外交战略需要更加体现上升期全球大国的视野和思路，做到基于实践探索的战略建设，进一步调整战略目标、建构战略合作网络，深化战略理论研究。中国外交战略更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考虑到形势的发展和内外环境的互动，使中国外交战略同中国的大战略更加紧密地结合，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国内支持基础。最后，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和外交学界要有充分和紧迫的历史使命感，在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中努力建构和发展中国的战略学，并以此丰富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

【关键词】中国外交 战略思维 战略布局 战略理论

【作者简介】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

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内政外交的新起点。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下简称“新领导”)在外交战略方面以延续和继承为主，如独立自主的战略思想，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定位，营造现代化建设和平环境的战略目标，以及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途径等。但与此同时，新领导根据内外形势的发展，在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特点鲜明和内涵丰富的调整：细化战略定位，更新战略思维，坚持战略定力，加强战略主动、运筹战略布局和发展战略理论等。展望未来10年，中国外交战略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加大理论创新力度和提高执行能力，对中国外交的指导将更加进取、务实和有效，并在应对挑战和克服困难中继续发展。

一、外交战略调整的内外动因

(一)综合国力持续提升要求新领导重新审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

随着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政治稳定，中国的国际地位全方位提升。在经济方面，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002年的1.23万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8.26万亿美元，世界排名也从第6位跃居第2位，中国发展道路成为西方模式之外的另一选择。中国已是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的主要成员，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机制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政治和安全方面，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人类发展和进步事业，并在解决全球性问题和应对挑战中与相关国际组织深度合作。在文教体卫方面，中国和世界更加紧密相连，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标志着中国在全面发展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大国意识普遍提高，国际社会不仅认可中国的大国地位而且要求中国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二)国际形势的重大挑战要求新领导及时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和政策

一是西方从借重中国走出金融和经济危机转为从体制和机制上约束中国。当前，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已经开始复苏，欧洲也渡过了欧元和欧债的“病危期”，西方开始淡化二十国集团的主要经济平台作用，低看金砖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并以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对中国形成新的体制和机制压力。

二是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催化下，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出现了新困难。东海和南海的海洋权益争端把中国拖入“当事国”的境地，制约了中国在地区政治安全问题上的主导性和主动性。而且，在“经济上要中国”和“安全上防中国”的双重悖论下，中国原有以经济合作牵引中国—东盟关系的作用趋弱。此外，中日两大邻国发生更加严重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中国和朝鲜、缅甸等国关系也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

三是西亚北非政局持续动荡。三年来，埃及政局动荡不已，利比亚战争后遗症严重，叙利亚内战前景不明，地区国家宗教内部以及宗教和世俗政权之间的矛盾尖锐，等等。西亚北非形势变化已经并将继续影响到中国西部地区的稳定、中国能源安全和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

四是多国政府外交因内顾为主而增加了国际关系的复杂化。在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等社会思潮抬头，新媒体和社会组织影响不断提升。多国政府外交政策呈内顾倾向，减少了对外妥协可能，有时还利用外部矛盾转移国内视线，从而增加了当前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三)国内外政府换届新政季节要求新领导综合和动态地调整中国外交战略

在当前世界维持基本和平的环境下，主要国家政府任期两届10年左右成为政治常态;而在全球化和信息化大潮的环境下，各国内外战略和政策调整不断提速。2012—2013年期间，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韩国、朝鲜和中国等因政府换届而纷纷提出新的执政纲领，形成了外交战略和政策调整的集聚效应。此外，在国内国际问题相互转化的条件下，中国外交必须及时对国内各种诉求作出反应，如加快经济转型和深化体制改革，协调各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关系，平衡国内示强要求和国际惧强心理，加强舆论监督和引导，达到内外统筹兼顾的目的。中国作为当代最主要的新兴大国，需要向世界昭示发展道路和国际作用;面对时代潮流和历史责任，新领导怀着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自然要进行战略和政策创新，在内政外交上“甩开膀子”大干一番事业。

二、战略定位和任务

中国学者蔡拓教授认为，国际定位“通常是指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角色、地位、作用的确认。” 英国学者巴里·布赞指出，国际定位在观念结构中就是一个身份建构的问题。身份一方面是自我认同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在与他者互动中形成的，甚至它本身就是国际关系进程的一部分。 根据作者的研究，一国在全球的战略定位就是它对本国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在全球事务中实现其战略目标能力的总体评估。

准确定位有利于明确国家的属性和就战略目标与途径达成国内共识。党的八大对中国的定位是“落后的农业国”以及中国“参加了以苏联为首的争取持久和平和人类进步的社会主义阵营，同伟大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好合作关系。”党的十三大系统提出“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四大后，中国就把自己的定位从“第三世界国家”逐步演变为“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利于凝聚党内和国内关于国家基本状况和基本任务的共识，而“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则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环境。

当前，国内外在中国战略定位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中国近年来对自身进行了“多重复合的战略定位”：中国虽然是个大国但还不是强国，虽然经济增长迅速但仍是发展中国家，虽然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但还不是全球性大国。近年来，中国学界大多数把中国定位为新兴大国。新领导接班以来，官方文件避免使用“新兴大国”而更多使用“新兴经济体”或“发展中大国”。例如，习近平主席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和李克强总理2013年5月21日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上的演讲用的都是“新兴经济体”。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开始对外强调“当代中国正在积极探索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 事实也正是如此，同以往中国大国外交的重点是和各大国的双边、多边关系相比，现在是以全球大国的身份和视野规划外交，无论在外交战略和实践中都显出大国外交的理念、意识、气度、章法和处置。

需要指出的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中国在定位问题上还需要处理好自我定位和他者定位的关系。中国目前把世界各国主要划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类。在国际社会，还有多种国家划分方法。美欧把世界各国划分为民主国家、威权国家和独裁国家或西方和非西方国家。中东国家把世界各国划分为阿拉伯国家和非阿拉伯国家或伊斯兰国家和非伊斯兰国家。尽管世界上对国家有多种划分，但越来越多的意见认为中国已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发达国家乃至超级大国。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已经无可置疑地成为世界大国，利益遍及全球每个角落。”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其新著《李光耀观天下》中指出：中国是个崛起的大国。“一种看法是，中国会静悄悄地变得强大，扩大影响力，不会欺负人。另一种看法是，中国会显示力量，威逼所有人。”“我认为他们会选择第一种做法，但同时也会显示力量。” 中国学者牛新春认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应当追求全球性经济大国的国际定位，以节省战略资源，缓解崛起过程中的冲击力。” 美国学者沈大伟在分析了中国当前在全球外交、全球治理、经济、文化和安全等方面的表现后指出，中国尽管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就，但仅仅成功地成为全球事务的参与者，而不是全球大国。

三、战略思维和定力

战略思维是指思维主体(个人或集团)对事关全局的、长远的、根本性的重大问题谋划(分析、综合、判断、预见和决策)的思维过程。一国的外交战略思维涉及复杂的政治、经济、安全、社会和文化等系统以及国家内部、国家之间、国家与自然的复合系统和复杂过程，外交战略思维既有假设，也对国家外交结果有明确的预期。 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都要求加强战略思维，但新领导在中国外交上再次重申加强战略思维具有以下特殊意义：

(一)加强战略思维和主动规划

在党的十八大精神指引下，新领导兼顾“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未来10年外交方向和近期外交任务等长中短期需要，全面、系统和长远规划中国外交。新领导接班不久，就于2013年1月29日进行第三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门研究中国外交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加强战略思维”。 新领导对中国外交的界定远远超出传统的内涵，不仅重视传统的“高政治”外交，也重视非传统的“低政治”外交，对政府外交、政党外交、经济外交、军事外交、人文外交、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加强了集中统筹，运用综合外交手段实现外交目标。同时，各部门和各地方的外交外事也开始注意综合与统筹，在融入国家总体外交中实现共赢。

新领导认为，在综合国力日益增长的条件下，要变“反应式”外交为“主动筹划型”外交，从战略高度规划和统筹中国外交。2013年是中国外交新政的开局之年，新领导对全年出访进行了战略性规划。3月，习近平出任国家主席后首访俄罗斯，突出俄对华的战略依托地位，并以此调动了美国提议举行中美元首会晤。中美关系的积极互动又带动了中国和邻国的关系，形成建设性的连锁反应。此后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在出访时先后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印缅孟和中巴横贯南北东西的南亚通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战略设想等。此外，新领导还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性理念，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地区命运共同体”方向引领当代国际关系，以“包容互鉴”和“合作共赢”原则发展中外关系，以“新型大国关系”理念规范中美关系，以“真、实、亲、诚”四字箴言提升中非关系，以“亲、诚、惠、容”四字理念指导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

(二)强调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

新领导就任以来，“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已成为国内外观察中国外交思维的两大看点。所谓“战略定力”，指认准长期战略目标，克服短期行为的诱惑和冲动，同时以相对超然的心态看待发展过程中的顺利与挫折。 自2010年以来，随着美国“重返亚洲”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中国周边形势的挑战部分明显增加，中美在亚太互动中的竞争性上升，中日关系因安倍内阁的一意孤行而持续恶化，中国和菲律宾围绕黄岩岛的海洋权益矛盾深化。在此背景下，新领导强调战略定力，全面和科学分析形势，提出要坚持基本战略目标，从容应对挑战。通过一年来的各种努力，中国不仅基本稳定了周边形势，还推进了和俄罗斯、中亚国家、韩国、印尼、马来西亚、文莱等周边国家的关系。

“底线思维”在一般意义上就是风险思维，但在中国外交上还兼指妥协的下限。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春指出：做决策、办事情，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 一年来，中国外交上的底线思维包含三重涵义。一是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不能只看到有利的一面，而应增加忧患意识，做到有备无患。二是向矛盾对方明确划线，防止对方误读误判。中国在钓鱼岛和黄岩岛划出底线，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还有效地阻遏了某些国家可能的挑衅。三是防范和管理危机。中国不仅在周边面临世界上最复杂的邻国关系，还在其他地区面临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保护问题，底线思维是有效的危机管理指导思想。

定力和底线两者的结合，既明确了中国既定的战略目标和途径，也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对外关系的上限与下限，增加了中国外交战略的清晰度和透明度。一年来，新领导就是在复杂纷繁和扑朔迷离的内外环境下，按照既定的部署和方向，抓住主要目标不放，趋利避害，逐步推进中国外交。

四、战略布局和途径

(一)确定战略布局的优先次序

新领导全面梳理复杂纷繁的外交问题，调整了战略布局，并基本确定了战略优先次序。新领导在延续前任国别领域并重新布局的同时，进一步调整大国关系的理念和经略周边的思想，先后推进了“新型大国关系”和召开了共和国历史上的首次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中国更加突出营造周边和平发展环境和促进与世界既成大国、传统大国、发展中大国和地区大国(即“中等国家”)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在双边层面，中国重点加强同俄罗斯和美国等大国以及主要邻国的关系。在地区层面，中国主要从加强经济和安全机制与缓和权益冲突两方面改善周边环境。在全球层面，中国继续推进国际体系改革，加强全球经济治理，有效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

在领域外交方面，中国更加重视非传统外交的建章立制问题。当前，从气候变化到能源安全、从防疫抗灾到水资源等领域问题日益突出，但与之相匹配的国际机制建设却严重滞后。为此，新领导把制度和规范建设视为领域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全球和地区多边外交中，提倡以同舟共济、互重互鉴、合作共赢等新理念指导各国的行为规范，特别重视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审视现有机制，分别予以维持(如国际法领域的国际法院制度)、发展(如安全领域的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如金融领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和创新(如从各国国情出发推进气候治理的均衡发展以及合作应对相关风险)等。为了弥补当前全球治理的不足和滞后，中国还通过地区或群体途径促进全球范围的合作，加强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区，提升清迈金融协定，筹建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和中国—东盟的金融合作机制，重视外空、网络和极地等新公域秩序等。

(二)邻国优先和首脑驱动的周边外交战略

中国周边的邻国有二三十个，存在历史遗留和现实增生两大类问题。新领导提升了周边在中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改变过去平均安排高访的习惯做法，将周边列为首脑外交的重点。从2013年3月起，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出访都是从邻国开始，两人还先后出席了上合组织峰会(9月)、APEC峰会(10月)和东亚峰会(10月)等重要地区合作论坛。2013年，中国通过高层互访和多边场合的双边会晤基本实现了和周边国家领导人直接互动的全覆盖。此外，中国还发展了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老挝、柬埔寨、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化了与印度、巴基斯坦、韩国、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阿富汗等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启动了中国—东盟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遏止了中国和一些邻国在海洋领土和权益争端的恶化趋势，促进了经济关系和安全关系两者建设性的互动与转化等。

(三)理念、重点和务实三举并重的大国战略

大国是中国外交的“关键”。中国把俄罗斯列为最重要的战略依托，两国具有战略互信并相互支持，大力推进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俄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更是最好的一组大国关系。一个高水平、强有力的中俄关系，不仅符合中俄双方利益，也是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保障。”

中美关系是中国最重要也是困难的双边关系。在当前的国内外背景下，中美两国政府都努力解决双边的实际问题和争取当前实惠，从而获得国内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更多支持，但作为两个主要全球大国的领导人，他们都具有更长远的战略眼光和发展规划。中国新领导以“新型大国关系”理念带动两国关系超越传统的“修昔底德陷阱”，共同不搞对抗，争取相互尊重，促进合作共赢。在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中，两国在亚太地区、经济互利、两军关系、网络安全等重点领域加强了建设性互动。如果说中美两军交往在现阶段还是象征意义居多，那么双方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为突破口，以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为抓手，正在实质性地推动双方的经贸关系。

虽然当前新型大国关系的重点是中美关系，但中国的“大国”范围更为广泛，因为“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实现中国与各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合作共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运筹大国关系的重要理念。” 中国正在推动与欧盟和欧洲大国以及金砖国家的关系，发展与地区大国(即“中等国家”)的关系。中国还在不搞“两国集团”的前提下，照顾广大中小国家的利益与关切，使中国外交的大国关系成为撬动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杠杆。

(四)以政经并举和利义兼顾为特点的发展中国家外交战略

中国历来自视为发展中国家，但过去一段时间出现了重经济轻政治、重近利轻大义和重取轻予的倾向，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政治交流和共识也呈下降趋势。有鉴于此，新领导多次强调要政经并举和利义兼顾，有时甚至要义先于利。在新的利义观指导下，中国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战略性投入，政治上坚持正义、秉持公道、道义为先，经济上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在具体外交政策上，中国加强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协商和协调，争取在政治共识基础上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合作，加强在投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惠民工程等方面的合作，并准备推出一批标志性合作项目。

五、战略的深化和发展

(一)中国外交战略需要继续延伸和充实

中国是一个处于上升期的大国，中国外交战略也处于不断延伸、扩充的历史性发展阶段。中国外交战略本身的制定、发展、完善和落实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外交全球战略涵盖全球、领域、区域、国家、社会等各个方面，中国在制定相关战略方面任务艰巨但经验有限。而且，外交战略又是国家大战略的组成部分，需在后者框架下筹划运行，形成整体有机互动。此外，中国外交战略又同世界各国外交战略具有互动和联动关系。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作用的继续提升，中国外交战略同国际社会的交集面还将进一步扩大。

对中国来说，首先要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高政治”传统外交领域制定出完整的战略并付诸实施。但是，中国还要更加关注非传统外交议题的战略擘划和设计。非传统外交议题大多是当代急迫的全球性议题，但规范、规则、法律等建设严重滞后。中国作为全球大国，负有在全球性议题上“拿主意”和“定议题”的责任，中国因而需要在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防疫抗灾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上及早做出战略性决策，争取进入全球性议题的国际决策核心层，在全球和地区范围内发挥更富建设性的战略性引领作用。

(二)中国外交战略需要深度实践探索

外交战略和外交实践密切相关，外交战略在实践中发展并接受检验。中国作为全球大国，必须逐步超越狭隘的短期利益思维，不断探索长远和全面的战略利益，并努力达到新的综合平衡。为此，中国必须以“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气魄和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在中国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中进行深度探索。诚然，中国在调整历年来坚持的外交战略原则方面需要谨慎行事，但可以多做些战略性探索，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和提高认识，在条件成熟时提出和实施新的战略原则。

在现阶段的探索中，中国是否可以在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前提下加强对友好国家治国理政的参谋咨询作用;在坚持“不在外驻军”原则的前提下更加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以及双边军事安全合作;在坚持“不当头”原则的前提下加强同主要大国、金砖国家以及一些重要的战略伙伴邻国共商大计和主动谋划;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增加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的安全磋商和军事合作的内涵。

(三)中国外交战略需要理论创新

中国在制定和实施外交战略中已经并还将遇到一系列的重大理论问题。在战略目标上，中国应否建立更具世界意义和更加系统化的理论的问题。中国自2003年提出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的理论以来，先后于2005年和2011年两度发表和平发展道路的白皮书，阐述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理论。但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国不仅需要确立本国的和平发展战略目标，而且还要超越西方的泛和平主义，建构国际社会共同的和平理论体系，提出人类和地区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途径，推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在战略合作方面，中国应否建构战略伙伴的体系化理论问题。中国坚持“不结盟”原则，并把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列为最高级别的战略合作。中国自1993年与巴西建立第一个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已与四分之一强的建交国(近50个)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国际关系中的实际作用尚不完全明确，在战争与和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推进国际体系改革方面有时显得力不从心。因此，中国要从战争与和平的高度研究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理论问题，尤为重要的是要界定战略伙伴关系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内涵，研究其作用，探索其网络化的可能性，还要从避免全球和地区集团性对抗的角度研究战略伙伴关系在国际军事安全合作中的作用。

在战略理论上，中国应否逐步调整一些理念和观点。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正在部分地改变着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的主权观，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在全球和地区组织中已经主动让渡了部分主权。此外，西方对国家主权问题不断提出新的观念和采取新的措施，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问题概莫能外。不干涉内政、人道主义干预、保护的责任和海外驻军等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有关主权的实践和理论也有发展。2008年，中国海军开始在亚丁湾进行反海盗护航，2011年中国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利比亚大撤离。中国学者王逸舟提出中国应推行“创造性干预”外交，认为“‘创造性介入’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种取向。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逐步从一种利益主要集中于所在地区的区域性大国转变成为全球性大国，中国越来越多地不可避免地卷入到国际事务中，中国必须要对国际事务发出自己的声音，超越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低调不介入’的态度。” 另一位中国学者沈丁立也建议在朝鲜核问题上，中国不妨建设性干预。东北亚地区的稳定关键在于中国。中国应该塑造朝鲜半岛的稳定，加强与朝鲜的沟通。让它感到安全的同时，要施加足够的影响力。 在国内外形势迅速多变的环境下，中国国内围绕有关问题的讨论和辩论正日趋活跃和热烈。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上指出：“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 我们在思考、探索、制定和落实中国外交战略时，其实更应如此。展望未来10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国内外环境，我们更要考虑到形势的发展和内外环境的互动。首先，中国外交战略要同中国的大战略更加紧密结合。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外交将继续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主要任务。但是，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和国际地位持续提高，国家外交战略要体现更大的能动性，要更加主动地促进国家发展，做到内政外交的建设性互动。其次，中国外交战略需要巩固和深化国内支持基础。考虑到今后国家将更加多元化和多样化的趋势，我们在制定和落实外交战略的全过程中需要更多地倾听、采纳和反馈于各类行为体，加强各级领导干部的国际化和外交意识的教育，重视舆论的理性引导和有效宣传，特别是不要过度提升群众对中国外交能力和成效的期待。再次，中国外交战略制订和发展需要在更加动态的思维框架下进行。中国在制订和落实外交战略时需要避免线性思维，要以全球大国的视野，动态地前瞻外部反应，设想多种多套预案。中国在推出重大外交战略和政策时，要加强前期宣传和事先沟通，准备配套政策措施和宣传材料，因为事先准备的代价远小于事后补救。最后，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和外交学界要有充分和紧迫的历史使命感。我们要在外交黄金时期以更丰富的实践和更充分的理论自信与自觉，在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中努力建构和发展中国的战略学，并以此丰富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

[收稿日期：2013-12-28]

[责任编辑：张 春]

作者：杨洁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