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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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生态翻译学论文范文

从生态翻译学看优势竞赛论

摘要：优势竞赛论与生态翻译学理论在翻译界中举足轻重。生态翻译学即是翻译学理论也是哲学理论。通过比较分析发现生态翻译学与优势竞赛理论有诸多的相似点如“译者的中心地位”和翻译的“和谐统一”思想。此外，针对诸多学者对于优势竞赛论的质疑和争论，生态翻译学有着很好的回答，而且其中所倡导的“天人合一”、“中庸之道”可以帮助学者们避免走向极端，利于翻译实践的开展。

关键词：优势竞赛论；生态翻译学；忠实；含义

优势竞赛论与生态翻译学理论有诸多相似之处。“优势竞赛论”是由许渊冲先生在结合严复的“优势论”、叶君健的“竞争论”和郭沫若的“创作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的翻译观。这种将前人翻译理论“取其精华”、“糅合贯通”形成一种新理论的办法体现了生态翻译学的“为整合一体、和谐统一”思想。优势竞赛论指的是译者要能动地发挥译语优势，使其超过原作。这种强调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作用的观点体现了生态翻译学“译者的中心地位”的视角。

“优势竞赛论”同传统的翻译观念有抵牾，继而引发争论。有学者认为它会让译文远离“忠实”，提出“忠实”是翻译的唯一标准（宋学智2002：61），彻底的否定了译者的主观能动作用。在这次争论中，又有人质疑作者含义的“原型”该怎样去把握（周艳 2007：92）。针对以上极端的观点，生态翻译学的“中庸之道”设想一种理想的“含义原型“的存在，需要充分考虑作者的写作生态环境（包括社会背景、教育程度、生活经历等）再结合译者的翻译生态环境和读者的阅读生态环境后，发挥能动性，使得译文达到“美”和“雅”的效果，符合读者的审美情趣（郭玲玲2013：3）。

一、优势竞赛论——翻译生态的和谐统一

1981年，许渊冲在《翻译通讯》（《中国翻译》的前身）第1期上发表《翻译的标准》提出发挥译文语言优势论，此当视为打响了“优势竞赛论”的第一枪。他说，“翻译首先要求忠实准确……其次是要求通顺流畅，符合译文语言的习惯用法……发挥译文语言的优势。随后在2000年第三期的《中国翻译》上，他在《新世纪的新译论》进一步说道：“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甚至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竞赛，看哪种文字能更好地表达原作的内容”。“文学翻译的低标准是求似或求真，高标准是求美”，“为了求美，甚至不妨失真”。此后，国内诸多学者对此观点褒贬不一。

作为许渊冲的十字翻译思想——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的一部分，创优竞赛理论借鉴和汲取了众多翻译大家和学者的翻译理论。

“创”取自郭沫若的创作论。他坚信只要译者充分发挥了创造力，使读者愉快，得到美的享受，诗歌翻译中的失与得可以在翻译过程中通过创造调和。

“优”借鉴了严复的信、达、雅 三字理论。‘优’就是发挥譯语优势，就是用译语最好的表达方式，‘优’是‘美’。‘美化’就是‘创优’，‘优’有高下之分，所以创优就是竞赛，看哪种语文更能表达原作的内容（许渊冲2003：242）。

“竞赛”思想是取自叶君健的竞争论。许指出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甚至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竞赛，看哪种文字能更好地表达原作的内容（许渊冲2003：242）。

由胡庚申提出的生态翻译学的观点之一：翻译是一个为整合一体、和谐统一的系统。这一理念在翻译活动的各个环节都是适用的（胡庚申，2009：48）。由此看来，生态翻译学的和谐统一（holism）也是适用于翻译理论的。优势竞赛论“博”了郭沫若和严复之采，众傅雷与叶君健之长，并将它们向前一步推进，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诗词翻译的理论体系。其中许认为创造美是本体论，发挥优势是方法论，神似是目的论，竞赛是认识论（许渊冲2003：242）。不难看出创优竞赛论理论完善，是一个较为和谐统一的翻译生态系统。

二、优势竞赛论中体现的译者主体性

中国的生态翻译学的奠基人胡庚申教授在他的《 翻译适应选择论》创新性地提出了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观点并且在他的《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一文中分别从翻译美学的三元视角、诸者关系视角、译者功能视角、译品差远呢视角、意义构建视角、适应选择视角和翻译实践视角来力证译者的主导作用，打破了长期以来一直禁锢于语言层面的，持有“原著中心论”、“作者中心论”。他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胡庚申2009：49）。“翻译生态环境”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主体都带有“个体主体”性质，每个人的审美观、看问题的视角、社会背景、文化传统、教育程度、生活经历与情感经历等等，均不相同……往往产生不尽相同的译本”（吕俊 2002：37）。

在优势竞赛论中，为了实现译文的意美、形美、音美，译者可以适度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挥译入语的优势。然而，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译者的先见、文化意识、美学观、翻译目的以及个人翻译主张等因素会潜在影响，所以译者在能动地创造性翻译的时候会无意地糅个人翻译风格，结果不同的译者就创造出了不同的译本，这就有了不同译本的比较和竞赛。这一点与生态翻译学所强调的译者的中心地位不谋而合。

三、创优竞赛论存在的问题（一）与“忠实”之争

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来说，译者的主体性在翻译过程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然而一切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必须在尊重客观现实的基础上才有意义。这里的客观现实就是译文的忠实性（faithfulness）。由忠实性与译者主体性作用引发的争论不在少数，其中最为典型之一的就是在新世纪之初由“创优竞赛论”与“忠实是翻译者的天职”而引发论战。之后又有诸多学者在各种期刊上评论，各抒己见。

对于许的翻译而言，他的翻译中的许多亮点是美的化身，使人乐之。宋认为如果译者一味追求“发挥译语优势”，采取“足尺加三” 的手法去“深化” 之，“美化”之，在自认为胜过原文的时候，往往也把读者引进了由译者强定的某一条感受带上，从而剥夺了读者的其他感受、其他想象、其他联想（宋学智2002：60）。使用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表达法，将会使译文失去原文的文化土壤，将会把原作置于译入语文化的背景当中，不利于读者去感受异域文化气息。所以从这个认识层面去看，“发挥译语优势”能使译文最大程度地忠实于原文信息”是不能成立的（宋学智2002：61）。

针对以上极端的观点，生态翻译学有很好的解释。“生态翻译学对传统的文学和文化翻译以及翻译本身的教义形成了挑战”（王宁2011：10）。王基于生态翻译学的研究提出的“译者中心”双重解构性”，即对“原文至上”的解构与对“译者中心意识”的解构。译者在翻译中起主导作用，但在整个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的意识不能随意发挥。译者为了翻译出最佳译文，就必须不断做出适应与选择，努力寻求“人本”与“文本”的平衡（郭玲玲2013：3）。它对拟翻译文本的选择并非根据译者自身的好恶，而更应该根据所选文本自身内涵的可译性，也根据内在于原文深层的生态结构来在目标语中再现原文。这应该是确保翻译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基本前提（杜海宝 2012：80）。如果没有值忠实于原文，“把翻译变成（了）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钱钟书 1997：85），就不能称之为翻译。

四、创优竞赛论存在的问题（二）与“含义”原型之争

由上文中可知，为了实现“人本”与“文本”之间的平衡，我们可以把翻译看作是译者发挥主体性、张扬自我，与忠实传达原作、克制自我之间来回转换的操作过程的观点，以期为译者适度发挥主体性（仲伟合&周静2006：92）。但是当译者发挥译语优势使译文流光溢彩时，又怎样去遵守忠实并去把握作者的意图？学者周艳也提出相同的疑问。她根据国内外学者对翻译的界定，对作者的意图用“含义” 来表示，而译者译文表达的内容简单概括为“意义”（周艳2007：92）。因为每个译者、作者和读者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不同，即使译者们对同一个原文含义有着相同的理解，但在翻译时仍带有自己的影子。读者也是如此，如果根据从作者——译者——读者的三元关系理解，那么中间俩次信息转换的过程会导致信息差（information gap）越来越大，而作者想表达的含义就变得捉摸不透，忠实的对象也就无法确定。

以上结论会使译者们陷入恐慌，因为译者們失去了一种共同的价值判断无法开展翻译活动，而对现有的译文的含义也到处充满着质疑与分歧。赫施认为作者的意图即真正的“范型”（prototype），也即“ 含义”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翻译作为解释的一种，也得益于并依赖于“ 含义” 的确定性（周艳2007：92）。译者们对范型的猜测需要有理有据，尽力去了解当时原文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他的性格特点和文字风格，要寻找的这些可靠性的依据只能是作者的原意，而作者的原意又需要阐释者在阐释过程中去寻找，所以对于含义的解释总是倾向于成为一个维护自己本身的假设（赫施 1991：190）。赫施在坚定驳斥相对主义的同时，也表示“ 作者意图” 把握困难，陷入了“ 怪圈”。这种无奈与尴尬使“ 忠实论”变成了无可企及的幻想（周艳 2007：92）。

“ 忠实论”肯定含义确定性的存在，却忽略它“ 难以达到”，所以译者们将目光从不确定的“ 含义”转向确定的本族读者，提出“知之” 不如“ 乐之”，充分发挥译语优势（周艳 2007：92）。“竞赛论”便是首当其冲，它鼓励译者的创造力，但必须是在“含义”指引下“带着镣铐跳舞”。因为翻译需要有标准，所以优势竞赛论也只能在探索“含义”的路上缓缓前行。

怎样带着“镣铐”跳出优美的“舞姿”？ 周艳提出了“翻译乌托邦”的构想，是希望译者们“虽不能肯定我们所作的解释上的推测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推测会是正确的”（赫施 1991：190）。尽可能的方法去获取判断作者意志，涤去不利于传达原文的个人局限，尽管无法确定自己的译文是否“含义”最好的传达，但孜孜不倦在此过程中获得了意义。“忠实论”对“含义确定性”的笃信，“竞赛论”在理解“含义”基础上对翻译永不求止的进取心，两者在翻译这条艰难却充满意义的道路上需要放弃极端，携手共进（周艳2007：93）。这与生态翻译学的崇尚的中庸之道是一致的，“且不说翻译过程中过分的直译或意译、异化或归化、过度诠释或欠额诠释等都是不可取的，就是译论研究本身也需要“允执厥中”，不能走向极端”（胡庚申2010：63）。

五、结论

优势竞赛论与生态翻译学联系紧密。许渊冲在前人的翻译理论基础上发挥了自己的创造力，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优势竞赛论，来追求一种整体和谐（holism）。优势竞赛论的重要主体就是译者，这种译者主导的观念体现了生态翻译学的以人为本的思想。

对于那些过分夸大优势竞赛论和忠实论的极端的人来说，生态翻译学有着很好的解决方法。它所提出的“译者中心”的解构性将译者的能动作用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而对于那些走进含义“ 范型”怪圈的人来说，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基础之一“中庸之道”倒是可以让他们避免极端，走出“怪圈”。

优势竞赛论的追求之一就是“美”、“雅”，俩者但虽多是理想化的标准，但如何使其达到其最佳理想，与主观上确立的指导原则密切相关！在生态翻译学中的哲学思想可以帮助译者认识到自己的能动作用，忠实的主、客观性，避免认识上的僵化和形而上学，有助于译者”不断追求翻译标准，达到一种理想国的境界”（宋学智2002：61）。

参考文献：

[1]张智中.“优势竞赛论”本质透析[J].外语教学，2004，06：39-44.

[2]汪庆华.许渊冲诗词翻译的生态翻译学诠释[J].西华大学学报，2013，05：103-106.

[3]许渊冲.文学与翻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02.

作者简介：周仁萍（1991-），女，汉，安徽人，硕士，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研究方向：二语习得与教学。

作者：周仁萍

第二篇：生态翻译学下的旅游翻译

摘 要：旅游景区景点公示语是城市文化的第一名片，也是游客获取景点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调查显示安康市内旅游景点的公示语的英译出现了诸多不规范之处。基于此现状，本文从生态翻译学理论出发，以安康市旅游景点公示语的英译为主要内容，尝试以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翻译法为景区公示语翻译规范提出建议。

关键词：安康旅游;生态翻译理论;旅游景区公示语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愈加密切。我国旅游业蓬勃发展，丰富多样的旅游资源吸引大批外国游客的涌入，安康市旅游业也成为本市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之一。安康地处陕西省南端，周边与四川、重庆，湖北毗邻，汉江横贯其中，旅游区位优势明显1。因此，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推介安康文化，安康市各个旅游景点内公示语的英译就显得异常重要，好的英文公示语可以改善景点的人文环境，传播景点文化，扩大旅游宣传，提升旅游品牌。但目前，从小组调查来看，安康市内旅游景点的公示语的英译出现了诸多不规范之处，主要问题有漏译、错译、误译，甚至用拼音代替等。

1.旅游景区景点公示语翻译现状

旅游景区是展示当地文化特色与风土人情的窗口，旅游景区公示语则是体现景区文化的第一名片。景区公示语的规范会给游客留下良好的印象，并起到对游客有指示性、提示性、警示性的作用。但是，景区公式语翻译不规范的现象十分普遍，错译、误译、漏译等层出不穷，这一现象早已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近年来学者的研究主要从跨文化交际理论、目的理论、功能理论等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法，这些研究成果具有指导意义但体裁单一、缺乏创新性等。本文尝试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以安康市旅游景区公示语翻译为研究对象，对景区公示语翻译进行分析，为安康市旅游景区形象的优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2、旅游景区景点公示语翻译的理论依据

生态翻译理论是近年由清华大学著名教授胡庚申首次提出新生翻译理论。胡庚申教授基于达尔文的适应选择说理论建构了翻译适应选择论，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生态翻译学，它是生态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生态翻译学派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即译者的适者生存。强调翻译的生态环境和译者中心论2。生态翻译理论对翻译的阐述主要从四方面入手：一是翻译过程，即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二是翻译原则，即多维度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三是翻译方法，即三维（语言维、交际维、文化维）转换;四是评价标准，即多维转换程度、读者反馈以及译者素质3。（胡庚申，2008：11）

3、生态翻译学下的安康市旅游景区公示语翻译

生态翻译强调翻译的方法应从三个维度切入：语言维、交际维、文化维，并实现三个维度的转换。以下针对安康市主要旅游景区（香溪洞、南宫山、瀛湖）公示语翻译，基于三维方法对实例进行分析。

1.1语言维层面

在小组调研中我们发现，安康市主要旅游景区公示语翻译在语言维度的错误主要表现为英语语言的不规范，如漏译、错译、误译，甚至用拼音代替等。

1.1.1英语单词拼写错漏

单词是英文表达的基本单位，规范的英文单词拼写是英文表达准确的基础。旅游景区公示语在翻译中往往全权交给广告公司制作，只关注外表的美观而忽视内容是否准确。在安康市香溪洞景区一处公式牌上将“香溪湖”译为Xiangqi Lake，此处译文显然是单词拼写错误应该改为Xiangxi Lake。还有“安康市急救指挥中心“Ankang medcal emergency conducting centre应该改为Ankang medical emergency conducting centre 。单词的拼写错漏在语言表达中不满足准确性的要求，极大影响翻译的质量，虽然不会造成很大的误解，但会给游客留下不好的印象。

1.1.2英语语法有误

语法错误表现于在词的形态变化，词性，时态，语态等方面的错误。例如，瀛湖景区将“请勿拥挤，注意上下船安全”翻译为"Please Do Not Crowd and Keep Safety When Getting On of the Boat"，其实翻译中的负迁移，也就是是受到了中式思维和表达的影响，请勿拥挤的言下之意就是注意安全，因此完全可以不必翻译地如此啰嗦，仅仅把请勿拥挤译出来就可以了。"No Crowding"就可以很好表达出原文要表达的意思。又如图二所示，瀛湖景区将“禁止吸烟”翻译成"No Smoke"，但根据国家标准应该翻译成"No Smoking"。英语语法的错误，受到语言负迁移的影响过度依赖汉语思维机械翻译，看似表达出原意但实则没有达到语言维度提出的语言表達的对目的语的适应性要求，故不可取。

1.1.3翻译用词赘余

在公示语的翻译中，除了要表达准确还应该保证翻译的简练、精确。如：“散客售票”被译成了“For the Independent Traveler”显然是“硬译，死译”，完全没有考虑对标识语翻译简练要求，而且也完全忽略了国家标准的要求。上述翻译虽传达出源语言文本的含义，表达出散客的意思但这一译意冗长粗俗，不能准确适应目的语作为景区应有的语言环境。

以上的错误都违背了语言维度的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提示我们翻译时除了要准确表达意义之外，还要注意使用与旅游景区服务相适应的措辞。

2.1文化维层面

语言翻译要做的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传播，世界文化丰富多样独具特色。这就要求在翻译时既要表述内容又要表达文化内涵，不能无视文化因素，所以在翻译时要注重文化点的巧妙融合。在文化维中也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的内涵的传递与阐释”。

2.1.1文化认知上的错误

旅游景区公示语翻译在目的语中的应用可能存在文化上的差异，如香溪洞景区将医务室翻译为"Medical matters"但它的意思是医学事务，正确的翻译应该是"Clinic".南宫山景区中将公厕翻译成"WC"，这是一种很粗俗的表达方式，译成汉语类似于“茅坑”这样的词语，就显得非常不得体，更好的翻译为“restroom”。因此对于一些容易混淆或不确定的词应该谨慎使用，切忌在没有弄清楚含义之前就拿来用上，以免贻笑大方。

2.1.2缺失特色文化翻译

旅游景区公示语是该景区形象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优良的公示语及其英译能力为该景点国际形象、为景点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比如香溪洞景区的百步梯的翻译为Jacob’s ladder ，巧妙地对应了《圣经创世纪》中关于雅各布天梯的故事，游客会非常容易了解到天梯的陡峭，并且也很容易会联想到我国道教文化传说中张三丰的《上天梯》中的名句“天地坏有时，仙翁寿无极”，体现道教中历经磨难最终得道的终极追求。采取异化的方法翻译，使外国游客不仅能很容易了解天梯字面的意思是陡峭，难以攀爬，也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完美碰撞与交流，凸显出源语言想传达的文化内涵，这点达到了文化适应性选择转换的要求值得借鉴。

但在其他景区此类翻译就难寻踪迹了，如凌霄亭直译为Lingxiao pavilion，驾云桥直译为Jiayun Bridge，拼音加单词的组合不能体现出这些景点的绝妙设计。

3.1交际维层面

交际维就是指在翻译过程中要关注双语交际意图。要求在翻译时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传递外，还要重视翻译的交际性，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

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不少缺乏交际维适应选择转换的错误。如“游客止步”的英译使用了“Tourists stop”，翻译的过于命令化，应使用“No Admittance”，委婉不失礼貌;“禁止攀爬”的英译，国家早已给出专有翻译，应为“No Climbing”;“禁带火种”也翻译的过于繁琐，直接使用“No fire”就可以;再如，“请勿拥挤，注意上下船安全”英译为“Please Do Not Crowd and Keep Safety When Getting on or off the Boat ”，明显受到中式思维的影响逐字翻译，使得译文非常啰嗦臃肿;“do not keep safety”意思为“不要注意安全”，表述与原文意思完全相反。语言的功能是描述、表达以及呼吁功能，只有满足以上语言功能我们才能说公示语实现了交际功能。与之类似的翻译使人不能了解原译的含义，而且语气生硬不能达到原文应有的效果。

4、旅游景区景点公示语翻译规范化对策

从生态翻译理论的语言、文化、交际维度出发，把生态翻译理论应用于旅游景区公示语翻译实践中。一是从语言维度上，注重分类总结。只有通过分类总结，我们才能归纳出对各类公示语具体翻译方法。例如“玉皇阁”这类带有中国特色文化的公示语，我们应当以传递中国文化为主要目的，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对其进行英译。这样在翻译时才能更加得心应手，事半功倍。

二是在语言文化维度上要注重东西方文化差异。景区公示语的英译需注意不同文化的表达习惯，例如我们上述的雅各布天梯的翻译。这就要求翻译人员具备扎实的文化功底，确保文化的顺利传播。三是在交际维度上，翻译要明确表达与原文相应的意思，体现翻译的交际意图。如在禁止类公示语中，避免生硬、命令化的表达;还要注重译文的简单明了，不要拘泥于中式思维而使译文冗长繁琐失去交际意义。最后提高译文质量，加强监督管理。旅游管理部门应该选聘资质比较高的翻译机构和个人，加强质量管理，景区旅游标识语英译应送去专业部门审核。在标识语的制作过程中，再三核对，避免出现标牌制作人不懂英语导致拼写、空格错误的现象。而译者本人，不仅要不断提高语言基本功外，还应孰知公示语的语言特点和功能意义，了解汉英文化之间的差异，熟悉标识语翻译策略。

五、结束语

在全球化景区背景下规范旅游景区公示语翻译，是一个城市文化实力发展的成果展示，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景区公示语规范有利于推介安康的旅游项目，吸引外资，以实现旅游业拉动当地农副产品、服务业的开发，从而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增加内外交流的途径，推介文化，使经济与文化并驾齐驱。作为地区高校学生，通过对三个景区公示语的英译的调研，为景区提供可借鉴的建議，对于城市文化氛围的营造、特色文化传播等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也呼吁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加强管理，规范安康市旅游景区景点公示语翻译。

参考文献：

[1]邓雪玲.跨文化视角下的旅游翻译_以安康市旅游景点英译情况调查及策略分析为例[J].文化研究，2014（2）：102.

[2]胡庚申.生态翻译学_产生的背景与发展的基础[J].外语研究，2010（4）：62-67.

[3]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中国翻译[J].2008（6）：11-15.

[4]宋志平，胡庚申.翻译研究若干关键问题的生态翻译学解释[J].外语教学， 2016：（ 1） .

[5]商静.生态翻译学视阈下旅游景区公示语翻译的_三维_转换[J].河北大学学报，2017：（7）.

[6]杨贝艺.生态翻译学视域下湖南省旅游景区公示语翻译研究[J].长沙大学学报，2018（7）.

此论文为2018年陕西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Ankang Online Travel” 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文瑞，安康学院外语学院英语专业2016级学生

指导教师：邓雪玲，女，陕西安康人，安康学院外语学院副教授，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

作者：张文瑞

第三篇：生态翻译学理论对商务英语翻译的启示

摘要：生态翻译学理论对商务英语翻译教学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商品品牌名称的翻译而言，这种影响尤为明显。因此，本文在详细总结生态翻译学理论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的商品品牌名称翻译个案，对生态翻译学理论给予商务英语翻译的启示进行了详细地说明。这些启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理论研究的启示、翻译实践的启示、商务英语教学的启示和翻译评估的启示。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商务英语翻译；商品品牌；启示分析

生态翻译学理论是一门综合性的翻译理论。它既是在生态学视角下对传统翻译实践在宏观层面上的重新审视，又是在微观层面上，通过生态学理论与翻译学原理的完美结合，解决翻译问题的实践性尝试。尤其是对于商务英语翻译而言，生态翻译学理论更是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为了使生态翻译学理论对商务英语翻译的积极影响达到最大化，本文拟以商品品牌名称的翻译实践研究个案，对生态翻译学理论给予商务英语翻译实践的启示进行一个详细地说明。

以商品品牌名称的翻译为个案，探讨生态翻译学理论给予商务英语翻译的启示一般需要关注以下两个层面的问题：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论、生态翻译学理论给予商务英语翻译的具体启示。

一、生态翻译学及商务英语翻译

探讨生态翻译学理论对商务英语翻译的启示，首先应该回顾生态翻译学理论和商务英语翻译的现状，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两者结合的必要性。

（一）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但对这门综合性的学科，不同的研究者还持有不同的意见。

首先，生态翻译学是一门颇具争议的学科。生态翻译学的争议性表现在多个层面上，既有对其理论体系的争议，也有对其名称的争议。生态翻译学是生态学与翻译学的整合，因此，就有人认为，生态翻译学是从生态的视角考察翻译实践及其存在的问题。但也有研究者对此持有反对意见，认为既然是生态学与翻译学的整合，那么在“研究视角”这一层面上，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生态翻译学”还是“翻译生态学”。于是，刘爱华先生有一篇题为《生态视角翻译研究考辨——“生态翻译学”与“翻译生态学”面对面》的文章，对此进行科学的思辨。之所以说其是一门争议性学科，还表现在不同的学者对其理论体系的争议上。众所周知，胡庚申是生态翻译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对其提出的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念——“翻译生态环境”及其构成的问题，就有另一位研究者——陈水平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且以《生态翻译学的悖论——兼与胡庚申教授商榷》为题发表于《中国翻译》这本颇具影响力的刊物上。而且对此胡庚申还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对生态翻译学几个问题“商榷”的回应与建议》的文章进行回应。

其次，生态翻译学在争议中不断完善。生态翻译学理论在其翻译实践与理论论争中不断完善与发展。生态翻译环境是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念之一，对其内涵的理解与运用直接关系到翻译的质量与效果。在最初提及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创始人胡庚申这样解说： 开始引入“翻译生态环境”的概念、而没有沿用“语境”或“文化语境”，笔者当时的主要考虑：一是使用“生态”环境的提法能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适应/选择”学说匹配。二是，“翻译生态环境”與语境、文化语境在基本概念、范围、所指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1]随后，研究者又指出：翻译生态环境有大环境、中环境小环境之分；翻译生态环境既包括物质环境又包括精神环境等。可以这么说，对于翻译而言，译者以外的一切都可以看作是翻译的生态环境；同时，每个译者又都是他人翻译生态环境的组成部分。[2]

对于“翻译生态环境”这样的界定，随着生态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对生态翻译学理论参与翻译实践的反思，越来越多的翻译现实使人开始重新审视它的内涵。于是，有研究者提出了质疑。而后，生态翻译学的最初研究者进行了这样的回应：翻译生态——指翻译主体之间及其外界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状态。[3]从而使其生态翻译学的“生态”特性更加明显了。因为，在这样的定义里，“翻译主体”具有更加广泛的含义。因为，翻译主体的构成，不仅涉及到原文的作者、译者、读者，而且还涉及到编辑者、出版商等。因而使这一普通的术语具有了“翻译群落”的性质。从而使达尔文的生态理念在翻译实践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再次，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论内涵。根据生态翻译学最初研究者胡庚申的理念，生态翻译学理论的核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核心的术语：具体包括：（1）生态范式。（2）关联序链。（3）生态理性。（4）译有所为。（5）翻译生态环境。（6）译者中心。（7）适应/选择。（8）“三维转换”。（9）“事后追惩”。[4]在这些术语的有机组合中，生态翻译学的理论体系就逐渐形成了。因此，虽然这里论述的是其核心理论，但这些核心理论的组成才是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因而不能有断章取义式的理解。

（二）商务英语翻译

商务英语翻译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翻译实践。它特别适合运用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进行翻译问题的分析与阐释。

首先，商务翻译的主体具有“翻译群落”的性质。所谓的“翻译群落”是指参与商务翻译实践的翻译主体具有多样化的组成。对于商品品牌的翻译而言更是如此。不仅商品生产者会参与到具体的品牌翻译之中，而且商品广告商、商品的经营商、商品的监管者以及专业的翻译者都会参与到翻译实践之中。例如，在“海尔”品牌的翻译实践中，虽然英语的“Haier”是其中文间译，但它却被翻译者赋予了诸多的含义。而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有诸多的翻译者参与这个翻译实践。对于英语来讲，在其书写中因为对其字母“a”进行了书写变形，因此通过那个省去的弯曲形态表达出了海尔集团的人认准目标不回头的理念。这案例表明了一个这样的事实：英语的翻译者把其品牌创始人的理念，巧妙地融入到了自己的翻译之中。从另一个层面讲，不仅品牌的创始人是其英语“Haier”的翻译者，而且英语的翻译者，品牌的营销者也在向英语使用地域的消费者宣传着海尔的理念。

其次，商务翻译体现着最好的生态翻译环境论。在生态翻译学理论的构建过程中，其研究者把所谓的“生态翻译环境”分成三部分，即宏观的生态翻译环境、微观的生态翻译环境以及处于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中观生态翻译环境。在这三类生态翻译环境的构成中，自然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等都是影响翻译实践的重要环境因素。即，这些生态翻译环境的构成要素都会体现在品牌的翻译之中。

例如，比如说“长城”（电器）译名为“The Great wall”既能说明此产品是产自中国，又能代表其独一无二的含义。[5]

在这个翻译个案里，作为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长城”，既是品牌的象征意义所在，也是彰显其品牌创新意识与管理理念的重要媒介。因为，作为一种文化遗产，长城在世界具有独一无二的意义；其次，这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又象征着品牌的生产者那独一无二的价值追求。尤其在商业竞争日益激烈的时候，这种独一无二的理念又会渗透到品牌质量之中，从而为其生产企业赢得商机。因此说，这个品牌的翻译个案里，融入了诸多传统文化的意蕴，融入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时代因素，也融入了企业管理的先进理念。

再次，商务翻译是一个综合的翻译过程。从翻译研究的角度分析，商务翻译的综合性体现在，它既是一个理论研究的过程，又是一个在理论指导下实践的过程，甚至还是一个通过实践不断完善与拓展的理论过程；从商务翻译所涉及到的内容而言，商务翻译的综合性体现在，它是一个翻译者进行的工作实践，又是一个教学者从事的具体教学过程，甚至还有对这个教学过程的评估过程。因为，对于商务品牌的翻译教学而言，它既是目前从事商务品牌翻译实践者翻译能力的核心途径，也是培养后续商务品牌翻译者的最佳方法。

二、生态翻译学理论对商务英语翻译的启示

正是因为生态翻译学的理论涵盖了全部的商务翻译实践，而商务品牌的翻译实践又在验证生态翻译理念的同时丰富了生态翻译学的理论。所以，才有了下边生态翻译学理论对商务英语翻译的启示的分析。

（一）理论研究的启示

生态翻译学理论在理论研究层面上给予对商务英语翻译的启示是一个要论述的内容。生态翻译学理论给予商务英语翻译实践的启示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综合性的理论运用与针对性的专题阐释。所谓综合性的理论运用是指把“商务英语翻译”作为明确的研究对象，但商务英语翻译却涉及到众多的理论指导。它不仅需求语言学理论的参与，例如，翻译语境理论的指导，而且还需要生态学理念的指导。尤其是在“适应/选择”这样的核心理论中，它更是把商务翻译所面对的现实与生物发展所面对的现实进行了比较。从而得出了翻译与生物一样，都会面临“适应”的问题和通过“选择”进行淘汰的问题。比如“鸳鸯”牌枕头，在中国，鸳鸯在人们的心目中是永恒爱情的象征，是一夫一妻、相亲相爱、白头偕老的寓意。但是这个英译名“Man-darin Ducks Pillow”在国外只是这种鸟的名称，它并不含有“相知相爱的恋人’的这一比喻意义。[6]因此，这一翻译就逐渐被淘汰了。于是就又有其它的人尝试着把它翻译成：lovebirds。因为，它更体现汉语“鸳鸯”的文化意蕴。在另一个层面上，生态翻译学给予商务英语翻译的另一个启示是针对性的专题阐释。例如，面对“生态翻译环境”这样的核心术语的说明就是如此。如果没有这种针对性的理论性质疑与商榷性回应，读者也不可能对其“生态翻译环境”如此这般透彻性的理解。

（二）翻译实践的启示

生态翻译学理论在商务品牌翻译实践中给予我们这样的启示：首先，翻译应该坚持“适应/选择”生态原则。而且对这种原则的理解更应该广义化。即，商务品牌翻译首先应该适合行业的特点；其次，翻译的结果应该经受经济市场的选择。例如，上边提到的“鸳鸯枕”的翻译与汽车品牌“宝马”（BMW）的翻譯就是最好的例证。特别是后者，“宝马”就是“最好的马”，而马又是古代最好的交通工具。所以，对于汽车而言，“宝马”就应该是最好的汽车了。因此，它能在体现出行业特点的同时突出生态翻译理论的翻译生态环境。

其次，在翻译的实践上，翻译者还要坚持多种理论的指导，不能局限某一种翻译理论。例如，生态翻译学理论而言，它本身就是翻译理论与生态理论的整合。因此，“翻译生态环境”作为其核心理论的优势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因为，无论是从其内涵构成的层面上分析，还是它对翻译问题的说明，都远比“翻译语境”这样的术语更加贴近于商务翻译实践。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态翻译学理论自身的综合性已经达到了“理论整合”的最高水平。随着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随着商务品牌翻译实践的拓展，还会有更多的翻译理论需要整合并在其相互整合的前提下去解决更多的商务品牌翻译问题。

（三）课堂教学的启示

商务英语教学是提升商务品牌翻译水准的最佳途径之一。在商务英语翻译教学实践里，案例教学法应该成为最为核心的教学方法。特别是对于那些经典的品牌翻译案例，更应该成为师生分析的重点。例如，Coca-Cola这一饮料品牌的翻译就由最初的“蝌蝌啃蜡”改成了“可口可乐”。后者“可口可乐”的重新翻译，配上其红色的商标，不仅再现了传统文化喜庆的一面，而且还把饮料品质的特性通过“可口”性的描述变成了对其品尝结果的说明：“可乐”。再如，洗发水“飘柔”（Rejoice）也是如此。在英语里“Rejoice”本来是“高兴”的意思。可是翻译者却把它给予了洗发的效果。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想拥有一头“飘逸、柔顺”的头发。而当他们一旦拥有这一头飘逸、柔顺的头发，那么他们的内心一定是“Rejoice”的。因此，选择一些适当的案例，既能加深学生对生态翻译学理论的理解，又能拓展学生商务品牌翻译的思维。

（四）翻译评估的启示

翻译评估存在于两个层面上，一个是翻译教学的评估，一个是对商务品牌翻译现状的评估。虽然它存在于两个层面上，但两个层面的评估却相互影响。对于后者而言，翻译教学的现状是直接影响商务品牌翻译效果的核心原因；对于后者而言，商务品牌翻译现状的评估结果又是任课教师思考如何改革商务品牌翻译教学的数据。

生态翻译学理论对商务品牌的翻译有着重要影响。但分析这些影响的前提却是对生态翻译学研究现状的把握以及对商务品牌翻译特点的分析。因此，本文在说明前两个问题的基础后才对其具体的启示进行了客观地说明。

参考文献：

[1][2][3]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02）.

[4]胡庚申.对生态翻译学几个问题“商榷”的回应与建议[J].中国翻译， 2014（06） .

[5][6]张莉.出口商品品牌名称翻译初探[J].中国商贸， 2012（03）.

作者：李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