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意识论文范文

2022-05-09

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生态意识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生态批评是问题意识和伦理关怀非常突出的批评，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需要想象。“生态无意识”的形成是生态批评的至高理想。它实际上喻指一种“人类本来就该有的”、“自觉的”生态意识，分为普及型和深层次生态意识，其培养途径有营造生态文化、生态文学创作与评论和教育改革。

第一篇：生态意识论文范文

试论生态意识的特征

摘要：生態意识主要有整体性、和谐性、公平性和永续性(未来性)等四大特征。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要立足于人与自然的整体性，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相统一的辩证关系，把握人与自然的系统性;要遵循公平性原则，保证在资源配置和环境权益上实现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平等;要以和谐性为要害，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要以永续性为目标，避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短期行为，积极贯彻和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

关键词：生态意识;整体性;和谐性;公平性;永续性

提高全民族的生态意识，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意识支撑。所谓生态意识是指，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以及在这种正确的认识的指导下进行生产和生活活动。生态意识主要有整体性、和谐性、公平性和永续性(未来性)四大特征。其中，整体性是前提，公平性是要求，和谐性是要害，永续性(未来性)是目标。对生态意识的特征进行深入分析能够为美丽中国的构建提供重要的意识支撑。

一、生态意识的整体性特征

人与自然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整个现实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因而，生态意识作为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也必然具备整体性特征。只有认识到人与自然的整体性，才能完成人与自然的本质的统一。

生态系统作为生态意识的整体性的生态学基础，是指在一定的空间内，生物群落与周围环境组成的自然体。人、植物、动物、土壤、阳光、水等紧紧地联系在生态系统这一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共同体之中。“在自然的面貌中，人也看到了自己，作为成员，作为整体的一部分。”[1] 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必须要有人的存在，同时，生态系统为人的生存提供了物质基础、审美客体、价值客体。人的生存必须依赖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要素，人没有能力制造出一个完全人工的生物圈或者生存环境。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要求人类认识自然的时候必须树立全局性的眼光，认清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

人与自然同是一个有机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自然是统一的。“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2] 生态意识整体性强调的就是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和系统性。

但是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并不是否定人的主体能动性。虽然“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3] 但是“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3]。也就是说，人在与自然相统一的过程中不仅是作为自然界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一种能动性的存在。人能够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人在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结成了各种联系，“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个人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3] “自然界的人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3] 也就是说，人是自然界中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人与动物是不同的，因为人是有意识的动物。人能够认识到自然界的存在以及利用自然规律。而人的意识是在社会交往联系中产生，也就是说人类在社会生活中不断产生和发展更多的社会意识。因此，劳动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中介。在社会中，人的交往是以物质交往为前提，因为人的社会交往是从物质的交换开始的。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能为人与人的交往提供物质基础。否则，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其他动物与自然的关系无异。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统一于社会之中。

生态意识的整体性要求我们在制定社会发展规划时必须有整体性和全局性的视野，必须统筹人、社会、自然三者的协调发展。战略的制定不仅不能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整体性关系，而且必须以维护人与自然的整体性为前提。不能孤立地、机械地考虑某方面的发展，要用联系的观点分析问题，综合考虑某战略政策对人、对自然以及对社会其他方面的影响，充分考虑结构性、互补性问题。因为“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3]同时，建立一个人、社会、自然协调的三维复合系统以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三角形的结构是最具稳定性的，只有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自然的永续发展统筹起来构成一个三维复合系统，就能保证发展全面性和整体性。

二、生态意识的和谐性特征

生态意识的和谐性是指通过人的主观作用而达成的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包括了物质资料再生产、人类自身再生产和自然生态潜力再生产的协同发展，技术经济系统、社会文化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协同进化。所谓和谐，就是事物之间相互依存、互惠互利、相辅相成的一种关系。人与自然和谐，简言之，就是人与自然之间达到一种互惠互利、相辅相成的状态。

要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状态就必须找出不和谐的根源，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素朴的和谐。资本主义出现后，大工业的发展促使人不断地掠夺自然资源，同时产生大量的污染物。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向冲突。因此，必须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来寻找人与自然不和谐的根源。

在私有制产生以前，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混沌不分的。人没有对自然进行掠夺;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之间是统一的，也就是人的劳动产品属于劳动者;人与自身的劳动之间也是统一的，人的劳动是为了获取生活资料而不是为统治阶级生产剩余价值。随着人类劳动能力的发展以及原始社会的解体，人有了剩余产品，也就有了对这些产品的所有权，私有制发展起来了。但是，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异化仍没有威胁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状态。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后，人的欲望的膨胀对自然界造成压力，同时也使人自身相应地异化。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人压迫人、机器统治人、人统治自然的异化社会。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的开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是活的和活动的人同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自然无机条件之间的统一，以及他们因此对自然界的占有;而是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4]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对自然进行大肆地掠夺以及对工人进行疯狂的压榨。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表现出四种异化形态。首先，从生产结果上看，人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一个对异己的对象的关系。”[3] 自然界为工人提供劳动原材料，“但是，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3] 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再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劳动者只能从资本家手中获取一定的工资，也就是购买一定生活资料的货币。其次，从生产活动过程来看，劳动者与其生产活动相异化。“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是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3] 再次，从人的类本质的层面上看，人与人自身的类本质相异化。马克思认为人是一种类本质的存在，人通过自己的有意识的社会活动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生产出供生活所需的劳动产品。“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3] 人的生活对人来说是意识的对象，人是有意识的存在，因此人是类存在物。但是异化劳动使得人把自己类本质的生命活动变成了一种维持生存的手段。最后，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层面上看，人与人相异化了。马克思认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3] 人的其他方面的异化都表现在与他人的异化关系当中。人的异化劳动产生出了异己的力量，产生出了一个不劳动却能占有劳动产品的阶级。在这种异化状态下，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对工人进行疯狂压榨的同时也对自然进行疯狂的掠夺。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一切异化的根源，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社会与自然之间不和谐来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工人阶级必须承担起自身的使命，消灭私有制。工人阶级“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时间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5]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只有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解放。共产主义社会是生产力水平极高，物质产物极丰富的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异化得以消除，人能够对人自身的本质实现真正的占有，实现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私有制的消失，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将得到真正的解决。人类社会完成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向。

当今中国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樹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意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人与自然和谐，就是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同时，和谐社会是个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的社会。除了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之外，还应注意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兼顾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

三、生态意识的公平性特征

生态意识的公平性是指在生态环境问题上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包括了发展机会的平等以及保护资源环境的责任上的平等。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生态意识的公平性。

首先，生态意识的公平性要求体现在人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公平性包括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代内公平指的是当代人之间的平等。人生而平等，这里的平等是指生物学上的平等，每个人都是自然系统中的一个要素，都在享受着自然系统提供的生存资料，同时也对自然系统产生重要的影响。每个社会成员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都与自然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3] 每个社会成员就其生物学身份上说，也就是就其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上说，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从自然中获取生活资料的权利和平等的机会，同时也对自然负有保护责任。代际公平指的是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平等。我们的发展必须要做到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权利。因此，建设生态文明不是个别社会成员的责任和义务，更不只是环境研究者们或者是环保团体机构的责任，而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责任。

其次，生态意识的公平性体现在人与自然之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们彼此之间是平等的，“而且证明了他们对于任何一个跳蚤、任何一个墩布、任何一块石头的平等。”[6]人作为自然界的一份子，与自然界中的其他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物质具有平等的地位，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的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为什么要分人、兽、植物、石呢?我们都是物体[6]!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了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4]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界之间仅仅是物质利益关系，自然的价值仅仅体现在其对人类，特别是对资产阶级的有用性上，扭曲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把人类视为自然的中心和主宰者。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问题，在破坏自然环境的同时也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因此，我们不能把人类自身视为宇宙中心，不能为了人类自身的利益而损害到自然系统的平衡性。但是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公平性并不是泯灭自然系统内部的差别性和否定人类的主体性。相反，人能够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性这是人类主体性的体现。“我们对自然界的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2] 人与自然界中其他一切物质的不同之处正在于人具有意识，人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到自身与自然界的平等关系，并在实践中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人与自然的公平性是一种公平性的考量，是生态理性的扩展。

最后，生态意识的公平性体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就是国际正义原则。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显示出国际化特征，环境破坏和污染问题的解决也应该上升到国际层面。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主体，在生态环境保护中也是基本单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双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具有很大差异，因此，对环境影响的感受也不同，由此做出的环境优先性选择也不同。发达国家具有先发优势，在先进的科技水平下，发达国家能够较低成本地利用自然资源。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科技水平低，生产力水平低，国家的支柱产业往往是高投入、高污染、低产出的工业，环境污染严重。因此，在国际环境格局中发展中国家往往成为被非难的一方。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起步开始就处于不平等的位置，同时，发达国家在其发展的初期也对自然环境产生了巨大的污染和破坏。并且，正是因为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把发达国家中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才产生了当今不平衡的国家生态环境污染局面。为此，必须各国对环境的保护应该坚持共同但是有区别的原则。第一，各国有根据自己国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的权利。在选择权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第二，在节能减排方面应该根据各国不同的国情规定相应的责任。发展中国家急需通过发展改变自身的落后条件，如果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节能减排方面承担相同的义务，那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将会不断扩大。差距的扩大将进一步引发国际环境保护的争论和冲突。第三，在制定国际环境法规时各国应享受平等的话语权。在制定国际经济和法律规则时，应该充分考虑各国的具体情况，以人类整体利益为出发点，最大限度地保证话语平等权。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应该注重公平问题。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发展的过程中，关键在于人的发展问题。只有在人类达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时，才能真正消除不平等。因此，中国应该把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公平性问题时，应该树立人与自然平等的观念。在保护环境的国际问题上，中国应该坚持自己的独立立场，发挥自身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在节能减排问题上负起自己的责任。同时，要警惕发达国家利用环境问题遏制中国发展的企图。为建立一种公平正义的国际新秩序而不懈努力。

四、生态意识的永续性(未来性)特征

生态意识的永续性是从纵向的角度考察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目标。永续性关注人类未来和后代发展，以人类行为长期性的生态意义为尺度。环境问题只有置于发展过程之中来审视，才能获得对其的正确分析和解决。永續性要求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不能把目光停留在眼前的、暂时的利益，应考虑长远利益。只有正确处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才能够保证人与自然的永续发展。

生态意识的永续性有其哲学基础。事物是不断地运动和发展的，在时间上有继起性和连续性。“不仅整个地球，而且地球现今的表面以及在这一表面上生存的植物和动物，也都有时间上的历史。”[2] 人与自然的发展是处于不断地运动和发展的过程之中。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强调：“自然界处在永恒的运动中。”[7] 单个具体的事物的存在是有限性的存在，有其出现、发展、灭亡的历史过程，也就是具有暂时性。但是，就物质的运动本质而言，是绝对的、永恒的。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从无机界到有机界到人类社会，都时时刻刻处于运动变化之中，不存在绝对不变的事物。“物质的每一有限的存在方式，不论是太阳或星云，个别动物或动物种属，化学的化合或分解，都同样是暂时的，而且除了永恒变化着的，永恒运动着的物质及其运动和变化的规律以外，再也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了。”[2] 事物运动有其自身的规律性，这些规律具有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把运动的永恒性以及运动的规律性运用到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上来就可得出生态意识的永续性特征。永续性特征的一个首要立足点在于关注未来，也就是我们在利用资源，在满足当代人的需要的时候，要关注我们的行为对人与自然的发展方向的影响。这也是我们对自己的子孙后代负责任的体现。

生态意识的永续性要求我们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时候必须贯彻三点。首先，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要具备前瞻性的眼光。也就是当我们审视我们的发展政策策略的可行性时，必须看到这些政策策略在未来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只有有助于人与自然永续发展的政策策略才能够将之贯彻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其次，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关注“再生性”问题。再生性的涵义非常广泛，它包括自然资源环境的再生性、社会有机体的再生性、人类系统再生性。其中自然资源环境的再生性是基础。人与自然要达到一个永续发展的状态，前提条件就是保持资源的再生性。资源再生性并不是指让所有的资源都可以不断再生以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因为资源包括了不可再生资源和可再生资源。不可再生资源一旦消耗完就不可能再次出现，至少在人类存在的短暂历史中无法更新。因此资源再生性指的是尊重自然资源环境自身的循环系统，也就是尽量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可再生资源中寻找相应的替代物。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3] “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2] 最后，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须尊重人与自然发展的规律性。事物是运动发展的，而运动发展是有规律的。只有充分尊重自然规律，在无数的偶然性中把握事物发展中的必然性，才能避免人为地破坏事物发展的永续性。保持人与自然之间的永续发展必须反对急功近利的行为。必须等待事物发展到其成熟的阶段，才能够采取相应的行为。杀鸡取卵、寅吃卯粮的急于求利的行为会打破事物自身发展的常态，使发展陷入一种不可持续的状态。

生态意识的四个特征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统一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之中。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要立足于整体性，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有机整体，把握人与自然的系统性;遵循公平性原则，保证人与人、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平等权利;以和谐性为要害，以永续性为目标，在发展过程中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有机体的永续发展。人们可以同心协力建设一个更加繁荣、更加正义和更加安全的未来;一个经济发展的新时代，一个立足于保持和发展地球资源库的政策的新时代可以来到;在未来的岁月中，全人类都可以经历一个世纪以来一部分人所了解的那种进步[8]。全人类可以在一个生态良好的地球中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德]汉斯·萨克塞.生态哲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30.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15-560.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7-1163.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9-481.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62-363.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550-567.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2.

[8]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32.

[责任编辑王玉妹]

作者：赖婵丹

第二篇：“生态无意识”；生态批评的至高理想

摘要；生态批评是问题意识和伦理关怀非常突出的批评，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需要想象。“生态无意识”的形成是生态批评的至高理想。它实际上喻指一种“人类本来就该有的”、“自觉的”生态意识，分为普及型和深层次生态意识，其培养途径有营造生态文化、生态文学创作与评论和教育改革。“生态无意识”概念的提出，强调了生态意识内化的必要性，是生态批评的“乌托邦”，对于促使人类逐渐形成自觉的生态意识、缓解进而消除生态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生态批评“生态无意识”生态文化生态文学教育改革内化

一、“生态无意识”的必要性；“生态无意识”缘于“无生态意识”

生态批评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美国并迅速蔓延到全世界的批评流派，至今已历20多个春秋，正向纵深发展。中国的研究亦可谓热火朝天。然而，生态批评的性质和根本任务到底是什么？其根本任务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否则，生态批评研究就会流于低水平重复，肤浅平淡，很难深入发展。毋庸赘言，生态批评产生的背景首先是日益加剧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其次受到20世纪下半叶世界文化多元化蓬勃发展趋势的影响。60年代以来，全球文化生态发生巨大变化，世界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后现代思潮蓬勃发展，各种后现代文学理论风起云涌，应运而生，例如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当代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酷儿理论、生态批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等。这些批评属于文化研究的范畴，具有跨学科性、开放性、批判性与政治性。生态批评可与上述几种批评并列，但其产生的意义却非同小可，因为它把批评的触角拓展到了人类社会之外的“自然世界”，使长期以来遭到文学理论放逐的“自然”重新回到批评家的视野。它以独特的批评视角和对全人类生存前景的终极关怀充满生机与活力，同时标志着文学批评视角、范式、传统的根本性变革，对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丰富、文学史的重写、文学经典的重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因而可以说，生态批评是一种问题意识、批判意识、伦理和意识形态色彩异常浓厚的批评理论。它研究文学、自然、人类、文化之相互关系，根本任务是唤醒人类的生态意识，以实现自然与人类和谐发展和共同繁荣。生态批评自20世纪70年代萌芽，发展到今天已历30余年，可谓蔚为大观；然而，生态危机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时有发生，甚至有加剧趋势。不是吗？近年来的生态危机诸如沙尘暴、非典、疯牛病、禽流感、石油泄漏、三聚氰胺事件、地沟油、日本地震引发的核泄漏危机等等令人胆战心惊，不堪回首；数十年来持续存在的生态危机诸如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臭氧空洞、全球变暖、人口爆炸、酸雨、土壤沙漠化等等也使人类焦头烂额，深陷生存困境。对于这触目惊心的生态现实，很多人仍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行我素，逍遥自在。美国第一位文学与环境教授谢里尔·格洛特费尔蒂曾批评学界对生态危机的麻木和冷淡，“种族、阶级和性别是20世纪晚期的热门话题，然而你却永远不会怀疑地球的生命支撑系统已岌岌可危。事实上，你将永远不知道地球的存在”（Gloffelty xvi）。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对这种麻木忧心忡忡，“对地球生态环境最危险的威胁，也许不在于这些威胁本身，而在于人类对它的认识，因为许多人至今仍不理解这一事实；危机是极端严重的”（阿尔戈尔18）。当代人的麻木迟钝冷淡达到了何等程度！其不负责任、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乃人类最大之悲哀！毋宁说，对危机的熟视无睹和生态意识的严重缺乏乃当今真正的危机所在。

生态文学创作与批评在唤醒人们生态意识方面大有作为。文学就是人学，能触动人的道德、良知、精神和灵魂。美国生态批评家劳伦斯·布伊尔教授第二部生态文学研究专著的标题就是“为处于危险的世界而写”。他指出，生态文学应致力于唤醒读者的生态意识，使其重新认识人类的生存现状，关怀处于危险的地球（Buell 2001；2）；英国生态批评先驱约翰生·贝特教授主张生态文学应探讨生态危机的社会原因，研究人类文明“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Bate 24）。中国生态批评家苏州大学鲁枢元教授认为，生态文学应致力于解救地球的生态困境，修补地球“精神圈”（鲁枢元92）；厦门大学王诺教授认为，生态文学应致力于文明批判，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王诺9）。文学作品能影响读者的审美观点和审美情趣，文学批评可以影响作家的审美意识，帮助作家总结创作经验，提高创作水平，促进生态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文学的审美功能、人学功能和社会功能将使生态文学创作及研究在唤醒人类生态意识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与经济、科技、法律手段相比，这是一项治本的“绿色工程”，需要人们付出长期努力，但却是根本途径。中国近年来的生态批评研究取得可喜成绩，那么，中国学界对生态批评的重视程度到底怎样？生态批评学者（暂且不说别人）的生态意识到底如何？扪心自问，我们不得不说，中国的生态批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和困难。最突出的是学界对生态危机的严重性和生态批评研究的必要性在认识上还不充分，甚至有排斥情绪和误解，生态批评研究依然没有跻身学界主流，常見的文学理论著作中生态批评的影子尚不多见，真正有见地的生态批评理论和实践著作屈指可数，刊载生态批评研究论文的有影响的学术杂志还很有限，更不用说开辟研究专栏的杂志了，文学史的重写任重道远，真正具有执着献身和行动主义精神的研究者还不多见，例如一次学术研讨会期间，会议举办方组织与会代表到一农家餐馆就餐，本意是“回归自然，返璞归真”，体验生态精神，然而餐馆院内墙壁上的宣传图画和标语触目惊心；“各种野味应有尽有”，和会议精神极不相称，而整个就餐过程却无人就此发表议论。生态意识唤醒可谓任重而道远。因此，强化学界对生态危机和生态批评研究的认识刻不容缓，这确实关乎全人类和生态圈的生存和可持续，决非小题大做，危言耸听。生态批评家劳伦斯·布伊尔教授在对生态批评的定义中就强调了生态批评献身环保实践精神的内涵（Buell1995；430）；劳伦斯·库普这样强调生态批评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人们可能认为保尔·维利略的话“生态斗争是唯一值得进行的战斗”有些夸大其辞，然而其意义不言而喻。不是吗？没有了地球，就没有了未来，也就没有任何其他的战斗可打了。“阶级”、“种族”和“性别”是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重要维度，但是生态圈的持续存在与之相比更加重要，因为没有了生态圈，也就没有任何值得讨论的问题了（Coupe 5）。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在于人类生态意识的唤醒，我国生态伦理专家雷毅把“通过文化启蒙将生态意识和责任意识渗入公众的心灵”称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启蒙运动”（雷毅225）。要实现思维模式和批评范式的根本性改变，谈何容易！从事学术研究要耐得住寂寞，生态批评者更需要耐心、恒心和决心。笔者在此大声疾呼并主张；树立生态意识乃当务之急！强化生态意识，使其内化为人们自觉的行为准则和处事方式，进而上升到“心理或意识的一部分”，即“生态无意识”，是对抗“无生态意识”的有效途径和生态批评的至高理想。

二、何谓“生态无意识”

说到“生态无意识”，我们先联想神话原型批评的开创者之一荣格提出的“集体无意识”概念，指“人类心理的一部分…它不像个人无意识那样依赖于个人经验而存在，因此也不是个人的东西。个人无意识主要由曾经意识到的内容所组成，这些内容后来由于被遗忘或压抑而从意识中消失；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从未在意识里显现过，因此也从不会为个体所获，而是完全依赖于遗传。个人无意识主要由各种情结组成，而集体无意识则主要由各种原型构成。也就是说，集体无意识是种普遍的、非主体或超主体性的人类心理体系，主要由遗传产生”（朱刚192）。可见，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不是个体后天获得的，而是依靠遗传获得，不是人的意识，而是无意识或下意识，是人的心理的一部分，即天生就有的本能。而笔者在此强调的“生态无意识”本质上和“集体无意识”不同，之所以用此说法是要突出生态意识的急迫性、必要性和自觉性，期望的是生态意识从无到有，从被动到主动，从刻意到自觉，这和强调阶级性、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阶级无意识”、“政治无意识”有相似之处。如果有朝一日“生态意识”真的成为人类思维的一部分，意识的一部分，内化为人的行为准则，上升为“生态无意识”，那么生态危机的缓解乃至消除将指日可待，自然、社会、文明、人类之间将达到和谐，世界将成为“自然-社会-人的精神”的复合生态系统。

从上文分析看，“生态无意识”实际上指的是“生态意识”，喻指“人类天生就应具有的”、“自觉的”生态意识，希望这种意识成为人的心理结构和思维的一部分。“生态”（ecology）一词有两个基本意思，一是“生态学”，二是“动植物之间及动植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联系”。由此看出，“生态”是一种“关系”，强调“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和“相互联系”（interrelatedness）。该词内涵丰富，蕴含着“普遍联系、发展变化、生态整体、生态多元”的意义。笔者认为，“生态（无）意识”的内容可分为两部分；普及型生态意识和深层次生态意识。普及型生态意识的主要特点是高度概括，言简意赅，简单易行，易于普及；例如；大自然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整体。地球万物都有内在价值和生存权利，都应受到关怀和保护。人类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其生存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大自然。离开大自然，人类将走向毁灭；没有人类，大自然或许生存得更好。人类不是评判一切的价值尺度，其认识能力非常有限；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只是从后代那里借用了地球；保护地球，敬畏生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人类与其他物种及环境之间应该是相互依赖、和谐共生关系，然而几百年来人类完全改变了这种关系，酿成了今天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深陷生存困境，这完全是由人类一手造成的，要缓解生态危机，必须从自我做起，自觉树立生态意识，回归“自然”，返璞归真，低碳生活，诗意生存。而深层次的生态意识，主张从学理上弄清楚树立生态意识的必要性，可作为普及型生态意识的解释，主要包括生态学、环境伦理学、生态哲学、生态神学等。鉴于笔者已在相关文章中梳理过前几种学科的生态意识，这里只概括生态神学的生态内涵。生态神学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旨在修正反生态或非生态教义，提炼生态思想，顺应生态潮流，从宗教的角度关注生态问题。基督教的“管理派”生态神学认为，自然是上帝的，人并不拥有自然，因此也就无权对它进行剥削，相反，正是因为人是上帝的特殊造物，他对自然负有责任（何怀宏164）。莫尔特曼的生态神学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有；自然不是人类的私有财产；自然不是死的、惰性的物质，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自然拥有自己的权利（何怀宏183-184）。本来就富含生态伦理的东方宗教正引起越来越多的东西方学者重视。东方宗教（如道教、佛教、印度教等）的核心是，拒斥基督教的二元论和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大自然的所有组成部分在本源上都是同一的，宇宙万物都有内在价值，如道家思想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万物中的每一物都拥有—定目的、一定潜能，都对宇宙拥有—定意义（See Nash 113-114）。佛教的整体观，众生平等观，万物皆有佛性的内在价值观，节俭惜福、节制欲望、洒脱自在的生活观等蕴含丰富生态伦理精神。世界宗教信徒众多，据估计，基督教信徒就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美国则高达80%，挖掘提炼东西方各宗教中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对提高信徒的生态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对当代生态伦理也有重要启示。

三、如何形成“生态无意识”

1.培育生態文化

要形成“生态无意识”，首先要培养生态意识；而要培养生态意识，培育生态文化，对抗消费文化非常重要。近年来，日益流行的消费文化对人们的戕害日益严重。“消费文化呈现为一种‘平面文化’建构；它将人描绘成一个平面；它将人与人的关系描绘成一个平面，一个只需通过现金交易就可融通的生活平面；它将人的生命的完整性进行了肢解分割，使其表现为物质需要与精神追求的离散，情趣、意志和信念的支离破碎”（李培超37）。消费文化导致人的理想、信念的失落和精神的真空状态。没有了理想和信念，人就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前进的动力和方向，陷入盲目空虚的放纵和发泄，产生虚无绝望情绪，滋生邪恶现象，导致人的精神危机，精神危机将加剧自然生态危机。

因此，针对人类中心主义文化和消费文化，我们急需创造和弘扬生态文化。“生态文化在物质层次方面要摒弃掠夺自然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学习自然的生态智慧，创造新的技术形式和能源形式，实现自然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在制度层次方面，生态文化要改变传统的自发破坏环境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人类社会共同体，以及人与生物和自然的伙伴共同体，从而使环境保护制度化；在精神层次方面，生态文化要抛弃人类中心主义，建设‘尊重自然’和‘敬畏自然’的文化，实现人与自然的伙伴关系和协同进化。总之，人类文化向生态文化的转变将为人类的未来展现一个和谐美好的前景”（李培超32）。推广消费文化的各种手段都可以反其道而用之，例如广告、时装表演、影视等都可被用来营造、培育生态文化，以抵制消费文化，把人包围、淹没在生态文化氛围中，尽力把人从没有生态意识的消费者转变为合理消费的生态人。

2.以生态文学作品塑造人、引领人

要形成“生态无意识”，还要以生态文学作品塑造人、引领人。文学即人学，能够塑造人、激励人、教育人、改造人。要加强生态文学创作，制作蕴含生态主题的电影和电视剧，想方设法寓严肃的生态道理于有趣的媒介中，吸引人们关注生态问题。除了用生态文学作品进行正面教育外，还要用反生态文学作品警示人们，使其从正反两面接受生态教育。笔者在此想强调的是，除了创作适合成年人阅读的生态文学外，还有一块充满希望、立足当前、惠及未来的生态文学园地—少儿生态文学创作。少年儿童是人类的花朵、未来和希望，天真纯洁，爱憎分明，未受世俗影响，可塑性极强，生态意识的培养从少儿抓起意义非同小可。形式上要注意灵活多样，生动活泼，适合少年儿童特点。例如，可采取童话、寓言、漫画、连环画，少儿影视等形式，激发兴趣，寓教于乐，深入浅出，寓生态道理于快乐阅读欣赏过程。促进生态文学的发展与繁荣，矫正人们的灵魂和观念，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

3.实施教育改革，提升公民整体生态意识

要形成“生态无意识”，还要从教育入手，实施教育改革，提升公民整体生态意识。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途径。要想使我们未来的各级领导、决策者、企业家及公民具有生态意识，在制定政策、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不仅仅着眼于经济效益（eeo-nomic benefits），还必须着眼于生态效益（ecological benefits），就必须从现在做起，致力于教育改革，包括教学大纲、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内容、学生测试与评价等各环节的改革，其中重要一环是重写文学史，打破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选材标准，代之以生态中心主义眼光，挖掘长期以来遭受忽视、冷遇、误解甚至批判的生态作家及其富含生态意蕴的生态文学作品，大大弥补、修订和完善现有文学史，其核心目标是贯彻生态教育，培养生态意识，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要注意连贯和循序渐进，这是一项全面、系统的育人工程，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倘能坚持，地球幸甚！人类幸甚！

结语：生态批评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兴起至今已历20多个春秋，可謂如火如荼。然而，纵观生态批评的发展历程和生态危机的治理状况，我们发现，生态批评还没有跻身学界主流，地球某些地区的生态危机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有加剧的趋势。因此，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批评研究必须加强。本文回顾了生态批评的发展状况，对其发展前景进行了纵深思考和大胆想象，提出了“生态无意识的概念”，认为生态批评是问题意识和伦理色彩异常浓厚的批评，“生态无意识”的形成是生态批评的至高理想。它实际上喻指一种“人类本来就该有的”、“自觉的”生态意识，分为普及型和深层次生态意识，其培养途径有营造生态文化、生态文学创作与评论和教育改革。“生态无意识”概念的提出，强调了生态意识内化的必要性，是生态批评的“乌托邦”，对于促使人类逐渐形成自觉的生态意识、缓解进而消除生态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陈茂林

第三篇：生态哲学视野中的生态意识与环境教育

摘要：在生态环境问题呈现全球化格局的当今时代，生态意识的高低是衡量现代社会进步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环境教育是增强中华民族生态意识，落实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和实施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通过环境教育，有效提升人们的生态意识，对于贯彻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均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生态意识；环境教育；和谐社会；科学发展

在当今时代，生态意识的高低是衡量社会进步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生态意识的提高和环境教育的普及，对于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生态意识之哲学解读

生态意识亦称环境意识。环境意识首先倡导于西方，英文为“Environmental Awareness”。1968年美国学者Roth首先提出环境素养（Environmental Literacy）概念，其含义与环境意识含义接近。当时媒体认为环境污染是环境盲（Environmental Illiterates）造成的，Roth便提出如何辨认有环境素养的公民，由此提出环境素养概念[1]（P86-90）。前苏联学者B.基鲁索夫1983年明确提出“生态意识”术语，认为生态意识是指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可能性，最优解决社会和自然关系问题方面反映社会和自然相互关系问题的诸观点、理论和情感的总和[2]（P29-36）。这种哲学概括有其学理依据并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

从生态哲学层面解读现代生态意识，就其实质乃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过程中饱尝工业文化负面效应的时代产物。它是人类社会在不断地作用于自然界的过程中，不合理的实践活动导致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对此作为生态主体的人和人类社会作出的反映和认识的总和构成所谓的生态意识。它具有如下时代特质：

（一）生态意识具有协调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双重性

人既是自然的存在，又是社会的存在。因此自然界与人既有其适应性的一面，又有其不适应性的一面。

就其适应性而言，在人的生物属性与自然存在意义上，自然界提供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一是生态环境提供着人类社会生存与生活最基本的自然物质来源和立足空间。“人靠自然界生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3](P45)奥德姆在其《生态系统的发展战略》一书中写道：“一般来讲，人类一直致力于从土地中获得尽可能多的‘物质生产资料’，其方式是发展及维持生态系统的早期演替类型，通常是单一的农业经营。但是，人类当然并不是仅靠食物和纤维就可以生活的，他们还需要二氧化碳和氧气保持平衡比例的大气层、由海洋和广阔植被所提供的气候保护以及文化与工业需用的清洁用水(那是不能生产的)。很多生命循环的基本资源，除了供娱乐和审美需要的资源之外，基本上都是由缺乏‘生产创造力’的土地提供的。或者说，土地不仅是一个供应仓库，而且也是一个家——我们必须生活于其中的家。”[4](P426)人只有在此基础上和前提下，通过劳动把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能量输入生产力系统，才能把自然界的“自在之物”转换成人类所需的“为我之物”。二是生态环境承担生产与生活系统向环境系统排放废弃物的容纳空间。环境有吸纳、清除和净化这些废弃物的能力。只是环境系统容纳空间、清除水平以及净化能力并不是无限的。对其利用必须控制在其自我恢复、有机清除和自我净化与有效承载和自我循环所允许的范围内。三是生态环境承载经济系统得以有序运行的发展空间。而地球自然资源存量、生态荷载总量及环境容纳容量等承载力是有限的。

就其不适应性而言，从人的社会属性与文化存在维度审视，人类虽然“脱离”自然界而成为其“对立面”，但地球拥有的资源和能源并非取之不尽，自然界也不会自动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各类需要。自然界只提供了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可能性，而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仍需要人类通过实践活动来创造价值。因此作为自然的存在和社会的存在的对立统一体的人，建设和谐优美的生态环境，就等于建设人的生存发展的自然基础，也就等于建构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前提；相反地，破坏井然有序的自然生态环境，就等于破坏人的生存发展的自然条件，也就等于解构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基础。

（二）生态意识具有渗透人的思维方式与实践方式的双向性

传统思维与实践方式具有明显的单向度。在传统生产力中人们只把生态环境看作是改造和征服的对象，忽视了对它的保护和建设，没有自觉注意到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和环境系统的良性循环，是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极为重要的自然要素、不可或缺的资源前提和非常必要的环境条件。这就加大发展成本，付出昂贵的发展代价。事实上人在自然前提和生物意义上也是不可能超越自然界的。马克思曾论证劳动和自然是财富的共同源泉。自然界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生态前提条件和自然物质基础。由此人们不再寻求对自然的盲目征服，而是力主与自然协同进化，科技不再是所谓征服自然的工具，而是增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JP]

（三）生态意识具有辐射人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效性

环境与发展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生态意识要求从传统过时的过高消耗、过度消费、过量排放向当代循环经济、节约资源、减少污染、投资环保、建设生态转换。诚如胡锦涛所强调：“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努力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要在资源开采、加工、运输、消费等环节建立全过程和全面节约的管理制度，逐步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的产业结构和消费方式，构建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社会。”[5]（P1-7）孤立地追求经济增长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衰退；片面地追求生态持续不能解决人类生存发展的经济需求。当下的问题，不是发展不发展的问题，而是秉承什么样的发展理念，通过什么样的发展路径，达到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的问题！从这样的哲学维度审视发展，贯穿发展全过程的是——生态持续优化是前提和条件，经济持续发展是基础和手段，社会持续进步是目标和目的。换言之，人类共同追求的应该是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与和谐进步。

二、环境教育的教化功能

系统强化环境教育，对于生态意识的提高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传统文明向生态文明转换等层面，均发挥潜移默化之教化功能。

（一）有利于提升社会公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生态意识

中国首次提出环境教育设想是在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保会议上。三十多年来中国环境教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一是以社会公众为对象的社会宣传教育层面，普及环保知识，增强生态意识。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翻译和编撰了一批环保著作和科普读物，介绍国内外环保知识和动态，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普及和学术交流作用。始于1993年的“中华环保世纪行”用大量的事实，在提高广大社会公众、企事业单位和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和生态意识等方面功不可没。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持续加大环保与环评力度，强化绿色GDP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制度等在内的生态文明建设以及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二是基础教育与专业教育层面，环境教育内容编入教材深入课堂，对提高青少年和大学生的生态意识其作用不可小觑。特别是清华大学率先提出“绿色大学计划”，为中国绿色大学环境教育拉开序幕。三是以提高领导干部和环境管理人员素质的在职教育层面也有重大进展。

（二）有利于夯实构建和谐社会的生态基础

和谐社会建构应包括：一是人与人（社会）之间的和谐，笔者将其概括为“人际和谐”或“人态和谐”，也就是人与人（社会）之间的人文关怀、发展方式和交往状态的和谐，它居于构建和谐社会核心层面；其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笔者将其概括为“人地和谐”即“生态和谐”，也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能量转换和信息交换状态的和谐，它居于构建和谐社会基础层面；其三是人与自身的和谐，笔者将其概括为“人己和谐”亦即“心态和谐”，也就是人与自身的心理状态、生理状态及其身心状态的和谐，它居于构建和谐社会关键层面。这三者之间又是互为中介的辩证关系。

在实施环境教育的全过程中，应自觉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有效构建和谐社会，这是时代的要求。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构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则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因此解读环境教育与和谐社会构建，应着力把握其表征时代精神的理论特质，特别是与时俱进的实践品格。其中彰显人与自然之生态和谐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内在要求。胡锦涛强调：“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恶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高度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6]社会和谐是以人和自然的和谐为根基的，这不仅在自然生态资源的意义上，而且在人类生存家园的意义上都是如此。

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在得到空前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也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对此我们极有必要进行全面的反思和深刻的反省。在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生产力与生态系统是既对立冲突又协调统一的动态过程。就其协调统一而言，生态环境是生产力的有机构成要素和可持续发展之必要条件，生态平衡标准是先进生产力的衡量标尺与检验准绳之一，生态和谐标志着先进生产力的良性循环与科学发展。生态系统结构稳定与功能有序发挥，能够促进生产力的良性循环和有效运作；而先进生产力更应该有利于生态系统的协调稳定与和谐发展。因此，先进生产力应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生产力，从而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和谐发展之路。

（三）有利于传统工业文明向现代生态文明的有机转换

十七大报告敏锐把握人类文明发展趋势，把“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新要求，强调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7](P20)。这体现并彰显出推进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新思维。生态文明的核心就在于“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8](P603)。在笔者看来，生态文明是对以往包括工业文明在内的诸文明形态的辩证扬弃，并具有其相应的技术体系和能源动力。

科技创新需要生态化转换。按照十七大“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和治理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7](P24)的要求，加快相关技术体系的开发与完善。温家宝总理在2005 年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的讲话中着重谈到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时强调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三重转变；“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变”；“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实现从资源消耗型经济向资源节约型经济的转变”；“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实现以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增长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增长转变”[9]。这里有两个前提性问题：第一，科技的生态含量问题。所谓科技的生态含量，就是人们在科技活动中最大限度地为经济发展效力的同时，又不对生态环境和资源能源的永续利用构成实质性威胁，并用具体有效的科技开发，而不是用抽象空洞的口号去降低发展的代价。通过科技的生态化转换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节约化转变，做到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就是要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降低发展代价[10]（P34-39）。第二，绿色科技问题。所谓绿色科技，其实质是一种可保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科技体系，它强调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综合利用和保护增殖，强调发展清洁生产技术和无污染的绿色产品，提倡文明适度的绿色消费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绿色科技是现时代生态文明对科技为社会和自然界服务的方向性引导和生态化规范：一切有害生态环境的生产技术将受到严格限制直至强制性淘汰出局，而无害生态环境的生产技术将得到高度重视直至鼓励性推广普及[11]（P606-611）。

能源作为文明进步的动力。“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保护土地和水资源，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7](P24)在传统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期，既不能割断历史径脉又应有所突破。世界能源协会估计，到2050年全球主导能源将至少包括7种：煤炭、天然气、石油、核能、水电、太阳能、风能；而且没有任何一种能源所占份额会超过总量的30%，反映世界能源向优质化能源发展的趋势；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石油为主体的地位没有改变，煤炭的应用呈缓慢下降趋势，天然气的应用呈缓慢上升趋势可能会取代煤炭成为继石油之后的第二大能源，反映能源结构转变及其多样化[12]（P151-154）。核能的和平利用是人类摆脱能源危机的出路之一；生物能源的低污染可再生是其最大特点，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水力发电、风力、潮汐、地热能的开发已大显其能。太阳能与风能、生物质能并称世界三大再生洁净能源，其规模化利用并替代化石能源可能需要一个过程，但在该领域加大研发力度并占领制高点，又具有重大的前瞻价值和战略意义。

三、环境教育之可能路径

从当今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要求看，当今时代亦具备了全面开展环境教育和有效提升人的生态意识的相关条件和可能路径。

（一）当代大教育的“绿色渗透”

“环境教育”的诞生当追溯到1948年在巴黎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召开的会议上。之后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于1970年在美国内华达州召开，其积极成果之一是概括被世人采纳的环境教育定义：环境教育是为了理解和评价人类、文化及其生物物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开发必要的技能和态度，认识价值并澄清概念的过程[13]（P37-40）。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正式将“环境教育”名称确定了下来。197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环境规划署召开国际环境教育研讨会，会议通过的《贝尔格莱德宪章》中提出环境教育的公认目标：促进“人类去认识并且关心环境及其有关问题，并促使其个人或集体具有解决当前问题和预防新问题的知识、技能、态度、动机和义务”[14]（P2-5）。197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环境规划署召开政府间环境教育会议，会议发表的《第比利斯宣言》指出：接受环境教育应该是世界各国每个公民的一项权利，环境教育是全民教育、全程教育和终身教育。同时特别强调在进行环境教育时要特别重视环境道德和环境价值观的影响和作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的《21世纪议程》强调：“教育对于促进持续发展和公众有效参与决策是至关重要的，并强调将教育重新定向，以适合持续发展，增强公众意识并推广培训”，“从小学学龄到成年都接受环境与发展的教育”，“目前对人类活动和环境的内在联系的意识相当缺乏。提议开展一个全球教育活动，以加强环境无害的和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态度、价值观念和行动。”[15](P92-93)1994年颁布的《中国21世纪议程》指出：“加强对受教育者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灌输……将可持续发展思想贯穿于从初等到高等的整个教育过程中。”[16](P34)1996年原国家教委、原国家环保局和中宣部联合颁布《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1996—2010年），倡导开展创建绿色学校活动，作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生态意识的跨世纪文明工程。新世纪以来，党和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科学发展和共建和谐的举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积极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实施循环经济方略并强力推行节能降耗减排，完善干部考核制度并制订和试点绿色GDP指标体系以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所有这些都需要环境教育的渗透辐射。

（二）当代大中小学的“绿色教育”

中国政府1996年在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资助下成立了面向中小学的“绿色教育研究中心”，该中心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对国内中小学环境教育的教师培训工作。1998年清华大学在国内率先提出创办“绿色大学”创意并得到国家教育部和原环保总局的积极支持和国内近30所重点大学的热烈响应。当代大中小学的“绿色教育”的展开为提高青少年的生态意识提供了良好的教育氛围。深化素质教育改革，其中绿色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是强化和提升青年一代的生态意识和环保生态素质的重要方面。因此在教育指导思想上应牢固地树立“绿色教育”的理念。通过环境教育拓展青年学生的绿色视野，增强青年学生的环保素质，培养青年学生的绿色情怀，提升青年一代的生态意识，培育青年学生的生态世界观，引导青年学生，站在更高的历史时空维度之上关注人类、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及其辨证关系的现实格局与未来走向。在笔者看来，当代大中小学的“绿色教育”，是最富有基础性甚至是前瞻性的环境教育工程。从某种意义可以说，青少年和大学生具有了较高的生态意识，也就具有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未来和生机盎然的前景。

（三）当代社会公众的“绿色参与”

环境教育是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生态文明素质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因此建立健全全民环境教育开放体系，充分发挥政府机构、新闻媒体、民间环保组织的组织协调、舆论引导和学术交流等作用，对强化中华民族的生态意识，增强社会主义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危机也在日趋加重，提高全体公民的生态意识已成当务之急。在当代中国建设“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并在社会公众中确立起“生态的危机意识”、“生存的生态意识”、“生活的质量意识”、“生产的绿色意识”、“环境的保护意识”、“资源的节约意识”、“人口的节制意识”、“增长的集约意识”、“消费的适度意识”和“发展的持续意识”等生态意识是时代的迫切要求。

历史表明，真正的悲剧性恰恰在于有忧患而无忧患意识，有危机却无危机意识！大自然既是人类自身繁衍生息的原初起始点，也是日常生存发展的基本立足点。人们具备了自觉的生态意识，就应该而且有可能依据生态资源的承载力与再生力、环境系统的循环力与自净力以及物质生产的吸纳力与支撑力，科学遵循生态环境演化规律和社会经济运行法则，将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有序并举，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有效结合，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有机统一起来。实际上“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都是无所谓的。这个任务是由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而产生的”[17](P329)。在当代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并有效地付诸于现实的实践活动当中，乃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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