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与民俗文化论文

【摘要】徐州香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以徐州香包为代表的民俗文化对外译介存在误译、文化信息缺失等问题，无法完成香包文化的对外传播。在生态翻译学视角下，以“三生”，“三维”理论分析现存徐州香包译文，提出改进的方法，旨在促进徐州香包民俗文化更好地对外传播。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生态翻译学与民俗文化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生态翻译学与民俗文化论文 篇1：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民俗文化词项汉英翻译微探

【摘要】民俗文化是最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之一，而民俗文化词项的翻译历来也是跨文化交际翻译的难点之一，既要体现民族特色，又要让外国读者清晰明了。最近十几年兴起的生态翻译学理论可以说是最具中国色彩的翻译理论，为中国学者的汉英翻译提供了一条指导道路。本文在生态翻译学理论的指导下，运用其中的译者中心和适应/选择原则来探究最具中国民俗代表性的十二生肖的翻译，为以后的民俗文化词项翻译提供一些建议。

【关键词】民俗文化词项 生态翻译学 十二生肖的翻译

一、引言

生态翻译学理论是近十几年兴起的新的翻译理论，中国学者胡庚申为此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此理论以适应/选择原则为其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观念，更强调突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十二生肖文化是中国优秀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具中国代表性的民俗文化之一，而关于十二生肖的翻译，除了虎、蛇、马、猴、狗的翻译比较统一，较少争议外，其他生肖的翻译都具有一定的争议性，比如羊年的翻译，彭博社直接把它的全部翻译都列上去——the Year of the Sheep， Goat or Ram，显得极为可笑。生态翻译学的兴起恰好为这些生肖的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本文旨在运用生态翻译学理论中的译者中心和适应/选择原则来探究其更为恰当的翻译，为以后的民俗文化词项翻译提供一些可行的建议。

二、生态翻译学理论

生态翻译学于2001年起步，于2009年全面展开。纽马克是最早提出翻译生态这一术语，他把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介入分成五大类，第一大类就是翻译的生态学。其后不断有学者延伸和扩展翻译生态这一概念。而中国学者胡庚申、许建忠等则对生态翻译学理论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依据他们对生态翻译学的定义，可以看出生态翻译学就是以生态学原理为基础，研究各种翻译现象和成因，进一步掌握翻译发展规律，从而解释翻译的发展方向和趋势。简单说，就是把生态学的各种理论和成果纳入到翻译研究当中去，考虑原作作者、译者、目的语读者及其周围生态环境的一种翻译理论。其中胡庚申学者出版了《生态翻译学》一书来系统阐释生态翻译学，更提出了翻译要以译者为中心原则和翻译适应/选择理论。

1.译者为中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最为重要的角色之一，是跨文化交际翻译翻译的桥梁，一名译者的好坏，可以说是直接影响了翻译的效果如何。在生态翻译学研究中，胡庚申学者认为这一理论研究的就是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译者是翻译过程中一切矛盾的总和，译者为中心这一翻译理念直接把译者推向译论的前台。其更加强调突出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

2.适应/选择。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既要适应，也要选择，即适应中要有选择，选择中要有适应。其具体特征是：适应——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选择——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这也是一循环过程，求存、生效是适应的目的，优化选择是适应的手段；而选择则是汰弱留强。所以说最佳的翻译则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

三、生态翻译学角度下的十二生肖翻译

民俗文化翻译是跨文化交际翻译的难点之一，因为民俗文化中具有太多文化负载词，而这些文化负载词往往都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体现了民族文化，承载了民族感情。所以对这些民俗文化词项的翻译普遍都具有争议性，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道理。十二生肖作为中国民俗文化的代表之一，其英文翻译历来都有争议。在此，笔者在生态翻译学理论的指导下，剔除争议较少的虎、蛇、马、猴、狗的翻译，对剩下的生肖进行自己的翻译理解解析，希望对以后的民俗文化词项的翻译有所帮助。

1.鼠是“mouse”还是“rat”？对于鼠，大家都非常熟悉，是一种体型较小带毛，鼻子尖尖，尾巴长长的动物。翻阅《现代汉语词典》和《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可以发现英语中的“mouse”和中文中的老鼠具有一样的特征，而“rat”只是像大老鼠。同时在文化寓意上，“mouse”更为流行，在外国人眼中是一种较为可爱的小动物。所以，在鼠的两种不同文化的生态环境下，“mouse”更为适合。

2.牛是“bull”、“ox”还是“cow”？在中文，牛是勤劳的代言，同时也是力气非常大的一种动物。而在英文中“cow”多用于产牛奶的母牛；“ox”虽然是通常用于干农活的公牛，但是却是被阉割的牛，在中文中“阉”这个字通常都带有贬义；对于“bull”，英文解释为公牛，但是考虑到英文里这个词的周围生态环境，不难发现“bull”通常代表英勇，比如公牛队的名字就是“bull”。所以依据笔者的理解以及这些词的不同文化含义，“bull”更为合适。

3.兔是“rabbit”还是“hare”？在中国，一提到兔子，大家都会想起浑身白色毛发，体型较小的可爱小动物。而在英文词典中“rabbit”这一词的解释也跟中文里的兔子形象接近，体型小，有着长耳朵和柔软的皮毛；“hare”则被解释为与“rabbit”相似，但是体型较大，善跑。从中可以看出，“rabbit”一词更适合中文的生态环境，所以较为准确。

4.龙是“dragon”，“tiger”还是“Long”？众所周知，在英语里“dragon”是一种喷着火邪恶的怪物，而在中文里龙则是尊贵吉祥的象征，有明显不同的含义。所以曾有译者把亚洲四小龙翻译成“tiger”，或者直接音译“Long”。因为生肖里已经有虎的存在，所以“tiger”不可取。笔者考虑到随着近来中国地位形象在国际上的提升以及中华文化的输出，外国人对中华文化的龙已经有所了解，龙这个词在西方文化中的生态环境已经有所改观，所以直译“dragon”比较合适。

5.羊是“sheep”还是“goat”？在中国，说到羊，大家都认为其性情温柔善良，夸赞某人脾气温柔，也会说“温顺的像只小绵羊一样”。在英语里面，“sheep”的解释直接对应绵羊，而“goat”则对应山羊。但是因为“goat”在英文里经常与贬义相连，且在圣经里也被解读为坏人。所以依据适应选择理论，“sheep”更为准确。

6.鸡是“chicken”、“cock”、“fowl”还是“rooster”？鸡在中文里一般是家禽，是统称。在英文里，“chicken”虽然也指家禽，但是却含有胆小鬼、懦夫的意思；“cock”指公鸡，同时还含有性器官的意思；“fowl”指家养的用来食用和生蛋的鸡，是鸡的通称；“rooster”是指成年的公鸡，跟“cock”的意思差不多。所以根据鸡在中文还有英文里的语言生态环境，剔除一些不恰当的意思，“fowl”这个通称更为合适。

7.猪是“pig”、“boar”还是“hog”？在中国文化里，我们所说的猪，一般都指人类所圈养的，可以被食用的，体型偏胖，四肢短小的家畜动物。虽然在猪年出生的人通常被认为是享福之人，但是不可否认，猪在中国文化里也是好吃懒做、蠢笨的典型，经常会听到诸如“蠢笨如猪”这样的骂人之语。而在英语中，“boar”指的是野猪，公猪，也是英勇斗士的象征，基本上都是正面形象；“hog”指（供食用的）阉公猪，还有贪婪者的意思；“pig”在《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中的解释非常符合中国人心中猪的形象，同时“pig”在英语里也可以被用来当骂人的话。综上，无论是在中西方的文化里面还是本身的语义上面，选择“pig”是更为贴切与精准的。

四、结语

生态翻译学理论是最近兴起的翻译理论，同时也是中国学者作出最大贡献的理论，从其诞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的基础来看，其对中国人进行英文翻译尤其是民俗文化词项的翻译是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翻译者只有在了解并适应了两种文化的语言生态环境后，结合自己的知识与历史经验，选择合适的翻译才是最佳的翻译。本文在生态翻译学理论的指导下，对十二生肖的翻译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希望对以后的民俗文化词项汉英翻译有所启示。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生态翻译学：产生的背景与发展的基础[J].外语研究，2010，（3）.

[2]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2）.

[3]李双梅.曾传生.也谈生态翻译三维原则——以海南特色民俗文化负载词英译为例[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

[4]刘白玉.对十二生肖汉英翻译的思考[J].中国翻译，2010，（4）.

[5]刘淼.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翻译过程[J].吉林化工学院学报，2015，（12）.

[6]田英霖.英汉动物词汇的跨文化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07.

[7]张雪晶.初探十二生肖的翻译[J].海外英语，2012，（4）.

作者：马雪

生态翻译学与民俗文化论文 篇2：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徐州香包民俗文化翻译研究

【摘要】徐州香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以徐州香包为代表的民俗文化对外译介存在误译、文化信息缺失等问题，无法完成香包文化的对外传播。在生态翻译学视角下，以“三生”，“三维”理论分析现存徐州香包译文，提出改进的方法，旨在促进徐州香包民俗文化更好地对外传播。

【关键词】徐州香包；民俗文化；生态翻译学

【作者简介】李墨池，洪晓雨，江苏省徐州市中国矿业大学。

引言

徐州香包集中药、丝绸、中国结、刺绣四种中国元素于一身，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徐州香包民俗文化翻译存在两点不足。第一，香包的制作材料、造型、图案负载了大量的文化内涵，但其译文存在误译或文化信息缺失，无法为外国读者提供的正确信息。第二，系统性展示徐州香包优点的译文数量少，仍存在大量空缺。

从生态翻译学角度分析，对徐州香包文化进行译介适应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整体大环境，译者在中、英两种语言环境中，进行了译本的可译性分析，探寻了移植香包文化到英语生态环境中的可行性。译者在翻译实践中需要充分发挥“译者中心”地位，对整个文本和与文本相关的所有“他者”负责。译者在微观的语言维、交际维和文化维上进行灵活选择，让译本适应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态环境，以成功的将徐州香包文化成功地进行生态移植。

一、“三生”理论分析徐州香包民俗文化的译介

生態翻译学在宏观上的研究对象为翻译生态，翻译生态指的是译本所处的大环境，比如说推动译本产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这些因素整体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宏观上影响着译本的产生和传播。译本生命指的译本能否适应译入语环境，能否在新的环境中为读者群所接受。译者生存指的是，在翻译委托人、原作者、译者、读者等这一翻译群落中，译者能否满足各方的需求，发挥译者主体性，促使译本在新的生态环境中生存和发展。

徐州香包文化翻译生态环境优良。徐州政府强调要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提出以“舞动汉风”为引领，实施特色品牌建设，形成具有地域特色、文化深度的文化产业链。除内部文化政策的支持外，外部生态环境也有利于香包文化的译介和传播：香包等民俗产品深受外国民众的喜爱，常以旅游纪念品的形式出口国内外。在国内文化政策的支持和国外民众的喜爱和欢迎下，香包文化的翻译具有长期的译本生命力。译者应深入研究和了解徐州香包制作、样式和蕴含的文化内涵，仔细比对香包翻译的平行文本，总结现存译本的优点和不足，从而适应中国文化对外译介的大趋势，满足外部环境对中国民俗文化的需求，对翻译的文本负责，促使香包文化适应新的生态环境，推动中国特色民俗文化对外传播和发展。

二、“三维”理论分析徐州香包民俗文化的译本

生态翻译学提出了翻译的“三维”理论：语言维度，交际维度和文化维度。生态翻译学理论认为，语言和交际互为手段和目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产物，这三者密不可分。翻译徐州香包为代表的民俗文化时，可在语言，交际和文化三个维度下进行分析，译者根据生态环境进行适应和选择，以达到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平衡。

1.语言维度。香包的中文介绍中四字名词出现频率高，句尾押韵，富有节奏感，通过文字的美感表现香包的文化之美。在翻译时也尽量做到语言维度的对应，适应英文的语言特点，使其译入语富有韵律。

例1：

原文：香包工艺独特，绣工精美绝伦，图案繁多，生动活泼。

译文：The scented sachet is known for its distinctive craftsmanship， with exquisite embroidery and various patterns showing vivid pictures.

原文句式工整，前两小句都为六字构成，其后都为四字短语，并且“多”和“泼”进行押韵，朗朗上口。译文最大程度上尊重原文的语言结构，用“exquisite embroidery”和“various patterns”工整排列，“showing”引导的分词结构放在句尾，整个句式既符合英文的表达习惯，又尊重了原文的语序。

例2：

原文：香包中含有数十种中药材，散发自然芳香，具有养气调息、驱蚊安神的功效。

译文：A scented sachet contains various aromatic herbs giving off natural fragrance. Most of sachets can ease temper， release pressure and protect you from mosquitoes.

原文一句话中含有三组四字词语，句式短小整齐。若按照中文句式英译为一句话，则显得冗长繁复，因此译者翻译时选择将原文切断为两句。并且译文中后三个动宾短语也对应中文，最大程度上的保留原文的语言特征。

2.交际维度。翻译民俗文化的目的是为进行不同文化的交流和传播。翻译徐州香包民俗文化时，对于不适应英语土壤的短语和词汇，应在交际维度上进行适应和选择，即删改和解释。

例3：

原文：屈原《离骚》中有“扈江篱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的诗句，可见香包的制作和佩戴史至少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

译文：In the poem Lisao by Quyuan（a famous poet in ancient China）， there is a verse that describes wearing sachet in the front of the dress as an ornament， which shows that the history of making and wearing sachets can be traced back at least to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原文中出现了屈原《离骚》中的诗句，其目的是为了介绍香包的佩戴历史。因此在翻译时，只需翻译出诗句中关于香包意思即可达到交际的目的，译者进行了翻译内容的选择，将诗句删去不译，以适应文化交际的需要。

例4：

原文：香包是端午节馈赠亲友，求吉祈福，驱恶避邪的节日佳品。

译文：On Dragon Boat Festival， the scented sachet can be sent as a gift to friends and relatives to pursue good luck and avoid disaster.

原文中“端午节”和“节日佳品”都涉及到节日的字眼，按照中文直译则显得啰嗦而繁复，因此译者根据生态翻译学交际维度，重新整合句式，将“端午节”作为状语，“香包”作为主语，使行文习惯更符合英文的生态环境，更好地达到交际的目的。

3.文化维度。徐州香包的历史，图案，制作中包含多种文化负载词和中国传统诗词和历史故事，在翻译时，译者根据源语和目的语的生态环境，选择不同的翻译方法，如注释，转换等，以达到文化维度的生态平衡。

例5：

原文：送给长寿老人的香包多为“耄耋童趣”，是以猫和蝴蝶戏牡丹组合图案绣在香包上，喻意老年生活富有情趣。

译文： The scented sachet for the longevous is called as “maodietongqu” 1in Chinese. It is embroidered with patterns of cats and butterflies playing together， which means that the life of the elderly is full of fun.

注1： “maodietongqu” is a chinese idiom， in which the “mao” is the partial tone of “cat” in Chinese and the “die” is the partial tone of “butterfly” in Chinese. The meaning of this idiom is the life of the elderly is full of fun.

原文中的文化負载词“耄耋童趣”，是香包的名称，香包上的“猫”和“蝶”就是“耄耋”的谐音，因此在翻译时，考虑文化维度的生态平衡，直接将该成语进行音译，然后在句尾进行注解，更能让读者明白中国文化的表意和香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例6：

原文：飞行绣：绣出来的形状像英文字母的V字，多半用于绣人物的嘴形。

译文：V Embroidery： the shape embroidered is like the letter V， mostly used for embroidering people’s mouths.

原文中的飞行绣直接译为“V embroidery”，读者能直接从名称明白其所指，从文化维度来看，这种转换法并不影响中国文化的传播，反而有利于读者的理解和接受。

三、总结

从翻译生态学的角度来指导徐州香包民俗文化的翻译，可以发现无论是从宏观的“三生”角度还是微观的“三维”角度，译者都需要不断的进行适应和选择。“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充分发挥译者责任，适应源语土壤，需要在译文的语言维度、交际维度和文化维度进行合适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择，从而让译文可以适应译入语的土壤。

参考文献：

[1]鲍晓英.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4.

[2]翟胜增.民间工艺传承视角下徐州马庄香包工艺发展途径研究[J].美与时代（上），2018（08）：32-34.

[3]葛浩文.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M].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2-23（007）.

作者：李墨池?洪晓雨

生态翻译学与民俗文化论文 篇3：

论少数民族典籍《川苗故事与歌谣》中生态认知的“三维”转化

【摘要】民族语言的译介工作一直以来都是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不可分割的一环，是少数民族进行文化建设的有力手段。大卫·克罗克特·葛维汉是20世纪美国人类学家，在四川考察30余年，对少数民族各种民间故事、历史事迹、风土人情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并留下大量研究成果。本文立足于生态翻译观，从“三维”转化的认知角度探讨葛维汉专著《川苗故事与歌谣》中体现的译者主体性。论证葛维汉创作过程中“适应性选择”，力求寻找川南苗族民俗文学传播过程中语言文化的关联重构。

【关键词】生态翻译；适应性选择；少数民族典籍；民俗文化

基金项目：本文为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学院资助项目“川南僰苗民俗文学生态翻译学研究”（项目编号：2019PY04）的研究成果；本文依托宜宾学院川南僰、苗文化翻译及推广平台。

引言

国务院中宣部指示，民族语言翻译工作是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从少数民族典籍的译介现状来看，多数研究侧重于翻译策略与语言表达形式，即关注重点在于不同语言的词汇和结构转换；而从译文创作者角度分析译者创作过程的主观创造性以及创作结果是否最佳关联译语读者文化认知环境的研究甚少。胡庚申指出，生态翻译学方向立足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互动的整体性，同时将翻译生态整体性与译者主体性科学地融汇、并纳入到翻译的定义之中。运用生态翻译学观解析川苗民俗文学典籍的翻译，可识解该民族特有生态文化，剖析译语认知语境，有利于解释创作过程的适应性选择。

一、 葛维汉与《川苗故事与歌谣》

美国人类学家大卫·克罗克特·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1884-1962）于1913年抵达四川，前后在四川度过36年之久；在川期间他多次赴四川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尤其是羌苗二族的研究多有建树。葛维汉以传教士身份在现今的宜宾市度过最初20年，而宜宾市正好是川苗的聚居地。在1933至1948年间，葛维汉以珙县王武寨为中心对川苗进行了数次田野调查，对当地苗人的风俗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出版了数本关于川苗风俗的专著，其中“SONGS AND STORIES OF THE CH’UAN MIAO”（《川苗的故事和歌谣》）于1954年在史密斯索尼学院出版。苏珊布朗称该书是对苗族神话和歌曲的翻译，同理在笔者看來，该书是葛维汉以编译整理田野调查而来，应是“译作合一”甚至是“以译代作”的作品。则通过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方式，从文化生态环境视域中看待该典籍的翻译，不仅着眼于川苗文化的译介适应，也可构建翻译过程中的译者的认知适应性转换模式。

二、葛维汉创作行为的“适应性选择”

《川苗的故事和歌谣》一书罗列了神话、社会、性和禁忌等主题，内容真实反映出了川南苗族的各个领域的民间生活，文体囊括了祭祀歌谣、民俗故事、传说典故和礼仪记事等。同时大卫·克罗克特·葛维汉将川苗地区早期文化特色及民风民俗转换成英语记录的过程体现了译者的主观创造性和生态翻译的译者适应性转换。

三、语言维的最佳关联

（一）语音层面适应性选择

在川苗的祭祀场合，驱魔或施咒的过程中常伴有舞蹈，更兼有说唱。葛维汉有记载：

The yellow wax burns， and the smoke arises.

When the wax burns， I will call.

I will call Ntsong Yin here to lead.

I will call Ntsong Yin to come and go ahead.

I will call Yin Tsha to come and go ahead.

I will call Yin Tsha to come and lead.

Nga Yin held an iron fan.

Yin Tsha held a brass fan in his hand.

此歌谣近似于巫蛊咒语，是驱赶病魔的过程中所唱口诀，大致内容为“点香烧纸，烟雾腾起；我请宋阴把路引，我请宋阴把路引；我请阴差来引路，我请阴差来引路；宋阴手举大铁扇，阴差手持大铜扇。”根据英语发音分析，可以看出前两句唱词中“burns，arises，burns”三词押“s”音的韵，属于开放双行诗节押韵格式；再者，第三至六句皆以“I will call”的排比形式开头，体现了这段咒语作为歌谣的节奏特点，葛维汉在此处保留了原歌谣回环往复的音律美；此外，这四句唱词分别以“lead，ahead，lead，ahead”结尾，单词最后的重读元音及其后面的辅音在读音上相同，体现了英语诗歌尾韵的押韵特点；同理，唱词最后两句的“fan，hand”同样使用了单韵的押韵手法。从这段唱词的英语版本中，可以反映出葛维汉在创作该书的歌谣部分的过程中，保留了原始川苗歌谣的直白内容，并且融入英语诗歌的创作特点，在语言维度上，兼顾了源语言与译入语的语音生态，同时也达到了视觉形象和听觉形象展现。

（二）语义层面适应性选择

在四川苗族一带，民间存在“端公”这一角色，端公即男性巫师，与天地神灵沟通，苗人每遇灾疫，很少请医生诊治，而是邀巫觋诉神。“端公”一词在该书中出现了百余次，鉴于人名翻译的“名从主人”原则，应当用音译法译为“duan gong”，对比葛维汉的记录“tuan kung” 有一定的差异。而葛维汉创作此书的时间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下中国使用的是威妥玛拼音，则其对该词地处理符合翻译原则，面对英语读者也保留了中文中“端公”一词的异域性，兼顾源语与译语的语义生态。

（三）文化维的语境充实

翻译生态环境即文本所构建起来的总体环境，包括文化、社会、作者、语言等构建起来的整体。在文化维度的适应应当调整两种异域文化的语境背景和文化框架，不同文化框架的移植和文化框架的嵌入一定程度上可达到充实文本的目的。

1.文化语境的生态移植

葛维汉在该书中记载了数百个民间故事，其故事标题也体现了译者文化适应性选择。如有一则故事则名为“A Husband and His Wife （Taming a Shrew）”即“丈夫与妻子（驯悍記）”。在葛维汉的著作中有不少故事关于夫妻琐事、经历、生活等，而这一则故事大致内容是一对夫妻，丈夫很平凡，妻子生性泼辣好斗嘴，一次吵架后，丈夫教训了妻子，从此家庭和睦。葛维汉在给该故事命名的时候，主标题使用了“A Husband and His Wife”（丈夫与妻子），简单突出了故事的主角；而葛维汉的点睛之处在于括号中备注的“Taming a Shrew”（驯悍记），众所周知《驯悍记》（The Taming of the Shrew）是威廉·莎士比亚创作的剧本，讲述了暴脾气的富家女凯瑟琳娜，在精明的“绅士”彼特鲁乔的改造下，成为温柔贤惠的妻子的故事。可以发现葛维汉进行了文化框架的移植，直接借用了经典名著的标题，并进行了词性改写，拉近了译入语读者与川苗民间故事的距离。

2.文化语境的生态嵌入

葛维汉不仅使用备注法其体现文化维度的转换，也将译入语文化直接镶嵌在川苗故事文本中。例如“A Ferryman Was a Rip Van Winkle”直译即“船夫是瑞普·凡·温克尔”，可理解为“船夫的故事——中国版的瑞普·凡·温克尔”。[5]在创作船夫故事时，葛维汉在标题上也是嵌入了译入语读者熟知的美国民间故事元素“Rip Van Winkle”。瑞普·凡·温克尔是华盛顿·欧文短篇小说中的人物。瑞普靠耕地养家糊口，为了躲避唠叨凶悍的妻子，独自上山打猎，偶遇一船长和船员，便与其喝酒；酒后睡了一觉，醒后下山回家，发现一切事物都变得陌生，最后得知时间已过了整整二十年。与之前“A Husband and His Wife （Taming a Shrew）”《丈夫与妻子（驯悍记）》不同之处在于，“Taming a Shrew”是以副标题或者备注的形式出现，而“Rip Van Winkle”则是直接出现在主标题中，葛维汉将译语文化框架嵌入题目，让读者从内部文化中去寻找川苗文化的共同之处，同时让川苗故事契合英语的文化生态。

3.交际维的意图匹配

《川苗故事与歌谣》一书中包含了许多苗语，苗族人拥有本族独特的语言，但是没有传承下本族的文字，现有的苗文是近代以来，苗族人为了发展苗族文化教育，创制了一些方言文字；同时，如葛维汉这一类外籍传教士为达到传教的目的，也创制了一些苗文；此外，政府也组织语言学家为苗族创制了苗文，将老苗文改进为拉丁字母形式。书中有记“In ancient times the inhabitants of the present borderland of Yunnan and Szechwan were called Ngai Nts？（nts？）.”[5]大致含义即：在过去，如今的云南、四川一带的边陲之地，聚居着的土著人被称为“矮人族”。句子中的“Ngai Nts？”一词则为苗语，是以拉丁语字母穿插在同为拉丁字母的英语文本中，葛维汉在这篇短篇故事的正文部分仅仅介绍了“Ngai Nts？”（矮人族）的小故事，并未详细记述“Ngai Nts？”（矮人族）的由来，对于英语读者来说，外来语的插入在没有详细记述的情况下势必造成阅读理解上的障碍；再者，仅仅500余词的小故事倘若长篇大论地解释说明一个单词，难免会显得冗长不分轻重，故葛维汉将“Ngai Nts？”一词加以脚注，便可详细解释道“The Ch’uan Miao word Ngai Nts？ is a corruption of the Chinese word ai tsu， pronounced in southern Szechwan Ngai Ts？，meaning dwarfs or short people. The Ch’uan Miao name for these people also means dwarfs or short people.”葛维汉向译入语读者说明了苗语的“Ngai Nts？”是汉语的“ai tsu”（威妥玛拼音的矮子）的变体，苗语的发音更接近四川方言，葛维汉还继续使用了英语“dwarfs”（矮子）和“short people”（身材矮小的人）去进一步解释说明该词，让文章更适应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利于信息交际。

葛维汉自持译者身份，在20余年的调研中对该民族特有文化进行了深刻解读，了解川南苗族一些文化符号的基本意义、使用背景、运用条件等，充分适应了翻译过程中的源语文化生态和译语认知环境；在此前提下，葛维汉又借以译入语文化的生态环境为背景，在语言、文化、交际层面灵活转换了川苗民族文化特色词、特有表达、特殊概念。

四、结语

通过生态翻译视角看待葛维汉的创作，解读《川苗故事与歌谣》一书，可以看出翻译生态环境具有动态性的特征，是川苗文化与英语译入语的不断碰撞，葛维汉的翻译创作活动一直是他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性活动。尤其是对文化特色符号的翻译，直接影响西方读者对我国川南少数民族文化的认知，也影响着中外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文本的生态环境需照顾到方方面面，如文本产生背景、语境环境、认知背景等等；语言转换的层面可以折射出这一文本的生态构建背景，译者应从“三维”转换的角度去识解源语言和译入语的不同信息背景，对文本文化元素进行挖掘的同时，兼顾译入语读者的认知生态背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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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珊·R·布朗著，饶锦译，李绍明审校.在中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和教士—大卫·克罗克特·葛维汉（上）[J].中华文化论坛，2001（3）：115-123.

[3]苏珊·R·布朗著，饶锦译，李绍明审校.在中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和教士—大卫·克罗克特·葛维汉（下）[J].中华文化论坛，2002（1）：11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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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宋云青（1993-），女，汉族，四川绵阳人，助教，研究方向为翻译，川南苗族文化。

作者：宋云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