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生态正义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生态正义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重要生态哲学范畴。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当前对生态正义的理论建构之路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两条，即“生产性正义”与“生产关系正义”，前者主要从“人与自然”层面表达正义诉求，后者则主要从“人与人”层面表达正义诉求。
第一篇：生态正义论文范文
国内外生态正义研究综述
摘要：国外学者关于实现生态正义的路径主要是围绕当时当地的具体实际而提，对于当前中国应对生态非正义问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则作用有限。而我国的生态正义理论研究多采用西方理论的概念和研究范式，生态正义的概念、阻碍因素及实现路径等都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研究成果。针对当前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远不具备的实然现状，应立足我国生态环境实际，充分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突出成就，借鉴西方生态文明中的优秀成果，探索契合我国生态正义现实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生态正义;研究现状;评析
生态正义，即在尊重生态系统自身运行规律的基础上进行人类活动，保护生物多样性，契合全人类的生存权益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强烈意愿。生态正义的实现强调使每一代人平等公正地获得生存发展的权益，但由于自然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和生态破坏的不可逆性，就要求生态正义既要注重当代人的代内正义，又要关注当代与后代间的代际正义，而这也正是生态正义的特殊性所在。当前，全球化生态危机日益严峻，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失衡直接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生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多次强调生态文明的重要性，因而生态正义作为极具学术和实践意义的议题，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保护生态环境、促成生态正义的实现成为国内外学界的热门议题，学者们从不同视域对该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一、国外生态正义研究现状
学者泰勒、辛格、巴克斯特等人把生态正义理解为生命存在物间环境资源的分配正义，他们把道德调节应用于动物、植物界。泰勒认为所有的生命存在物都有其本身的目的导向，拥有平等的固定价值[1]9-10。而辛格提出动物和人类具有相同的体验能力和幸福能力，动物也应纳入道德关注范畴，动物有权得到平等对待[2]。巴克斯特则认为人和非人生命存在物共同生存在一个道德共同体之中，非人生命存在物在正义共同体中有自身的环境利益，有获得公正地分享环境资源的要求[3]1。因此，任何生命存在物都应该有权按照正义的分配原则获得生态资源，并注意到生命体有差别的道德重要性，在全球范圍实现生态资源分配正义。
学者莱奥波尔德、奈斯、罗尔斯顿等人将自然界及其内含之物视为整体，以自然需求为中心探讨生态正义。莱奥波尔德提出人与自然不存在谁征服谁的问题，而应该是和谐共存的、平等的“伙伴关系模式”[4]102-114。奈斯认为：任何存在于世的生命都有独特的内在价值，应与人一样拥有生存发展的平等权利，人类无权损害其他非人生命体;随着发展人类将能够自觉地与世间一切存在物融为一体、和谐共存[5]64-84。罗尔斯顿认为自然界既具备维持自身生存的价值，又能为生态系统中的他者提供帮助，因而整个生态系统都应是道德关怀的对象[6]251-259。
学者佩珀、池田大作、高兹、福斯特、奥康纳等则坚持以人类为主体并以其需要为第一需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背景下讨论生态正义。佩珀提出生态正义必须首先考虑人类需求，尤其当人类与自然出现需求冲突时[7]340。而真正实现生态正义必须消除资本主义，实行一种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的、既能满足经济发展又能实现公正的生态社会主义[7]354-357。池田大作认为人人都有生态环境人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存在严重差异，发达国家应该担负起全球生态危机的第一责任[8]4-7。高兹、奥康纳和福斯特都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逆生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双重异化[9]172-176，其他危机“均被生态危机所激化”[10]21，因而实现生态正义应重点关注“生产正义”[11]525-528。
二、国内生态正义研究现状
关于生态正义概念，江潭瑜认为生态正义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正义要合乎自然本身的价值，要求尊重自然的自身标准和存在界限[12]。李培超、李惠斌、姜涌都认为生态正义关注的是人们如何公平分配生态资源和承担生态责任[13][14][15]70。徐海红则指出生态正义是体现于经济运行各环节的正义统一体，其中生产正义是关键[16]。颜景高认为生态正义要摒弃人类利益至上的经济发展观，塑造一种关照生态整体利益的社会发展观，重视代际之间的传承与发展[17]。
关于阻碍生态正义实现的因素，李培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生态非正义的根因，只有消除资本主义才有可能实现生态正义[13]，与佩珀等人观点类似。佘正荣指出工业化使西方不惜牺牲生态利益追逐经济效益是生态不公的主要原因，因而他们对全球生态危机承担根本责任[18]。郎廷建则阐明造成发展中国家生态非正义的因素复杂，首先是因经济落后而盲目追求发展忽略正义，其次各类资源在各阶层间分配不公是另一原因[19]。
基于以上两方面内容的讨论，学者们就如何实现生态正义展开研究。田会轻认为纠正超限消费误区，探索符合生态健康的消费方式是我们尽快实现生态公正的基本战略[20]。胡伟和程亚萍认为，坚持以人为本，加强生态法治保障，变革经济发展模式，积极推动农业生态化，主动融入全球生态改善合作，推动实现生态领域的代际、代内正义和自然公平[21]。董岩、赵玲提出代内正义价值实现主要依靠国家间的协调合作，而实现代际正义可选择“限制+补偿”的治理模式[22]。佘正荣认为，总体环境责任应根据工业文明以来各国对全球生态环境破坏的实际影响合理分配，并使这种责任要求成为严格的国际约束[18]。江潭瑜更全面提出，既要保护生态系统的底线，又要创新发展观念;既要除陋立新、推动绿色新消费，又要使新兴科技的创新应用成为生态正义实现的有力推手，为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和谐发展提供绿色技术保障[12]。
三、国内外生态正义研究评析及发展趋势
(一)研究评析
国外学界对生态正义的研究大大丰富了生态正义的研究视角，引发了学界对人与其他物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生态利益和生态权利的思考，使学者们逐步关注在生产、流通、交換、分配等领域中的生态正义，同时也为生产生活中的生态非正义问题提供应对策略。国外学者的“视自然与人类为平等”的研究视角和思路对于我国研究生态正义问题，包括对于当下中国生态正义的实现有极大参考意义。但国外学者关于实现生态正义的路径则主要是围绕当时当地的具体实际而提，对于当前中国应对生态非正义问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则作用有限。再有，国外学者关于如何认识人的需求、非生命存在的需求、自然的需求间的关系等问题，仍然需要继续深入系统性的理论阐述和逻辑性的辩证分析。
我国的生态正义理论研究多采用西方理论的概念和研究范式，生态正义的概念、阻碍因素及实现路径等都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研究成果。尤其是透过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再深入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视角，大量借助了马克思文本的研究成果，这对于厘清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有重要启发。在剖析生态正义实现的妨碍要素时，我国学者尖锐地指出：西方国家肆意掠夺全球生态资源，无限追求经济利益甚至不计损害全球生态环境的做法是全球生态非正义问题频现的首要原因，因而西方发达国家应该而且必须承担起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第一责任。该观点准确阐述了在应对全球生态危机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担负有差别的责任及其原因，也为我国“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原则提供了理论支撑。但总体而言，我国对生态正义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内容也相对单一和分散。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思想缺乏深入研究，对其相关内容还多以笼统概括偏多，缺少实践意义上具体的操作维度。如一些西方学者提出“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反生态的，只有消灭资本主义才能实现生态正义”的论断，这种观点当然无误，但我们必须明确该观点所对应的是在实现最高理想阶段时的应然目标，而当前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远不具备的实然现状，要求我国必须立足我国生态现状，充分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突出成就，借鉴西方生态文明中的优秀成果，探索契合我国生态正义现实的实现路径。
(二)发展趋势
经过深入分析，笔者以为生态正义研究的发展趋势和可能路向应当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结合国内外已有成果，加强生态正义的整体性研究。长期以来，国内外对生态正义注重从生态正义的理论定位、概念、内涵、实质等具体问题入手研究，可能将生态正义的需求碎片化或个体化，这虽然充分考虑了不同国家或地区生态正义问题的差异，但也忽略了对于生态正义问题共性和全球生态正义问题的探究和整合。在整体性思维引导下的生态正义研究，应建构和整合生态正义的各维度并关注其间的相互影响，以此更有效的推动全球生态正义的实现。
二是钻研经典文本，研究马克思及其继承者有关生态正义的思想，构建新时代中国语境下的生态正义思想。生态正义问题是直面现实的，因此研究生态正义思想应要求“回归本身”，坚持问题导向，而不仅仅是纯粹的文本研究。仅从文本中寻章摘句或加以阐述解释并不是目的，生态正义研究必须以缓和解决全球生态危机和生态非正义为目标。
三是联系我国的生态实际和实践，加强生态正义的本土化研究，生态正义研究应该积极与生态文明建设紧密结合。关注妨碍我国实现生态正义的因素，讨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有不足，积极探索实现路径。加强我国生态正义的制度建设研究，以此作为维护生态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为确保生态正义的实现提供坚实的法治后盾，为加快建设天蓝、水清、土净、地绿的美丽中国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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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子祯(1992—)，女，汉族，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单位为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
(责任编辑：王宝林)
基金项目：内蒙古自治区研究生科研创新重点项目“‘新时代’的经济正义：马克思正义观的当代阐释”(11200-12110201-08)阶段性成果
作者：杨子祯
第二篇：生态正义之理论建构
〔摘要〕 生态正义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重要生态哲学范畴。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当前对生态正义的理论建构之路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两条，即“生产性正义”与“生产关系正义”，前者主要从“人与自然”层面表达正义诉求，后者则主要从“人与人”层面表达正义诉求。这两条建构之路对于人们把握生态正义虽有一定的意义，但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唯物史观原理。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正义”建构之路的出场则能弥补其相关缺陷，理由在于：一是“生产方式”内蕴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维度;二是正义的话语基础必然根植于一定的生产方式;三是生态问题的产生根源可归结于某种生产方式的非正义性。对生态正义的理论建构应该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唯物史观原理为基础，坚持“大自然-人-实践活动”的有机整体性、生产性正义与生产关系正义的内在统一性以及从“自然的解放”到“人的解放”的目标指向性，这样才能更加充分和整体性地把握生态正义的本质内涵。
〔关键词〕 生态正义，生产性正义，生产关系正义，生产方式正义
〔
生态正义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重要生态哲学范畴。学术界对生态正义的理论建构众说纷纭，呈现出诸如环境伦理学、环境法学、生态经济学、环境政治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建构视角。这说明对于生态正义的理论建构还处于可继续讨论的阶段。本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当前学界较为凸显的两条建构之路即“生产性正义”与“生产关系正义”说起，通过检视各自的不足从而提出另外一条或许更加合理的建构之路即“生产方式正义”。这条建构之路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为统一的原理之下生成的，能够弥补“生产性正义”与“生产关系正义”的某些不足，也能够揭示出生态危机（或生态非正义）的真正根源，这对于我们科学把握生态正义的本质内涵，深刻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蕴具有重要意义。
一、“生产性正义”与“生产关系正义”两条建构之路反思
需要事先指出的是，不论是“生产性正义”还是“生产关系正义”的建构之路，二者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能够较好地解决人与大自然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为了能够确保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得到其所应得”，从而使人类社会名副其实地呈现出一种生态正义状态，这首先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二者在建构过程中的某些理论局限也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仍然要辩证看待。
（一）“生产性正义”及其理论局限。以“生产性正义”来建构生态正义的学者主要是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他认为：“社会经济和生态正义问题史无前例地浮现在人们的眼前：事实已越来越清晰地表明，他们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侧面。” 〔1 〕431换言之，奥康纳拟从社会经济的物质生产领域来看待生态正义，走的是一条“生产性正义”的建构之路。这条进路提出的依据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分配正义二律背反的呈现，也即现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只注重资源或产品如何分配的公平正義，但实际上背后的“势力”却又反过来主宰分配过程，使得正义难以真正呈现，其结果便是权力逻辑和资本逻辑的继续演绎、虚假需求和异化消费的恶性蔓延、大量自然资源被耗尽和浪费，种际代际间生态债务逐渐累加等。所以，他提出要“彻底废止分配性正义”并以“生产性正义”取而代之，并且坚信只有“生产性正义”才是“正义之惟一可行的形式” 〔1 〕538。这里的所谓“生产性正义”，倡导的就是要在物质生产领域确保每一位主体都能够以平等的身份参与生产，并在生产或再生产过程中做到公平合理地使用土地或自然资源，从而实现“消极外物最小化，积极外物最大化” 〔1 〕538的正义目标。奥康纳认为，这种“生产性正义”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第一，主张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只做定量分析，求的是“利”，而使用价值倡导的是定性分析，求的是“用”，所以他提出要让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要在生产过程中做到对产品使用价值的定性分析，真正生产出能够满足大多数人需要的耐用产品，否则就会浪费和耗尽大量资源。第二，强调分配正义依托于制度正义。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主体和分配规则往往存在着某种“权贵向心力”，而这必然使得某种分配正义不正义。所以，提出要在生产过程中事先以民主的形式制定优良的规则和制度，要“将民主的内涵置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国家的民主形式（或程序）之中去” 〔1 〕591。这样才能增强环境政策的认同性和执行力，才能确保自然资源使用和分配的合理性和正义性。第三，提出以生态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资本”的本性是攫取和增殖，资本主义社会或制度本质上是反生态的，所以奥康纳提出，“生产性正义”说到底还是要建立在生态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生产性正义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生态社会主义” 〔1 〕538。一方面生态社会主义所坚持的是“保护第一”的原则，另一方面生态社会主义所推进的生产是“以生态为中心的生产” 〔1 〕191。
应当说，奥康纳所提出的“生产性正义”，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弱化交换价值的效用，推进自然资源的节约和保护，建设人人共享的美好生态环境有着重要意义。当然，以“生产性正义”来建构生态正义其实也存在着一定的理论局限，主要表现在：第一，对“分配性正义”的全盘否定并不合理。一方面，资本主义是超越于封建主义的一种社会形态，在一定程度上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所以分配性正义在历史上必然发挥过阶段性作用，这是不能彻底否定的。另一方面分配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绕不开的重大问题，它关系到一个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所以分配性正义不可忽视。第二，对“分配性正义”的批判没有抓住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根本问题。奥康纳对“分配性正义”的批判只是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的资本家剥削的批判、交换价值批判以及结果正义批判等，而并没有触及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根本问题的批判，实际上这才是一切非正义的“背后始因”。第三，“生产性正义”当中的“生产”主体是谁，操纵主体是谁，为何而生产，为何又再生产，生产规则的制定何以做到大众化参与等，如果这些问题未得到合理诠释与解决，“生产性正义”再怎么正义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正义。第四，“生产性正义”本身也缺乏现实基础，带有乌托邦的性质。奥康纳即便认为“生产性正义”是建立在生态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但生态社会主义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直至目前仍然没有找到实践道路。
（二）“生产关系正义”及其理论局限。显然，从上述分析来看，单独以“生产性正义”的进路来建构生态正义说服力似乎确实不够，国内诸多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大学的郎廷建，近年专注于生态正义理论的研究并取得了有一定影响力的系列成果。他反思了奥康纳“生产性正义的生态正义对人与人的关系考察植根不深的问题” 〔2 〕，也特别指出了“生产性正义”的建构之路并没有抓住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万恶根源”问题等。为此，他另辟蹊径提出了一条“生产关系正义”的建构之路，他甚至直接认为生态正义就是“以生态资源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正义” 〔3 〕，而这种作为生产关系正义的生态正义主要指向的是“生产资料共同所有的生产关系、保障人际平等尊重的生产关系、保障产品公平分配的生产关系” 〔2 〕。换言之，只有这些生产关系是真正正义的，生态正义才得以可能。那么，他如何以“生产关系正义”来建构生态正义呢？其思考进路如下：第一，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始因”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第二，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纷繁复杂，但是“生产关系”才是社会关系的根本形式，它决定和支配着其他社会关系，所以更应从这个角度考察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问题。第三，认为生态正义的落脚点就在于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正义才有助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有助于生态正义的实现。正如其所言：“正是依据这样的逻辑进路，笔者把生态正义界定为生产关系正义。” 〔2 〕因此，在这样一条“生产关系正义”建构之路的推动下，其对生态正义的相关理论问题才有了进一步的阐释。例如，认为生态正义具有相对性和可变性、动态性和过程性以及多样性的特征;认为生态正义呈现出时间、空间和权力的基本维度，分别对应于代际生态正义和代内生态正义、国度生态正义和国际生态正义以及女权生态正义;认为生态正义还包括三大原则，即共同所有原则、平等尊重原则以及公平分配原则 〔3 〕。从其建构过程中可以看出，一个最为核心的点围绕其中，那就是生产关系。换言之，只要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出了问题，那么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或迟或早都会出现，所以生态就非正义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反向推论，人类社会只要做到坚持以上三大原则，确保以上三个维度落地，那么生态正义就会成为可能，即便此时不可能但也丝毫不影响生态正义的未来叙事。因为生态正义具有相对性、动态性以及多样性等特征。这大概就是基于“生产关系正义”的生态正义建构逻辑。
应当说，从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关系的角度来建构生态正义并且提出“生产关系正义”的概念，这在当前学术界确实有一定的突破，但是有些问题仍然值得商榷：第一，较之于“生产性正义”，“生产关系正义”的特色优势何在？或许就是从某种“关系”的逻辑来思考。然而，无论是“生产性正义”还是“生产关系正义”，其实“人”的能动性问题始终贯穿于其中，而人的本质是社会性的存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具体的、现实的和普遍性存在，它固然表现在人类作用于大自然的整个生产过程始终。既然如此，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状况来窥探人与大自然之间的矛盾问题事实上就是大家所周知的常识性问题了。第二，“生产关系正义”的逻辑起点是“生产关系”，那么与其相对应的“生产力”范畴的决定性作用何以体现？似乎不得而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仅与生产关系有关，显然也与生产力有关，甚至生产力起着更为关键性的作用。殊不知，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问题是近代工业文明社会以来的事情，而其中正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从根本意义上引发了社会形态的更替。所以，从“生产关系”层面以“正义”的诉求来建构生态正义显然忽视了生产力的要素。第三，如果只是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正义”角度建构生态正义，而不兼顾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一维度，就必然会忽视大自然的内在价值，从而淡化甚至掩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共生关系。其实，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自然之间，都存在着生态正义的话语，例如在人与人之间该如何按照作为“人种”身份的社会活动规则交往，在人与大自然之间又该如何按照作为“大物种”身份的自然演化規律共生，事实上都与生态正义有着紧密的关联性。因此，生态正义的建构既要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度，也要有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维度，二者是有机统一的。
二、回到“生产方式正义”建构之路：一个必要性分析
既然从“生产性正义”和“生产关系正义”的进路来建构生态正义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理论局限，那么在理论上是否还存在第三条更加合理的建构之路呢？答案是肯定的。在此，我们提出一种“生产方式正义”的建构之路，所谓“生产方式正义”其实指的就是以自然资源为中介的生产性正义与生产关系正义的有机统一，无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还是人与人的关系层面，都应该呈现出一种正义的状态，这条建构之路对于我们深入把握生态正义更具整体性意义。在此，我们将从以下三个层面来具体探讨为何要回到“生产方式正义”来建构生态正义的理论。
其一，从生产方式的核心内涵来看，其内蕴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维度。“生产性正义”与“生产关系正义”，其分别侧重的是“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层面的正义诉求，这种正义诉求是有一种“各自为政”的诉求，是一种对生态正义过于单向化的建构。其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当中，完全可以找到一个能够共同反映“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关键词，即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核心范畴，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4 〕32恩格斯也阐明：“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5 〕617-618应该说，生产方式这个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鲍德里亚将生产方式评价为“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基础性概念” 〔6 〕14，霍布斯鲍姆也特意指出：“生产方式是我们人类社会变化和人类社会相互关系以及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动力的基础。” 〔7 〕190那么，何谓生产方式？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有时呈现出各种表达形式，这一点学界已有梳理。在此，我们拟阐明的是，无论何种表达形式，一个核心内涵是不变的，那就是内蕴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维度，分别反映着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换言之，马克思并没有局限于一个层面去谈论问题，而总是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有机统一起来分析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生产方式概念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当中确立的，马克思说：“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8 〕532事实上，马克思一开始就在这里表达出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的三级结构意涵。当然，这里的“社会关系”并不是所有关系，而是作为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关系，“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8 〕533。不过，需要说明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有时还是在一般意义上用“交往形式”这个术语来表达某种“经济关系”，而真正意义上从经济关系之中表达出“生产关系”这个概念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当中，这一文本的相关阐述更加明确了生产方式包含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维度，更加凸显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内在统一关系。马克思说：“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 〔9 〕486可见，对于生产方式，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就是一种谋生方式，而这种谋生方式必然离不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重维度，因为前者反映出的正好是人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后者反映的是这个过程中所必然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交往关系，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黄楠森先生也曾说，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指的就是“人类社会生活所必须的物质资料的谋得方式，是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体系。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是两者在生产过程中的统一” 〔10 〕69。因此，从这个层面看，较之于单向化建构之路的“生产性正义”和“生产关系正义”，从“生产方式”的“正义”诉求建构生态正义显然更具合理性和整体性意义。
其二，从正义的话语表达基础来看，其必然根植于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关于什么是“正义”，古今圣贤众说纷纭，柏拉图认为正义就是“各守本分，各司其职”;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就是善、就是合法和平等;西塞罗认为正义就是符合自然法的正确的理性;乌尔比安认为正义就是每个人各得其所;罗尔斯则认为正义就是“在一种平等的原初状态中被一致同意” 〔11 〕18;比利时法学家佩雷尔曼则反对给正义下具体的定义，否则正义的概念就必然混乱，所以他只强调一种形式正义，认为只要以平等方式和待遇对待人就可以。总的来说，要给正义下定义的确困难，正如著名法哲学家博登海默先生坦言：“正义有着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现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当我们仔细查看这张脸并试图解开隐藏其表面背后的秘密时，我们往往会深感迷惑。” 〔12 〕252然而，有一个问题必须要看到，那就是即便正义难以界定，但正义的话语表达基础一定存在且稳定。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任何一种正义的表达，绝非抽象的思辨或脱离实际的空洞说辞，而必然是根植于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马克思说：“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 〔13 〕36也就是说要从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物质生产实践方式）来解释某种观念形态，比如“正义”。事实上，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来看，关于“正义”的话语表达确实也是基于“生产方式”展开的。马克思从来都不从抽象意义上去看生产方式，而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始终以现实批判的眼光在审视生产方式的正义与否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指出：“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 〔14 〕379在此，由于马克思将正义的表达与生产方式联结在一起，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它就是非正义的。其实，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发展史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是其一以贯之的逻辑。自《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因遭遇物质利益的难题就洞察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非正义性，例如马克思通过斗争实践写出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深刻揭露了林木占有者对贫苦群众的残酷剥削，还写了《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猛烈抨击了普鲁士政府对摩塞尔河沿岸贫苦农民推行的不平等、不公正经济政策。而到了《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真正意义上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也更加深入，特别表现在该时期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创立了“异化劳动”学说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货币、生产、分工以及交换等经济范畴的批判。而在1849年之后的伦敦时期，被称为工人阶级“圣经”的《资本论》诞生，这部鸿篇巨著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非正义性展开批判的最具代表性、系统性和力量性的著作。基于以上分析，正义的话语表达必须要紧扣“生产方式”这个根基，否则只是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表达或哲学思辨而已。所以我们应整合并超越“生产性正义”与“生产关系正义”的提法，有必要以一种“生产方式正义”的视角来建构生态正义。“生产方式正义”在字面意义上呈现出的虽只是简单的“生产方式+正义”的构词逻辑，但在深层次上反映出的却是任何正义的话语表达其实都必然根植于这个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 〔15 〕210马克思的这句话亦然含括了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正义的价值逻辑，“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用什么生产”这个系统链很明确地表达出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诉求以及人與人之间的正义诉求，做不到这一点，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将苍白无力。
其三，从生态问题的产生根源来看，可归结于某种生产方式的非正义性。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例，马克思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他认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 〔16 〕71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归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的必然性。” 〔16 〕587所以，生态问题的根源或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更应该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非正义性去审视。那么，为何以“资本”为逻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非正义的？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本质就是增殖，“资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增大或增殖” 〔17 〕228，而这种资本逻辑最大的非正义性就是对工人“活劳动”的支配控制和无偿占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揭露了国民经济学的二律背反并指出，按照劳动价值论，劳动的全部产品本来属于工人，但工人得到恰恰只是劳动产品当中最小的且没有就不行的那一小部分即工资，这说明“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 〔16 〕611。换言之，按照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工人纯粹只是一种为资本家“卖命”的工具性存在，工人生产的东西越多，资本家就越富有，但工人却越贫穷，这显然就是非正义的。正如马克思所言：“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 〔18 〕158这是一种劳动的异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异化，是非正义的。那么，这种生产方式的非正义性又是如何引起生态问题或生态非正义的呢？原因有三：一是虚假消费刺激的反生态性。马克思说：“资本家不顾一切‘虔诚的’词句，却是寻求一切办法刺激工人的消费，使自己的商品具有新的诱惑力，强使工人有新的需求等等。” 〔17 〕247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求利”本性促使资本家必将运用尽各种手段去实现“商品的惊险跳跃”，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非正义性却使得工人本身是贫困的，其购买力是很有限的，所以资本家再怎么刺激工人消费，本质上是在不断制造一种虚假需求的消费而已，其直接后果就是作为满足资本家产品生产和再生产的自然资源就愈加耗尽，地球承载力愈加削弱。二是资本空间殖民的反生态性。马克思说：“资本作为财富一般形式——货币的代表，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止境的和无限制的欲望，” 〔17 〕297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 〔16 〕178。以资本逻辑为主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对本国工人的支配、控制和压榨远远不够资本家的“胃口”，这种非正义性就必然蔓延到其他国家，其本质就是资本的空间殖民或“空间拜物教” 〔19 〕的盛行，其形式表现为对落后国家廉价劳动力以及各种矿产资源以及土地的掠夺、占有和支配，也表现为向这些国家转移大量高度污染的企业工厂，明显把落后国家当做“垃圾回收处”，这显然是一种生态帝国主义，是一种生态非正义。三是经济权力支配的反生态性。马克思说：“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 〔20 〕31-32资本家仰仗资本的优势和力量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非正义性演绎的淋漓尽致，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尤为明显的就是经济行贿。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利润，可以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买通政府部门并对土地进行疯狂掠夺与占有，有的资本家借此通过投资房地产获利，有的则圈地建别墅或亭台楼榭，独享生态空间。显然，这恰恰印证了马克思所言“包含着土地所有者剥削土地，剥削地下资源，剥削空气，从而剥削生命的维持和发展的权利” 〔4 〕573的生态非正义性。综合言之，要尽可能化解生态危机，就应该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去审视，要深刻认知只有确保一种生产方式的正义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正义。
三、科学把握作为生产方式正义的生态正义之理论建构
综上所述，作为以自然资源为中介的生态正义之理论建构，不论是“生产性正义”还是“生产关系正义”，实际上就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面而已，与其分开描述不如给与一个更加整体性的概念阐释，即“生产方式正义”，因为其主要建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的唯物史观原理的基础上，能够超越或弥补作为单向式的生产性正义与生产关系正义的某些不足。因此，从生产方式正义这条进路来建构生态正义明显更具合理性。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条建构进路主要是一种方法论的分析，而并不是说生产方式正义就是生态正义。换言之，我们不是去论证生产方式正义何以就是生态正义，而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去阐明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正义的生态正义之理论建构究竟何以科学把握。
其一，坚持“大自然-人-实践活动”的有机整体性。唯物史观揭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两个方面，是相互统一的，前者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后者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它们的矛盾运动作用共同推动整个社会的向前发展。因此，对生态正义的理论建构一定是多维演绎而非单一呈现的，其围绕着“大自然-人-实践活动”的有机统一性加以展开。生态正义首先蕴含一个“生态”基因问题，即一定有自然资源的基础性因素。马克思认为先有自然界的存在，后有人的存在，指出人是从自然界演化而来的，人也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因此，“生态正义”的人类理性之思必然是以大自然或自然资源为中介的，所要表达的是“人-物”同源意义上所应该遵循的公平正义理念。然而，生态正义同时蕴含着作为主体意义的“人”的问题。即便说生态正义的基础性话语是以大自然为中介的，但是离开了“人”，大自然也必将成为真正的“荒野”而毫无价值。马克思区分了自在的自然和属人的自然，前者即自然的先在性，后者即现实的自然。现实的自然指的是一种作为主体的人的对象性活动作用的自然界，是“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 〔21 〕89。很明显，这种属人的自然界凸显了人的主体性实践作用，批判了以往旧唯物主义消极反映论的缺陷，揭示了唯心史观割裂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的弊病。自然界是进入人类视野的自然界，而人类视野中的自然界则蕴含着人的主体性认识和改造，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作为人的异化还是劳动的异化，一定意义上都凸显了资本逻辑主宰下对大自然的非正义性干预。所以，生态正义的“生态”问题一定是“人”的问题。当然，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生态正义的“人”的蕴涵必然指向着作为物质生产实践的根本性问题，也即“生态”何以在“人”的意义上发生。无论是作为大自然的客体还是作为人的主体，事实上其表明的仅仅只是一个主客体问题，而架构二者之间的桥梁则应该是实践活动或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这才使得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凸显现实意义，彰显其交错复杂。马克思说：“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 〔9 〕486这句话表达了物质生产实践与生产关系之于自然界的意义。换言之，在自然界的基础上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才得以可能，这便孕育出生产力问题;同时，任何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也都是在“关系”中进行的，且不问这种关系是生产资料公有抑或私有，是勞动产品分配抑或消费等。因此，无论是大自然还是人，生态问题或生态非正义问题都是在物质生产实践中产生的，而这个过程包括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个两个维度。那么，从这个意义上看，对生态正义的理论建构也必然应紧紧围绕“大自然-人-实践活动”的有机统一性而展开，如果没有把握住这个逻辑前提则很可能忽视物质生产实践的地位和作用，也很可能会割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关系。
其二，坚持生产性正义与生产关系正义的内在统一性。对生态正义的理论内涵把握，其实就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统一为立足点，将生产性正义与生产关系正义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看待。人类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直接作用对象是大自然，人类对待大自然能否足够的正义，取决于物质变换的“劳动生产”过程是否异化。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终极目的的物质变换，特别指出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催生了物质变换的效率，加速了大自然的恶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大生产的批判一针见血：“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就其一般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而言，在我看来是有害的、招致灾难的。” 〔22 〕231基于资本逐利本性的异化原动力使得“劳动生产”过程作用于现实的自然而引起了生态的非正义，这是最为根本性的问题。因此，物质生产实践（劳动）是建构生态正义的根本性问题，实践劳动可以公平地在人与自然之间实现物质变换，也可以不公平甚至残酷地进行着物质变换。所以，生态正义首先应该是一个生产性正义问题。然而，基于生产性正义意义上的生态正义毕竟只是从物质生产实践或劳动生产的“过程净化”来获得“人与自然（物）”之间的公平正义或和谐关系，而问题是其中的“人”如果没有权利和地位、没有生产资料，又何以谈得上“人”对“（自然）物”的正义生产！这就意味着，我们应透过“自然（物）”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审视生态正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辩证统一原理已然对此有着很好的释证。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关系，其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当且仅当“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劳动产品的分配交换关系等）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时（如生态危机、道德危机、经济危机等的出现）就必然会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导致生产性非正义，这就有必要且应当变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所有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最基本的、决定性的，它构成全部生产关系的基础。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是“私有制”，简单来说也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劳动者没有人身自由，更没有劳动“资本”，只能受雇于资本家从事所谓的作用于大自然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而这又往往导致了劳动异化。劳动的异化使得劳动者与劳动对象逐渐疏离甚至敌对，人类会因此逐渐丧失着自己的生存家园。因此，生产关系正义是生产性正义的进一步延伸，其倡导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倡导公有制，劳动者能够公平地拥有生产资料并且可以有尊严地、体面地进行劳动生产，从而公平合理地获得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而不至于因为某种“恶性不对等”的（人与人）生产关系存在而滋生某种“恶性侵袭”的（人与自然）生产性“病毒”。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孕育着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同样影响着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关系。因此，综合起来看，无论是生产性正义还是生产关系正义，其实就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侧面，二者有机统一，共同揭示着生态正义整体性内涵，即以自然资源为中介的物质生产实践正义，其中蕴含着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叙事，也延伸着人与人之间的正义叙事。
其三，坚持从“自然的解放”到“人的解放”的目标指向性。马克思说：“我们的特点不在于我们一般地要正义——每个人都能宣称自己要正义——，而在于我们向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私有制进攻，在于我们要财产公有，在于我们是共产主义者。” 〔23 〕431显然，马克思并没抽象和短视地看待正义问题，而是将正义看作每个人的普遍性问题，看作未来共产主义的大问题。按照这种语境，我们认为生态正义必然也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大问题，其目标指向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而绝不是仅仅停留在生产性正义和生产关系正义的诉求之上。何以言之？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关于“自然的解放到人的解放”的阐释中理解。对于“自然的解放”需要明确，这里的“自然”包含着“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解放自然不仅要从“自在自然”中解放出来，也要从“人化自然”中解放出来，前者蕴意是人要从“自然母体”中解放出来而成为一个能动的自觉的社会人;后者蕴意是人要从“自然依赖”中解放出来，其特别指向的是人类应在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中解放出来。对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或争夺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使得人们深受“自然或物”的奴役而失去了自由，人们越挣扎，其对大自然或物质资料的依赖就越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可能性就越大。对于“人的解放”需要明确，“自然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逻辑前提，这里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人的“自然体”解放必须以自然解放为前提，否则人类就从根本上失去了生存环境依托而不能展开对象性活动。马克思指出：“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 〔21 〕105人类无法进行对象性活动也就意味着人类的死亡，就谈不上自由全面发展了。所以，作为对象性的自然解放包含着保护大自然的意蕴，它是维持人类“自然体”生存的必要条件，正如恩格斯所言：“在无机体的情形下，物料交换破坏了它们，而在有机体的情形下，物料交换是它们必要的存在条件。” 〔24 〕284二是人的“社会体”解放必须以自然解放为前提，否则人们就无法真正占有物质生产资料而只能沦为资本家操控下的劳动异化体。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得人们无法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异化使人们失去了健康和自由。马克思说：“买者是资本家，卖者是雇佣工人。而这种关系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劳动力实现的条件——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已经作为别人的财产而和劳动力的所有者分离了。” 〔25 〕38正是这种分离，人们也就随之沦为奴隶而“自愿”劳动，但这种劳动却是异化的，它使人的处境愈加恶劣，因为其“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 〔21 〕58所以，没有了自然界的物质资料，人是不可能获得自己真正的类生活的，人的类本质也就当然无法凸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就难以实现。因此，从“自然的解放”到“人的解放”，蕴含着尊重自然→克服异化→本质占有的内在理路，揭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逻辑，反映出生态正义之理论建构的内在本质及其终极目标指向。
四、结语
关于生态正义是什么，学界或许很难有个确切的界定。但是，关于究竟如何建构生态正义，我们完全可以有着较为清晰和明确的方法论进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出发，当前对生态正义的理论建构交织着两条截然相反的进路，即基于“人与自然”关系层面的“生产性正义”进路和基于“人与人”关系层面的“生产关系正义”进路。然而遗憾的是，这两条进路对生态正义的理论建构其实在某种意义上都模糊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为统一的原理，冲淡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性和整体性特质。为了克服这一理论缺陷，我们提出应该沿着生产方式正义的进路去建构生态正义理论，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是，就生产方式本身来说，其已经内蕴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维度，前者反映的正好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后者反映的也正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于这样一种方法论整体思路去建构生态正义理论，我们进一步提出必须科学把握“大自然-人-实践活动”的有机整体性、生产性正义与生产关系正义的内在统一性，以及从“自然的解放”到“人的解放”的目标指向性等理论向度，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揭示生态非正义的生产方式根源，才能更好地寻求生态正义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逐步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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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苏玉娟
作者：陈云
第三篇：建设生态文明与维护环境正义
[摘要]随着工业化达到其最高成就，特别是不良社会生产方式带来人与自然的矛盾尖锐化，促使I。业文明必将发生转型，走向人与自然相互协调的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但是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必须通过解决社会矛盾来实现，保证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设计需要注入环境正义的理念。
[关键词]人与自然;生态文明;环境正义
[文献标识码]A
一、生态文明的缘起和理论阐释
20世纪70至80年代，随着西方工业化达到其最高成就，以及它所带来的问题严重化，特别是不良社会生产方式带来生态环境恶化，促使工业社会面临历史性变革。西方社会学家、未来学家预感到传统工业时代的结束，广泛使用一“后”字，作为一种综合形式来说明西方社会正在进入的时代。德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里。美籍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认为他们处在“后文明”时代的开始。以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在今后30年至50年间，我们将看到“后工业社会”的出现。如何来表述未来社会的发展样态，也就是说，在工业文明走到尽头之日，人类文明将向何处发展?它的基本特征是什么?这已经成为有远见的未来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科学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与此同时，社会各界对工业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损害越来越关注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女科学家蕾切尔·卡逊以《寂静的春天》揭示了伤害自然必然危及人类自身生存的事实，提出了人与自然共存共荣的问题。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同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提出了均衡发展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人们开始对工业文明社会进行了初步的反思，各国政府开始把生态保护作为一项重要的施政内容。1981年，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R·布朗出版了《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问题。1983年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对可持续发展作了理论表述，形成人类建构生态文明的纲领性文件。20世纪90年代，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与实践，生态学和环境科学与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互相交叉渗透，相继出现了一大批新兴学科。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更是强调和深化了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认识。同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了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真正拉开了人类自觉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建设生态文明的序幕。
西方社会文化领域也感受到当代环境问题的压力。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中期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思潮。它的缘起是对西方国家工业化实践的历史反思，所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包括哲学、艺术、宗教、文化、科学等等。就环境问题而言也多有论述，其中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流派实际上提出了试图超越现代文明的后现代生态文明世界观，以大卫·格里芬、科布等人为代表，他们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了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的生态观，认为人类参与的社会并不仅权是由人类组成的，生物圈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实在观就来源于生态学对世界形象的描绘，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有机体和无机体密切相互作用的、永无止境的复杂网络。认为生态学以一种整体论的方法包含和超越了分析，而这种整体论的方法至关重要。正是生态运动的兴起，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所有的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我们应当同我们的总体环境保持某种和谐，格里芬认为，“后现代思想是彻底的生态学的”，因为“它为生态运动所倡导的持久的见解提供了哲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据”。大卫·格里芬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致力于倡导、推进这种后现代的生态意识。
从目前所接触的有限资料来看，1995年，美国著名作家、评论家罗伊·莫里森在其出版的《生态民主》一书中，明确使用了“生态文明”这一概念。他呼吁，应该以污染税来代替所得税，以信息交换来代替无限制的增长等，来节制工业文明的危害，并将“生态文明”作为“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文明形式，而“生态民主”则是“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必由之路。
在西方国家，无论是社会学家对后工业社会的探讨，还是科学家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努力，以及后现代主义者倡导的生态学世界观，都在同一方向上预示着工业文明因面临着多重全球问题必将发生转型，走向新文明。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生态环境问题在前苏联理论界也受到极大关注和重视，以弗罗洛夫、扎格拉金、费多罗夫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把生态环境问题看作是涉及人类生存、人类未来的大问题提升到哲学高度加以研究。弗罗洛夫在其1975年出版的《科学技术进步与人的未来》一书中指出，研究生态问题的本质至少应当考虑到生态问题具有的三个因素：一是与危及自然资源枯竭有关的技术经济方面;二是在世界性环境污染条件下有关人类社会同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的狭义生态学方面;三是社会政治方面的因素，这些问题不仅仅在各国、各地区范围内，而且在包括整个人类在内的全球范围内都有着解决的必要性，因此恰恰是社会政治因素在解决生态问题当中具有决定性作用。O·K·古谢夫认为，技术文明对自然界的进一步入侵将对地球外貌产生更加彻底的影响，这种影响虽然是不由自主地发展起来的，但它却能给人类带来数不胜数的灾难，他指出，当我们认识到对自然界的进一步掌握和改造是绝对不能避免的，我们便应当学会以我们的理性、意志和各种技术措施的全部力量去控制这些过程。人在科学技术发展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了，只有在迫使人与自然界转为合理地井然有序地相互影响时，才有可能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趋于和谐。改造自然环境这一过程，如果是有意识地进行的，并且考虑到自然界永恒规律和生物地理群落内其他一切相互关系。如果是以深刻全面的科学分析作为基础的话，那么，这种改造自然的过程将会而且应当导致人在地球上的幸福生活。当时的苏联理论界已经开始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对生态问题进行详尽而系统的阐述和分析，目的在于进一步阐明现代人同自然界协调一致的关系，通晓其各种发展过程，有理性地去利用自然，以便将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的人道化理论丰富起来。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前苏联学术界对生态文明概念的最早使用是在1984年第2期《莫斯科大学学报·科学共产主义》杂志刊登的《在
成熟社会主义条件下培养个人生态文明的途径》一文中，提出培养生态文明是共产主义教育的内容和结果之一。生态文明是社会对个人进行一定影响的结果，是从现代生态要求的角度看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特性。它不仅包括自然资源的利用方法及其物质基础、工艺以及社会同自然相互作用的思想，而且包括这些问题与一般生态学、社会生态学、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的马列主义理论的科学规范和要求的一致程度。
显然，前苏联学者当时界定的生态文明含义不是将其作为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文明形式，而是将生态文明看作是生态文化、生态学修养的提升。弗罗洛夫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把对环境的合理组织看作形成新人的条件之一;与此相适应，也把形成合理的，有益于人的环境的过程看作生态的发展过程。这样，使所形成的自然环境最大限度地适应人的需要，就成为生态学上平衡发展战略的基本目的。”尽管前苏联学者较早提出生态文明概念，但因为工业化发展程度不同，苏联学者虽然感受到了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性，但并未感受到人类文明发展形态将面临转折。
1987年，著名生态学家、中国生态经济学会顾问叶谦吉先生在中国学术界首次明确使用生态文明概念。他在全国生态农业问题讨论会上奋力疾呼要“大力提倡生态文明建设”。对于什么是“生态文明”，叶谦吉教授认为：所谓生态文明就是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统一的关系。很明显，作为生态学家的叶谦吉教授，是从生态学及生态哲学的视角来看生态文明的。1987年6月23日出版的《中国环境报》发表了《真正的文明时代才刚刚起步——叶谦吉教授呼吁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访问报道。中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思华教授，长期以来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进行研究，在学术界最早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命题。1988年4月，刘思华教授在其所发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态经济的根本特征与基本矛盾》一文中就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派则持有协调论的生态经济观。生态经济协调论认为，人无论作为自然的人，还是作为社会的人，都不是消极适应自然，而是在适应中不断认识自然与能动利用自然，创造符合自己需要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推动人类和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同样必须顺应这一普遍的发展趋势。”这是在论述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新论点。其后，刘思华教授在1991年出版的《企业生态环境优化技巧》一书中论述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和企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时进一步指出：“我们把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创造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战略任务，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的协调发展。”中国学者当时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还只是从人类对自然应持有的一种文明态度出发，并非认为生态文明将是人类文明走向的新形态。
随着生态环境危机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促使人们对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生态文明等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经过近30年的理论发展，对于如何界定生态文明，在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尤其是国情不同，生态文明所处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境遇也不同，因此，建设生态文明的层次应该有所不同。
从初级层次看，生态文明指的是，在工业文明已经取得的成果基础上用更文明的态度对待自然，不野蛮开发，不粗暴对待大自然，努力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认真保护和积极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这是通常意义上大多数人理解并广泛使用的生态文明含义，也是生态文明所具有的初级形态。在推进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我们现在努力建设的也是这个层次的生态文明。党的十七大报告将“生态文明”翻译成“conservation cul-ture”首先强调的是保护自然资源的含义，明显具有初级阶段的特点，这意味着我们党在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发展与保护关系的问题上，最终提升到了文明的高度。
党的十七大报告还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这就说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包括保护自然资源的内容，而且还包括调节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容。也就是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提出的“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是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和“循环经济”的方式来实现的，这表明是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即便不是一种更高级的文明形式，至少也应该是一种包含生态学思想的现代文明形式。目前生态文明尚未成长为新的社会文明形态，但是如果人类价值观念、生产方式、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制度管理、日常行为等都走向生态化，那么，未来文明形态有可能发展成为新的、更高级的文明形态即生态文明社会。
从文明形态发展的高级阶段看，生态文明社会应具有这样几个明显特征：
第一，在文化价值观上，对自然的价值有明确的认识，树立起符合自然生态原则的价值需求、价值规范和价值目标。生态文化、生态意识成为大众文化意识，人们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能够树立正确的自然观念，自觉地提高对自然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认识。生态道德成为民间道德并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第二，在生产方式上，转变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工业化生产方式，以生态技术为基础实现社会物质生产的生态化，使生态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生态化产业成为社会中心产业，它不是否定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而是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条件下，运用生态学原理和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创造人类新的技术形式——生态技术，运用生态技术和生态工艺，改造传统产业，形成生态化的产业体系，使人类生产劳动具有净化环境、节约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新机制，沿着与生物圈相互协调的方向进化。
第三，在生活方式上，人们的追求不再是对物质财富的过度享受，而是一种既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生态的生活。人类个体的生活既不能损害群体生存的自然环境，也不应损害其他物种的繁衍生存。改造自然以不损害自然生态的整体稳定和其他生物物种的生存为前提。人类从单向度要求自然满足人的价值需求转变成生态法则制约下的有条件满足。人类生活不仅是富足的，而且是自然的。建立起合理的社会消费结构，绿色消费成为人类生活的新目标、新时尚，从而使人过上真正的全面符合人类本性及社会道德的生活。
第四，在社会结构上，表现为生态
化渗入到社会结构中，但这只是社会的某些方面而不是整个社会结构发生变化，诸如在社会政策上考虑如何组织好经济，以便加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制定决策上，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人文学者更加直接地参与政治活动，对于有重大影响的发展战略决策，进行生态效益评估，以期维护人类活动对自然的最小损害并能够进行一定的生态建设。这是生态文明的高级形态。当人类文明进程发展到从价值观念到生产方式，从科学技术到文化教育，从制度管理到日常行为都在发生深刻变革的时候，就标志着文明形态开始发生转变，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就是生态文明已露出端倪，需要人类共同努力，才能超越工业文明，指向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相互协调的生态文明。
二、建设生态文明需要维护环境正义
建设生态文明，这既是对人类文明进入转型期的规律性把握，也是对当代中国科学发展理念的实践性提升。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它将给我们带来包括世界观、价值观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维系社会和谐发展的力量。
建设生态文明是针对人与自然的矛盾尖锐化提出的，但是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必须通过解决社会矛盾来实现。马克思说，物与物的关系后面，从来是人与人的关系。撇开社会形态而言，无论是资本主义的传统市场经济体制，还是社会主义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都以片面地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和物质财富的无限增加为目的，从而达到实现传统经济发展战略的客观要求。传统市场经济体制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都是把经济增长建立在贪婪地索取自然资源，大量地消耗资源与环境的基础之上，忽略了生态环境对经济的制约问题，如今表现为环境压力的全球化全球化的推进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掠夺全球自然资源的基础上的，正是由于非再生资源和可耗尽资源的高强度开采，导致全球生态系统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这种格局至今仍在延续。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扩张，各个资本家、垄断集团对资源展开自发的无序竞争，将进一步加剧环境利益分配不公，因此，这就涉及到需要维护环境正义的问题。
正义为正当公平之意，是指社会的一种基本价值观念与准则。正义与一定的社会基本制度相联，并以此为基准，规定社会成员具体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资源与利益在社会群体之间、社会成员之间的适当安排和合理分配。环境保护越来越被看作是人类繁衍的核心，甚至是生存和死亡的核心。许多事实也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一些人对资源的滥用将导致另一些人的贫困，由此可以推断，环境问题也是正义范畴之中的问题。环境正义要求世界各国无论大小贫富，在符合国际公约的基础上，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获取本国应有的环境利益以满足社会需要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也要求一国内部的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遵循机会平等、责任共担、合理分配、补偿的原则，平等地享有环境权利，公平地履行环境义务。环境正义既包括国内公正，也包括国际公正;既包括代内公正，也包括代际公正;既有共时性问题，也有历时性问题。对环境正义和义务的关心已超越国界走向世界，超越现在走向未来。
从世界视角看，在享有地球资源时，发达国家制造了许多环境不正义。比如，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者，其增长量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快得多：二氧化碳排放量比印度多22倍，是巴西的11倍，中国的8倍。而那些承受最多环境灾难的国家和人民通常得不到相应的环境利益。例如，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将完全毁灭像马尔代夫、图瓦卢等一些国土低于海平面的小岛国。加勒比海的一些小国将忍受更多风暴、飓风的灾难。7000万孟加拉国的农民因为土地被海水淹没而失去家园。然而，他们的环境利益得不到真正的维护。
一个国家内部甚至一个区域内也存在许多环境不正义现象。对中国来说，生态破坏与工业化、城市化、就业压力、资源短缺、贫富差距搅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累积成中国严峻的社会难题。在中国某些人的先富牺牲了多数人的环境，某些地区的先富牺牲了其他地区的环境。在社会不公之外出现了环境不公，社会不公加重了环境不公。
首先存在着城乡不公平。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而中国农村还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1.5亿亩耕地遭到污染，每年1.2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露天堆放，农村环保设施几乎为零。可以说，中国城市环境的改善是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的，通过截污，城区水质改善了，农村水质却恶化了;通过转二产促三产，城区空气质量改善了，近郊污染加重了;通过简单填埋生活垃圾，城区面貌改善了，城乡结合部的垃圾二次污染加重了。农村在为城市装满“米袋子”、“菜篮子”的同时，出现了地力衰竭、生态退化和农业资源污染。
其次是区域不公平。西部是我国大江大河的源头和生态环境的天然屏障，长期以来开发森林和矿产，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但因为资源价格偏低，使西部地区并未得到合理补偿。我们对西部地区不断提出限制发展、保护环境的要求，而保护的成果却主要被发达地区无偿享用。近年来的南水北调、森林禁伐、西部地区退耕还林，最直接的受益者还是发达地区。环保上的区域不公平是明显的，“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
再次是阶层不公平。从环境上看，富裕人群的人均资源消耗量大、人均排放的污染物多，贫困人群往往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直接受害者。富裕人群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享受医疗保健，以补偿环境污染给生活质量带来的损害;贫困人群却没有能力选择生活环境，更无力应对因污染而带来的健康损害。全国每年因空气污染致病死亡人数达36万，直接经济损失1500多亿元。又比如中国1998年发生严重的洪灾后，一些省市陆续出台了禁止砍伐森林的法规、章程，这使得长期以来主要以砍伐森林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地方和个人在经济上受到了明显的影响，如何在保护资源环境的同时，维护资源保护区人民的正当经济利益，这既是环境正义问题，也是社会公正问题。
环境正义还包括代际公平。因为未来人不可能参与今天的决策，他们的环境权利被我们今天的人剥夺了。就代际公正的具体要求而言，需要确定代际之间有关公正的恰当“储存率”。实际上，这是每一代人所面临的本代人所应消耗的自然资源的数量与本代人应为后代人积累的自然资源的数量之间的比例问题。公正的储存包括两种类型：其一，再生性资源的储存。这主要是指每代人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的储存。其二，非再生性资源的储存。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是以非再生性资源为动力基础而实现的，非再生性资源有一个特点，这就是人类社会世世代代对于它都有共同使用权即共享性。但是，非再生性资源并非无穷无尽的，因此，前代人对于非再生性资源的过度消耗。将意味着后代人对于非再生性资源的较少占有。而且，对于非再生性资源的过度开采，会直接损害人类赖以生存的生物圈，破坏生态平衡。造成人居环境的侵蚀和污染，从而直接地损害着后代人的切身利益。有鉴于此，应当注重非再生性资源的储存，确立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代际公正对于保证社会健康发展的持续性，对于提升社会发展的质量，向生态文明社会转型有着重要的积极影响。
环境正义只有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才具有真正现实的意义。既然环境是一种资源，它的分配就需要遵循正义的法则。但是如何恰当定义环境资源?如何评估利益和代价?什么样的分配法则是公正合理的，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这需要以人为本，维护人民大众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出发，工业文明尚未成熟发展，建设生态文明还只是舆论中的呼声，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与解决社会问题紧密相关，因此，建设生态文明，保证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设计需要注入环境正义的理念。
责任编辑 姚黎君
作者：徐 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