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生态论文范文
论生态伦理、生态哲学与生态文明
摘 要：人类正面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是现代人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所导致的大量排放。现代经济、政治制度为“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提供了合法性。现代主流意识形态——现代性——则为“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提供了系统的辩护。以现代性为指导思想的现代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现代性是包含严重错误的。现代性的基石是独断理性主义，其要害则是普遍化的物质主义价值导向。当代最新科学和哲学研究表明，独断理性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整个现代性的体系坍塌了，则物质主义的荒谬性立显。生态学告诉我们，地球生物圈无法承受几十亿人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生态哲学将会凝练生态文明建设所必不可少的时代精神。
关键词：现代性;生态危机;生态文明;生态哲学
自19世纪的鸦片战争以后，现代化一直是国人的梦想。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奇迹般地加快了。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各种工厂越来越多，城市越来越多且越来越大，几乎家家有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人人有手机，私人轿车也越来越多，……与30多年前相比，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越来越幸福了?对这个问题，不同的人们会给出不同的回答。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我国在财富急剧增长的同时，各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在迅速加剧。自2013年以来，全国多处常常出现严重雾霾。在雾霾天气里，许多人会感到心情抑郁。严重污染了的环境会引起多种疾病，疾病中的人们当然也不幸福。国家环境保护部总工程师万本太说：“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1.9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1.5%，但消耗了占世界20%的能源，煤炭消耗量占全世界的一半(50.2%)，钢铁、铜等消费也占世界的40%以上。发达国家几百年出现的资源环境问题，在我国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集中表现出来，水污染、土壤污染、空气污染非常严重，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环境安全的问题时有发生。我国生态环境面临的压力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大，资源能源问题比任何国家都要突出，解决起来比任何国家都要困难。”[1]环境污染的深层根源是什么?严重污染与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有何关联?主流生产生活方式与我们的知识体系和信仰体系是否有内在的关联?为建设生态文明，是否需要根本改变我们的知识体系和信仰体系?回答这些问题，势必涉及伦理和哲学。并非所有的伦理学和哲学都回答这些问题，直接回答这些问题的伦理学和哲学是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
一、全球性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的根源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逐渐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在许多国家同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如今，大部分明理人都承认，现代工业文明引起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或简言之，引起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环境科学家和生态学家告诉我们，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是现代化生产和消费的大量排放，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例如，2013年以来我国京津冀地区的严重雾霾就源自许多工厂和大量汽车的排放。现代人的人均排放量或人均生态足迹比前现代人大多了，我们每天都会产生比前现代人多得多的垃圾(广义而言，既包括汽车尾气也包括各种商品包装)，与前现代相比，现代人口又翻了数倍，于是有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简言之，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是巨量人口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
那么，现代人为什么采取“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呢?前现代人并不这样。前现代的统治阶级和富人中当然不乏骄奢淫逸、挥霍浪费者，但广大劳动人民却总是勤劳节俭的，正如孔子所教导的，谨身而节用。在一个普通劳动者家庭，锅碗瓢盆一类的用具，破了也舍不得扔，修修补补继续用，一件衣服破了，补好了继续穿，破得不能再穿了，还可以改作他用。哪像我们今天?东西旧了，或不时髦了，就扔!例如，在今天的城市居民中，已没有穿带补丁衣服的了，更不用提大家都用许多一次性用品。人们已习惯于大量生产条件下的大量消费和随意抛弃，如，几乎每天都会抛弃几个塑料袋。不仅富人如此，普通市民亦然。为什么?有多种原因。
首先，产生于18世纪欧洲的现代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了物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人类可大量使用煤、石油、天然气、铀等矿物资源，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人类第一次具有了这样的生活条件：劳动者生产出来的物质产品不仅可保障富人们过穷奢极欲的生活，而且也越来越能保障民众满足其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广大劳动人民似乎也不必谨身节用了。
其次，就全球的情况看，资本主义制度要求人们(包括民众)大量消费、大量抛弃(或大量排放)。只有这样，企业不断大量生产出来的产品才能卖得出去，企业家才能赚钱，GDP才能增长。如果广大民众皆谨身而节用，则大量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人买，企业家无法赚钱，GDP也无法增长。而现代社会把GDP增长看作社会发展的基本标志。所以，现代社会制度不仅激励大量生产，也激励大量消费。以现有的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必然导致大量排放。
再次，制度植根于人们的信念体系，现代人的信念体系就是现代主流意识形态，现代主流意识形态为资本主义制度和“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提供了相对周密的辩护。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之前，同样追求现代化的前苏联及其东欧联盟还在抵制资本主义，那么“冷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已成为全球主导性的政治、经济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意识形态就是西方现代性理论体系。其核心思想是物理主义自然观、独断理性主义知识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反自然主义价值论、人类中心主义道德观和物质主义价值观。根据这套理论体系，资本主义制度就是最符合理性和人性的制度，“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就是最符合理性和人性的生产生活方式。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就是人们在最符合理性和人性的制度框架(或社会秩序)中所干的天经地义的事情!多数人认为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是天经地义的，于是他们理直气壮地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
可见，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其深层根源却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主流意识形态。
二、现代性思想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
我们也可以称现代主流意识形态为现代性(modernity)思想，如前所述，它包括物理主义自然观、独断理性主义知识论(科学观)、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反自然主义价值论、人类中心主义道德观和物质主义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现代性思想貌似周密，实则包含致命错误。不彻底驳倒现代性思想，就无法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致命弊端和“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可持续和极端危险，从而也无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基础。换言之，不根本改变现代人的信仰体系，就无从建设生态文明。以下我们将对现代性思想的各种观点逐一进行分析。
(一)关于物理主义自然观
物理主义自然观的基本观点是：大自然就是物理实在的总和，万物皆是物理的，所谓物理的东西，就是最终可被现代物理学所说明的东西，连人的思维以及人类创造的文化也可归结为物理的东西。物理主义如今又有了新的理论形态——计算主义，计算主义认为，万物都只是个计算程序，连整个宇宙也只是一个巨大的计算程序。据此，大自然的奥秘是确定的，人类知识每前进一步，大自然隐藏的(即人类未知的)奥秘就减少一分。我们常说世界是可知的，就指这个意思。如果大自然就是这样的，那么人类实在不必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我们所要做只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在近三个世纪的现代化过程中，人们也确实是这么干的。
但当代新科学(耗散结构论、复杂性理论以及现代宇宙理论)已给出了一种迥然不同的自然观。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等科学家认为，世界万物是不确定的。物理主义预设，世界的基本规律是与时间无关的，“从古典牛顿力学到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物理学基本定律所描述的时间都不包含过去和将来之间的任何差别。”[2]2说世界的基本规律是与时间无关的，即是说世界的基本规律是永恒不变的(据此才可说，人类知识每前进一步，则未知领域减少一分)。但普利高津认为：“自然界既包括时间可逆过程又包括时间不可逆过程，但公平地说，不可逆过程是常态，而可逆过程是例外。可逆过程对应于理想化：我们必须忽略摩擦才能使摆可逆地摆动。这样的理想化是有问题的，因为自然界没有绝对真空。”[2]18如果不可逆过程才是自然事物的常态，那便意味着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流变的，而且变化的并非只是现象，规律、秩序或结构也处于流变之中。
普利高津说：“我一直深信，理解耗散结构或更一般地理解复杂性的动力学起源是当代科学最引人入胜的主题之一。……这便根本改变了我们对自然的描述。在这种表述中，物理学的基本对象不再是轨道或波函数;它们是概率。”[2]73-74于是，“现在动力学规律有了新的意义。通过结合不可逆性，它们表达的不是确定性，而是可能性。”[2]126普利高津说：“大自然确实涉及对不可预测的新奇性的创造，在大自然中，可能性比实在性更加丰富。”[2]72也就是说，大自然是生生不息的，是具有创造性的，大自然随时都会涌现新现象、新事物、新结构、新秩序，它不是固定不变的，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不否定自然演变的稳定性，更不否认自然秩序的存在)。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可能发现什么“本原”“宇宙之砖”或“永恒不变的存在”。可见，以为人类知识每前进一步未知领域便减少一分的信念也是个错误的信念。生生不息的大自然永远都隐藏着无穷无尽的奥秘。正因为如此，人类才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二)关于独断理性主义知识论
独断理性主义包含这样一些信念：理性即人类凭借语言(包括数学)去说明、预测经验现象以至说明、理解、把握外部世界的能力。人类文明的进步端赖理性的进步。理性进步就主要体现为现代科学的进步。科学知识就是理性发现或建构的知识，科学知识是客观的、统一的，基础科学知识(即物理学)进步的终极目标是发现关于自然的终极理论(a final theory)。终极理论就是关于自然之终极定律(the final laws of nature)的理论。把握了自然之终极定律就意味着“我们拥有了统辖星球、石头乃至万物的规则之书(the book of rules)。”[3]辅之以更加细致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人类就可以越来越随心所欲地征服自然、控制环境、制造物品、创造财富。
深入分析独断理性主义，我们可揭示其基本预设：1. 客观知识是统一的，是在一个内在一致的逻辑体系内不断积累的，科学知识体系能不断地排除谬误，积累真理，进而日趋完备(可能是个无尽头的过程)，可称此预设为科学统一论;2. 大自然是完全可知的，即随着科学知识的进步，大自然所隐藏的奥秘会日趋减少(这一点已包含在物理主义自然观中)，可称此预设为完全可知论。
20世纪下半叶的科学、科学史以及科学哲学研究都表明，科学统一论和完全可知论都是站不住脚的。全面反驳科学统一论和完全可知论需要长篇大论，无法在此展开，以下仅给出简短结论。
反驳科学统一论：1. 科学统一论设定，人类凭其理性可就“真理”或“客观知识”的定义达成一致意见，但事实上，人类永远不可能仅凭其理性而就这两个概念的定义达成一致意见;2. 根据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研究，总的来讲，科学知识并不是在同一个逻辑体系内不断积累地进步的①;3. 爱因斯坦等著名科学家统一物理学的努力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4. 人类认知永远是特定概念框架内的认知，人类知识永远是具有主观性的。所以，没有什么统一的科学，只有多种多样的科学。
反驳完全可知论：如果大自然并不只是物理实在的总和，也并不只是一个永恒不变的计算程序，如果大自然是具有创造性的，那么人类就休想凭语言和数学逐渐穷尽其奥秘，因为死数学把握不了活自然。人类的科学认知永远只是在自然之内的对特定对象(从基本粒子到宇宙)的认知，大自然(不是科学家所研究的宇宙)本身永远不可能成为科学认知的对象。无论科学如何进步，大自然本身永远都隐藏着无穷的未为人知的奥秘。
结合以上对物理主义自然观的反驳，我们必须再一次强调：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从自然，否则，会受到大自然的无情惩罚，因为大自然永远握有惩罚人类之背道妄行的无上威力。
(三)关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包含一些“片面的真理”，其基本观点是：每个人凭其理性而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因而拥有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如生命权、身体完整权、思想自由、集会结社自由、迁徙自由、发财致富的自由、追求幸福的自由，等等。自由主义之错不在申述了人的这些权利，而在相对忽视甚至否定了个人对不同层级共同体的依赖，过分强调了个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其实，人的生存既具有个体性，又具有社会性，既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又具有脆弱性和依赖性。例如，个人有其相对独立的个人利益，但个人只能通过参与社会的分工协作才能获取个人利益;个人可以相对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而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反思，但他的批判、反思能力不是天生的、自足的，而是在特定文化共同体中通过后天学习获得的。个人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生存，而永远只能作为特定社会的一个成员而生存，即他只能通过与他人交流、交换、合作、竞争甚至斗争而生存。所以，个人在享有种种权利的同时，还负有种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如赡养父母、养育子女、参加工作、缴纳赋税等等责任。最关键的是，如果你希望他人和国家尊重你的权利，那你也必须尊重他人的权利，并遵守国家的法律。如今，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人的生存不仅依赖于社会，还依赖于地球生物圈，即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所说的“大地共同体”，亦即依赖于非人生物、土壤、水流、气候等。长期以来，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不仅弱化了个人对人类共同体的责任，更遮蔽了人类对“大地共同体”的责任。
(四)关于反自然主义价值论
这里所说的价值论与下面将要剖析的价值观不同。价值论指阐释价值的来源和本质的哲学理论，而价值观则指人们重视什么、轻视什么的思想倾向和偏好。反自然主义价值论指这样一种价值哲学，它认定事实与价值是截然不同的，人们认知事实与体认价值的意识也是截然不同的。科学的任务是认知事实或揭示各种事实之间的必然关系，而宗教、哲学(至少其一部分，如伦理学和美学)、文学、艺术是阐明或体认价值的。事实是客观的，而价值是主观的，或说科学理论可以获得客观的检验，而述说价值的言说不可能获得客观的检验，简言之，科学具有客观性，而宗教、哲学、文学、艺术没有客观性。所以，在伦理学中，你不能用事实判断去支持价值“判断”，换言之，科学与伦理学是没有关系的，你不能用科学理论去为任何一个伦理学“命题”辩护，否则你就犯了“自然主义谬误”。我们可把这一套价值哲学简称为事实—价值二分教条。
20世纪60年代以来，普特南(Hilary Putnam)等著名分析哲学家对事实—价值二分教条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批判。克里考特(J.Baird Callicott)等生态哲学家则完全抛开了这一教条，直接用生态学、生物学、量子物理学等科学理论去为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和伦理学进行辩护。如果事实—价值二分教条是无可反驳的，则克里考特等生态哲学家的努力就是徒劳的。反驳事实—价值二分教条的论证思路如下：事实与价值是相互渗透的。凡被人所述说的东西，无论是科学的，还是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都已打上了主观的烙印，即都已渗透了价值，没有什么绝对客观的对独立于人的事实的描述，科学对事实的揭示和证明永远都是在特定科学理论(有不可摆脱的主观形式)框架之内的揭示和证明。换言之，没有什么揭示了事实本身的绝对客观的科学，科学所揭示的一切，都是科学家(共同体)从特定理论视角所揭示的东西，科学家只能在一定的理论框架内对特定判断、定律和理论体系(也许是个公理体系)进行论证①。这样一来，科学与伦理学在客观性上就只有程度的区别，而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说科学有客观性，即科学家可给出信持特定定律的理由，那么伦理学也有客观性，即伦理学家也可以给出必须遵守特定行为规则的理由。
事实—价值二分教条与物理主义自然观以及独断理性主义知识论有内在的关联。物理主义自然观设定自然界有一些永恒不变的规律，人类理性可完全认识这些规律。可见，有一个逻辑上内在一致的绝对真理体系，科学就按这个体系的内在逻辑不断进步，所以，其客观性是绝对的客观性。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分析哲学和科学史表明，人类无力建构这样的绝对真理体系，任何科学都是渗透了价值的科学，也正因为它渗透了价值，它才有其价值，才是属人的科学，才可能是以人为本的科学或对人类有益的科学。
正因为事实—价值二分教条是可废除的，生态伦理学才是可论证的，能成立的。
(五)关于人类中心主义道德观
现代道德观的基本思想是，道德关系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人才有道德地位，一切非人事物都没有道德地位;只有人才有内在价值，一切非人事物仅当可为人所利用、欣赏时才有价值，即它们只可能有工具价值，而不可能有内在价值。这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道德观。据此立场，现代人把一切非人自然物都只当作资源或工具。对一个人，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未必应该做，例如，任何一个成年人都能杀人，但我们恰恰不应该杀人;任何一个精壮男人都能强奸幼女，但恰恰不应该强奸幼女。然而，对非人自然物，现代人认为只要你能够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不必考虑道德上的应该不应该。例如，20世纪初我国就有人希望在长江三峡建大坝和电站，以便让长江为我们发电，但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们没有能力这么做，就只好不做。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们有了这样的能力，于是就做了。建三峡电站时人们会有种种顾虑，但绝没有对于非人自然物(如河流、河流中的物种、未来库区中的物种等)的道德顾虑。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出现的动物伦理和环境伦理(包括生态伦理)对人类中心主义道德观提出了严正的挑战。以汤姆·里根(Tom Regan)为代表的“动物权利论”着力论证，所有的高等动物，如马、牛、羊、猪、狗、猫、猩猩、猴子、海豚等，都是生命主体，从而都具有主体性和内在价值，并非只有人才有内在价值。根据“动物权利论”，我们必须承认高等动物具有道德地位，它们应享用生命权、身体完整权和行动自由。以保罗·泰勒(Paul Taylor)为代表的生物中心论认为，一切生物都有其固有价值(inherent worth)，都有其自身的福利(well-being)，且它们的福利应该被理解为独立于人类福利的目的本身(an end in itself)[4]。由利奥波德提出的且经克里考特所周密论证的大地伦理(Land Ethics)则着力论证，人与大地(即地球生物圈)之间的关系是伦理关系，大地是由非人生物(包括一切动物、植物、微生物)、人、土壤、水体、气候等构成的一个共同体，人是这个共同体中的普通一员，人有责任维护大地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动物权利论和生物中心论的论证表明，在人类与非人物种之间没有人类中心主义者所说的那种天壤之别，如前者有理性，而后者没有;前者有内在价值，而后者没有，等等。但动物权利论和生物中心论自身有一些难以克服的理论困难和实践困难。在下一节，我们将较详细地论证，只有大地伦理才是既具有理论彻底性又具有实践可行性的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
(六)关于物质主义价值观
现代社会貌似一个价值多元化、信仰多样化的社会，有人信仰基督教，有人信仰伊斯兰教，有人信仰佛教，有人信仰无神论或唯物主义，等等。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每个公民都有信仰自由。但能坚持纯正信仰的人很少，很多信徒都受到了金钱的腐蚀。有些宗教，或某种宗教中的某些教派(如佛教中的少林寺)，也开始走商业化的道路。而西方“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则公开宣称，创造财富就是荣耀上帝，于是它认可了物质主义。哲学原本可以指引人们追求精神超越，但今日之哲学，或已沦为物质主义哲学，或已成为与现实生活隔绝的所谓纯粹学术(极少数人玩的“象牙塔”中的语言游戏)。在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市场经济过分扩张的国家，“万物皆商品化”(华勒斯坦语)，金钱的魔力被过分凸显。于是，价值多元化和信仰多样化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各种信仰都对一种信仰——物质主义——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妥协，各种信徒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物质主义。换言之，最有影响力的信仰，不是基督教，也不是佛教，而是物质主义②。
今天，多数人都或多或少地相信：人生的价值、意义和幸福就在于创造物质财富、拥有物质财富、消费物质财富，即人生的意义、价值和幸福就在于参加创造物质财富的各种工作，例如能加入马云或王石的团队;就在于个人收入的稳步增长，从而能由骑自行车换为开车，由开QQ换为开“丰田”，等等;就在于物质消费品味和档次的不断提高。这就是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与这种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相应的社会发展观就是经济主义意识形态或GDP至上观念。经济主义认为，经济增长就是唯一的可切实追求的公共的善(common good)，即多数人都愿意为之奋斗的公共目标;经济增长能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包括科技进步、教育普及和提高、社会稳定、文化繁荣等;提高人们“幸福指数”的最现实、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不断改变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如建越来越多的工厂、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地铁，建设越来越便捷的通讯系统，生产越来越多的家用电器和汽车，等等。
物质主义的盛行不仅与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万物皆商品化”的社会潮流有关，而且与物理主义自然观和独断理性主义知识论密切相关。根据任何一种激励精神超越的宗教和哲学都可以发现物质主义的浅薄和荒谬。但在以物理主义和独断理性主义为根本信念的现代性思想体系内，物质主义就不但不显得浅薄、荒谬，而且显得天经地义地正确。
既然万物都是物理的，那么也可以说万物都是物质的。人和人的思维以及人所创造的文化都可以归结为物质。只有物质才是真实的，非物质的一切都是虚幻的，充其量也只是随附的。不仅鬼神是虚幻的，纯粹的爱情，崇高的精神和审美的崇高，儒家、道家和佛学所讲的极高人生境界也都是虚幻的。所以，只有像比尔·盖茨、乔布斯、王石、马云等为人类做出的贡献才是真实的、可嘉的，因为他们为创造物质财富做出了巨大贡献，那是真实的贡献。而像颜回、大卫·梭罗一类的人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他们没有为人类做出真实的贡献。
独断理性主义则告诉人们，以永不知足地追求物质财富的方式追求人生意义、价值和幸福是最切实可行的，即最为确定，最具有现实性。何谓崇高?何谓神圣?不同的宗教和哲学对崇高、神圣的理解是不同的，而儒家、道家和佛学所讲的极高人生境界则是语焉不详、虚无缥缈的。只有物质主义所定义的幸福才是可以客观衡量的，才是人人都能够追求的。人们可以通过合作与竞争而追求共同但有程度差别的幸福，即通过各自的努力——如科技创新、管理创新、营销创新、广告创新——而共同促进经济增长(即财富增长)，从而共享经济增长的果实和财富增长的盛宴。当生态主义者说，物质主义和资本主义所激励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导致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时，独断理性主义者会说，你们不要危言耸听，所谓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只不过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暂时困难，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困难都将被克服。于是，独断理性主义总是鼓励人们：不要怀疑物质主义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不要怀疑“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不要怀疑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力量，按照现代性的蓝图不断地进行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营销创新，人类将越来越自由、自主、幸福。
物理主义自然观和独断理性主义知识论是现代性思想的基石，而物质主义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是现代性思想的要害，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周密”的辩护。
如果物理主义自然观和独断理性主义知识论都是荒谬的，我们就不仅该质疑资本主义制度，更应该质疑物质主义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如果现代性思想大厦坍塌了，则物质主义的浅薄和荒谬立显。如前所述，物理主义自然观和独断理性主义知识论都是站不住脚的，可见，现代性思想大厦不是建立在坚固的岩石上，而是建立在现代迷信的沙滩上。
突破了现代性思想的藩篱，理解了生态学的基本法则，我们就能立即明白，“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激励人们“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现代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
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在《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一书中概括了生态学的四法则。第一条法则是，每一种事物都与别的事物相关。第二条法则是，一切事物都必然有其去向。第三条法则是，自然界所懂得的是最好的。第四条法则是：没有免费的午餐[5]25-37。
记住第一条法则，我们就明白，人类对生态系统某个部分的过分干预，即超过生态系统之承载限度的干预，会导致生态系统的崩溃。人在生态系统之中，而不在生态系统之外，更不在生态系统之上，人类生存是依赖于生态系统的健康的，是依赖于各种非人生物的生存的。如果整个地球生物圈崩溃了，人类便将陷入灭顶之灾。
第二条法则不过就是物理学中物质不灭定律的另一种表述形式。谨记此法则，就能明白，我们每天抛弃的垃圾，烧掉的汽油、煤等，都并非彻底湮灭了，而是积储在某个地方。例如，我们正沉溺其中的私家车消费就对2013年以来的“雾霾”天气有所“贡献”。如今，我们只好一边享受驾车的舒适，一边忍受“雾霾”的伤害。
康芒纳自己也明白，他所提出的第三条法则会遭到很多人的反驳。事实上，直至今天，仍有很多人否认这一法则。这一法则认为，“任何在自然系统中主要是因人为而引起的变化，对那个系统都可能是有害的(中译本加的是着重号)。”康芒纳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他所提出的这一法则：你有一块精致的手表，如果你打开手表机芯，而在部件紧密处硬插进一截铅笔芯，那么十有八九你会毁了这块手表。对于手表来讲，我们可以说，“手表匠懂得的是最好的。”对于大自然，我们则须谨记：大自然所懂得的是最好的[5]32-33。谨记此法则，我们在改造环境、制造物品、干预自然过程时就会小心谨慎。我们不要认为，人类有了科技就无所不能，而忘了普利高津的告诫：大自然是具有创造性的。令人担忧的是，至今仍有许多人拒不承认大自然是具有创造性的，从而仍主张用征服性的科技去征服自然。
第四条法则告诉我们，我们的每一次获得都必须付出代价。现代性指出的一个追求幸福的基本方向就是，不断通过征服性科技的创新，制造越来越多的机器，以把人们从笨重、艰苦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如今，机器不仅免除了早期矿工们艰苦、危险的劳作，免除了农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而且免除了我们用两腿走路的麻烦。但这一切是有代价的，我们在享受机器的代劳和服务的同时，每天都在消耗大量的矿物能源，从而每天都在污染着环境，破坏着生态健康。
根据生态学四法则，我们很容易明白，“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是彻头彻尾的“背道妄行”。激励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超越现代工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
清理了现代性思想的根本错误，分析了现代性思想对人类价值追求的致命误导③，我们才有可能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
三、生态伦理和生态哲学
直接思考环境问题的哲学通常被称之为环境伦理学(environmental ethics)。如美国著名环境哲学家哈格罗夫(Eugene Hargrove)所说的，环境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被命名错了，它更为恰当的名字是环境哲学，因为“它包含了哲学领域中的大多数传统学科的内容，包括美学、形而上学、认识论、科学哲学以及社会与政治哲学的内容。”[6]
如今，环境哲学流派繁多。其中有些流派并不诉诸生态学，它们甚至有意识地与生态学保持距离，有些流派则自觉地诉诸生态学。我们可称后一类，即自觉诉诸生态学的环境哲学，为生态哲学。我们认为，整体主义、自然主义的生态哲学是既具有理论深刻性，又具有实践可行性的生态哲学，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或理论依据)。其基本观点如下：
(一)生成论自然观
在20世纪80年代，普利高津说：“本世纪初，物理学似乎接近于把物质的基本结构归结为几种稳定的‘基本粒子’，例如电子和质子。可是现在，我们却和这种简单描述大相径庭。无论理论物理学的未来是怎样的，‘基本’粒子看来是如此之复杂，以至关于‘微观世界简单性’的格言再也不能适用了。”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天体物理学中同样得到了印证。“尽管西方天文学的奠基者强调天体运动的规则性和永恒性，但如今这种界定至多只适用于行星运动一类的极少数情况。无论我们往哪儿看，我们所发现的都是多样性和不断增加的复杂性，而不是稳定性与和谐性。”[7]1-2
在人类认知历程中，总有一种以简驭繁或以不变应万变的追求，总有一些哲学家和科学家，希望发现可说明甚至预测一切纷繁复杂现象(多或杂)的永恒不变的规律(一或简)。在西方思想史中，一直存在着一个强有力的传统，该传统认定，世界的存在(being)或本质是永恒不变的，变动不居的只是为人类感官所接受的现象。只有永恒不变的存在才是真实的、重要的，是哲学和科学所该着力把握的东西，而变动不居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次要的，是需要用永恒不变的东西(真理或规律)去整理和统御的。普利高津称这种世界观为“静止的世界观”(static view of the world)[7]Preface，P.vi，并通过自己毕生的科学研究和哲学思考，对这一思想传统提出严正挑战。
普利高津认为，20世纪的科学仍然在坚持着静止的世界观，这就体现为物理学对不变性的极端重视，具有不变性的规律是与时间无关的，例如，无论是在经典力学中，还是在量子力学中，力学方程对于时间反演t→-t是不变的。按照这种观点，将来和过去没有什么区别，构成我们宇宙的原子或粒子所依循的世界线(the world lines)，即轨道，是一致地通达过去和未来的[7]Preface，P.vi。也就是说，世界的终极定律(温伯格的概念)是永恒不变的。将来就包含在过去之中，于是，现在的仔细研究能够揭开未来的面纱。即科学能准确地预测未来。这就是“经典科学的神话”[7]Preface，P.124。但普利高津认为，时间是世界万物乃至世界本身的一个内在维度，可逆过程只是世界中的某些特殊过程，更多的自然过程是不可逆过程。换言之，万物都处于不断的生成(becoming)之中，万物皆随时间而变化，或说大自然是生生不息的。这就要求我们摈弃决定论，承认“将来并没有包括在过去之中。即便在物理学中，我们也只能像社会学那样对各种可能‘事态’进行预测。”[7]Preface，P.x vii因为大自然中的可能性比现实性更加丰富。
(二)谦逊理性主义知识论
理性就是用语言，特别是书写语言(包括数学)，进行思维的能力。迄今为止，地球上只有人类这一物种具有这种能力。也正因为人具有这种能力，他才创造了文化或文明。但我们须对人类理性有个恰当的认识。独断理性主义的致命错误就在过分夸大了人类理性的力量，认为人类理性可确保真理在一个内在一致的体系内不断积累、扩展，以至可达到或无限逼近对自然奥秘(永恒真理或存在本身)的完全把握。在上一节我们已大致反驳了独断理性主义。这里须对可知论问题做一简要论述。
长期以来，正统哲学(涵盖独断理性主义)坚决拒斥不可知论，坚持世界可知论。但完全可知论只是现代人的独断信念而已。
如今，我们认为，理性就典型地体现为科学理性，即科学方法的运用。科学方法典型地体现为假说—演绎法(抑或“最佳说明推理”)。科学方法设定，来自观察和实验的数据或证据是最可靠的，一切科学定理(假说)都必须获得来自观察和实验的数据或证据的支持。但科学定理是一般的或普遍的，而观察或实验数据是个别的或具体的。从逻辑的角度看，由个别推出一般的推理只能是或然的，而不是必然的。可见，即使观察或实验数据绝对可靠，也无法保证科学定理的绝对可靠，况且观察和实验是依赖于理论的，即“观察渗透理论”。这就决定了科学定律只能是猜想性的，而不可能是绝对真的。
经典科学方法论设定，科学家对研究对象的观察和干预活动(包括用复杂实验装置对物质的处理)不会影响观察或实验数据的客观性和精确性。但量子物理学告诉我们，测量过程是有局限的，因为测量过程不能撇开观察(测量)者的作用。普利高津说，在量子力学中观察者的作用(即对被观察者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无论将来如何，这种作用都是实质性的。所以，经典物理学中的那种天真的实在论，即设定物质属性独立于实验装置而存在的观点必须被纠正[7]215。这说明我们永远只能在自然过程之中认知自然过程，那种设定主体可完全站在客体之外而绝对客观地认知客体的观点只是一种理想的假设。认为作为存在之大全或万物之根源的自然(抑或永恒不变的存在)也是科学认知的对象(客体)，并认为科学认知的最终目标就是穷尽自然的一切奥秘，更是独断理性主义的僭妄。
科学之应用的有效性，特别是长期应用的有效性，使人们误以为科学定律都是客观真理，甚至误以为科学正日益逼近对自然奥秘的完全把握。如果能清醒地认识到科学理性的局限性，并体认普利高津所说的大自然的创造性，我们就容易明白，无论科学如何进步，科学之所知相对于大自然所隐藏的奥秘都只是沧海一粟。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如果科学进步正日益逼近对自然奥秘(即终极定律或永恒不变的规律)的完全把握，我们就根本没有必要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这是不是意味着堕入了不可知论?回答这个问题，要看我们追求什么样的认知目标。若认为人类的认知目标就是古代西方哲学和经典科学的认知目标——世界之永恒不变的存在(Being)或规律，那么人类理性就根本没有能力达到这一目标，因为世界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如果我们追求的认知目标是服务于人类价值追求的知识，那么就可以明确回答，人类理性可以发现确保人类生活幸福的知识，于是我们就不会堕入不可知论。古人已发现了很多服务于人类追求幸福的知识，这类知识不仅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如天文、地理和医药)，也包括如何修身的知识。如果我们认为，人类认知的本分在于获得必须的物质生活资料和无限追求精神丰富或无限提升人生境界的知识，则可以肯定地回答：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知识。如果你认为，人类认知的终极目标就是获得绝对客观的真理和囊括一切世界奥秘的真理大全，则答案只能是：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实现这样的目标。
认为人类理性只能发现用以指导有意义的人生的真理以及用以指导有节制地改造环境、制造物品、创造财富的知识，而不能发现无限逼近自然之全部奥秘的真理大全，这就是谦逊理性主义。谦逊理性主义倾向于把科学看作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对话，更确切地说，把科学看作人类倾听自然之“言说”的一种方式。在20世纪末普利高津说：“经典物理学的宇宙是个给定的、封闭的宇宙，而新物理学的宇宙是个对涨落和创新开放的宇宙。对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经典物理学的奠基者们来讲，科学力图超越表象世界而达到至高理性的超时间的(即永恒不变的)世界。但实在的形式(form of reality)可能更微妙，既涉及定律，也涉及博弈(games);既涉及时间，也涉及永恒。我们这个世纪是个探究的世纪：即艺术、音乐、文学和科学都出现了新形式的世纪。如今已到了世纪末，至今我们仍不知道人类历史的新篇章将走向何方，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它会产生人与自然的新的对话。”[7]215这意味着我们不仅需要改变哲学层面的信仰体系，而且需要改变科学层面的知识体系。
谦逊理性主义知识论既鼓励人们培养自己的谦逊美德，也要求人类集体(作为一个类或物种)保持其谦逊态度。个人需要谦逊美德，就因为任何一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即便你是最聪明、最卓越的人，你也不可能是全智全能的。故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但人又很容易自高自大，一旦自高自大就容易犯错误。所以，个人需要谦逊美德。人类需要保持谦逊的态度，就因为70亿个有限的个人无论以何种方式组织(国家、跨国公司、国际联盟、国际科学家联盟)起来，仍然是有限的存在形式，而不是全智全能的上帝。
(三)共同体主义政治哲学
人的生存既具有个体性，也具有社会性。共同体是由个人构成的，但个人又只能是共同体中的个人。正因为人的生存具有不可消解的个体性，所以个人利益难以与社会利益彻底地协调起来。也正因为如此，永远都会有人对他人施暴行骗，也永远都无法排除某些人打着维护社会利益的旗号剥削、压迫多数人的可能。所以，不能忽视人权保护，不能彻底废除财产所有权和市场经济制度，不能再回到计划经济时期。但个人又永远是共同体中的个人，个人在行使自己的权利的同时，必须尊重他人的权利和社会公共规则。就保护环境、节能减排和建设生态文明而言，我们既要诉诸污染权交易等手段去激励人们(特别是企业家)以追求私利的方式保护环境、节能减排，也要诉诸政治和道德，以唤醒人们维护环境正义乃至生态正义④的良知。
在政治、经济建设方面，生态文明必须继承现代工业文明的积极成果——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合理方面。但生态文明的市场经济必须受生态规律的约束，而不是一任“资本逻辑”的制导，生态文明的民主法治必须通过公民价值观的深刻转变而有力促进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且明确规定，节能减排、保护环境是每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四)自然主义价值论
人在自然之中，人既不可能游离于自然之外，也不可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人类所追求、珍惜、重视的一切都可被称之为价值。价值源自主体的评价、追求、使用等主体性活动。但人的主体性也就是一种自然存在者的主体性。如今，我们已不能认为只有人才有主体性，如汤姆·里根所着力论证的，非人动物也有主体性。当代西方哲学家已不太使用“主体”(subject)和“主体性”(subjectivity)，而较多地使用“能动者”(agent)和“能动性”(agency)。不同的事物，如不同的动物，具有不同水平的能动性。在地球生物圈诸物种中，人类的能动性水平无疑是最高的。价值源自能动者的能动性，源自能动者的倾向性活动。人类追求的价值则源自人的意向性活动(包括向往、思恋、评价、欣赏、使用等)。我们向往桂林山水，桂林山水就对我们有价值;我们思恋故乡，故乡就对我们有价值;我们评价《红楼梦》的艺术水平和审美境界，《红楼梦》就对我们有价值;我们欣赏玉石的润泽质感，玉石就对我们有价值;我们使用石油，石油就对我们有价值。
在现代性的概念框架中或文化氛围中，我们还把价值区分为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和工具价值(instrumental value)。一个事物因其所是而具有的价值就是它的内在价值，一个事物相对于其使用者而具有的有用性就是它对于使用者的工具价值。我们认为每个人仅因为是人就具有价值(因此每个人都应受到他人的起码的尊重)，这就是人的内在价值;而石油的有用性就是它对于人的工具价值。现代性理论认为，只有人才有内在价值，而非人事物的价值都是人所赋予的。这种观点已受到多方质疑和挑战。
在特定语境中，价值与事实是有区别的，评价与描述也是有区别的。如，“2014年x月x日北京地区的天气是重度雾霾天气”这句话是对一个事实的描述，而“雾霾天气真是太糟糕了!”这句话就是对雾霾天气的评价。但我们不能认为，价值与事实是没有关系的，不能认为，用事实判断去支持价值判断是注定无效的，也不能认为伦理学与科学是没有关系的。普特南、克里考特等著名哲学家已充分阐述了事实与价值、科学与伦理学的内在关联[8]，在此不赘。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科学所追求的真理总是渗透价值的，追求“终极理论”的科学也恰恰体现了一种价值追求——试图掌握“统辖星球、石头乃至万物的规则之书”，从而追求人类的自由、自主和幸福。换言之，人所追求的真理永远是属人的真理。如果人类理性根本掌握不了“统辖星球、石头乃至万物的规则之书”，如果人类不可能按所谓科学之内在逻辑无限逼近对自然奥秘的完全把握，那么人类就该有对科学之价值追求和价值导向的明确反省。试图掌握“统辖星球、石头乃至万物的规则之书”的科学似乎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科学，而是服务于政治霸权、军事霸权和亿万富翁们健康长寿甚至长生不老奢望的科学。真正以人为本的科学应是尽力维护地球生态健康、保障人类安全(包括食品安全、医药安全和生态安全)的科学。
现代经济学具有强烈的物质主义价值导向，但它却打着科学的旗号，掩饰了它的价值导向。“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原本只是对多数人行为倾向的统计性描述，却被现代经济学设定为不可改变的事实或永恒不变的真理(公理)。而现代经济、政治制度的创新又深受经济学的影响，于是现代工业文明激励人们永无休止的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如万本太所言：“工业文明的核心价值是功利和自我，目的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9]正因为“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被认为是一条关于人性的真理，所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地正确的。可见，现代多数人信仰物质主义与经济学(一种科学)的价值导向密切相关。人生追求本有多种可能。“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倾向并不是人的不变的本性，而是可以通过修身、学习和社会实践而加以克服的倾向。人生的意义和幸福恰在于克服这种“气质之性”而凸显人的“天命之性”，即克服其自私性而居仁由义，进而不断提高自己的境界。
总之，在价值论上认识到事实与价值的相互渗透，厘清科学(包括经济学)的价值导向，对于生态哲学的体系建构至关重要。
(五)非人类中心主义道德观
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和生物中心论都对现代主流道德观——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有力批判。动物权利论和生物中心论都表明，人与非人动植物之间的区别没有人类中心主义所设定的那么大。例如，非人高等动物也有意识，也能使用简单的工具，也能改造环境(如，鸟儿能垒窝，老鼠能打洞，等等)。简言之，非人高等动物也具有能动性，尽管其能动性远不及人类的能动性。
但能不能像动物权利论说的那样，认为具有特定能动性水平的非人动物也和人一样具有生命权、身体完整权和行动自由权呢?如果我们决定像尊重人的权利一样尊重一切非人动物(包括所有家畜、家禽)的权利，那就意味着我们不但不能利用家畜、家禽，而且必须照顾它们(保障它们的生命权、身体完整权)，让它们自由活动。它们不能对人类履行道德义务，但享受人类对它们的道德保护。在老龄化社会人们尚且担心青壮年担负不起对众多老人的照顾，那么人类有能力对几百亿个动物个体履行其单向的道德义务吗?道德上的“应该”蕴含行动上的“能够”。对于人类实际上做不到的事情说“应该”是没有意义的。人类无法在无回报的条件下履行对几百亿个动物个体的道德义务。所以，动物权利论不具有可行性。个体主义的生物中心论面临同样的困境。
真正具有理论彻底性和实践可行性的生态伦理是源自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且经克里考特等哲学家精心论证的自然主义、整体主义生态伦理。说这种生态伦理是自然主义的，就因为它摈弃了事实-价值二分教条，自觉地谋求伦理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而力图把生态伦理奠定在自然科学(包括现代物理学、生物学和生态学)成果的基础上。其基本观点如下：
1. 生态系统乃至地球生物圈是一个共同体，人类在这个共同体之中，而不在这个共同体之外，更不在这个共同体之上。人类的生存和繁荣依赖于非人生物的生存和繁茂，依赖于地球生物圈的健康(具有生物多样性)。人应该学会“像山一样思考”，即学会用生态学的方法看待人与非人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仅根据是否对人类有用判定非人自然物之有用(有害)或无用(无害)[10]。
2. 人在地球生物圈中享有比其他生物更高的权利，但同时负有更高的责任。不必像动物权利论者所要求的那样，绝对废除对非人动物的利用，尊重每一个动物的权利，但人类必须担负保护生态健康的特殊责任(保护物种，而不是保护个体)。人类不能一任其物质贪欲的膨胀，肆无忌惮地干预自然过程。只有在正常时空阈限内的对生态共同体的干预才是正当的，否则是错的(克里考特)，或说在地球生物圈承载限度内的干预才是正当的，超过地球生物圈承载限度的干预就是不正当的。用利奥波德的话说就是：一件事如果有利于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和美丽就是正当的，反之是不正当的。
无论是个人行动还是集体行动，都应该遵循生态伦理的基本规则。遵循生态伦理的基本规则就是遵循生态学的基本法则(如前所述，当然还可以细化)。个人行动遵循生态伦理的基本规则，就意味着恪守绿色消费原则：不污染环境、不破坏生态健康的消费才是正当的，反之是不正当的。就此而言，生态伦理要求人人都保持物质消费的节俭和自律，既反对大量排放的奢侈消费，又反对不顾生态良知的猎奇性消费，如以吃珍稀动物为荣。集体行动遵循生态伦理的基本规则，就意味着我们的生产和建设严格遵循生态学法则，如所有工厂的生产都要使用清洁能源，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尽可能节能减排，并尽可能循环利用各种资源。当然，完全做到这些还需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就是生态文明的建设目标。
(六)超越物质主义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
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文化动物，是追求无限的有限存在者。人必须穿衣、吃饭才能活着，但活着并非仅为了穿衣、吃饭;人必须消费才能活着，但活着并非仅为了消费;人必须创造物质财富才能活着，但活着并非仅为了创造物质财富。人活着是为了创造价值和文化，但不可把价值仅理解为商品价值，也不可把文化仅理解为现代物质主义文化。人人都希望自己活得有意义或价值，这里的“意义”，抑或“价值”，只能是在特定文化氛围中被人们所承认和体认的意义或价值。一个人若觉得自己活得没有意义或价值，他极有可能去自杀。
一个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与其认定的最高人生目标或终极关怀密切相关，与其信仰密切相关。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终极关怀是对上帝的信仰和对自己灵魂的拯救;一个佛教徒的终极关怀是成佛(最高的觉悟);一个真正的儒者的终极关怀是成为圣人(达到天人合一境界);一个道教徒的终极关怀是成仙;一个拜金主义者的终极关怀就是拥有尽可能多的金钱;一个物质主义者的终极关怀就是创造物质财富、拥有物质财富、消费物质财富，……每个人对自己所认定的最高目标(价值)的追求都是永不止息、死而后已的，说人是追求无限的有限存在者，就是这个意思。对无限的追求就是对人生意义、价值和幸福的追求。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拯救灵魂的努力是永不止息、死而后已的;真正的儒者对天人合一境界的追求是永不止息、死而后已的;物质主义者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同样是永不止息、死而后已的。换言之，不同的信仰指引(决定)着不同的意义追求(或无限追求)。信仰基督教的人们无限追求“上帝之城”，信仰儒学的人们无限追求“天人合一”境界(即圣人境界)，信仰佛学的人们无限追求根本的觉悟(即成佛)，而信仰物质主义的人们无限追求物质财富。
从任何一种激励精神超越的哲学和宗教的视角看，物质主义都是一种粗俗、荒谬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在现代性的框架内它却被凸显为唯一具有真理性的信仰体系，使众多人误认为人生的意义、价值和幸福就在创造、拥有、消费物质财富。这是对人类无限追求的致命误导。
西方启蒙学者力图证明，基督教蒙骗了那些未经启蒙的人们。如今，生态学和生态哲学则表明，现代性致命地误导了经过“启蒙”的人们。如果说某些宗教所提供的信仰是错误的，那么现代性所提供的信仰——物质主义——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极端危险的。因为它激励了多数人的物质贪婪，把原该指向精神领域的无限(意义)追求误导于物质领域。事实上，人只能在思想或精神领域体认无限，而不可能在物质上达到无限。近3个世纪以来，由于人们贪得无厌地追求物质财富，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生态学表明：大自然允许人类以无限追求精神价值的方式追求无限，但不允许以无限贪求物质财富的方式追求无限。
我们也可以把人生追求归结为对人生幸福的追求。幸福是在生存安全前提下的主观感受和生存体验。拥有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是一个人生活幸福的客观条件，而心态和境界则是一个人生活幸福的主观条件或主体条件。一个人必需的物质财富是有限的⑤，而改善主体条件是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现代工业文明的根本弊端就是误导人类以无限追求物质财富的方式追求幸福生活，而忽视了最为智慧的追求幸福的途径：不断调适个人心态并不断提高人生境界。换言之，现代工业文明一味鼓励人们“向外用力”，而基本不鼓励人们“向内用力”(梁漱溟语)。
向内用力就是改善自己的心态，养成自己的德行，提高自己的境界，增强自己的智慧。简言之，改变自我，进而通过改善自我而改善社会，重在改善自我。向内用力的根本途径和基本工夫是修身。而向外用力就是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物质生活条件，如挣更多的钱，买更好的房子和更好的车，建越来越好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建越来越好的能源系统、通讯系统等。简言之，改变外部生活条件，改变世界，征服自然。向外用力的根本途径和基本要求是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营销创新、广告创新等等。也可以说，向内用力是追求自我完善，而向外用力是追求身外之物。一个人只有心态平和且有较高境界时才能常有幸福感，反之，一个人若贪婪、好争，则很难有什么幸福感。所以，智慧的人生是向内用力为主、向外用力为辅的人生。可持续的文明更激励人们向内用力，而一味激励人们向外用力的文明，必然是不可持续的。现代工业文明正是一味激励人们向外用力以无限追求身外之物的文明。它一味激励人们进行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营销创新、广告创新等等，但根本不鼓励人们修身。它过分倚重于贪婪、好争的人们，而倾向于把心态平和且追求人生境界的人们(如颜回、大卫·梭罗)挤在社会的边缘。它激励人们永无休止地为创造财富、占有财富而激烈竞争，从而只能在生态危机中越陷越深。
为了建设生态文明，我们必须建构超越物质主义的生态文化。生态文化即蕴含生态价值观的哲学、宗教、科学、文学和艺术。生态文化将呼吁人们适度追求物质财富，将激励人们无限追求非物质价值，即以无限追求德行和境界的方式追求无限，将只要求人们适度地向外用力，而更鼓励人们向内用力。
如果说现代性理论为现代工业文明的合理性作了“周密”的辩护，那么生态哲学可以为建设生态文明的必要性、必然性和可行性进行周密的论证。有了生成论自然观和谦逊理性主义知识论，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要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有了共同体主义政治哲学、自然主义价值论和非人类中心主义道德观，我们才能明白，人类社会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类经济系统是地球生态系统的子系统，人类经济活动所伴有的排放量必须限制在生态系统的承载限度内，人类是“大地共同体”(即地球生物圈)的一个成员，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大地共同体的整体健康，依赖于非人生物的生存与繁茂，人类文明必须与地球生物圈协同共生。有了超越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我们会发现，人类幸福根本不依赖于物质财富的无限增长，却依赖于人的德行养成和境界提升，我们会明白，物质财富不增长了，人类也可以生活得很幸福，甚至可以比物质财富增长时生活得更幸福。
四、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
由以上阐述的生态哲学，加上生态学和环境科学，我们可得出结论：现代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
生态文明是继承了以往文明(包括原始文明、农牧文明和工业文明)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的更高级的文明，其大致愿景如下：
清洁能源逐渐取代了如今的矿物能源，清洁生产技术、低碳技术和生态技术得到了充分发展，低碳企业和生态企业越来越多，物质生产逐渐走向清洁化、生态化的稳态。非物质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如信息产业、文化产业、旅游业等得到了充分发展。人们的消费也逐渐理性化、生态化、绿化，即人们不在物质消费上互相攀比，而尽力降低个人生活的排放量，人们更倾向于非物质消费，如较多地消费信息产品、文化产品等等。
清洁生产技术、生态技术、低碳技术、环保技术大发展，直至成为主导性技术。
碳交易和污染权交易等市场良性发育，企业能自觉地担负其保护环境、节能减排的社会责任。循环经济渐成规模，唯GDP至上观念淡出，政界不再以DGP论英雄，相反，保护环境成了各级地方官员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转变。信仰科技万能论和物质主义的人们趋于减少，生态学知识日渐普及，相信生态学和生态哲学的人们趋于增加，以至成为多数。
思想观念的改变是根本。仅当多数人相信生态学和生态哲学且摈弃了科技万能论和物质主义时，清洁生产技术、生态技术、低碳技术、环保技术才能充分发展进而成为主导性技术，物质生产才会走向生态化的稳态，非物质经济才能大发展，绿色消费和非物质消费才会蔚然成风，唯GDP至上观念才会淡出政治舞台。
当生态文明渐成大势时，我们才能一边享受文化丰富的幸福，一边享受碧水蓝天。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事做起。对于每个个人来讲，超越物质主义且摈弃科技万能论是思想起点。不能超越物质主义，就不可能割舍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迷恋。迷恋“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人不可能诚心建设生态文明。认为“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与建设生态文明不矛盾的人们必然信持科技万能论，即相信进一步的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将使我们能一如既往地“大量生产、大量消费”而不会再有“大量排放”。然而，科技万能论只是现代工业文明长期灌输给人们的神话。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度电，随手关灯，随手关水龙头，尽可能少用一次性用品，尽可能绿色出行，是建设生态文明的行动起点。人人行动起来，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就能成为现实。
注释：
①参见库恩著《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②或有人说，物质主义不是信仰，只有坚信超越的终极实在(如上帝)之存在的信念才属于信仰。但我们认为，这是对信仰的过于狭窄的界定。人们坚定不移地用以指导其人生的信念体系就是其信仰。
③笔者无意于说现代性全是错误，它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当然只能是历史性的成果，言其成果的文献已汗牛充栋，无须在此赘述。
④“环境正义”与“生态正义”是不同的概念，前者只考虑环保责任和环境资源(如清洁水、清洁空气等)的人际(包括代际)公平分配，而后者还考虑维护非人物种的利益。
⑤一个人只能吃那么多东西，只能穿那么多衣服，只能住那么大面积。如果一个人以吃到最珍贵、稀有的食物(如熊掌、鱼翅、果子狸、穿山甲、刀鱼等)为荣，以穿戴最珍贵、稀有的服饰(如用藏羚羊绒织的披肩)为荣，那么她/他就不仅是粗鄙的，而且是严重破坏生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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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任浩明
作者：卢风
第二篇：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危机、生态安全、生态责任与发展主题
摘 要：历经野蛮与蒙昧、专制与封建、民主与科学，人类已步入了以“和谐”与“科学”为发展主题的生态文明时代，自然生态、经济生态与社会生态的生态安全的保障与实现，以及其生态危机的预警与防范，有赖于人类种群生态责任、政府生态责任、团体生态责任及个人生态责任的践行，“和谐昌明”与“科学昌明”是生态文明时代人类健康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危机;生态安全;生态责任;发展主题
一、人类已步入生态文明时代
“文明”亦可称“文化”，准确地说是“文化昌明”或“昌明的文化”。文化即“人化”，指人的自然属性的社会化，“文化程度”即“人化程度”，也可以说是其“社会化程度”。而文明则是“昌明的人化”或“人化昌明”，即人的自然属性的“科学与和谐的社会化”。因此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属性”而非“自然属性”，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也可以进一步讲是“一切‘社会化’关系的总和”。
回溯历史，人类“社会化”进程先后历经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现已步入生态文明时代。原始文明时代，人类在刀耕火种、采集狩猎等经济基础上呈现“野蛮”与“蒙昧”状态，人类敬畏自然、崇拜自然;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呈现“专制”与“封建”状态，人类敬畏自然、迷信自然;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在近现代科技支撑的工业经济基础上呈现“民主”与“科学”状态，人类“改造”自然、“挑战”自然，甚至欲求“征服”自然。在工业文明发展的基础上，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人类正追求着“和谐”与“科学”状态，追求着自然生态和谐，即“生物链和谐”，追求着经济生态和谐，即“产业链和谐”，追求着社会生态和谐，即“人际与代际和谐”，人类“适应”自然、“尊重”自然，人类已步入生态文明发展时代。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与会国共同制定了《21世纪议程》，阐述了“可持续发展”思想：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包含三方面含义：其一，为了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代的发展与环境方面的需要，求取发展的权利必须实现;其二，为了实现可持续的发展，环境保护工作应是发展进程的一个整体，不能脱离这一进程来考虑;其三，为了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各国必须合作根除贫穷，应当减少和消除不能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并推行适当的人口政策。2002年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确认“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共同构成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三大支柱;其内涵基本涉及了自然生态、经济生态与社会生态三方面。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度提出“生态文明”概念与理念，作为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
二、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危机
(一)生态
生态可分为相互联系与渗透的三层级，即自然生态、经济生态与社会生态。自然生态是没有被人类有(经济)目的、有(经济)计划地介入干预而理应随其自然规律而和谐发展的生态系统;经济生态是人类有经济目的、有经济计划地进行生产、交换与消费等经济活动，并遵循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而应和谐发展的生态系统;社会生态是人类在自然生态与经济生态的基础上，与自然之间、人类相互之间及与后代之间实现的应和谐发展的生态系统。在整个生态系统中，人类社会同其他生物种群的地位是等同的，也是平等的，而所不同的是，人类活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反作用力”远远大于其他生物种群，在“改造与战胜自然”错误观念指导下甚至导致或加速整个生态系统的危机与毁灭。
自然生态和谐是经济生态和谐与社会生态和谐的基础，自然生态和谐与经济生态和谐是社会生态和谐的基础，因此，自然生态危机与经济生态危机都必然导致社会生态危机。基于该必然联系，我们更能理解，20世纪70年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博士提出的：“对现代人类社会的危机来说，把对‘天下万物’的义务和对亲爱家庭关系的义务同等看待的儒家立场是合乎需要的，现代人应当采取此种意义上的儒教立场[2]。”
(二)生态危机
生态危机自古有之。纯自然因素导致的，例如有恐龙时代的结束。带有人类自身原因的，例如古巴比伦文明、玛雅文明的消失。这些都是广义上的生态危机。
而现今所称的“生态危机”，是指在工业文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所导致或加重的全球的、频发或持久的各类生态危机。可分为自然生态危机、经济生态危机与社会生态危机，三类危机分别是自然生态和谐、经济生态和谐与社会生态和谐遭遇破坏而处于或接近处于不和谐与不稳定状态的情形。
(三)生态危机的原因
生态系统是在土壤、水体与大气等形成的无机环境基础上形成的生物系统，在系统中各种无机要素及有机要素之间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与运动中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等的交换，形成遵循科学规律的运转系统，包括自然生态、经济生态与社会生态。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文明主题先后历经“野蛮”与“蒙昧”、“专制”与“封建”、“民主”与“科学”，现已追求“和谐”与“科学”的时代主题，人类已由“敬畏”、“迷信”、“挑战”自然而发展到“尊重”自然及其规律。在此期间，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对自然的“反作用力”远远胜过其他“生物种群”，在错误思想观念的引导下，人类的生态破坏力在日益挑战着自然界的生态承受能力，从而导致或加重着全球的、频发或持久的各类生态危机。
自然界的生态承受能力，即生态容忍力、生态容纳力与生态自净力等。生态容忍力是指生态系统容忍有毒有害物质、能量与信息的能力，例如剧毒污染物投放或核辐射泄漏，即使没有直接伤害人类自身，也会伤害生态系统中其他“生物种群”，引发生态危机间接伤及人类。生态容纳力，是指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与能量所能容纳各类生物种群与数量的能力，例如一片草原能容纳牛羊马数量的能力，地球能承载人口数量的能力等。生态自净力，是指生态系统对人类投放污染物的消化自净能力，例如对人类工业废水、废渣、废气以及生活垃圾等有毒、有害、有碍物质与能量的消化自净能力。
三、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安全
(一)生态安全
生态安全与生态危机是生态问题的两个面，从积极角度称其为“生态安全”，从消极角度称其为“生态危机”。
生态安全概念的提出，最早是在1989年由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ASA)在提出建立全球生态安全监测系统时提出的，它是指在人的生活、健康、安乐、基本权利、生活保障来源、必要资源、社会次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态，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组成一个复合人工生态安全系统[3]。但该概念明显是以“人与人的需要”为中心进行的概括与描述。客观而中肯地讲，生态安全是指在自然生态、经济生态与社会生态系统中，各种生态要素之间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与运动中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等交换运转所呈现的和谐与稳定状态。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种群与人类应当是平等的，这样，生态安全才可能真正得到实现与保障。
生态安全中，自然生态安全是经济生态安全与社会生态安全的基础，自然生态安全与经济生态安全又是社会生态安全的基础，实现与保障三类生态安全是建设与实现生态文明的具体措施和基本保障。
(二)生态安全指标与危机预警
生态安全表现为生态系统中物质、能量与信息等交换运转所呈现的和谐与稳定状态，其中物质、能量与信息，及其时间、空间与运动，是生态系统的本质要素。要实现生态安全，应当根据生态系统内在规律及各类生态危机问题的性质，科学地制定各类生态安全指标与危机预警机制，用于规范与指导生态安全保障工作。
自然生态安全指标，如土壤清洁指数、水体清洁指数、大气清洁指数、水土协调度、水土流失率、森林覆盖率、酸雨频率、极端恶劣生气频率等;以及物种合理指数、生物链合理指数与物种默契指数等。基于该指标制定与实施相应的自然生态安全危机预警机制，例如转基因技术对物种间默契指数的影响与控制，不能因转基因技术的运用而造成对相邻物种的生态危机。
经济生态安全指标，如经济GDP、环境GDP、可持续发展安全系数(根据资源能源劳动力的可持续利用性及其替代可能性、紧迫性等进行测算)等。基于该指标制定与实施相应的经济生态安全危机预警机制。
社会生态安全指标，如反映财富分配的贫富差距基尼系数、居民幸福指数、居民健康指数及人口数量与结构合理指数等。基于该指标制定与实施相应的社会生态安全危机预警机制。
四、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责任
(一)种群生态责任
由于地球水体与大气运动的无国界性与无洲际性，再加上经济的全球化发展，缓解生态危机，确保生态安全，已不是一个或几个国家能实现的，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
在整个生态系统中，与其他生物种群相比，人类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对自然的“反作用力”远远胜过其他生物种群，在错误思想观念的引导下，人类对自然的不伦理与不科学的经济与社会行为，先是将致使众多生物先后灭绝，众多人类都难以适应的变异生物(如新生的病菌及其变异)纷纷产生，而最后可能是导致人类自身文明走向消失。
人类在没有科学地论证上述消失过程可能不会产生之前，没有理由过于自信其不会来临，或不会很快来临，因为人类文明历史已有消失的历史案例，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巴比伦文明已经消失，古印度与古埃及文明曾因人类自身的不和谐行为而中断;美洲的印加文明、玛雅文明的消失直至今天仍是一个谜。人类应集体、统一正视自身的前途，不应使“公地悲剧”现象在生态领域内全球性地发生，从而毁灭我们仅有的地球。人类中拥有财富、权力或智慧的精英个人都应率先挑起历史重任，从而引领全人类进行共同努力，共同承担维护生态安全的种群生态责任，生态安全人人有责。因为人类是地球生态安全的“肇事者”，可能也将是最终的“受害者”。
(二)政府生态责任
自国家诞生以来，政府成为国家权力行使的核心组织形式，因此，政府是践行生态责任的最强势主体。“政府的生态责任是政府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应承担的义务和职责，它是政府的基本责任之一，是政府的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道德责任等其他责任的一种延伸。”[4]但政府生态责任的履行，与政府所处的社会经济制度、社会生态文化以及政府本身的执行力有关。政府生态责任包括：(1)对国民进行生态责任价值观、生态安全意识与生态危机防范等知识教育，宣传倡导健康环保的消费方式;(2)对自然生态、经济生态与社会生态安全指标与危机预警机制的研究与实施;(3)实现经济发展中资源、能源、人口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与利用，确保自然生态安全，实现经济生态安全;(4)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中公平与效率兼顾，和谐与繁荣兼顾，当代和谐与代际和谐兼顾的社会生态安全等。
(三)团体生态责任
政府之外，大量的非政府组织、企业、事业等社会团体的生态责任，是种群生态责任的细分，是个人生态责任的聚合，是以不同形式集合的团体所承担的生态责任，包括企业生态责任与非企业团体生态责任。
企业生态责任，是指在生态文明时代，企业对保持良好生态环境和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应承担的责任[5]，通过生产经营，谋求企业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还应当注重生态安全问题，包括资源能源的合理利用、环境污染的防治、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员工物质上与精神上幸福感的实现等，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方面。对企业生态责任，各国政府应加强管理并立法规制。
非企业团体生态责任，是指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各种环境保护组织、各种动物保护组织、各种绿色运动组织、各种生态运动组织、宗教组织、教育机构等常设性或临时性的非营利性的公益性社会团体，致力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人心的和谐与稳定等的生态安全责任，其利于自然生态、经济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和谐与稳定。对非企业团体生态责任，各国政府应加强引导并支持鼓励。
(四)个人生态责任
个人生态责任是指生态系统中个人在生产、消费与社会交往等社会活动中，应主动维护生态系统平衡与安全的义务与责任。个人是最广泛的生态责任主体，其作用的发挥有赖于政府对国民生态责任价值观、生态安全意识与生态危机防范等的知识教育，有赖于社会经济条件与社会人文环境。其责任包括：(1)在生产与消费中合理利用资源能源、防治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诚信合法经营，避免奢侈的生活方式，养成健康环保的消费习惯;(2)社会交往中明礼诚信等。
五、生态文明时代人类健康发展的方向
(一)和谐昌明
人类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为反封建而掀起了“文艺复兴运动”，进而资产阶级革命提出了“自由、平等与博爱”的思想，“民主”与“科学”成为时代主题，经济与科技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为了满足资本增殖及人类异化鼓胀的消费欲望，不惜发动世界大战掠夺资源。由于“平等与自由”的“利己倾向性”，数百年来人类已将其发挥到了极致，两词语充斥了各种政治与法律文本，以及学历教育的教科书;而“博爱”的践行，由于其“利他倾向性”践行程度相形见绌，战争、动乱、恐怖、饥饿与犯罪等至今仍然存在且无消失的迹象，而威胁人类全体命运的生态危机也已然严峻起来。
1988年1月，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后发表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6]如果说，近现人类社会的发展靠的是跨越封建时代去“复兴与发扬”古罗马文化，那么21世纪人类要继续发展并避免自身危机，要再度跨越封建时代去“复兴与发扬”古中华文化，即践行体现“仁爱(或博爱)”思想的人与人间的关系，体现“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理念的人与自然间和谐关系。也许，在现有发展的基础上，人类要再度跨越封建时代去“复兴与发扬”古中华文化中的圣贤思想，才可能真正实现“自由、平等与博爱”，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避免人类自身危机，实现人的幸福与健康。“和谐”成为生态文明时代的首要主题。
(二)科学昌明
爱因斯坦认为：“科学就是长期努力用系统的思想把这个世界可感知到的各种现象凝聚到一起，变成尽量首尾一致的体系。”[7]或者说科学就是解释自然、人类及其社会现象的存在及发展规律的首尾一致的思想体系。但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从不同的时间、空间及运动状态，去认识特定的物质、能量与信息，可能产生不一样的认识与实践“科学体系”。例如当物质运动速度超过光速的时候，对其解释要用“相对论”体系，当人们仍处于对“牛顿定律”的崇拜与迷信时，人们不敢或难于相信“相对论”;再如，从纵向与宏观视角，东方创造了中医，从横向与微观视角，西方创造了西医，而用西医体系评判中医，就得出“中医是伪科学”的谬论。同理，基于对已有特定“科学体系”的迷信，人们也常习惯于把现有特定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体系无法解释或尚未能解释的东西都一律称为“伪科学”。因此，科学与和谐地对待现有特定“科学体系”，不迷信现有特定“科学”，实现“科学创新”与“科学昌明”，是实现生态安全的必要保障。“科学昌明”是生态文明时代的重要主题。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2] [英]汤恩比.展望二十一世纪[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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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肖笃宁，陈文波，郭福亮.论生态安全的基本概念和研究内容[J].
应用生态学报，2002，13(3)：354-358.
[4] 黄爱宝.“生态型政府”初探[J].南京社会科学，2006，(11)：50.
[5] 王学川.论企业生态责任的现实依据和实现途径[J].浙江科技
学院学报，2010，(4)：289.
[6] 乔文娟，李建珊.探析生态危机中人的问题[J].前沿，2011，(5)：183.
[7] [美]欧文·拉兹洛.人类的内在限度：对当今价值、文化和政治
的异端的反思[M].黄觉，闵家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04：9.
(责任编辑：陈丽敏)
作者：刘国华
第三篇：必要的生态转向：从“非生态”消费到“生态”消费
摘要：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人类一直扮演着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角色，并通过劳动和消费与大自然进行物质能量的交换。20世纪以来，消费和市场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然而，注重物质消费的片面性消费、彰显权财的炫耀式消费、表现特征的符号性消费、自我苛责的吝啬性消费、残忍暴力的野蛮性消费等“非生态”消费方式造成了自然生态系统的紊乱，导致了经济发展的滞后，破坏了社会秩序的和谐，进而挑战人类自身的生存底线。“生态”消费是物质需要、精神需要与生态需要的“统一”、经济利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多赢”、适度消费、绿色消费与低碳消费的“多元”，它以环境的自我承栽能力和自我净化能力为界限，在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和自我净化范畴内开展人类活动，致力于建立一种以人与自然协同发展、和谐相处为目的的生态发展机制，保证消费动机生态化、消费过程生态化以及消费结果生态化。由此，通过公众维度的拉力、企业维度的实力、政府维度的推力与媒体维度的传播力，形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合力”，进而推进“非生态”消费到“生态”消费的生态转向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和全面落实“十三五”环保规划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非生态”消费;“生态”消费;生态转向;实践路径
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经济产业化的全球性推进，使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利益，然而，却潜隐着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非生态”消费是社会生活层面上导致环境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生态环境问题的催化剂。因此，促进消费的生态转型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推进社会经济的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一、消费与“非生态”消费
(一)消费
“人从出现在地球舞台上的那一天起，每天都要消费，不管在他开始生产以前和生产期间都是一样。”消费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用以维持生存和发展最基础的人类活动，也是人类与自然相关联的一个重要环节。消费起初是带有贬义的韵味，意为浪费、耗尽、损毁。工业革命催生了不计其数的产品，消费一词逐渐被大众所接受，与生产、交换、分配并列，用来表述人类通过购买物质和服务来满足自身需求的一个过程。
“生产行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来说也是消费行为。”消费与生产具有统一性，有了被生产出来的产品才能消费，产品的价值首先在于其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就是消费，只有使用价值被接受的时候，生产的产品才能称之为产品。“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何等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马克思认为，人类的消费可以分为物质资源的消费、享受资源的消费以及发展资源的消费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的消费状况又是衡量社会发展状况的标准之一。“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人类本身就是属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消费是人类与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联结点，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
消费虽然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生态系统平衡，但是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也引发了严峻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的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不成其为现实的房屋。”产品无法实现其使用价值，就会造成产品的滞销、堆积，造成资源能源的浪费，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消费使人们被物化，抢劫、偷窃、吸毒、嫖娼等犯罪行为屡见不鲜，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严重，破坏社会的稳定性。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是以消费为导向的，物欲的增长促使生产者无节制地向自然索取，一次次地挑戰自然、“战胜自然”，酸雨、沙尘暴、温室效应等自然灾害都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警示。
(二)“非生态”消费
20世纪以来，消费和市场成为社会发展的驱动力量，但同时也催生了一系列非生态的消费模式。
第一，注重物质享乐的片面性消费。
片面性消费就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于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的需求不一，在忽视精神消费需求的同时还更加主张享乐消费，完全抛弃了发展性和内修性的精神消费。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共同构成了人类日常的生活消费，物质消费作为满足人类基本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消费，在消费层次上要远低于精神消费。精神消费和物质消费本应是统一体，物质消费是精神消费的前提和基础，精神消费又反过来作用于物质消费，刺激物质消费的消费力度，丰富物质消费的种类，从而极大地提高物质消费的品质。然而，片面性消费割裂了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两者之间的统一关系，把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混为一谈，阻碍了人类自身的全面发展，限制了整个社会文化水平和道德素养的提高，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原始性的破坏，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局限于服务与被服务之间，不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第二，彰显权财的炫耀式消费。
炫耀式消费的出现是由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希望通过一种形式展示自己的身份地位，并以此获得社会的尊重和敬仰。这种消费模式下，人们对于物质消费的需求不再是以使用价值作为消费诉求，而是以物质消费能带来的社会意义作为消费诉求。“需要瞄准的不是物，而是价值。需求满足的首先是具有附着这些价值的意义。”消费的前提是看能不能显现出自身的身份、地位、权势以及财富，能不能证明自以为的社会价值，人们通过这样的消费模式来满足自己内心的空虚，以得到别人的羡慕和赞许作为自己的存在意义。炫耀式消费以消费奢侈品为主，以追求大品牌为潮流，以高昂的价格为象征，以认知奢侈品、使用奢侈品为炫耀方式，把对奢侈品的占有看作是社会阶层的差别所在，把消费不同档次的产品当作是衡量人际关系的标准。炫耀式消费是由不良社会风气所带动的畸形消费理念，奢侈品、大品牌、价格昂贵成为了争相追逐，最简单、最直接的展示自我财富地位的表现形式，可以在瞬间获得满足感和自信感。这种消费模式的蔓延，会扭曲人类自身的心理健康，肆意的消费、以大量的消耗品为代价满足自身的享受欲望，更是对生态环境的不负责任。
第三，表现特征的符号性消费。
“消费者在选择消费商品的过程中，所追求的并非商品的物理意义上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所包含的附加性，能够为消费者提供声望和表现其个性、特征、社会地位以及权利等带有一定象征性意义和概念的消费”。符号消费以追求产品的社会意义为诉求，以展现个性、特征、品牌等为目的，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通过消费行为界定自己所代表的符号。商家通过广告给产品注入符号，把产品定位为代表地位、品质、个性、特征的消费，使消费者在看到产品的同时自然而然地把产品和产品的社会价值连接在一起，从而促进消费者为了给自己贴上符号进行不合理的消费。符号消费是人们希望自己区别于其他人而产生的一种个性化消费模式，基于这种消费模式，人们过分追求个性化，急于证明自己而进行过度消费，不仅造成自己的内心不安，而且对资源也是一种浪费，给生态环境造成压力。
第四，自我苛责的吝啬性消费。
吝啬消费是指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不去满足自身必要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过分地苛刻自我。进行这种消费的消费者往往不是因为生活拮据，无法购买足够的产品，而是他们把这种吝啬消费看作是生活的乐趣，不顾自己的身体健康吃剩菜剩饭，不顾大局选择不合理的生活物品，不考虑自身发展需求进行不适度的消费。这种吝啬消费的出现，使得廉价的问题产品横行于世，使用这些产品所带来的身体健康问题导致随之消费更多不必要的物资。廉价的问题商品，其使用寿命极短，频繁更换，亦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扰乱市场的正常秩序，破坏自然环境，使自然生态系统无法及时进行自我修复。
第五，残忍暴力的野蛮性消费。
野蛮性消费是以一种极其暴力的手段对珍稀动植物进行消费的消费模式。随着社会的发展，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丰富多样，消费山珍野味的消费者屡见不鲜，这种为了极致的美味享受而残杀破坏珍稀动植物的消费不仅造成了珍稀物种的灭绝，也破坏了生态环境自身的平衡发展。这种消费模式虽然能满足人类一时之快，但是更多的是会导致消费者患上罕见疾病以及不治之症，对人类自身的身心健康有着极其严重的伤害。人类不仅残忍地食用野生珍稀动植物，而且还崇尚皮草，以残暴的手段剥取动物之皮，从而生产出奢侈的皮草服饰供人类消费，不仅阻碍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且扰乱生态系统的自我进化。
因此，“非生态”消费是一种不符合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不可持续的消费行为，具有盲目性、从众性、不可持续性的特点，是资本主义经济全球蔓延的必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以自然资源能源的消亡为代价的，是既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也不符合自然生态系统平衡规律的消费模式。“非生态”消费扭曲了消费者的价值观，膨胀了人主宰自然的欲望，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拉大了社会贫富差距，只顾及眼前的短期利益，放弃了对人类社会、自然环境以及经济建设长足性的分析，由此招致生存环境破坏、人类本性丧失、经济发展滞后的社会后果，因此，在建设生态文明的时代背景下必须推进“非生态”消费向“生态”消费的转型与发展。
二、从“非生态"消费到“生态”消费
(一)“生态”消费
“生态”消费，致力于建立一种以人与自然协同发展、和谐相处为目的的生态发展机制，是一种以环境的自我承载能力和自我净化能力为界限的消费模式，要求人类在消费的同时更多地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树立良好的消费理念，在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和自我净化范畴内开展人类活动，对已经破坏的生态环境实施援救，保证消费动机生态化、消费过程生态化以及消费结果生态化;要求生产者采取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的管理方式，以保护和恢复环境为己任，适度的开采，提高利用效率，在生产加工的过程中尽可能地降低污染，力求达到零污染的状态，从而实现物质需要、精神需要与生态需要的“统一”，经济利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多赢”，适度消费、绿色消费与低碳消费的“多元”。
第一，物质需要、精神需要与生态需要的“統一”。
人类的社会生活以需要为发展的动力，这种需要是循序渐进的，由单一化向复杂化发展，由低级向高级进化，在满足了单一低级的需要后才能对复杂的高级需求进行思索。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西方资本主义思潮席卷全世界，人类的需要不满足于生存和发展，贪婪地摄取更多的物质需要，长时间的忽视精神需要，以物欲填充自己空虚的精神世界，一旦空虚感来袭就以消费作为手段进行填补。生态消费要求人们关注生态需要，把生态需要和物质需要、精神需要统一在一起，使人们的需要生态化，更好地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生态需要是指人类最基础、最必要的需要，当蓝天白云、青山绿水都被人类贪婪的物欲破坏掉的时候，人类终将会意识到生态需要和精神需要在“人类”需要中的重要性，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由对立逐渐缓和最终得到和解。消费的动机来源于人类的自身需要，在生态文明时代里，生态消费的立足点在于保证物质需要、精神需要与生态需要的“统一”与合理满足。
第二，经济利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多赢”。
生态消费是以生态思想指导消费的一种消费模式，力求以生态意识融注消费方式，在保证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利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多赢”。生态消费要求要尽可能地提高资源的使用率，以最少的消耗换取最多的资源，真正做到物尽其用;生态消费倡议工业生产使用清洁能源，更新生态技术，对工业废弃物进行生态化处理，保证自然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生态消费培养消费者的生态自主性，注重消费质量，树立正确健康的生态消费观念，增强生态责任意识，注重生活品质，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生态消费主张每个人都能公平地享有大自然的资源能源，弱化贫富差距，既能保证代内的公平，又能对代际的公平做出贡献，保证社会的安定团结，促进自然的平衡发展。
第三，适度消费、绿色消费与低碳消费的“多元”。
生态消费不是单独存在的，是涵盖了适度消费、绿色消费以及低碳消费在内，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的，寓于可持续发展之中的一种消费模式，强调的是在满足于当下的消费需求的同时，尽可能多的考虑到未来的子孙后代。生态消费要求遵循自然生态系统的自然生长规律，以社会的稳定发展和资源的可持续再生为前提，以实现人的代内发展和代际发展为目的，强调消费的正当需求性，在保证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生态消费是把消费与生态相结合，把自己的消费行为归入到生态系统的一个分支部分，把人与自然放在一个互相尊重、互为供给的位置，转变社会的消费理念，对之前的消费模式进行有效扬弃的结果。
(二)生态消费的社会价值
倡导生态消费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它致力于调解人与自然关系，保证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安定有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护育自然环境的同时，完成社会经济的生态化转型发展，为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作出规划。
第一，构建和谐公正的社会环境。
工业文明时代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态环境问题，例如土地沙漠化、弱碱化，酸雨，全球气候变暖等多重危机，也拉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使富者越富、穷者越穷。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大量的消耗和掠夺为主，肆意开采和使用资源能源，灭绝了众多珍稀物种，以牺牲自然环境来牟取暴利，摧毁了自己的生存家园，使青山绿水成为一种奢侈的存在。“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不断克服改造过程中的负面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建设健康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成果的总和。”生态消费是生态文明社会的必然消费要求，能够使人们的消费行为既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又符合生态发展规律，改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保证人与自然和谐稳定的基础上，缓解社会贫富差距，保证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满足人类当代以及未来的发展需求，以求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的共同进步，有利于推进当今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
第二，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消费不是一味地返璞归真，是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在生态系统的自我承载力和自我净化能力的范围内谋求经济的持续稳定和长远发展。生態消费一改原有的高产能、高排放、高消费的生产消费方式，以生态环保意识贯彻整个生产和消费过程，促使人们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使用可再生的清洁能源，提高资源的有效配置，减少资源浪费，降低废弃物的排放量，还强调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谨慎选择，身体力行地倡导生态消费，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生态消费以生态需要促进生态生产，坚持贯彻可持续发展观，加快社会的生态化转型，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在社会主义前提下，人的需要具有丰富性，人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各种消费资料，得到美的享受，这样消费质量就提高了。”这里所说的美的规律既是指社会发展的规律，也是指生态系统的平衡规律。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的经济发展都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对大自然破坏的修复必须以控制人类的社会活动为基础，所以提倡生态消费是缓解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必然选择。生态消费要求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树立正确的消费理念，尊重自然，遵循自然生态系统的发展规律，把自身重新融入自然生态系统之中，进行合理适度的消费，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消费要求生产者生产过程生态化、生产工艺生态化、研发科学技术生态化，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率，还社会和生态环境一个洁净健康的发展环境，以生态消费拉动生态经济增长，有利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互为供给的社会环境，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和发展。
第四，推动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生态需要得到满足，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得到发展，人的素质得到全面提高。”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非人化的机器统治使人们一味地崇尚科技，把科技看作万能的造物主，无视了自然环境的重要性，力图以科技为手段控制自然，以物质欲望的满足为生活的幸福意义。生态消费倡导的是一种高质量的生活方式，填补人们精神世界的空虚，重新获得真正的幸福感;生态消费培养的是一种全新的人与自然协同进步、共同发展的生态意识，既满足人们的身体需求、心理需求，又满足自身的生存需求，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推进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供精神支撑。
三、生态消费的实践路径
消费是人类特有的，能够主导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方向，在不同时代的不同消费类型会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产生不同的影响。非生态消费是工业文明的代表，而生态消费则是由生态文明创生的消费模式，推进生态消费，需要公众维度的拉力、企业维度的实力、政府维度的推力与媒体维度的传播力。
第一，公众维度的拉力——生态消费理念的转型。
“消费方式的变革，从深层次上讲涉及的是价值观的变革问题，没有价值观的变革也难有消费方式的变革。”由此，消费模式的变革应该要从消费理念开始。人民群众是社会生产和消费的直接参与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基础力量，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变革力量，促使人们群众学习生态环保知识，灌输生态消费的理念，培养良好的生态消费习惯，强化其地球主人翁的生态消费理念，提高自身的生态环保责任意识，发挥群众监督作用，化被动为主动，积极转变消费理念，为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生态化作出贡献。
“在现代社会，公众参与的实现方式是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得以进行的。”民间组织是人们群众自发形成的，具有广泛的参与度，对倡导绿色简约的生态消费模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将有识之士汇聚在一起，可以深入人民群众宣传低碳减排、合理适度的生态消费理念，为政府推行生态消费建言献策，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作出努力。
第二，企业维度的实力——生态消费产品的研发。
“我国企业应当从绿色观念出发，以提升环境和健康效益为目标，积极利用绿色技术的新成果，通过产品设计、生产技术、管理优化等手段开发绿色产品。”首先，企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生产主体，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消费产生的基础，必须要责无旁贷地承担社会生态责任，使用清洁能源，研发生态化产品，更新生态化生产技艺，改进生态化废弃处理方式，提高资源的有效配置，真正做到物尽其用。其次，企业要提高产品创新责任，加大对生态科技创新的投入，推进生态消费产品的研发，努力学习核心技术，深化生态化企业制度改革，将环保要求贯彻进整个生产和研发过程，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达到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环境效益的统一。再次，企业要在生产过程中学习科学化的管理和经营，对整个生产过程进行监督和管理，将生态消费的理念注入到企业文化之中，培养企业职工的生态责任意识，选择多种渠道对生产出的生态产品进行推广，拓宽与消费者的交流渠道，做好产品的售后咨询和服务工作，加强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为自己的产品负责，减少污染和浪费，由此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进化的发展机制。
第三，政府维度的推力——生态消费市场的监管。
政府是社会的管理者，也是生态消费理念的引导者。首先，要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整合零散于各个法律规章中的法律条文，在环境保护法中使相关规定更加系统化、详尽化。例如明确公民对环境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在公司注册的时候协议排污情况;资源使用付费制度;“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的环境保护归责制度;污染后的惩罚制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其次，要加强执法监督能力，明确职务的分管范围，细究责任的划分，建立健全监督管理机制，督促生产者生產绿色、健康、环保、低碳的产品，注重整个生产和销售过程的生态化，从而降低环境承载压力;实行绿色采购制度，采购数量、产品、类型公开透明，对采购产品能够充分使用，以修复生态和保护生态为目的，有利于生态市场体系的建立，形成生态生产和生态消费一体化、系统化的发展模式。再次，要规范公民的消费行为，引导公民购买注有环保标志和安全质量认证的产品，发挥主人翁的作用，坚决抵制三无产品，进一步提高公民的生态伦理责任意识，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进而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发展进程。
第四，媒体维度的传播力——生态消费趋势的引导。
大众传媒是现代传播媒介，具有影响力大、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的优点，在倡导生态消费方面能够发挥极大的作用，既是生态消费的传播者，也是生态消费践行的监督者。“以媒体自身的文化身份和传播作用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重塑低碳经济下国民的价值观，是媒体道义、媒体责任和作用的时代重托。”
首先，大众传媒必须遵循自身的职业道德，传播真实有效的信息，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基础，对社会生活进行分析和评判，引导消费者进行合理健康的消费。其次，大众传媒可以通过广播、电视、广告栏、生态消费宣讲等各种形式向消费者传播生态消费知识，说明生态消费的重要性，规范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树立正确健康的消费理念。再次，大众传媒具有即时向社会披露现实的特点，对于非生态生产和消费行为，应该秉持职业操守，以事实为依据，深入企业内部、消费者基层，通过明察暗访对其进行批评和揭露，以舆论的强大压力督促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合理适度的生态化生产和消费，尽可能地减少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
[作者简介：高仁龄，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伦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朱凯)
作者：高仁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