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生态环境论文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日益密切。基于生态翻译学理论来探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汉语文化负载词英译过程中译者所面临的翻译生态环境及其适应和选择。研究发现翻译生态环境影响并制约着译者的翻译选择，译者只有适应其所在的翻译生态环境，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翻译生态环境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翻译生态环境论文 篇1：

从翻译生态环境看《诗经》的英译

摘 要： 本文从翻译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通过研究两个《诗经》英译的外部和内部环境，认为在客观的翻译生态环境特别是经济环境下，翻译参与者只能遵循并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来推动翻译的发展。

关键词： 《诗经》 翻译生态环境 英译本对比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更是中国文学光辉的起点，所以历来备受国人的关注。然而《诗经》的对外翻译却远远没有受到国人的重视这是什么原因呢？本文试图从翻译生态环境的角度来研究《诗经》英译中的困惑和困难，从而为将来更好地翻译和传播《诗经》文化开道护航。

一、翻译的生态环境

胡庚申教授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这种生态环境就是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生态环境是指影响翻译主体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外界条件的总和。这里的主体是指参与翻译活动的一切生命体，包括原文作者、译者、读者、翻译发起人、赞助人、出版商、营销商、编辑等。而外界环境是指与翻译活动有关的自然经济环境、语言文化环境、社会政治环境等。也就是说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在哲学上称为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过程。其实主体就是内部环境，客体就是外部环境。而翻译就是这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发展的产物。这在翻译生态学的角度上被认为是生态和环境两个方面。

方梦之认为，从社会学角度看，翻译活动是由诸多行动者在特定的环境下共同参与、彼此结合起来共同完成。在翻译的过程中，这些不同生命体就会形成一个翻译生态场。在这个场中，原文作者、译者、读者、翻译发起人、赞助人、出版商、营销商、编辑、译文审查者、译评人、版权人等是在相互协商相互作用下为了完成翻译作品而维护这种关系。他们是这个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各有各的作用和任务。缺乏任何一个因素，翻译就有可能被重写，甚至翻译活动将无法进行下去。

同时，翻译生态也是和谐共生、平衡发展的。尽管在有些情况下有可能出现矛盾和挫折，但是他们都必须遵守翻译选择适应的规则，或许每个参与者都有选择的机会，选择不一样，结果也会不同。有的适应了其他参与者的期望和翻译的外部环境的客观要求，那么这些作品当然就会在社会上留存和传播下去。反之，结果可能会大不一样。比如，有些热血青年可能会因为个人的爱好而一厢情愿地翻译，没有其他参与者的认可，这样的翻译就没有结果。这是因为翻译要获得成功，既要提升个人对翻译环境的适应能力，又需要与生态场中各参与者和谐相处，得到他们的接受和赏识。当然，也有些翻译者可能本身翻译得并不怎么样，但是，正因为他与别的参与主体搞好了关系，所以他们的作品还会在这个社会上传播。

“A country does not have permanent friends， only permanent interests.”（没有永远的朋友，仅有永远的利益。） 十九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这句话是英国外交的立国之本。对于一个国家是这样，翻译在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难道不是这样吗？这就是生存的法则。

二、翻译生态环境对《诗经》翻译的影响

既然翻译要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而且与翻译生态关系内部和外部的相互关系有关，那么，是什么利益怎样影响《诗经》的翻译呢？为了方便分析，我选取了西方的理雅各和中国的许渊冲翻译《诗经》的两个英译本，下面就对此做简单的分析。

根据马斯洛的人格需求层次，人的需求有五个方面，既然有需求，那么就会在满足需求的过程中出现矛盾。又是什么因素决定谁最终得到满足呢？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人要实现某种需求必然要满足他的生理需求。因为只有满足身体的正常运行的情况下，才会有其他的需求。否则，其他的需求就无从谈起。而要实现下一个阶段的满足，必须有足够的经济基础作为保障，这就是为什么“没有永远的朋友，仅有永远的利益”。

1.自然经济环境的对比

理雅各翻译《诗经》的时代是中国经济落后、民不聊生的年代，这就决定了中国人主要的需求是物质需要，相对西方国家来说，他们的需求可能就不是如此。正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当时只有西方人有这样的需求。尽管也有一些中国的仁人志士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但是由于经济的落后，社会混乱，他们只是希望能够通过“西学东渐”的方式来引进救国救民的真理。甚至有人太过激进，而全盘否定中国的经典。

而许渊冲翻译的年代就大不一样了。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加上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正是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人们在经济上富裕了，也慢慢地回过头来开始研究自己的经典作品了。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来看，我们的民族文化意识开始觉醒，在满足了温饱之后，就有许多人开始繁荣传播我们民族的文化。许渊冲先生就是这样的典范。

2.语言社会环境对比

理雅各翻译《诗经》时，中国还使用古文。这是不利于普通的人民掌握的语言。而许渊冲翻译《诗经》的时候，白话文已经发展成熟，在借鉴了西方语言的同时，有了新的发展。这也是许渊冲先生敢于提出“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的最好例证。中国人敢于拿自己的语言来和西方的英语来做竞争。这就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不断增强，语言文化环境也更加有利于翻译的进行。

3.社会政治环境对比

理雅各翻译《诗经》的社会是中国社会混乱而各种政治派别互相斗争的时期，可是西方国家却处于发展扩张时期。他们在几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积累了相当的资本和财富，所以他们满足了基本的需要，他们需要侵略别国来实现自己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安全。基于这样的目的，所以他们想通过了解中国的文化以期找到突破中国人的思想。正因为中国相对于他们在经济上的弱势，政治上也就处于弱势。因为当时中国连人民的基本需求满足不了，更不用说是其他的需求了。许渊冲翻译的中国是在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大力地现代化建设。所以中国也实现了温饱向小康的飞跃，当然在思想和文化上的需求会更多，特别是对中国的一些经典作品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探索。

尽管翻译的外部环境对翻译来说相当重要，但是如果要实现翻译的高级发展来满足人类的高级需求，必须依靠人自己来追求。其实，每个民族在翻译别的民族的东西的时候，也是有需求的。如果这种作品能够指导自己的民族实现某种需求，那么这种作品绝对会受到欢迎和广泛的传播。所谓翻译的最高境界，就是在作品翻译中实现自我实现，而不是一种语言上的转换和传播。

三、《诗经》翻译的内部环境

1.译者不同

理雅各（James Leggle，1814—1897）是英国汉学家，1871年在伦敦出版了他的《诗经》英译本，在《诗经》 的英译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1843年，理雅各来香港时带来马六甲的几个基督教徒，算是香港的全部信众。到1870年，经他受洗总人数达272人，先后建起了四座教堂。但在各差会在香港的核心人物中，理雅各的传教成绩不算最突出。他不是固执守旧的传教士所能接受的那种传教士，因为他与华人平起平坐，甚至走上世俗化与中西宗教融合的道路。他更不是英政府所期待的那种传教士，因为他出于对中国的良知，反对鸦片贸易，抗议英政府介入镇压太平天国，不许英政府武力介入教案。在这样的心态之下，理雅各倾心研究中国文化，热心在华事业。理雅各十分努力在中国传教，写出了18种汉文新教布教书籍。

许渊冲是随着新中国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所以他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感觉到了中国的力量和希望。

2.读者不同

理雅各翻译的作品是给外国人，特别是当时想通过武力来征服中国的政客们看的，或许也有民间爱好者会读，但这部作品主要是给那些侵略者看的。许渊冲的译本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思想开始解放的同时，一种民族意识的觉醒之后，相关的组织希望资助一些有名的文人来翻译传播中国的经典名作。通过这样的努力，国人希望能够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以信心，并团结客居他乡的中国人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四、结语

通过比较，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翻译主体是翻译活动中比较活跃的因素，但是主体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包括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都将决定翻译活动的进行，特别是自然经济环境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对于个人来说是如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诗经》的这两个英译本的翻译受到翻译生态环境的制约，在翻译发展的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界环境的制约，特别是经济、社会和政治的限制，但翻译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会依靠人的自身。而在人类还没有解放自己之前，翻译还要受内部环境的制约。也就是说，翻译的发展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思想的进步而不断发展的，我们应该在这个方面好好努力。目前虽然外部环境不是太发达，但是支持翻译发展的主要不是被翻译国的和翻译国的经济及其他环境决定。当然在翻译的国家来说还要受内部环境的制约，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具体地说就是翻译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利益分配。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C］.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2］李砚霞.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适应和选择——以《诗经》英译者为例［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11，Vol.25，（1），77-80.

［3］李玉良，王宏印.《诗经》英译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反思［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4），36-39.

［4］方梦之.论翻译生态环境［J］.上海翻译，2011，（1），1-5.

作者：魏亚令

翻译生态环境论文 篇2：

翻译生态环境视角下汉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日益密切。基于生态翻译学理论来探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汉语文化负载词英译过程中译者所面临的翻译生态环境及其适应和选择。研究发现翻译生态环境影响并制约着译者的翻译选择，译者只有适应其所在的翻译生态环境，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關键词】翻译生态环境;文化负载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一、翻译生态环境概念阐述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一定的生态环境。翻译属于人类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其过程也要受到一定的环境制约。翻译生态环境这一术语在著作《翻译适应选择论》当中被胡庚申教授首次提出并广泛应用于翻译学研究。原文本和译文本所包含的语言环境、文化环境、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因素都属于翻译生态环境的一部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适应性选择和选择性适应转换都要受到翻译生态环境的影响。译者的翻译过程既要适应原文，原语所呈现出来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又要兼顾到译文及目的语读者所在的翻译生态环境，进而选择译文，传达原文。翻译是译者为顺应翻译生态环境而采取的选择活动。译者核心是生态翻译学对于翻译过程的论述，译者既要适应原文本所在的翻译生态环境，又要以核心的身份选择译文。所以，译者的翻译过程受到翻译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二、关于文化负载词

翻译作为一个桥梁，连接的是语言，承载的却是文化。译者在翻译过程当中所遭遇的最大阻碍通常不是语言层面的转换，而是异域文化意蕴的传达，文化负载词便是这样一类词汇。翻译理论家廖七一教授认为，文化负载词指的是包含特定文化的词汇，短语或习语，并将其与其他文化区分开来。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更侧重于语言背后所负载的文化而非表层的语言文字转换，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要考虑该词所存在的背景，内涵，使用方式及使用对象等因素，这些因素就构成了汉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生态环境，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综合考虑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各方因素，这样才能更好的将原文传达给译文受众。

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系统地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等层面国家治理的大政方针政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其中，英文版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学习和探讨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强烈反响，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本部分，笔者举例说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文化负载词在翻译的过程中原文本及译文本所呈现的翻译生态环境及其对译者翻译过程的影响和制约。

例1.原文：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

译文：Use virtue to cultivate oneself，establish one’s authority，and win the trust of the people.

原文“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从修辞上来说，这三句话是汉语中典型的排比句式;三个成语当中都出现了“以德”，但对比原文和译文可以发现，译文中只出现了一次“use virtue”，译者并没有按照原文生搬硬套的直译，而是考虑到了原文和译文的翻译生态环境即汉英两种语言在表达方式和修辞方式上的差异;汉语句式多采用重复以加强语气，而英语语句构成方式正好相反，英语句式表达中应尽量避免重复。否则，容易使目的语受众感觉译文不够简洁明确，不符合英语读者多习惯的表达方式，正是基于这样的翻译生态环境的考虑，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没有亦步亦趋，而是选择主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按照目的语受众所能接受的方式去传达原文，选择译文，使交际效果最大化。

例2.原文：我们既要用铁的纪律整治各种面上的顶风违纪行为，更要睁大火眼金睛、任凭不正之风“七十二变”，也要把它们揪出来，有多少就处理多少。

译文：We must crack down on any violation of Party discipline with an iron fist，and be able to discern any form of misconduct no matter what it may have morphed into.

原文中，“火眼金睛”和“七十二变”出自《西游记》这一中国古典名著，是西游记中人物孙悟空所具备的能力;“火眼金睛”形容人的眼光锐利，能够识别真伪;“七十二变”比喻形式多样，千变万化，“七十二”是一个虚数，并不是准确的数字。如何有效地传达传统文化名著当中的中国元素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要考虑的翻译生态环境，译者将“火眼金睛”译成了“discern”，“七十二变”译成了“any form”。初一看，没有与原文对照，实则抓住了原文的精髓，考虑到了目的语及其受众的认知水平及文化背景等在内的翻译生态环境，在语言和交际层面，更好的传达了原文，选择了最佳译文。

例3.原文：切实防止形式主义，不能搞花拳绣腿，不能搞繁文缛节，不能做表面文章。

译文：We should not go through the motions，take impractical measures，be encumbered by red tape，or pay lip service.

原文是地地道道的汉语表达，其含义是做事情，解决问题一定要扎扎实实，不能敷衍了事。这句话中也出现了很多中国特色的汉语表达如“形式主义”“花拳绣腿”“繁文缛节”“表面文章”，这些词是中国特有文化中的地道表达。首先，在语言层面，这些词汇是汉语特有表达，其含义并非字面意义;其次，在文化层面，这些成语带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色，而西方人没有相应的历史文化背景，所以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其背后所承载的文化底蕴;在交际层面，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若翻译不当，则可能造成翻译失效。

语言、文化、交际，目的语受众及其认知都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要面临的翻译生态环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并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当的译文。“形式主义”是中国特有文化术语，指做事情，看问题浮于表面而不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采用英语俚语“go through the motions”起到了相同的表达效果，易于目的语受众所接受。“花拳绣腿”是中国特有的俚语，“花拳”本义指“flower fist”，“秀腿”指“showy leg”。但作者并未将其直译为“flower fist and showy leg”而是将其翻译为“impractical measures”，这样更易于目的语受众所理解。作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充分考虑了语言，文化，交际等翻译生态环境，在此基础上选择最佳译文，达到最好的交际效果。“繁文缛节”和“表面文章”，译者分别翻译成了“be encumbered by red tape”和“pay lip service”也是充分考虑了原文和译文所呈现出来的翻译生态环境，运用西方文化中为目的语读者所熟知的俚语对应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文化负载词，不仅在意义上进行了等效的传达，在语言和文化上也起到了异曲同工之妙，是整合适应选择度较高的译文。如把“表面文章”翻译成“surface article”，目的语受众的认知中并无这两种词汇的搭配，自然也很难理解其所表达的内涵，造成翻译的无效。

四、结语

笔者基于生态翻译学翻译生态环境的角度探讨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汉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并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选用的翻译策略及原因进行了剖析。通过对比研究，笔者发现译者在翻译汉语文化负载词的过程当中，所面对的翻译生态环境主要来自语言层面、文化层面、交际层面及目的语读者层面，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翻译策略的选取起着影响和制约。为了譯出整合适应选择度较高的译文，译者积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选择归化翻译策略，确保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生态平衡，有效的传达中国文化的内涵。

参考文献：

[1]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上海翻译，2008，（2）：2.

[2]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232.

[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7.

[4]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2）：5.

[5]孟祥春.葛浩文论译者-基于葛浩文讲座与访谈的批评性阐释[J].中国翻译，2014，（3）：74.

作者：刘文涛

翻译生态环境论文 篇3：

汉语典籍外译翻译生态环境探析与反思

摘 要：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汉语典籍外译不可或缺。本文基于生态翻译学理论，对1949年以后国内汉语典籍外译发展历史及典籍外译实践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进行了分析，探讨典籍外译实践与社会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同时针对国内典籍外译域外传播效果不尽人意的现象，从跨文化传播角度提出以往国内典籍外译在“译本选择”、“翻译主体及策略”、“译作出版与发行”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应对策略，以求对当下的典籍外译实践有所启示。

关键词：汉语典籍；典籍翻译；生态翻译学；文化软实力；文化走出去

习总书记曾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1]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世界越来越希望学习、研究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也迎来了最好的历史机遇。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汉语典籍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本质上说，汉语文化典籍外译就是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所在，对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根据生态翻译学理论，翻译生态可以表述为“翻译主体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状态。”[2]翻译的外部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文化语言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可以统称为社会生态环境。翻译是个复杂的过程，译本的接受与传播不仅与译者的翻译水平和翻译技巧有关，与特定的社会生态环境也密切相连。因此，有必要对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汉语典籍外译社会生态环境进行探究与反思，以期更好地推动当下语境中的汉语典籍走出国门。

一、建国后汉语典籍外译发展历程及社会生态环境分析

翻译在文化交流和发展过程中充当着重要的桥梁，然而不同历史阶段译作的出版和传播态势却截然不同。汉语典籍外译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期。1590年，西班牙传教士胡安·科沃将《明心宝鉴》译成西班牙文，这是译介到西方的第一本汉语典籍。自此，“以来华传教士为翻译主体，开启了中国文化西传的第一次高潮，此阶段中国典籍西译的数量之大在今天看起来也是很惊人的。据考狄书目统计，16-18世纪这200年间，西方出版了关于中国研究的各类图书多达上千种。” [3] 与之对比，由于经济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等社会生态环境因素束缚，尽管在19世纪末期陈季同、辜鸿铭等国内译者也翻译了诸如《聊斋志异》、《论语》、《中庸》等汉语典籍，国内成规模的典籍外译却比西方出现的晚得多。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典籍外译发展才有了新气象，而真正的外译高潮则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典籍翻译汉译英状况日益兴盛，几成潮流，译本之多、质量之高、翻译形式之多样化都达到空前高度。”[4]

根据《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出版发展报告（1949-2009）》统计，1949-1979这30年间中国共用44种外文翻译出版了总计9356 种中文图书，其中排名前两位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类3045 种、中国政治、法律和文献类2709种，两类图书占同期整个中译外图书的近62%。[5] 伴随着中国对外翻译出版业的繁荣，国内汉语典籍外译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1951年创办的英文版期刊《中国文学》杂志是当时向海外译介中国文学的最主要渠道。虽然该杂志以译介中国当代文学为主，但也以选译的方式刊载了《诗经》、《本草纲目》、《西游记》等汉语典籍译文。更为可喜的是，以外文出版社和新世界出版社等为代表的出版商陆续出版了《离骚》、《水浒传》、《红楼梦》等全译本典籍外译作品，这是中国官方首次有意识、有规模地向国外推介汉语典籍。当然，与其他类型作品外译相比，改革开放前汉语典籍外译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汉语典籍类译作占同期整个中译外图书的比例也非常低，远远不足1%。

出现这种情况主要与当时作为赞助人的官方意识形态有关。根据勒菲弗尔操控理论，作为意识形态代言人的赞助人会利用他们的话语权直接干涉翻译的过程。1979年以前，中国处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在翻译出版中拥有绝对话语权，扮演着重要的赞助人角色。新中国成了初期，“古为今用”是处理古代文化遗产的基本方针，毛主席也不止一次提到要注重继承和借鉴古代文化遗产，因此建国后一段时间内官方比较重视在对外宣传中传播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不过，从上世纪50年代末一直到文革结束，国内在对待古代文化遗产问题上出现了明显变化，同时“整个翻译过程常常是在政治权力机构的直接领导和控制下进行的，表现为一种高度规范化、组织化的整齐划一的政治行为；从翻译作品的内容来看，对作品的选择严格按当时的政治需要”。[6] 在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汉语典籍不能体现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因而根本不可能被官方列入对外推介重点书目之中，甚至还出现了长时间停滞不前的情形。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强大，对外交流愈发频繁，汉语典籍外译也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高峰期。根据《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出版发展报告（1949-2009）》统计，改革开放后30年中国翻译出版的图书总计9763 种，从总量上看与改革开放前30 年大体相当，不过图书的种类、内容发生了显著变化，政治法律类与之前大体持平为2079种，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类译著却大幅下降，仅为48 种，历史地理类、科教文体类、中国文学类和哲学宗教类译著则显著增加，分别为2426 种、1347种、993 种和181 种，[5] 占同期整个中译外图书50%以上。历史地理类、中国文学类、哲学类作品中不乏汉语典籍，因此，汉语典籍外译作品无论在数量还是在种类上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约占同期中译外图书总量的3%左右。

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熊猫丛书”和《大中华文库》。“熊猫丛书”是将《中国文学》杂志上譯载过、但还未单独发行的译作结集出版，后来又增加了新译的作品。丛书主要用英、法两种文字，也出版了少量德文、日文译作。从1981年到2000年，“熊猫丛书”共翻译出版了195部作品，其中不乏《诗经全译本》、《汉魏六朝诗文选》、《唐代传奇选》、《明清诗文选》、《三部古典小说选》等汉语典籍译作，另外还出版了陶渊明、王维、蒲松龄、刘鹗等作家的作品译文专集。令人遗憾的是，这套丛书“并未获得预期的效果。除个别译本获得英美读者的欢迎外，大部分译本并未在他们中间产生任何反响”。[7]《大中华文库》工程是有史以来我国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外文版汉语典籍的国家重大出版项目。一期工程于1995年正式立项，计划从我国先秦至近代经典著作中选出100种，涵盖文化、历史、哲学、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先由专家将古文译成白话文，再从白话文译成英文。二期于2007年正式启动，增加了日、法、德、俄、西、阿、韩7个语种对照版本。截至2013年，《大中华文库》已出版汉英对照版100余种，多语种对照版50余种。《大中华文库》出版工作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2006年，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向耶鲁大学赠送的图书中就有《大中华文库》中的《论语》、《礼记》；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还曾两次写信对《大中华文库》学术顾问和工作人员进行慰勉问候。不过，同“熊猫丛书”一样，《大中华文库》丛书对外传播效果也不够理想，“除个别几个选题被国外相关出版机构看中购买走版权外，其余绝大多数已经出版的选题都局限在国内的发行圈内，似尚未真正‘传出去’。”[7]

“十二五”以来，汉语典籍外译更是进入了发展“快车道”。2011-2012 年，原新闻出版总署陆续出台《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走出去发展规划》、《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等文件，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动汉语典籍走出去，加强汉语典籍对外翻译与出版。与此同时，“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工程项目都为汉语典籍对外传播提供了资金支持。如仅在2011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两个工程共与29个国家、124家出版机构签订了240个资助协议，资助金额超过1500万元。[8] 这其中汉语典籍占据了较大份额。“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更是将中华文化典籍作为走出去的重点类别，积极通过市场运作向国际市场推介汉语典籍译作。正因如此，每年出版的汉语典籍数量逐年上升，在国内各大图书博览会和重大国际书展中也常见汉语典籍译作的身影。更为可喜的是，汉语典籍译作产品形态日益丰富，已经从单一的纸质图书拓展到音像电子、数字等多种形态，并通过各种渠道走进海外市场，在国外读者中产生了愈来愈大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汉语典籍外译繁荣景象主要与中国国内的经济情况和社会政治环境密切相关。自从实现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75%的速度飞速增长，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3%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2008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三，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发展使全世界的目光投向了中国，为了进一步了解、学习中国文化，汉语典籍译作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外友人的关注，这无疑为汉语典籍走向世界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极大推动了“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2000年，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2002年，时任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在座谈会上指出要进一步扩大对外文化交流，把中国建设成为立足亚太、面向全球的国际文化中心。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再次明确要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首次将文化走出去放在战略高度加以强调。为了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推动建立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新格局，还提出实施“走出去”重大工程项目。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总体战略。《决定》再次强调“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完善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政策措施，支持重点主流媒体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和中介机构，完善译制、推介、咨询等方面扶持机制，开拓国际文化市场。”[9] 2012年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境界。习总书记多次强调“弘扬中华文化，不仅自己要从中汲取精神力量，而且要积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中外民众相互了解和理解，为实现中国梦营造良好环境”。[10] 可以说，正是由于当下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国家的政策支持，汉语典籍外译才有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二、汉语典籍对外传播困境反思

建国后我国为推动汉语典籍走向世界投入了较大人力、物力、财力，国内汉语典籍外译也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然而，从域外传播效果来看，总体而言“收效甚微，实际效果并不理想”[7]，更未“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客观地讲，“我国正处在翻译生态环境最好的时期之一，经济环境宏阔，社会政治环境稳定、语言文化环境多元共融”[11]，不过，与此同时，从生态翻译学角度来看，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协调、不平衡，这也是汉语典籍译本在西方接受不理想的重要原因。因此，如果想有效解决汉语典籍译本在国外落地难问题，从跨文化传播视角反思翻译生态中各种因子与翻译环境中诸多要素之间的不和谐现象至关重要。

首先要思考的是译本选择问题。理论上讲，译者翻译自己喜欢的作品更容易保证译本的质量。典籍翻译大家汪榕培教授谈论他之所以从道家著作开始典籍英译时曾说：“主要是我的兴趣使然。尤其是《老子》和《庄子》的内容深邃，文采斐然，与我自己的思想理念最契合。”[12] 不过，有学者曾做过调查，国外读者除了对《老子》、《论语》等少数汉语典籍感兴趣之外，往往更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这自然给大多数汉语典籍译作在国外的落地带来了不小难度。以往，汉语典籍译作在西方影响不尽人意，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选题策划能力不强。正如廖华英所言：“目前，中国文化在对外传播中往往过分强调个性，而忽视了共性。众所周知，文化共性，是引起国外兴趣点的重要因素。只有點燃西方人的兴趣点，才能吸引他们逐渐喜欢上中国文化。”[13] 汉语典籍文献浩如烟海，根据2008年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至少有2392种典籍流传至今。关于汉语典籍翻译的选材，清华大学罗选民教授提出过如下原则：1. 普遍性原则，即具有普遍意义的典籍；2. 契合点原则，即要发现外国人爱好哪些作品；3. 现实性原则，即优先选取能为现实服务的典籍；4. 覆盖面原则，即兼顾文学和其他方面的选材。[14] 对此笔者表示赞同。由于短时间内不可能彻底改变中国文学处于世界文学边缘的状况，更不可能完全改变西方读者的接受心态，至于说当今西方普通读者对汉语典籍的接受水平，从某种程度而言，也只是“相当于我们国家严复、林纾那个年代的阅读西方作品的中国读者水平”[7]，因此，在汉语典籍走出去过程中，官方在策划选题时必须与学术界及相关部门统一谋划，充分考虑国外读者的接受习惯、阅读特点和理解能力，考虑他们的期待视野和接受能力，尤其要注重挖掘与其他民族文化具有共性的内容，通过共性的东西带动他们的阅读兴趣，进而逐步提高他们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典型民族性内容的接纳性，这样才能增强中华文化的感召力。倘若译本选择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典籍外译很容易变成“出口转内销”，成为学习外语或者搞翻译研究的参考书，那样的典籍外译无异于闭门造车。

其次要思考的是如何译问题。英国学者格雷厄姆曾提出汉籍外译只能交由目的语译者，而不能由中国学者完成：“我们几乎不能放手给中国人来翻译。按照一般规律，翻译都是从外语译成母语，而非从母语译成外语，这一规律很少有例外。”[15] 至今，国内学者中表示认同的也大有人在。然而，“西方译家纵有母语之长，但对原文的理解却不透彻，相应的译文表达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差强人意，加之缺少对语言表征性和翻译本质的辩证认知，致使文学不可或缺的形式大多丧失，如此翻译处理后的国之经典自然黯然失色。”[16] 其实，中国学者素有将本国文学作品翻译到国外的传统，勒菲弗尔等国外学者就曾注意到这种现象：“过去中国学者曾不屈不饶地把本国文学作品译成英语，有些还译成其他国家语言。世界上较少有人自豪地将作品译入其他语言，中国人在这方面显得尤为突出。”[17] 笔者认为，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典籍外译主力军只能是中国译者，同时对于中国译者来说最主要的是要摆脱过分强调以作者和原文本为中心的现象。当下，在翻译汉语典籍时，大多数国内学者“都推崇异化的翻译策略，认为只有充分异化才能保持汉语的文化特色和异域风味，进而光大中国文化，使之灿烂于世界多元文化格局”。[18] 以《大中华文库》翻译为例。大多数国内译者过于强调忠实原文，严格按照原文的思路来翻译，结果导致译文中出现了很多国外读者不熟悉的内容和形式。由于这些内容和形式不符合国外读者的接受心理，很难满足他们的阅读口味，译本自然就不会在国外流行了。与之相反，国外译者在翻译汉语典籍时往往会根据读者需要，将某些内容和情节省略不译。这些译本看似不忠实，却颇受读者欢迎。典籍翻译过程中我们当然不提倡庞德式改写，但译者也要充分考虑目的语对他国文化的接纳力，考虑目的语文化和原语文化之间的冲突，并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规避冲突，促成和谐共融。否则译文的接受也就没有了基础，甚至还会产生文化误读和文化冲突。上海外国语大学史志康教授为了让《论语》译作顺利走出国门，采用了“借帆出海”的译法，即给孔孟文化制定一个“西方思想参照表”，这不失为一种有益尝试。其实，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中心”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首先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后再“依据翻译生态环境决定对译文的‘选择’”。[19]倘若不考虑翻译实践所处的国内外翻译生态环境，意图将本国文化强加给国外读者，典籍走出去过程中非但不能培养出高端品牌，即便是最根本的译本落地问题恐怕都无法解决。正如高方所言：“文化交流其实就是恋爱，是两情相悦的事，既然是两情相悦，你就不能死乞白赖地投怀送抱，这不体面。无论是接受还是追求，你既然参与了这个游戏，你就必须遵守‘非诚勿扰’这个基本原则。”[20]

最后要思考的是如何出版问题。当前，我国出版业发展迅速，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中国图书引进输出比例已经缩小到1：1.6。不过，绝大多数国内出版社对于汉语典籍走出去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由于汉语典籍外译海外市场份额小，利润低，国内出版社往往对出版汉语典籍译作热情不高。2011年，学者陈梅、文军对亚马逊（Amazon）图书网上中国典籍英译本销售情况进行过调查。数据显示，当年度亚马逊图书网销售的与中国文化相关的书籍有1200本，其中典籍英译176 本，国内出版社出版52本，仅占30%，且比较集中于几家出版社。此外，与国外出版社相比，国内大多数出版社在出版各环节的专业化、国际化程度也远远无法满足国际市场的要求。有鉴于此，笔者建议国内出版社在承担汉语典籍对外传播工作时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出版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工作，积极主动了解国外读者的兴趣点和阅读习惯，熟悉国外图书出版发行规律，并把准确信息提供给决策部门，甚至译者。为提高汉语典籍译作落地效果，还可以积极寻求与国外知名出版机构进行合作，拓宽合作范围，深化合作内涵。除此之外，不妨加强与国外媒体的合作，借助国外媒体平台，打造较为完善的宣传和传播网络，培养潜在的读者群。令人欣慰的是，国内某些出版社和决策结构已经开始重视上述问题。如为提高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参展效果，中国外文局所属外文出版社成立了专门项目组，精心策划参展图书，并采用国际流行的开本及装帧、设计风格，使得“熊猫丛书”以赞新面貌出现在国外读者面前。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也主动邀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外方出版机构参与译作的出版、发行，如剑桥大学出版社、圣智学习出版社、施普林格出版社等。对国外图书馆数据库进行检索，结果表明合作出版效果比较好。

三、结语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更是当今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方面。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基础上努力实现新要求，其中重要一条就是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尽管典籍外译仍然存在“传而不通”、“通而不受”的问题，典籍文化走出去也困难重重，但只有实现典籍外译生态系统平衡，保持一个健康的典籍翻译生态环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外一定会更加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中国也会成为世界性文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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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祝祥（1964-），男，辽宁锦州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

作者：张祝祥　成昭伟　刘杰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