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生态责任论文范文
文学的生态化与人的生态责任
[摘 要]文学的生态化是人类体验自己终极存在的活动方式，是在与自然的和谐一致中开掘人类存在的本真，通过彰显人的本来面目而走向人类的未来。生态人格是呈现自然、社会、精神/文化性存在的，复合且复杂的、生态性的生命有机体，它在生命活动过程中始终坚守生态责任与使命。文学生态化趋向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同时也是责任性的，这必然有效地促成生态人格的活动机能，使之不断充蕴及激发人们的生态责任感。
[关键词]文学生态化;生态人格;生态责任感
[作者简介]苗翠萍(1985—)，女，山东淄博人，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生态文艺学研究;盖 光(1956—)男，山东烟台人，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生态文化及文艺学、美学等方面研究。(山东淄博 25504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批评与中国文学传统融合与学理构建研究”(10BZW001)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Literary Ecologization and Man’s Eco-responsibilities
Authors: Miao Cuiping & Gai Guang
Key words: literary ecologization; eco-personality; sense of eco-responsibility
在人类所从事的各种活动及人的多种存在状态中，有两种活动状态及体验方式最能够弱化甚至消解现实功利：一是文学活动及审美体验，二是生态活动及生态性体验。在这两种存在状态及体验方式中，人不以占有、征服、改造对象为能势，不以主体占有客体为前提，而是将自身融入到对象中，在圆融和谐中既认同自然，又确证自己;既体验客体，又激活主体。而这两种生命活动形式的有机交感互动，主体与客体的有机融合，又可以审美化且最佳地展示人的最优化的生存机能。
一、文学生态化的必然性
以文学的视野把握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关系，起码可以表征两种可能：一是文学作为由人的活动而创生的一种生命存在形式，是难以别离自然而存在的，或者说，自然作为其根基，是文学“本然性”的存在形式。二是文学的意义及魅力，或者是其艺术本性的“敞开”，无不得自于自然，得自于人与自然的生态有机性。
文学的生态化实际上是环绕“自然”而表征了一种循环之链。一方面，文学本身要出自于自然，不仅出自于外在于人的自然，还出自于人的自然感性之身，出自于人的感性生命体验。另一方面，文学需要回复于自然，不仅回复于人的自然之身，更应该回复于作为人类家园的自然生态。事实上，人与自然的生态有机性，理应由这种循环性链条给予最佳体现，或者说，人们可以在这种链条结构中感悟生命真义，品味自然生态家园的温馨，归复“诗意的栖居”，进而深层次体认生命的回归性。我们应该肯定，只有在这种循环性、回归性的情境中，人们才能真正掌握及运行自然“复魅”的机理，才有可能真正“澄明”生命之魅。人类如何才能以这种既出自于自然、又回复于自然的生态性视野和逻辑来构建文学框架，又以文学的整体视野和人文指向观照自然呢?显然，这必然会引申出文学的生态问题，同样也会构建出生态的文学问题。这不仅是生态的必然，是文学的“本然”，更是历史与时代使然;不仅是生态学研究及生态学家关注的问题，是文学研究及文学家关注的问题，更是时代的问题，是面向未来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人类必须关注的自身社会共同体问题，或者说，是人类“自体”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不只限于学科性研究本身，更重要的是关乎人类的生存，关乎人类的走向，这不仅需要有形而上的穷究，更需要形而下的体验。如果从观念形态和学理以及艺术的功能性上来回答这些问题，文学的生态化先天具有的那种融合、润化、激活、美化人的生态性生存机能的“天赋”，是可以履行这种职能的。此外，它不断构建人的生态性的生命体，诗意化、审美化地促成那种循环性链条，使之能够合理、有机且有效地运行，直至构建人的优化的、生态化的生存机能的作用及所内蕴生命力的冲动，也能够使其职能更加完备。
文学生态化启悟人们从“师法自然”中，从“性”与“情”的交合中，从“虚”与“静”的状态中，获取生命的滋养;从“心源”和“心统性情”的培育中，以“至诚”之理、之性统领人的精神，构筑人的精神生态平衡机制，从而在生态性的生命体验中感悟自然生态对人类生存的不可或缺性，以及人的存在对生态整体结构的促动及创生之力。生态文学促使人们在生命感及审美化的灵性之境中体验人的生态之“性”、之理，并以强烈的情感亲和力去践履由“知性”到“尽性”、“体性”的过程。“性”者，本于自然，更显现为一种人与天的关系，所以孟子就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下》)而《中庸》就直接讲：“天命之谓性。”“性”受得“天命”后便与人发生关系，于是人领悟和认同了天命，进而结晶为“性”，方可化入“心”，随成“人之性”。显然，“性”之于“天”，又非先天之性，而必须是与人的主体活动和“心性”相关的“性”，是由人天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所构筑的“性”。这种关系的实施还需要有“情”，不过“性”始初并无所谓“情”，但要“成于心”，就必须融聚“情”。荀子也说：“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荀子·正名》)荀子所论的“性”作为人的本性，是“天”的人格化，即为“天之性”，是人之所以为人存在的根本，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规律性展示，这里面既有人的感性自然的存在，也有对人的社会理性存在的企望和追求。其中的“欲”，更偏于感性自然的存在，是人之自然躯体的存在和发展的必然体现，也是“性”的运动和演化。事实上，“性”之“聚情”、“成心”，并配以“至诚”之理，方可提升人的精神品格，通过平衡人的精神生态，方可促使人们积极、主动地去探求化育万物的方式和方法，并能够在这种探求的行程中构筑人的生存与发展生态历程。《中庸·尽性章》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人与天地自然休戚与共而成“三才”，禀赋天地之本性，发抒生态之灵性，极尽融通“人之性”和“物之性”，从而以“赞天地之化育”之势，“造化”生态艺术及审美之境。
文学生态化应该是人类生态与审美活动的主要方式，文学活动的生态本质也使其活动本身成为审美的高级形式。在文学生态化的体验中，人可以消除现实的功利性存在，而游历于自由的精神及灵性的世界中，使自己成为“知性”、“尽性”、“体性”之生灵，在参天地、化育万物中追寻人类生态性存在的本真。
二、文学生态化与生态人格体验
人的最优化的生存机能理应由一种人格机制来呈现，我们可以称之为生态人格的活动机制，而践行文学生态化的主体就应该由这种人格结构来担纲。生态人格不是自然人构成，但也不可能脱离人的自然生存状态;生态人格不是单纯的社会人构成，但必然是以人的社会性存在构筑其基本的运行机能;生态人格不是虚幻的精神人及理念人的构成，而是以活生生的生命躯体在自然、社会、精神/文化的生态性整体结构中运动着的人格机制。作为体验性的存在，生态人格希求在生态整体性及有机性中，既能不断地汲取生存养分，又能够合理、有效且最大化地释放生命有机性能量。
从这种意义上看，生态人格是生成性的人格构成，它不是静止、凝固且虚幻的，其存在及生成的基础理应是能够主动地与自然生态构建有机性的关系。自然生态的本义是体现生物有机体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由人的生存而介入的自然生态就形成了作为生物有机体的人的生存环境，而人与生存环境的这种关系就构成了人类存在的生态系统，同时也就成为生态人格的活动系统。生态人格体验的存在基础是人与自然的生态有机关系，但要使这种关系始终处于和谐、整体性、系统性的结构中，使生态人格作为生命的运动体而游走在具有生态循环性的结构网络中，生态人格就必须完善自身对于生态系统所具有的调适、融通的能力，完善那种始终处于自由、平衡的生态状态中的能力，而这一切的实施，需要由生态人格来构建自身的生态主体性地位，并在生成性的演替序列中通过人来不断地实施与完成。而这里的生态主体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主体与客体对立关系中的主体，而是带有交往、互动及共生、共创意义上的“间性主体”。我们对这种生成性的人格机制及主体性构成的把握，不仅为文学、美学、伦理学等人文学科，同时也为生态学、环境学、生命科学等自然学科，提供了一个审视的原则，供述着一种整合性的学科视野。
文学生态化必须能够呈现与体验这种具备生存环境特性的自然生态以及由此而派生的社会生态、精神生态及其文化生态，并使这种多样化且又是一体化的生态整体构合成为文学活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但对于文学活动来说，体验自然生态并不是目的，因为文学活动是人的活动，文学生态化体验旨在生成人的生态性存在，这必然是通过体验社会、精神及文化生态的整体有效性来进一步体验自然生态，而对自然生态的深度体验又必然推进对生态整体有效性的深度理解和把握。文学生态化趋向若要激活这种整体有效性的生态体验，最基本的是需要构建一种生态人格的“做人”及“成人”机理。事实上，这种“做人”的机理不仅是个体性的，更重要的是还强调人类整体的“做人”。所谓人类的“做人”，就是人类在生态系统世界及生命共同体中如何“做人”，在生命共同体的生存家园中如何“做人”，即如何做合格的生态家庭成员，也就是主动、合理地寻求人类在系统中的生态位。“做人”的底线理应筑就在尊重方面，这主要趋向于道德尊重，也可称之为对“格”的尊重。对自然及生物存在而言，表现为对“物格”的尊重;对人的存在而言，则是对“人格”的尊重。人类的“做人”机理的底线不仅是对自身之“格”的尊重，更重要的还应该是对自然之“格”的道德尊重，是对生命之“格”的道德尊重。
“做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现实人格存在的必然要求。儒家经典中有“成人”之说，它主要是从道德意义上谈“做人”。在儒家哲人看来，人如果完成了伦理性的自我塑造，就是“成人”，是完善的道德人格，或者说是理想人格。就人的存在本性而言，人格的内在机制或者说支撑人格的内在力量，在于人的精神，在于“心”。在孟子那里，“心”与“做人”、“成人”是相通的。孟子云：“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显然，“心”是通于人的道德性情的，道德性情伴随着道德理想使人在长期的道德修养中不断地锤炼道德人格。但孟子并没有排斥人格的自然天性，他所构架的“知心”、“知性”、“知天”并且“事天”的逻辑脉络，实际上表征了人格自然天性存在的基础性和整体有效性。在孔孟那里，后两种天性往往是联通的，即他们认为，“尽善尽美”是人的最高天性，也是对伦理之“道”的最高境界的把握，在这个意义上说，道德人格与审美人格是一体化的。的确，在我们的现实生存活动中，道德人格与审美人格有时的确难以分离，或者说，审美人格往往就是以道德人格来表征的，道德人格境界的升华实际上就是审美人格的境界。在人格构形及情感体验方面，人们的审美感受及愉悦往往就呈现道德愉悦。在古代中国人的文化理念中，与道德理想与道德情感相伴并经由道德认知而形成的道德价值，实际上就体现为对“道”的把握及体验。人如果只是“知道”，不会“体道”，进而也不会“乐道”的话，他就难以进入审美的境界，那么道德愉悦也会是虚空的。“乐道”应该是生命存在的终极追求，只有在“乐道”的状态中，人才能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不论是道德人格还是审美人格，其存在必须有基本的支撑，或者是有感性生命体的存在，如此才能真正显示机能与活力。
文学活动，尤其是文学生态化，始终是生态人格构建的最有效、最合理的融合机能，也是最能够为人所接受的人类活动方式。在文学的生态体验中，“心师自然”往往是主体消融在生态对象中，在对象是我、我是对象的情境中而“得其心源”。“心源”与宇宙的生态性关联，首先表征着人与宇宙自然本是两个实体性的存在，是“在场”者，但在情感的撞击中，两个“在场”者迸发出生命激情的火焰，遮蔽在幕后的体验生命存在的“灵性”便会登场，尽情地挥洒生命的激情。
三、文学生态化促成人的生态责任与使命
文学生态化的趋向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同时也是责任性的，这必然有效地推进人的生态责任使命的构建，而“生态人”活动机能的基本准则，就是充蕴及激发人们的生态责任感。生态人格体验生命活动的前提，就是要解决人对于自然的态度问题，而我们蕴积对自然的亲和性态度，首先要有对自然存在权利的认同，要倍加重视生物多样性，这本身就是生态责任感的基本内容。
生态人格体验需动态地运演节律，呈现蕴积生命活动的真义，而其中又必然蕴聚着生态艺术及审美的“真义”。这种审美“真义”的系统构成，就是要使生态人格在艺术审美体验中不断地去激活生命机能，不断地去创生生命的新质，就是要构架人们对自然的权利与价值的认同，并激发生态责任感的话语系统，示范人们在生态系统中体验生命自由的方法，从中学会爱，学会调适生态性生存的节律。王岳川认为，文学生态化“对生态现实的召唤，对生命本真状态的向往，对人的精神生态平衡所支出的特殊能量，以及对精神生态体验给定的特殊魅力，或许是能够有效地畅扬这种逆向性及非线性、无序性艺术体验，并且生态文学还能够在发挥其‘反向’性功能取向上，以艺术体验的方式着力展示着多种精神活动状态”。①这也说明人格主体的生态责任是需要通过艺术与审美知解来实现的，其责任不仅仅是个体性的、自我的，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艺术审美而体现着人类的责任，这就如同原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在评价《寂静的春天》时所说：“《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她的声音永远不会寂静。她惊醒的不但是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②当年，美国的诗人、哲学家亨利·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在颂扬并融入到“风景中最美、最有表情的姿容”的瓦尔登湖中，同时也在畅述着他那“我要为自然说话”的宗旨。美国的生态伦理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在他的“大地伦理”的视野中，“要人们‘像山一样地思考’，即从生态的角度，从人自然的关系和保持土地健康的角度来思考，培育一种‘生态良心’”。③美国当代博物学及作家特丽·坦皮斯特·威廉斯(Terry Tempest Williams)的《心灵的慰藉——一部非同寻常的地域与家族史》，被称为美国自然文学史上的又一“经典之作”。作品是作者的亲历，不仅是自体的亲历，还是自己“单乳”家族的亲历。威廉斯所表达的精神内核与内容主旨正是当下生态文学的价值所在。作品通过对自然灾难与家族灾难史的并行记录，讲述了作者及其家人在面对不幸时，如何从自然中汲取力量，勇敢地面对现实，从而得到心灵的慰藉和灵魂的升华;并在展现人与自然的灵犀相通与命运一致性的过程中，表明人类应有的生命意识、普爱精神及生存理念。正如威廉斯所言，这个故事是她的归程，也是她给自己铺的一条回家的路。该书的翻译者程虹教授说：“威廉斯所说的‘记忆是唯一的回归家园之路’实际上有着更深层的含义。她的记忆指的是人类与土地密切相连的记忆，是人类当隶属于大地而不是相反的记忆。”④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作家徐刚曾经深情地呼唤着“伐木者，醒来”，警醒人们注意：人类的贪得无厌使人类活动对于自然界的毁坏规模越来越巨大。在后来的《地球传》中，徐刚又发出“末日”说的呼唤：“‘末日’这一词语确实让人惊心动魄。可是如在未来的近万年之内，世界上所有国家、族群中的所有人，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敬畏自然、珍惜地球，让山川大地江河水得到休养生息，不再贪婪，不再无度地挥霍资源，我们的蓝色星球有没有可能美丽依然?我期待答案是‘有’，尽管我忧心忡忡。”⑤陈应松的中篇小说《豹子最后的舞蹈》以豹子家族的最后遭遇来反衬人类境况，其“最后”的忧虑作为提示符，起码启示了两重含义：一重是通过最后舞蹈着的豹子的“无奈”，意味着濒于绝迹的野生动物的“无奈”。另一重则最为重要，即表现人的活动及最后境况的象征，隐含并昭示着人只有改变对自然、对动物的态度，转换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方能面对自身真正的生活与生存状况，使人规避这种最后的状况。安徽作家刘先平被称为中国现代意义上大自然文学的开拓者。他致力于大自然文学创作，1980年出版了第一部描写在野生动物世界探险的长篇小说《云海探奇》，此后二十多年来，他一直在这块土地上耕耘。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参加野生动物考察，在艰难中跋涉，刘先平的足迹踏遍了我国主要的自然保护区和国外的部分自然保护区，并且多次深入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历尽艰辛危险，创作了《千鸟谷追踪》、《山野寻趣》、《黑麂的呼唤》等大自然探险及纪实系列作品20多部。他的作品不是空谈生态意识，而是最为直观地深蕴着人类意识以及世界意识、全球意识和未来意识。
上述作品所承载的显然是艺术家的“生态良心”，是人类的生态责任。生态责任的目的指向应该是明晰的，应该依据生命演替的节律，表现一种节奏化、韵律化且诗意化的目标指向。康定斯基在评述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时曾说，艺术“不能是短暂的、孤立的、糊里糊涂的生产活动。它是一支陶冶和培育人类心灵的力量，它有助于加高精神金字塔”。艺术作品是这个“精神金字塔”的载体，它是“艺术家用神秘莫测的方法创造出来的。作品一旦诞生，就获得了独立的生命，成为一个实体。艺术作品的存在并非是偶然和无足轻重的。无论在它的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中，艺术作品都具有一种明确而有目的的力量。”“一个艺术家千万要正确估量自己的地位，明白对艺术和自身所负的责任，懂得他不是一位君主皇上，而是一个为崇高目的服务的仆人。他必须深入地探索自己的灵魂，充实它，护卫它，这样他的艺术才能有所依托，而不是有肉无骨的东西。”①同时，康定斯基还为艺术家设定了一个表现精神三角形的三大责任：其一，必须发挥自己的天才;其二，必须创造一个清洁纯净的精神境界;其三，其行为和思想必须对这种精神境界发生影响。
以文学生态化趋向引导并且构建生态人格，必然是通过生成“清洁纯净的精神境界”，展示人的生态责任，体验人类存在的“真义”。这里的“真义”，不仅内蕴而且呈现着宇宙和生命的真义，是以艺术的小宇宙见睹自然和生命存在的大宇宙。文学生态化要面对实存的自然，但它所吸纳并与之协同共进的自然，却不只是实体性的、亘古不变的。文学生态化所指向的自然，是对实体自然的超越，是在关系性的体验中被情意化了的“自然”，所谓“心师自然”更多的也是指这种意义上的自然。从结构性状态看，它是本源性自然、情境化自然和心意化自然的三位一体结构。这种结构形态是双向流动的，一方面由自然生态的实在性、本源性流向主体的情意和心意结构，另一方面又由心意回归自然的本源。流动形成了生命能量的互动与交换，并且涌动着生命激情，更构筑着人类的“生态良心”，背负着人类的生态责任。就生命运行的节律特征而言，“自然”的这种双向流动，不仅印证着生命的实在，更是生命活动中蕴聚的诗性韵律;不仅是“有感而发”的生命律动，更是在生命律动中通向人类未来的诗意生境。
责任编辑：胡颖峰
作者：苗翠萍 盖光
第二篇：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危机、生态安全、生态责任与发展主题
摘 要：历经野蛮与蒙昧、专制与封建、民主与科学，人类已步入了以“和谐”与“科学”为发展主题的生态文明时代，自然生态、经济生态与社会生态的生态安全的保障与实现，以及其生态危机的预警与防范，有赖于人类种群生态责任、政府生态责任、团体生态责任及个人生态责任的践行，“和谐昌明”与“科学昌明”是生态文明时代人类健康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危机;生态安全;生态责任;发展主题
一、人类已步入生态文明时代
“文明”亦可称“文化”，准确地说是“文化昌明”或“昌明的文化”。文化即“人化”，指人的自然属性的社会化，“文化程度”即“人化程度”，也可以说是其“社会化程度”。而文明则是“昌明的人化”或“人化昌明”，即人的自然属性的“科学与和谐的社会化”。因此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属性”而非“自然属性”，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也可以进一步讲是“一切‘社会化’关系的总和”。
回溯历史，人类“社会化”进程先后历经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现已步入生态文明时代。原始文明时代，人类在刀耕火种、采集狩猎等经济基础上呈现“野蛮”与“蒙昧”状态，人类敬畏自然、崇拜自然;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呈现“专制”与“封建”状态，人类敬畏自然、迷信自然;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在近现代科技支撑的工业经济基础上呈现“民主”与“科学”状态，人类“改造”自然、“挑战”自然，甚至欲求“征服”自然。在工业文明发展的基础上，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人类正追求着“和谐”与“科学”状态，追求着自然生态和谐，即“生物链和谐”，追求着经济生态和谐，即“产业链和谐”，追求着社会生态和谐，即“人际与代际和谐”，人类“适应”自然、“尊重”自然，人类已步入生态文明发展时代。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与会国共同制定了《21世纪议程》，阐述了“可持续发展”思想：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包含三方面含义：其一，为了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代的发展与环境方面的需要，求取发展的权利必须实现;其二，为了实现可持续的发展，环境保护工作应是发展进程的一个整体，不能脱离这一进程来考虑;其三，为了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各国必须合作根除贫穷，应当减少和消除不能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并推行适当的人口政策。2002年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确认“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共同构成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三大支柱;其内涵基本涉及了自然生态、经济生态与社会生态三方面。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度提出“生态文明”概念与理念，作为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
二、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危机
(一)生态
生态可分为相互联系与渗透的三层级，即自然生态、经济生态与社会生态。自然生态是没有被人类有(经济)目的、有(经济)计划地介入干预而理应随其自然规律而和谐发展的生态系统;经济生态是人类有经济目的、有经济计划地进行生产、交换与消费等经济活动，并遵循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而应和谐发展的生态系统;社会生态是人类在自然生态与经济生态的基础上，与自然之间、人类相互之间及与后代之间实现的应和谐发展的生态系统。在整个生态系统中，人类社会同其他生物种群的地位是等同的，也是平等的，而所不同的是，人类活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反作用力”远远大于其他生物种群，在“改造与战胜自然”错误观念指导下甚至导致或加速整个生态系统的危机与毁灭。
自然生态和谐是经济生态和谐与社会生态和谐的基础，自然生态和谐与经济生态和谐是社会生态和谐的基础，因此，自然生态危机与经济生态危机都必然导致社会生态危机。基于该必然联系，我们更能理解，20世纪70年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博士提出的：“对现代人类社会的危机来说，把对‘天下万物’的义务和对亲爱家庭关系的义务同等看待的儒家立场是合乎需要的，现代人应当采取此种意义上的儒教立场[2]。”
(二)生态危机
生态危机自古有之。纯自然因素导致的，例如有恐龙时代的结束。带有人类自身原因的，例如古巴比伦文明、玛雅文明的消失。这些都是广义上的生态危机。
而现今所称的“生态危机”，是指在工业文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所导致或加重的全球的、频发或持久的各类生态危机。可分为自然生态危机、经济生态危机与社会生态危机，三类危机分别是自然生态和谐、经济生态和谐与社会生态和谐遭遇破坏而处于或接近处于不和谐与不稳定状态的情形。
(三)生态危机的原因
生态系统是在土壤、水体与大气等形成的无机环境基础上形成的生物系统，在系统中各种无机要素及有机要素之间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与运动中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等的交换，形成遵循科学规律的运转系统，包括自然生态、经济生态与社会生态。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文明主题先后历经“野蛮”与“蒙昧”、“专制”与“封建”、“民主”与“科学”，现已追求“和谐”与“科学”的时代主题，人类已由“敬畏”、“迷信”、“挑战”自然而发展到“尊重”自然及其规律。在此期间，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对自然的“反作用力”远远胜过其他“生物种群”，在错误思想观念的引导下，人类的生态破坏力在日益挑战着自然界的生态承受能力，从而导致或加重着全球的、频发或持久的各类生态危机。
自然界的生态承受能力，即生态容忍力、生态容纳力与生态自净力等。生态容忍力是指生态系统容忍有毒有害物质、能量与信息的能力，例如剧毒污染物投放或核辐射泄漏，即使没有直接伤害人类自身，也会伤害生态系统中其他“生物种群”，引发生态危机间接伤及人类。生态容纳力，是指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与能量所能容纳各类生物种群与数量的能力，例如一片草原能容纳牛羊马数量的能力，地球能承载人口数量的能力等。生态自净力，是指生态系统对人类投放污染物的消化自净能力，例如对人类工业废水、废渣、废气以及生活垃圾等有毒、有害、有碍物质与能量的消化自净能力。
三、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安全
(一)生态安全
生态安全与生态危机是生态问题的两个面，从积极角度称其为“生态安全”，从消极角度称其为“生态危机”。
生态安全概念的提出，最早是在1989年由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ASA)在提出建立全球生态安全监测系统时提出的，它是指在人的生活、健康、安乐、基本权利、生活保障来源、必要资源、社会次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态，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组成一个复合人工生态安全系统[3]。但该概念明显是以“人与人的需要”为中心进行的概括与描述。客观而中肯地讲，生态安全是指在自然生态、经济生态与社会生态系统中，各种生态要素之间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与运动中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等交换运转所呈现的和谐与稳定状态。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种群与人类应当是平等的，这样，生态安全才可能真正得到实现与保障。
生态安全中，自然生态安全是经济生态安全与社会生态安全的基础，自然生态安全与经济生态安全又是社会生态安全的基础，实现与保障三类生态安全是建设与实现生态文明的具体措施和基本保障。
(二)生态安全指标与危机预警
生态安全表现为生态系统中物质、能量与信息等交换运转所呈现的和谐与稳定状态，其中物质、能量与信息，及其时间、空间与运动，是生态系统的本质要素。要实现生态安全，应当根据生态系统内在规律及各类生态危机问题的性质，科学地制定各类生态安全指标与危机预警机制，用于规范与指导生态安全保障工作。
自然生态安全指标，如土壤清洁指数、水体清洁指数、大气清洁指数、水土协调度、水土流失率、森林覆盖率、酸雨频率、极端恶劣生气频率等;以及物种合理指数、生物链合理指数与物种默契指数等。基于该指标制定与实施相应的自然生态安全危机预警机制，例如转基因技术对物种间默契指数的影响与控制，不能因转基因技术的运用而造成对相邻物种的生态危机。
经济生态安全指标，如经济GDP、环境GDP、可持续发展安全系数(根据资源能源劳动力的可持续利用性及其替代可能性、紧迫性等进行测算)等。基于该指标制定与实施相应的经济生态安全危机预警机制。
社会生态安全指标，如反映财富分配的贫富差距基尼系数、居民幸福指数、居民健康指数及人口数量与结构合理指数等。基于该指标制定与实施相应的社会生态安全危机预警机制。
四、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责任
(一)种群生态责任
由于地球水体与大气运动的无国界性与无洲际性，再加上经济的全球化发展，缓解生态危机，确保生态安全，已不是一个或几个国家能实现的，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
在整个生态系统中，与其他生物种群相比，人类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对自然的“反作用力”远远胜过其他生物种群，在错误思想观念的引导下，人类对自然的不伦理与不科学的经济与社会行为，先是将致使众多生物先后灭绝，众多人类都难以适应的变异生物(如新生的病菌及其变异)纷纷产生，而最后可能是导致人类自身文明走向消失。
人类在没有科学地论证上述消失过程可能不会产生之前，没有理由过于自信其不会来临，或不会很快来临，因为人类文明历史已有消失的历史案例，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巴比伦文明已经消失，古印度与古埃及文明曾因人类自身的不和谐行为而中断;美洲的印加文明、玛雅文明的消失直至今天仍是一个谜。人类应集体、统一正视自身的前途，不应使“公地悲剧”现象在生态领域内全球性地发生，从而毁灭我们仅有的地球。人类中拥有财富、权力或智慧的精英个人都应率先挑起历史重任，从而引领全人类进行共同努力，共同承担维护生态安全的种群生态责任，生态安全人人有责。因为人类是地球生态安全的“肇事者”，可能也将是最终的“受害者”。
(二)政府生态责任
自国家诞生以来，政府成为国家权力行使的核心组织形式，因此，政府是践行生态责任的最强势主体。“政府的生态责任是政府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应承担的义务和职责，它是政府的基本责任之一，是政府的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道德责任等其他责任的一种延伸。”[4]但政府生态责任的履行，与政府所处的社会经济制度、社会生态文化以及政府本身的执行力有关。政府生态责任包括：(1)对国民进行生态责任价值观、生态安全意识与生态危机防范等知识教育，宣传倡导健康环保的消费方式;(2)对自然生态、经济生态与社会生态安全指标与危机预警机制的研究与实施;(3)实现经济发展中资源、能源、人口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与利用，确保自然生态安全，实现经济生态安全;(4)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中公平与效率兼顾，和谐与繁荣兼顾，当代和谐与代际和谐兼顾的社会生态安全等。
(三)团体生态责任
政府之外，大量的非政府组织、企业、事业等社会团体的生态责任，是种群生态责任的细分，是个人生态责任的聚合，是以不同形式集合的团体所承担的生态责任，包括企业生态责任与非企业团体生态责任。
企业生态责任，是指在生态文明时代，企业对保持良好生态环境和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应承担的责任[5]，通过生产经营，谋求企业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还应当注重生态安全问题，包括资源能源的合理利用、环境污染的防治、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员工物质上与精神上幸福感的实现等，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方面。对企业生态责任，各国政府应加强管理并立法规制。
非企业团体生态责任，是指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各种环境保护组织、各种动物保护组织、各种绿色运动组织、各种生态运动组织、宗教组织、教育机构等常设性或临时性的非营利性的公益性社会团体，致力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人心的和谐与稳定等的生态安全责任，其利于自然生态、经济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和谐与稳定。对非企业团体生态责任，各国政府应加强引导并支持鼓励。
(四)个人生态责任
个人生态责任是指生态系统中个人在生产、消费与社会交往等社会活动中，应主动维护生态系统平衡与安全的义务与责任。个人是最广泛的生态责任主体，其作用的发挥有赖于政府对国民生态责任价值观、生态安全意识与生态危机防范等的知识教育，有赖于社会经济条件与社会人文环境。其责任包括：(1)在生产与消费中合理利用资源能源、防治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诚信合法经营，避免奢侈的生活方式，养成健康环保的消费习惯;(2)社会交往中明礼诚信等。
五、生态文明时代人类健康发展的方向
(一)和谐昌明
人类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为反封建而掀起了“文艺复兴运动”，进而资产阶级革命提出了“自由、平等与博爱”的思想，“民主”与“科学”成为时代主题，经济与科技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为了满足资本增殖及人类异化鼓胀的消费欲望，不惜发动世界大战掠夺资源。由于“平等与自由”的“利己倾向性”，数百年来人类已将其发挥到了极致，两词语充斥了各种政治与法律文本，以及学历教育的教科书;而“博爱”的践行，由于其“利他倾向性”践行程度相形见绌，战争、动乱、恐怖、饥饿与犯罪等至今仍然存在且无消失的迹象，而威胁人类全体命运的生态危机也已然严峻起来。
1988年1月，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后发表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6]如果说，近现人类社会的发展靠的是跨越封建时代去“复兴与发扬”古罗马文化，那么21世纪人类要继续发展并避免自身危机，要再度跨越封建时代去“复兴与发扬”古中华文化，即践行体现“仁爱(或博爱)”思想的人与人间的关系，体现“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理念的人与自然间和谐关系。也许，在现有发展的基础上，人类要再度跨越封建时代去“复兴与发扬”古中华文化中的圣贤思想，才可能真正实现“自由、平等与博爱”，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避免人类自身危机，实现人的幸福与健康。“和谐”成为生态文明时代的首要主题。
(二)科学昌明
爱因斯坦认为：“科学就是长期努力用系统的思想把这个世界可感知到的各种现象凝聚到一起，变成尽量首尾一致的体系。”[7]或者说科学就是解释自然、人类及其社会现象的存在及发展规律的首尾一致的思想体系。但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从不同的时间、空间及运动状态，去认识特定的物质、能量与信息，可能产生不一样的认识与实践“科学体系”。例如当物质运动速度超过光速的时候，对其解释要用“相对论”体系，当人们仍处于对“牛顿定律”的崇拜与迷信时，人们不敢或难于相信“相对论”;再如，从纵向与宏观视角，东方创造了中医，从横向与微观视角，西方创造了西医，而用西医体系评判中医，就得出“中医是伪科学”的谬论。同理，基于对已有特定“科学体系”的迷信，人们也常习惯于把现有特定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体系无法解释或尚未能解释的东西都一律称为“伪科学”。因此，科学与和谐地对待现有特定“科学体系”，不迷信现有特定“科学”，实现“科学创新”与“科学昌明”，是实现生态安全的必要保障。“科学昌明”是生态文明时代的重要主题。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2] [英]汤恩比.展望二十一世纪[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5：427.
[3] 肖笃宁，陈文波，郭福亮.论生态安全的基本概念和研究内容[J].
应用生态学报，2002，13(3)：354-358.
[4] 黄爱宝.“生态型政府”初探[J].南京社会科学，2006，(11)：50.
[5] 王学川.论企业生态责任的现实依据和实现途径[J].浙江科技
学院学报，2010，(4)：289.
[6] 乔文娟，李建珊.探析生态危机中人的问题[J].前沿，2011，(5)：183.
[7] [美]欧文·拉兹洛.人类的内在限度：对当今价值、文化和政治
的异端的反思[M].黄觉，闵家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04：9.
(责任编辑：陈丽敏)
作者：刘国华
第三篇：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府生态责任探析
摘要 政府生态责任履行直接关系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目前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着政府生态责任履行不足问题，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来强化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府生态责任。
关键词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政府生态责任 存在问题 解决措施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直接关涉到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目标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否实现。而政府生态责任是否履行直接关系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效果。目前，在我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着政府生态责任履行不足的问题，严重地影响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厘清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生态责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对于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以及新农村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1政府生态责任履行关系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效果
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政府能否履行好生态责任对于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政府履行生态责任有助于增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具体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制定生态法律法规，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法律法规的支持。有了相应的法律法规，才能使农村各类组织的生产活动、农村居民的生活行为有法可依，使农村居民及各类组织依法合理利用资源能源，对破坏农村生态环境、损害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行为依法予以相应的处罚，保障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处于良性发展方向。政府只有履行好制定法律法规的责任，制定出彻实可行的法律法规，才能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确保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取得良好的效果。
(2)提供丰富生态产品，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坚实基础。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生态保护基础设施、污水处理设施、生产生活垃圾回收处理设备等有形生态产品，也需要加强生态教育、传播生态保护理念等无形生态产品。由于生态产品的公共性及生态产品消费的非排他性，企业或者私人不愿介入生态产品供给，只能由政府承担生态产品的供给。政府只有担负起农村生态产品供给的责任，才能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丰富的生态产品，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3)推行生态保护理念，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助力。农村居民、政府工作人员及农村各类组织的生态保护理念与意识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生态保护理念与意识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精神依托和道德基础。农村居民、政府工作人员及农村各类组织良好的生态保护理念与意识不能自发地形成，需要政府担负起宣传教育的责任，大力推行生态保护理念。在政府大力宣传教育之下，农村居民、政府工作人员及农村各类组织的生态保护理念与意识一旦得到了提高，并且将之贯穿到生产生活及工作之中，无疑对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起着促进作用，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助力。
(4)加强生态环境监管，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力支撑。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生态法律法规、生态产品及生态保护理念，更需要加强生态环境监管。政府履行好生态监管责任，运用好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力，依法实施好环境监督权和管理权，严格执行农村生态法律法规及规章，严格处理违反生态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行为，调解有关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纠纷，严格监控农村居民、乡镇企业及各种组织生产生活行为造成的生态问题，这有助于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力支撑。
2当前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生态责任履行不足
政府生态责任的履行直接关涉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效果。而当前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着政府生态责任履行不足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农村生态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生态立法责任落实不到位。建国以来，我国初步形成了相对较为完整的环保法律法规体系，但就农村生态保护而言，现行法律法规体系并不完善，很难适应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目前还没有一部系统完整的农村生态保护的法律，有关农村生态保护的法律法规主要分散在其它法律法规中，并且相当一部分是原则性规定，概括性强而具体性差，难以操作，甚至不同部门制定的生态法律法规出现相互冲突的现象。这种状况说明了政府生态立法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了农村生态法律法规的缺失和不完善，使得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无法可依。
(2)农村生态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生态服务责任履行不充分。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生产生活垃圾回收与处理设施、生态基础设施等有形生态产品，也需要传播生态理念、开展生态教育等无形生态产品。而农村生态产品是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供给的普遍性、成本难以界定及产权化很难实现等特点，使得私人或企业不愿介入，只能由政府来供给。然而，政府的垄断性，使得政府对农村生态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与效率低下。这也反映了政府生态服务责任履行不够充分，没有提供足够的生态产品来满足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从而影响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3)农村生态文明意识相对淡薄，生态宣传责任贯彻不到位。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政府、乡镇企业及农村居民具有较强的生态文明意识。农村生态文明意识不能自发形成，需要政府加大宣传力度。而当前农村生态文明意识相对淡薄：一些地方政府缺乏绿色发展理念，乡镇企业奉行唯利是图的利益观，农村居民的生态保护意识十分薄弱。这种状况反映出政府生态宣传责任贯彻不到位，政府未能将生态法规、生态政策、生态知识及绿色发展理念等宣传到基层政府人员、乡镇企业和广大农村居民心中，使政府树立起生态执政理念、乡镇企业树立起注重环保的利益观以及农村居民树立起生态保护意识，只有这三者真正地树立起生态文明意识，才能促进农村生態文明建设。
(4)农村生态环境监管相对不力，生态执法责任执行不严格。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严格执行农村生态法律法规、对农村生态环境严格监管。然而，我国政府生态职能部门比较分散，生态职能部门权责不分，生态执法机构不健全，生态执法手段比较落后，生态执法部门人员业务素质偏低，尤其是农村地区更是如此，这使得农村地区生态环境执法中出现了以权代法、以费代罚、权钱交易等现象。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包庇、纵容高污染企业的违法排污行为，甚至以地区经济发展为由来阻挠环保部门对其进行处理。这种现状反映出农村地区政府生态执法责任执行不严格，对农村生态环境监管力度不够，从而影响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3强化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生态责任具体措施
当前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生态责任存在着履行不足问题，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来强化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府生态责任。
(1)加強农村生态法律的制定，严格落实生态立法责任。我国现行农村生态法律法规与生态文明建设有很大差距，滞后于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因此，政府应严格落实生态立法责任，加快农村生态法律法规的制定。通过“立、改、废”相结合的方式，对现行农村生态法律法规进行重新整合，制定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亟需的法律法规，填补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空白;对不利于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过时的法律法规及时进行修改和调整，必要时将其废除。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2)加强农村生态产品的供给，充分履行生态服务责任。政府要充分履行好生态服务责任，通过多种措施加强农村生态产品的供给。政府要增加农村生态保护的资金投入，采取积极措施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到农村生态产品的供给之中，建立政府主导、多种筹资渠道的农村生态产品资金供给机制，确保农村生态产品的有效供给。政府要充分发挥协调作用，积极倡导各种社会组织参与到农村生态产品的供给之中，使农村生态产品的建设渠道多元化。对于少数基层乡镇政府财政资源紧张无力提供生态产品时，上级政府要担负起相应的责任，在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加大倾斜力度，确保这些地区农村生态产品能够有效供给。
(3)加强农村生态保护的宣传，切实担负生态宣传责任。政府只有切实地担负起生态宣传责任，加强农村生态保护的宣传，提高政府工作人员、乡镇企业人员和农村居民的生态保护意识，才能真正地促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干部培训、发放通知等方式加强对政府工作人员生态保护知识与理念的传播，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生态保护意识，尤其是政府领导干部的生态保护意识，因为“一切责任和义务都还是要落实到具体的人那里”。政府要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对乡镇企业人员、农村居民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生态保护宣传活动，提高乡镇企业人员、农村居民的生态保护意识，并将生态保护意识落实到日常生产生活的实际行动之中。
(4)加强农村生态环境的监管，严格落实生态执法责任。政府要严格落实生态执法责任，提高农村生态环境的监管水平和能力。政府要加快农村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和完善，加大对农村生态违法行为的监管处罚力度。要加强农村生态监管部门队伍建设，提高农村生态监管部门人员素质。要加强对乡镇企业经济行为的管理，对不履行生态保护责任的乡镇企业行为坚决制裁，严厉打击乡镇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加强对农村地区建设项目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的日常监督管理，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真正做到刚性执法与柔性管理相结合。
作者：杨霞霞 卢维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