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管理论文

小伙伴们反映都在为论文烦恼，小编为大家精选了《国际金融管理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当今国有大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大举开拓海内外市场，面对国内外市场的复杂形势和要求，如何适应所在地的水土多元化经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第一篇：国际金融管理论文

金融危机与金融风险管理

2009年6月2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和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联合主办、由国际风险管理师协会(PRMIA)中国认证中心承办的“2009’金融风险管理论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金融危机与金融风险管理”。参加本次论坛的金融界专家有:周道炯、吴小平、胡坚、罗平、王松奇、马庆泉、陈伟钢、丁志杰、罗忠敏、张文渊、党均章、李青云等,以及来自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再保险(集团) 、邮政储蓄银行、中信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包商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人员。与会专家和金融机构代表,就金融危机下如何加强金融风险管理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专家精彩观点综述如下。

一、中国亟需推动金融风险管理认证工作

王松奇(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在本轮金融危机中,我们已经看出了哪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最稳健,最健康,最有潜力。金融核心竞争力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金融职业经理人的人数和这个国家金融体系整体的风险管理水平。当然,有人会说美国风险管理水平不高吗?美国水平最高,但却是危机的发源地。所以,这里面一定有一个理论问题,为什么美国金融职业经理人队伍最庞大、资源最雄厚、金融市场最发达、法律最健全,但却成为这次金融风暴的发源地?这就说明背后有规律性的东西,值得我们来认真思考。本轮金融危机已经形成了一种趋势,就是金融体系开始向实体经济发展,过去那种杠杆率过高,金融风险过大,特别容易生成泡沫的金融服务体系,现在到了一个关口,需要重新进行矫正,首先应该从理念做起。中国在这一轮比较幸运,大家知道前几年中国建设银行、国家开发银行搞金融衍生产品,搞了若干年,最后只搞出七种产品,最后也没有推开。我们一直认为我们自己落后,现在看来幸好没推开。否则,我们受到的损失也会不可想象。因为我们的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还不如欧美国家。比如我们的银行购买衍生品的时候,就是看国际三大评级机构评级,一看三个A就买了。这充分反映了我们从微观上对金融风险管理人才的培养是不足的,我们的金融服务体系在提供标准化的服务,提供公平、透明的服务上差距是非常之大的。因此,我认为21世纪最重要的挑战就是看哪个国家能够真正培育出真正懂金融风险管理的职业经理人队伍,这是最关键的。

国际风险管理师协会,在中国开展风险管理认证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中国的金融系统,特别是银行业,如果能够进行这样的认证考试,进行金融风险教育,进行金融风险管理启蒙运动,必将对中国金融业防范金融风险,提升核心竞争力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中,对各商业银行来说很重要的就是提高金融风险的管理水平,我研究过一些银行的情况,金融风险管理水平不高,一些中小银行没有专业金融风险管理队伍,特别是城市商业银行。像民生银行,现在已经从事业部制走向全面风险管理了,但是和中国工商银行相比,差距还是非常大的,中国工商银行好多搞风险管理的处长到民生银行当一个部门副主任是绰绰有余的。中国金融业现在最急需的就是培养队伍,在职业风险管理队伍中,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怎么通过一种机制,加强风险管理的教育、考试、发证,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专业水平,然后在全国形成风气,我觉得这个事很重要。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势下,我们还有一些很重要的问题要研究,比如金融风险如何分类?金融风险如何累积?到达系统性风险的点在哪里?就是金融风险如何累积形成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能够演化成金融危机?另外,在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如何回过头来看金融危机生成的技术原因、市场原因和体制原因,包括人性方面的原因等。因为美国这次危机我们已经看的非常清楚了,据说世界上60%的律师在美国,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70～80%都是美国经济学家。但在危机之前,没有一个大牌经济学家对这次金融危机提出过预警,谁都没有想到。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在理论上和现实中存在着严重的脱节。所以,值得我们研究的东西太多了,基础一定是在金融体系中最基本的风险管理的那些东西。金融风险问题是最实在的金融问题,是理论和实践最重要的一个结合点,对于中国来说,我个人认为真正在理论上有很多年积累的专家不是太多,现在我们大家都应该虚心学习,利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大家努力学习新东西,推动中国金融风险管理认证工作,争取让我们中国金融体系有一个强大的人力资本基础,让中国金融体系真正成为最健康、最有发展潜力、能够对实体经济部门提供最有力支持的金融体系。

李青云(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金融风险管理在中国是较新的话题,很多东西可能都在思考之中,可以从金融风险管理的人文和人本角度进行探讨。之所以提出人文的问题,理由很简单,现在我们看到一些风险管理方面的教材,或者是一些技术,一些方法,基本上是国际经验的借鉴,而这个国际经验更多的是以英美系统为主。英美系统是否可以完美的移植到我们的中国背景上?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人文这两个字大家非常熟悉,顾名思义,就是人类社会各种文化现象,如果需要从细节角度做一个界定,符号是文化基础,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我们更为关心和熟悉的是什么?是文化的主要内容和规范。规范包括哪些?包括习惯规范、道德规范、法律规范等。基于长久的历史和自然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差异,我们很可能最终在不同文化中习惯不同、道德不同和法律不同。这样的人文差异就是我们所讲的本土化的原由。比如价值观里面,中国强调的是集体价值观,而在西方比较崇尚个体价值观,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决定了你对规范的理解和使用是不一样的。金融体系包含市场体系、融资方式、产品种类等,从这个角度,我国的金融体系显然和英美大为不同。金融体系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金融体系的差异核心,我国是银行主导型,以银行为核心,保险、证券、基金和信托企业深受银行的影响。另一个就是监管体系的差异,我们目前是分业监管。基于我们的法律体系和金融体系的差异,如果我们把风险管理问题拿进来看,你会发现很多内容和实质差异,比如说在中国银行业,基于现状我们会关心信用风险,尤其是现在各家银行做的授信风险管理。我们会关心操作或运营风险,然后关心市场风险,然后关心流动性风险。中国金融体系中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和海外截然不同。也就是说美国银行业会关心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因为是市场主导,市场产品太多了,创新太厉害了,市场太强大了,所以市场对于银行影响非常大,然后可能是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等。人本是金融风险的管理之道。这个话题更为基础,首先我们考虑一个问题,对人本的理解,人本的理解有很多种,我们今天理解两个层面,第一是需求层次。任何学派都强调一个概念,每个活生生的人,不管你是银行家、职员、官员、教授、学者,你在这个世间一定是有一个需求层次问题,在你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需求,而且总是递进上升。另外一个人本问题是什么?就是有限理性问题,有限理性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话题。基于这两个,我们有一个概念,大多数风险产生于人本身,当然有一些不可控的东西。比如说市场风险,比如市场风险怎么会把它理解为是人的风险?其实根据我们的关注,行为金融学是现在研究市场最有效的学科之一,如果认同这一点,你会发现在大多数市场里面交易行为背后是心理博弈。目前国内一些非常优秀的定量投资型基金经理开发出了基于数学群论的投资模型。把群论引入市场风险管理,它是以行为金融学为背景的支撑。行为金融学强调心理和行为,我们用群论模拟和复制这个东西,这是对于传统金融理论的一个冲击。如果这个群论的模型能够继续运行下去,基本就认同市场风险源于人本身。基于这样方法论的思考,如何加强金融风险管理,需要三个方面结合,经验的总结是免不了的,我们必须总结数据,因为大量的随机会得出稳定的规律,我们需要总结,继续累积数据,我们数据不足是一个限制,但是我们现在做的只能是进一步积累数据,进一步分析,进一步建模。但是如同刚刚讲的,模型有不确定性,我们预先的制度安排也有可能落空,因为没有人可以准确预测一切问题。所以,最根本的风险管理之道应该是有效的响应机制,就是看到风险,能够迅速的报告,披露,分析,迅速决策并落实和应对。既然我们讲人是复杂的,人是多变的,我们不可能完全依赖固定的东西对抗他,要制约它,只能以动制动,所以有效的响应机制是最后的关口。这需要我们文化的建设,整个机制我们明白风险可能存在于所有方面,尤其是现在最关心的操作风险。我们有了这样风险管理文化,有这样的风险管理意识,这样的意识依托于有效的风险管理人才。人才才是金融风险管理的根本所在。既然风险源于人本人,所以我们需要用更多的人和机制对抗这个风险。希望PRMIA中国认证中心能够对此做出更多贡献。

二、如何认识金融危机和金融风险管理

罗平(中国银监会培训部主任):金融危机和金融风险这个主题很有意义,风险管理说白了,就是强身健体,永恒的话题,为什么在这个环境下把风险管理摆在这么重要的地位呢?实际上是有两层意思,一个是监管部门有点推卸责任,说这是你没有办好,我没有责任,所以你要加强风险管理。另一个是从业人员说这事我自己捅篓子,我自己兜着,你别给我上套子,给我夹板,别说强化风险管理,你不要管太严,让我自身发展。所以,强调风险管理从不同人的角度来看有不同的含义。假如我们认定风险管理是永恒的话题,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监管的制度看金融风险,这是学术界、中央银行和宏观经济学家谈的问题,而监管部门谈的不多。为什么?这是监管部门的弱点、软肋。我的题目是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和补救方法,这个题目就比较有意思,讲的是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就是资本监管对经济发展推波助澜的作用,相当于买涨不买跌。接下来命题更有意思,就是补救措施,意思是什么?这个事你不可能彻底把这种现象杜绝,它将永远存在,你无非是把它的不良影响做一些调整。首先,美国不到一万亿的次级债,如何演变成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的?次级贷变成次级债,导致商业银行减息,然后就惜贷。所以资本监管发挥重要的作用。这种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学术界早有研究,大家如果做一下检索的话,就是国际清算协会有一个意大利的小伙子一直研究这个问题,他在前十年就提出这个问题。学术界积累很多真知灼见,就是没有人注意,巴塞尔委员会就一意的要推新资本协议。这次金融危机暴露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相当严重。

其次,什么是顺周期性?实际上很简单,就是资本监管不要起到一种落井下石,或者是推波助澜的不好的作用。比如去年GDP增长到14%了,还要继续扩大贷款,进一步放松政策,或者说今年是5～6%了,还要紧缩,这就是落井下石的顺周期性。它的定义非常复杂,我们把握这个主要含义就可以。从资本的角度讲是什么呢?你经济好的时候,借款人有现金流,抵押品的质量也良好,银行就一个劲的贷,但是经济下行的时候,行业受到影响,还不起钱了,客户评级要下降,抵押品的评级也要下降,整个银行资产质量就要下降,银行就要惜贷,这样就影响经济的增长。这就是顺周期性的基本的特点。大家知道顺周期性是根本无法克服的,因为这种趋利避害是人类的本能,就像我们贪婪一样,我们A股市场6000点还有人入市,但是到了1600点,反而没有人进,所以贪婪是人类的本性。那么如何补救顺周期性呢?国际上总结了四种方法,但是每种方法都有利弊。第一种方法是资本监管有顺周期性。把资本监管从8%提到18%,整个把标准提高,但是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商业银行可能没有充足资本支持经济发展。这个方法虽然可行,但是发达国家却不会支持。第二种方法,由监管部门根据自己的经验定。如果经济上行,提高资本充足率;相反经济下行,降低资本充足率。把资本充足率的8%作为一个参照点,但是上下可以浮动,变成一个浮动资本充足率。第三种方法就是与保险相结。银行经济下行的时候缺钱,可以上保险,如果银行缺钱,保险公司答应给钱。但是这个制度也有不好的地方,还不如让银行发优先股,或者是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换为股权的股票。最后一个建议赋予资本充足率一个系数。比如对现在的8%,再加一个系数,加一个1,但是这个可以上调到1.2、1.3、1.4、1.5,也可以下调到0.9、0.8、0.7,就是可变的资本充足率的公式。在应对顺周期时,我们还没有很好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第一,不论是监管部门还是中央银行,都难以真正把握经济周期,更不要说预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来没有预测经济危机,他有这么多的人才,他都做不到,他过去做不到,现在做不到,以后也做不到。所以,要求我们成功预测经济周期并采取措施,这也不现实。作为监管部门最重要的是什么?在经济下行的时候,今天商业银行有充足的资本,这个时候把资本释放出去,以贷款的形式出现,支持经济发展,这是不难的。所以,在资本监管顺周期性达不成结果的情况下,我们不妨走第一条路,就是要求商业银行在经济好的时候、利润水平高的时候,多提一些准备金、多提一些资本,要求商业银行提高拨备覆盖率,要求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这就是说在国际上并没有达成完全共识的情况下,依照我们的经验,依照我们的智慧采取主观判断进行决策,我觉得这是中国能够把银行办好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在国际上重大问题达不成协议的情况下,我们不妨走自己的路,也是可以成功的。

马庆泉(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金融危机发展到现在,可以从宏观的角度做一些反思。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就是理论认知风险是主导技术层面风险的,美国金融危机是发生在什么时点上呢?就是什么条件都具备了,金融危机不发生是不可思议的,发生是必然的。好多条件具备了,一个是从经济发展长期趋势角度来讲,在本世纪初前五年左右,美国长期经济发展的动力已经走到了顶点,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就是一个兆头,美国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就是振荡、不稳定的阶段了。第二个条件是格林斯潘想创造美国历史上最长期的经济繁荣,他提出这样一个梦想,提出很多理论解释,理论认知发生混乱和错误。第三,金融风险控制不到位,植根于人性弱点的贪婪和创新的追求,这些都是原因,这些因素集中在一块危机发生了。我觉得导致这么大的后果,理论认知的错误是非常重要的原因,这是非常重要的教训。第二,宏观风险主导微观风险。从微观方面采取一些措施,或者是风险控制的时候,要考虑宏观经济趋势、宏观金融趋势是什么样的,措施和做法符合不符合这个趋势。第三,长期的风险主导短期风险。在采取具体的某个时点上、某个阶段上的措施和做法的时候,要考虑一下现在采取的做法和措施符合不符合长期需要和长期发展趋势。考虑怎么样走出金融危机?我觉得现在取决于我们三口气的衔接,一口气是国家投资能不能成功带动民间投资,第二是刺激内需措施能跟未来两年国际经济回暖的气接起来,第三国内资本市场发展和实体经济的好转这口气接起来,这三口气接起来就好了。我们主流声音要支持现在宏观上采取的重大的政策措施,能够在战略上坚持这样一个方针,能够把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整个国际金融、国际经济的趋势大方向结合起来。说中国经济现在到底没到底,中国本来不存在这个问题,是被世界金融危机拉下马的。中国21世纪初是长期经济增长的阶段,只是因为东西方经济出现一个逆向发展的方向,现在出现这个状态。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让两个周期重新调整适应,我觉得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资本市场发展前途是光明的。

丁志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怎么看待金融危机的风险呢?马克思在关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出现羊吃人的现象,我们观察危机期间人吃人的现象,就是G20华盛顿峰会上做了一个总结,防止在未来的欺诈、操纵和滥用行为。我们在危机中看到一个很大风险,有别于正常时期的,就是危机中金融体系出现对整个社会的欺诈、操纵和滥用,就是中国企业面临的巨额的汇兑损失教训可以看出来。2008年中国企业由于汇率问题的风险产生巨大汇兑损失,损失原因有三个。

第一,是错误使用计价结算货币。去年5月底有一条新闻,说中国企业绝大部分以欧元计价结算,同时提到联合国在中国采购招标说明书里面提请中国企业用欧元结算,但是从后来发生结果看,7月份到10月份欧元对美元巨幅贬值25%左右。就是说我们把计价结算货币从美元改成欧元之后的损失就超过20%,包括去年美元汇率走势,我认为是国际协议,而不是市场行为。第二,中国企业在去年错误使用远期外汇交易,如果一个企业用远期外汇交易规避汇率风险是很合理的,但是最怕有人操纵外汇市场。我们的银行特别是外资银行的经济学家,一直对人民币汇率做出一个错误的预测和判断,来误导市场。大家如果回想一年前渣打银行2008年人民币会升值15%,就是说人民币对美元是6.3,实际上是6.8,这样使得一些企业担心汇率风险,卖出远期美元。所以,在中国市场的操纵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实现的。 第三,中国企业在去年过度的使用复杂的衍生品进行汇率风险管理。到所有银行的风险都不是简单的产品,都是非常复杂,前面都内嵌期权和某种指数进行挂钩。现在来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衍生品的滥用。通过去年中国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以及汇率方面产生的汇兑损失来说明金融危机的风险在危机发生的时期这种操纵、欺诈和滥用行为。

胡坚(北京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这个时代金融风险比任何以前的时代都严重,都危险,而且扩散性都强。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对各个层面金融风险的防范。第一个风险是超国家、超主权层面的风险,也可以叫国际金融风险,这个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长期依赖主权货币像美元带来的风险。第二个方面是金融危机的传染性风险,现在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不只是在一个国家,而是非常快的传染到其他的国家。第三个方面是在金融监管方面,如果不能协调而产生的风险,如果不能进行国际合作产生的风险。我认为这是超国家的,超主权的金融风险。第二个风险是国家内的金融风险,国家层面的金融风险。这方面的风险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合适的货币政策,如果货币政策不合适,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美国这次金融危机,我们看到和它长期低利率政策是有关的。第二是对金融市场过度监管和过度的不监管,这样引致的风险,干预的过度和过度不管都会出现问题。第三个是混业经营带来的风险,这是在国家层面需要注意的风险。第三个是行业层面的风险。在银行业方面主要应该关注银行使用涉足衍生金融工具带来的风险,这里面包括特别是一些储贷银行、房屋信贷银行过度涉足衍生金融工具造成的风险。至于商业银行自己的风险内控机制,要进一步完善方式方法和程序,我觉得主要探讨的是银行涉足衍生金融工具。在证券行业,现在问题是投资银行的作用如何重新定位,这次美国投资银行倒下了一片,剩下的转为普通的商业银行了,我们究竟需要不需要投资银行?如果需要,怎么控制风险?第二,在证券市场方面要关注资本市场新的融资模式、融资市场越来越多,包括私募基金,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如何控制风险,非常关键的就是它的风险来源是投资到哪里。

最后,这次金融危机发源于个人,也结束于个人,我们对经济生活中个人风险是不是要注意,现在从美国经验和发展中的情况来看有两个趋势值得注意,一个是严重的超前消费、透支消费带来的风险,以前没有注意到。第二个是个人对于财富增长的过分迷恋和贪婪的追求造成的风险,包括个人储蓄者和消费者,这两个风险如何进行控制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

三、面对金融危机如何加强金融风险管理

周道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席):金融危机和金融风险管理,这个题目特别有现实意义,而且有新意。为什么这样讲呢?我觉得这个主题是永恒的主题,包括我们提到的上世纪30年代也好、几十年代也好,包括现在讲再过二十年、再过三十年还会不会有金融危机?所以,这个题目非常好。专家学者和管理层,怎么样防范风险,加强风险管理,从现在来讲,可以从三个方面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第一,要从进一步改革开始,一边发展一边防范风险,不能因为发生金融危机,就停止改革。同样,我们针对发生的风险来进行改革,比如现在市场经济金融是最前沿,就要分析资本市场、保险市场、银行市场,还有在体制上有什么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还有资本市场怎么进一步市场化等等,这都是防范风险的范畴。这些问题不展开讲了,从体制上来研究这些问题,怎么有利于发展,又有利于防范风险。现在追究责任都是追究到基层,上层没有追究的,当然基层也应该追究,但是一层层的责任都要考虑,不然问题不好办。 第二,进一步完善法制,加强法制建设,依法监管。为什么美国出现这个问题?根本问题是监管不到位,缺乏监管。要不要搞创新?还要搞创新,现在是创新过度了,而没有监管,现在不能因为这个东西因噎废食,要从法制上研究这个问题,真正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我们有很多法律规定,但是很多都没有执行,有法不依,违法滥究,我们一定要加强法制建设,真正依法。还有现在银行发展很好,自主决策、自担风险,但是实际上,并不能完全自主。还有银行不能搞混业经营,中国原来银行是综合经营,后来因为出现几个问题了,就不能搞了。第三,就是人才,重视人才,留住人才。风险管理没有人才不行,这个里面就涉及到重视人才、培养人才的问题。我一直呼吁将来省、市、县,在市场经济情况下,应该配备熟悉金融的副省长、副市长、副县长,我们讲要懂工业的、要懂农业的、要懂卫生的,这些也需要,但是熟悉金融的也需要。现在安徽17个市都配备了这样的副市长,现在的人才很多,一行三会、这么多银行、这么多证券公司,派一个人去当副县长,不然他不懂什么是虚拟经济,什么是资本运作。

党均章(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这次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是对国际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制、机制以及风险管理有效性的一次实践检验。从这次检验过程中给我们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实务人员带来了许多思考。我认为造成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有这么几条。第一,投资者过度的收益追求,经营者的错位激励行为短期化,打破了收益与风险的均衡,使风险管理目标偏移,政策偏向风险,战略偏颇。第二,由于经营者、决策者风险偏好的调整,过度提高风险容忍度,放松了信贷和投资的条件,商业银行投机行为严重,大大偏离了监管部门要求的审慎经营原则。第三,复杂的不透明的创新产品,加上对计量技术的波动屏蔽了产品基本风险信息,使商业银行无法做到尽职调查和审查,特别是一些交叉性的产品,比如CDS这类组合产品。第四,银行内部风险管理的组织体系不严密,风险政策执行不到位,信息反馈、沟通渠道不畅,使风险防控措施得不到有效贯彻。第五,风险管理部门的独立性不够,风险政策对经营行为约束力不强。在这次危机中间,我们顶礼膜拜的西方风险管理者不是说没有做工作,而是在行为短期化利益驱使下,风险部门的声音已经被视为噪音,没有被重视。

在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内商业银行是没有风险这个概念的,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随着国内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开始以后,慢慢才有了风险管理实践和思想,特别是从2004年开始实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考核以后,监管部门由合规监管转向风险监管,加大了对商业银行监管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内各家商业银行才开始了自己的风险管理工作。结合这次危机思考,我们国内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上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为此,我有这样几条建议:第一,国内商业银行应该进一步的树立资本意识。大家知道以前我国没有资本这个概念,特别是监管部门在做资本监管之前,我们是没有资本意识。因此,在经营发展中,首先应该依据资本的情况确定自己的发展目标。其次,应该根据资本实力来确定风险战略和风险目标。再次,增强风险战略和经营战略的一致性和协调性,经营战略和风险战略如果相脱节,对于一家银行防范风险是不利的。最后,根据资本的能力状况,确定合理风险容忍度,风险容忍度确定不好,容易使商业银行经营者发生在经营中的投机行为。第二,建议各家银行进一步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一是要认识银行经营管理的本质到底是什么?银行是经营风险的企业,特别是在业务越来越复杂,市场越来越多元化的情况下,风险管理能力应该是一家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二是重视交叉产品的交叉风险管理,从这次危机中看到许多交叉产品交叉风险管理职责不明晰,管理职责缺位,风险管理单一化,比如许多投资产品、证券化产品,我们只从市场风险角度考虑,对信用风险忽略了。三是树立全机构、全业务、全过程和全人员的风险管理共同职责的意识。第三,建议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在决策层和高管层建立自己的风险管理委员会,在各级机构应该建立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在各级机构的业务部门建立风险窗口。第四,强化董事会在风险管理上的责任。董事会作为一家银行的决策机构,他是经营战略、风险战略的制定者,他的偏好、他的决策导向影响着战略决策和风险决策。第五,应该强化高管层风险管理委员会在业务决策上的话语权。第六,建议不明晰风险管理职责和任务,确立风险管理部门权威,增强风险部门独立性,制定规范、清晰的风险管理流程。第七,进一步改进风险管理方法和技术。

四、保险业加强风险管理有自身的特点

吴小平(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中国的保险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有什么经验教训,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应该怎么吸取经验教训是很重要的。保险行业在这次金融风险当中受到了重创,世界上最大的上市保险公司美国AIG,美国政府为了本国金融体系花了1800亿美元救他,用他支撑金融体系,如果他破产了,美国、欧洲不知道多少家银行和证券公司倒闭,全世界末日就到了。怎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呢?我对于AIG很熟悉,去过多次,这个公司是发展非常快,他是1919年在上海起家的,然后搬到美国,他的海外业务,有关是亚洲业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超过美国本土业务。但是最大的特点是他敢冒高风险,人家保险公司不敢干的,他敢干,而且他的确干成功了。AIG在美国证券市场上市以后要求利润回报每年必须高于15%,而且的确做到,上市的时候市值十亿美元,后来是几千亿。所以,他这么高的回报,他必须冒非常大的风险。第一,保险的风险在什么地方?保险风险主要是在资金应用,在投资上,这是出大风险的地方。传统的保险,人寿保险、财产保险会出问题,但是不是灾难性的,但是投资如果出问题,是有大风险的。保险的资金如大河、小河、小沟汇聚在水库里面,水库的堤坝倒了,你千千万万的保险人,尤其是长期的人寿保险、养老保险、年金保险,那些人几十年付的钱就没有了。这也是美国政府为什么用那么多钱救AIG,而不救雷曼兄弟的原因。第二,保险跟证券公司不一样,保险基金管理公司不愁钱的来源,他用的是保险尤其是人寿保险资金,人寿保险是密切的,但是这些钱的性质不一样,人寿保险资金自动流到保险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他投资的时候资金的性质整个原则上是安全、流动、收益,大家都是说安全第一,但实际上我知道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都是把收益放在第一。收益不但可以发展新业务,而且对自己的利益和奖金都有关系,风险管理变成了虚的东西,不出事都是好的,出了事就找外界原因,流动性就看你量大。所以,我觉得保险从监管部门都应该非常明确把安全放在第一,流动第二,收益第三。如果把这个次序变动了,这个风险随时可能会爆发。第三,防范风险,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就是前面几个专家说的?防止投到那些金融衍生产品上,这次金融危机中出问题就是出在这个上面。所以,保险资金,尤其是寿险资金,对金融衍生产品要特别注意。比如美国AIG,他做CDS的时候,过去赌赢了好多次,但是这次输了,就垮了。另外,大家觉得中国发展很快,有实力了,按照国际上的说法是扩大自己业务,应该通过海外资本市场运作收购,这是一个流行的说法,但是从平安的案例来看,我不反对海外收购,但是要非常谨慎。因为国内公司对真正的资本主义了解的并不透。第二,即使收购成功,由于文化和西方国家差异太大,也会很困难。

最后,保险公司在整个经营管理上,要把风险管理放在第一位,但是风险管理平时一些规定做法看起来很虚,你也不能说一个金融不要发展速度、不要市场规模、不要利润,这个不现实。我的想法是你的发展速度和市场规模和利润一定要建立在非常完美的非常严格的风险管理基础上,这样可能会比较好。否则你单纯讲发展速度,单纯讲利润,这种理论是建立在高风险基础上,对企业经营非常危险。

罗忠敏(中国保险学会会长):在中国金融体系里,保险业是一个很幼稚的、很弱小的一个行业。就从今天风险管理论坛来看,风险管理的研究问题大家还是集中在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银行问题、证券问题。保险业在金融体系里面非常弱小,非常幼稚,在有关风险管控和风险识别等一些重大问题上,能力是亟待提高。当前对于我们发展和成长中的保险业来讲,到底怎样看待保险业的风险,因为保险业本身是提供经济保障,他本身是为社会风险管理当好顾问的,这是它的基本特点,但是本身的风险是什么,都在哪里,对于保险业本身存在的风险怎样识别,怎样管控,对于保险业风险的综合评价体系到底怎样形成,怎样看待。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在这些重大问题上我们都在学习、研究和探索过程当中。比如我们在中国保险学会工作,中国保险学会是学术性的社会团体,但是我们现在的能力和水平还不是一个研究机构,我们从事具体工作的人员,还不能称为是研究人员。

现在中国保险业到底存不存在风险,现在主要的风险都集中在哪些主要方面,或者是关键点上,对于这些风险应该怎样进行管控,特别是现在金融一体化,混业经营逐步成为一种趋势的背景下。比如现在保险集团公司的一些产生,混业经营大量出现,包括银保合作的问题当中,保险现在风险到底怎么识别,怎么管控,对于当前保险业提出来的回归本业的问题,对于保险业的结构调整问题,对于保险业风险管控,是以偿付能力为核心,除了这个核心以外的其他方面怎样进行管控?而我们作为监管部门来说是以偿付能力为核心进行监管,还是在一种提倡和探索过程中,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监管还没有刚性化,没有形成硬性的东西,而且往往是强调中国一些具体国情和一些具体问题。因此,在研究金融风险防范和管控中,应该加大对保险业风险识别和管控的关注,帮助解决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通过PRMIA中国认证中心对风险管理师进行培训和认证,也是很好的途径。

作者：黄育华

第二篇：大型国际金融集团总部职能与管理（上）

当今国有大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大举开拓海内外市场，面对国内外市场的复杂形势和要求，如何适应所在地的水土多元化经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本文对汇丰、花旗、德意志银行、美国银行、富国银行、英国苏格兰皇家银行、三菱日联、瑞穗、三井住友、加拿大皇家银行、瑞士信贷集团、法国巴黎银行、JP摩根大通银行等大型集团总部职能及其部门设置情况作简要介绍，笔者不对有关差异性或共同性进行评论。尽管某些特点有较强的普遍性，由于治理传统、法制、文化和经济环境等的差异，它们未必值得国内金融机构的借鉴，但对境内大型金融机构适应日益国际化、复杂化的金融市场环境可能有所启发。

集团总部职能与管理架构比较

以母体控股公司为总部是集团基本架构的主流

整体组织管理架构上，由金融控股公司下辖各类附属公司是主流模式，也有部分金融集团以统一法人兼营多种金融业务并通过个别子公司补充。从本文考察的十余家国际金融集团来看，绝大多数都通过母公司为控股公司下辖附属公司的架构来构建管理体系，汇丰、花旗、富国银行、日本的三家金融集团等都是，即使在区域上非常重视分支行架构的美国银行，也采用了较为复杂的多层级的控股架构。

采用金融控股集团的模式既与所属国监管法规有关系，也与风险隔离选择有关。一体化的法人加分支行模式作为基本框架，有助于集团化效应的增强，但是在风险隔离，尤其是下辖较为复杂的多元化经营格局，难于构建有效的跨行业、跨国家、跨地区的防火墙体系。这也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监管要求金融集团混业经营的同时，需构筑相对隔离的控股公司架构，来防止跨行业风险的渗透。很显然，以商业银行作为母体的金融集团架构中，下辖证券、租赁、保险、信托等非银行附属公司，要构筑有效的跨行业防火墙体系的难度加大，对于监管当局的有效监管的难度也大大提升。

英国的大型金融集团通常是以控股公司为基础构成的。汇丰集团是由汇丰控股公司及其附属机构组成。汇丰控股作为集团总部，是其附属公司的股本持有者，其控股架构有较为复杂的层级特点，一些核心附属公司往往是经过多层级控股而形成。根据汇丰控股董事会的授权，集团管理委员会负责集团的管理和日常运作。汇丰控股并不向任何附属公司提供核心融资，也不在其权限内从事任何银行业务。从地理区域来看，汇丰集团是地区银行构成的一个网络且以本地公司化银行实体为主要载体。英国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是一家以英国为基地的控股公司，它有两个主要的子公司，即苏格兰皇家银行和西敏寺银行。

美国的大型金融集团普遍以金融控股公司做母体并且下辖附属公司形成。花旗集团是由其母公司花旗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形成的多元化金融集团体系，该公司直接控股花旗公司和花旗控股公司。美国银行是一家银行控股公司和金融控股公司，通過其子公司或联属公司提供多元化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服务和产品。其母体公司控股了美林有限公司和NB控股公司，然后再由两大公司分别控股下辖承载具体金融业务的附属公司。富国银行是根据特拉华州法和《1956年银行控股公司法》组建的金融和银行控股的公司，该公司通过其子公司和联属公司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但以零售业务为主，批发银行业务和个人金融业务为辅。JP摩根大通也是根据特拉华州法组建的金融控股公司，该公司的主要银行子公司有摩根大通银行和美国大通银行。

日本的大型金融集团普遍是金融控股公司为母体的架构。包括日本瑞穗、三菱日联、三井住友都是如此。例如，三菱日联集团总部是控股公司，下辖各类子公司，包括三菱日联银行、三菱日联证券控股公司、三菱日联融资租赁公司、三菱日联信托与银行公司、三菱日联NICOS公司等。

以投行或商业银行为母体的金融集团公司的典型代表是德意志银行和加拿大皇家银行，它们没有构造专门的控股公司作为母体。德意志银行是以投资银行为母体构建的集团化经营体系，其母体直接从事投资银行、公司与零售银行以及资产、财务管理等业务，同时该母体在全球有多种多样的附属公司从事各类金融服务。加拿大皇家银行是以银行为母体并下辖子公司而形成的金融集团，其直接控制的主要子公司包括皇家银行按揭公司、RBC资本信托、RBC多米尼证券有限公司、加拿大皇家信托公司、还价信托公司、皇家银行控股公司、加拿大皇家银行金融公司、RBC投资管理（亚洲）有限公司、RBC资本市场（日本）有限公司等等。

业务管理体系突出条线管理兼顾地区管理属性

大型国际金融集团在纵向业务管理体系上，突出条线特点的事业部或准事业部制最为流行。事业部或准事业部制与分支行制虽然没有绝对的优劣，但是围绕高效服务客户的中心，传统的总分支行体制已经重视汲取事业部条线运作相对高效率的特点；事业部制则因客户需求的综合化、多元化和复杂化需要广泛吸纳分支行制的某些优点，加上国际性银行因其活动范围的广泛，需要按照地区或国家设置机构，使得产品线和区域线主管的分工和协调合作也不得不共同强化。

花旗的业务管理体系由三大板块构成。一是花旗公司的集团消费者金融业务（含零售银行业务、花旗品牌卡、花旗按揭和商务金融业务）和集团机构客户业务（含证券和银行业务，如投资银行、债务和股本市场、融资、私人股本、对冲基金、不动产、结构性产品、私人银行、股本和固定收益研究；交易服务，如资金和贸易解决方案、证券和基金服务）；二是花旗控股的经纪业务、资产管理业务、本地消费者融资和特殊资产池；三是其他（含资金、运营与技术、全球人力资源职能和其他公司支出、非连续的运营等）。花旗集团的业务体系还有较强的区域色彩，如花旗有限公司下辖的地区消费者业务分为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EMEA）、拉美以及亚洲四大区域。

汇丰拥有包含环球业务、地区及环球部门的矩阵管理体系。汇丰集团业务管理上分为四大板块：零售银行和财富管理（资产管理、财务策划、经济业务、制订寿险等）；工商业务（含企业融资、资本市场和证券服务等）；环球银行和资本市场（含企业融资、资本市场和证券服务）；环球私人银行（资产管理、财务顾问、经纪业务、另类投资等）。这四大业务一般都有存款、账户服务、资金管理等服务。环球业务负责在集团内开拓、实施及管理业务计划，同各地区在集团战略范围内制订自身策略，负责发出有关这些业务的规划指引，对其利润及亏损负责，并管理属下员工。汇丰集团跨越85个国家和地区，在地域上也有六大区域划分的概念，即欧洲、香港、亚太区、中东与北非、北美和拉美。地区负责落实执行环球业务所制订的业务策略。环球部门（如汇丰科技及服务等）负责支援并配合落实有关策略。

JP摩根大通集团业务管理分为消费者业务和批发业务两大板块。消费者业务包括消费者和社区金融，具体分为消费者与商务金融、按揭银行、银行卡和商务服务与汽车金融等。批发业务分为公司与投资银行（具体包括投资银行、资金服务与借贷，以及固定收益市场、股本市场、证券服务、信用调整与其他等市场或投资者服务）、商务金融（中型市场金融、商务项目借贷、公司客户金融、不动产金融等）和资产管理（私人银行、投资管理等）。这次重组将零售金融服务、卡服务和汽车金融业务整合形成一个业务条线，即消费者与社区金融服务（CCB）；投资银行和资金、证券服务条线整合为统一的业务条线，即公司与投资银行（CIB）。商务金融与资产管理则未受上述整合的影响。

富国银行业务管理架构上分为三大领域，即社区银行、批发银行与财富、经纪与退休金管理。社区银行是向消费者和小企业提供一系列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也通过附属机构向零售客户、证券经纪提供投资管理和其他服务。批发银行是提供一系列的商业银行、公司、资本市场、现金管理和不动产金融产品与服务，有传统的商业贷款与信用服务、信用证、资产为基础的借贷、设备租赁、国际贸易融资、贸易融资、托收服务、外汇交易服务、资金管理、投资管理、机构固定收益销售、利率、商品和股权风险管理等等。财富、经纪与退休服务是向客户提供一系列的金融顾问服务，包括提供丰富和高附加值的财富管理解决方案、财务规划、私人银行、信用、投资管理和信托等。

日本瑞穗金融集团业务包括三大板块，即全球公司银行业务、全球零售银行业务、全球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全球公司银行业务旗下主要有瑞穗实业银行和瑞穗证券；全球零售银行业务包括瑞穗银行、瑞穗投资者证券业务和信用卡业务等；全球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包括瑞穗信托、瑞穗资产管理、私人财富管理和托管业务等。作为瑞穗金融集团的核心子公司之一，日本瑞穗实业银行管理架构中有专门的利润单元，旗下有具体的业务单元，包括：（1）公司（大公司）银行单元；（2）公司银行单元下辖公司银行协调部等等；（3）金融机构与公共机构业务单元（下辖金融机构与公共部门业务协调部）；（4）国际银行单元；（5）投资银行单元；（6）资产管理单元。

三菱日联金融集团总部内设职能包括零售业务、公司银行业务、信托资产业务、环球业务、环球市场业务。一是零售业务总部，含零售业务规划部、零售分支机构管理部、零售业务发展部、私人银行部、零售业务促进规划部和零售信托业务规划部；二是公司银行业务总部，内设公司业务规划部、信托业务规划部、公司与投资银行业务规划部、公司业务发展部；三是信托资产业务总部，含资产管理和行政管理规划部；四是环球业务总部，内设环球规划部、环球风险管理部、美国控股部、EMEA集团战略部；五是环球市场业务总部，内设环球市场规划部。

立足管理效率和成本控制并梳理整合總部职能

自2008年以来，全球性金融危机带来的盈利和成本控制压力不断提升，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呼唤效率，资产和机构规模日益庞大的大型金融集团高度重视组织管理体系的检视，立足效率和成本优化来梳理和整合总部管理职能。适当精简总部职能，完善板块化或单元化的职能体系颇为流行。

汇丰集团2012年年报重申继续简化汇丰架构。2011年5月汇丰推出的四项计划继续取得进展，这四项计划旨在简化汇丰的架构，使集团更易于管理和监控。该四项计划包括：落实一致的业务模式；重整环球部门；重整营运程序；精简资讯科技系统。在组织管理体系方面：组建“8×8”架构，即集团行政总裁与前线职员之间最多设立8层架构，扩大掌控范围（每名经理可有8名下属）；四大环球业务，设有目标业务与营运模式，因已经终止经营非策略性业务，可以集中组织资源；11个环球部门，管理环球资源，更易于执行全球掌控。并在目前用以评估集团业务的五项策略评估准则（国际联系、经济发展、盈利能力、成本效益及流动资金）之上，增加了第六方面的考虑，即要求就金融犯罪制订环球标准，并根据这些标准评估现有及新增客户关系和活动。

瑞士信贷集团在总部的管理职能方面组建了由首席财务官、总法律顾问、首席风险官、首席信息官和智力、品牌、信息传媒首席官等牵头的五大主要职能体系，此外还有机构统一协作和公共政策职能。首席财务官下辖包括公司发展、公司不动产与服务、绩效管理、财务会计、集团保险、集团财务计划与分析、投资者关系、新业务、运营、产品控制、税务和资金等16个职能领域。总法律顾问下辖职能领域有法律和合规。首席风险官下辖领域包括战略风险管理、信贷风险管理、风险分析和报告、操作风险监控活动。首席信息官下辖领域包含技术支持以促进执行和产品的传递、设计新技术系统与平台以满足业务和服务需要。智力、品牌和信息传媒首席官，其职能包含人力资源、公司资讯、公司品牌和广告等构成。

日本瑞穗金融集团重视整合业务条线之外的职能体系。构建大部门附属的小部门的体制，其有关职能总部包括：内部审计总部、战略规划总部（包含公司规划部、公司资讯部和行政管理部）、内部控制与会计总部（包含财务规划部、会计部、投资者关系部）、风险管理总部（包含风险管理部和信用风险管理部）、人力资源总部（内设集团人力资源部）、IT与系统总部（包含IT、系统规划部和运营规划部）、合规总部（内设合规与法律事务部）等。

三井住友银行作为三井住友集团的核心公司，其内部组织体系包括六大单元体系。（1）资金单元；（2）投资银行单元；（3）公司服务单元；（4）合规单元，含综合事务部及其附属的融资产品合规部、融资犯罪预防部、国际合规部、法律部；（5）公司行政单元；（6）风险管理单元，含公司风险管理部及其附属的公司管理系统部、信用与投资规划部及其附属的信用组合管理部。

法人化和外设外包可分离职能来降低管理成本

成本领先是企业竞争三大基本战略之一，成本控制是所有企业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管理课题，由此大型金融集团可分离性职能的分设、外包和法人化成为一种趋势。大型金融集团总部往往处于人力、运营、管理成本极为高昂的大都市中心，为了有效降低运营和管理成本，各金融集团纷纷将可分离的操作型职能选在成本相对较低城市，即使在总部必需的一些支持职能也努力将其相关人员设置在远离高成本总部大楼的郊区。还有的则在全球范围考虑人力、技术和管理成本等因素，将一些可分离的业务中心设置于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有的将可分离的业务或服务通过专门化的非银行子公司来承载，如数据服务公司、呼叫服务公司等；有的甚至将这些业务或运营外包给专业化的机构，例如金融软件开发、金融数据处理、支付清算的部分环节、自动柜员机服务、票据整理、缩微和仓储、信用卡业务、现金运营与处理、客户服务中心（呼叫中心）等。

花旗集团服务外包。花旗早在2009年就开始将部分面向美国区域客户的投资服务外包给外部顾问公司，并将数百名员工转移到新的工作岗位，根据该计划花旗集团每将一名客户带给独立顾问公司，后者都向该集团支付一定费用。花旗银行近年来在IT技术部分外包问题上做了大量的探索，同时也推动法人化的花旗技术服务公司的设立，例如早2002年8月花旗集团旗下的花旗银行在上海成立了附属子公司——花旗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其目标是通过提供软件开发和相关技术服务支持花旗集团全球业务的发展。

汇丰在全球设置技术服务公司。如早在2002年便设立了汇丰数据处理（上海）有限公司，后演变为汇丰技术服务（中国）有限公司。汇丰银行将呼叫中心设立为独立的公司来降低成本运作，例如在中国成立了汇丰环球客户服务（广东）有限公司。

风险管理独立性兼顾具体领域风险管理一体化

众多事实证明即便是大型国际金融集团，如果没有有效的风险控制，盲目的多元化和复杂化更容易招致危机。大型金融集团普遍重视风险管理，几乎所有金融集团的董事会均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并将对信用风险管理视为其核心内容，设立专门的风险管理部门的同时高度关注其职能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为加强风险管理的有效性，重视在业务条线、地区、一些重点产品领域设置专门化的风险管理职能，同时通过一体化风险职能条线的报告机制确保风险管理的相对独立性。在金融集团总部风险管理职能体系中，董事会风险委员会、首席风险官（或风险总监）、风险管理会议以及专门而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等体制机制普遍受到关注。信贷风险是大型金融集团最为关注的风险类别，多数将信贷管理职能融入到风险管理职能体系中，也有部分金融集团将两者并行起来。在以控股公司为母体的架构中具体的信贷管理职能（如信贷审批、信贷调查、客户评级评估等）多数不再体现在总部职能中，而在区域性或承载核心业务体系的子公司。

花旗集团董事会下设有风险管理与财务委员会。花旗针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通过业务、地区和重要产品三条路径来管理。花旗集团的每一个业务总部都有一位业务首席风险官（Business Chief Risk Officer），是风险决策关键点，负责风险限额和批准业务交易。还有地区首席风险官（Regional Chief Risk Officers），他们分别由花旗亚洲、花旗EMEA，花旗拉丁美洲聘任，负责在其区域内的所有风险，是地区业务主管和当地监管机构就风险事宜的基本联系人。另外还设置了产品首席风险官（Product Chief Risk Officers），其职责是负责管理那些对花旗极为重要的领域的产品风险，例如不动产和结构性市场以及重要的信贷。

信贷风险是花旗面对的最重要的风险，花旗有一套管理所有业务信用风险的成熟架构，这包括界定风险偏好、信用限制、信贷政策，既有业务条线也有公司层面的。在花旗的各层级机构和业务条线中各个独立风险管理部门也有独立的风险主管，所有风险主管都向首席风险官报告，受首席风险官的管理。花旗中国董事会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定期评估花旗中国的全面风险状况，为制定风险管理及内部控制战略政策提供参考，并监督相关战略及政策的执行。首席风险官在高级管理层面总管花旗中国所有信贷风险和市场风险管理职能。风控董事审批超越首席风险官权限的事宜。花旗中国首席风险官下设的风险管理部设置了五个主要的风险管理分部门：信贷审查部、商业银行风险管理部、个人银行风险管理部、市场风险管理部、企业营运风险部。其风险管理部门的职能主要以客户类别划分，各风险部门分别设立部门主管，负责拟定所辖部门的风险管理策略及工作计划，牵头制定/更新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并监督其实施。可见，花旗中国的风险管理架构将信贷审查纳入到风险管理体系中。

汇丰集团总部设有风险管理部门。其风险管理架构中，突出董事会、集團风险管理委员会、金融系统风险防护委员会、集团管理委员会风险管理会议、集团管理委员会环球标准督导会议、环球风险管理委员会以及负责风险相关事宜及环球业务风险管理委员会的附属公司董事会下属委员会等机制的作用。集团管理委员会风险管理会议（Risk Management Meeting）负责拟定高层次的集团风险政策、执行被授予的风险管理权限、监督风险偏好和控制的实施、监测各类风险并决定适当的缓释措施、促进风险管理的集团相互支持文化。环球风险管理委员会的职责，支援风险管理会议及集团风险管理总监，为环球风险管理部提供策略方向，制定工作的优先次序及监督有关工作、监督环球风险管理部采取一贯的方式承担风险方面的责任以及采取减轻风险措施。

汇丰集团对信贷风险实施高度集中管理体制。环球风险管理部负责进行独立信贷监控， 下设信贷风险管理部（另有一个与信贷相关的收账部）。董事会授予汇丰控股有限公司若干人员信贷审批权限；董事会也对附属公司的若干人员授予信贷审批权限。每个附属公司的风险管理总监均向当地行政总裁汇报与信贷相关的问题，也同样须向环球风险管理部的集团风险管理总监汇报。信贷风险管理部职责主要有：制定集团的信贷政策；向营运公司发出指引；独立审查及客观评估风险；监督集团内各组合的表现及管理；控制源自主权实体、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以及非纯粹持有作为交易用途的债券的风险；制订大额信贷风险的集团政策；控制跨境风险承担；贯彻执行及建立风险评级架构和制度；向风险管理会议、集团风险管理委员会及董事会汇报高风险组合、风险集中等情况；代表汇丰控股就相关事宜与监管机构、评级机构等接触。

美国银行的环球风险管理职能部门是由首席风险官领导。首席风险官领导风险管理体系中的高级管理人员，并独立于公司的业务条线和企业的其他控制职能，在发展和推行风险管理举措方面保持充分的自主性。首席风险官直接向行政总裁汇报。美国银行环球风险管理部由企业风险团队（Enterprise risk team）和独立的业务风险团队（Independent risk team）两类团队组成，他们均向首席风险官汇报，并独立于业务和企业控制职能。企业风险团队负责建立企业风险管理方面的政策、计划、标准，以企业层面的风险监测、督察等工作。业务风险团队负责其所在业务条线有关风险政策、限额、标准、控制、度量等等。

加拿大皇家银行总部设有风险管理总部（Group Risk Management ，GRM）。董事会下设有风险委员会，集团执行与集团风险委员会及高级管理风险委员向董事会及其风险委员会汇报。首席风险官和风险管理总部负责促进集团风险文化、监管有关风险偏好的风险架构、维持公司范围的识别、计量、控制和报告重要风险的行动。风险管理委员会（由风险总监负责）向董事会风险委员会进行汇报，银行经营平台的各业务线也有相应的风险管理部门。在风险管理部门中设有风险评估部、市场风险管理部、操作风险管理部、合规部等专业风险管理部门，集中进行全面的风险管理。

德意志银行总部设有风险管理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整个集团的风险，直接对董事会负责。在风险管理委员会之下，设有具体执行各项任务的附属委员会。同时，在银行组织内部，设有首席风险官，下设首席信用风险官、首席市场风险官和首席操作风险官，使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得到统一的管理。德意志银行全球风险管理与集团职能部门是各自独立的，各个区域和职能部门都设有信用风险官、市场风险官和操作风险官，直接向集团首席风险官进行汇报。德意志银行（中國）有限公司首席风险官下设信贷风险管理部、操作风险管理部、市场风险管理部。

日本三大金融集团一般将风险管理与信贷管理职能分开设置。三菱日联集团在总部设有风险管理职能和信贷管理职能。信贷管理方面专设信贷与投资管理部。在风险管理上，既有综合性的风险管理职能部门，也有条线上的风险管理职能，即前者是公司风险管理部，后者如综合环球业务总部下设有环球风险管理部。三井住友集团总部设有公司风险管理部及其附属的风险管理系统部。信贷管理方面，设置了信贷与投资计划部并附属有信贷投资组合管理部。三井住友集团在业务条线中也有风险管理职能表现，如在国际业务单元设有信贷部美洲分部、风险管理部、亚洲信贷部、信贷管理部（国际业务单元）；在公司服务单元中设有信贷行政管理部（下设信贷业务部）。三井住友集团在审计职能上突出信贷监督，其总部内部审计单元设有信贷审查部。瑞穗集团总部因其控股公司职能精简，仅设置风险管理职能而无具体信贷管理职能；它设有风险管理总部，包含风险管理部和信用风险管理部；其核心子公司瑞穗实业银行四大一级板块中有信贷总部，该部包含了公司信贷部及其附属的信贷管理部和信贷行政部、金融产品信贷部、公司研究部、国际信贷部（含东亚信贷部、亚太区信贷部）、美洲信贷部、欧洲信贷部。

（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中国工商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办公室）

作者：李金泽

第三篇：从资本管理和风险控制视角看国际金融危机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宏观政策失当、金融监管失职、金融创新过度等一系列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推动现代商业银行发展的资本管理和风险控制也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了突出问题,例如,资本不能有效覆盖所有风险,风险未能得到有效计量和控制等。为了防止此类金融危机再次发生,必须加强银行的资本管理和风险控制,进一步改进和完善风险监管,保证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

在近30年中,国际现代商业银行发展有公认的三大进步:一是关于资本的理论;二是风险计量技术的发展;三是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体制的进步。从危机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来看,尽管体制问题确实存在,但更为关键的是由于市场环境的巨大变化,使得巴塞尔协议所重点推进的资本管理和风险量化能力失去其应有作用。

资本不能有效覆盖所有风险

马克思讲过:资本是作为新开办企业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器。从银行角度看,作为一部风险机器,资本是其承受各种损失的“缓冲器”,是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现代银行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资本必须有效覆盖各种风险,这就是巴塞尔协议近20年来不断修改完善的一条主线。1988年出台的巴塞尔协议,目的就在于限制银行在资本不足情况下的规模过度扩张,而2004年新资本协议的出台,使得资本覆盖范围更广了,除了信用风险外,将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也加了进来。但从这次危机的实践来看,资本并不能有效覆盖所有风险,资本约束也有它的局限性。

首先,资本不能有效应对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对银行的影响是即时和突然的,它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短期资产价值不足以应对短期负债支付和未预料到的资金外流;二是筹款困难;三是流动性极度不足。客观地讲,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一些发生问题的金融机构,其资本充足率并没有明显低于8%的监管要求,有的还高于8%。如果各类金融机构都遵守这一监管要求,最低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即12.5倍的杠杆率,那么金融资产膨胀就不会漫无边际。但是这些机构的流动性仍然出现了问题,最终导致了破产或被收购、政府托管的命运。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杠杆率近年来迅速膨胀,有的甚至高达60倍以上,而商业银行通过影子银行体系也使杠杆率扩大到失控的地步;二是虽然新资本协议中对流动性风险提出了管理的准则,有些国家的监管机构也对流动性风险提出资本要求,但若通过资本解决流动性风险将大幅度提高商业银行的监管资本要求。因此,如何建立科学完善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机制、加强流动性管理,是全球金融机构所要面临的重要课题。

其次,资本不能覆盖衍生产品。从现代银行风险管理角度看,我们常说的资本覆盖就是指为实现经营,必须通过有限的资本制约银行规模的无限扩大,它反映出经营者的风险偏好,就好比一条大河必须要修堤坝,水位超过50米的,千年一遇;超过40米的,百年一遇;超过30米的,十年一遇。到底要修筑多高的堤坝,有一个风险和资本的关系。关于风险与资本的关系可用一个公式说明。一般而言,为选择合理的风险容忍度,通常要借助以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RAROC)来衡量风险资本和收益的关系,即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率RAROC=(收益-经营成本-预期损失)/风险资本。根据这一公式,要保证RAROC最大化,则须降低预期损失和风险资本。反思这次金融危机,从分子来看,由于大量复杂衍生产品的出现,在“蝴蝶效应”的作用下,使金融体系的预期损失难以计量;从分母来看,如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CDS)的发行量估计约有62万亿美元,即使银行只持有CDS总量的一部分,也需要计提大量的资本。这样分子无限小,分母无限大,使得风险调整收益率无限小,银行将面临无利可图的境地。目前新资本协议尚未规定衍生产品的资本计量方法,这是新资本协议有待改进的重要方面。

最后,风险的相关性增强。从目前情况看,金融机构投资的证券化产品基本上列入了交易账户,银行对交易账户的风险管理以市场风险为主。但必须看到证券化产品的基础资产是信贷资产,证券化后的信贷资产在市场上不断打包、交易,从而将信用违约风险带进交易账户,使得交易账户从原本单纯的市场风险发展到集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于一体的综合性风险,金融创新使风险之间的相关性增强了,并进而产生叠加效应。然而在现实中,金融机构往往对交易账户中蕴含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全面管理关注不够。新资本协议对证券化产品的风险计量方法中,也没有涉及到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的要求。因此,加强对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风险管理是当前国际金融界面临的一大新课题。

风险未能得到有效计量和控制

纵观现代银行风险管理的发展历史,主要呈现以下趋势:第一,逐渐从经验判断主导向经验判断与量化管理相结合,并逐步强化量化管理;第二,逐步从笼统的风险管理过渡到专业化的风险管理;第三,逐步从注重单一风险管理过渡到组合风险管理;第四,逐步从被动风险管理过渡到主动风险管理;第五,逐步从分散的风险管理过渡到全面风险管理。风险可能带来损失,损失又可划分为预期损失、非预期损失和异常损失,要实现资本对风险的有效覆盖,对风险的有效计量和控制是前提。但是次贷危机的实践说明,在金融衍生产品爆炸性增长,交易网络日趋一体化,金融市场多样化,投资主体及投资工具日益同质化的情况下,风险计量面临巨大挑战,加之建立在非理性预期假设的模型误导,从而更造成风险计量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的基础发生了动摇。

首先,忽视交易账户的违约风险。银行的表内外资产可分为银行账户和交易账户资产两大类。银行账户包括存款、贷款等传统银行业务,银行账户的风险主要是信用风险。交易账户是指银行债券、外汇、股票等交易以及与这些交易相关联的产品。交易账户业务的风险主要是以利率、汇率等变化为特点的市场风险。

金融机构往往忽视交易账户违约风险,导致巨额损失。在危机中,由于对信用评级正确性的怀疑以及持有方不愿意继续持有,许多资产的市场失去了流动性,最后被迫折价出售资产因而蒙受了巨大损失。以瑞银集团为例:其交易账户上曾累积了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所谓超高级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简称CDO)部分,该银行只为这些工具提供了很少的准备金,受次贷危机的冲击,这些超高级CDO部分的价格在2007年年底下降了30%,造成了100亿美元的交易账户损失。

交易账户的增加还会引起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迅速增加。CDS市场最大的风险是交易对手风险。比如,贝尔斯登、雷曼、AIG都是CDS市场最大的参与者之一,这些机构的账户上有与数百家交易对手的数百万个交易,上述机构的破产倒闭造成了CDS市场的极大混乱。虽然新资本协议明确了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计量方法,商业银行可以采用多种方法估计由于交易对手信用质量恶化带来的信用风险。但在危机中倒下或遭受重创的金融机构并没有按照新协议的要求在市场风险中考虑交易对手的违约风险,未能按巴塞尔要求计提监管资本。

其次,对资产证券化产品未进行充分风险计量。即使是常规在险价值(Value at Risk, 简称VaR,即在一定置信水平和一定持有期内,某一金融工具或其组合在未来资产价格波动下所面临的最大损失额)计量也主要限于传统交易资产。实际上,在全球金融机构风险计量中,只有有限的金融机构对资产证券化产品运用VaR,并且运用程度也较低。可以说许多金融机构还没有做好风险管理准备,风险管理手段远远滞后于创新资产交易量的高速增长。

在对新业务的风险计量方面,作为信用衍生产品的次级债券经过多次分拆、打包、分层,其基础资产的风险特征越来越模糊和不透明,尽管银行对传统信贷业务的风险识别和计量方式较为成熟,但对新业务的风险计量能力则相对薄弱。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风险计量涉及模型假设前提,资产价格波动的分布假定,输入变量选择等很多复杂问题,这些因素都给新业务的风险计量带来很大的难度和不确定性。

再次,忽视表外实体风险的合并管理。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一些银行设立了结构性投资工具(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s,简称SIV)。通过将次级抵押债券卖给这些SIV公司,银行可以充实新的资金,减少负债,美化资产负债表。但这些SIV并不是独立于银行的实体,大部分银行通过对SIV提供信贷额度,对它们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因此,正确的做法是将抵押债券产生的负债保留在自己的账面上,并记录所有的投资损失。在表外实体投资中,银行金融机构普遍忽视了对其表外实体所形成风险暴露进行合并管理。在SIV发展初期,许多银行利用表外业务来模糊投资人的判断。在发展的后期,银行出于名声或者不希望SIV公司破产的考虑,将SIV的交易入账并登记其损失。一旦这些未披露的债务突然出现在银行的报表上,银行的股东利益就会受到很大冲击。例如花旗集团在2007年第四季度将490亿美元SIV损失入账的时候,其股票价格就开始下跌。

最后,压力测试存在问题。近年来压力测试已成为国际化大银行风险管理的重要工具,但压力测试并未能为危机的迫近发出预警。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多,例如所使用的假设过于乐观、低估了市场的极端影响,低估了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历史数据时期较短等。压力测试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交易对手的压力测试。资产证券化后,传统的信贷风险向综合性风险(也包括交易对手风险)转变,而大多数机构只是有选择地对部分交易对手进行压力测试,只有一小部分机构能够实现对交易对手的所有贷款组合展开压力测试。

证券化资产的压力测试。由于CDO、ABS等证券化产品市场交易历史太短,缺少充足数据建立压力测试模型。常规工具不足以对其风险作准确定性和定量评估。同时,由于更多创新产品未经过压力测试,因而它们之间在压力状态下的相互关系、流动性很不确定。

流动性风险的压力测试。银行在实践中还没有对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给予高度关注,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资产证券化和二级市场发达使银行形成错觉,市场流动性过剩使许多银行误以为高流动性市场总会存在,随时可通过市场出售资产头寸,或者买入资金。许多银行不再看重压力测试结果。另一方面,市场流动性风险难以量化,缺少行业最佳实践。

“尾部风险”的压力测试。银行内部激励机制使得金融机构往往未能充分考虑到那些发生概率低,但给机构自身和其他市场参与者带来很大损失的“低频、高损”的“黑天鹅”事件。一般认为一旦金融机构遇到非常严重的小概率“黑天鹅”事件,市场或机构能够得到外部支持。这些都导致金融机构对“尾部风险”并未进行充分的压力测试。

强化银行风险管理的对策

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演变告诉我们,为了防止此类金融危机再次发生,必须加强银行的资本管理和风险控制,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监管。

加强对交易账户中新增违约风险的资本计量。巴塞尔委员会要求商业银行为在险价值(VaR)模型中包含的交易账户中新增的违约风险准备资本。这些损失不是产生于实际的违约,而是由于信用等级变化以及流动性丧失所造成的。新增风险资本计提不仅要包括违约风险,还增加了信用迁移风险,以此表示由于内部或外部评级变动造成直接损失的潜在可能,以及由一个信用迁移事件导致间接损失的潜在可能。对新增风险部分采用99%置信区间、资本计划期为1年的假设,计量由于违约和迁移所造成的损失。

提高对资产证券化风险的监管。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资产证券化产品内在的风险,应采取更加审慎的监管资本计量方法有效监管资产证券化风险。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如下相关修改意见:

一是提高对“再证券化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资产证券化进一步拆分、打包形成的“再证券化风险暴露”与原始基础资产的距离更远、风险特征更加模糊、传染性更强。因此,巴塞尔委员会大幅度提高了“再证券化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比如内部评级法下评级为AAA级的再证券化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设为20%,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仍是7%。

二是对于外部评级新计量的证券化资产增加额外限制条件。如果外部评级是基于银行自身提供的保证,银行则不能采用这些外部评级。例如,如果资产证券化风险评级是AAA级,并且这个评级是基于银行自身提供的保证,那么这家银行持有该AAA级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时,就不能适用较低风险权重。

三是提高流动性便利的信用风险转换系数。由于市场流动性紧缩导致银行对资产证券化交易提供的短期流动性安排被迫长期化,放大了银行的风险。因此,巴塞尔委员会提高了资产证券化涉及的流动性便利的信用风险转换系数。例如资产证券化框架中标准法对短期合格流动性便利的信用转换系数由20%提高到50%。

2009年,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监管资本计量指引》,要求按照“基础资产的资本计提方法决定证券化风险暴露的资本计提方法”的原则,规定了计算方法。

完善内部模型法下市场风险的资本计量。金融危机表明,传统的风险价值计量模型不能充分反映市场价格变化带来的损失。基于10天持有期,99%置信区间的标准计算的VaR值无法充分反映金融市场压力时期的市场风险,因此巴塞尔委员会提高了内部模型法计量的市场风险资本要求,修改后的资本要求包括两部分:一是正常计算的VaR;二是使用在压力状态下的VaR。另外,危机时期金融工具的交易价格变化非常快,按季度更新市场数据无法适应市场价格的快速变化,导致风险低估,因此将数据更新频率由季度缩短为月度。

强化表外业务和表外实体的风险管理。金融衍生产品等创新产品的结构越来越复杂,增加了风险识别和控制难度,并且商业银行的创新业务常通过表外业务体现出来。因此,商业银行应制订严格的风险管理制度和流程,明确表外业务的风险资本计量方法,合理度量表外业务的实质风险,强化对表外业务的风险监控和管理。新资本协议已有明确要求商业银行表外建立的结构性投资工具(SIV)应该达到所适用的监管资本标准。这些附属机构都应当纳入并表资本充足率计算的范围。如果未纳入并表范围,对这些附属机构的资本投资应从银行资本中扣除。因此,需要强化对表外实体的风险管理,完善表外实体的资本监管方法,约束表外实体风险的过度膨胀。

加强压力测试和情景模拟,防范“尾部风险”。压力测试和情景模拟是分析“尾部风险”的有效工具,它弥补了风险计量模型无法对“尾部风险”进行有效计量的缺陷。但我国商业银行压力测试运用十分不足,压力测试运用仍然局限于单一的突发事件对银行财务和风险状况的影响,对较为复杂的综合性业务风险,以及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之间的相互转换等情形难以有效度量和分析。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做好数据的长期积累工作,逐步提高压力测试能力和水平,审慎估计表内外风险暴露和相互转化,全面分析各极端情况对银行财务状况、风险抵补能力和资本充足率的冲击,并且制定切实可行的应急方案。

强化金融创新业务的风险监管。金融创新虽然具有转移风险和规避风险的功能,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系统性风险。金融危机表明,牟利性金融创新增加了风险管理的难度,使市场更加脆弱,特别是对数学模型的过度依赖,进一步增加了道德风险。同时,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下,监管理念、手段和工具的滞后发展使创新风险进一步积累。尽管金融危机并不会导致金融创新的停滞,但中国银行业在未来推动创新的过程中应进一步强化稳健创新的理念,注重基础资产质量的创新,防止金融衍生产品成为空中楼阁,避免信用泛滥和风险过度积累,减少对金融技术的过度滥用。

针对危机中反映出的问题,银监会借鉴巴塞尔委员会基于危机反思做出的一系列最新文件修订,先后发布《商业银行银行账户利率风险管理指引》、《商业银行资本计量高级方法验证指引》、《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督检查指引》、《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监管资本计量指引》等监管指引。商业银行应当按照上述监管规定,强化风险治理,细化压力测试,实施全面风险管理,特别要加强对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管理,保持银行健康稳定发展。

(作者系中信银行行长)

作者：陈小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