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大众传播管理论文

2008年国内大众传播伦理学研究主要聚焦在大众传播伦理道德失范及其制约研究、大众传播伦理“两难”问题研究、大众传播职业规范研究、大众传播与人道主义研究等方面。大众传播道德失范及其制约研究。大众传播道德失范，是指大众传媒从业人员(主要指记者编辑)在不明显违反现行法律的前提下，主观故意从事有违行业准则与新闻专业精神的职业行为及交往活动。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国际大众传播管理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国际大众传播管理论文 篇1：

我国大众传播法制建设的基本经验

[内容提要]大众传播法律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保障大众传播活动中公民、大众媒介正当行使表达自由的法律制度；二是对表达自由进行合法性、正当性限制的法律制度。在未来的大众传播法制建设中，我们应该积极培育良好的法治环境；加强对大众传播领域里表达自由的保障；遏制大众传播活动中公权力对表达自由的侵害；促进大众传播领域中政策的法律化。

[关键词]大众传播；法律制度；基本经验

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同时又提出“要积极发展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事业，坚持正确导向，弘扬社会正气……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网络环境。”这两者的契合点就是要在我国的大众传播领域推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就是要加强我国大众传播领域的法制建设。而要解决这个问题，研究我国大众传播法律制度的现状以及总结建国以来我国大众传播法制建设所取得的基本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我国的大众传播法律制度

大众传播是指职业传播者和传播机构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如报纸、书刊、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向大众提供信息、知识、观念、娱乐等的过程。大众传播法律制度是指现在正在发生效力的所有调整大众传播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大众传播活动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决定了大众传播法具有广泛的法的渊源，是跨宪法、行政法、民商法、刑法等多个法律部门、涉及多种法律文件的法律规范的集合体。总的来说，不管大众传播法律制度的复杂程度如何，其都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保障大众传播活动中公民、大众媒介正当行使表达自由的法律制度；二是对表达自由进行合法性、正当性限制的法律制度。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大众传播媒介的立法虽然比较零散，缺少专门立法，但已基本形成以宪法为核心，包括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等在内的大众传播法律法规体系，社会主义的大众传播法律制度基本建立。

1、为大众传播活动中表达自由提供保障的法律制度

表达自由的保障是指为表达自由提供某种法律保护使其不受侵犯和破坏。表达自由作为人的一项最基本的宪法权利，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已经成为国际组织、世界各国的共识。世界各国对表达自由所提供的法律保障大致包括宪法保障、立法保障和司法保障。宪法保障分为直接保障和间接保障。直接保障就是宪法明文规定不得通过任何立法来限制表达自由，并在实践中通过司法判例和制定非专门性法律来保障，这以美国联邦宪法为代表；间接保障就是宪法原则性地规定保障表达自由，但又规定了限制表达自由的例外情况，并允许制定专门性法律来限制表达自由，这以现行联邦德国基本法为标志。立法保障包括制定特别法进行保障以及在一般性法律中予以保障。司法保障主要是指世界各国在行宪、司法实践中通过总结各种司法原则提供的对表达自由的保障，如禁止事先约束原则、绝对主义原则、优先地位原则、双重基准原则、内容中立原则、较少限制手段原则、禁止法律模糊和限制过宽原则等等。

我国现行法律对表达自由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障。我国现行宪法对表达自由的保障属于间接保障，并且将对不同表达行为的保障规定在不同的条文中。我国现行宪法没有使用“表达自由”的措辞，但表达自由内含于宪法的第35条等条文中。现行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是我国现行宪法对表达自由进行保障的最一般、最核心的规定。同时，现行宪法还规定，公民享有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批评和建议权(《宪法》第41条)，以及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宪法》第47条)。

立法方面的保障没有制定诸如《新闻法》、《出版法》等特别法，在一般性法律中，除《著作权法》提供对大众传播活动中基于创作作品和基于传播作品而享有的表达自由权利提供保障外，其他涉及大众传播活动的法律对表达自由的规定多为限制性的。在司法保障方面，由于我国现有司法体制下法院不能直接援引宪法条文作为判案依据，又缺乏对表达自由提供保障的特别立法，使得司法保障比较模糊，不够细化。

2、对大众传播活动中表达自由进行限制的法律制度

表达自由是一种相对权利，世界各国对表达自由的限制一般通过3种途径进行：一是在宪法中对表达自由的限制进行原则性的规定；二是通过立法、法律的适用来限制表达自由，设定法律界限；三是行政限制，行政部门以各种规定、制度和行政措施来限制表达自由。限制的种类包括：事先约束，事后惩罚，准入限制，内容限制，地点、时间、方式和对象限制，其他附带限制。

我国对大众传播活动中的表达自由进行限制的法律制度已相当完备与成熟。首先，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是我国现行宪法对大众传播活动表达自由进行限制的原则性规定，也是对大众传播活动表达自由进行立法、司法、行政限制必须遵守的原则和最高规范。其次是立法、司法限制。我国立法机关至今仍没有制定专门的大众传播法，而对表达自由进行限制的法律规定散见于《民法通则》、《刑法》、《保守国家秘密法》等法律中。司法机关根据这些法律规定在具体适用法律的过程中，通过调整表达自由与国家安全、国家秘密、公正审判、公序良俗以及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私权利之间的冲突平衡，来实现对大众传播活动中表达自由进行限制的目的。

最后是行政限制。我国对大众传播领域中表达自由进行行政限制主要是通过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政策来进行。这种行政限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媒体准入限制。我国媒体准入实行许可制，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果想从事媒体活动，必须经国家媒体管理行政机关批准，取得相应资格后才能进行。

第二，内容限制。对大众传媒传播内容进行限制是世界各国大众传播法律规范的通例。我国在规范出版物、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的行政法规、规章中都规定了限制内容，最集中体现在《出版管理条例》第26条、第27条规定。

第三，对大众传媒从业人员的限制。对大众传媒从业人员的限制包括对有关媒介社长、总编辑(编辑)任职条件的限制、对新闻采编人员从业资格的限制、对出版专业技术人员任职条件的限制、记者证和记者站的管理。

第四，重大选题限制。重大选题是指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等方面的内容，对国家的政治、军事、安全、外交、宗教、民族等敏感问题会产生较大影响的选题和其他需要宏

观调控的选题。如《出版管理条例》第20条规定，图书出版社、音像出版社和电子出版物出版社的年度出版计划及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等方面的重大选题，应经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审核后报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备案；涉及重大选题，未在出版前报备案的出版物，不得出版。

第五，涉外活动限制。大众传播活动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为了确保这种活动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我国行政法规、规章对我国与国外、境外合作的大众传播活动进行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包括对外来机构和人员的限制，以及对外商投资传媒产业的限制等。

二、我国大众传播法制建设的基本经验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建国以来，我国的大众传播法制建设在经历了初步尝试、基本停顿和逐步展开三个历史阶段后，大众传播法律制度在不断健全，大众传播法制建设在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并积累了许多有益的基本经验。这些基本经验表明，我国的大众传播法制建设还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主要表现为大众传播法律制度设计中对公民和媒体表达自由权利的保障不够充分。因此，加强我国大众传播领域的法制建设，我们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培育良好的法治环境

大众传播法律制度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整个国家法治环境的塑造。大众传播法律制度最核心的问题是解决表达自由的保障和限制问题。大众传播活动中，无论是对表达自由的保障，还是对表达自由的限制，都离不开法治。哈耶克认为，对公民个人自由的保障和限制都只能依赖法治的力量。

一方面，法治意味着一切权力(包括行政权力、立法权力、政党权力)都要接受法律的制约。另一方面，法治还意味着公民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不得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而在中国，由于公民的守法意识差，缺乏关注社会的长远和宏观眼光，行使权利时带有利己主义的心理，致使自己在行使权利时往往不愿受到法律的限制。因此，在中国，对表达自由形成威胁的，一方面可能来自公权力的侵害，另一方面可能来自私权利的滥用。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整个国家法治环境的培育，只有在法治的环境下，权力的行使和权利的享有才能被纳入既定的理性轨道。

2、加强对大众传播领域里表达自由的保障

我国现行法律对表达自由虽然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保障，但这种保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远远不够，不能为新闻媒体和个人行使表达自由提供强有力的保护。最重要的是这种保障缺乏有效性，其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缺失对大众传播活动中表达自由进行保障的专门立法，致使现行宪法对表达自由的保障在目前的司法体制下无法实现。二是缺乏对涉及大众传播活动中表达自由的立法和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司法审查制度，致使公民、法人在大众传播活动中的表达自由权利受到侵害或阻碍时，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因此，制定以保障表达自由为核心内容的相关专门法律和相关司法审查制度，是解决目前我国大众传播活动中表达自由保障问题的根本路径。

3、促进大众传播领域中政策的法律化

政策通常是指政党、国家或其他社会组织所采取的行动准则。政策的法律化是指将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政策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转化为法律，通过法律来实现政党、国家或其他社会组织政治目的的行为。在我国，政府的政策必须和党的政策保持一致，法律与政策的关系主要体现为法律与执政党政策的关系。一方面，宪法明确规定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党章中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现行宪法第5条也规定，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党的政策的法律化是我国目前建设民主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法治秩序的内在需求和规范转化的必要方式和过程。同时，与法律相比，政策的制定一般缺乏严密规范的民主程序，内容规范性少，从这个角度来说，政策也要法律化。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大众传播立法的不完善，大众传播活动主要依靠政策来进行调节，政策自身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或多或少地会影响公民表达自由的行使，所以，我们在加快大众传播领域立法的同时，应该重视大众传播政策的法律化。

作者：郑文明

国际大众传播管理论文 篇2：

２００８年我国大众传播伦理研究概述

2008年国内大众传播伦理学研究主要聚焦在大众传播伦理道德失范及其制约研究、大众传播伦理“两难”问题研究、大众传播职业规范研究、大众传播与人道主义研究等方面。

大众传播道德失范及其制约研究。大众传播道德失范，是指大众传媒从业人员(主要指记者编辑)在不明显违反现行法律的前提下，主观故意从事有违行业准则与新闻专业精神的职业行为及交往活动。就这一年的道德失范问题，大多研究把重心放在职业道德失范的原因和如何规制方面。

大众传播中的伦理道德失范问题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学者看法比较集中的是商业利益驱动、制度缺位、规范失效、专业主义理念的缺失。有文章指出，大众传播中伦理道德失范源于传媒市场竞争激烈，在市场趋利本性的驱动下，传媒从业者的专业主义理念让位于“金钱至上”理念，导致传媒工作者职业精神的缺失。①还有研究者认为，当前新闻媒体远非个案的失范现象和越轨行为，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急剧社会变化所导致的既有规范功能性失调，即社会规范的更新与调试常常落后于社会变迁的现实，致使社会规范对人的社会行为的规约出现结构性不适应、不平衡。②有文章认为，现行的新闻职业规范面临着界定含糊和缺乏可操作性的问题，并且缺乏以伦理学为基础而产生的引导力，大众传播媒体及其从业者难以将这些职业规范内化到他们的职业行为中去。③还有研究者认为，媒体内部制度不健全，管理不完善，把关不严以及记者岗位聘任制度不健全也是导致传媒职业道德意识缺失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④

针对以上失范的原因，多数研究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规制：一是改善媒体的生存环境。有文章指出，从大众传播生产社会学的视角看，防范记者利用社会资本转换为经济资本的“权力寻租”现象，必须有赖于媒介所处社会系统的整体调整，逐步解除媒介天然的政治属性和权力权威，用市场的力量逐步将媒体从单一的行政控制中解放出来，使其转换成“经济资本”的寻租行为受到限制。⑤二是加强自律。有文章认为，要使社会进步，对法治加以强调是应当的，但不能放弃对道德伦理的追求而把问题都交给法律去处理。⑥有研究者指出，自律与他律二者之间的规范力量此消彼长，缺少自律，他律必然强大，如果他律无处不在，自由必将丧失殆尽。⑦为此，有文章认为，当下，制定一部可操作性强、媒体工作者认可的媒体职业规范对于引导媒体从业者的道德自律无疑是必要的。⑧三是他律。有研究者认为，道德自律不是目前根本解决新大众传播伦理问题的良方，当自律难以实现理想目标时，他律自然是一种更好的选择。⑨为此，有文章指出，我国新闻实践呼唤新闻立法的出台，新闻立法应成为悬在新闻工作者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剑”，只有在法律的强制下，新闻活动才能进行自我整合，走上符合新闻传播规律的规范化轨道。⑩还有研究者认为，针对媒体失范行为，行政主管部门要强化对媒体和媒体从业者职业行为的监管检查，加大对督查结果的处罚力度，进行问责治理，同时完善中国新闻传媒的许可证制度和从业人员资格证制度，建立准入与退出机制。11以上研究对分析伦理道德失范和如何对之规制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

大众传播伦理“两难”问题研究。大众传播伦理“两难”问题，是指大众传播活动中引起伦理争议或产生道德冲突的需要进行道德评价的问题，比如媒介商业化问题、大众传播与社会公正问题、大众传播与隐私权问题、隐性采访问题、同情弱者还是客观中立问题等，它与“虚假新闻”、“有偿新闻”等传播道德失范问题有所不同。

在“应当如何”方面有着明确判断标准的大众传播伦理问题，或者在“应当如何”与“不应当如何”之间界限分明的大众传播伦理问题，都不难获得解决之道。困难的是，面对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办。有文章援引戴伊教授给出的建议是：当没有“正确”答案时，伦理常常涉及在对立的正当之间找到平衡点，应当在现实世界的情境中来应付问题，并不存在一贯的对或错的答案，但总会有“更合理”的答案。12有文章还从情境伦理和波特图式为传媒在选择平衡点时因诸种原因而出现不同的伦理标准和价值取向，提供了一种重要思路。波特图式是一个道德推理模式，它是将道德分析和决策过程按照定义、价值、原则和忠诚四个方面逐步推演和循环的有机系统。13有研究者认为，在有关大众传播伦理争论的问题上，也是伦理学争论的反映，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道义论与功利主义提供的道德正确性标准不同，而使人们从这两个角度对同一行为产生了不同的道德评判，从而引起了一些争论。14还有文章指出，当今我国大众传播突出的伦理争议问题是：面临社会伦理与大众传播伦理的矛盾，从业者常感到无所适从。该作者认为任何职业伦理都不能凌驾于社会伦理之上，应当致力于实现大众传播伦理和社会伦理在大方向上的统一，不符合社会伦理普适性内容的大众传播伦理应在被摒弃之列，否则，持超然伦理观的传媒从业者就难免被摒弃。15

大众传播职业规范研究。大众传播职业规范是媒体工作者自律的行为准则，有研究者认为，我国传媒目前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快速发展阶段，一方面现行的职业规范由于缺乏可操作性呈虚置状态；另一方面，基于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职业规范还远没有建立起来，这就导致传媒职业规范中出现了断层和盲区。16为此，有研究者提出了如何制定一部可操作性大众传播职业规范的初步构想。作者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大众传播职业规范进行了初步架构，从横向上看，在遵循世界上公认的一些新闻专业主义原则指导下，对职业角色、利益冲突、新闻业务提出明确的和可操作的规范要求，并对有违大众传播职业规范的行为提出处理建议。从纵向上看，职业角色、利益冲突和新闻业务下的每一个传媒职业行为或现象都可以包括职业意识、法律规范、操作规范、程序规范四个有机部分。这四个部分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可操作职业规范的核心部分。17还有研究者在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准自律或准法律的模式，规范广播电视内容基础上，探索“第三种规范”：广播电视业行规。这是一种将法律与职业道德结合，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行业自治，兼有法律与职业道德的某些特点，又与二者存在诸多不同的第三种规范，并已经取得初步成果。18以上研究对建构适合中国国情的媒体职业规范作了有建设性意义的尝试。

大众传播与人道主义研究。童兵曾针对“新闻是事学”的观点明确指出：新闻既是事学，又是人学，是同人密不可分的“事学”。大众传播活动的主体是人，其最终的价值指向也是人。有文章指出，人道主义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人的生命、人的权利，关心人，理解人，把人当人看。应用到大众传播中就是要求以人作为传媒报道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把人当做目的，关注人情、人性。体现人情之美，人性之美。19这年大众传播与人道主义研究大多指向灾难报道中如何体现人文关怀上。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黄旦认为，让人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就是最大的人文关怀。有文章指出，新闻价值观应该建立在“以人为本”的价值基础上，所传播的一切都应该符合这一标准。有研究者认为，在大众传播中注入人道主义精神，是媒体对社会应尽的职责。人道主义应该贯穿传媒报道过程的始终，不仅是一种取向标准，更应该内化为媒体和传媒工作者的道德价值体系，在大众传播中潜移默化地对社会大众进行人道主义教育。20

大众传播伦理热点问题研究

由于2008年重大新闻事件的不断出现，因而2008年大众传播伦理的研究大多指向现实。

人文精神的提升。“5·12”地震报道中，媒体体现出的人文关怀，学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有研究者指出，在“5·12”大地震的报道中，我国新闻媒体前所未有地关注民生与人性，而且将以此为基础更加关注公共领域。21

新闻造假。曾被数家新闻媒体转载的“母爱短信”，这条赚足了全国人民眼泪的假新闻的出现，再次引起人们对新闻真实的追寻。有多篇文章对这种貌似善意的假新闻进行了剖析。有文章指出，貌似善意的假新闻较恶意编造的假新闻，其隐蔽性更强，危害性更大。它摧毁了社会的公信力，颠覆了新闻报道的道德观念和采写方式，把文学创作与新闻写作混为一谈，破坏了新闻真实性原则。新闻的前提是真实，其次才是感人。22针对西方媒体关于拉萨“3·14”事件的失实报道，有文章指出，西方一些主流媒体的涉藏报道，完全违背了国际新闻界公认的新闻职业工作准则和新闻职业伦理规范。23也有文章认为，西方媒体的失实报道与国家意义输出的框架有关。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对外传达“事实议程”，而“价值议程”的输出则明显不足。24盛希贵指出，近两年新闻图片的失实事件屡屡发生，使人们对新闻摄影的可信性产生怀疑。新闻摄影从业者需要严格自律，强化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从源头上杜绝假新闻，否则，新闻摄影的地位将受到根本性的颠覆。25

有偿新闻。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封口费”事件再次将媒体这一潜规则推到了台前。针对这一事件，有文章指出，“封口费”事件实质是媒体集体“有偿不闻”的体现，这与“有偿新闻”一样，都严重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打铁还需自身硬。面对各种利益和诱惑，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应该经得起考验，只有这样，才能赢得社会的信赖。26有研究者认为，这些事件曝光后，背后牵扯出来的是一些生存状况有困难的媒体，当媒体不能解决自己记者的生存问题时，会对员工比较放任。有些责任感较差的记者就会利用手中的笔去换钱，从而形成寻租现象。记者借助媒介组织的社会资本进行“权力寻租”逐步呈现出常规化、普遍化的态势。27

媒体越位。媒体越位有多种表现，如媒体审判、媒体逼视、舆论绑架等。舆论绑架意味着通过媒体公开报道后的舆论压力，对被点名者进行道德胁迫。针对有关媒体公布一些明星捐款数额，特别是报道万科捐款200万元及王石的“十元论”，从而引发网民的围攻、谩骂，有文章认为该事件反映了媒体社会角色的错位和对权力的滥用。选择捐还是不捐，捐多少，通过什么渠道捐助，都应当是非常私密的个人选择，媒体不征求当事人的意见即公布姓名、捐款数额的方式是对公众人物的财产自由处分权、隐私权、名誉权的侵害。社会不应该用捐款的多少去衡量一个人的道德水准高下，逼捐则是更大的不道德。28

媒体职责的失守。“三聚氰胺门”事件中，传媒扮演了种种褒贬不一的角色。第一个勇敢地在报纸上点名曝光“三鹿”的上海记者简光洲，已经被国人当成英雄。在他之前，曾有许多报纸陆续报道过婴幼儿患肾结石的案例，但只是称呼“某企业”，未有人敢点名三鹿。《烟台日报》公布的涉及毒奶粉事件的企业，莫名其妙地漏掉了两家本地企业。针对媒体的失守，有文章指出，对“三鹿奶粉事件”的报道滞后，难以满足受众对信息的需求。当国内主流媒体无法抓住第一话语权的时候，民众和外国媒体就会自然找寻其他的信息源，从而造成混乱和误读。29

注 释：

①许丽华：《浅议近年假新闻发展趋势及职业精神缺失》，《新闻界》，2008(5)。

②11何国平：《新闻媒体非规范行为论略》，《现代传播》，2008(5)。

③⑧周俊：《试析我国现行新闻职业规范》，《国际新闻界》，2008(8)。

④⑩王志峰：《从源头制止虚假新闻的产生》，《新闻采编》，2008(4)。

⑤27张志安、陆晔：《记者“权力寻租”中的社会资本转换及其伦理边界》，《国际新闻界》，2008(10)。

⑥1215丁柏铨：《对新闻伦理问题的几点探究》，《新闻传播》，2008(10)。

⑦18徐迅：《探索“第三种规范”：行规》，《国际新闻界》，2008(8)。

⑨顾理平：《契约精神视野中的虚假行为》，《现代传播》，2008(5)。

131617周俊：《我国可操作性新闻职业规范的初步构想》，《青年记者》，2008(1)上。

14王锦东：《试论媒体伦理分析的三个视角》，《国际新闻界》，2008(5)。

19罗彬：《新闻报道中的人道主义诉求》，《国际新闻界》，2008(8)。

20王莹：《全球视野中的新闻人文主义》，《民族论坛》，2008(2)。

21张向东：《未来媒体：“新”主沉浮》，《新闻记者》，2008(7)。

22王晓明：《感人的假新闻就可以容忍吗?》，《新闻记者》，2008(8)。

23《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公开信》，《国际新闻界》，2008(4)。

24胡百精：《权力话语、意义输出与国家公共关系的基本问题》，《国际新闻界》，2008(5)。

25盛希贵：《改革开放三十年新闻摄影业务的发展与变革》，《国际新闻界》，2008(10)。

26《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青年报》，2008年10月27日。

28陈元：《对“5·12”汶川震灾媒体慈善报道的反思》，《东南传播》，2008(6)。

29陈力丹：《现在的记者有点像记者了》，《青年记者》，2008(11)。

(作者为新疆财经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博士生)

编校：张红玲

作者：罗　彬

国际大众传播管理论文 篇3：

浅谈大众传播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作者简介：赵进，女，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随着社会信息化浪潮的汹涌澎湃，大众传播媒介无疑已成为现代社会文明的助推器，它极大地扩展了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的方式，着实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本文从传播学视域下审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这对于整体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性必然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

关键词：大众传播；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大众传播是指，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手段，借助和放大大众媒介的各种属性，以社会大众为对象所进行的快速的、大规模的信息加工与传递过程。目前，大众传播已成为人类传播乃至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更是不能忽视这一功能。

一、大众传播与思想政治教育

随着现代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及传播技术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它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也日益强烈。作为承载、传递信息和交流思想的一种载体和工具的大众传播媒介，正以其强劲的渗透力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拉近人们之间的距离。从传播学的角度讲，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一种特定的信息传播交流工作，其表达形式、运用手段甚至对象和效果都与传播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思想政治教育从过程上看，实际上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施教者向受教者传递一定的有用信息；从效果上看，受教者由此获得一定的思想、观念和能力。而大众传播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也正是在这一基本现实中获得认同。大众传播会对人们的政治思想和道德素质的形成必然产生影响，尤其是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方面具有非常突出的作用。大众传播向公众传播什么，其价值导向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是否一致，不仅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而且也对社会风尚和社会风气的形成产生巨大的作用。当前，大众传播手段的多元化，传播技术的科学化，使得许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并没有及时适应这样一种高度信息化的社会，对信息传播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冲击缺乏基本的认识，这将直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质量和水平，甚至决定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的成败。在我国，大众传媒必须服从、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这个大局，应当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优势，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运用各种先进的技术，生产、复制、传播利于推进人们道德水平、提升受众各方面素质的新闻、信息、影视产品及娱乐节目，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持。大众传媒权力是一种无形的权力，也是一种柔性的权力，它以其特有的方式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改变着人们的社会环境、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推动着人类教育的发展，丰富着人们的文化生活，于潜移默化中达到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有效控制，从而成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大众传播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在我国，大众传播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天然载体和重要工具，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一个重要路径和重要方面。大众传播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凝聚功能

大众传播以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和光辉实践作为自身日常的报道传播。大众传播媒介具有客观性、时效性、灵活性和真实性等特点，凭借这些它很容易使广大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真正感受到正是由于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通过改革开放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通过这种凝聚功能，在全社会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加有助于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统一思想、达成共识，用爱国主义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在为实现共同理想的奋斗中不断增强凝聚力，从而更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

（二）稳定功能

大众传播可以沟通社会信息，确保社会的有机联系，促进社会政治的稳定和发展。大众传播媒介利用自身网络化的系统扮演着重要的“沟通者”的角色，对于加强党和人民之间的联系、协调人际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大众传媒通过传播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道德规范，通过道德社会化来实现对社会成员的道德控制，使社会成员内化道德价值，形成社会成员的“道德自律”。 目前，我国大众传播已经形成了立体的功能网络，从而达到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的目的，同时，也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三）控制约束功能

一个社会假如缺乏统一的行为规范，社会生活就会处于无序的状态。人的自由发展不是无拘无束的，而是在一定的社会规范的基础上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就在于使受教育者遵循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用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而大众传媒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某种程度上也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通过向受众传导社会规范，通过肯定、褒奖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和否定、批判背离社会规范的行为，帮助人们理解并认同社会规范，使人们的行为符合一定的社会规范。

（四）社会协调功能

大众传播能够通过各种手段对信息进行筛选、解释和评论，把社会各个部分联系起来，协调一致，整合為一个有机的整体，提出相应的看法和对策，从而把人们的视线集中到适应当前情况的最重要的事件或事情上来。大众传媒关注当前社会最前沿的问题，分析时事热点，热衷于报道人们感兴趣的话题，帮助人们分析问题，并提出合理的建议，打开心结、稳定情绪；同时，也给广大民众提供敞开心扉的平台，疏通思想、宣泄情绪。这样就能使人们的情绪得到及时有效的调适，大大减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五） 认识选择功能

在社会发展中，大众传播媒介通过舆论的持久作用，扮演了教育、引导人们形成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规范的重要角色。大众传播把文化传递给下一代，并不断教育离开了学校的成年人、社会成员共享统一的价值观、社会规范和社会文化遗产。凭借这种认识选择功能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宣传灌输教育、对中国国情和国际形势的报道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能够让受众在纷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培养鉴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提高政治判断力、鉴别力和选择力，发展其政治参与的意识，形成较高的政治素养，从而更好地参与政治生活，形成和谐的政治关系。总之，我们要利用好大众传媒这个载体，强化对有利于人们思想道德素质健康发展的教育信息的传播，要根据人们对不同信息需求和接受的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媒体宣传战略，融知识性、娱乐性的信息与政治性、教育性的信息于一体，增强大众传播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三、加强大众传播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着力点

大众传播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途径，要想发挥大众传播的正功能，避免负功能，产生积极的效果，在塑造理想人格和引导人产生积极行为上发挥应有的作用，必须对大众传播进行积极的建设和控制。

（一）建设和完善大众传播

大众传播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也是社会现代化的标志。因此，必须积极地建设和完善大众传播。首先，要建设和完善大众传播的硬件——设备和手段。积极推进大众传播媒介的现代化，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其次，要建设和完善大众传媒的软件——队伍和人。必须加强对大众传播的领导，端正其政治思想路线，使之符合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提高大众传播媒介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技术素质，加强各类人员的培训。特别是要选好和用好大众传播媒介的“把关者”，让其充分发挥把关的作用，使大众传播媒介真正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有效地控制大众传播媒介

要建设良好的大众传播环境，必须对大众传播实行有效的社会控制。第一，政府部门控制。政府部门的控制是大众传媒控制的最主要形式。政府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关系主要是：限制、管理、协助、参与。限制是指政府运用行政手段禁止某些有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容。管理是指政府运用法律和规章制度进行行政和业务管理。协助是指政府采取各种方式协助和推动传播媒介的发展。参与是指政府自己主办和经营传播媒介，直接与群众沟通。第二，社会公众控制。这是指社会公众对大众传播的制约。大众传媒发表了错误 ，违背民意，公众可以发表舆论予以指责和反对。第三，内部自我控制。只有加强大众传播内部队伍的自身建设，切实搞好内部自我控制，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对大众传播控制的目的。

（三）净化大众传媒的不良影响

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成长和长大，其必然会导致政治信息的泛滥和失真现象的发生，增强人们政治观形成过程的不稳定性，更为严重的是，部分媒介容易成为一些境外反华势力对人们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因此，“把关人”要自觉指引人们从文化安全的高度出发，坚持以正确的价值导向引导、规范、提升大众传媒文化的发展，用先进文化占领大众传媒这一文化阵地既要满足人们利用大众传媒丰富业余生活的需要，又要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人们的媒体素质，要创造各种有利于鼓励人们利用大众媒介进行自我教育和进行健康向上的文化生产活动。

总之，大众传播的现代发展，特别是网络传播等新媒体所带来的信息不再单纯，这给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但由于大众传媒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天然载体和重要工具，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一个重要路径和重要方面。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利用好这一工具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一些实质性地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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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