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移民管理论文

摘要：为谋取抢占未来长期发展优势和战略制高点，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制定人才引进政策加速争夺高端技术人才。论述了完善我国技术移民法律的现实必要性，借鉴21世纪以来德国的技术移民政策变迁和制度特点，提出推进我国技术移民立法和移民管理工作的建议。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国际经济移民管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国际经济移民管理论文 篇1：

法国对外援助管理体系及对中国的启示

【内容提要】对外援助是法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广法国文化是法国对外援助的核心目标，但不重视对外援助的经济利益。法国重视对特定地区的援助，并制定了“优先团结地区”政策。法国对外援助属于中央集权式管理，外交部、财政部和移民部是法国对外援助管理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法国开发署负责执行双边援助。对中国对外援助管理体系改革的启示在于设立独立的对外援助管理机构，并完善对外援助协调机制。

【关键词】对外援助 管理体系 协调机制

【作者简介】胡建梅，河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讲师，博士；黄梅波，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法】D856.52

2011年4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了《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这是中国第一次将中国对外援助的相关内容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公之于众，显示中国政府对援外事务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高。中国对外援助的决策权集中于中央政府，自1950年以来，随着对外关系和对外援助工作的开展，中国已建立起各级对外援助管理机构，管理力度不断增强。但从目前情况看，中国对外援助管理体系建设仍不能满足援外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学习并借鉴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对外援助管理的经验可以更好地促进中国对外援助事业的发展。2005年《巴黎援助有效性宣言》和2008年《阿克拉行动议程》都强调了面向结果的管理和建设功能良好的对外援助管理体系，要求援助方应根本改变现有的对外援助管理模式，以符合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要求。法国向来重视面向结果的管理，积极履行发展援助领域的国际规则，因此，研究法国对外援助管理体系可使我们更好地借鉴援助管理的国际经验。另一方面，非洲法语国家一直是法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地区，对法国对外援助管理体系的研究可以为中国对非援助提供借鉴。

一、法国对外援助动机与理念

援助国的对外援助理念是塑造对外援助管理体系的内核。法国对外援助强调从人道主义出发援助贫困地区，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追求国家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做贡献。法国比其他许多发达国家都重视发展援助，这不仅有现实利益的考虑，也有人道主义及历史传统的影响。

1. 对外援助是法国外交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国明确表示对外援助是其外交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球稳定环境下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的主要内容。法国对外援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对外援助是法国维持与众多原殖民地特殊联系的重要手段。为巩固法国在非洲法语地区的地位，法国政府实施了以援助促稳定的政策。法国将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所处的地位视为重要的国际形象和政治资本，为此，法国不断扩大援助对象的范围，但遗憾的是对外援助的资金规模却没有相应增加。

2. 法国对外援助重视推广法国文化

推广法国文化尤其是扩大法语的使用范围是法国对外援助的核心目标，文化民族主义及支持法语区发展的政策决定了法国将较大部分的援助给予了前殖民地国家、法国的保护国以及其他将法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如非洲中部国家接受了大部分法国援助，而大部分中非国家都是前法国殖民地。对20世纪80年代法国对非洲双边援助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结论，即法国对外援助的核心目的是推广法国文化，获得较多法国援助的非洲国家都是原法国殖民地或附属国，20世纪80年代82%的法国对外援助流向了非洲法语国家。 法国总统与非洲法语国家总统每年举行的峰会进一步加强了法—非文化联系，使得双方原本就十分亲密的私人关系更加紧密。 此外，受援国对于法国的战略意义，也促进了法国对这些国家的文化传播。

3. 法国对外援助不重视经济利益

除上述两个因素外，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利益也是法国对外援助所追求的目标之一，至少在法国早期的援外实践中，维护法国作为宗主国在海外领地和殖民地的利益是法国对外援助的主要驱动力。 同时，对外援助也是促进法国文化传播的途径，因为可以通过经济联系尤其是贸易联系维持和加强法国与全球法语区的文化联系。 但是经济利益是否是法国对外援助政策的目标呢？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利益在法国对非援助政策中未起到任何作用，且法国对非援助规模与贸易规模和受援国人均GNP负相关。对法国对非援助重视经济利益的分析常常来源于1947年法国重建了包括13个前法国殖民地国家和赤道几内亚在内的超国家金融体系——法郎区（Franc Zone）， 但实际上，这一超国家金融体系的建立更多是出于文化上的考虑，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虽然法郎区成员与非洲法语区的经济和贸易联系不断恶化，但法国政府仍源源不断为这一区域提供援助的原因。

二、法国对外援助的优先区域政策

法国对外援助的一大特色就是重视对特定地区的援助。1998年以前，法国将其受援国分为两类，即“阵营国家（ambit countries）”和“阵营外国家（non-ambit countries）”。其中，“阵营国家”包括37个原法国殖民地国家和后来逐渐加入的非洲国家；“阵营外国家”是指除“阵营国家”外其他接受法国援助的国家。1998年法国调整了对外援助地区政策，改变了原来对受援国的二元划分法，转而实行“优先团结地区（La Zone de Solidarité Prioritaire，ZSP）”政策。“优先团结地区”不仅包括低收入且不能从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的最不发达法语国家，同时也向非法语国家开放，以确保更好地协调法国对外援助的地区行动。“优先团结地区”政策的目的在于巩固这些国家的法制和民主，支持这些国家实现更平衡、更多元化和更稳定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满足受援国主要的社会需求，更加合理地管理法国对外援助的地区与资源，促进环境保护，促进法国与这些国家更好地开展合作与文化交流，促进地区稳定与协调发展。根据规定，列为“优先团结地区”的国家可获得比其他受援国更为广泛的合作手段和更优惠的援助资金。

1998年2月，法国国际合作与发展部际委员会（Comité Interministériel de la Coopération Internationale et du Développement，CICID）首次确定的“优先团结地区”包括61个国家， 除37个原“阵营国家”外，又增加了很多撒哈拉以南的其他非洲国家，主要是中部非洲和南部非洲英语国家。 2001年，53%的法国双边援助用于对“优先团结地区”国家的援助。这一名单每年由法国国际合作与发展部际委员根据“优先团结地区”相关政策的基本标准和经济政治标准确定。2002年法国“优先团结地区”包括全球七个地区的54个国家（见表1）。

法国不仅对“优先团结地区”给予较多的援助资金，而且在发展合作模式上也给予更高重视，表现在自2000年开始，法国政府对属于“优先团结地区”的国家定期制定多年度发展合作战略，用于指导双边发展合作进展。而对非“优先团结地区”国家，则采取一个项目一签的办法，只签署针对项目的发展援助协议，而不制定多年度发展合作战略。2004年法国开始制定伙伴关系框架文件，以五年为基础滚动制定法国对主要援助国的援助战略，这一举措进一步强化了法国对外援助中的地区战略。

三、法国对外援助管理体系

对外援助管理体系的设置与一国政治体系的机构设置存在较密切关系，同时也体现了援助国对外援助理念的差异。一般而言，重视对外援助的国家通常设置了较高级别的对外援助管理机构，并设立完备的管理体系。当然对外援助管理体系设置也与一国对外援助管理实践不无关系。

1. 决策机制

法国对外援助属于中央集权式管理，对外援助决策由一个高于部委的机构负责。目前法国对外援助的决策机构是法国国际合作与发展部际委员会和法国海外属地部际委员会，它们负责每年制定法国发展援助总体规划，决定法国的援助方向，监督法国发展援助各机构的活动与优先政策的一致性，其中前者负责法国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对外援助事务，后者负责法国海外属地的发展援助事务。

为促进对外援助各部门间的协调，1998年法国成立了国际合作与发展部际委员会，由法国总理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外交和欧洲事务部长、经济财政和就业部长、移民融合民族认同和合作发展部长以及其他与发展合作有关的共12名部长，其中外交部和经济财政就业部组成联合秘书处，在法国对外援助决策中的作用较大。

为支持海外属地的经济发展，法国政府成立了海外属地部际委员会，由总统主持，负责确定法国开发署在法国海外属地的战略方向。2009年11月6日，该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确定了法国开发署对海外属地的两个关键支持领域，即加强法国海外属地建设、增加对私人企业及工业的援助。

2. 管理结构

除决策机制外，法国对外援助管理体系还包括以下三个层次（见图1）：第一个层次是外交和欧洲事务部（简称外交部）、经济财政就业部（简称财政部）和移民融合民族认同与合作发展部（简称移民部），负责制定对外援助的具体内容，管理、监督援外活动的开展。其中外交部是法国对外援助的主管部门，其下属的国际合作与发展司全权负责法国的对外援助事务。第二个层次是法国开发署，负责执行双边援助。第三个层次是法国国际合作高级理事会，负责协调对外援助领域的公私关系。此外，法国还设立了对外援助辅助机构，为援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技术支持。

图1：法国发展援助管理机制

资料来源：OECD , “Peer Review: France ”, www.oecd.org/dac/peerreviews, 2008.

注：2009年，法国成立由总统主持的法国海外属地部际委员会，负责制定AFD在法国海外属地的战略方向。法国海外属地部际委员会与法国国际合作与发展部际委员会在法国对外援助管理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是一样的。

EGIDE即艾基德中心，也即法国国际交流接待中心；FCI即法国国际合作公司；

ADETEF为法国经济财政合作署。

不同机构在法国对外援助管理体系中的作用各不相同：外交部国际合作与发展司与财政部财政和经济政策司一起，负责指导法国政府的整体对外援助政策，这两部门与法国开发署共同负责执行法国的双边援助。2008年，移民部加入到法国对外援助管理体系。法国开发署是法国双边援助的主要执行机构，也是法国双边援助执行领域的专家库与经验中心，法国开发署强调知识产出，尤其重视战略规划和部门建设研究。在多边援助上，外交部负责联合国系统和健康领域的援助，财政部财政和经济政策司负责多边开发银行和特定领域的援助。

法国对外援助管理体系中多方参与、多样化的援助工具和援助程序体现了法国对外援助的多重目标，使得法国对外援助管理体系十分复杂。法国对外援助管理体系的特征之一是，虽有多个参与方，但是没有任何机构是纯粹的援外机构，这些机构在管理对外援助尤其是双边援助的过程中，仍承担其他领域的职责。如外交部国际合作与发展司负责管理全球所有国家的事务，其中很多国家都不具备接受法国对外援助的资格，也即并非法国的受援国，且其很多职责都与官方发展援助无关。财政部财政和经济政策司负责法国的多边和双边经济、金融事务和国际事务，这其中的很多职责也超出了官方发展援助的范围。法国开发署是法国双边援助的主要执行机构，其职能范围覆盖三个政策领域，即通过对法国海外属地的援助增强内部团结，通过对“优先团结地区”的援助增强国际合作，以及通过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实施全球治理，但法国开发署在法国海外属地的活动和提供非优惠贷款的行为并不属于对外援助的组成部分。移民部主要负责执行移民和庇护政策、执行移民在法国国内的政策以及管理移民取得法国国籍，但这些活动都与对外援助无关，只有与移民来源国的合作才属于法国对外援助的管理职能。除上述主要援外机构外，其他法国部委也提供对外援助，如国民教育部通过培训项目提供发展援助，但只占其职责的很小部分。如此复杂的管理机构设置，不仅不利于法国对外援助的统一管理，也不利于受援国及其他援助机构与法国开展对外援助领域的合作。为此，2008年经合组织对法国的同行评议（Peer Review）就提出法国应制定统一的发展援助管理战略，并建立能够确保各参与方更加紧密的联系机制，使其对外援助管理体系更加系统化、合理化。

四、对中国对外援助管理体系改革的启示

我国的对外援助理念与法国有很多相似之处。自新中国开始实施对外援助以来，对外援助就是我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传播文化方面，早期中国的对外援助很少关注这一点，不过，随着孔子学院和海外汉语班的开办以及中国青年志愿者海外援助事业的发展，对外援助在推广中国文化方面将起到积极作用。但与法国不同的是，当前中国的对外援助重视经济利益，尤其是1995年援外方式改革推出中国政府对外优惠贷款援外方式以来，中国援外道路的选择是在考虑了中国和受援国国情的情况下做出的，并且优惠贷款等援助方式有效促进了受援国和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远好于发达国家的援助效果。但是，虽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管理體系也在不断的调整过程中，但仍存在较多问题。现阶段，应将对外援助纳入国家的发展总体战略规划：对外应为外交政策服务，坚持和平与发展，促进和谐世界建设；对内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坚持科学发展观，推动和谐社会建设。为此，改革中国对外援助管理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对外援助管理体系尚在形成过程中，就目前状况看，中国对外援助管理决策机制较为分散，在所有与对外援助有关的正部级部委中，没有专门从事对外援助工作的部委，且缺少对外援助协调机制，尚未形成对外援助的网络化管理。与改革开放初期由专门的对外经济联络部主管援外工作相比，当前的对外援助管理体系的层级不高，不利于对外援助作用的发挥。中国对外援助管理体系改革应积极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大力加强制度建设，不断提高援外工作法制化、规范化水平。在考察法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对外援助管理体系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中国对外援助管理体系改革可朝着两个方向发展，其一是设立独立的对外援助管理机构，其二是完善对外援助协调机制。

1. 设立独立的对外援助管理机构

在中国，对外援助的统一管理并不是新鲜事，自1961年到1982年，对外援助主管机构虽几经变迁，但这一阶段的对外援助都是由部级单位管理的。 虽然援外管理体系改革自1995年以来就从未停止过，但实际效果却不容乐观。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对国际事务参与度的不断增强，对外援助规模和范围逐渐扩大，援外管理任务急剧膨胀，因此中国对外援助管理体系改革可采取较为激进的做法，即在国务院下直接设立主管对外援助的正部级机构，全面负责对外援助事务的管理，而将对外援助管理职能从商务部释放出来。设立专门的正部级援外主管机构的做法与1961年设立对外经济联络总局的做法类似，独立的对外援助管理机构拥有较高的自主权，可以更好地为中国的对外战略服务，同时还可以提高对外援助的管理效率，有效促进中国对外援助事业的蓬勃发展。已有学者提出过类似建议，即建立对外援助高层委员会和专门机构可以改善对外援助效果，使有限援助资金发挥更大效用，还可以避免各部门之间的相互牵制或重复援助，形成中国对外援助领域决策、管理、评估一体化的系统机制。

2. 完善对外援助部际协调机制

对外援助既要考虑政治、外交上的战略利益，又包含商业和人道主义方面的考虑，如何将这些目标统一起来是对外援助管理体系改革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此外，对外援助是一个统一系统，涉及援外人员、技术、资金、制度和机制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对外援助管理机制改革应注意体制与目标之间的整体性和一致性，使体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对外援助目标。

在中国当前对外援助管理体系中，为减少对外援助领域的条块分割，商务部专门成立了任务小组，定期召集与对外援助有关的机构磋商援外领域相关问题，但对外援助政策的制定仍全部由商务部负责，并提交国家发改委审批，外交部、财政部等在对外援助政策制定中应有的作用和地位并未体现出来。在中国当前由多个部门分头管理的对外援助的情况下，部门间的协调更加重要。从国际经验看，主要援助国均设立了对外援助协调机制。法国国际合作与发展部际委员会、法国海外属地部际委员会在法国对外援助政策制定与执行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鉴于不同援助方式在中国对外援助体系中地位和作用的不同，中国对外援助协调机制应包括所有与援助有关的政府部门。在国务院领导下，中国最早的对外援助协调机制是商务部、财政部和外交部三部委的对外援助联动机制，随着中国对外援助管理体系改革的不断深入，部际协调机制正有序推进。2008年，商务部会同外交部、财政部等24个中央部委和单位，正式成立对外援助部际联系机制。2011年2月，部际联系机制升级为部际协调机制。 对外援助部际协调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将更加有利于中国对外援助的发展。

五 小 结

西方国家包括法国在内的对外援助管理体系并非十分完善，仍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西方援助国在提供对外援助的同时，并未随之为受援国教育等领域提供援助，且倾向于在受援国政府之外设立援助项目的实施单位并在项目完成后撤销这些机构，从而导致西方援助项目未能实现增强受援国能力建设的目的，反而成为削弱受援国发展能力的推手。为使对外援助获得更好绩效，中國在提供援助尤其是优惠贷款的同时，还帮助受援国实施职业教育、为受援国公民提供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学习等，这些举措加强了受援国的能力建设。同时，在援外项目执行过程中，中国十分重视向受援国人员传授技术，在对外援助早期就制定了清晰的技术转移步骤。 因此，在改革中国对外援助管理体系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中国现有体系的优势，在考虑中国和受援国国情的情况下，采取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认为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第一定义就是多种发展模式。 中国充分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并本着平等、民主的精神推动各种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以求共同进步。中国对外援助管理效率的提高必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对外援助事业的发展。

作者：胡建梅 黄梅波

国际经济移民管理论文 篇2：

完善我国技术移民的法律制度研究

摘 要：为谋取抢占未来长期发展优势和战略制高点，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制定人才引进政策加速争夺高端技术人才。论述了完善我国技术移民法律的现实必要性，借鉴21世纪以来德国的技术移民政策变迁和制度特点，提出推进我国技术移民立法和移民管理工作的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 技术移民 移民管理 德国

技术移民是指以自身才能为主要条件，离开本人国籍国或者常住国，合法地永久或者临时迁徙至另一国家的外国人。[1]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国际交流日益频繁，跨国人口流动日益活跃，2015年全球国际移民人数达244亿，约占世界人口的 33%。[2]仅2018年上半年，我国签发外国人签证证件110万件次，同比增长35%，批准2409名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同比增长109%。[3]随着来华务工、经商和居留的外国人日益增多，探索加快技术移民立法进程，建立健全高效的移民管理体系，合理有效开发移民红利显得十分必要和日益紧迫。

一、完善我国技术移民法律制度的现实必要性

从国际环境上看，当前国际政治体系变革动能不足，大国之间战略博弈常态化，现有国际协调机制难以适应，国际安全挑战复杂多样，非传统安全威胁凸显。全球经济失衡加剧，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逆全球化势力抬头，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国际金融市场震荡，国际贸易摩擦增多，高精尖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加剧，国际经济环境变化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持续增加。[4]从国内环境上看，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转型升级期，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经济社会转型阵痛凸显。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人口出生率长期保持低增长，2018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94‰，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81‰，[5]人口拐点即将出现，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才红利尚未凸显。从人口流动上看，当前人员国际流动已经成为国际潮流和趋势，为提升核心竞争力和争夺国际规则话语权，各国重视培育和争相引进高端技术人才。但目前我国高精尖人才匮乏，自主创新能力相对不足，“智力外流”和资金流出海外的现象越发严重。我国既需要依赖内生途径开发人力资源推动发展，更需要引进国际人才推动人才市场结构性改革，创造新生红利，提升发展动能，加速发展进程。[6]

二、21世纪以来德国技术移民制度建设概况及特点评析

（一）21世纪以来德国技术移民制度建设概况

德国和中国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国家，2000年前后的德国与当前我国国情相似，共同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出生率降低、高技术人才短缺等社会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和实现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德国政府相继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技术移民政策，如通过实施“绿卡”政策从非欧盟国家引进本国紧缺的IT行业人才、颁布《关于联邦德国控制、限制移民和规范欧盟公民及外国人居留与融合事宜法》（以下简称《移民法》）放宽了引进市场紧缺的外籍专业人才的限制但同时强调国内劳动力享有优先就业权、出台《德国居留法》实施优才定居计划向来自非欧盟国家的高学历专业技术人才发放“欧盟蓝卡”、頒布《技术移民法》和《就业容忍法》降低准入门槛吸引更多高技术移民来德就业等。

（二）德国技术移民制度特点评析

德国自二战结束后才开始移民历程，其移民历史虽较为短暂，但从2005年起，德国便超越俄罗斯成为第二大国际移民目的国，在2015 年就有超过1200 万名国际移民居住在德国。[7]在此期间，德国各项技术移民制度也日趋完善，并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坚决维护国家安全。《移民法》将国家安全置于优先地位，简化了遣送非法移民和驱逐恐怖分子、危险人员的程序，并明确规定凡是有理由证明危害德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均可予以驱逐。[8]

2坚持引进与筛选相统一。在当前的反移民浪潮下，德国政府通过移民政策实施和完善，降低了高技术移民准入门槛，为非欧盟公民来德就业扫除了障碍，也将不符合条件的群体排除在外。

3保护本国劳动力市场。为避免专业技术移民挤压本国劳动力市场，《移民法》明确提出依照劳动力市场形势进行充分考虑，并对部分职业进行劳动力优先测试和调查，积极保护本国劳动力市场。

4高度重视移民融入。《移民法》规定所有新来的移民均被强制性要求参加融入培训，对不按规定参加培训班的移民将采取不予以入籍、不再延长其居留许可、减少其社会福利待遇等惩罚性措施，外国人在申请定居许可时需了解德国文化、知悉法律法规并拥有流利的德语能力。[9]

三、推进我国技术移民立法和移民管理工作之思考

德国的技术移民政策为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输送，迅速提高了本国科技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活力，成为其一项重要的经济社会政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应当借鉴德国技术移民政策成功经验，加快技术移民立法进程，完善移民管理法律体系，深度参与国际人才竞争，抢夺技术人才高地，持续推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一）坚持维护国家利益原则，探索建立特色法律体系

要坚持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为首要原则，在引进海外人才的过程中，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加大引进人才身份背景信息核查，坚决消除涉恐人员“回流”入境和民族分裂分子潜入等潜在安全隐患。在考虑我国经济发展需求和维护劳动力市场供求平衡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全面规范的技术移民的筛选和评估机制，全面细化融合积分制、配额制、雇主担保制和职业清单制等技术移民制度，探索设计以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语言能力和工作经验等为内容的准入评价标准制度。要结合我国区域开发战略，控制技术移民层次和规模，调控技术移民流量和流向，合理引导人才行业、区域分布，保持外国人才供给和国内劳动需求的动态平衡，积极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技术移民法律制度。[10]

（二）完善顶层设计，加强统筹协调

要以国家移民管理局成立为契机，立足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加强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总体布局，强化宏观规划和微观调控，进一步理顺体制机制，厘清部门职责，明确职责分工， 逐步将分散在各部门的移民管理职能收归国家移民管理局统一管理，并明确时限、有序推进，实现机构设置的合理化、权力运行的程序化、管理服务的层责化。要强化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建立国家层面国际移民工作统筹协调机制，完善移民事务信息共享制度，定期组织召开移民管理工作联席会议，专题分析现阶段移民管理工作情况，逐步形成多维度、长远性、宽领域的移民管理工作格局。

（三）强化科技应用，创新管理手段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移民管理工作要全面强化信息技术支撑，加强大数据技术信息运用，利用大数据技术与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的融合，加快建立外国人生物特征信息数据库，逐步将二维码技术和指纹生物特征加入至外国人签证和居留证件中，密切关注高风险人群，实时核查行踪轨迹，深入挖掘数据价值，提高风险预警能力;[11]要加快引入“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推动建设统一高效的移民管理信息系统，强化电子数据的纵向对接和办公系统的横向互联，打破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深挖数据利用价值，提升数据利用效率，实现信息数据深度融合和实战应用。

（四）加强公共服务，加快移民融合

地方各级政府要切实增强社会服务和管理职能，加大公共服务经费投入，推进外国高端人才服务“一卡通”建设，加强外籍人才社会保障衔接，建设全方位、高效能的国际移民融入服务网络平台，并参照德国的做法，设立专门的移民融合机构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窗口为外国人才提供一站式服务和咨询，开设提供语言培训、就业指引、法律援助等培训课程和社会服务，对申请永久居留的外国人实施语言和文化知识测试。[12]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深外国人才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推动帮助外籍人才快速融入工作生活环境。

（五）释放政策红利，加强执法合作

要进一步发挥移民管理职能，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对于海外高端人才和急缺技术人才，要减免所需提供证明材料，扩大免签政策适用范围，简化边防检查手续，放宽居留就业申请条件，加快永久居留审批流程。设立优秀外国留学生工作签证制度，吸引优秀外国留学生留华发展。对涉港澳台地区居民和海外华侨在就业、医疗、出行和住宿等方面实行优待政策，赋予其在华期间与国民同等的待遇。要以“一带一路”倡议和上海合作组织等为基本框架，加强与周边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移民执法合作，努力在全球移民管理领域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力量、提供中国方案，为我国技术移民的引进创造积极的政策条件和良好的国际环境。

综上所述，在经济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加快我国技术移民立法进程，建立健全高效的移民管理体系，合理有效开发移民红利显得日益紧迫。为此，我国应当在坚持维护国家利益原则下，借鉴德国等发达国家技术移民政策的成功經验，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理顺体制机制，厘清部门职责，加强执法合作，强化科技应用，完善公共服务，加快移民融合，创新管理手段，释放政策红利，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移民法律体系。

参考文献：

[1]刘国福中国技术移民政策构想[J].理论与改革，2011（2）：72-76

[2]国际移民组织世界移民报告2018[EB/OL].https：//wwwiomint/wmr/world-migration-report-2018， 2018-05-28/2019-04

[3]国家移民管理局2018年上半年全国出入境证件签发量和人员出入境量同比稳步增长 出入境证件签发量达78564万件次 出入境人员总数达31亿人次[EB/OL].http：//wwwmpsgovcn/n2254996/n2254999/c6181114/contenthtml， 2018-07-23/2019-04

[4]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2019年3月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EB/OL].http：//wwwgovcn/premier/2019-03/16/content_5374314htm， 2019-03-16/2019-04

[5]国家统计局2018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出生率为1094% [EB/OL].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gncj/2019-01-21/doc-ihqfskcn8982977shtml， 2019-01-21/2019-04

[6]王辉耀，苗绿国家移民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209

[7]王辉耀，刘国福，苗绿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2-50

[8]苏睿德国《移民法》评析与借鉴[J].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17（4）：32-38

[9]郭小沙德国《移民法》评说[J].德国研究，2004（3）：14-19

[10]熊缨国际技术移民制度比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5（13）： 64-70

[11]李洪，张燕大数据时代建立非法出入境人员生物特征资源库的思考[J].中国公共安全·学术版，2018（3）：117-120

[12]刘国福，中国国际移民的新形势、新挑战和新探索[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 45-54

作者：黄菁华 王琛 武陈昊

国际经济移民管理论文 篇3：

澳大利亚非法移民的危害和处理之建议

摘要: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带动了信息技术产业和交通运输行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使人员的跨国流动变得越来越容易和频繁,非法移民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中滋生。澳大利亚是非法移民理想的目的国之一。近年来,非法移民问题成为澳政党竞选中的热门话题,开始较大地影响到社会各阶层。非法移民令当地居民的合法权益受损,危害到公众安全,并影响国际间的交往。因此,打击非法移民活动需要国家内部和国际间的合作双管齐下。同时还需要意识到:非法移民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因素。发展非法移民来源国的经济,缩小贫富悬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杜绝非法移民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非法移民 澳大利亚 建议

澳洲的海岸线曲折绵长,社会福利完善,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具有移民政策的发达国家,因而成为非法移民组织者的目标。据官方不完整统计,每周约有500名非法移民入境澳大利亚。因此,研究澳大利亚的非法移民问题很具现实意义。

1 非法移民入境的手段

非法移民从早期的个人直接偷渡,发展到现今有组织的成团偷渡,手段越来越多样化,路线越来越曲折,隐蔽性越来越高。综合起来,大体有如下几种:

1.1 直接偷渡。这是指偷渡人员不具备有效的出入境证件,多匿藏于跨境的船舶、飞机或货柜箱中实施偷渡。

1.2 非法出境非法入境。偷渡者使用完全伪造或部分纂改的证件,通常是揭换护照照片或拆换护照内页,期望能顺利通过边境检查,以合法的身份出境和入境。还有些偷渡者使用他人的护照(由护照签发机构真实签发的)冒名顶替,企图以护照真实持有人的身份出境和入境。

1.3 合法出境非法入境。由于目前各国的护照签发手续相对简单,偷渡者通过申请取得本人护照后,持本人护照出境,然后转道第三国,然后再由偷渡组织者安排通过上述两种方法入境目的国。

1.4 不诚实获取和使用目的国签证。偷渡者伪造材料骗取目的国签证,入境到签证期满后仍不离境,成为逾期居留的非法移民。这些非法移民一般持目的国的旅游或留学签证,或通过与目的国公民假结婚,以实现其目的。

2 非法移民的危害

2.1 从国际层面上看

2.1.1 非法移民影响了其来源国和目的国之间的正常交往。由于某些地区是非法移民的高发地,当地居民申请签证的拒签率一般都较高,这给当地居民正常参与国家间的政治、文化和贸易等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带来了消极的影响。澳大利亚对来自中国福建地区的访客签证申请拒签率达90%以上,令有真实商务或旅游目的的申请人都被拒签。

2.1.2 非法移民问题很容易引起外交纠纷,从而影响到两国之间的正常交往。非法移民来源国和目的国如果不能就非法移民遣返和接收问题达成共识,很容易就将移民问题政治化。更极端的情况是,有些国家会借非法移民问题发难,衍生到人权践踏和歧视,进而干涉别国内政,严重伤害了两国的正常外交关系。

2.1.3 非法移民活动还是犯罪滋生的土壤,对其实施打击难度大。跨国偷渡集团组织严密,成员分工明确,在实施整个偷渡的过程中,运送、中转、目的地接头环环相扣,他们甚至还与澳大利亚当地的黑社会势力勾结一起,形成庞大的地下网络。除了涉及人口走私外,跨国偷渡集团往往还涉及其他犯罪,如在偷渡前准备伪造证件的伪造证件罪,把通过偷渡人口获取的利益用各种方式使其“合法化”的洗钱罪等。由于整个偷渡集团是跨国境运作,而各国反偷渡的法例不同,给取证和检举偷渡组织人员的造成很大困难,无疑是助长偷渡集团的气焰。

2.2 从国家层面上看

2.2.1 非法移民引发公众排外情绪,潜在威胁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由于没有合法身份,大多数非法移民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经常受到来自社会各方的隐形歧视,随机的微小事件或敏感问题也会如同“催化剂”一般引发社会群体的对抗,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非法移民迫于生计,多数从事和参与“打黑工”和偷税漏税等违法活动,一些人更铤而走险进行抢劫、敲诈、偷窃、杀人和黑社会等犯罪活动,给当地的治安带来极大地隐患。

2.2.2 非法移民大量占用社会公共资源,剥夺合法公民的福利和权益。

为了加强边境管理,控制非法移民,澳大利亚政府在改善军用设备、增加边境检查系统和管理边境工作人员方面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资源。澳大利亚移民局每年花费数千万元用于维护和更新边境操作系统,以保持入境旅客信息渠道的畅通,确保移民局对于高危入境人群的监控。除此以外,政府还投入资金对边境工作人员和技术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另外,澳大利亚政府更投入大量的资源兴建数十座非法移民羁留中心,用于拘留那些被查获的非法移民。

非法移民以廉价的劳动力冲斥澳大利亚国内的劳动力市场,抢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加剧了国内业已紧张的就业矛盾。澳大利亚移民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澳有4.87万人在临时签证到期后仍滞留在澳洲,假设逾期居留的人有一半在打黑工,每人每年逃税100澳元的话,澳大利亚政府每年税收要损失接近250万澳元。非法移民没有遵守居民应尽的义务缴纳税收,却使用了不少的公共资源。非法移民使用的紧急医疗设施、子女后代接受的教育、政府进行的与非法移民相关的执法行动(如搜查非法移民匿藏地点和搜查非法劳工等)远远超过他们纳税所应享受的福利。有关资料统计,非法移民每纳税的1澳元,就享受8-12澳元的福利。

3 处理澳大利亚非法移民问题的建议

3.1 适当修改移民政策,加大法律的打击力度 澳大利亚目前依然活跃的签证类别多达400多种,有某一部分签证类别的批签率较高。这些签证类别没有限制签证持有人到澳境内申请政治庇护或难民签证的规定。如果政府增加有限制的簽证条款,以控制境内的政治庇护和难民签证的申请,使持有该签证的申请人无法在澳境内申请政治避难,那么,非法移民合法化的机会大大减少了,也就未必会以身犯险。同时,政府应立法加大对非法移民的打击力度,如一经查获,应高额罚款并即时押送离境。非法移民一旦被遣返,其本人或直系亲属就被列入移民局黑名单,终身不能再入境。

在打击非法移民个体的同时,必须严惩非法移民偷渡集团,特别是蛇头。现今跨国偷渡集团精心策划下的偷渡手段日新月异,反偷渡的形势也越来越严峻。因此,要及时更新的技术和手段侦查,如加强重点口岸和港口的管理。这包括,在非法移民出入境的重要地点强化空港、海港和船舶的防范和管理措施,主要是加强对进港飞机、船舶和人员的检查,定期培训专业的执法人员,提高边检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特别是识别伪造证件和反偷渡的侦查能力。其次,使用高科技手段,提高防范和侦查的效率。澳大利亚的边境管理系统是世界上少有的先进系统,其实时监测系统在旅客入境前已经将旅客数据传输到澳大利亚边境数据库中。这个数据库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持伪造签证入境的非法移民现象,但却不能防止冒名顶替者使用真实签证的情况。因而,入境证件和信息系统如增加生物特征(指模、签证持有人相片等)就能更有效地阻止非法持有签证入境的旅客了。再次,对非法移民组织者严严厉惩治,判以重刑,以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

3.2 加大对非法移民危害的宣传,建立全民防范的舆论环境 移民局的统计显示,非法移民居无定所,时刻提防被移民局捉获遣返,大都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90%以上都非常后悔参与了非法移民活动。因此,政府必须加大宣传力度,让澳大利亚当地居民意识到非法移民本身就是受害者,尽快帮助让他们回到原籍国将大大有利于其今后的生活。这些措施包括:①广泛利用报纸、电视、网络或制作宣传海报,以一些非法移民的真实案例为典型,披露非法移民在偷渡过程中遭受的危险和在澳大利亚境内的悲惨遭遇,以此引起社会各界对非法移民的广泛关注;②加强当地公民,尤其是非法移民集中地区的居民的法制宣传,增强其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杜绝其为非法移民提供住宿或工作的念头;③搞好情报调研工作,建立并完善公众与移民局的定期情报通报制度。在非法移民集中地,特别是非法移民经常落脚的旅馆、餐馆联系,宣传发动群众,形成立体防范网络,建立高效的非法移民举报机制(如24小时热线或紧急求助中心),以便发现非法移民就能及时举报。

3.3 加强国际间的合作 国家间的合作不应仅仅停留在信息情报和技术的交流、警务合作、接受和遣返非法移民的协助等短期性行为,更应国际间的劳务合作,提供劳动技能的培训,从正规的渠道吸引非法移民来源国的剩余劳动力。由于非法移民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原因,澳大利亚通过提供经济援助,将所提供的援助直接应用于经济建设中,以改善非法移民来源国的经济环境,从源头上减少非法移民的产生。国际性组织也应就非法移民问题定期组织会谈,并将会谈的内容落实为协定,让各国有法可依,形成控制非法移民的国际合作机制,实现责任共担。

参考文献:

[1]韩锋等.《当代澳大利亚》,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

[2][美]哈立德·科.《国际移民》(吴周放译),徐州: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霖出版社,2009年版.

[3][澳]大卫·沃克.《澳大利亚与亚洲》(张勇先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安景华.《澳中关系》,北京: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1996年版.

[5]徐军华.《非法移民的法律控制问题》.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廖启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