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基本矛盾论文

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社会基本矛盾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根据;为我们正确分析和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科学的方法;为正确处理不同类型的人民内部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制度基础：为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政治保证。

第一篇：社会基本矛盾论文

当前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

台湾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但在诸多矛盾中，蓝绿矛盾是一个基本矛盾，其他社会矛盾包括统独矛盾、省籍矛盾、南北矛盾、政经矛盾、环保与经济发展矛盾等，或多或少都受蓝绿矛盾的制约与影响。

最近以来，大陆涉台学界开始重视与讨论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尤其是认为阶级矛盾愈益突出，并成为民进党在政治斗争与选举中主打的议题，即不再主打“统独”等政治议题，而主打“阶级”、“民生”与“贫富差距”等“非政治”议题。那么如何看待当前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和让我们深刻认识台湾社会与政治的重要途径。纵观台湾诸多社会矛盾与问题，可以发现，蓝绿对立与蓝绿矛盾是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其他社会矛盾包括统独矛盾、省籍矛盾、南北矛盾、政经矛盾、环保与经济发展矛盾等，或多或少都受蓝绿矛盾的制约与影响。

蓝绿矛盾是台湾社会

的基本矛盾

台湾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但在诸多矛盾中，蓝绿矛盾是一个基本矛盾，而且是一个对抗性的矛盾，影响与制约其他矛盾。蓝绿矛盾不解决，其他矛盾与问题就很难解决。

当今台湾社会不再是一个整体，不再是一个和谐、团结的社会，而是一个分裂的社会，是蓝绿二元社会。台湾逐渐分裂为两个阵营，两种势力，两种力量，即泛蓝阵营与泛绿阵营。泛蓝阵营在政治与权力结构上以国民党为主体，包括了盟友亲民党与新党等，其支持者构成泛蓝阵营的群众基础;泛绿阵营政治上以民进党为主体，包括了盟友台联党与建国党等，其支持者构成泛绿的群众基础。蓝绿的主要区别在於：泛绿阵营具有强烈的本土意识与台湾主体意识，主张与追求台湾独立，否定“中华民国”政治架构，否定“九二共识”，“反蓝反中”;泛蓝阵营既有本土意识与台湾主体意识，也有中华民族意识，坚持“中华民国”政治架构，承认“九二共识”，反对“法理台独”，“反绿不反中”。因此，蓝绿矛盾与统独矛盾、族群矛盾、国家认同矛盾等密切相关，但又不完全相同，存在差异与区别。

蓝绿矛盾之所以是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原因在於：第一，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与两岸等几乎所有议题，都存在明显的蓝绿差异与蓝绿之争，难有共识。同一个议题，同一个问题，蓝绿很难有一个共同的看法与认知。第二，台湾社会已没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与是非标准，完全是以蓝绿立场与蓝绿政治标准来衡量，而蓝一个标准、绿一个标准，形成典型的二元格局。第三，今天台湾的一切政治斗争与政治运作，完全呈现蓝绿之间的利益与权益分配，没有第三势力生存、发展的空间。

蓝绿矛盾的核心问题不是内政与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而是如何处理与定位与大陆的关系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讲，台湾内部与大陆的矛盾是台湾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台湾内部的许多重大政经决策，都与大陆或两岸关系存在密切关系，或者说无法回避两岸议题。国、民两党在权力争夺中，主要是围绕两岸议题(台湾的政治问题核心也是两岸问题)展开激烈斗争，在其他议题上没有太大的差异。只要两岸问题不解决，岛内政治就无解，蓝绿矛盾就会长期存在，并制约与影响台湾社会经济发展与两岸关系的发展。

统独矛盾已变为“独”

与“非独”的矛盾

长期以来，许多涉台学者认为统独矛盾是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或最重要的矛盾。如果在前些年有这样的认知也许是准确的，但现在情况有所变化。表现上台湾社会的统独矛盾依然存在，而且好像还非常突出，也是两岸学者经常使用的概念，但仔细分析发现，台湾的统独矛盾已经发生重要变化，今天台湾只有“独”与“非独”的矛盾，已没有统一与独立的矛盾。

台湾社会内部尽管还存在统派，但统一力量在迅速衰退，在岛内已无法构成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相反，在今天的台湾，尽管维持现状派占绝大多数，是主流民意，但越来越多的人倾向独立，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也是无法回避的巨大挑战。因此在今天的台湾，已不是“统”与“独”的矛盾与选择，而是“独”与“非独”的矛盾与选择。“非独”就是维持现状，却不是“要统”。“非独”是一个需要科学解读的概念。这里还存在一个“事实独立”与“法理独立”的区别。“非独”是指不搞“法理台独”，而是要“维持现状独立”，或寻求“事实独立”。

事实上，中国国民党“非统”立场的变化或“独台化”之后，统独矛盾就不再是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今天民进党仍将国民党视为“亲中”的统一政党，是为了在台人面前给国民党栽赃与抹黑，是政治斗争的手段，是逼国民党不断“台湾化”、“本土化”与“台独化”。事实上国民党已是一个完全“台湾化”的政党，是一个仍坚持“中华民国”政治框架或“一中宪法”的政党，是一个承认“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政党，但也是一个强烈反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政党，是一个不再追求两岸统一的政党，是一个公开主张不搞“法理台独”、而谋求维持台湾事实独立的政党。民进党是一個台独政党，尽管在现实中逐步向“事实台独”靠拢，但没有放弃“法理台独”的主张与目标(追求建立“台湾共和国”的“台独党纲”仍在)，仍伺机谋求“法理台独”，是一个“事实台独”与“法理台独”兼顾的政党。台湾民众主流民意虽然不主张统一，但也不希望搞激进的“法理独立”，而是维持现状，即维持台湾的“事实独立”。可见，统独矛盾不再是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是演变为“独”与“非独”的矛盾，是维持“事实台独”与追求“法理台独”的矛盾。

省籍矛盾依然存在

台湾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本省籍与外省籍两大族群的矛盾，即省籍矛盾，并成为台湾一个重要的社会矛盾。

国民党统治政权退居台湾后，形成台湾社会“中央/外省—地方/本省”的二元政治权力结构。反映在社会层面，则呈现掌握社会优势资源的外省人与居於弱势地位的本省人的关系与矛盾，也表现为掌权的外省少数群体与不掌握权的本省多数群体之间的关系与矛盾。民进党的发展与崛起，就是建立在强化这一省籍矛盾基础之上的，即强烈反对所谓的外省权贵权层，为所谓的弱势本省群体争取利益。经过政治发展演变与民进党的执政，这一省籍矛盾更为突出，但内部力量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为势力不断壮大的本省人及本省政治集团与实力不断弱化的外省人及外省政治集团的关系或矛盾。

在台湾，特殊的省籍矛盾并没有因台湾政治民主化而消融，反而在民进党的政治操作下变得更为敏感，渗透到台湾社会生活中的各个角落。李登辉曾试图融合外省人为本省人，建构“新台湾人”，形成“台湾命运共同体”，但事实上却一直在压制外省人，并没有实现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和解，没有实现族群融和，反而因其分裂路线进一步加深了省籍矛盾与省籍裂痕。陈水扁执政后，在“去中国化”、“去中华民国化”、“去蒋化”与“文化台独”路线下，极尽打击与排挤外省人与外省势力，进一步加深了省籍矛盾。时至今日，民进党仍在质疑马英九的外省人身份与质疑他对台湾的政治忠诚度，就是省籍矛盾在政治斗争中典型体现。

台湾社会的省籍矛盾仍在调整过程之中。外省籍群体绝大多数支持国民党，约占百分之八十，但已有百分之二十转为支持台独主张的民进党，民进党政治精英中有一大批外省人包括陈师孟、王定宇等，未来支持民进党的比例可能还会上升。本省人尽管是支持民进党的主体力量，占百分之六十左右，但仍有百分之四十五左右的本省人支持国民党，支持泛蓝，否则国民党早已终结，未来如何演变，仍存在不确定性，需要我们认真观察与分析的。

南北矛盾依旧突出

在全球范围内的南北矛盾是指北半球的经济发达国家与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或矛盾。台湾的南北矛盾也是由南北经济发展差距引起的南北地区矛盾与政治矛盾。

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确实存在由於历史原因造成的南北差距与南北矛盾。就历史发展看，台湾经济重心一直呈现由南向北转移的过程，只是近几十年才形成显着的南北差距。最重要的原因是台北市作为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集中了台湾最多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源。国民党当局曾有以台湾作为反攻大陆基地的战略考虑，有一种过客心态，在施政上采取了“重北轻南”的政策，即重点经营北台湾，较忽视发展南台湾，使南北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扩大。今天以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县与新竹县市为中心的北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高科技产业与现代服务业发达，南台湾(中南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以传统工业、重化工业与农业为主。

其实台湾的南北经济差距并没有东西经济差距大，但却从来没有出现所谓的东西矛盾或东西问题，为何出现严重的南北矛盾?显然是经济话语权与政治因素造成的，与反对势力或民进党的反对国民党策略有关。由於外省人绝大多数生活在北部地区，所以制造南北差距也有制造省籍矛盾与政治矛盾的显着用意。由於不断制造南北矛盾并将原因归结为国民党的“重北轻南”政策与忽视南部利益，造成南部民众对国民党的强烈不满，让国民党逐步失去南部的支持力量，也造成政治结构上的“北蓝南绿”格局。

阶级矛盾并不显着

从社会学角度观察，每一个社会都存在不同的阶级或阶层。不同阶级或阶级所占有的社会资源、所处社会地位不同。但如何划分台湾的阶级仍是一个困难的事情。简单来讲，可以将台湾社会分为上层阶级(以大资产阶级为代表)、中产阶级与中下阶级(以劳工阶级为代表)。在台湾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存在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双方基本上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存在着利益冲突，资方希望维持较低的工资以赚取更高更多的利润，而劳方希望尽可能增加工资，提高福利待遇。但现实情况是，台湾劳资双方虽有矛盾，但并不紧张，也不突出，劳资争议案件在减少，没有普遍性的与强烈的劳工抗议资方的社会运动，台湾偶发小规模的劳工运动更多的是向政府争取权益，而不是直接要求资方增加工资及保护权益。作为台湾新兴的、庞大的中产阶级因台湾经济形势逐步逆转，收入增长放慢，生活压力增大，地位下降，部分沦为所谓的“新贫”。据台湾“经建会”研究，上世纪八零年代以来，台湾中产阶级户数占台湾全体总户数的比例，由一九八零年的百分之四十一点六降为二零零六年的百分之三十点四，约有八十二万户中产阶级家庭消失，沦为下层阶级近五十万万户，下层阶级所占家庭户数比例由百分之二十六点四上升至百分之三十三点八。按此估计，过去二十五年有一百多万中产阶级消失。但台湾中产阶级并没有与其他阶级或阶层发生利益上的冲突与矛盾，也没有发生典型的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抗议运动。近些年来，台湾的所谓社会运动多是以蓝绿政党组织为主体的抗议运动。

现在外界之所以认为台湾的阶级矛盾变得突出，是因为台湾的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的两极分化现象变得严重。即以上层社会为代表的有钱阶级(以工商大资阶级为主体)财富越来越多，“富可敌国”;另一方面中低收入群体扩大，收入减少。如果采取收入最高百分之五的家庭与收入最低百分之五的家庭的对比看，双方收入差距则从1998年的32倍迅速扩大到2009年的66倍。於是外界对台湾贫富差距扩大问题更加关注，尤其是民进党为了选举的需要，不断以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制造新的阶级矛盾，即一方面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商情结”，另一方面积极争取低层劳工群体。然而，贫富差距扩大并不意味着阶级矛盾的加剧与恶化，台湾有钱阶级或工商大资产阶级与贫穷阶级或劳工阶级之间的矛盾并不尖锐。扩大阶级矛盾不符合台湾的社会与政治现实，不会改变蓝绿矛盾这一基本社会矛盾。事实上，台湾各个阶级或阶层并非一个整体，而是三分天下，一部分倾向支持泛蓝，一部分倾向支持泛绿，还有一部分保持中立，尽管其间的比例有所差异，但这一大致结构基本确定。在蓝绿基本矛盾与政治倾向分野下，台湾的阶级矛盾就变得不突出，甚至被蓝绿矛盾所淹没。

政经矛盾无解

政治本来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但在台湾却变为政治绑架经济，选举绑死经济，经济发展受制於政治斗争，让台湾经济发展陷於新的困境。

在民主政治机制下，政党轮替逐步成为常态。在一般民主国家或体制下，新政权基本上会延续旧政府的基本经济政策，即使采取新的经济政策，但不会推翻已经在体制或法制下运行的政策。但台湾不同，由於两个主要政党的政治理念与两岸政策有很大差别，新政府会采取推翻或否定旧政府的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新的风险。最典型的是陈水扁上台后公然违法宣布停建“核四”，不仅引发巨大的政治风暴，而且对核电发展造成巨大影响，在依法重建后又采取不積极作为或消极做法，让第四核电厂运行时间一再延后，至今无法实现商业运转。如今有可能当选台湾领导人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又提出将来执政后不让其商业运转，可能对台湾能源电力与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国民党重新执政后，马英九当局彻底修改陈水扁当局处处限制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管制与保守政策，而是采取积极开放的政策，加强两岸经济合作，签署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以促进台湾经济发展，分享大陆经济发展红利，并实现两岸经济的互利双赢与共同发展。但民进党则在台独主张与意识形态主导下强烈反对两岸经济合作，污名两岸经济合作，回避两岸经济合作为台湾带来的巨大利益与好处，无限扩大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民进党上台后，在政治利益考虑下很可能废止ECFA，或者修正ECFA，或采取不积极作为，让ECFA的未来命运存在很大变数，这都是政治对经济的典型影响。

为了选举利益，民进党不是积极配合执政当局共度经济难关，而是处处制造麻烦与问题，希望执政党搞不好经济，给自己创造上台的有利时机。在政治利益算计下，经济成为台湾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环保与经济的矛盾

再度日益尖锐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一直是台湾后工业化发展以来面临的一个主要矛盾，但近来因民进党政治领袖的党内初选变得尤为突出，其中又涉及复杂的政治因素或蓝绿矛盾。

近十多年来，台湾经济发展已步入低速增长期，尽管去年出现偶然的高增长，也没有改变台湾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与趋势，今年又重回中低速增长，高失业与收入低增长问题没有根本性改变。台湾当局尽管致力於经济建设，落实民进党执政时期提出并推动的国光石化项目、扩大科学工业园区建设，但却遇到环保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兴起一股新的环保运动高潮。尤其是民进党党内初选的两位主将蔡英文与苏贞昌均公开反对兴建国光石化项目，而且蔡英文还提出“核四电厂不能商业运转”与二零二五年实现“无核家园”目标，再次引发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石化工业是台湾最大的产业，有一个庞大的完整产业链，也是台湾的“兆元”产业，就业人口庞大。如果不再发展石化工业，对台湾经济的发展与就业将带来巨大冲击。在强大的反对声音与大选背景下，国光石化命运出现变数，马当局不得不在强大的环保与选举压力下做出政治妥协，已确定无法继续在岛内兴建，而被迫选择海外建厂。尽管如此，台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并没有解决，仍将长期存在，也使台湾经济发展前景堪忧。

作者：吴南平

第二篇：毛泽东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与构建和谐社会

摘要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根据;为我们正确分析和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科学的方法;为正确处理不同类型的人民内部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制度基础：为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政治保证。

关键词　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谐社会;毛泽东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巨大成就。在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毛泽东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对于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促进社会主义的稳定和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最深刻的理论根据

社会和谐的根本是社会基本矛盾在运动中的协调。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作过某些原则的论述，表现了经典作家的深邃的洞察力，但限于历史条件，他们还不可能对此作出全面的解答。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根据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实践经验，在他的许多论述中，具体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许多矛盾。他论述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时期兼有两种经济结构的特点;分析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继续存在及其特点;谈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及其处理办法，等等。但是，由于列宁辞世过早，没有经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实践，因而也不可能充分地和系统地回答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

在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斯大林还比较多地讲到苏联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包括已经大量表现出来的人民内部矛盾。但他这时所讲的矛盾，主要是指过渡时期存在着的社会矛盾。而当1936年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斯大林就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是“完全适合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中，才开始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存在着矛盾，要领导者经常注意发现矛盾和克服矛盾，并认为如果注意不够还可能发生冲突。但这时他还是没有把它作为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因而在理论上是不彻底的。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的观点，不仅在理论认识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极其有害的。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毛泽东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开始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社会运动本质和特点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及矛盾的根源，并且指明它同样是推动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动力。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消除社会发展的障碍，并在其发展和完善过程中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是我国实行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深刻的理论依据。我们今天讲和谐，正是针对着不和谐说的。如果我们的社会根本上就不存在不和谐的问题，那么提构建和谐社会本身就失去了意义;而有不和谐，用哲学上更抽象的术语来讲，就是有矛盾。正是因为有矛盾，才要和谐;也正是要和谐，才要协调矛盾。社会就是在不断克服和化解矛盾的历史进程中走向和谐的，从而不断提升和谐的水准。

二、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为我们正确分析和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反映到人与人的关系上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毛泽东深入研究了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出现的各类新问题，科学地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他同时又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应当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及其以前的阶级社会里，社会基本矛盾反映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一般都表现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也就是对抗和非对抗的矛盾。但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在阶级社会和由有阶级向无阶级转变的社会中，两类矛盾运行的特点不同，在社会矛盾总体中所处的地位也是各不相同的。在阶级对抗社会，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处于主要的地位，这种矛盾的对抗性质决定了它们之间必然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而人民内部矛盾则处于次要的地位。这种人民内部矛盾的调整和解决是为了团结人民内部、服从和服务于反对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因而这种矛盾不是主要的、突出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情形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脱离的历史，改造了人与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这是我国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如果这个经济基础被动摇、被摧毁，我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就会发生逆转。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虽然还存在着敌我矛盾，但它已退居次要地位，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大量的、突出的矛盾，上升到主导的地位，成为关系到国家政局稳定、人民团结以至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盛衰成败的全局性问题。这种状况也决定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还强调了用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为

我们正确分析和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所遇到的矛盾都是非对抗性矛盾，是人民根本利益一致这个大前提之下的具体利益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根本方法就是用民主和法治的方法。这是妥善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原则。正反经验表明，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做法，正确认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主题，并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始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社会就和谐，事业就发展;否则，社会就动荡，事业就受挫折。总之，必须高度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努力创造全体人民共建共享、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生动局面。

三、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为正确处理不同类型的人民内部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制度基础

当前，社会仍然存在着大量矛盾。我们还不要说“看病难、看病贵”及“上学难、上学贵”等具体的社会矛盾，即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的实施贯彻中间就充满着矛盾。例如，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里，存在着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矛盾，存在着国内外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待遇、公平竞争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里，存在着按劳分配与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矛盾，效益与公平的矛盾，“先富”与“共富”的矛盾，正常收入与过高收入、非法收入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里，存在着宏观调控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的矛盾、短期效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格局中，存在着“又好”与“又快”的矛盾，快速发展与降低能耗、保护环境的矛盾，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的矛盾，东部率先发展与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的矛盾，限制投资规模与扩大内需特别是提高农村消费能力的矛盾，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矛盾，等等。

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对正确处理带有全局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分类型地确立若干重要原则和方针政策，形成了我国若干具体制度的基础。他认为，处理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不断满足这种需要之间的矛盾，采取发展经济的方针;处理经济发展中结构性问题，采取“国家调节、综合平衡”的方针;处理社会群众的利益关系问题，采取“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处理艺术与科技发展问题，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处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问题，采取“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处理民族关系问题，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方针;处理宗教信仰问题，采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等。所有这些思想对于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开创性意义和长久性价值。

四、毛泽东倡导的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相统一的原则为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政治保证

为了实现国家的政治稳定和人民的民主自由，毛泽东反复强调，既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又要坚持民主集中制，“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他特别强调坚持群众路线和调查研究，向群众寻求真理，密切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毛泽东还告诫人们，要防止人民内部矛盾发生转化。“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些重要思想，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于保持国家的政治穩定都具有指导意义。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以及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基点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路适合中国国情而且富有远见。遗憾的是，他期望的和谐社会局面并没有真正形成。最严重的教训恰恰是离开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基点，而错误地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错误的实践只能证明指导实践的“理论”是错误的，并不能否定科学理论的价值和地位。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这个理论包括一系列的方针和原则，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长久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梁燕雯

第三篇：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

摘 要：胡锦涛总书记在“6.25”讲话中提出的“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这一论断的意义极为重大：“党的基本要求”是与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一个序列的东西;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提出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同样，“党的基本要求”的提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中同样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关键词：“6.25”讲话;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纲领;党的基本要求

胡锦涛总书记在“6.25”讲话中指出：“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这一论断，理论思想极为深刻，历史意义极为重大。它科学地预示：继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三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十五大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之后，党中央将在十七大科学地制定并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的提出，将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都跃上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从而树立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过程中的一座新的里程碑。

一、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提出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在一定历史时期指导全局工作的总路线、总方针、总政策。它集中概括了党的基本政治主张和基本任务，是各项具体工作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总纲，也是党的基本理论的核心内容和集中体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同时，还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随后，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由此，“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理论与实践开始形成，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党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历程中的一座伟大的里程碑。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对党的基本路线作出了明确的概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一概括，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理论核心已经成熟，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党的基本纲领，是党的基本路线的展开和具体化，是某一特定时期党的事业在一些主要方面的基本主张，也是党的基本理论的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已经有了一套方针政策。邓小平南方谈话中说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准确的表述语言。”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认识的深化，党的十五大根据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围绕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目标，进一步阐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科学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纲领、政治纲领和文化纲领。党的基本纲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以及这些方面的建设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基本方针、基本目标、基本政策作出了新的概括，更加清晰地描绘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蓝图。因此，党的基本纲领的提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中，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二、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是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性要求

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是从什么角度提出来的?胡锦涛总书记作了明确回答：“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我们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新世纪新阶段”、“改革发展关键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等，是理解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之所以被提出来的关键词。

确实，以党的十六大为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新世纪的新阶段。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一千美元。胡锦涛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04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将我国从1978年到2003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当作一个大阶段作了历史性回顾：“25年来，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开放型经济已经形成，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也正是在2003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正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个新的指导思想。在200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确立科学发展观，对于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和驾驭全局的能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至关重要。这既是我国经济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解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和问题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他在2004年的“两会”期间继续强调：“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在我们面前有许多必须解决而且回避不了的问题，有许多必须抓紧而不能拖延的任务”;因此“尤其要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接下来，党的十六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相继将科学发展观确定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十一五”及其之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等的指导思想，强调要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要将社会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并从理论和方针上解决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

由此可见，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确实是我国新世纪新阶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提出的新要求。这也说明，科学发展的要求与社会和谐的要求是一致的。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6.25"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我们所追求的发展是科学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这种发展必然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推动科学发展中，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三、党的基本要求的提出同样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党的基本要求，可以说是我们党对过去阶段实

践党的基本理论、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执行党的基本纲领的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执行党的基本纲领过程中遇到的实践新课题的基本解决方案;是在对新的发展阶段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规律深刻把握的基础上，更全面更科学地实践党的基本路线和党的基本纲领的战略思想、战略原则和战略方针。因此可以说，党的基本要求，既是对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具体化，又是对它们的深化和升华。

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是对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

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并上升到理论高度，不断地进行理论与实践创新，这是我们党永葆先进性的决定性因素。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提出，是以对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为基础的，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则是以对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的进一步总结为基础的，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科学发展观总结了2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概括了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他还指出：“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举措。”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和方针的层次，就形成了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

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是对实践提出的历史新课题的基本解决方案。

历史的需要，尤其是解决历史课题的需要，是党的理论与方针发展的动力。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都是在解决和继续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课题的过程中被提出来的。在新世纪新阶段，“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课题集中体现为“为什么发展、怎样更好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再具体地表现为胡锦涛总书记“6.25”讲话中指出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形势下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将这些新课题新矛盾概括为科学发展观的“五大统筹”要解决的五大矛盾，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进一步从八个方面概括了这些新课题新矛盾，并指出：“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更复杂、更突出。”面对这些新课题新矛盾，党中央强调要用科学发展的办法，即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新办法来解决，要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谐社会新思路新办法来解决。这些解决新的历史课题的新方案，就形成了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

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是对新的发展阶段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规律深刻把握基础上，更全面更科学地实践党的基本路线和党的基本纲领的战略思想、战略原则和战略方针。

为使全党增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党中央集中地揭示论述了新世纪新阶段的新特征。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过渡的关键时期，既是一个发展机遇期，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期。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s-他还概括了这个新阶段中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的十个方面的重要阶段性特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对这些阶段性特征作了一个归结：“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怎样适应这些历史性变化，抓住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战胜前所未有的历史挑战?胡锦涛总书记在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作了回答：“只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理清发展思路，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夯实发展基础，增强发展后劲”;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又一次作了回答：“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再一次作了回答：“我们党要带领人民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胡锦涛总书记的“6.25”讲话又作了总结性的回答：必须做到“四个坚定不移”，包括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社会和谐这个“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

由此可见，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与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纲领一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进程中，同样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责任编辑：钟　犸

作者：苏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