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基本矛盾的市场经济论文

［摘要］运用辩证思维科学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元群体的利益差别和利益博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思想前提。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利益差别，在质上应该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合理合法的，在量上应该是适度的。通过多元群体的均衡博弈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协调，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理性选择。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社会基本矛盾的市场经济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社会基本矛盾的市场经济论文 篇1：

当代中国社会利益格局的变迁模式

摘要：改革开放后中国正在从传统社会主义利益格局转变为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利益格局，中国利益格局变迁的动力、方式和目标等都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形成了系统性的变迁模式：从侧重利益分化到侧重利益整合的利益关系调整；分配制度的变革和完善成为调整利益格局的主线；利益格局变迁的动力量围绕着“国家与市场”的分层和合理定位；利益格局变迁的目标寻求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的结合点。

关键词：中国社会利益格局；利益关系；分配制度

文献标识码：A

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又一次发生的模式大转换，利益格局变化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变迁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把“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中的经济社会四个深刻变化之一。改革开放的本质就是利益关系的再调整和利益资源的再分配过程。从传统社会主义利益格局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利益格局，表明我国调整利益关系的动力、目标和运行方式都发生了系统性的变革。利益格局的变迁模式主要研究一个国家在调整利益关系时发生的内在和规律性的变化，研究的对象是利益关系调整的方式，主要内容包括利益关系变迁的手段、动力机制和目标等内容。

一、从侧重利益分化到侧重利益整合的利益关系再调整

利益分化就是不同利益主体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由同质性向异质性过渡的状态。利益分化的主要功能有：(1)促进利益主体由简单化向多元化过渡；(2)加快利益主体由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化，加大不同利益主体的差异性；(3)促进不同利益主体的竞争性，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增强社会发展的动力。

改革开放后，我国侧重于利益分化的方式来调整利益格局的主要原因是，建国后政府对利益格局的过度整合，导致利益主体简单化、利益主体收入平均化和同质化，引起社会的经济效率低下和社会发展动力不足。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利益分化的主要方式和特点：一是改革开放初期政府主导型的利益分化模式。做出这种判断的依据是：政府是利益分化的启动者和推动者。无论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还是城市放权让利的全面改革，中国改革的启动和每一步深化，政府都扮演着主导的角色。中国的利益分化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利益分化案例，“社会的一切重大变化都是以党的政策变化为开端的”。

二是改革开放初期政府侧重于扩大社会资源的总量，而不是侧重在有限的资源内进行再分配。在利益的分化过程中，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也可以划分两种方式：一种是侧重于扩大社会资源的总量，从而提高利益分配的数量和质量；另一种侧重于在有限资源的范围内加强国家对资源的垄断，通过利益的再分配激发社会的动力，实现社会资源数量的扩大再生产。它们的区别是前者是侧重扩大资源的生产，后者是侧重资源的分配。资源的分配是权力运作的结果，它可以通过加强社会整合而实现。而资源的生产却需要调动广大生产者、劳动者的积极性，它通过利益分化而实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利益分化无疑属于后者。

三是以“让权放利”为主要内容，调整国家与社会、市场的关系，给予利益主体更多的自由和空间，促进利益主体追求利益张力的释放。我国学术界常常把改革初期城市全面改革的主要内容称为“放权让利”的改革。其本质在于调整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改革开放前，我国对社会资源控制，利益分配机制统得过死，导致社会发展动力不足。“放权让利”主要是国家放弃对社会资源和利益分配的绝对控制，促使利益源泉多样化和分配方式多样化。农村的改革主要是给予农民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城市的利益调整首先表现在国家和企业之间、企业和个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划分，国家给予企业更多的经营自主权，给予企业追求利润的激励和动力机制。

随着政府全方位地调整利益关系，蕴含在人民群众中追求利益的动力立刻爆发出来，中国进入全面的利益分化时代。从个体利益的凸显到原有社会阶层的分化，新的利益群体重新组合、形成。特别是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确立后，我国的利益分化呈现出加速度的趋势。导致1990年中期后，我国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面临失衡的挑战。这个挑战不是单一的事件，而是一种“复合体”。包括：不同区域、城乡、阶层、行业的收入持续拉大，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呈现贫富分化的态势，利益绝对受损群体和特殊获益者群体的出现等等。

进入21世纪，特别是以党的十六大为标志，为了化解利益格局的失衡状态，构建均衡的利益格局。政府调节利益关系和格局的主要方式由侧重于利益分化向侧重于利益整合方式过渡。利益整合就是“通过多种方式，在保证各个利益群体利益的基础上，使各个部分整合起来，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利益整合的主要功能有三个：(1)在经济领域使不同利益主体的收入差距处在合理的范围内，避免贫富两极分化的出现(2)在政治领域建立相应的利益表达、诉求和协商机制，化解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矛盾和冲突；(3)在文化心理范围建立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心理认同机制，使不同利益群体形成和谐共处的局面，最终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这三个功能中，建立公正、合理收入分配格局是最基本的功能，它决定着其他利益整合的两个功能，与利益相关的民主政治功能的发展是经济整合功能的扩展和条件，而建立宽容、和谐和认同的心理机制是利益整合的最高层次。

利益格局变迁方式调整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出现了新的阶段性特征。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会经历若干个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进入21世纪后，中国共产党注重对中国国情发展变化的分析，特别强调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出现新的阶段性特征，其中，利益格局的变化成为分析和判断新的阶段性特征的主要内容和依据。党的十六届四中全概括了我进入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的“四个深刻变化”，即“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

为了应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出现的新特征，化解当前利益格局呈现的失衡状态，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较为完整的侧重利益整合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制度安排。一是在执政方式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二是在执政理念上强调公平、正义和“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价值取向。三是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利益格局调整的指导方针和制度安排。在处理城乡差距上提出了“两个趋向”的指导思想，在分配制度上提出了“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新思想。与此相适应，更提出了一系列利益整合的制度安排：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等等。

从侧重利益分化到侧重利益整合的利益关系再调整的过程，表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会呈现出不同

的阶段性特征。面对阶段性特征的挑战，利益分化和整合表现出互补性的功能，利益分化和整合都是调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其目的是要寻求经济效益和社会和谐的结合点。

二、分配制度的变革和完善成为调整利益格局的主线

利益是“社会化的需要，是人们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需要”。利益的内容也纷繁复杂，按照客观内容，利益的构成要素由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组成。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从政治分层进入经济分层，经济利益成为人们在社会分层中位置的主要标尺，并决定着人们的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经济利益的实现又必须通过一定形式的分配制度来完成，分配制度是社会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处理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分配的基本机制。当前我国不同群体收入差距过大，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的原因是综合性的，收入分配制度的变革无疑是导致改革开放前后收入差距迅速拉大的核心要素。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分配制度变革和完善走过了“三部曲”，第一步是改革初期，分配制度变革的主要内容是恢复按劳分配的本质和内涵；第二步是1992年之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分配制度；第三步是进入21世纪，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制度。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以敏锐的战略眼光，在分配制度方面打开了一个突破口，从而掀起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他在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策时说：“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另一次对中国社会分配制度变革产生深远影响的就是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党的十五大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制度的指导思想和分配模式。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这是对社会主义传统分配制度的重大突破，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一是指导思想上的重要变化。过去我们分配制度的指导思想离不开社会主义的公平公正思想，这一次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过去的分配指导思想相比较，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二是分配机制的创新，第一次确立把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打破了过去仅仅把劳动作为分配的唯一依据；三是第一次把分配制度置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基础之上。

在市场经济分配制度指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快车道，同时，也出现了区域、阶层、行业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步增大，面对收入分配面临的新形势。党的十七大在指导思想和基本框架方面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的分配制度。在指导思想上，完善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在注重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公平，寻求效率和公平的结合点，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在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在完善分配制度框架的路径选择上：(1)逐步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3)消除腐败收入，权力部门收入和垄断行业收入，扭转收入秩序混乱现象；(4)强化税收调节，扩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

三、利益格局变迁的动力机制围绕着“国家与市场”的分层和合理定位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让权放利”到市场与计划的争论，从市场经济改革取向的定位，直至转变政府的职能，加大国家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宏观调控职能和社会服务职能，利益格局中的变迁力量始终围绕着国家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定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益关系的变迁动力始终围绕着国家与市场关系定位，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探索利益格局变迁的主导力量；二是围绕两者之间关系的合理定位和分层。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国家与市场关系调整的整个轨迹来看，国家的调整利益关系的职能在减弱，而市场经济的作用逐步加强。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利益格局是国家强有力安排的结果，是典型的“政治分层”，这种抹杀市场作用的分层暴露出它的弊端。改革开放后利益关系的改革，始终围绕着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调整。由于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不明确，这时利益格局调整的主导力量还是倾向于国家的调控，市场调节主要是为了弥补国家调控职能的缺陷，突出表现在“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指导方针。由于这种指导方针存在着内在缺陷，因此，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不能很好地结合，并存在矛盾，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争始终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期过程。

1992年之前的利益格局变迁始终是在旧的体制之下的局部利益格局调整。1992年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尘埃落定，中国利益格局调整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成为利益格局调整的主导力量，利益格局调整的动力、基础力量都发生了根本变革。这一时期，主导中国利益格局变迁的力量从国家和计划经济调控为主，变为市场经济调控为主，国家调控力量不可或缺，但毕竟退到次要的地位。

从1992年开始，中国进入到不同利益群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大博弈时代，由于市场经济自身的分化性，我国利益格局出现了严重的失衡。

进入21世纪后，国家的职能被重新认同。特别是针对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两个转型，我们对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定位更加科学。这种科学认定不仅表现在国家与市场的两者不可或缺，更表现在两者的职能的分层，即利益分配从微观层次上以市场经济为主渠道；在宏观层次上国家是利益格局调节的主要力量。我国利益格局调整是微观和宏观层次，市场经济和国家调节有机结合的产物。主要表现为初次分配以市场调节为主，再分配注重国家调节。

当前，市场经济在利益格局调节中的分化职能已经发挥出来，主要是国家调节的整合职能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是越位和缺位。因此，国家在构建利益格局中的作用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一是加快政府职能的改革，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过渡，政府从微观市场领域中进一步的退出，遏制权力部分利益最大化倾向和垄断行业形成部门利益集团；二是加大政府经济调节职能，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减少低收入群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使利益格局形成合理的区间；三是加快民主政治改革的步伐，遏制既得利益集团的膨胀，消除腐败经济和特殊获益者群体；四是扶持、培植弱势利益群体的组织发育程度。政府通过社会组织改变弱势利益群体的分散化等特点，通过增加人大代表等措施，改变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度和现代媒体的利益表达渠道和力度。

四、利益格局变迁的目标寻求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的结合点

一个社会，能否快速和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它有没有通过一定的制度和体制表现出来的良好的社会运行机制。这种机制，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动力机制，一个是平衡机制。动力机

制，提供和传输社会运动、发展、变化的能源和能量亦即动力；平衡机制，维护和保持着社会各部分及各种力量之间的协调、稳定和平衡。动力机制是以解决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益为核心内容，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而平衡机制则是以解决社会公正为主要内容的有序、和谐的社会稳定，促进生产关系的发展。

从建国后调整利益关系，构建利益格局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整个调整利益格局的目的围绕着两个目标：一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机制，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二是为社会发展提供平衡机制，主要体现在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均衡利益格局就是体现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的结合点。

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在调整利益关系方面主要是针对建国后利益格局造成的收入分配过于平均化，由此带来的经济效率低下和社会发展动力不足，主要目标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支持。当时中国的社会贫困，知青返程后的失业率较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足等问题，都以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的低下表现出来。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是解决中国当时所有问题的关键。正因为如此，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把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邓小平把经济增长速度称为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遇到新的一系列挑战。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通病“有增长无发展”也在我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突出的表现是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滞后，由此带来社会矛盾和冲突凸显。进入21世纪后，中共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方位和基本国情作出的新判断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没有发生变化，但是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党的十七大从八个方面科学总结我国现代化建设新的阶段性特征，其中之一是“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

为了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的新的阶段性特征，中共在继续保持经济增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支持的同时，寻求社会发展的平衡机制。针对以刘易斯为代表的美国经济学家将发展完全等同于经济增长，瑞典发展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提出，增长不等于发展，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和社会改革的有机结合，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推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的“整体的、内生的、综合的”新发展观。中国共产党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上提出科学发展观，较之其他的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有更高的科学内涵和方法论。在社会发展的目标上，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突出表现是把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把以改善民生作为化解社会危机的重要内容，寻求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和社会发展的平衡机制有机结合。

责任编辑：王　骏

作者：谢海军

社会基本矛盾的市场经济论文 篇2：

辩证法视域中的利益差别、均衡博弈与构建和谐社会

［摘 要］ 运用辩证思维科学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元群体的利益差别和利益博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思想前提。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利益差别，在质上应该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合理合法的，在量上应该是适度的。通过多元群体的均衡博弈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协调，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理性选择。

［关键词］ 利益差别 均衡博弈 社会和谐 辩证分析

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经过二十九年的风风雨雨，当前进入了一个发展和安全的双重关键期。该时期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失衡，使得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一经提出，便很快成为人们的共识。在当前的讨论中，人们经常从传统的或未来的视角阐述社会和谐，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如果认识仅限于此，就会忽略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决策的现实基础，从而产生认识和实践上的偏差。实际上，现阶段我们所要建设的和谐社会，既不同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传统和谐社会”，也不同于产品经济基础上的“未来和谐社会”，而是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和谐社会。由于市场经济在通过竞争配置各种资源的过程中必然带来不同主体的利益差别和博弈，因此现阶段的社会和谐更多地是在“争利”的过程中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正确认识现阶段多元群体的利益之争、均衡博弈与社会和谐的辩证关系，是我们弄清楚“构建什么样的和谐社会、如何构建和谐社会”的必不可少的思想前提。

一、关于利益差别与社会和谐问题

市场竞争必然带来不同主体的利益差别。关于这种利益差别，存在两种不同认识，一种认识认为既然是搞市场经济，就应该遵从市场规律，不必限制不同群体的利益差别；另一种认识则认为，市场机制带来的利益差别必然导至利益失衡，并由此把社会不和谐归咎于市场经济。这两种认识都是不科学的。走出上述认识误区的有效途径，就是引入辩证思维的方式，对利益差别进行质和量的辩证分析。

1、关于利益差别的质的分析。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现实的利益差别，从性质上可划分为：

一是合理合法的利益差别，即通过市场公平竞争所产生的受现行法律法规保护的利益差别。这种利益差别与市场竞争机制存在着必然联系，内在地包含着市场经济最为核心的进步因素，具有明确的“效率优先”取向，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这种机会均等基础上的利益差别，既是我们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动选择，也是我们在转型过程中为了实现发展目标必须付出的代价。

二是不合理不合法的利益差别，即违背公平竞争原则，通过各种违法犯罪手段攫取暴利所产生利益差别。这种利益差别与市场经济的趋利导向有直接关联，但却并不是价值规律的必然结果。相反，由于其违反公平竞争原则和法制原则，因此不为健康、理性的市场经济所相容。这种通过非法牟利所产生的利益差别，是当前社会利益关系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社会转型期难以完全避免这种利益差别，但能否有效地对其加以控制以至消除，无疑是执政党面临的严峻考验。

三是虽不违法但不合理的利益差别，即在现行体制框架下，由于某些法规和制度、政策不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之“理”而产生的利益差别。如“城乡分治”所导致的城乡利益差别，转型期一些制度设计和政策不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之“理”而产生的利益差别，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够彻底而产生的利益差别，等等。这类利益差别情况最为复杂，它触及的往往是传统体制的深层矛盾，因此问题解决起来也最为艰难。这种情况是造成当前社会利益关系失衡的最深层的原因。

上述可知，当前存在的各种利益差别的性质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和谐社会并不是要消除各种性质的所有利益差别，而是要根据辩证法的要求，在承认差别的客观性的基础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合理合法的利益差别，应该充分利用其“动力”机制，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足够的内在活力；对于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暴利所产生的利益差别，必须通过加大执法力度全力加以遏制，直至最后消除；对不违法但又不合理的利益差别，则需要在科学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逐步加以缩小，真正实现“效率”与“公平”两者兼顾。

2、关于利益差别的量的分析。

如果说上述后两种利益差别都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那么合理合法的利益差别是不是就一定能发挥积极作用呢？这需要进一步对其进行量的分析。这种量的分析应该遵循辩证法的适度原则。度是事物保持自身质的量的活动范围，以下限和上限的“关节点”为标志，事物的量的变化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突破了“关节点”，就会引起质的变化。换句话说，量的变化不突破“关节点”，就是适度。那么，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差别来说，它自身合理的量的活动范围是什么呢？

下限“关节点”——能够有效激发市场竞争动力和创造活力。利益差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但是并非任何一点利益差别都能起到这个作用。就其下限来说，这种利益差别必须足以激发人们的竞争动力和创造活力。如果差别过小，就像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一样，不利于竞争，也就起不到“重要动力源”的作用。我们在市场化改革中提出的打破平均主义的口号，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非均衡发展战略，其根本取向都是利用利益差别机制激发竞争活力。可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差别若小于激发市场竞争所必需的量（下限关节点），则违背了辩证法的适度原则，是不合理的。

上限“关节点”——能够大体保持整体利益关系的均衡和社会稳定。利益差别虽然能够充当市场经济的重要动力源，但也并非越大越好。利益差别如果过大，贫富悬殊，就会引起社会整体利益关系的失衡，最终破坏社会和谐，甚至引发动乱。这种利益差别，由于超出了适度的上限关节点，已经不再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动力，而转化为发展阻力；不但不能提高效率，还会因经济的非良性运转和社会动荡加大发展的总成本。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之间的利益差别虽然有重要的动力作用，但却不能突破自身“度”的上限关节点，否则也不符合辩证法的适度原则，也是不合理的。

总之，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利益差别，从质上说应该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合理合法的；从量上说应该是适度的，即既能激发发展活力，又能实现利益的相对均衡。只有坚持质和量的统一，才符合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而这一点在现实中是通过不同群体的利益博弈实现的。

二、关于均衡博弈与社会和谐问题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我国多元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日益明显。目前，在农村土地占用、城市房地产开发、环境保护、劳资关系等领域存在的许多事关发展大局的突出问题，几乎都与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有关。有专家认为，我国目前已进入了一个利益博弈的时代。在这个背景下正确认识利益博弈与社会和谐关系，就成为绕不过的话题。

首先需要指出，由于矛盾斗争性具有不同的性质及表现形式，因此并不是所有的利益博弈都具有积极意义。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而言，真正需要的是均衡利益博弈，努力避免非均衡博弈。均衡博弈，是指博弈各方力量对比相对均等的博弈过程。与力量对比悬殊的非均衡博弈相比，它有以下特点，一是均衡博弈的参与各方在资源、权利的占有上相对平等；二是均衡博弈中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能力不存在过大差别；三是均衡博弈策略在作用他人的同时，也受对方博弈策略的制约。而非均衡博弈中强势群体的博弈策略对弱势群体利益的实现存在“强势”的制约，而后者则很难对前者产生有效的影响，因此这种博弈的单向最优取向较为明显。可见，非均衡博弈是造成利益失衡从而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原因。那么，为什么说均衡博弈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呢？我们可用辩证的矛盾分析法加以分析。

1、均衡博弈的对立统一。

一方面，均衡博弈具有相互排斥的对立性。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中，每一个利益群体都有与它群体不同的利益，每个利益群体在竞争中都努力采取行动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这种“最大化”的实现在通常情况下具有排他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往往需要人们通过“争”来获得，从这个意义上说，各参与者的利益博弈具有相互对立和相互排斥的性质。当前社会生活中由诸多利益差别造成的诸多矛盾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体现了利益博弈的对立性质。

均衡博弈的这种对立性质是客观存在的，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正是因为不同主体的利益存在差异，需要各自最大化地去争取，而这种争取又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因此主体在均衡博弈过程中必定千方百计地选择各自的最优策略，最大限度地追求自身利益的实现，这就为利益杠杆发挥作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这种充分竞争的机制对构建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无疑是有利的。

另一方面，均衡博弈又具有相互依存的统一性。首先，不同群体的利益相互联结，共同构成社会利益整体。由于利益群体的分化在根本上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产物，因此任何群体的利益都不可能孤立于社会整体之外，都是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次，不同群体的利益相互制约，相互渗透。任何博弈主体在实现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其决策都对他人利益的实现有重要制约作用，同时也受他人决策的制约。虽然不同主体都尽力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但任何一方利益的真正实现都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取决于其他博弈参与方的可接受程度。总之，在辩证法看来，“斗争性存在于统一性之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实际上是利益统一体内部的博弈，而且也只有在相互依存的利益主体之间，才会有他们的相互博弈。从这个意义上说，利益博弈内在地包含着对立面的统一。

均衡博弈的统一性也是客观的，它要求我们必须自觉把握多元群体在利益上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制约，自觉建立社会的利益均衡机制，防止利益差别畸形发展带来的利益失衡及由此引起的社会不和谐。

2、均衡博弈与均衡利益。

如上所述，均衡博弈在客观上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这一点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依据。通过不同利益主体的均衡博弈实现社会整体的均衡利益，这符合均衡博弈本身所具有的辩证本性的。体现这一点的主要是博弈过程的两个重要环节：

一是充分利益表达，这是均衡博弈的对立性的体现。不同主体的利益表达是利益博弈的重要内容。这种不同利益的表达，遵从的是“个体最优”原则，带有明显的差异性、利已性和排他性，是博弈的对立性质的突出表现。利益表达的主要作用，一方面是最大限度地“为已”，通过宣示自己的利益主张放大自己的声音，扩大自己的影响，提升博弈能力，以便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是最大限度地“排他”，努力将其他博弈方的利益诉求及实现可能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并尽可能减少对自身利益的不利影响。

均衡博弈的利益表达与非均衡博弈的利益表达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前者能够使各利益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都得到相对充分的表达，而后者的利益表达则明显地有强有弱。因此在博弈中前者是实现利益均衡的前提和基础，而后者只能导致利益失衡。

二是合理的利益整合，这是均衡博弈统一性的体现。对于参与博弈的各利益群体而言，利益表达本身并不是目的，使表达出来的利益诉求最大限度地得以实现，才是利益博弈的真正目的。但是均衡博弈的统一性，决定了博弈状态下利益的实现不是单一的和单向的，而是各种不同利益诉求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过程，这就是利益整合。利益整合是均衡博弈的统一性的突出表现。与利益表达不同，合理的利益整合遵从的是“整体最优”原则，具有明显的整体性、兼容性和互动性。利益整合的主要作用，一方面是“形成整体”，即在利益表达的基础上，形成合理体现各方诉求的利益共同体：另一方面是“化解冲突”，即在不同博弈策略良性互动的基础上，有效化解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

上述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在均衡博弈的过程中是相辅相成的，这种相辅相成正是利益相对均衡得以实现的关键。看似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利益表达，实际上正是相互依存、相互兼容的利益整合必不可少的内在前提。正因为各利益主体具有差别和对立的利益诉求能够得到充分表达，才能引起社会其他相关利益群体的重视，并对后者的博弈策略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在相互对立的利益诉求得到充分表达的情况下，参与博弈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不受他方制约而单方面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都不可能只“利已”而不“利他”。所以，在均衡博弈中，相互对立的利益表达越充分，利益整合就会越合理，利益整合越合理，就越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关系的和谐。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的建立，正是在这种具有对立统一辩证本性的均衡博弈过程中实现的。

除此以外，均衡博弈对构建和谐社会还有以下积极影响：第一，均衡博弈的利益相对均等的结局，有利于缓和当前矛盾凸显期的利益冲突，防止矛盾激化，实现社会生活的安定有序。第二，均衡博弈的资源、权利分配相对平等原则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防止由这种分配的不平等产生的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利益的掠夺和侵犯。第三，均衡博弈的“整体最优”取向，有利于优化社会利益结构，也有利于消除人们在过大的利益差别面前产生的相互仇视等消极心理。

三、结论

第一，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坚持唯物辩证思维方法至关重要。改革开放以来，在实践的强力推动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人心。但是由于某种复杂原因，这一思想路线中“唯物”的内涵受到了人们充分的重视，“辩证”的内涵则被不同程度地忽略了，这在一定意义上带来社会生活中辩证思维的普遍缺乏。这一点对于正确认识处于“发展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相互交织的中国社会复杂现状是十分不利的。我们常常看到，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有人片面追求GDP；提倡“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有人为了效率而放弃分平；讲发展、改革，就有人不顾稳定、和谐；讲构建和谐社会，有人主张修改或放弃一些符合市场化规律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原则，基至回到改革前老路上去，如此等等。这些认识都不利于我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不利于我们把握和谐社会的辩证本质。实际上，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任务是解决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失衡，而失衡本身就是对客观事物自身辩证关系的破坏。虽然造成这种破坏的原因十分复杂，但就其思想根源来说，无疑与缺乏辩证的思维方法有关。那种违背客观事物辩证本性的片面性思维方法，根本无力把握转型期的复杂国情，相反还会对构建和谐社会造成思想困扰，最终导致主客观相脱离。因此，掌握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并加以自觉运用，就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思想前提。

第二，把握和谐社会的辩证本质，积极推进均衡的利益博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在现阶段，和谐社会在本质上不是没有利益对立和冲突的“绝对同一”的社会，多元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所要构建的，实际上正是需要经过多元群体的利益博弈才能实现的相对和谐社会。既然从理论到实践都已证明非均衡的利益博弈只能带来各种利益关系的失衡，那么积极推进均衡的利益博弈，就成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性选择。

实现均衡博弈，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和政策调整，搭建几个重要的“平台”，改变博弈力量对比悬殊的现状。一是公平占有各种资源的平台，使参与博弈的不同群体享有相对平等的地位和权利；二是充分表达各自利益的平台，使社会多元利益诉求都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三是良性互动、充分协商的平台，使各自的博弈策略能够相互制约，避免“单向最优”的博弈结局；四是合理整合各方利益的平台，使相互对立的利益差别能够得到有效调节并实现大体均衡，五是必要的社会组织化平台，使博弈各方能够通过有组织的活动放大自己的博弈能力。总之，通过搭建一系列制度和政策“平台”，改变弱势群体的弱势，使不同利益群体获得大体相当的博弈能力，这就是均衡博弈得以实现的前提，也是解决当前利益博弈重大失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责任编辑 张荣辉

作者：林镜芳　许　宏

社会基本矛盾的市场经济论文 篇3：

回归东方：世界体系的中心转移

摘 要：阿瑞吉在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创立了经济学的世界体系分析，揭示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基本特征，讨论了金融扩张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成熟标志，批判了世界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探讨了东亚复兴和中国道路在现代世界体系格局中的地位与发展，论证了市场经济多样化发展的可能性，这些内容都具有鲜明的理论特征，当然，也包含某些理论缺陷，因此，我们需要予以具体的分析与澄清。

关键词：

阿瑞吉；世界体系；世界资本主义；中国道路

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1937-2009），是旅美意大利著名政治经济学家、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我国学术界虽然引入了阿瑞吉的主要著作，但对他的世界体系理论的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是严重不足的，与国际学术界对阿瑞吉理论的广泛重视形成巨大反差。阿瑞吉的理论拥有自己的创见，是我们全面了解世界体系理论的有益资源。

一 世界体系：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

一般说来，世界体系是指那种以中心—边缘关系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系。沃勒斯坦、阿瑞吉等学者认为，迄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最符合这一定义，所以，他们都将世界体系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相等同，并且互换使用。不过，阿瑞吉在经济学的世界体系分析的引导下对这种世界体系作了一些新理解。

第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不断扩张的。阿瑞吉认为，尽管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存活了500多年，但是它的本质性并不是过程性而是体系扩张性。这里的体系扩张不是指地理空间扩张，而是指资本主义生产、贸易和金融不断由中心地区向边缘地区扩张，其结果必然是边缘地区的剩余价

值不断流向中心地区。马克思也说过，资本投资呈现为结构性的扩张，并且通过金融扩张来掠夺非资本持有者的剩余价值。由于

资本的本性是赚钱，赚钱，再赚钱，这就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必然会持续下去。

第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是周期性变化的。一般地说，周期性变化是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不过，阿瑞吉的周期性变化则是指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变化周期，又称为“体系积累周期”。在他看来，世界资本主义本身是一个大的体系积累周期，包括四个小体系积累周期：1、“热拉亚周期，从15世纪到17世纪初”；2、“荷兰周期，从16世纪末开始，贯穿到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3、“英国周期，从18世纪下叶开始，贯穿到20世纪初期”；4、“美国周期，从19世纪末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的金融扩张阶段”，这些周期几乎都是一个“漫长的世纪”[1]8。与布罗代尔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有所不同，阿瑞吉的体系积累周期是以“金融扩张”为划分依据的，这“似乎也不是最具资本主义特色的东西”[1]9，只有金融扩张的周期性变化最能够表征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本质特征，因为在它的每次扩张的末尾阶段都将是体系扩张的危机时期，不仅构成金融扩张本身的阶段性转变，而且是体系本身的变革时期。

第三，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之内源性力量。弗兰克曾经提出，沃勒斯坦和阿明都将霸权和资本积累视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本质特征，这是不该有的误判。在他看来，霸权和资本积累都是世界体系发展的动力。与弗兰克有所不同，阿瑞吉认为金融扩张是体系扩张的内源性力量；霸权本身是以体系扩张为目的的，因而，霸权也将以金融扩张为自身发展的内驱力。尤其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金融扩张与当代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关系上看，金融扩张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发动机”，因此说，金融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深刻、最广泛的经济危机。因而，无论霸权转移还是体系扩张，都取决于“全系统金融扩张”。

二 帝国主义的自由贸易体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老家”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所以能够不断地扩张开来，还得益于帝国主义的自由贸易体系。一方面，它通过“横向联络线路”扩展开来，自动协调供需关系和价格等要素变化状况，维持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竞争；另一方面，它“实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发展不平等交换的贸易体系，造成边缘地区剩余价值流向中心地区，保障中心地区繁荣[1]12-13。正如霍布斯鲍姆说过的，“随着商业交易的快速增加，资本主义经济的地盘可以突然成倍扩大。整个地球成了这种经济的组成部分。”[1]200

一般而论，贸易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一种类型。阿瑞吉认为，在经济全球化中，金融全球化是关键，贸易全球化是其运行机制，由此不难理解，尽管金融危机在当代频繁地爆发，甚至是非常严重的，但是，由于支持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基础——帝国主义自由贸易体系完好无损，因此，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依然继续进行着。阿瑞吉还提出，很多西方人都认为英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自由贸易经济，事实并非如此。首先，英国资本主义贸易体系表面上重复了17世纪荷兰资本主义贸易模式，可实质上它率先在世界各地推行帝国主义贸易体系，打着自由贸易旗帜，干了许多与自由贸易宗旨相悖的勾当，正如马克思说过的，英国资本主义贸易经济是血腥的、残暴的、罪恶的；其次，20世纪美国接过英国资本主义贸易体系，同时也接过了它的帝国主义，所不同的是美国霸权主导下的贸易体系采取了法律手段，借助于合法的国际贸易制度和组织以及对他国经济援助和合作等方式，构建一套完整、严密、有效的不平等贸易体系，操纵和控制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命脉，掠夺它们的剩余价值，可以说，美国资本主义贸易体系也是帝国主义自由贸易体系。

以阿瑞吉之见，帝国主义自由贸易体系就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老家”。正因此，根源于帝国主义自由贸易体系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及其世界霸权就成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在当代的最典型表现。

其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阿瑞吉认为，根据马克思和斯密的理论，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结构和机构的内部竞争不断加剧[1]275，进而加剧资本的日益集中，于是，垄断资本主义产生了，这样一来，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本性非但不被清除反而被全球化和深刻化了。从实质上看，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借助于帝国主义自由贸易体系，既可以确保资本的国际输出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不断扩张，也能够建立那种符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要求的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系。可以说，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自由贸易体系的产物。

其二，资本主义世界霸权。阿瑞吉曾经提出：“我们的中心论点是，贸易和生产的全系统扩张是霸权各个阶段的特征，它以支配集团和从属集团的社会契约为基础。”[2]164问题在于，资本主义霸权并不能带来公平交换和平等发展，也带不来世界人民的幸福生活。因为资本主义霸权一方面打着保护自由贸易的旗帜，另一方面则不择手段地推行不平等贸易体系，掠夺第三世界的剩余价值，破坏其现代化进程，阻挠其发展。

可见，从根本上讲，帝国主义自由贸易体系的存在与扩张，是服务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因而，这种贸易体系延伸到哪里，世界资本主义就会扩散到哪里。关键在于，帝国主义贸易体系为什么在当代仍然大行其道呢？其内在的原因极可能是：

一方面，它把计划与市场高度地结合起来。波拉尼说过：“市场经济的典型体制通常只有在伴有保护主义措施的情况下才可能被采用”[1]326-327；阿瑞吉也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很容易认为，更自觉、更集中地进行计划的德国企业制度已超过英国的制度而成了先进资本主义的典范。”[1]330重要的不在于自由贸易体系下的市场经济是不是纯而又纯的市场经济，而在于它是不是把市场与计划结合在一起，只有计划与市场有效地结合在一起，这种自由贸易体系才能实现有序、协调、稳妥的运行，市场经济也才能顺利发展。事实也说明，建立在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之基础上的帝国主义自由贸易体系，不仅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完善化的基石，而且有效地保障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贸易体系的顺利扩张。

另一方面，它把政权与资本结合起来。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史上看，无论热那亚和荷兰时代，还是英国时代，尤其美国为代表的当代，资本一直与国家政权建立着某种联系。英国的自由贸易资本主义恰恰得益于其国家政权的保护和支持，使其资本体系在全球范围不断扩张。在英帝国强盛时期，它的资本到了哪里，它的军队就会跟进到哪里；在20世纪，伴随英国政治势力式微，其资本扩张之势也不断收缩，然而，它的全球性自由贸易体系却被20世纪美国资本继承下来。问题在于，美国资本不仅重现了英国资本与政权结盟的情形，而且还变革和强化了自由贸易体系的帝国主义本性，一方面在国内搞贸易保守主义，另一方面在国际贸易活动中不择手段地维持其自身的经济霸权。总之，资本与政权的强力结盟，是当代美国资本主义贸易体系的基石。

由此看来，要想消除世界的不平等发展，就必须首先消灭帝国主义自由贸易体系。

三 当代中国道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终结

阿瑞吉在《东亚复兴》《漫长的20世纪》《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和《亚当·斯密在北京》等著作中着重考察了20世纪中国崛起的实质及意义，提出中国崛起得益于中国式的市场改革。那么，中国的市场改革有何特点？

第一，作为一种典型的“国家市场经济”。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市场经济有过“自由主义市场”、“专制主义市场”、“国家主义市场”等指认。阿瑞吉则认为，中国市场经济坚持“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广交朋友，建立广泛的国家间友好关系”，坚持不对他国搞经济入侵和殖民化，也不在双边（或多边）贸易活动中搞“不平等的交换”，奉行平等互惠的贸易原则；中国政府坚决反对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官僚主义的行政干预，支持积极的、健康的干预政策，这些都确保了中国市场经济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而是斯密定义的“国家市场经济”。

第二，作为一种典型的“自然的”发展模式。阿瑞吉依据斯密理论提出，中国市场经济属于“自然的”发展模式，而西方市场经济是“非自然的”发展模式；前者遵循休养生息的“适度发展”原则，较好地协调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后者却严重地依赖于对生态资源的不断掠夺、破坏和消耗，很容易造成严重的生态灾难和社会冲突[3]332。虽然中国也发生了不容忽视的生态问题，但它们不是中国市场经济本身问题而是“移植”西方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老做法的产物，这正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根本区别”[3]333。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市场经济必定会“朝着与欧洲不同的方向前进，因为在方向上它的资本主义性质更少而非更多了”[3]335。

第三，作为一种“无剥夺积累”的发展模式。哈维认为，剥夺性积累是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于霸权手段，或者是，“以非常低的成本（有时是零成本）释放一系列的资产（包括劳动力）”[4]145-9，来盘剥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剩余价值，快速地完成其自身的资本积累。与此不同，中国市场经济坚持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在对内搞活中，中国快速地推进自己的工业化，但没有出现像发达国家早期以及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所造成的惨烈社会灾难；在农村改革中，切实地扩大农民自主权，大幅度地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3]364，让农民受惠和有能力快速发展“农业生产力”[3]365；通过城市化建设，汲收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推进人口流动，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3]392；在对外开放中，中国一直奉行“和平崛起”政策，既不搞军事干涉，也不搞经济入侵，坚持“和平共处五原则”，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可以说，中国的“无剥夺积累”发展道路是发展中国家的希望所在。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市场改革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它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当代中国的成功发展，而且彻底地破除了后发国家市场改革的“魔咒”—— 即它们在市场改革中往往掉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设置的改革陷阱，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为后发国家和民族建设现代化探索出一条可行的市场改革之路。也就是说，作为中国崛起的“起搏器”——中国市场改革是最值得研究的内容。至少具有以下几点启示意义：

其一，以渐进主义改革为选择。阿瑞吉认为，“中国的成功恰恰在于没有放弃渐进主义转而采取所谓‘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休克疗法”[3]4。中国改革起步于农村经济改革，而后渐步向城市推开，从改革农村经济体制到逐步改革工业、商业经济体制以及各方面体制。关键在于，这种改革以社会承受力为改革适度的临界点，把改革、发展、稳定三者辩证地统一起来，坚持在改革中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推广经验，坚持总揽全局、大胆试验、稳步推进，等等，所有这些都确保了中国政府从容地变革其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成功地建立起公私经济体并存和竞争的新型市场经济体制。

其二，以农村经济改革为基础。中国市场改革首先“给予国内市场的形成及农村地区生活水平的提高以领导作用”[3]364。很多中国问题专家都未能认识到中国土地革命的重要作用，事实上，成功的土地革命为中国农村改革、乃至整个改革的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中国农村改革的另一个成功案例是农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尽管它们不是规范性企业，但是它们的成功发展却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国内市场的繁荣。吉莉安·哈特（Gillian Hart）也认为，“中国经济的大量增长可归因于乡镇企业对产业和利润在地方范围内再投资和再分配方面所作的贡献，以及将其用于学校、诊所和其他集体消费形式方面的贡献。”[3]367

其三，走适合国情的工业化道路。阿瑞吉认为，早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毛泽东时代，中国就已经建成自己的工业体系。也许有人说，毛泽东时代的工业体系是对前苏联工业化模式的模仿。事实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工业化已经具备自己的特质：（1）中国政府汲取了前苏联工业化教训，在稳定农业、保障重工业的前提下，大力发展了轻工业；（2）中国政府还鼓励人民自主培养科技人才，大兴技术革新，提高工业生产力；（3）中国政府还重视工业体系的完备和合理布局，在全国各地依据资源优势建设了配套的工业网络和重要的生产基础、工业中心；（4）中国政府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背景正确地确立了立足国内市场和面向国外市场的工业化方向。所有这些都为今天中国通过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及其相关产业，从容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提供了优势基础。

其四，市场改革始终坚持以政府指导为基础，适度引入市场机制而不是私有化，以完善市场竞争机制、规范国内市场、强化市场空间转换和自我修复能力、建立健全防范经济风险的调控机制和抗御能力为目标选择，以积极引进西方的资本、技术和经验而不是引进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原则。

总之，中国崛起宣告了：资本主义的“非自然增长的发展道路”没有前途，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式的“自然增长的发展模式”；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前途，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特色的“国家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世界资本主义不平等交换的贸易模式没有前途，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主导下的平等的贸易体系；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休克疗法”式的市场改革不可取，取而代之的是以“北京共识”为基础的渐进主义市场改革。

四 阿瑞吉的世界体系论的思想特征及内在困境

从以上内容上看，阿瑞吉的世界体系理论具有一些明显的理论特征。具体地说，其理论特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学的世界体系分析。虽然阿瑞吉的世界体系分析源于布罗代尔的研究范式，但二者有明显的差异。其一，布罗代尔着眼于世界史研究，阿瑞吉着眼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及其未来趋势研究。其二，布罗代尔从历史学视域出发创立一种“长时段”研究法，强调了“大历史视野”的方法论意义，阿瑞吉从经济学视域出发创立一种“周期性扩张”研究法，强调了“金融扩张”的方法论意义，所以，前者是历史学的世界体系分析，后者是经济学的世界体系分析。从这个意义上看，阿瑞吉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也是不同的。1、沃勒斯坦把社会学与历史学视界融合起来，强调“超长周期”的方法论意义，阿瑞吉把政治学与经济学视界融合起来，强调“体系积累周期”的方法论意义；2、沃勒斯坦着眼于考察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演变及其趋势，阿瑞吉着眼于考察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及其中心向东亚地区转移的必然性；3、沃勒斯坦紧扣世界体系、霸权国家、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意识形态、文化等要素来分析现代世界体系，阿瑞吉则紧扣市场、金融扩张与危机、自由贸易、资本积累、经济一体化等要素来分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尤其看重金融变量的分析意义，提出金融扩张不仅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内源性动力，而且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霸权转移的“前兆”。可以说，阿瑞吉不仅把金融变量视为考察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核心界面，而且从经济学视域中推动了世界体系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第二，以世界主义为视域的世界体系论。弗兰克在20世纪90年代反思世界体系理论时，激烈地批评了沃勒斯坦、阿瑞吉和埃米尔·阿明的理论中包含了“欧洲中心主义”，指责他们的理论戴着欧洲资本主义的“马眼罩”，在欧洲的路灯下观察世界。弗兰克之所以如此指责，就在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始终是指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因而，所谓现代世界体系实质就是欧洲资本主义世界化、全球化；阿瑞吉和阿明一直倾向于使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问题就在于它实质上是指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世界化、全球化。值得注意的是，弗兰克也承认过阿瑞吉和阿明的世界体系论具有某种“全球的”眼光。在他看来，阿瑞吉将东亚复兴和中国崛起问题作为自身理论的中心议题，也就是将东亚和中国置于世界体系之中、甚至视其为未来世界体系的中心；阿明则将非洲的不平等发展问题作为自身理论的中心议题，在世界一体化视野中提出了“全球资本主义”与“现代世界体系”之概念，前者指称欧洲资本主义体系世界化，后者指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总之，从这些资料中不难看出，阿瑞吉事实上已经从整体主义出发，确立了一种世界主义视野，本质性地研究了当今世界格局的新变化、新情况和发展趋势。

第三，以中国崛起问题为中心议题的世界体系理论。在世界体系论派中，沃勒斯坦着眼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演变特征和规律，阿明着眼于非洲的依附性发展，弗兰克着眼于拉丁美洲（也包括非洲和亚洲）地区的不发达问题，阿瑞吉则着眼于世界体系的未来走向以及东亚复兴和中国崛起及其对未来世界的历史进程的影响。在他看来，尽管历史上的东亚“纳贡体系”不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畴，但是它对后者的兴起与全面扩张却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东亚经济体在今天的复兴和中国崛起已经成了世界体系中最具有发展活力的部分，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全面扩张在20世纪遭遇的最大“拐点”。可以说，研究中国崛起是合理地把握未来世界体系的发展趋势的一把钥匙，如果我们不懂得中国崛起的实质和作用，不了解它正在成为维护和推动世界和平与平等发展的一支不可替代的现实力量，那么我们就无法掌握未来世界发展的主动权，也就无法改变由西方列强们长期主导的不平等世界力量格局。可见，对中国崛起的系统性研究恰恰是阿瑞吉理论的价值所在。

第四，以论证市场经济的多样性为己任的世界体系理论。阿瑞吉没有像其他世界体系论者那样将资本积累、分工等要素作为考察世界体系的本质特征的分析指标，而是把它们置于市场经济的分析界面中。他认为，根据斯密的研究，市场经济早在中华帝国的汉代就出现了，明清时代发展得最好，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入侵而衰落；从本质上讲，中华帝国的市场经济是原生态的，而西方的市场经济是次生形态的，这也预示了西方市场经济必将被某种新的更高级的市场经济所取代，它极可能是今日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者也极可能是市场经济的第三种形态。可见，市场经济并非仅仅是欧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人类史上还存在过其他类型的市场经济，它们甚至还优越于欧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阿瑞吉想向我们证明如下事实情景：从市场经济上看，我们的世界也不是平面的而是弯曲的世界，它容纳和允许多样的市场经济平等地发展，通过相互间的平等竞争，催生某种合理的市场经济体系，因而，就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它既不是纯粹的“国家市场经济”也不是纯粹的西方市场经济，它不再奠基于小农经济而是以现代工业经济为主导，它不是全然的出口型而是以搞活庞大的国内市场为依托，也不是全然的自由竞争型而是以灵活有效的政府领导市场为选择的新型市场经济。这一市场经济论是阿瑞吉理论的一大特色。

不过，我们在研究中也发现，阿瑞吉的世界体系理论依然带有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病和自身的理论缺陷，它们可以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自然而然终结论。与其他世界体系论者一样，阿瑞吉也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有一个尽头。在他看来，这个尽头是：1、美国霸权在当代的衰退，2、东亚复兴和中国崛起，它们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事件，它们的“此消彼长”表征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终结即将来临。问题在于，阿瑞吉将这种“终结”理解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自然而然的进程。一是阿瑞吉把金融扩张和危机以及资本积累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与转移的力量，不承认社会基本矛盾、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等发展动力因素在其中的至关重要作用；二是把体系扩张的中心转移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终结标志，不承认世界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三是把市场经济的形态转换视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终结载体，不承认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四是他的体系终结论是无主体的终结论，如果说有什么主体，那也是指市场中的企业和政府，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当代无产阶级在变革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历史主体地位；五是他的体系转移不是着眼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彻底解决而是欧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终结，他反对不平等交换和帝国主义贸易体系，却把这些问题归结为资本主义霸权的产物；六是只承认价值规律，不承认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可见，阿瑞吉把市场经济转型视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终结标志，不仅是肤浅的、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很容易误导当代无产阶级单纯地诉诸于经济革命，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终结论岂能摆脱自然而然论的纠缠！

第二，经济主义情结。本来，阿瑞吉是经济学家，运用经济变量的分析功能来阐释世界体系的演变特征，也是合乎情理的活动，问题在于，他的经济变量分析法充斥了经济主义情结。经济主义的兴起与盛行并非孤立的事件，最早可以追溯到斯密，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学说的经济主义解读，实质上延续和套用了缘起于斯密的经济主义思维方式。伴随西方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经济主义思维方式在西方学术界大行其道，尤其在20世纪后期竟然把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功顺理成章地解读成资本主义成功。阿瑞吉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受其经济学背景影响很深，经济主义在其理论中的存在是普遍的。一方面，他把金融扩张视为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成熟标志，把金融危机视为判断资本主义霸权转移的“风向标”；另一方面，他把市场经济的转型视为消灭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途径，寄希望于新市场经济的问世来取代欧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在阿瑞吉的理论中，经济变量始终高于其他变量，成为他优先选择的着力点。我们并不否认经济要素的分析功能及其重要作用，可是，这种作用是基础的，并不是惟一的，更不是根本的，就世界历史的演变特征和规律而言，抓住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破解社会基本矛盾在不同历史阶段和各个社会状态下的变化情况，这才是关键。尤其需要注意，经济因素尽管重要，但是它的作用需要借助于其他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才能发挥出来，因而，没有社会有机体的合力作用机制，经济因素的社会作用也难以实现。如果我们没有考虑到社会有机体的合力作用机制，单纯地强调经济因素的作用，推崇经济层面的社会转型，不仅会误导人们，而且会陷入纯粹的经济主义泥坑。因此，我们应当揭露经济主义思维方式的片面性，恢复历史唯物主义方法。

第三，误解马克思主义。一方面，阿瑞吉肯定了马克思的经济学成就；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研究中他又批评马克思误解了斯密经济学。他认为，马克思对斯密的误解还加重了人们对斯密的误解。实际上，斯密并不像马克思批评的那样是一位纯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不是资方守护者和辩护人，恰恰相反，与马克思一样，是有限竞争的市场经济论者，是劳方守护者和辩护人，反对市场中的劳方竞争而主张资方竞争，反对自由竞争而主张政府有效干预市场。阿瑞吉认为，中国崛起验证了斯密市场经济理论的真理性而不是验证了马克思理论的真理性，这不是说马克思在当代没有解释效力，问题在于这种解释效力不在中国崛起问题上，而是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如他所说的，亚当·斯密在北京，卡尔·马克思在芝加哥。果真如此吗？这只能意味着，阿瑞吉对社会主义的失望，对市场经济寄予了厚望。阿瑞吉忘记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本质精神——实现人的真正解放。我们知道，斯密的经济学着眼于利润率增长问题，而马克思着眼于市场经济中的人的解放问题，阿瑞吉把斯密和马克思都置于利润率增长问题的研究上加以比较和批判，从而得出了上述误解。由此可见，马克思批评斯密的经济学是抽象的，是因为斯密的理论不仅是非历史主义的，而且是纯粹经济主义的，更重要的还是斯密忽视了对经济活动中的人的解放问题的思考。在马克思看来，如果经济发展忽视了人的解放问题，即便这种市场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也不值得推崇和赞颂，因为它与人的本质要求相背离，而与物的要求相一致。马克思不仅没有误解斯密，而且精准地批判了斯密理论的要害。阿瑞吉从对当代市场经济的思考出发来理解中国市场改革成就，并以此来指责马克思而赞颂斯密，不仅暴露了他延续斯密的纯粹经济主义和非历史主义的思路，而且暴露了他关心的还是斯密的那个利润率增长问题，而不是马克思的“人的解放”问题。

参考文献：

[1] [意]阿瑞吉. 漫长的20世纪[M]. 姚乃强，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2][意]阿瑞吉. 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M]. 王宇洁， 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6.

[3][意] 阿瑞吉. 亚当·斯密在北京[M]. 路爱国， 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4]D. Harvey. New Imperialism[M].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Returning to the East： the Transfer of the World Systematic Center

—— On Giovanni Arrighi’s Theory of the World System

WU Yuan-hua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uaqiao Univ.， Xiamen， 361021，China）

Arrighi has built up a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world system in the research of Marxism of the world system， revealed the basic features of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discussed that financial expansion is a mature symbol of the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criticized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of capitalist world， probed into the statu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a’s pattern of market economy in the world system， and demonstrated the possibility of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in which there are some distinct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of course， some theoretical defects. Therefore， we need to give a concret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to the theory.

Key words：

Arrighi； world system； world capitalism； imperialism； the China’s way

【责任编辑 龚桂明】

作者：吴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