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社会学基本框架论文

摘要：在我国，有一群人口基数庞大、收入水平却相对较低且居住分散的老年人，他们的养老问题已经成为新的社会问题。国务院在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切实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宪法社会学基本框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宪法社会学基本框架论文 篇1：

今日西班牙的教育

◇[西]安赫尔·马丁内斯·圣胡安 曾华西 王志伟 译

编者按：本文是由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教育一秘王志伟先生约西班牙众议院教育与科技委员会主席安赫尔·马丁内斯·圣胡安所写，并由曾华西和王志伟两位同志翻译整理而成。本文对西班牙教育作了较为清晰的介绍，但读者需要注意的是作者的政党倾向很强，有些提法难免不是很客观，为保持原貌未作改动。编者对文章结构进行了适当调整，并分章节加标题，供读者参考。

西班牙教育呈现多元化，在1978年通过宪法后，中央权力极大下放，中央政府与自治区也由此共担教育责任。在数十年的恐怖军事独裁之后，以捍卫公正、自由与推动所有人（包括西班牙人民与外来人民）的福祉为宗旨的西班牙《宪法》以民主的方式诞生了。《宪法》序言规定，西班牙将促进文化教育进步来保障所有人享有体面的生活质量作为目标之一。此外，正如《宪法》的第一部分《基本权利》第27条第1款所说：“所有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国家承认教育的自由；教育的目标是，在尊重和谐共处的民主原则与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前提下，实现个人人格的全面发展。”第27条第4款指出，基础教育是义务、免费的。

在落实、执行中央政府与议会所制定的教育总路线大方针的同时，诸如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安达卢西亚这样的自治区，根据各自的《自治区章程》的相关规定，将中央制定的教育体系基本路线适用于本地区。

为兑现上述承诺，西班牙历届民主政府逐渐实现教育模式的成型并忠实履行宪法的原则。不论是在1982-1996年执政期间还是目前，工人社会党都通过广泛的协商共识来实现一个现代、稳固、尊重宪法原则的教育模式。

一、工人社会党的主要教育理念

对于工社党来说，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因此，我们一向认为，公共权力部门的第一项任务是有效保障所有公民能够享受高质量的教育，使大家均能挖掘所有潜能，更好地融入当下复杂的社会。只有所有人的教育质量得到保证，我们才能建设一个真正公平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人自由并且负责，能够在民主共处的基础上巩固西班牙的进步。

构建知识社会是欧盟的基本目标。世界正面临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变革，教育也经历迅捷持续的变化。这要求公民终身接受这样或那样的培训。因此，我们谈的教育不只是学习问题，同时更是再学习再深造问题。

历届工社党政府一直致力于既保障最高程度的教育质量又保障所有人最公正的教育机会，不管其社会出身、不管来自城乡、也不管其是否残障。不论是工社党中央政府还是自治区政府，均一直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努力建设目前的教育体制。1970年的《教育总法》规定，14岁前的基础教育是义务免费教育。这主要是因为它考虑到，教育是公共服务，在私立教育尤其是教会教育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国家应该优先发展公立教育。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国家就已承认西班牙教育体制的混合性，为公共行政部门与私立教育机构达成协议打开方便之门。

这种混合型模式使得各种性质的教育选择互为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但同时也延长了数个世纪以来使西班牙社会围绕教育长期处于意识形态分裂对抗的局面：富人与穷人之间、世俗与宗教之间、精英与大众之间、有条件与无条件群体之间，等等。

二、现行教育模式的基本法：

《教育权利管理组织法》

为此，在1978年制定宪法之后，冈萨雷斯政府在1985年通过《教育权利管理组织法》（LODE），成为现行教育模式的真正基本法。该法旨在实现西班牙教育体制基本构架的现代化与合理化，对免费就学服务以及公共资源进行更为合理的配置。

《教育权利管理组织法》第1条承认并进一步阐述了《宪法》关于教育的指导思想，指出：（1）所有西班牙人都有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通过这种权利发展自己的个性并从事对社会有用的活动，而且这种教育在基础教育阶段与初级职业教育阶段是义务、免费的；（2）根据个人能力与意愿，所有人都有权利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在任何情况下这种权利的行使都不应该因学生经济能力、社会地位或居住地问题而受到歧视；（3）居住在西班牙的外国人同样也有权利接受本条所阐述的教育。

具体而言，就是要保障所有人（西班牙人与非西班牙人）接受教育的权利，包括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通过法律建立了一套奖学金与助学金制度，帮助有困难的学生能够在非义务阶段继续就学，包括高中、大学或中级职业培训阶段。

《教育权利管理组织法》还明确了现在的学校体制——公立学校、与国家机关达成教学协议的非公立学校（半公半私）以及私立学校。该法规定了各类学校的权利与义务、基本运作条例、父母、学生与教师的权利以及上述人员在学校运转、国家监督教育质量、学校领导角色和学校组织中的作用。

1985年的《教育权利管理组织法》对上述教育基本框架的形成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通过此后的一系列法律法规，该体系一直得到发展与充实。1990年10月，议会通过了工社党《教育体制总组织法》草案，真正在教育领域体现了社会进步的原则。该法对教育体制的现代化至关重要，它的实现依赖于教育体制中相当重要的部分机构与社会代表的支持与共识，包括自治区、父母、学生甚至最保守的社会势力如人民党、教会和传统派分子。该法涵盖教育体制的方方面面，包括教学目标、教学大纲、科目安排、课时长短等等，实现了由理论到实践的过渡，引起右派的反对。因此，在2002年人民党获得议会绝对多数后通过了新的《教育质量组织法》，实际废除了该法。

三、人民党的教育政策

人民党在执政8年期间，实施一种倒退、不公正和专横的教育政策，使西班牙离欧洲越来越远，并且导致严重的不平等。人民党在执政初期未能获得多数而被迫与他党结盟，因此政策特色之一是对教育漠不关心，并对公共体制的资源投入匮乏。2000年起，在通过三部教育法律后我们能够看清保守派的真实意图：（1）2001年的《大学组织法》是一部只关心大学控制权的法律，严格限制大学的自主并妨碍大学的发展。（2）《职业教育法》存在明显不足，它不仅未吸收已有的三个职业培训体系（基础培训、就业培训与持续培训），也未能提供资金满足公司、青年与劳动者的培训需求。（3）《教育质量组织法》名不符实，事实上是对已有框架的一次反向改革。在没有投入更多资金的情况下，该法打着“质量”的幌子，将学生与教育整个主体割裂开来，为教学改良制造困难，践踏学校民主，不合常理地在非宗教国家将宗教列为必修课，由此重开“宗教之战”。可以说，这是一部咄咄逼人的法律，除了与最右的社会派别，未与其他人有任何的沟通与协商。

西班牙社会正处在变革的时代，有新的教育目标，并在落实欧盟里斯本目标，而《教育质量法》更多的是怀念过去而不是展望未来。那时我们真正追求的应该是民主价值、新技术应用和语言学习，而不是选择过去、回归守旧精神，也不是继续沿用过时、专横的教育体制。

三、严格要求的《教育组织法》

2004年3月14日，工社党胜选执政，把教育作为重点工作之一列入本届任期，力图兑现萨帕特罗首相实现教育的现代化的承诺。工社党与工社党政府在与议会各党和社会各界在达成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出台了数个新的法律，通过与文化、知识、科研、民主价值、社会进步及现代化的紧密结合，来教育培养年轻一代并提升社会整体素质。

2006年的《教育组织法》与2007年新的《大学法》是民主过渡以来经过最广泛对话与协商的教育法规。在通过之前，政府与所有的自治区和社会相关各界的代表（包括学生、教师、学校、校长、家长、公立私立学校联合会、教会等）都举行了会议。上述两部法律为西班牙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界定和设计了新的目标，得到除人民党外所有其他党派的认同与支持。

《教育组织法》为西班牙教育设置了现代的法律框架，雄心勃勃并且要求严格，准备向极高的“学业失败率”开战。各个自治区在各自的辖区内实施，其教育权限得到新法的充分尊重。与其他法律不同，新法吸收了政府提供额外资金的承诺，即在5年内向教育体系追加70亿欧元。

《教育组织法》吸收了欧盟为2010年制定的目标，即在义务教育阶段后要达到的学业成果及就学率。这与经合组织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评估报告的建议不谋而合。在取代了1990年的《教育体制总组织法》以及2002年的《教育质量组织法》后，有关的教育法律框架得到极大的简化与梳理。

《教育组织法》在阅读、书写、数学方面强化了教学基础。这些强化措施以教师与小班教学为依靠，将从小学开始就预防学业失败这一现象，保障优质教学与学业成功率。该法也对图书馆进行了现代化，为其配备更多的技术手段，鼓励外语教学（如英语等）并且推动从5岁起进行新技术培训。

《教育组织法》并非一部强加于人的法律，这恰恰不能取悦于保守人士。相反，它是一部以捍卫自由与尊重宪法规定的权利为保障的法律。与人民党制定的《教育质量组织法》不同的是，宗教也成为学校的教学内容之一，学生可以自愿选择。然而，《教育组织法》一如既往地坚持社会价值观的培养，在响应欧盟建议的基础上设立了“公民与人权教育课”作为新科目。新科目成为保守力量在特殊教育领域进行争斗的对象。

综上所述，在教育蓝图得到规划后，政府即根据实施期限，着手在小学、初中和高中安排《教育组织法》的教学计划，包括科目、学时、日期等。

四、西班牙教育体制介绍

西班牙教育体制由不同的教育阶段、程度、年级和水平构成，这种架构有利于相互间的过渡。小学与初中是义务教育（从6岁到16岁），共同组成基础教育。接下来每个学生可以继续或放弃下面的选择：高中、职业培训或其他就业培训前的教育或大学预科教育。

具体来讲，各级教育由下列阶段组成：

第一， 儿童教育。这是儿童从出生到6岁之间的教育阶段，特点是自愿，目的是促进儿童的身体、情感、社会与智力发展。由于该阶段不属于义务教育，所以争取以渐进的方式增加公立与免费的名额。

第二， 小学教育。这个教育阶段包含6个年级，通常从6岁到12岁。目的是帮助学生培养个性品格，获得口头表达与理解、阅读、书写与算数的基本技能，培养工作、学习习惯，开发艺术感、创造力与情商。在该学业阶段完成后对学生进行评估。

第三， 初中教育。有4个年级，全日制，介于12~16岁之间。目的是使学生掌握文化中人文、艺术、科技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与技能，学习相应的科目，为今后的学业和就业做准备。

第四， 高中非义务教育。有2个年级，目的是通过培养培训使学生达到身心与智商的成熟，获得相关的知识与技能，从而以此适应或从事社会事务、加入劳动生活、为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大学或高等职业教育）打基础。这一阶段的专业有：艺术、科技或人文以及社会学，所有科目均按专业设置。

第五， 职业教育。培养能够胜任不同职业的足够技能，并使学生能够进入劳动市场。由时间长短不一、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不同专业组成一个完整的职教体系。不同的职教阶段分为中专与大专，根据全国职业技能评定标准进行相应调整，在培训完成后获得相应文凭。拥有大专文凭的除了选择就业外可以进入大学继续学业。目前政府正在调整统一不同的职教技能标准。

第六， 特殊教育。指艺术类、语言类、体育类教育，教学内容针对每一领域的具体专业技能。

第七， 大学教育。这是西班牙教育体制的最后阶段，根据欧盟所谓的“波兰进程”做了深入的调整与改革。该进程旨在到2010年时让西班牙大学制度在文凭、学分、架构、级别、硕士与博士等方面与欧盟其他成员互相承认。为满足提高教育质量，加强科研，促进知识由大学向社会转化，强化大学的责任与自主，不久前议会通过了新的《大学组织法》。不同的政治党派与社会有关人士取得了极其广泛的共识与协议，包括校长、教师、学生、工会、自治区、社会理事会、服务人员等等。正如该法所说的那样，大学法规的变化旨在推动大学体制向更开放灵活的架构转变迈出更大一步，通过创造、传输与发展科技知识以及让社会分享上述知识创造的价值，使西班牙的大学在内部合作与国际竞争中处于更为有利的位置，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充分展现自身的吸引力。

西班牙已更新了确立其教育科技基本框架的主要法律，除此之外，它还拥有一个以在全社会普及教育为主旨的强有力的奖学金与助学金机制。不论是主张进步的政府，还是萨帕特罗首相本人，都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加大教育投入。加上现代的法律法规、灵活可行的架构、完整的助学网络，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了这些最好的保障，21世纪实现“让所有西班牙人享受优质教育”的目标一定能够成功。

作者系西班牙众议院教育与科技委员会

译者单位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

（责任编辑 王永康）

作者：［西］安赫尔·马丁内斯·圣胡安

宪法社会学基本框架论文 篇2：

制度自信视域下的农村养老

摘 要：在我国，有一群人口基数庞大、收入水平却相对较低且居住分散的老年人，他们的养老问题已经成为新的社会问题。国务院在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切实加强农村养老服务”。我们应充分利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健基础，科学、包容的体系结构，通过巩固制度基础，完善制度设计，从家庭、市场和国家支持下探寻农村养老困境的突破口，努力提升农村养老的服务与质量，不断提高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任和依赖。

关键词：农村养老;福利三角理论;制度自信

近年来，全国各地正在加速探索农村养老之路，且部分农村养老事业得到了飞速发展，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新农村只是广袤祖国大地的部分代表，我们更应该将目光放眼到广大偏远贫瘠的农村地区，关注生活在那里的农村老年人真实的生活与心理状况。根据《2018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数据显示：超过4成的农村老人处于身边无子女的居家养老状态，且近七成的农村老人不习惯在城市居住与养老。尽管养老院近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让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老年人还是倾向选择以家庭为中心的养老模式。我们通过众多学者的调研发现，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国的农村养老还处于一个艰难的处境。

一、我国农村养老现状

在中国历史上，传统的以宗族和宗族制度为代表的非正式互助组织是国家进行基层治理的重要组织形式[1]。因为与其依赖官治体系，这种有血缘、亲情联结的组织在维护基层安全与稳定方面更有优势，这种集体主义原则和西方的市场化原则是截然不同的。新中国成立后，宗族制度逐渐弱化和取消，取而代之的是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建立，由原来的生产队、人民公社为单位的社会救助到如今的社会工作等专业机构介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专业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但是面对农村人口空心化的现状，农村的养老服务依然是关系中国老年人口福祉的关键问题。基于现实情况，我国目前农村的养老体系在延续传统的家庭养老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演化为互助型的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相结合的现代农村养老服务体系。

（一）家庭养老

中国人“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使得家庭养老成为农村传统养老的主要模式。在传统的老一辈眼中，血缘是联系一切的纽带，养儿养女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老有所依，老有所靠。

家庭养老具体操作方式也有所差异，一种是老人与子女共同居住，互相帮扶，老人帮忙照料第三代，子女承担家庭的所有开支，尤其是老年人看病的支出;另外一种是老人与子女分开居住，子女支付老人生活开支。从众多的文献调查可知，第一种仍然是家庭养老的主要模式，但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农村留守老人的增加，第一种模式已经困难重重，家庭养老功能已在崩溃边缘[2]。

（二）村委会集体养老

村委会集体养老的群体一般为无子女无收入来源的五保户群体。通过引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专业机构来解决农村养老问题成为一种新的途径，建立“孝善基金”“孝善食堂”等模式解决乡村养老新路径，让农村老年人，尤其是留守老人、五保户等群体能在熟悉的乡土村落无养老后顾之忧。特别是我国沿海地区较为发达的乡镇，这类地区财政资金实力雄厚，村民们多年积蓄下经济也宽裕，村集体企业等实力也较强，故才能支持这类模式的发展。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偏远落后地区的乡村这些地区的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是无法依赖村委会这类集体养老模式的，且这些地区的留守老人比例更高，家庭养老缺失更严重。显然，村委会集体养老模式更适合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推行。

（三）互助型社会养老

从生物进化论的原则来看，相互帮助才是生物界的普遍特征，在人类的天性中，生来就具有合群及互相帮助和志愿的需要。因此个体与个体之间会因生理及心理的需要进行互相帮助，通过互助共同应对困难。

互助形式上又可以分为自发的无组织的互助型养老和正式的互助组织指导下的社会养老模式，前一种是指老年人在物品和服务两方面以无偿和抵偿的形式进行互相帮助，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不足和缺失的问题;而正式的互助组织指导下的社会养老模式是指通过组织化管理、企业化运营，能够提供可持续的养老服务项目的机构，这些机构因人才和资金来源的不同，又可以分为公办和民办。一般而言公办养老机构数量有限，服务水平一般，尤其是乡村公办养老机构，一般收治精神或自理能力丧失的农村老年人，无专业服务人员，服务水平相对落后。民办养老机构一般位于经济较为发达且交通便利的乡镇，这是由于民办养老机构收费较高，服务也更为专业，农村老年人一般无力支付这类费用，故选择民办养老机构的一般以有着高收入的城镇退休老人为主。可见社会养老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既无力发展又存在认可度不高等问题。

二、我国农村养老的困境

（一）乡村经济发展不足

虽然我国70%的人口是农民，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前往城市从事各类生产作业，农村人口大规模的城市化迁移进一步加深了农村的老龄化，也使得农村老龄化水平大大高于城镇，青壮年人口大规模流向城市，缓解了城市的老龄化程度，却加剧了乡村“未富先老”的矛盾。[3]

（二）乡村保障机制不完善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更多的农村人口收入较大幅度提升，具备了参与农村养老保险的能力。近年来，农村的養老保障制度改革被提上日程，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不断摸索与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部分东部发达地区已经出台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行办法》，自上而下推动养老制度的改革。截至2018年，我国农村的“新农保”虽然已经全部推广，但是距离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仍然相距甚远，广大农村地区的养老保障水平仍然处在低水平且不完善的境地，农村养老机制仍然停留在自我供给和依赖家庭成员的帮助层面。

在农村居住的老年人与城镇居民不同，农村人口大部分没有退休金，所以在农村地区我们常能看到年迈的老年人仍然在从事繁重的农活，他们通过继续劳动获得必要的劳动收入来维持晚年生活。

（三）传统的家庭养老逐步崩解

传统社会一直都有养老需求，但是没有人口老龄化的养老问题。主要是因为农业社会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宗族大家庭严格的伦常秩序，强化了养儿防老的传统文化和孝道文化，使得家庭养老功能得以存续，保证了老有所养。

但是现代社会则不同，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流动，以及生育观念的变化，农村的人口生育率低，原先家庭的人口结构从下一代比上一代多，逐步变成了下一代比上一代少，逐步成为小型家庭结构。目前的家庭结构一般为4-2-1，意味着数量少的年轻一代扶养较多的长辈成为无法逆转的趋势。而医学水平的提高使得人均寿命延长，老年人的数量直线攀升，倒金字塔的家庭结构无法提供足够的家庭养老，不能够匹配农村家庭养老需求。

三、我国农村养老的出路

（一）理论支撑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认为，在“未富先老”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养老，不应再遵循“只交给土地和家庭”的传统模式，“农村养老应该是多资助、多层面、多元化的，国家和政府要承担起更多责任，政府应该是农民养老的第一责任主体”。

那么何为多元化的养老模式呢？伊瓦斯在1988 年提出了福利三角理论可以为我们指明方向。最初，福利三角理论是在福利国家陷入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的，福利三角理论强调公民所享受的社会福利是多种制度提供的总和，而社会福利主要来源于三个部门：家庭、市场和国家。[4]家庭、市场和国家之间提供的福利互为替代与补充，任一部门福利额度的变化都会对其他两个部门带来显著的影响，三者之间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具有相互竞争、相互补充、相互替代的关系。[5]我国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同样需要依靠国家、市场、家庭三者的密切配合，通过取长补短，多方协调，保障中国特色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稳步运行。

（二）制度保障

中國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优势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及经济制度等各项具体的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制度保障。1954年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通过颁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修订的决定》《国家机关退职人员处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条例和管理办法，基本构建了新中国养老保障机制的基本框架。

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正是从人有养老的需要角度出发，将养老的保障制度覆盖到每一个有养老需求的公民，让白纸黑字的制度成为富有人文关怀的保护伞。制度的发展与更新逐渐与时代发展下的社会发展规律和生命发展规律相契合，这种“以人为本”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优势所在。

当然，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优势不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养老模式下的成果和覆盖面相比较的优势，我们的制度优势是一种不断发展中的优势，是从制度制定之初就设定的将实现全覆盖和满足所有养老需求为落脚点和出发点下的制度优势，这与西方国家以缓和阶级矛盾为导向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完全不同的。[6]

四、家庭、市场和国家支持下的农村养老

（一）稳定家庭养老基础，弘扬孝道传统文化

尽管随着家庭结构小型化及农村人口的流失，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力不从心，但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未来一段时间，家庭养老尤其是农村的家庭养老仍然是农村养老的主力。且城乡二元结构无法短时间内得到扭转，农村地区老人对养老的需求与社会无力支持农村养老资源的供应，供需矛盾将会很长一段时间存在，这些都意味着农村养老任重道远，家庭养老仍然是农村养老的主流。因此应大力推崇家庭养老的优势，通过设置“最美家庭”“最佳婆媳关系典范”等荣誉来振兴与弘扬孝道文化，在优良的家风中推进新农村建设，为家庭养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让孝敬老人成为邻里之间的美谈。此外，我们应该尝试建立国家财政+地方财政为一体的财政补贴体系，提高农村老人的保障水平。[7]

（二）加强顶层设计，推动养老机构发展

完善政策支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自上而下大力发展夕阳产业，让更多的社会资本流入养老产业，在地区倾斜方面给予政策支持，鼓励资本向乡村及偏远地区流动。同时搭建良好的市场环境，为资本的流动提供更多互利共赢的机会。由于农村养老机构的特殊性，政府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调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的建设，与政府的投入相互补充。

（三）统筹财政支出，进一步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一般而言，政府的公共财政拨款是社会保障资金的主要来源，国家通过对公共财政的分配来履行社会保障的责任，其中公共财政的主要用途之一就是公共养老金。[8]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由最初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政府在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方面的职责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逐步形成了现阶段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多主体责任共担机制。这种共担机制的建立有利于实现资源的共享机制，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通过个人、企业、政府的积极合作，实现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良性运行。

五、结 语

综合可见，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中，政府依然是主导地位，发挥主要作用。多主体责任制的社会保障制度虽然已经制定，但是制度运行初期，需要进一步规范个人、企业、政府的责任范围，并在运行过程中不断探索调整三者的关系，通过多层次的制度规范，推动我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不断成熟，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5：39.

[2]包美娇，徐利芳.后乡土社会视域下的农村养老：困境与出路[J]. 社会研究，2019：70.

[3]李小琳.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实践困境与出路[J].农业经济，2019（11）：80.

[4]Rose R. Common Goals but Different Roles： The States Contribution to the Welfare Mix [M] // Rose R， Shiratori R.The Welfare State East and We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5.

[5]彭华民.福利三角：一个社会政策分析的范式[J].社会学研究，2006（4）：157-169.

[6]林闽刚.社会保障国际比较[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84-85

[7]熊丹.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困境与出路[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16（2）：93.

[8]张规琳，彭润金.七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134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思想政治工作专题项目（项目编号：2020SJB0359）;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级科研课题（项目编号：KY201917）

（作者系南京城市职业学院公共教学部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养老、社会福利）

作者：强慧媛

宪法社会学基本框架论文 篇3：

紧扣“力度”“黏度”“广度”

近年来，团浙江省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以提升青少年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有效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活动为导向，不断探索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全面深入推进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以实际行动助力法治浙江建设。 8月31日至9月30日，团省委结合省情实际，联合其他部门，在全省组织开展秋季“开学法治第一课”活动。截至9月30日，全省共开展相关活动5976场次，累计教育青少年115万余人次。
通盘谋划、高位推动，增强普法教育力度

加强青少年学生法治教育是落实全面依法治省、推进法治浙江建设的基础工程。团省委立足省情，充分发挥省级在规划设计、整体推进方面的作用，全力铺开法治教育活动。

合纵连横，构建全域推进格局。为促进普法教育更好地走入學校，走进学生“心田”，团省委联合省委政法委、省法学会、省禁毒办下发《关于组织开展秋季“开学法治第一课”活动的通知》，指导、发动各级团委、禁毒办及省属高校团委等积极开展“开学法治第一课”相关活动，切实增强工作使命感和责任感，做到辖区学校“全覆盖”。

横向到边，构建多方联动体系。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各级团委第一时间与本级政法委、法学会、禁毒办取得联系，充分整合检察院、法院、律师协会等系统专业法律资源，积极组建包括青年法官、青年检察官、青年警察、普法讲师团成员等法律专业人员在内的“法治第一课”宣讲团，为青少年法治宣传活动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纵向到底，构建层级实践矩阵。各地团市委依托全市各级团组织、学校团组织、学校少先队等，全面发挥法治副校长、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青年之家、社区“四点钟学校”等现有载体作用，用足用好上级团组织及“亲青帮”平台课程资源，形成全市各学校共用的普法课程库。
聚焦目标、丰富形式，增加普法教育黏度

紧紧围绕“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这一目标，在遵守交通法规、预防网瘾、保护校园安全、毒品预防等方面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普法教育活动，进一步增强广大青少年学法用法的主动性、积极性、有效性。

强化分层分类，精心定制普法教育“套餐”。根据青少年法治教育的阶段性特征，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制定不同的法律教育“套餐”：小学阶段，着重培养学生的自护意识和自护能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守法意识和行为习惯。初中阶段，向学生宣传普及《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提升自我保护和维权的能力与水平。高中及以上阶段，使学生较为全面地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基本制度以及法律常识，强化守法意识，增强法治观念。

打造原创品牌，倾力延伸普法教育“手臂”。为从严高质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活动，各团市委在活动策划中推陈出新，积极打造原创品牌，促进活动形式和内容多样化，增强活动趣味性和丰富性。如杭州市下城区结合区情、少先队特色、法治宣传，推出“夏小法”IP形象，开设《夏小法系列课程》——防溺水、民法典、禁毒等课程，制作“‘夏小法’的日常篇”表情包。其中，《夏小法系列课程》已被“学习强国”录用。团宁波市委联合宁波当地知名直播机构，打造“‘青爱’的宁波小孩”——宁波市重点青少年关爱帮扶及安全宣教公益直播项目。

注重互动反馈，倾情搭建普法教育“桥梁”。活动中注重“互动式”和“沉浸式”体验，让大中小学生把听课和演讲、传授和反馈结合起来，变被动为主动。如绍兴市越城区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特点，通过法治专题辅导报告、以宣传宪法法律知识为主题的国旗下讲话、法治主题班队会、模拟法庭等形式，提升学生学法兴趣和学法主动性。杭州市钱塘新区中小学组织开展了“法制小先锋”绘画比赛、以法律为主题的手抄报比赛、“善学杯”校园法治普法演讲比赛……
广泛宣传、拓宽阵地，扩展普法教育广度

各地各单位在开展活动的同时积极加强宣传，在利用传统宣传方式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亲青帮”等团属新媒体作用，形成多媒体立体化宣传格局，打好法治宣传“组合拳”，进一步扩大活动影响力和覆盖面。

着力营造浓厚氛围。各地团市委在活动前、中、后三个时期善用各种载体，进一步提升活动效果，营造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的浓厚氛围。如湖州市在各学校通过悬挂宣传标语、播放法治视频、发放普法资料等方式营造全校法治宣传教育的浓厚氛围。积极开发青少年法治宣传文创产品，制作一批青少年法治宣传折页和宣传漫画，动员号召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到青少年法治工作中来。

充分利用线上阵地。依托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推送宣传文章，进一步扩大活动的影响力。如丽水市各级团委巧用指尖媒体，充分利用团属微信公众号、抖音公众号，主动发布、转播青少年法治教育相关微信20余条。

积极盘活线下阵地。纵深推进普法活动宣传，坚持线上线下并举的方针，不断拓宽线下阵地，全力打通宣传、教育青少年的“最后一米”。如杭州市临安区通过建设学校普法阵地，在校园宣传栏等公共宣传设施中设立固定标识牌、公益广告牌、标语宣传牌、法治宣传橱窗等普法设施，让法治教育更加入耳、入脑、入心。

作者：陈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