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矛盾化解研究论文

摘要：转型期的农村社会矛盾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的特征，由于化解机制单一，容易造成社会动荡。矛盾化解机制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建立化解机制的理念落后、解纷方式与新型化解办法脱节、解纷人员的专业素质能力不强等。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社会矛盾化解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社会矛盾化解研究论文 篇1：

社会管理创新维度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研究

[摘要]探索以群众利益诉求为中心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是检察机关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途径，重点在于健全群众利益诉求沟通表达、群众利益诉求协调处理、群众利益诉求联合化解以及化解群众利益诉求配套保障机制。

法律是群众利益诉求反映的底线，检察工作离不开群众利益诉求基础。探索以群众利益诉求为中心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已成为检察机关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基本任务和重要途径。

一、健全群众利益诉求沟通表达机制

检察工作的人民性，要求我们始终关注群众利益诉求，努力畅通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把群众利益诉求作为加强和改进工作的重点。有效的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能够引导群众通过法定的、理性的渠道有序表达自己的意愿，是检察机关化解社会矛盾的先决条件。

（一）群众利益诉求征询制度

检察机关应当坚持主动开门纳谏，高度关注各类群体不同的司法需求，积极拓展人民群众参与检察工作的方式与途径。比如倡导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倾听民意制度。听取群众利益诉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改进工作。建立重大司法决策事项征询群众意见制度。对于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和社会热点问题，向社会公众进行通报或公示，确保重大司法决策事项符合群众要求，符合检察工作规律。探索检察机关与社区街道信息互动制度。在社区街道设立社情民意联系点，聘请社区内德高望重、有影响力的居民担任社情民意联络员，虚心听取群众的诉求；构建检察机关与媒体沟通协调制度。通过坐客网络嘉宾聊天室、网上庭审直播、网上在线解答等形式，与网民直接交流，广泛听取社情民意。

（二）涉检信访工作制度

涉检信访是案件当事人直接表达诉求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保障案件质量和效率，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和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具有积极作用。

对此，需要完善检察长接待制度。通过直面群众，倾听群众对检察工作的建议，对群众提出的合理诉求登记备案，明确承办部门和办理期限，加强跟踪督办。探索公开听证质询制度。对于涉及重大、疑难案件的矛盾纠纷，特别是上访人无理取闹、缠访缠诉的案件，由检察机关组织，采取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社会各界人士和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参加公开的听证和质询，依靠社会力量和群众舆论做好化解矛盾工作；并辅以心理咨询辅助接访制度。由具有心理咨询师资质的干警先行接待来访人，明确来访人心理状况和具体事由，对其进行适当的心理疏导，安抚其情绪。必要时，还可邀请经验丰富的心理专家介入，为心理咨询疏导提供专业支持和帮助。

（三）检务公开制度

深化检务公开，增强检察工作透明度，关键是要与社会公众建立起一种互动的反馈机制，使公众不止是被动地“知情”，还能使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及时得到回应。所以，检察院应坚持检务发布制度。以检务公报、检务新闻发言人制度、检察开放日、人事任免公开等方式，主动向公众传播有关检察机关的组织、职权、工作方法和程序、有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内容。并建立检务提供制度。在法律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向公众提供检察相关事务的行为，当依法有权获取检务公开的公众提出获取信息的请求时，检察机关应及时予以回复，实现单向的宣告式检务公开向双向的互动型的检务公开转变。还需探索向检务公开监督员报告制度。从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及其他服务对象中，聘请检务公开监督员，自觉接受他们的监督，定期向他们通报工作情况，邀请他们视察检务公开工作，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此外，应构建检务公开备案制度。在各级检察机关执行检务公开过程中，向各级人大常委会备案，以利于各级人大常委会对检察机关推行检务公开制度的监督。基于信息互动的必要性，还应形成检务资源共享及滚动发展制度。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有义务及时回复其他检察机关及部门为履行职能而提出的检务资源采集申请，提供申请部门需要的情况。

（四）社会矛盾评估预警制度

检察机关在执法办案过程中，排查收集各种社会矛盾隐患信息，通过对信息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和评估以后，对可能引发社会矛盾的因素进行归纳、论证，作出预测、警示，并采取相应的消除和防范措施。

做好评估预警，有利于从源头上将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的不和谐因素减少到最低程度。从这个角度出发，检察院需完善评估预警组织制度。制定《社会矛盾评估预警制度实施方案》[1]，明确预警责任，成立社会矛盾评估预警工作领导小组，及时研究协调解决评估预警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各部门确定一名评估预警工作联络员，负责及时收集、报送本部门预警信息，构建全院联动的社会矛盾评估预警格局。并要坚持社会矛盾分析排查制度。通过不定期排查矛盾、接待来信来访等多种渠道，对不稳定因素信息进行广泛的收集整理，提前开展工作，做到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另需探索社会矛盾分级制度。在最有可能引发社会矛盾的不立案、不批准逮捕、不起诉、撤案、不予赔偿等环节，加强与案件当事人的沟通。根据了解和掌握群众利益诉求的轻重缓急，将社会矛盾评估案件划分为特别重大等级、重大等级和一般等级来进行预警。

（五）涉检舆情信息汇集分析制度

当前，媒体、网络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表达民情、畅通民意、集中民智的重要渠道。作为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无可争辩地成为舆情矛盾相对集中的部位，涉检舆情[2]呈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检察机关应把舆情作为倾听群众诉求的重要渠道，努力使涉检舆情成为促进科学决策、改进检察工作的助推力量。

具体可从三方面入手：建立涉检舆情采集制度。延伸舆情信息感知触角，扩大舆情信息采集范围。在社区街道的派驻检察室设立舆情信息采集点，着重关注群众反映的原始“情报”。强化涉检舆情分析甄别制度。组建涉检舆情评阅人员队伍，加强分析研判涉检舆情动向，从中发现具有倾向性、苗头性、社会性的舆情信息，为领导参谋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完善涉检舆情报送制度。实行定期上报与有事随报相结合，重点对意识形态领域、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信息报送。运用内部网络、舆情信息简报等多种载体，宣传群众关心的各项政策法规，及时反馈、报告舆情信息调处情况。

二、健全群众利益诉求协调处理机制

诉讼不是妥善化解和处理社会矛盾的唯一有效方式。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纠纷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有时还会加剧当事人之间的摩擦与不和，以致在新的层面和范围酿成新的或潜在纠纷[3]。因此，围绕群众利益诉求，探索多元化的案件处理方式，适应不同主体、不同案件的不同利益诉求，成为检察机关化解社会矛盾的关键环节。

（一）办案释法说理制度

检察机关执法办案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处理法律问题的结论，关键是要提供一个能够支持所获结论的理由。检察执法应更加依赖于说理、讲理的权威作用，而不是简单通过强调司法机关的地位来强化司法的权威作用。其中，所涉四项制度如下：完善信访接待释法说理制度。对群众上访、缠访，要针对其利益诉求，解释相关法律规定、办理程序，并就遵守信访纪律和信访秩序进行解释说明。坚持执法告知释法说理制度。执法过程中应当说明刑事诉讼的基本程序、期限及注意事项等，并对受害单位或个人遭受的损害、损失，难以得到修复或挽回的原因做出说明和解释。建立法律监督释法说理制度。对作出不起诉、退回补充侦查、刑事不立案、不批准逮捕和不支持抗诉等决定时，应因案制宜，制作相应的说明书。探索跟踪回访释法说理制度。对矛盾突出、利益关系复杂、当事人情绪激烈的案件进行跟踪回访，充分听取被访人的看法、诉求，给予解释答复。对合理诉求，要予以重视，切实加以研究解决。

（二）刑事和解制度

探索刑事和解，对处理犯罪案件、调整诉讼模式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作为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纠纷解决方式，刑事和解直接反映了案件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诉求，有利于保障被害人的话语权。但适用的时候，应明确适用范围、设定程序规制、保障当事人的隐私权以及刑事和解回转及回转后的权益，加强刑事和解的法律监督，防止有案不立，有罪不究。

（三）民事检察息诉和解制度

民事检察息诉和解工作，是检察机关在办理民事申诉案件过程中，认为人民法院生效的民事裁判不符合抗诉（或建议再审）条件，但存有瑕疵或未能彻底解决纷争的案件[1]，当事人有和解诚意、存在和解因素，依据自愿、平等、合法的原则，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并予实际履行，使案件不再进入诉讼程序，从而快速有效地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实现案结事了。民事检察息诉和解，有利于减少诉累，争取最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为此，检察院正着力探索息诉和解群众参与制度，选择典型的、具有教育意义的案件以及双方当事人均在同一社区的、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深入基层社区，采取聘请辖区街道司法助理、人民调解员、社区内具有较高威望、较大影响力的群众参与息诉和解。并尝试建立息诉和解公开听证制度，对疑难复杂的申诉案件，可以采取公开听证的方式，公开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对案件的主要证据、双方当事人的分歧意见进行质询。

（四）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

建立健全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2]，不仅有利于解决被害人家庭的实际生活困难，也是解决犯罪被害结果严重化带来的社会问题的现实需要。为了更大程度上满足被害人的利益诉求，有必要对现行的司法救助制度进行充实和完善。可倡导当事人参与制度。检察机关对司法救助公开听证，召集公安机关办案人员、救助申请人、申请人所在街道、居委会相关人员参加，当场听取意见，告知救助金的使用，并落实回访制度，考察救助效果。建立被害人救助国家追偿制度[3]。被害人若采用虚构、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救助金的，已骗领的救助金，应予追偿。被害人若已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获得赔偿或已通过民事诉讼、保险公司等途径获得赔偿的，已获得的救助金应当予以扣减。犯罪人若具有赔偿能力而已启动救助程序，国家可以向犯罪人追偿。探索救助联动制度。检察机关应加强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司法行政、劳动和社会保障、民政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定期通报对确有困难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实施救助的情况，征询意见和建议。

三、健全群众利益诉求联合化解机制

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决定了矛盾不是依赖某个部门、某一机关一己之力就能彻底解决的。化解社会矛盾，需要调动各种积极因素，采取联合化解的方式。

（一）检察机关内部联动制度

强化上下联动制度，上级院要加强对下级院工作的指导，帮助下级院解决具体问题，直接参与化解重大复杂矛盾纠纷，切实形成内部工作合力。这要求检察院完善联合息诉制度。成立由控申部门和相关业务部门组成的息访息诉小组，制定切实可行的处理方案，及时化解矛盾。推行原承办人参与接访制度。对案件办理过程中引起的涉检信访，原承办人必须到场释疑解惑。建立联合接访制度。以街道检察室为平台，由检察长或者分管检察长组织公诉、侦监、民行等业务部门负责人每周固定半天时间到检察室联合接访，现场解决群众来访问题。坚持定期联席制度。建立检察机关内部各相关部门协调配合机制和定期联席制度，交流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经验做法，整合矛盾排查调处的力量。

（二）检察机关外部协作制度

建立群众利益诉求情况通报制度，以便协作单位了解有关情况，有准备地应对群众诉求，及早做好化解矛盾纠纷的准备。利用信访申诉工作信息网络系统，通过在纵向的检察系统内部和横向的市区级相关信访单位网上接受和分流信访申诉，实现信访申诉情况的纵横对接。加强信访申诉案件转办、分流处理和息诉息访联动机制，检察机关与其他政法机关、行政机关建立完善定期交流情况、共同解决疑难复杂问题的联席会议，联合调查、联合听证、共同答复，增强纠错能力，形成解决涉法问题的合力。

四、化解群众利益诉求配套保障机制

以群众利益诉求为中心的矛盾化解机制，不单有表达、处理和联合化解这些要素组成，还必须辅以相应的配套制度，以回应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

（一）群众利益诉求反馈制度

为保证反馈的及时有效，检察院应建立群众来信来访规范处理制度。对群众来信坚持专人负责的工作制度，由专人专门负责拆阅群众来信，并件件登记。检察机关对来访群众反映的问题要进行必要的调查工作，并将调查的情况及时向来访群众反馈，征求他们对调查的意见。完善群众利益诉求分类处理制度。及时对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汇总、筛选、分类、分析，把合理的意见和建议转化为工作整改的内容。对人民群众重点关注的金融危机、世博安保、民生领域案件，加强民意沟通工作，尽最大力度救济民权、尊重民愿、解除民忧，实现案结事了。坚持群众意见回复制度。对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反映检察机关在检容风纪、接待态度、执法办案、检民关系、廉政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或建议，要及时给予回复。对于有价值的建议要认真研究，必要时邀请人民群众参与讨论，确保利益诉求得以有效实现。

（二）矛盾化解回访制度

对矛盾当事人建立档案，记录矛盾发生的时间、地点、缘由、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处理结果等。在矛盾化解后的一段时间内，检察机关承办人要及时安排回访，了解其思想状况、生活现状、对矛盾的化解是否满意等，妥善处理遗留的其他问题，直到矛盾得到彻底解决。回访时发现当事人思想有所波动、行为有所反弹的，要通过做思想工作、心理辅导等方式，稳定当事人情绪，从源头上遏止当事人缠访闹访的苗头。回访之后应做好回访记录，将回访情况详细记录并收入矛盾当事人档案。

（三）涉检舆情应对制度

检察机关应成立涉检网络舆情研判与处置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执行涉检舆情的研判与处置。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重视门户网站的建立和维护，利用技术手段作为辅助工具对网络舆情进行动态监测，并过滤、整合各种信息。可在几方面下工夫：建立涉检舆情应急预警制度。加强舆情的预警和把握，由信息员对各大媒体进行定期、全面的搜索，及时开展涉检舆情的监测、预警工作。建立涉检网络舆情逐级报告制度。制定详细而周密的网络舆情应急预案，将舆情划分等级并建立相应的应急预警机制。强化涉检舆情控制引导制度。加强正面引导，快速反应。对媒体关注甚至热炒的有关敏感案件，可以通过新闻发布会、接受专访等方式，第一时间做出解答。对重大舆情要适时跟踪，及时公开事件调查、处置情况，不给滥加猜测留有空间。探索涉检舆情协调互动制度。与党委政府的信息、信访等部门加强联系，加强与公安网监等相关职能部门的联动，建立与权威报刊、电视以及网络媒体的联系平台，争取传统媒体的支持和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完善涉检舆情处置评估制度。在网络舆情趋于平稳后，根据舆情的发生、传播和处置情况进行总结、梳理、反思，形成书面报告和建议，建立起有效的舆情处置评估机制，不断提升检察机关应对舆情接受监督、提高执法公信力的能力和水平。

（四）矛盾化解能力养成制度

内容可归纳如下：坚持基层挂职锻炼制度。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青年干警到街道、拆迁办、基层信访办等矛盾多发的一线去挂职锻炼，把养成与群众打交道、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作为干警的一门必修课。完善结对帮带制度。以“帮”解决社会矛盾，以“带”培养矛盾化解队伍。一方面，上级检察机关尤其是职能部门要深入一线，为基层检察院提供政策支持，提出化解矛盾的指导性意见；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中化解矛盾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干警要积极帮带年轻干警，在化解矛盾的实践中指导年轻干警，让年轻干警在具体实践中学习处理矛盾的方法，为今后独立化解矛盾积累经验。探索联合培训制度。会同人民调解委员会、信访办、司法局等部门建立联合培训制度。养成从不同的角度看待社会矛盾，提高工作艺术和技巧，创新矛盾化解的工作方法，学会借助社会力量和专业力量进行调解，全面提升矛盾化解能力，综合运用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开展矛盾化解工作。

作者：顾文虎 林清红

社会矛盾化解研究论文 篇2：

转型期农村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研究

摘 要：转型期的农村社会矛盾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的特征，由于化解机制单一，容易造成社会动荡。矛盾化解机制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建立化解机制的理念落后、解纷方式与新型化解办法脱节、解纷人员的专业素质能力不强等。完善农村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应确立基层政府在社会矛盾化解中的主导作用、扩大群众力量在社会纠纷化解中的辅助作用、整合农村社会矛盾化解的多元途径、明确农村社会矛盾化解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转型期；农村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随着国家改革全面深化，各级政府积极有效地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经济基础薄弱的农村地区。农村社会的积极转型不仅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使得农村社会矛盾日趋复杂化。目前在建立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的号召中，农村社会矛盾化解的途径亦值得探究。本文旨在通过分析转型时期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建设性地提出建构解纷机制的几点意见。

一、转型期农村社会矛盾变化面临的现状

（一）农村社会矛盾的复杂多样化

以前农村是个典型的“熟人社会”，情理脸面人情关系维系着人们的交往，“生活在以村落为单位的狭小场所里，纠纷主要以婚姻家庭矛盾和邻里纠纷为主”。[1]伴随农村社会熟人体系慢慢的解构，人口流动性较之以前大，转型期农村社会在国家的支持下，开始利用自身优势发展工地域经济，矛盾纠纷日益复杂化。首先引发的就是征地拆迁的纠纷，项目征地纠纷、环境污染纠纷等，人们与政府、开发商之间矛盾加重，还有就是间接引发了基层干群、农村保障问题，纠纷主体从单一个体向多个群体、从居民之间向居民与政府、企业、其他主体之间转变。以益阳市安化县马路口镇的一项调研结果数据显示来看，马路口镇自2011年至2014年调解纠纷类型从常见的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土地承包等日益扩展到了交通事故、赔偿纠纷及其他新增的纠纷类型。这从侧面反映出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类型的多样性，纠纷主体的扩大化，纠纷发生的关联化。

（二）农村社会矛盾的化解单一化

历来农村社会在宗族势力、情理道德的影响下，有着厌讼注重调解的习惯。调解的主要人员是德高望重的村民或者村干部，化解主体成员单一、文化素质低下、应变能力较弱且无法提供强制约束力。进行调停时双方遵循的一般是乡村民约、习惯等非正式的民间依据，有的甚至与国家法律相冲突，双方依照的程序也往往无章可循。而处于转型期的农村社会面对着多样的矛盾，仍然依赖于乡村调解这单一解纷方式，两者显然不相适应。国家提供的诉讼与非诉解纷方式比如仲裁、调解等由于国家司法公信力的缺失、诉讼资源分配不到位、司法运行不能契合乡村情形都导致了农村社会对诉讼等正规解纷方式了解少、接受度小、运用少。乡村依赖传统的居中调解缺乏强有力的司法依据和执行保障，往往导致农村社会矛盾得不到及时化解，最后引发了一系列的群体上访活动，造成社会动荡、资源浪费。

二、转型期农村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不足

如前文所述农村社会矛盾化解方式的现状可知，农村化解纠纷机制存在诸多问题。

（一）农村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理念的落后

有何种纠纷就需要何种理念进行化解，但是农村社会依然注重人治，法治理念的融入不够，乡村依照法律途经化解纠纷的比重不大，对法律的依赖性小。村民的观念陈旧，参与诉讼能力低下，怕讼心理存在，使得村民无法真正接触到正规解纷渠道。政府工作中欠缺以人為本的理念。在乡村社会中基层政府忽视了村民的基本诉求，不积极追求实际效益，不为村民办实事，割裂了政府与村民在纠纷中的主体性联系。乡村社会对多元化的解纷理念理解欠缺。无论是人们还是政府都未注重将自身力量与其他力量结合起来化解纠纷，“没有真正建构其各类矛盾化解主体之间协调协同机制，乡村社会矛盾化解的协同创新理念还不是很强”。[2]

（二）农村解纷方式与新型化解办法脱节

在转型期农村社会中如何处理好固有的调解方式与国家倡导的诉讼与非诉途径衔接问题是值得探讨的。在转型期乡村社会调解融入了基层政权的影子，建立起的大大小小基层自治组织实质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是对民间调解的比较进步性的改进但也局限明显。官本位的思维模式使得村民比较依赖于政权力量，但是乡村的人民调解在自身定位时模糊不清，一般政府将其作为杜绝信访的一种手段，并未将其看成维护人民合法权益的解纷方式。现在社会纠纷解决的方式多种多样，诉讼、调解、仲裁、信访并行，是严格依照司法解纷还是依靠潜在的政府力量化解纠纷，乡村社会需要依照自身现实进行谨慎的选择。在建立农村社会解纷机制的呼吁下，如何完美地平衡不同解纷方式背后的潜在权力影响则是首要思量问题。

（三）农村解纷人员及其专业素质能力不强

目前农村社会的解纷主体主要由村委会干部以及乡镇司法人员担任，一般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是自治组织采取“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做法，实际上人员没有发生大的变动。在乡村转型中原有的村干部等人员本身文化程度有限，不能很好地认识并处理复杂的矛盾。由于乡村发展制约，能够进行有效调解纠纷的人员数量比较少，现代化人才引进受阻碍。基层政府的治理水平有限，没能集合好政府与社会、群众自身力量共同处理群体性纠纷。随着乡村形势走向，矛盾的多样性与类型化必然会需要大量的专业人员来进行纠纷的处理。

三、转型期农村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完善

农村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应该充分评估自身的优劣，在足够认清社会矛盾纠纷现状不足的条件下，有的放矢的提出农村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矛盾的解决之策。

（一）健全农村社会矛盾化解的新型机制

第一是确立基层政府在社会矛盾调节机制中的主导作用。解纷的主要推动力量还是在于政府。政府可以加快推动多种解纷渠道的建立，为村民提供一个良好解纷的平臺机制。政府要积极主动推行法治理念深入农村，培养引进专业人才，强化自身解纷的能力，鼓励村民结合纠纷情形合理选择运用诉讼或非诉的方式及时化解矛盾。政府可以利用自身力量，号召社会力量慢慢更新村民的理念，让村民主动接受并参与到解纷机制的建立中来。政府及其权力机构还可以整合信访与司法资源，完善信访与立法工作，推动各项工作的法制化。第二是扩大群众力量在社会纠纷化解机制中的辅助作用。矛盾纠纷救济的手段不仅仅是公权力保障还包括私权力的救济。但是在私力救济还不完备的农村社会，运用不得当就会适得其反，所以由政府引导群众力量、社会力量合法保障权益不失为为农村解纷机制的多元化打开突破口的好的开端。赋予社会组织和专业人士参与解纷，能够发挥社会主体对自身生活区域矛盾纠纷的协调平衡的积极主动性。在建立现代化农村契机下，提升人们化解纠纷的自觉性文明性，引导其快速合法地解纷，为纠纷双方实现共赢。

（二）整合农村社会矛盾化解的多元途径

第一是依托现有力量拓宽合法有效的纠纷解决途径。村民对已有的解纷方式产生了教深的依赖作用，因此不可轻易除废。在目前阶段下它们对解决农村纠纷还是产生积极稳妥的作用，为村民提供了一条具体维权的道路。但是随着法治社会的推行，未来必然会要求在法制的道路上运行各项权利制度，多樣化的解纷方式会越来越明确，相互之间的选择衔接也会立法化，因此为了保证乡村社会长远的发展，政府必然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层级化的解纷模式，“建构一个有机衔接、功能互补、能满足村民不同需求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是化解农村矛盾纠纷的发展方向”。[3]第二是强化政府力量保障合法合理的纠纷解决结果。政府统筹自身权力和社会各界力量来解纷，那么对于社会或者群体自身力量解纷的结果势必要给予合法合理的保障，防止纠纷的反复性、不稳定性，约束双方遵守协商的结果，保证矛盾的顺利解决，维持社会的稳定。

（三）明确农村社会矛盾化解的理论依据

第一是协调国家法律与民间乡约的对抗关系。在农村社会里村民认知能力有限，不了解立法的情形他们信赖的是约定俗成的规则。深刻从法治与人治的角度认知农村社会矛盾解纷机制的建构，在诉讼机制之外的非诉方式中合理融入乡约规则是更加符合村民利益的。只要乡规民约不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法规，那么在调解过程中可以使用处理纠纷。在法治的严格背景下两者关系本质上有相通之处。第二是建立统一解决纠纷的标准化规章制度。对一些纠纷国家不容许存在例外情形，应该制定统一的规章制度加以预防规制。规章制度的警示、惩戒、教育作用能够引导人们合法合理利用正常渠道解纷，能够预见自己行为产生的后果，避免矛盾的二次激发。这也可以促进村民法治理念的更新，提升认知水平。

参考文献：

[1]趙建杰.农村社会纠纷：新态势、制度根源与化解机制[J].求实，2016（12）：88.

[2]赵天娥.全面深化改革视域下乡村社会矛盾化解效能的提升[J].理论探讨，2017（2）：163.

[3]兰世惠.完善多元化农村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思考[J].管理论评，2017（9）：99.

作者简介：

丁佳（1975～ ），女，湖南益阳人，益阳市委党校副教授，从事行政法学研究。

周铁涛（1976～ ），男，湖南益阳人，益阳市委党校副教授，从事农村法治研究。

基金项目：益阳市哲学社会科学立项课题——转型期农村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研究（2017YS48）。

作者：丁佳 周铁涛

社会矛盾化解研究论文 篇3：

新时期社会矛盾化解之路径研究

【摘要】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视野下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必须紧紧抓住影响社会和谐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的问题，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文章认为，必须通过加强法治、健全机制、促进公平、完善保障等路径来化解新时期社会矛盾，以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支撑。

【关键词】社会矛盾化解 法治 机制 公平保障

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视野下推进社会矛盾化解是新形势下的一个崭新课题，必须紧紧抓住影响社会和谐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的问题，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确保社会和谐稳定，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加强法治是解决社会各种矛盾的主要途径

法治是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的基本方式。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本质是利益问题。现阶段，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所占有的社会财富存在差异，因此社会上会出现一些矛盾和冲突，其他社会矛盾，诸如不同民族之间、不同宗族之间、不同党派之间、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矛盾，也都同利益有关。虽然这些利益矛盾的解决，有赖于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和手段，但法律机制是利益分配和调节的一种最具体、明确、普遍、权威的方式，法治是解决矛盾和纠纷的终极手段，也是一种最基本和最有效的途径。

法治是解决社会各种矛盾的主要手段。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社会中客观存在一些矛盾和冲突，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处置与解决，就会导致严重的对抗和冲突，进而危害社会安全，阻碍经济发展和影响社会稳定。在任何社会里，法律都是调节与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最基本手段。社会文明程度越高，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越需要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法治在实现社会和谐中的作用就越大。

法治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动力。公平正义和诚信友爱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要在全社会的绝大多数人中树立起公平正义的观念，一方面需要人们的思想道德修养的提高，另一方面需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具有一般性，它是为所有社会成员制定的，因此全体成员都要共同遵守；法具有公开性，法的内容是透明的，法要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守；法具有平等性，法律一旦制定出来，人人都要平等遵守，不能对任何人有特权和歧视，否则法律就会失去权威。

健全机制是社会矛盾化解的重要基础

注重社会矛盾化解体系建设。推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坚持不懈考量社会稳定动态系数，完善重大稳定动态快速通报信息平台，掌控各种社会矛盾于预知，防止突发事件的发生。更加注重清理积案，解决好涉及民生的历史遗留问题。完善矛盾静态性质和动态变化预判机制，建立维稳工作干预机制和社情民意调查机制，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和组织网络、跟踪督办工作机制、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以及维稳责任追究机制。夯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防范于未然，把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奖惩兑现，完善维稳工作考核评价体系。

着眼于源头防范治理制度建设。扎实推进社会矛盾化解，要加强源头防范，把社会稳定动向评估作为重大项目建设与重大决策制定的前置和必经程序，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以健全完善“大调解”工作格局为契机，从拓宽领域、强化效力、增强联动等方面入手，统筹发挥好人民调解、司法调解与行政调解的作用，形成化解矛盾的合力。以解决群众关心的突出问题为突破口，解决一批重点涉法涉诉信访案件，解决一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职能，不断增强基层化解矛盾的能力，最大限度地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切实变被动化解为源头防范治理，实现“早发现、快处置、不激化”的社会矛盾化解目标。

强化应急处置机制建设。要善于通过矛盾纠纷表象发现潜在危险，防微杜渐。针对突发性矛盾或突变性事态，必须有应急处置预案，并能迅速落实到位。立足于有备无患，宁愿把事态估计得严重一点，对策措施考虑周全一些，做好应对各种情况的各项准备。不断修订完善应急预案，尤其是面对一些重大激烈的矛盾纠纷或群体性事件时，要冷静从容，果断处置，应对有力。

促进公平是社会矛盾化解的有力保证

首先要化解群众积怨和忧愁。公平正义既是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更是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需求。为此，要着力解决民生问题，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和谐稳定。要畅通群众合理利益诉求渠道，高度重视信访工作，变上访为下访，使人民群众心理有组织有依靠，冤屈有处诉，意见有处提，怨气有处解，合法利益有保障。防止矛盾纠纷化解不力，处置不当，演变升级，进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要深入推进基层平安创建活动，及时消除各种简单摩擦转化为民事争端、治安纠纷转化为刑事案件、轻微案件转化为大案要案、现行案件转化为隐案积案的风险，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大大减少滋生社会矛盾的的土壤，从根本上消除社会矛盾的发生。

司法机关要严格公正执法，把公平贯穿于执法活动全过程。无论当事人是谁，其财产多少、地位如何，司法机关都要做到秉公办案，决不允许有“法外公民”、“案外法官”，真正让人民群众从我们承办的每一起案件、处理的每一件纠纷、接待的每一件申诉、化解的每一件矛盾纠纷中切身感受到司法的公平正义。同时，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知法、守法、护法的水平，引导民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在法律框架内按法律程序表达合理诉求，防范和避免走非正常渠道的极端事件发生。人民法院要积极推进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切实采取措施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增强量刑工作的透明度，统一裁判标准。各级法院要加快成立专门审判管理结构，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审判权和执行权运行机制。检察机关要加强对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探索上下级协调办案机制，强化抗诉书说理内容，促进司法公正；针对“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等问题，抓紧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工作机制，维护司法公正。

政府要切实做到依法行政，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提供公平竞争的制度保障。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既要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又要重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府既要重视经济手段引导资源配置，又要辅之以必要的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消除各种制约和影响资源优化配置、资源合理利用的体制机制，健全统一公平、公开竞争和优胜劣汰的机制，为各类经济组织平等竞争、公平发展创造条件，消除因体制、机制和制度不公平、不透明而产生的各种矛盾。着力建设法治政府、透明政府、服务政府。用公开赢得信任，用公正赢得拥护，用公平赢得支持。

完善保障是社会矛盾化解的治本之策

社会保障作为一项基本制度，既是经济的“调节器”，也是社会稳定的“安全网”，更是社会矛盾的“防火墙”。众多社会矛盾因都是社会保障不到位而萌生，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必将大大减少社会矛盾。从世界范围看，社会保障已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历经多次世界经济大萧条而日益完善，显示出其在调节收入分配、化解社会矛盾、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等方面的强大功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保障不仅对于拉动消费、刺激经济复苏具有特殊重要作用，而且是稳定社会、安定人心的治本之策。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党的十七大对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作出全面部署，提出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到2020年，实现“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的目标。这是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总体规划和部署。实现这一目标，关乎国运、惠及全民，造福当代、泽被子孙。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尽快实现社会基本保障。在当前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时期，要继续完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加快覆盖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各类劳动者。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要注意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完善制度，努力加快扩大覆盖面。健全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做到应保尽保，并稳步提高保障标准。加快制度整合，逐步实现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统一和城乡衔接。要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社会保障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健全社会保障管理信息系统，建立个人终身社会保障号码，并尽快实现全国联网。以完善的社会保障化解偶发社会矛盾。

注重关心社会弱势群体。腐败和浪费易产生于强势领域，矛盾和问题多出现在弱势群体。化解社会矛盾，要限制强势群体，体恤弱势群体，缩小贫富差距。要加强对强势部门的基金征缴，增加缴费收入，强化基金监管。财政性社会保障投入要重点向农民、农民工、被征地农民、城市无业人员和城乡残疾人等特殊困难人群倾斜，注重关心社会弱势群体，化解由此而产生的众多矛盾。要尽力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社会保障投入是用人单位、职工和政府的共同责任，要合理划分三方责任，形成科学的分担机制。

【作者为平顶山学院副教授】

责编/边文锋

作者：陈虹